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37年6月28日（农历5月20日）是我的父忧母难之日。那天是“莫家寨”的庙会，姑父、姑母和叔父赶完庙会来到家里，正赶上和我初次见面。几个人在一起，依照《莫氏家谱》上的“异”字辈，七嘴八舌地给取了个叫“莫异矩”的名字。源自于“心不思异、行不逾矩”那句祖传的格言。虽至今也不知道是他们之中哪一位的杰作，却从小就深深地感受到了父辈们对我这一生的殷切期许。父亲是四川省（现重庆市）潼南县古溪镇附近农村的一个乡土绅士。1949年建国后被定为地主，我们兄弟姊妹自然就成了地主子女。
　　
　　1951年初春，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号召青年学生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我那时刚从潼南中学辍学不久，正赶上报名并意外考中。在当时的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市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于当年5月上旬，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三大队第11中队3区队9分队学习。是那批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全中队有口皆呼的“莫小鬼”，倍受首长和战友们关照。入伍半年以后随队（即三大队第十一中队）加入到川北区党委第三工作团，赴剑阁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4月土改结束后，从部队转业到苍溪县税务局。先后在县税务局直属云丰税务组、县税务局税政股、元坝税务所工作。1958年税务局与县政府财政科合并组建苍溪县财政局，随“大队伍”一起变成了县财政局系统的工作人员。“文革”后财税分家，被留在了县财政局。
　　
　　直至1987年三月到县政府任职前，在财税系统工作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这期间各种政治运动连续不断，而每次运动过后总有一批人被划为“××份子”，变成专政的对象。所幸的是前10多年（即1964年以前），自已一直没有被任何“运动”沾上。暗自惴想，这恐怕主要是参加“革命”时年龄很小、历史清白、为人随和、埋头工作、任劳任怨、不爱多事之故。1964至1982这18年，虽未被戴上什么“份子”的帽子，却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时时刻刻都处在有可能被射中的惶恐之中，1982年以后“活靶子”的阴影才渐渐褪去。
　　
　　自1951年从公，累积了32个春秋的办事员经历，终至1982年开始担任县财政局副局长、局长，1987年1月到苍溪县人民政府任副县长、县长（同时担任县委常委、副书记），1997年3月赴广元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2000年6月退休。户口、供给关系一直在苍溪县财政局，没有因为工作的变动而变动。
　　
　　退休后不甘赋闲，继续为“耕之灵”（由几个法人股东组建的国有有限责任公司）的探索而不遗余力，直至无力回天时止。尔后又意外地以老年志愿者的身份供职于苍溪县老促会，凡6年有余，乃年近八十！
　　
　　第一章．走向光明
　　
　　从彷徨中走了出来，一路荆棘，一路曲折，一路坎坷，……一直向着前方的光明。
　　
　　第1。1节。辍学
　　
　　我家老屋坐落在一个“u”字形山湾顶部中央，由一座草房、一座瓦房、一座碉楼组成。三座建筑一面临崖（约60米高的悬岩）三面环水（陈水田），之间有一个近200平方米的小院坝，临水的一边（陈水田的田埂上）长满了一种俗名叫“铁篱笆”（也有人叫“雀不站”）的带刺植物，一头紧挨碉楼一头连着草房，鸡犬不入，是名副其实的一道生物围墙。站在瓦房晒楼（类似阳台）上，纵横眺望，只见u形山湾两边无以数计的大柏树，千姿百态、错落宛延、气势冲天！而各种杂树、竹类，竞相疯长，把喏大一个山湾挤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满目青翠”，以致山湾底部那几户人家，也被淹没得无影无踪。我们住在瓦房里的人，要打开瓦房至碉楼之间那道短墙上的大门（俗称“朝门”），穿过院坝和草房的过道，再打开用杂木做成的柴门，经过小果园和两块水田之间那条田埂，才能走向外面的世界。草房的一半是用来养牛的圈舍，这圈舍的另一半，是只有十一二名小孩就读的保国民学校。老师是本保（那时的村叫“保”）曾经读过中学的一位中年人，在我印象里他好像是“吃公粮”的。除那位“公”老师之外，如桌凳之类教学用具，概由学生家长置办，简陋得令人不可想象。5岁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应该给你上枷了”，意思是像小牛一样长到一定岁数，就要套上枷担学耕地了。于是便进了自家屋里的“牛圈”，成了那拾一二名学童中的一员。在牛圈里呆了两年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学就停办了，父亲又叫我到镇上禹王庙里办的一所私立“四维小学”去读书。大约不到两年，我越来越觉得那里不是我应该读书的地方，便硬犟着转到了镇上的中心国民小学。注册的时候我报的是初小三年级，父亲知道了指着我说：“你都满9岁了还在读初小三年级，象样吗？”，我暗自思忖：“不能老让父亲觉得自已不行”，第二天到校后，就到教导处去改成了高小一年级。那时的高小一年级开了6门课，级任老师（相当于后来的班主任）张勋要求每人必须准备6个作业本。我要父亲把纸买回来自已制作，他一直没放在心上，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还是不敢问他个为什么。直到那天张老师检查作业本时，我还是“一无所有”，他气急败坏，当着全班同学要打我的手板，说一个本子打20个手板，6个本子一共打120个手板，我无可奈何只好把手伸出去让他打。他越打劲越大，我咬紧牙关依然痛得钻心，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便霍然一下站到课桌上面，并顺手抓起脚下的砚台，吼道：“再打，就砸死你！”，他眼疾手快，一板子打到我抓砚台的那只手上，砚台应声落地。接着他就拿着板子朝我身上使劲乱掺，我见势头不对，立刻冲出教室，到学校后面那座小山包上逗留，直到放晚学时才回教室拿上书包去参加降旗仪式（那时每天早上升旗，放晚学时降旗）。值周老师还在整队时，想再次当众“收拾”我的那位张老师就抱着10多条竹板子，气冲冲地往旗台上一搡，企图把气氛营造得更加肃杀恐怖一些。我周围几位好心的同学都捏了一把汗，悄悄地对我说：“看样子他们非打你的屁股不可，赶快跑呀！”我说：“不怕，看他咋块怎！”。降旗完毕，轮到校长欧阳一训话时，张老师黑着一张脸，严肃而带几分谄媚地问道：“欧校长：莫异矩就在下面，你看咋个处理？”，欧站在台前，面向台下几百学生大声地喊：“莫异矩，上来！”，我立即走上去，向台上的老师们敬了一个鞠躬礼。欧接着问道：“你为啥要骂老师，听说还想打老师呢？”我说：“我没骂老师，是张老师打我120个手板，我痛得实在忍不住了，才一时冲动把张老师冒犯了。”欧听了没有责怪我，也没有任何评论，只提起嗓门说了一句：“以后不许再这样哈，下去！”。在放学的路上，有的同学说：“今天你好险啊！”，也有同学说：“今天欧校长把‘乌嘴巴狗’（学生们给张老师取的外号）轻轻地‘涮了’一把！”。那天以后，我照旧去教室上课，张老师总是冷冰冰的，从不和我说话，我主动叫他也不吭声，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甚至还想方设法故意惩罚接近我的同学。渐渐地同学也都变成了“张老师”（至少在学校里是这样），不往来，不说话，视而不见，我被彻底地孤立了，感到异乎寻常的痛苦！觉得进学校就像进传说中的地狱，被迫选择了逃学。每天背着书包在学校附近的几个山头上，毫无目的的游荡，既怕风雨来袭，又怕路人瞧见，时儿藏在难以掩身的洞穴里，时儿躲在摇摇欲坠的树枝上。有好几次，看见父亲从我藏身的大黄桷树下经过，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了下去！不管身藏在何处，心里总在等待和默默地数着学校每一次上、下课的铃声，以及与学校相距不远那座古庙—凌云寺的钟声，那日子真叫“度时如年”。像这样过了差不多两个月，学校终于放暑假了！与表弟刘继烈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起来，每谈起他们的级任老师欧继民（欧校长的小弟）总是赞不绝口，他要我下学期回头去与他一起读初小4年级，我那时心想只要有个不整人的好老师，其他都无所谓。就这样一直与刘继烈一起跟欧老师读到高小毕业，而每期考试刘总是名列第一，我则紧随其后。
