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水肿

税务与财政合并，主要体现在一个领导班子和一块牌子上面。两大块业务依然是各干各的，办公也没在一起，财政这块在县政府里面，税务这块还是在复兴巷10号。伍定西叫我留在县局说的是要“学有所用”，这实际上就是从税务转到财政这一块了。所以在这年9月份完成学杂费收缴任务后，被分配到了企业财务股，并口头指定为负责人，同时兼做办公室的全部工作（管理印章、值守电话、上下联络、收发文件等等）。那时全局（含税务那块）只设有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又只有我一个人，而且还是兼职的，确实显得有点“不像样子”。其实也不止办公室，财政这块一共设了预算、行财、农财（含农税）、企财等四个业务股，除预算股有个副股长以外，行财股和农财股都只有一个口头指定的负责人。企业财务股除我之外还有四个工作人员，是人手最多的。之前有一个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股长，我去之后被调到人事股任股长去了。于是就形成了四个业务股只有半个股长（预算股副股长），两个非业务股室只有一个股长（人事股长）的局面。

企业财务股的全称叫“企业财务管理股”，顾名思义，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县属国营企业的财务活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①核准企业的年度财务计划并按季检查、考核；②核拨、补充、回收企业流动资金；③核准、拨付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④审核、汇总上报企业月份、季度财务报表；⑤审核、汇总上报并批准企业年度财务决算；⑥按季收缴企业利润或弥补亏损；⑦辅导企业财务工作、培训企业财务工作人员；⑧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除此之外，要做的事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不过那时正处在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人处处、时时刻刻，无不为如何才不至饿倒而盘算，哪有多少心思真正用到业务工作上呢！不只是企财股、办公室，以至整个财政局也只有我和另外两三位同志在家坚守（免强应付各项工作），其余同志多由县政府机关（伙食团）统一组织，或下嘉陵江电鱼（一种灭绝性的捕鱼方式）；或去山上打猎、采野菜野果；或去国家粮库加工以劳动力换米糠；或“自力更生”在机关院坝里生产小球藻（把院坝围成若干个浅水池，然后泼上约为四分之一水量的人尿，让它在水面上慢慢长成一层皮，名曰“小球藻”以供充饥）。可见当时各地各级各部门一切工作，都以不饿死或少饿死人为中心。整个苍溪县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饿死的人还不算很多。相隔不远的南部县，不敢说就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但见一路乞讨到苍溪而饿死在街头、路边的都不是少数。从被抽调到荥经县救灾“逃跑”回来的同志讲，那里的情况比南部县严重得多，连曾经在苍溪任过县委书记，后来调到雅安地委任农工部长兼荥经县委书记的蔡宝山，都活活地饿死了！

那年头山是光的，已无多少飞禽走兽可捕；地是荒的，野菜、野果比金子难觅；水是清的，鱼鳖虾蟹几已电绝。为了杀出一条生路，县政府机关（伙食团）把早已荒芜的肖家坝林场几亩土地拿了过来，又从全县中小学里选了四位有干农活经验的老师（校长），来担任常年住场“主劳”，凡在食堂开伙的人员，均以局、科、室为单位轮流到场劳动。任务只有一个：种蔬菜，主要品种：南瓜、萝卜、牛皮菜加红苕。除此之外，各局、科、室还开垦有自已的蔬菜地。我们财政局分别在县气象站外面边坡上和武当山脚下，开垦出很不规则的七八块薄地。我那时想，人种菜是想吃菜的尸体，菜要长的好，在当时的条件下唯有吃人的排泄物（屎尿）。我们对那七八块地的呵护，绝不亚于同一时期农户对自留地的钟爱和专心。不仅有四五人专守经佑，就连我这个“后方留守”人员，每天一早也必须从县政府机关挑两担稀粪，或去武当山脚下或去气象站旁边，把蔬菜浇灌了才回来吃早饭。付出的心血不可谓不多！然而却始终得不到理想的回报。其主要原因不外如是：第一.土地脊薄，土少石子多；第二.主要中之主要是我们挑去的所谓“稀粪”，都是饿男饿女的屎尿，而“制造”这屎尿的食物全是没有一点油水的“清汤糠菜稀饭”，所以“质量”低下，根本没有多少肥效。难怪它一年四季就只能长到那样子。

