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爷爷家的屋檐下住着两窝小燕子。夏天的时候，我和妹妹在屋檐下玩耍，听见从燕窝里传出“叽叽叽”的雏鸟叫唤声，于是我们找来一根长竿子，准备把燕窝捅下来，看看燕窝里一共有几个小燕子。正当我们要往下捅的时候，却被五爷爷发现了。他严厉训斥我们道：

“快住手！那窝小燕子是一窝小生命哪，你们可不能把它们糟蹋了！”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在潮湿的屋檐下嬉闹的时候，突然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只光溜溜的小动物在蠕动。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小雏燕。那雏燕长着一个大大的肚子，肚子上布满条条暗红色的血脉；翅膀虽然长出来了，但羽毛还没有生出来；眼睛也没有睁开，嘴角处呈鲜嫩的蛋黄色。它闭着眼睛“叽叽叽”地叫着，像是在呼唤它的妈妈。我一把就将雏燕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仔细把玩。妹妹看见可爱的雏燕，就跑过来跟我抢夺。五爷爷听见我俩的吵闹声，就走过来看个究竟。当他看到我手里拿的是一只雏燕时，脸上立马就严肃起来。他大声呵斥道：

“岽子，燕子是一种益鸟，你可不能拿着玩儿。你把雏燕拿走了，你知道它的爹娘会有多伤心吗？——赶快给我！”

我只好悻悻地站在那里，把藏在身后的雏燕乖乖地交到了五爷爷的手上。

五爷爷接过雏燕，用手掌小心地托着，然后找来一把梯子，费力地爬到梯子顶端，佝着腰把那只雏燕原封不动地放进燕窝里去了。

五爷爷家的院墙是用泥土夯成的，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淋成了狗脊。院墙本来就不高，如今已东倒西歪，只有半米光景了，站在院子里能够看到墙外的四周。在围墙的低矮处，五爷爷摞上了一些破缸旧瓦和石块。茅草从破瓦片和石块底下倔强地探出头来，仰望着外面多彩的天空。在靠近东墙的位置，五爷爷几十年前栽下的那棵楂梨树已经长得有一搂抱粗了。繁茂的树冠，笼罩着整个院落。农人说得好，树大招风。每年春夏季节，从黄海海面上吹过来的强劲的东南风，将这棵楂梨树慢慢地刮歪了，树干往西北方向微微倾斜。那楂梨树下隆起的青绿色的树根从东墙地基下伸展出来，裸露出地面。年复一年，树根慢慢地掀垮了土墙，五爷爷不得不用一些石块堵住了那个缺口。

大概在1948年腊月里的一天，我和妹妹正在五爷爷家的院子里玩耍，突然听见从大路上传来“嘀嘀”的喇叭声。穿过低矮的短墙，我们发现从西面山坳里开过来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那吉普车穿越一个羊群，扬起一缕雪白的烟尘，正风驰电掣地朝这边赶来。当吉普车开到五爷爷家门前，便嘎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三个穿着绿军装的解放军。其中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壮汉腰束皮带，腰间挂着一支短枪。他跳下车以后，就径直朝着正在墙根儿下晒太阳的五奶奶奔过来。在距离五奶奶几米远的地方，那壮汉就“扑通”一下跪下了，然后大喊一声：

“娘——我是山子呀！”

我突然意识到，今天真是天降鸿运——我十七叔在失踪二十多年后，今天终于回来了！我看见十七叔在距离五奶奶几米远的地方先是磕了几个响头，然后快速膝行到五奶奶跟前，双臂搂住五奶奶的腰部，把头埋进了五奶奶的怀里，泣不成声。

五奶奶先是像个木头人一样，仰着脸，一双盲眼斜视着天空。待她意识到是山子真的回来了，便用一双瘦骨嶙峋的拳头敲打着十七叔的脊背，两行浑浊的眼泪也从她那干瘪的眼窝里滑落出来：

“你这个不成器的孩子呀！这些年，你可把娘想死了啊——”

这是我平生听五奶奶说得第一句话。

亲眼目睹了眼前的一幕，五爷爷像做梦一样。他撂下手中的家什，慢慢站起身来。他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不住地搓着布满老茧的双手，也不说话，脸上挂满无可名状的复杂表情。

十七叔在五奶奶怀里哭完了，就转过身来，朝着五爷爷连磕了三个响头。五爷爷连忙迎上前去，将十七叔扶了起来。

十七叔回来的消息像一阵风一样立刻传遍了全村。村民们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看热闹。两个军纪严整的解放军战士，怀抱冲锋枪，一边一个站在大门口的门楼下。他们看见络绎不绝的乡邻前来看热闹，也不阻拦，只是微笑着，不住地向老乡们敬着标准的军礼。

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村民们纷纷带来了自家仅有的一点稀罕东西：有苹果，有板栗，有花生和干枣；妇女们则带来了鲜鸡蛋、小咸鱼、腌肉、米酒。在我娘的张罗下，几个办事麻利的妇女立即生起火来，开始做饭了。

从十七叔与相邻们一遍一遍的讲述中，我用耳朵断断续续地拼凑出了十七叔这些年的大概经历：那天晚上，他放火烧了私塾以后，就沿着亮马河堤往下游走，清晨的时候到达了黄海边上。他偷偷解下一叶小舢板船的缆绳，跳上船，顺着海岸一路往南划。饿了就将舢板船找个僻静处泊下，钻进人家的庄稼地里偷啃人家的萝卜、地瓜、西红柿等，白天黑夜地划，划了大概有十多天，才在浙江沿海上了岸。他一路乞讨，经过江西、湖南等省份，流浪了大半年的时间，后来到达了广东。凭借他念过几年私塾，认识几个字，他就很顺利地进入了一个免费的军校。军校毕业后，他就开始了南北征战的戎马生涯。他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参加了平江起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百团大战，后来又跟胡宗南的部队周旋了好几年。前几天，他刚指挥部队攻下了济南府；这几天，他们的部队又将国民党几万人的杂牌军围困在了莱芜战场。趁总攻还没有正式打响，粟裕司令员特批准他回来看一眼已经二十多年未见面的爹娘。假期只有三天，后天就要返回部队前线。

十七叔与乡亲们多年不见，有唠不完的话。他们边吃边喝，一直唠到凌晨时分。吃完早饭，十七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用军人特有的命令般的口吻对五爷爷说：

“我走了这么多年，院子里那棵楂梨树都刮歪了，你也不去直一直。今天你不要干其它事情了，花点工夫把它扶正了。”

五爷爷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顺从地答应了下来。他先是削尖了几根木桩，斜刺着楔进东墙外的空地上，然后找来几根粗麻绳，一端系在木桩上，一端绑在楂梨树上部的树干上。他将绳索一根根地慢慢收紧，拉直。但折腾了一上午的时间，楂梨树却纹丝不动。中午，五爷爷又抡起䦆头，在楂梨树西侧刨起土来。他奋力将刨出来的树根截断，以减轻树干东拉的阻力。直到傍晚时分，楂梨树的倾斜度依然没有丝毫的改观。

这时候，十七叔默默走向前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五爷爷道：

“爹，算了吧，树大了，你是矫正不过来的。这就像我小时候，你娇着我，哄着我，把我给宠坏了。等我长大了，你怎么能改正得了我身上的毛病呢！因此说，我那时候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五爷爷似乎听明白了十七叔让他一整天徒劳无益地矫正楂梨树的深刻用意。他的鼻子里陡然感到一阵酸，两颗滚烫的老泪也迅速地滚落了下来。

那是幸福的泪，还是自责的泪？似乎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全文完）

                                    2015年10月23日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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