　　
　　1950年我参加了潼南县立中学的秋考，录取后于9月上旬入学，读了不到两个月。大约就在11月上旬，那天是星期六，我怀着继续读书唯一的一线希望，单裤赤脚，冒着铺天盖地的雪暴，从潼南中学出发，踩着冰雪走了近30里（来回50多里）崎岖险峻的滑路，到父亲多年前的一债务人家里讨债，没想到对方不仅拒不偿还，更恶言相向，厉声吼道：“你小子胆大，晓得现在是什么世道吗？地主老儿还敢到贫苦农民家来收债！”，他一边说一边做出一副动手动脚的架势，我欲哭无泪，无可奈何地回到学校已是傍晚时分。整天只吃了一顿早饭，在饥寒交迫中，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再饿也要把食堂剩下的那一顿饭留到明天早晨”。那一夜又冷又饿，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家里已是一贫如洗，绝无可能供我继续读书，我又想离开学校还可以自学么？我还想不读书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我想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的路吧！……第二天一早，我去学生食堂吃了剩下的最后一顿饭，托咐同室同学给级任老师打个招呼，便拽上那床破被盖和两件缀满补丁的换洗衣裳，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难爬涉，回到了别离近两个月的家。那时家里虽然也是吃了上顿找下顿，不过总还能找到一点诸如红苕、豌豆面、老南瓜、青菜、牛皮菜和“时鲜”野菜等等，凑合着充饥。家，离古溪镇不过30来分钟的路程，无事可做时便窜到母校—古溪中心小学（那时区公所所在地设中心小学）转转，那里有个补习班，多数是我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夥在一起上课下课也没有谁在意。
　　
　　第1。2节。从军
　　
　　1951年春节刚过，镇上大街小巷贴满了政务院号召青年学生（包括在乡的往届生）报考军事干部学校的宣传资料和招生广告，逢场天招生工作组的同志还在街上直接向群众宣讲，报名和考试地点就设在中心小学校内。我很想报考，但两个最主要的条件：一是初中毕业以上学历，二是年满18至23周岁，都不具备。犹豫了好几天，眼见堂兄莫异祥（5哥）、莫异瑞（6哥）都已报名，我不死心，背着家人，怀着试一试的心情，硬着头皮找到本村农民协会的姜主席（那是“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年代），请求按照我的想法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写一个报考军干校的介绍信，没想到姜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姜是一位老实巴交、一字不识的地道农民，我猜想他对我们家的遭遇内心里是同情的，给我办介绍信算是心意的一种表达。于是特地带我到镇上张家药铺，托掌柜的以一手工整的毛笔字把介绍信写好，然后他亲手盖上农民协会的公章，叫我赶快拿去报名。这时我反倒有点“虚火”了，心想万一……他见我有点迟疑的样子，说：“快去呀，你娃儿是有出息的！”很有几分赞许和鼓励的意味，令我终于横下决心，去报名处把名报了。
　　
　　第二天就是正式考试的日子，上午考语文、数学，下午考时事政治。我自以为语文（含作文：“你为什么要报考军干校？”）和时事政治，考的还免强可以。数学题中有一半是我从来没学习过的，最多只能得到50％的分数。觉得已无被录取的希望，到第五天发榜时，真不好意思去看。五哥和六哥一同去看了回来对我说：“没有我们，快去看呀，榜上有你嘞！”，我将信将疑，怕他俩是故意戏弄我，犹疑了一阵还是偷偷地去看了。让我吃惊的是，榜上不仅有名而且排列第7，古溪全区（古溪区所辖10个乡、镇）共录取了16名，还算是比较靠前的。我高兴的不知所以，近乎跑步似的回家向父母亲和哥哥、弟弟、妹妹们说了，他们又高兴又有点不舍。母亲还抱怨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就不给家里人说一声呢？”我说：“只想去试试，实在没想到能考得上”。
　　
　　《榜示》要求，上了榜的还要进行口试（现在叫面试），执行口试的是招生工作组年轻的美女组长赖素琴（据说是川大的一位老师），她问了我三个问题：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谁、有哪几位副主席？政务院总理是谁、有哪几位副总理？②西南行政委员会下辖那几个省（区），主任是谁、有哪几位副主任？③啥子叫抗美援朝、为啥子要抗美援朝？我回答后她说：“你回答得很好，我给你打99分”。接着她话锋一转，严肃地问道：“你晓得新中国的青少年最可宝贵的品格是什么吗？”我感到十分盲然，一时不知所措。她说：“最可宝贵的就是‘诚实’，你诚实吗？”，我隐约觉得她已经知道了我的底细，感到十分紧张！她步步紧逼，继续追问：“你真的有18岁、真的是初中毕业吗？”不知怎的，这时我反而镇定了许多，便如实地将自已因为参军心切而虚报年龄和学历的过程向她坦白了，表示愿意接受她的批评和教育。她说：“你笔试和口试都很不错，那就这样吧”她边说边把自已的自来水笔交给我，说：“就在这里写个书面检讨，把它粘到你的报名《介绍信》上”。十多分钟以后，她看完了我那个只有一百多个字的《检讨书》，说：“很好！这你就回去准备，再过两天到这里来，我们一起到县上去报到”。
　　
　　过了两天被录取的“学生”（其中包括古溪中心小学的一位老师）如数到齐，赖要求大家推举一名成份好的家长做代表一路到县城去参加欢送大会。挑来选去竟然没有一个家长成份不是地主的！赖感到非常为难，直到出发前一个多小时才果断决定：“那就选一个开明地主作代表吧”，于是大家就把我父亲推出来和我们一起到了县城。在城里住了一宿，次日天刚朦朦亮，就听到四面八方鼓乐煊天，整个县城顿时沸腾了起来，成千上万参加欢送的男女老少排在街道和马路两边，挥舞着彩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突然父亲从人群里闪了出来，把我从行进中的队伍里拉了过去，大步流星地赶到带队的“首长”面前，近乎哀求地说“我这娃儿年龄还小，请队长在路上多多关照”。父亲话音刚落，我禁不住眼泪直流，而我恍惚看见父亲也在擦拭自己的眼睛。
　　
　　走出欢送的人群，150多人经过一整天的徒步“行军”，傍晚时分才歪歪倒倒地陆续抵达当时的专署所在地遂宁。次日分别搭乘解放军于几年前缴获的战利品—5辆道奇大卡车，往川北行政公署所在地南充市进发。车虽是美国制造，但因太过超期服役，早已“病魔缠身”，90多公里路走了7个多小时，没有见到过另外什么车辆，使人仿佛觉得这条坑包不平的公路，就是这5辆道奇的专用车道！因为是第一次乘车，虽然被颠簸得死去活来，大家仍然兴奋不已！
　　
　　三月下旬，各地被录取到南充集中的有1600多人，大都住在川北大学的学生宿舍里面，一边等待分配，一边学习、参观。差不多每隔两三天，都要集合到学校广场上席地而坐，聆听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关于时事政治、抗大精神等方面的报告。有一天突然整队去南充京剧团，大家都以为是去看京戏，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第一政委胡耀邦给我们讲话。记得他讲的题目是：“前进，新中国的青年们！”。空旷的舞台上面只放了一把剧团用作道具的椅子，胡走上舞台面向台下自我介绍了几句，便绘声绘色、比手划脚、时左时右、亦走亦踱地讲了起来，真可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讲到兴头正浓时，或因活动量过大而热得难耐，他干脆将上身的外衣脱掉甩到椅子上继续演讲，台下近千听众全神贯注，鸦雀无声。
　　
