第一百三回，顾炎武舌战安文思，汤若望振兴天主教

    却说大清王朝欲降服士子之心，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着法，颇收成效。可是有极少数影响很大，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者，屡次征召，就是托词不肯入朝为官。皇上将他们连床都一起抬进京城也是不肯从命，可一回乡马上就能下地干活，比谁都欢实，让朝廷激不得，恼不得，还不能担个坑儒的恶名把他们这些人怎么样？班布尔善想出了个办法；‘大清朝不是有法令旗人按级别圈田么？他们这些人都作过伪官，他们那几亩地本身就是伪产，可以没收，不必调换。把他一家脖子扎起来，看他们这些酸儒还敢矫情不？’鼇拜一听，果然是个好主意。旗民一绳地是四十亩，俗称跑马占荒，有分得一绳到六绳的不等。一夜之间那些个脑后有反骨的臭老九家里连房子带地都被旗人圈了去，想留下来的算是投充为奴，三代之内别想当自由人，无任何人身权利。象黄宗羲，顾炎武这类的人物哪里认可给旗人为奴？便抛家舍业，进了荒山，备尝艰辛，难以言表。

    有些学子在高压下不得不出来作官，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黄宗羲则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过着‘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苦日子。他写信向顾炎武求援，顾炎武答道；‘饥来驱我往，不知竟何之？’看来就是想要饭都不知道往哪儿去了？此时朝官叶方蔼，杨光先分别给二人来信，说是朝廷聘其二人为翰林院大学士，主修明史。怎知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还是不肯从命，黄宗羲回答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只存一根傲骨，留于后世。’顾炎武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冯铨见了叹息道；‘可惜了这两位大才子了，不为朝廷所用。如今天下一统，太平盛世，他们这是何苦呢？就凭他们那几个人能改变得了什么？徒自烦恼，由他们去吧。’

各地官员对这类人严加管束，一旦抓住把柄，严惩不怠。屈大均四十岁还无人给妻，形同个流浪汉。来到陕西华阳与王弘撰居然一见如故，气味相投，攀谈多日，不忍分别。王弘撰有妹华姜，长得如同天仙，多少豪门大户重金相求都遭拒绝，却嫁给了这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让当地百姓笑掉了大牙。

    顾炎武与其他人不同，到了此时还不肯安定，奔波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地，联络义勇，结交天地会首，总想揭起义旗反清复明。各处首领也很是犯难，鲁监国已是翻船淹死，永历又遭屠戮，连一个可以做为号召的中心人物都没有，如何能贸然起事，驱除鞑虏，光复大明？在江西彭士望家里，遇见了意大利耶苏会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这两人与其他传教士不同，专喜游历，天南海北，无所不到，曾入四川给大西王张献忠当过钦天监，掌管历法，被封为‘天学国师’称号。但看到张献忠不可能遵奉天主教，就不再作努力，而是来到了舟山，向鲁监国以海传播上帝的福音。顾炎武博学多才，与其舌战十日，双方不分上下。没想到天地太小，在彭士望家里又是巧遇，双方象见到老朋友一般，都非常高兴。时过境迁，双方的论战又转换了题目，安文思把顾炎武比做好斗的公鸡，顾炎武也反讥他为八面猴。见面不到半个时辰，双方的大论战就又开始了。

    安文思道；‘你们中国人就是目光狭隘，妄自尊大，总把自己看做天下的主宰，世界的中心，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之邦，得臣服于中国。岂不知中国只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并不比哪个国家尊贵。我老师利玛窦晋见大明皇帝时，不得不屈从于中国天圆地方这个传统概念，把中国放在了中央的部分，万历才龙颜大悦。他在书中写道；‘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与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所有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中国人历来认为天下只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与禽兽。华夏自然是天之骄子，统领世界。夷狄是不开化民族，等同于野蛮人，比禽兽强不了多少。所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要知道，在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分舱海船与罗盘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火炮与天文地理知识还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我天主教的传播，犹太商人的游历，使得世界各国科技相互交流，已非往昔可比了。中国只知道输出学问而不肯从其他各国学习先进技术，固步自封，坐井观天。要知道商人海上利益是投资十倍的回报，财富的刺激使得西欧的商船不断的改进，已远远的超出了中国。对于火炮而言，也是越来威力越大，中国再拒绝迈入世界大家庭，将要落后于世界，自己成了野蛮人了。’