没经历过那年月的人，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一顿要吃多少东西？以我这个颇具代表性的普通人为例，吃饭所用的那个烧制有“人民公社好”五个大字的土巴碗，碗口直径达25公分，中央净高13公分，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土陶汤盆！完全可以装下两斤大米的笼蒸白米干饭，只不过形状是碗而不能叫盆罢了。在县政府伙食团就餐的近200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人民公社好”的土巴碗，虽然它可以装两斤米的白米饭，却从来没有装过白米饭。一日三餐，我每顿狼吞虎咽般吃完那么满满一碗（盆）清汤寡水、只有很少几粒米的菜稀饭，实在没有一点饱的感觉，总想再吃点什么，然知其不可得也。相信那年代没有那种感觉的“绝无仅有”，只是有的人饿死也不敢言饿而已。缺少热能的食物吃的再多也难以补充仉体所必须消耗的能量，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最常见的便是水肿病，表现为四肢无力、周身浮肿，发展下去就是死亡！我也未能幸免。为尽可能地减少死亡，国家对水肿病人特批了1斤白糖的专供指标，凭所在单位和就诊医院证明，直接到糖酒公司购买。也许就是那一斤白糖，或者由于1961年下半年以后，每人每月供应一斤猪肉能够逗硬买到，我才又从死亡的路上走了回来！

1961年1月中央8届9次会议，针对58年“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所谓“调整”实际上就是纠错，只是不便说穿罢了。感觉自1962年初开始，国家整个经济状况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个人的肚子也有了饱的感觉，财政局的各项业务工作随之逐步走上正轨。那时财政部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向所属国营企业下派“驻厂员”。局长伍定西对此事特别重视，给企财股又增加了两名干部，总数达到了7人，除我1人留在局里负责综合、联络以外，其余6人全部以驻厂员名义派到了所属20多个国营工商企业，每人负责3至4个单位。主要职责：从财务的角度进行监督、检查、辅导，协助改善经营管理。每个驻厂员每月必须直接向局长写一份工作回报，每份报告伍定西都要认真阅读，对那些空洞无物，看不出这一个月做了几件啥子事情的绝不放过。我虽在局里留守，其实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企业里面转。那年南充地区财政局企财科在歧坪生猪站住点8个月，我每月必须去陪住半月，收猪、养猪、押猪、卖肉等等活路都做过。

时光很快流逝到1964年的4月16日，那天县政府机关党支部照例组织全体党员和青年积极份子学习，我是党支部内定的少数几个积极份子之一，同时又是被指定的集体学习记录员，和往常一样拿上记录薄，兴致勃勃地提前几分钟入座在会议室后排位置上。学习开始时党支部书记（县财政局局长）伍定西说：“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今天我们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这时党支部副书记（县计委主任、南下干部）李德仁，像是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似的，以十分严肃而又带着几分质问和讥刺的口气大声地打断伍定西的话，说：“请问伍定西同志，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重要指示（即毛主席在8届10中全会上的讲话）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你已经学习过了，你认为莫异矩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参加我们今天的学习会是合适的吗？”。这话像晴天霹雳，令我整个身心轰然一震，而先前交头接耳的会议室也立刻变得可怕的凝重和寂静，仿佛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上了自己，顿觉无地自容，而恨不得一下子从这个地球上被蒸发掉！当终于回过神来满怀被恣意羞辱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那个杀气腾腾的地方时，我内心深处的痛楚是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也是任何一种语言文字无法如实表述的！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与两年后的5月16日在那一代每个中国人脑海里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一样，1964年的4月16日在我的记忆里怎么也磨灭不掉！

（下面请接着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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