　　集中到南充的1600多人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小部份被动员回家了，另有一部份被安排到地方工作，留下的去了四个地方：一是西北军区汽车团（全男生）；二是川北军区卫生学校（绝大多数是女生）；三是第六步兵学校（全男生）；四是第九步兵学校（全男生）。我们到第九步兵学校的一百名是最后宣布的，也是四个去向中名额最少的一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的前身是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川北分校，住地在川北阆中县城。我们是5月中旬跟随学校派到南充来带队的张中连，步行三天到阆中注册入伍的。入伍后我们这100人就编为第九步兵学校第三大队第11中队，张中连任中队长。中队下面设了3个区队，每个区队下面设3个分队，我被编到3区队9分队学习，是全中队年龄最小的（除我之外另一位最小的也已满16岁，而我那时还差1个多月才满14岁），体态和那一身些许“夸张”的军装，也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很快成了人人注目的“明星”和有口皆呼的“莫小鬼”，倍受首长和战友们的关照。当时九步校没有属于自己的教学场所，房屋（包括校部办公室、教室、宿舍）、操场等教学设施几乎全是租（或借）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或城里居民的，1000多官兵分散在10多个“点”上。我们11中队就住在学道街10号一个福音堂里，院内的大院坝便是演兵场，礼拜堂同时又充作教室，而旁边那幢一楼一底的木板房就是100多人的大宿舍。每一个分队（11—12人）住一间房，每人一床稻草编织成的床垫，头靠墙壁脚朝房内通道，依次排列在木地板上，然后按照《内务条例》的要求铺上一幅白布床单，同时整理和摆放好如同一个模具铸造出来的那方被盖，一个理想的地铺就“建成”了！紧靠铺位对面墙壁，设有一个5米多长的立放式步枪架，有近20个枪位；枪架上方约60公分处，在一个水平线上设有距离相等的12个木勾，那是专门用作吊放个人挂包的地方。我的铺位与分队长曾清忻的铺位相邻，据说这是便于曾随时关照我而由中队指导员傅长顺授意安排的，后来的事实确也证明他一直像待亲弟弟一样呵护着我。因为众所周知的“理由”，全中队就只没给我一人配枪，每到持枪训练时我只能持棍训练，曾一度感到非常恼火，经傅指导员悉心开导，才慢慢平静下来。
　　
　　刚入校的前两周，学习解放军的三个条令（即《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内务条令》），除了熟读条文，就是不断地重复训练吃饭、睡觉（脱衣、叠衣、脱鞋、放鞋、脱帽、摆帽）、起床（穿衣、穿鞋、戴帽、叠被）、打背包、集合站队，直至速度（时间）和质量（形状和动作标准）达标时为止。此后进入正规学习，内容分军事和政治两大部份，军事方面主要是学习匍匐前进和步兵的5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政治课只有两门：即《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和《社会发展史》。在时间安排上大约是3比1（即：三场军事课，一堂政治课），每场（堂）课4小时（除星期天以外，每天上午4小时和下午4小时都是上课时间），无论在操场上或课堂里一分钟也不准离开（喝水、解溲只能在课外规定的时间以内“进行”），另外，早上要跑操，晚上要集体自习，连晚饭后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也是集体活动（或跳交谊舞，或打蓝球，或练器械体操，等等），开初很多人感到“吃不消”而叫苦连天，一两个月以后不仅“习以为常”了，还隐约觉得有几分乐趣。
　　
　　第1。3节。土改
　　
　　1951年11月中旬，学校突然接到川北军区命令，要我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成建制地加入到川北区党委第三工作团，去剑阁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经过动员个个都表了决心，要在土改运动中更好地煅炼和改造自己，然后回到学校里来完成后期的学业。这时指导员又找到我说：“小鬼，土地改革就是要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消灭地主阶级，具体的说就是要把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没收起来分配给贫苦农民。你年龄太小不适宜做这个工作，大队领导决定让你留守在校，不去剑阁了。”我听到这话感到十意外，怎么说也不同意留校，并直接找到中队长张中连和大队长袁侯新，表示“大多数战友能做啥我就能做啥”无论如何都要跟大部队一起去参加土改。大约是因为我的决心“感动”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跟他们一起去。出发前校领导讲，这次是去参加土地改革，不是拉练，也不是去剿匪打仗，除中队长、指导员及以上首长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带武器弹药，但个人其他装备（即：背包、挂包、衣裤、鞋袜、武装带、水壶、搪瓷碗、搪瓷盅、筷子、干粮包、管筒式米袋、雨伞及伞袋）一件也不能少，加上10斤大米、两斤干粮，每人负重量接近三十斤（如果带枪支弹药就是三十多斤了）。这就应了我们老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兵不兵，三十斤”，意思是说只要你当上了兵，身上背负的重量至少不下三十斤。
　　
　　记得出发那天，薄雾中飘着阵阵细雨，崎岖的山路显得有点湿润，但并未形成泥泞，雨露浓重的路段确像民间所说的那种“硬头滑”，稍不小心就会跌倒。按照《队列条例》的规矩，徒步行军应以部队番号所编队列，依次行进、前后呼应。为了显示自己“能行”，一上路我就“单枪匹马”拼命地往前赶，把提前3个小时出发“打前站”的同志都撵上了，并跟着他们一起在当天的宿营目的地—苍溪县胭粉楼，为各分队联系挑水、做饭和睡觉（一般都在老百姓的屋檐下或堂屋里）的地点。我满以为首长和战友们都会为这不凡的表现而感到由衷的惊喜，殊不知到“晚点名”时，傅长顺指导员却严肃得叫人生畏地叫我出列检讨，说“你穿一身军装，土匪会把你干掉的，知道吗！”。晚上睡觉时，分队长曾清忻悄悄地对我说：“你不要埋怨指导员哈，他其实是最心疼你的”，这时我才感到后悔莫及。此后几天的行军路上，战友们竞相为我减负，一有机会就抢着背我的背包、米袋或挂包，做饭时尽量多用我米袋里的米……而我双脚已经隐隐作痛也毫不示弱，咬着牙齿打起精神，显得一如平常的样子，主动参与煮饭和为借宿的老乡家里扫地、捡柴（为老乡挑水、劈柴之类重活，战友们是绝对不让我做的）。经过整整4天的长途跋涉，到达川北重镇广元，不知道是“打前站”的同志有意而为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部队宿营地又是街道旁边的一座“福音堂”，仿佛觉得比我们在阆中住的那座还堂皇得多。在广元休息了两天又继续向剑阁县城进发，所不同的是，前4天走的全是翻山越岭、摩天跨谷的羊肠小道，而广元到剑阁全程都是鲜有车辆行驶的川陕公路，那正好是我们徒步行进的“罗马大道”！经过两天相对轻松的行军，于次日傍晚抵达剑阁县城时，受到数百学生、机关干部和附近居民热烈而欢乐的夹道欢迎，由此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土地改革的殷切期盼。
　　
　　部队到剑阁以后，集中住在相邻的几处民房里，主要是接受有关土地改革政策和具体作法等方面的培训，包括听取有关领导的报告和讲话、阅读和讨论有关文件。过了七八天，我们这100多人，被拆分到了以川北区党委第三工作团为主体而组建的各区分团和各乡镇土改工作队，我被分配到武连区分团柳沟乡土改工作队。报到那天，乡队长领导来自“五湖四海”的30多位同志相互作了介绍，然后进行了分工，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组成张家村土改工作组，由来自3工作团一位姓侯的同志任组长。统一进村那天，乡上织织了近千人的盛大欢送会，敲锣打鼓扭秧歌，处处欢声笑语，个个兴高采烈！各村还派了几位自卫队员来帮助背行礼，我们快到村口时，路上还有数十人打着国旗、敲起当地的无底鼓来迎接，那场面委实令人感动。我们三人进村后被安排在一户贫困农民家食宿，“两个三”即：三个衣不蔽体的人（夫妇二人加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儿）加三间不避风雨的房（灶台、火塘、猪圈共一间，歇房和堂屋各一间）便是这户人家的真实写照。为了把那间堂屋收拾好，村上煞是费了一番苦心，特地派人将墙上的风洞堵了、把顶上的漏眼补了，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搬了出去，还从地主家里搬来一架柴床和一张小方桌，为我们三人营造了一个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窝”。
　　