    顾炎武反驳道；‘我华夏是以农业立国，自给自足，不需要外夷介入。华夏文明并非指的是疆域国土，而是指华夏的文化精髓与民族精神。五胡乱华最后也被华夏文明所同化，变成为中华人氏。元人入主中原也是被华夏文明所同化而不是汉人转变成为部落氏族的奴隶，成为游牧民族。孔子当年也曾想要入夷狄而居，用华夏文明开化夷狄，使之转变为华夏民族。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文化是区分华夷之根本，如今满人圈占旗地，变汉人为奴，人分三六九等，实行民族压迫。迫害学子，扭曲中华文化。将历代圣贤所倡导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都改头换面，成为了伪君子，言行不一的学问。将真，善，美的内涵都转变成为愚忠，愚孝，只知宗亲，只知身家，而不知民族国家是何物？在这些愚民教育下，有多少女子夫死不嫁，欲守贞节？有多少孝子无端丧身于舍身崖，为的是延长长者寿命？至于割肝割股的不计其数，都是二十四孝之愚弄。满人口口声声以孝治天下，以孔孟之道作为治国之策。但观其所行，都是权术而非真正想要继承华夏文化。他们禁绝图书，连你们天主教也被取缔，只重视佛教，想以此麻醉人们的反抗精神，把一切苦难都归结于孽债，是前世注定。长此以往，还谈什么华夏文明？富国强兵？明华夷之辨并非是盲目的排外，而是注重其内涵，相互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对于万国来朝，中华一向是以礼相待，厚加赏赐，连食宿都是政府担负。对于商人也是轻取其税，扶危济困，这就是一个中华大国恩抚四海的风度体现。中国是一个重义轻利的国家，讲的是好让不争，谦和中庸。而各国来华不是想巧取豪夺就是想把西洋文化强加于我，全盘否定我中华文化，这当然要引起我中华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了。’

    安文思道；‘中国从来就没有派出过学者出访列国，而在西洋，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周游列国，见识渊博，所以能举一反三，加快了文明的脚步。我们得承认，在明洪武时西洋各国还处于蛮荒状态，各国君主忙于征战，中国没什么可学的。可这二三百年西洋各国已是发展迅速，财富高度集中，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类的贪婪是可耻的，但卑劣的贪欲，是促进当代文明的唯一动力。金钱，金钱，还是金钱，这无尽的贪婪使得财富高度的集中起来，与竞争对手殊死搏斗，抢占市场，争夺势力范围，这就促进了科学的进步，有了坚船利炮，有了先进的科学仪器，这一切的动力就是为了争夺金钱。对于西洋各国来讲，人的存在价值就是创造财富，这是唯一的理由。如果这个人不能创造财富了，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需要新的强者加以取代。而在中国主要争夺的是权势，无休无止的内耗，剥别人而自肥，并不创造财富。从永乐皇帝到崇祯，永历，乃至于今日，当权者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争夺权势保有权势上面了，从不知道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为何物？倒是一些商人抓紧一切机会聚敛钱财，但不知何时就会飞来横祸，闹得人财两空，白费辛苦。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均贫富，等贵贱’的虚幻梦想，‘民不患贫而患不均’，使得有钱人心中无底，有钱就大肆挥霍，尽情享乐而不愿意留下太多的钱财惹祸招灾。中国的吃文化，玩文化，建筑文化都是世界之最。‘今朝有酒今朝醉’已是华人的共识，这与中国历朝历代的抑商政策是分不开的。没有个人财富的高度集中，没有对财富血腥的竞争，就不能促进人类的进步与繁荣。在西洋各国，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对基本人权的认可。而在中国，集体宗族利益重于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西洋各国承认强者占领的合法性而中国抵抗强者占领的不合法性。你们称满清为伪朝，满人为鞑虏，而你们的正统又在哪里？明朝已经成为了历史，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何必抱残守缺，想要光复故国，做一些无谓的挣扎，自讨苦吃？我天主教徒遍布天下，都以教皇为核心而不以国家民族相区分。凡是我教友都是兄弟姐妹，在天主的教诲下劝人向善，最终实现世界大同，消灭战争与苦难，这才是人间正道。你提倡暴力，杀戮不止，为一个不存在的王朝奔走呼号，实在是不可理喻。’