　　根据《工作方案》此次土地改革运动，自全县统一进村之日起，历时四个半月。我们进村是12月5日，出村（即土改全面结束）的时间应该是次年（即1952年）4月19日。土地改革总体政策是：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运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第二阶段，建立健全基层组织，正确划分阶级成份；第三阶段，没收五大财产，惩办违法地主；第四阶段，分配以土地、房屋为主的五大财产，颁发土地房屋所有权证。我只在张家村工作了将近两个月（即第二阶段末期）就接到部队的通知集中到金仙场学习，在那里学习了六七天已经到了快过大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另一位姓张的战友，接受了一个任务：到县城去将县长刘成基借用的一支手枪带回阆中还给我们部队的袁侯新大队长，同时将步校支付在剑阁这部份战友的给养（银行支票）带回剑阁。
　　
　　我们两人领了任务，背上全副行装，天刚亮就从剑阁县城出发，当天几乎全走的是传说中张飞当年开拓的皇柏大道。第二天没了“皇柏”的踪影，路也小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一片长得比人还高的茅草突然堵在面前，我们必须寻着稀有的脚迹用手把它分开，然后从中慢慢穿行，傍晚时分终于到了阆中县境内的桥楼乡。这里四面环山，在深谷中间有一条约两米宽的小街，住了十多户人家，乡政府“鹤立鸡群”，猜想是不久前才没收的一处“土老财”的房舍。我们拿着部队的通行证，去那里报了到，并按标准每人交了8两（那时是16进制，8两相当于10进制的5两，亦即半斤）粮秣卷，与乡上的四名干部共进了晚餐。待到天色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乡政府院内也已空无一人，我们感到有点奚跷，遂打着手电把前后两道门关了，而安排让我们两人过夜的那间屋却没有门栓，无奈之下，只好将屋内唯一可利用的一架木床弄来作顶门杠。约定张睡上半夜我睡下半夜，当张刚睡着不久，从乡政府后面山上传来“嘭！嘭！”两响枪声，紧接着“土匪抢人啊，土匪抢人啊……”那急促而惊惶的吆喝声，令我赶快把张叫醒，他沉着而警惕地紧紧握着那把手枪，准备应对任何不测。这时我再下意识地探听场上住户的动静，却奇怪地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越是如此，越发感到土匪可能随时来袭，一晚上就这样提着心子一眼未眨地过去了。天刚麻麻亮，我们略加收拾，背着行装把乡政府的前门打开，在哪条大约50米长的小街上来回走了两遍，那街那十几户人家屋里，平静得让人难以置信！本来想打听打听头天晚上“土匪抢人”的事，却无从问起，于是便揣着无尽的疑惑走上了那条未完的路。从谷底爬上山腰再前行十多华里，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多是一家老小相伴而行，偶而可见路边村头荡秋千和扭秧歌的场面，与相向行人瞎聊，始知当日（1952年1月27日）便是农历大年初一。整日游玩、不食烟火是这一方的习俗，虽然过了两个乡场，还是找不到什么可以充饥的熟食，直到下午五点多抵达阆中校部，“饥疲交迫”的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
　　
　　我们俩在阆中玩了两三天，感觉比在剑阁乡间舒适多了，于是萌发了不想再返回去的念头，大队长袁侯新似乎知道了点什么，把我们俩叫去说：“知道吗？你们是在执行任务，还不回去，那边的战友正等着给他们发饷呢！”这等于是发了“逐客令”，第二天我们便离开阆中，原路返回剑阁。完成任务后，张回到了原来的村，而我则被重新派到白龙区土改人民法庭。
　　
　　所谓土改人民法庭，就是专门用来惩办地主的，除了庭长以外，所有工作人员都叫老×或×小鬼，没有书记员、审判员之类的称呼。主要工作就是根据各乡土改工作队提供的有关违法地主的材料进行核实，由庭长与乡队长提出量刑意见，层层上报到区分团和县总团进行审批，然后依照分团（徒刑）或总团（死刑）下达的判决，以人民法庭的名义召开公判（群众）大会宣判执行。我去法庭不久（大约就是那年的2月下旬），奉命到广平乡核实材料，按照计划本可以再呆一二日，殊不知那天晚上11点左右突然接到庭长电话，说是有紧急情况，要我带上已经核实的那部份材料，必须于天亮以前赶回白龙（法庭所在地）！广平离白龙只有20华里，从时间上看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令在场八九位同事为我担心的是，必须经过毗邻白龙场的那一片当天上午才枪毙了30多名罪犯的森林刑场，而大部份尸体还未收走。有的调侃说：“一个看到路上的蚂蚁都要绕道走的小善人敢踩着尸体过去？”，有的说：“莫要狗眼看人低哈，英雄不在年少，人家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刀山火海都敢闯，何惧一片死尸？”，本来心里就在打鼓，听了这番议论突然觉得自己毕竟还穿了身军装，岂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下粑蛋！”，便强打精神，说：“不就几具尸体嘛，有什么可怕的呢！”，接着又说：“不早了，你们都去睡吧，我这就走”，有两位好心的同事坚持要送一程，也被我婉言谢绝了。初上路时寒风吹得周身发抖，天也黑得难以识别本来就不熟悉的路，全靠手电的那一缕亮光和过往的经验仔细选择。慢慢地体内的热气开始蒸发，冷的感觉已不复存在，路似乎也更加显眼地呈现在面前，而离那片充满戾气和恐怖的森林也越来越近，我不断默默地告诫自己：“有什么可怕的呢？不就几具尸体嘛！”，走着默着手电果然射到了死尸，心里不禁一惊，很快又想：“不就几具死尸嘛”，就像根本就没看见似的，不紧不慢地继续穿行，大约又走了十多分钟，场上稀疏的灯光已经隐约可见，还不时传来鸡鸣狗吠的声音，这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走路”的任务已经完成！到底是什么“紧急情况？”我焦急地等待天明，找到了庭长，他笑着说：“不就是等着用你已经核实的那几份材料吗！”，我这才明白是被他故意戏弄了！
　　
　　到四月中旬，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一千七八百名工作队员集中到县城，以乡为单位开总结会，柳沟乡的宇队长特地派人把我找了回去，和他们一起照像、话别。没过几天这来自“五湖四海”的一千多人，都先先后后离开了剑阁，惟有我们九步校这支人马，被告之“集中待命”。
　　
　　第1。4节。转业
　　
　　“集中待命”数日后，学校派袁侯新大队长一行到剑阁来传达川北军区的命令：在剑阁参加土改的九步校三大队十一中队全体学员（不含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共99人（本来是100人，有1人因受伤提前回了部队）就地转业到地方，并根据川北区党委的通知，移交给广元地委组织部安排工作。广元地委组织部把我们这99人分配到了三个县：广元50人，青川30人，苍溪19人，我就是苍溪19人中的一员。四月下旬我们一行启程奔赴苍溪，上路的第一天我突然病倒了，免强走到剑阁境内的本马场，战友们决定改走水路，找到当地乡政府拉来两个地主份子用滑竿把我抬上，跟着“大队伍”于当天晚上抵达嘉陵江边的虎跳驿，次日包了一支小木船顺江而下，正常情况下一天就可以到达苍溪，哪晓得船离岸不久就遇到了暴风骤雨，时开时停，在路上过了两个夜晚，第三天（连步行一天，共在路上耽搁了四天）才在苍溪县城起岸。
　　
　　我们去县委组织部报到后，等了一二日，19名战友被陆续分配到了川北森工局（当时住苍溪元坝镇，后来搬迁去了阿坝马尔康）、县法院、县卫生局、县供销社、县税务局、县团委、县新华书店等部门和单位。我和另外三位到了税务局，接待的同志当下请示局领导，决定派我去云峰税务组，次日（也就是那年的5月1日）我就去报了到。
　　
　　1952年的云峰税务组与城郊区工商业者联合会、邮政代办所同住一个显得有几分破败和年久失修的小院内。税务组有3间房，临街的铺面是收税的办公室，有门无窗最多也不过6、7平方米那么大的一间小黑屋，是组长马德成的卧室，其余稍大一点的那一间就是5、6个工作人员的共同栖身之地。我拿着县税务局的介绍信去报道时，组长马德成喜出望外，他说：“你是第一个派到这里来的正式干部！”同时指着那两间房对我说：“看你住哪里？”，我说：“住哪里都可以，由你安排。”他接着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和我同铺算了”，我想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便顺水推舟地说：“那就把你挤到了喔！”，此后直至离开的那一天，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和他挤在一张本不很宽的木板床上度过的。云峰税务组还挂了一个云峰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也就是说，除了收税以外还要管理市场。工作范围是城郊区所属的4个乡（城郊区一共有7个乡，离县城最近的3个乡由县税务局直接管理），我去之前除组长马德成以外，还使用了5至7名（旺季多一二名，淡季少一二名）临时人员，名叫交易员，他们虽然也代收税款，薪水却在市场管理费中支付，常常为市场管理费入不敷出致使薪水无法兑现而苦恼。不过即便如此，也没有谁自愿选择离开，每天依然默默地为有朝一日转为正式干部而不懈努力。无论从年龄、社会阅历或业务能力上讲，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堪称我的老师。大约因为我在军事干部学校“染了一水”，用的背包（被盖卷）、挂包都是正宗的军品，加之又是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煅炼的外地“正品干部”，反倒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教我打算盘（一种古老的计算工具）、填税票、粘补和清点人民币……我也非常殷勤地跟随他们一起下乡赶集，协助维持交易秩序、征收市场管理费……相处甚欢。整整过了四个月，记得也就是这年的9月4号，我揣着一纸通知，背上背包，怀着些许不舍，迎着那伙同事羡慕的目光，踏上了回县税务局的路。
　　
　　当时县税务局设在县城复兴巷10号，是一个拥有三个天井的大院。三四十号人办公、住宿（多是4至7人同住1屋），以至吃、喝、拉、撒不出院门，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我揣想，多半因为时任局长刘锦元是部队转业的南下干部，整个作息过程都充满了半军事化的色彩。例如：每天早上不分男女也不分年龄大小（局长老婆不是局里的员工除外，也只局长一人带有配偶）6点钟准时吹哨起床，整队集合沿街“一二一”地跑步半小时，洗漱和整理内务半小时，然后分组学习时事政治一小时，8点钟吃早饭，8点半开始办公。晚上还要上班或学习业务一个半小时，个人自由活动的时间只有晚饭后到晚上上班前的两个小时。县税务局设有秘书、总务、监（检）察、税政、会计等股（室）。我的工作是“货运管理”（即对域内工商户的进货，进行查验、登记，为正确计税提供依据），属于税政股里的一个工种，有一位比我年长七八岁的“老税务”黄朝江，带我一起出勤。他觉得我这人“指那打那”很听话，很勤快，也有点悟性，像待小弟弟一样，在工作和生活上十分关照。他时常提醒我在与同事交往中，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不要被人利用而陷入到小团体里面去了。在出勤的间隙，他喜欢给我讲些县税务局曾经的故事，最令我难忘的是关于“宝器团”的那一个。他说就在1951年春节后不久，匿名举报，县税务局有个叫“宝器团”的“地下反动组”。经侦察确有一“宝器团”，该组织成员分三等九级：初等（丙等宝、乙等宝、甲等宝），中等（双料丙等宝、双料乙等宝、双料甲等宝），高等（招财进宝、二龙抢宝、十三太宝）。每周星期天聚会2至3小时，以讲笑话的方式开展活动，并根据所讲笑话引人发笑的程度决定：非团员是否被吸收入团或被授予何种级别，老团员是否晋级和晋升至何种级别。这一怪诞事件迅速发酵，成了轰动全县的一大爆炸性新闻！县上领导层高度重视，称之为“重大要案”，在县川剧团（城皇庙）召开了县城全体机关干部大会，责令“宝器团”所有团员上台坦白交待，当一个接着一个地低头自报：“我是双料甲等宝”、“我是乙等宝”、“我是十三太宝”……时，台下个个忍俊不禁！后来经过反复调查，并未发现任何反党反政府的迹象，所谓“地下反动组织”，再怎么上纲，充其量也只能定性为一个自寻其乐的非法“团伙”。久而久之便也不了了之，不过就多数员工而言，仍然惊惧不已，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953年5月31日局长刘锦元突然叫人事干事（秘书股副股长）芦苇把我叫到他的住处，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都说你表现很好呀，会计股也想要你到他们那里去，但是元坝税务所更需要人，你准备一下，就到那里去工作算了”，我说：“服从领导安排，好久去呢？”，他说：“明天就去吧”。第二天也就是6月1日，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背上背包走了60多里山路，大约于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到了设在元坝场上一个旧时叫“玉缘堂”内的元坝税务所（与几户回、汉居民及阆中县油脂公司元坝转运站杂居一处）。
　　
　　据世代居住在本镇的“老税务”讲，“玉缘堂”原来的主人是一寡居的中年胖妇，也是这镇上第一个不敢惹的人。且不说一般平民百姓，所有的头面人物，诸如乡长、保长、舵把子，哪怕长至耄耋都要低头哈腰叫“婶娘”，稍有差池就给你劈头盖脸几耳光！土改运动中，被乱棒打死在场头一个叫青杠包的地方。“玉缘堂”坐北朝南，东边晒楼垂直向下20多米就是东河（宋江）的水面（中渡口），正面大门（南边）临街，两边各有一个铺面（门市部）。大门前面那条街更像是一条路，往下穿过望江楼，转左（转向东河的上游方向）再往下经过一丈多宽的百多步石梯就到了渡船码头。这码头又叫中渡口（上游5里有个上渡口，下游3里有个下渡口）。在1956年公路未修通以前，是通向县内东河左岸30多个乡镇和巴中、南江、旺苍等毗邻县的必经之路，其繁华景象可想而知。
　　
　　元坝税务所业务范围含盖元坝、歧坪两个区18个乡镇。报到时，所长叫我暂时配合所里征收员一起工作，待到秋后再进行调整。过了一个多月，也就是7月下旬，那天天气很热，晚饭后所长刘子让正打算约几位同事去宋江河边乘凉，忽然来了三组（宋江又叫东河，每只船由1人驾驶，限载8吨，每9至10只船为一组，其中包括一只伙食船）交税的船民，征收员刘玉莲手头的税票恰好刚刚开完，去负责管理全所票证的会计孙遂莲那里领取时，被告知票柜里一张税票也没有了！这消息不胫而走，很快被船民们探知，几十号人七嘴八舌，声称：“这不是我们不交税，是你们不收哈。”，有的还像下“最后通牒”式的扬言：“明天天一发白我们就要启航出港，那以前你们还不收税就别怪我们不想交哈！”。船民们料定这“税”你税务所是收不成了。面对这局面，刘所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捶胸蹬脚，发怒、责令孙遂莲检讨都无济于事，周围一杆人马也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这时我说：“刘所长，你可不可以去区公所给县局值班室打个电话（那时只有区公所才有电话），叫管税票的同志等到晚上12点左右，我赶回去领。”接着我又说：“保证明天天亮以前把票领回来”。我这一说，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大吃一惊！“这行吗？”有好几人禁不住异口同声地暴出了内心的疑问。这也难怪，从元坝镇到县城往返120多华里，要穿越一处野兽、毒蛇、土匪时常出没的峡谷密林，要翻越一座连续爬坡超过七华里的大山。夜间上路不仅要付出比白天强度更大的劳苦，更要有应对异外事故的胆量和勇气。明知有危险，但又别无选择。于是，我背上当兵时领到的那个黄布挂包，接过所长刚才置办好的一根打蛇棒和一只手电简，在同事们的目送下，孤身只影大踏步地走进了越来越浓的夜幕中……那情境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意味。所幸的是，我硬是在第二天天亮以前平安地把税票领了回来，彻底地“粉碎了”船民们公开逃税的企图！我也因此被评为税工模范，受到通报嘉奖。
　　
　　在自告奋勇地执行了那次突如其来的临时性任务以后不久，被先后安排做了分管石门、白驿、歧坪等三个片区的税务专管员（两个或三个乡为一个片区），任务既单纯又异常艰苦，那就是：逢场天在场上摆摊收税，冷场天下乡走村串户收税。在1955年3月1日币制改革（改万元为元，确立人民币的元角分制度）以前，最小的单张人民币面额为一百元（当时一碗面条的价格为3百元），一个逢场天所收税款，少则3—5拾斤、多则6—7拾斤重，当天晚上必须整理（粘补）、清点并与实际开除之税票金额核对相符。鉴于数量多（一般在万张左右），破损比例大（一般在30％以上，清点前必须用浆糊和皮纸条一张一张地补好），最快也要在晚上10点或12点左右才能完成。次日一早便背上装着数十斤人民币的夹背（以竹片和竹丝编成的一种类似背篓的用具）回税务所缴款（现全直接交银行营业所，以交款回单与税务所会计结算）。或1、4、7（逢场天，下同），或2、5、8，或3、6、9一个轮回，一年四季不分严寒酷暑，循环往复，习以为常。除每天默默地祈祷票款相符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任何追求。