    顾炎武道；‘华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提倡大一统精神，[公羊传]中的三世说是儒家的精髓。传闻世为据乱世，黄帝，蚩尤天下诸侯上万，最终实现了大一统，以华夏文明为核心，四外为夷狄，接受华夏文明，逐步走向开化。接着为所闻升平世，商汤聚合诸侯三千，将独夫民贼夏桀赶下了台，后来周武聚合诸侯八百将独夫商纣赶下了台。这说明中国一直是以民为主，君为客的开明国度。到了周朝成为太平世，人们井田聚族而居，基本实行公社制，贫富差别不大，历经八百余年，祥和安定，鲜有争战。后来人心变坏，当权者各私其亲，各私其子，权利的争夺与财富的争夺使得礼乐崩坏，人心不古，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这才使得华夏大乱，破坏了大一统的格局。但是儒家学说一直是华夏的正统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分久必合，合的年代要远远大于战乱的年代，这就是华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不一定要尊奉哪一个王朝，但要尊奉的是一个能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王朝。五胡乱华与金元统治正因为把儒学变了味，使万民缺少向心力与归属感，所以很快的就衰亡下去，最终由汉人所取代。明太祖重用儒者，以儒治国，注重朴实，循序渐进，国力很快就强盛起来。成祖派郑和遍访列国，一方面是弘扬中华文化，也有向列国学习之意。但由于所到之处都远不及华夏文明，所以后代皇帝对出使列国较为淡漠，认为白白浪费钱财。利玛窦来华正逢末世，这五六十年征战不已，哪里有人顾得上周游列国？满清武夫当道，都是一些白痴。遏制异端唯恐不及，他们根本就代表不了我华夏正统，应当驱逐出关，与犬羊为伍，那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我华夏乃是夷狄禽兽之主，满虏不讲人伦与禽兽有什么区别？我身为学子力争辨明华夷之分，人兽之分，启迪我华夏人心，认清满虏非我族类，不可屈从，把自己降之为蛮夷，泯灭华夏精神，甘做满人的奴隶，奴化我中华，泯灭人伦，折断傲骨，只为吃穿忘记了国家与民族，这是民族的屈辱。我宁可象屈原一样跳水而死绝不愿随众醉生梦死，自我欺骗，欲盖弥彰。’

    二人唇枪舌剑，斗了三日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彭士望打了圆场才让二人安静下来。过了两天，二人又友好的分手，比刚见面时感情又进了一层。安文思叹道；‘在中国象顾先生这样的人才快要绝种了，要是有一百个顾先生在中国当政，中国将是世界第一强国，文治武功，无人可比。只可惜生不逢时，只能草间求活了。’他们听说京城里天主教又兴旺起来，连顺治皇帝也信奉了天主教，感觉这是个天赐良机，便一路传教访友直奔北京而去。

    来到了北京，汤若望非常高兴，对二人道；‘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教会极缺人手，会讲道的牧师太缺了，你们到西郊一带多培养一些同仁，共同为我主作工。’利类思担心的问道；‘朝廷不会找麻烦么？’汤若望道；‘绝不会的，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做，有神与我们同在。当年利玛窦老师是对的，想在中国传教必须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否则就会寸步难行。利玛窦老师准许教友跪拜‘天地君亲师’，并不对教民一向遵奉的多神习惯加以苛求，所以得到了很大的成就。在中国传统道教里面，是随处都有神的。人的五脏六腹有神，所谓‘心神不定’，‘六神无主’，眼神，三尸神等等并不代表至高无上的神灵。猪有猪神，厕所有厕神，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容，这与我们所赞颂的神完全是两回事。中国人讲的‘道’，倒与我天主有些个关连。天有天道，地有地法，人有人道。天道有常，并不干预人事。人道是天地之合，可以采取进取精神，改变天道，地法，天人合一，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都是太极集聚而成。宇宙天地为一太极，人亦一太极，灰尘亦是一太极。道在天地之中，人体之中，万物之中，屎尿之中，所有的一切无不存有‘道’与太极在里面。他们所说的神与道与我们所遵奉的创世主并不是一回事，不必过于精神紧张。当年就因为有些教士不懂中国国情，遵从罗马教皇之意，打碎各种神像，扔掉孔子与祖先的牌位才惹恼了中国人，使得崇祯禁绝传教，令利玛窦老师所作的工毁之一旦。如今我已蒙教皇恩准，在中国传教可以按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灵活掌握，不必拘于教会守则。’