　　
　　1954年10月下旬，已经从石门片区转任白驿（当时叫白庙）片区专管员两个多月。有一天我背上70多斤税款徒步50华里，回到元坝税务所办完了缴款手续。次日一早在返回白驿的路上，走到“四蛮寨”（地名）下面的一块冬水田边，天刚麻麻亮，忽然听到“喔嗡…喔嗡…”的怪叫声。寻声望去，左侧水田那边（一水之隔，相距大约7至8米）赫然一只成年大豹子，正朝着我身后方向大摇大摆地且歌且行！我神经质地赶快把眼光从它身上收了回来，做出一副根本没有看见它的样子，不紧不慢地使劲往前赶。怪怪的叫声由近及远，渐渐消失在薄雾笼罩的山林里。10多分钟以后，到了平时往来都要歇脚的那个幺店子，悬起的那颗心才慢慢地掉下来。这时店主人还没有起床（隐约听见屋里打呼噜的声音），在阶沿边那条石凳子上坐了一会儿，觉得已经很安全了，才又起身继续往前走。一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想起剑阁土改时三工作团有位队员与一豹子迎面相逢，队员凭着手里那根打狗棒与其英勇搏斗。虽然有几个农民闻声赶来帮忙，把豹子制服了，但那位队员也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丧命！我又想起刚到元坝税务所时，“老税务”向我讲的一个就发生在税务所里的故事：1952年4月那天逢场，三头野猪从三里山（小镇旁边的一座山）跑下来，惊开路上三三两两结队赶场的男男女女，懵里懵懂地蹿到了镇上，吓得满街满巷人仰马翻，拖棒拿棍者吼声震天！三个家伙见势不妙，一头闯进玉缘堂（税务所）大门，穿堂而过，直到后院院坝，被一排横房挡住，已无路可走。大约也是“急中生智”，越过几节朽木做成的“护栏”，从院坝边上齐蹦蹦地跳到了二十多米以下的东河里。凫水到对岸，穿过大约500米宽的河坝，在惊慌中陷入一块秧母田里而不能自拔，被四面八方围拢来的农民用锄头、扁担给打死了。
　　
　　1955年5月我已经从白驿片区转到歧坪税务组（隶属元坝税务所），但依然是歧坪片区的专管员，一天从歧坪回元坝所里缴款，在与会计夏定国对帐时，发现有一张金额为拾万元的《印花税票领据》（印花税票属于定额票，仿若邮票一般，是专门为方便贴在应税契约和帐本上而设计的），在我的记忆里根本就没这回事，另外在客观上也不可能，因为印花税是一个很小的税种，我管的片区以当时的税源测算，10万元印花税票至少要贴20年。但在税票“领据”的“领票人”后面，确确实实就盖有我的私章！县税务局认为，这事不是夏定国为侵吞税款而栽赃陷害，就是莫异矩挪用了税款无以弥补而耍赖。因而被列作当年1号大案，由副局长伍定西亲自带上监察股全体人马坐镇查办。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宣布：“夏定国、莫异矩停职并隔离交待”。所谓“隔离交待”，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由指定的工作人员看管、审问和逼着你交待问题。“心中无冷病，哪怕吃西瓜”，不管怎样“软硬兼施”，我始终坚持：第一，根本就没领过那十万元印花税票；第二，根据我所管片区的税源，根本就不可能领那十万元印花税票；第三，印花税票是要贴在契约和账本上才能变成税款的，请调查我分管片区内所有纳税户，看是否就贴了十万元的印花税票？……像罪犯一样被持续逼供了12个日日夜夜，审问人员一无所获，到第13天的时候伍定西给我谈了一次话，他要我写一份检讨书，承认平时在工作上“大而化之”、“没有警惕性”，给夏定国留下了盗盖私章的机会。同时他还告诉我，局里决定将夏定国调离元坝税务所听候处理，夏所担任的会计工作由我接任，万没想到事情竟是如此结果！
　　
　　税务所会计（兼管所里的综合性事务，类似大单位的办公室），在员工们心目中是排在所长（主持全面工作）、副所长（分管税收业务工作）之后的“三把手”。就工作的辛苦程度而言，却比分管片区的税务专管员轻松了很多。当时的所长陈光远也很开明，暗许只要能按期完成任务，作休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地自学了刘继烈高中阶段学过的《语文》、《地理》和《历史》课本，高兴的时候还和几位同事一起学习拉二胡和小提琴。也就在那一年由陈光远、张艺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第1。5节。内肃
　　
　　1956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机关内部肃反运动，中共苍溪县委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成立了“五人小组”（由县委书记、分管政法的副书记、组织部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等5人组成），负责领导全县机关内部的肃反工作（“内肃”就是要把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前潜伏的特务挖出来，把在国民党主政期间担任过党、团、政、军、警、宪系统职务的人员历史搞清楚）。同时通过审查、筛选，在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包学校、医院），抽调了政治历史清白的近百名工作人员到“5人小组”办公室做外调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所里的工作由被指定的一位同事暂时代为办理）。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参与“内肃”的干部都是党组织可以依靠和放手使用的骨干力量，我也因此而不曾想到自己身上始终还背着一条与生俱来的“原罪”。在执行“外调取证”任务期间，徒步跋涉（当时县内还没有1寸通车的公路），走遍了县内近半数乡镇的险山急水，同时还第一次去了当时那个大四川，东、西、南、北的一小部份地方。到南充、遂宁、重庆、宜宾、江安、自贡、五通桥、乐山、成都、绵阳、广元等地的工厂、矿山、公司、医院、学校、农村、街道，与当地（或本单位）党组织指定的工作人员一起，对30多个调查对象，进行了询问、取证并作了笔录（证明材料和笔录须经调查人、被调查人和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三方，共同签字认可），所获资料全被采纳为被审查“反嫌人员”的证据。
　　
　　呆在遂宁调查那几天，有幸见到了我在九步校学习期间的中队长，也是入伍时第一位和我谈话的部队首长张中连（时任蓬溪县武装部长，恰在遂宁地委党校学习）和一起转业到苍溪，被分配在团县委工作了将近两年，才辞职回蓬溪老家，然后又回母校遂宁高中就读的战友刘德泽。久别重逢感到格外亲切和高兴。离开遂宁的下一站是重庆，那时从遂宁至重庆的班车是隔天一次，早晨5点30分发车，晚上7点左右才能到达。经过潼南县城时已经快到上午9点了，司机将车停在县供销社门边，叫乘客们下车吃早饭。恰好在离停车处仅十米左右就有一家小食店，我抢先过去匆匆地用完早餐，回到班车旁边看到那醒目的“县供销社”招牌时，我突然想起堂兄（老6）莫异瑞就在那里面工作，于是便怀着试试看的心情进了面前那洞大门，当我向一陌生人打听“莫异瑞”时，碰巧莫异瑞就在身边！这突入其来的意外相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相互对视几秒钟后，他惊讶地问道：“你是莫异矩吗？”，我说：“是呀！”，他说：“你从哪里来的呢？”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他又继续说：“你哥莫异珍刚才到我这里来过”，我说：“我哥好久进城来的呢”，他说：“他从遂宁回来”顺手指着大门外那辆班车继续说：“就是乘这台车回来的。”听到这里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赶快问道：“他现在哪里？”他说：“可能去河边渡口了”（回家须经渡口渡过涪江）。这时，几乎所有乘客都已上车，司机不断地按着喇叭，我边往车门边跑边对六哥说：“我出差去重庆，也是乘的这台车”，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上车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悔在车上怎么就没把哥认出来呢？更想到5年前离开这座县城时，在喧天的鼓乐声中父亲把我从行进的队伍里拉到领队首长面前，近乎哀求地说：“我这娃儿还很小，请领导在路上多多关照”那愀心的场面。我还想如果父母亲知道我路过县城都不回去看望他们该是何等地伤心。想着想着禁不住悄悄地掉下了眼泪……若干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这段不为人知的短暂经历，虽然没有“三过其门而不入”那般壮美和高尚，却也不失“路过家乡而不停留”的公心！