    二人听罢大喜，答应可留在北京为主作工。他们对汤若望居然能在这么短暂的几年里发展了三十多处传教场所，并取得了皇帝的赞许感到惊异。汤若望对他们道；‘这主要是神的大功能影响了范文程，让他带着重病之身还在为主作工。他将我引荐给了顺治皇帝，并依据事实奏报了我与徐光启所制订历法的准确性，阐述了回回历的失误之处。我进献了当年与徐光启合做的混天星球，地平仪，望远镜，舆地平图，少年皇帝大感兴趣。当下就封我为钦天监监正，称我为‘玛法’，就是满语师傅之意。回回科的杨光先不甘失败，总找机会诬告于我。每一次诬告反使得小皇帝给我提升一级，从正五品提到正三品，从通议大夫到太仆寺卿，后来到太常寺卿，杨光先等人也就没咒念了。我把与徐光启合编的[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历书]献了上去，顺治亲题‘依西洋新法’，将历书定为[时宪历]颁行天下。我见顺治皇帝有向善之心便向他传播天主教义，希望他能带领中国人信奉我主我神，顺治很有灵性，愿意归我天主。只是皇太后信佛，阻力很大。皇帝又多次加封我为‘通玄教师’，‘通政司通政使’，‘光禄大夫’等职，是朝廷一品大员待遇了。我并不想要那些虚名，只想多为我主多做点工作。我动员教友们集资修建教堂，就在宣武门小教堂的旁边空地，修建个大教堂。利玛窦老师神灵有知也会为此而欢喜的。’三人又谈了一气，都对前程充满了信心，这是天主教在华夏的一次大突破。传教士们经过六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华夏这块刚硬的磐石上用神的手杖击打出了甘泉，神的大异能真是无可估量。

    自古以来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矣。兴起什么风，准保由上面而起，刮遍京城，然后播及全国，形成一阵狂潮。吃喝风，奢侈风，赌博风，裹小脚风，谄佞风，建豪宅风，送礼风，花钱办事风，挟妓诗酒风，金莲传盅风，礼佛风，崇道风，养花鸟鱼虫风，文会诗会风，穿戴风，金银手饰风，厚葬风，养外室风，赠马屁诗文风，无一不是先从上面兴起，一阵风般的吹遍了全国，深入人心，形成新的习俗，逐渐变成中国的国粹了。

    天主教也是一样，利玛窦等传教士奋斗了近六十年，收效甚微，只有极少数君子士大夫略之一二，也是不甚虔诚的。如今汤若望说动了顺治皇帝信奉了天主，王公大臣们蜂起云涌都入了教，带动得百姓们全家全族都入了教。京郊一带整庄整村的入教，各处捐献修建教堂，形成了风潮，人们虔诚的跪拜上帝，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新教堂落成的那一天，皇帝御赐[钦崇天道]金字匾额一面，连皇太后也赐银加以奖赏。王公大臣们捐资无数，上奏请求阜城门外利玛窦墓地一带划封为传教公墓，专门安葬来华传教之人，皇帝当下恩准。从那时起，利玛窦坟墓就成为了圣地，每天来此拜谒的人山人海，到了礼拜天人挤人的，后来的都无法领到圣餐，至晚含悲而去。

汤若望从教民之请，在此修建了圣母玛利娅教堂，舍身做修女的不计其数，神职人员再三相劝勉强留下了三十个修女，令众人羡慕不已。皇帝御书匾额[通玄佳境]，并给宣武门教堂题写了[御制天主堂碑记]，洋洋洒洒数百字，题有诗文道