　　
　　象重庆那样的大城市我是第一次去，完成工作任务之后决定去理次发，再赶往下一站。首先是头发确实需要理了，其次也想去体验一回那“奢侈豪华”的滋味。走进理发厅刚刚坐上那把不同一般的椅子，师傅就开口了，问道：“烫不烫？”我懵了，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烫”！但又怕对方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一点见识的“乡巴佬”、“土包子”，便强装绅士地说：“烫”；他又问：“上夹子吗上杠子？”，我又懵了，稍微顿了一下说：“夹子杠子都上”；他接着又问：“烫花子吗烫浪子？”我还是不董，照样不露声色地说：“一样来一点”。其实那时烫发的技艺也很“原始”，所谓夹子、杠子就是用铸铁和钢棍制成的一种工具。烫发时师傅把顾客的长发分成若干绺，用一根直径约1公分、长度约7公分的钢棍一绺一绺地卷起来，刷些药水，再夹上一个中间有孔的铸铁夹子，然后把用作卷发一样的钢棍烧红，放进水里稍微降温后，一根一根地插入铸铁夹子中间那孔里，让钢棍散发出的高温不间断地作用于头发上的药水，“发”就这样慢慢地“烫”成了。这期间每根钢棍要轮换两三次，整个烫发时间经历了将近4小时，我一共用了19个夹子，总重量恐怕有20斤左右。那重、那长的时间，头一直呆呆地顶着，总是担心那高温的钢棍，一不小心从铸铁夹子中间滑出来烫伤头皮，根本不敢有些许的摆动。可以想象那“奢侈豪华”的4小时到底是个什么滋味！烫发收费4。6元，是我当时月工资23元的20％，真可谓：既吃了苦，又出了“血”。我那些年本来头发就很多，加上“烫”出来的那些“花子”和“浪子”就多得格外出奇，曾一度遭人围观。
　　
　　江安是川南的一个县城，与当次去的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调查对象远在200华里以外一个不通公路、名叫“红桥”的古镇境内。而其他地方的调查对象，离公路最远也不过二、三十华里。这就逼着非徒步长途跋涉不可，从县城出发那天太阳很大，气温估计在40度左右，走得精疲力竭时，到了一个叫做底棚的小场镇，太阳也慢慢下山了，便去一家旅店住了下来。那旅店是一座连底三层的穿斗木楼，店主人安排我和另外两位客人住在二楼同一间房里。多半是因为太疲倦的缘故，一上床就睡着了，连半夜打雷、下暴雨都不知道，直到山洪淹到了床脚，店主人和同室的另外两位客人才一起惊慌地把我叫醒，急急忙忙地转移到木楼的上一层。那是一个陈放杂物的地方，矮的让人不能完全站立，只好免强蜷在楼板上，过了将近4个小时，天渐渐地亮了起来，洪水也已经完全退去。小镇上各家各户都在忙着清除自家屋里的淤泥，我背上行装、打着赤脚，和店主人打了个招呼，踩着齐腿肚子的淤泥，又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去红桥镇的那条路，当天下午终于如愿抵达。次日，在住地（旅店）隔壁一家小食店吃过早饭，打听到我那调查对象所在单位—兴文硫磺矿，离镇上还有10多华里山路，上山背硫磺到镇上来装船的人不少，我找到了几个“背二哥”，和他们边走边聊觉得没有多久就走拢了。其中一位自告奋勇，领我去办公室找到了矿长后，才兴冲冲地离去。矿长看了我的介绍信，寒暄了一阵，叫他们人事科的张科长，同我一起与被调查的对象问话。被调查的那人是矿里生产科副科长，我问、他答、张作笔录，看来他没有什么保留，完了他不仅在笔录上签了字，还主动提出要亲笔写一份《我所了解的×××》（内审的“反嫌人员”）。大约只两个多小时，就顺利完成了任务。这时已是中午12点多了，矿长在食堂等着陪我吃午饭。所谓陪餐也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依然是各吃各的。午饭后我想早点赶回红桥镇上休息，与矿长匆匆握别就忙着上路了，走了不到10分钟，忽然觉得后面有人在吆喝什么，回头一看：原来是先前张罗我们吃饭的那位食堂管理员追了上来，我这才记起忘了付伙食费，虽然确是“忘了”而不是“故意”，心里总还是充满了自责和羞愧，一路郁郁不安地回到镇上住地。闷坐了一阵，遂与店主人闲聊，方知这里属江安、兴文、长宁三县交界处，小镇旁边的长宁河（淯江）流经长宁县城，于江安县城附近注入长江，他向我建议返程时最好就走水路。我依了他的，第二天一早去到河边码头，正碰上有三只运硫磺的木船即将出港，已有近10人在那里等着搭船。码头的工作人员说：“每只船最多可搭两人”，我向他出示了通行证，被安排优先上船。长宁河是一条很小的河流，船型却与当时嘉陵江上航行的那种别无二致，只是没挂风帆罢了。船上有1位船长，负责在后面掌舵，还有1位下手，姑且就叫船副吧，负责在前面搬桡。船的最大载重量为8吨，几与东河船相等，而东河船只需一人驾驶。同船的张××是县交通局的干部，听我讲起东河船的优点，他赞叹不已。从红桥码头开船，航行不到1个小时就进入了蜀南“竹海”，从身旁到两岸山头云端，一眼望去无处不“竹”！正在为这无边无际的竹而无比兴奋时，船突然停了下来，船长说前面水不够了，要等河水涨到一定高度和后面两只船到齐了，才又开船。等了一会儿后面两只船来了，船长叽呀哇啦的叫了几声，从竹林里走出一位中年人，我猜想是“业余”河道养护工人，指着船长问：“就三只船吗？”船长如实回答了，他接着说：“注意哈，我这就开哟”，话音刚落，便一个箭步冲向堵水闸门，使劲将一个铁拴扭开，用以堵水的那一块大木板迅即被水挤翻，上下游形成一个水流的斜面，船才一只一只地滑向下游。同船的张××说，等上下游的水都流平了，才又把那块大木板拉起去堵上，慢慢地使上下游形成新的梯次。象这样的堵水闸门，在这条河道上大约有六、七处。过了这第一道闸门不久，船渐渐驶入了看不见天日的竹林里，只见两岸各种不知名的竹，小的也有腿杆粗，大的可以直接锯下来做水桶！盛夏的川南大地酷似一个无边无际的蒸笼，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而航行在这巨大的“竹水隧洞”里却是另一个世界，那独一无二的风景，那馨香、凉爽、沁人心脾的空气，堪称人生最高境界的享受！当天傍晚，三只船都到齐了，船长们分别把它拴在岸边三根大楠竹底部，带领我们10多号人，沿着脚下那条毛狗路，来到竹海深处一个有几户人家集中居住的地方打店。所谓“店”，也就一间免强可避风、挡雨的大“客房”，我们一路人外加几位零客，一共有近20位都挤在那里过夜。我和同船的张，有幸占到唯一的一架木床，其余10多人，一个挨一个地躺在一台用竹竿搭设的通铺上。我和张共睡的那张床，下面垫的是稻草，在稻草上面铺了一张汗气刺鼻的烂竹席，再加上屋角那两只供小解的尿桶和从隔壁茅厕飘过来的臭气，熏得我俩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反复翻身用力过猛，中间的几根床桄子突然同时掉了下去，我俩也跟着落到地上。不过依然还有一层稻草垫着，就权当一个地铺，一直熬到天亮。店主熬了一锅玉米粥，我们按照AA制的规则，把它一下“消灭”了。回到船上继续在“竹水隧洞”中悠悠地穿行，隐约觉得无尽惬意之中，也有些许烦恼。每过一道闸门都要焦急地等候一些时辰，六、七道闸门至少耽误了七、八个小时。不到100公里的长宁河，竟然航行了两天半时间。
　　
　　第1。6节。反右
　　
　　从“五人小组”办公室回到元坝税务所已是1957年的晚春，而就在那年的秋天，席卷全国的“整风反右”风暴刮到了苍溪。九月初全县各区、乡（镇）干部（含区、乡各站、所、院、社等单位的干部）1000多人集中到县城与县级机关一起开展整风运动（元坝区、文昌区、龙山区同住在县粮食局内）。县、区领导亲自出马，苦口婆心地动员到会人员帮助党整风，给各级党组织提意见。同时还采取大字报、小字报、油印小报和学习简报等方式将所提意见公之于众，并组织参观交流、学习启发，促使部份本来没有什么意见可提的同志感到形势逼人，也挖空心思地编织一些意见，洋洋得意地出了大（小）字报、上了油印小报或学习简报。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被“晒出来”的意见，几天以后大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而背负这些“罪状”的人，到运动的后期都变成了不同级别的右派份子。1953年6月，晚我两天到元坝税务所报到的邓明旭也名列其中，有将近两年，我俩如影随形，真找不到他“右”在哪里？
　　