；‘事神尽诚，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斯衿式。’

如此一来，教民们更是如痴如醉，找到了归属。从顺治十一年直到十八年间，是天主教在中国最为兴旺时期，人们尊敬汤若望，都称其为‘汤老爷教’。汤若望虽说年事已高，有神的赐福，身体康健，神采奕奕，讲起道来声如洪钟，如同神灵一般。教民们有了病一摸他的衣服，病就会无影无踪。只要有了信心，神的赐福是极其灵验的。人们争相上台去做见证，神的大功能真是无可测度，可拯救万民脱离罪恶，脱离苦海。

    见天主教把大清皇室与万民融为一体，皇太后也感到欣慰。各地来要求传教士到他们那儿传播上帝福音的不计其数，不达目的，绝不肯走。万般无奈皇帝恩准天主教每个省派出一位传教士，共派出了二十四位，都是德行高深之牧师，全国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纷纷建了起来，有些乡村也集资建起了教堂。做礼拜是人们最为神圣之事，学习圣经是一门最为热门的新兴学问。

    范文程病重，派人请了汤若望，在暗室里忏悔三个时辰，泪流满面的出来了，无人知晓内情。在他临终前汤若望亲自前来为其做弥撒，按其请求将一个十字架放在他的胸前，如同睡过去一般安静的闭上了眼睛。儿女们遵从他的遗愿将其安葬于祖坟，不立祠堂，不写碑文，只有一个小坟墓，刻有[范文程之墓]五个字。布衣下葬，无任何随葬品，比一般平民还要俭朴。一代开国元勋无人知晓他究竟有何感想？也无人注意他的墓穴葬于何处？死时六十九岁。

    汤若望大权在握，把[大统历]，[回回历]一概不用，并把回回科撤掉，钦天监都换上了自己的门徒，掌管钦天监事务。被革职的吴明桓并不服气，两次上书弹劾汤若望推算有误，结果都是诬告，反把自己弄进了监狱。被罢了官的回回科主管杨光先恼羞成怒，在家中编写了[拒西集]，[辟邪论]，[摘谬十论]等文字，四处散发，指责天主教教义及西洋历法之谬误。通过冯铨给礼部上书道；

‘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我大清正朔之权，我朝农历正月初一被西洋历法弄得无一定规律，这不是以夷乱华又是什么？中华占卜阴阳五行八卦，都依照农历方才准确。一改西洋历法，众神无所归依，天地大乱，人心大乱，万物大乱。长此以往，必灭我中华文化，夷狄成为正统。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绝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明华夷之辨，方能辨明是非。儒，佛，道都被天主邪教压下去了，难道中国要全盘西洋化，将大好河山拱手送于夷狄么？’

此书一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鼇拜等武将早就看着天主教不顺眼，满大臣也多数是信奉喇嘛教的。密宗传进中国不久，既可参佛，又可尽情与善男信女交合，这大欢喜佛练的正在来劲，让天主教一冲，倒着实受些影响，天主教管滥交称为‘罪中之乐’，可在佛乐声中群交群舞自有其极乐所在，鼇拜等人正练得起劲，恨不得每天都练一遍。见到杨光先的上书，都有同感，指斥天主教才是邪教，是西洋人欲篡夺中国的诡计。

    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拥护天主教的一派是主张取缔天主教，提倡佛教，主要是密宗教的。皇太后依违其间，没有个明确态度，皇帝是既不反对佛教也不排斥天主教，却准了众臣们的弹劾将冯铨罢了官职，罪名为曾向姜瓖索贿三万两银子，实际上毫无证据。冯铨是何等聪明之人？年纪已老，正好回府静养，并不与众人分辩。冯铨离朝后，皇帝什么事也不顺手，陈名夏借机会大捞特捞，吏部成了他的掌中之物，儿孙们在乡横行不法，无人敢于过问。不到三年，还得将冯铨请了回来，主理朝政，陈名夏掉了脑袋，朝政方才走上了正轨。正于此时发生了一场天大的祸事，将洋教之争又推向了高潮。若知是何祸事？且容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