　　县上集中“整风反右”结束后，各区、乡（镇）以至广大农村也很快“反”了起来，在农村虽然不划右派份子，但“右倾”帽子满天飞！无论是乡（镇）、村、组干部或一般多言多语、成份偏高的农民，一旦被认定为“右倾”，便立刻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落得个拳脚相加、棍棒侍候、批倒批臭的下场！真可谓谈“右”色变，人人自危。“右”就像一场瞬息致命的瘟疫，无不须臾避防，而“左”又恰如一道“右”不可及的护身符，以致“宁左勿右”、“越左越正确”便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和行为模式。就在那年的冬天，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千斤不算多，万斤不稀奇，亩产十万斤，去见毛主席”等等极左话语（思潮）淹没下，中共元坝区委作出了一个堪称前无古人的“大胆”决定：组建由区副书记文兴坤为指挥长、区武装部长黄临文为副指挥长的《烧灰积肥指挥部》，将我抽调去充作办公室主任。并责令所属8个乡镇各组建1个200至350人的基干民兵营，由各乡镇长任营长、乡镇武装部长任副营长。星夜开赴所辖唤马、石门两乡境内的五峰山指定位置，接受指挥长下达的砍树烧灰任务。要求施用到每亩小麦、油菜田里的草木灰必须保证达到300斤以上，否则就反乡（镇）、村、组主要负责人的“右倾”。短短三天之内，在方圆30多平方公里，过去只有飞禽走兽出没的密林里，一场砍树（包括灌木和茅草）烧灰的战斗打响了！白天把砍倒的树木垒成像小山包一样的若干个“堆”，晚上天黑定了放火把它烧起来，直到完全烧成灰烬为止。每天晚上一般都要烧100个以上的“堆”，站在密林最高处一个叫“转转包”的地方极目瞭望，只见无边无际火光冲天，其势之壮观，白天还得意在兹的“万山红遍，尘林尽染”那场面，也羞于斗艳而退避三舍。与此同时各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大队）支部书记，亲自上阵组织和带领数倍于参战基干民兵的后勤队伍，一是向前线（五峰山）运送所需的器具和生活用品；再是把前线所获得之“战利品”（草木灰）运回，并送到田间地头。每天来来往往、上山下山一般都在2万人左右，这样红红火火一直热闹了两个多月。其间县川剧团还上山来慰问演过好几场。当大部队全部撤出以后，再站到转转包上极目眺望，曾经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已然换成了“万山秃遍，焦岭尽显！”。
　　
　　1958年2月1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打破常规过春节”的社论，强调过节也要以生产、工作为重，要打破旧的习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下面的理解就是：不放假、不吃团圆饭，要参加劳动、要吃忆苦思甜饭。元坝区委早有安排，初一那天所有机关（单位）干部、职工，一个不少地于上午8点半前，集中到裕群大队堆“鼓儿钉”。所谓堆“鼓儿钉”，就是把山坡上长有小草的地皮铲起来，然后一背一背地背到冬水田（又叫“陈水田”）里，堆成间隔2米左右、高出水面60公分左右，形状像“鼓儿钉”的小包。领导传达上面领导的指示，说这“草地皮”肥效无比，插秧时把那些“鼓儿钉”捣平搅到稻田里，可以确保水稻“亩产万斤”，所以才很快形成了人人上阵的群众运动。那天天气很冷，天空中飘着阵阵雪花，两百多人背上自己常用的背搭子（垫背用的棕制品）和背篼，拿着打杵子，“全副武装”准时抵达社员们铲“草皮”的现场，先先后后个个齐壮壮地站着，两手朝后将丁字形的打杵子一头戳到地面上，一头顶在背上那背篼的底部，做出一副等待给装“草地皮”的架势。等社员用土撮箕把草土皮用力提起来，将背篼倒满了，腰杆使力一伸，便将打杵子从屁股后面取出抱到胸面前，起步往前走。中途累的不行了，再把打杵子拿到背后去顶着背上的背篼歇口气，再继续往前走。随着体力的不断消耗，身上的寒气虽已渐渐退去，但阵阵雪风袭来双手和面部仍然感到刺痛难耐！大约过了50多分钟，两百人左右的“背二哥”都陆陆续续到达指定田块的田埂上，区委书记宁邦国用“土喇叭”使劲对大家说：“同志们：请找个地方把背上的背篼放下来，然后请你们把鞋子、袜子脱了，把裤脚挽起来，准备破冰下田！”。话音刚落，只见他赤脚裸腿，背起满满的一背篼草土皮，如履平地一样，直奔那布满了一层薄冰的田中央。之后，大家无一例外，也都跟着“豁了出去”。刚下去时，我那双脚像针刺一样痛得钻心，慢慢地就麻木了，用指甲去掐也没什么感觉。一上午时间终于挨过去了，天上的雪花没了，田里密密麻麻的“鼓儿钉”堆起来了。中午的忆苦饭，分别被安排到场上5家机关（单位）食堂，吃一样的野菜玉米糊糊。饭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五里之外的店子乡兴奋大队，搞“老墙土烟熏肥”的现场。具体地讲，就是把附近农民家里要垮不垮那类老屋土墙掀垮，整成40至50公分见方那么大的土块，再把它搬到小麦地里砌成近两米高、中空约1。5立方米，近似微型平地“砖瓦窑”那样的一座座“土包包”。然后把从附近山上砍来的柏树枝叶，尽可能地塞满每个“土包包”的“肚皮”。再用火将“肚皮”里的柏树枝叶点着，让它慢慢的燃烧以形成滚滚浓烟，上面领导说：“肚皮”周围的土块被熏得越黑越干，打碎以后作肥料就越有把握亩产万斤。不过我们那天砌的“土包包”都没有点火，区委宁邦国书记说，要等两天开现场会时才叫它薰起来让与会者开开眼界。两天以后果然熏起来了，不仅是我们大年初一那天搞的那几块地的现场，整个那一条沟都熏得不见天日，这“经验”也很快遍地开花！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全国城乡很快掀起了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讲卫生的热潮。中共苍溪县委于当年3月进行总动员：全县城乡各行各业人人上阵，连续三天（记不清是三月份的那三天了）集中开展以打麻雀为主的除“四害”活动。经过事前的周密布阵，县境内每个山头、沟谷，凡是人能够去的地方都派住有打麻雀的队伍。我被派住的位置在元坝镇民力村境内三里山中部，大约五百多米长的一条羊肠小道上。整座三里山不到两平方公里，投入的“兵力”超过三百人，主力是当地的农民兄弟。武器主要是竹竿、弹弓、石块，也有少量的火药枪。说是打麻雀实际上是见鸟就摇竹竿、就吼、就吆喝，也有开枪、使弹弓和拽石块的。闹得满天飞鸟不敢低飞，更不敢降落，累死吓死的无以数计，真正被打死的却微乎其微。那三天不等天亮，我们税务所的全体员工，无一例外都要起床，匆匆地吃过早饭，带上干粮、白开水和弹弓，扛上竹竿或火枪，铁定于8点钟以前，分别赶到灭害前线各自的岗位。我负责值守的那块地盘虽不算大，但必须盯着天上的飞鸟在那条小道上，不停地来回奔跑并“摇竿呐喊”，一天到晚至少要跑五六十里路程。直到夜幕降临才饿着肚子回到所里，已是精疲力竭。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总算又拥有了一次虽然十分短暂，却是绝无仅有的人生经历。
　　
　　反右在全国的隐性效应是催生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为其“红”遍中华大地的每个卡卡角角，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使之迅速成为那一代所有中国大陆人，不敢丝毫相左的政治行为准则，也是那个年头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符号。
　　
　　全民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一个缩影，农村一半左右的劳动力被以准军事化的方式，开进几百里以外并未准确探勘有多少含铁矿的华莹山，餐风宿露大打“人海战术”，其劳民伤财的后果不言而喻；悉如我等没被点名上矿山的干部群众，不分何种职业一律就地“参战”。当时不过千多人的元坝场，经过几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容积不等的5座“土高炉”平地而起。“土高炉”虽小，每座每天至少也要“吃”掉顿多原料（铁矿石），诸如元坝场这类远离矿山的地方没有矿石可“吃”，便“创造性”地打起了“就地取材”的主意，就是组织“突击队”挨家挨户（无论城乡，也不分机关、学校或居民、农户）拔铁钉（在墙壁、楼扶等处寻找）、轧铁锅、轧铁铧，把所有能够入炉的铁器通通搜集起来，硬是要走出一条“以钢炼钢”的路子！场（镇）上各单位员工、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以及本乡农民近千人，被统一组织起来再分配到每一座“土高炉”（每座150人至180人不等），或当“炼铁工人”或当“后勤兵”，吃、喝、拉、撒、睡都在工地，由炉长直接指挥。“土高炉”每天24小时不熄火，临时凑合拢的“工人”轮流倒班，工种不同倒班间隔、上下班、吃饭、睡觉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我做的是风箱工，每昼夜轮流上三次班，每次当班三小时，具体工作就是拉风箱。每座“土高炉”设有两台（左右各1台）以过心（直径）1米、长度3米左右的原木剜空制成的风箱，俗称“土风机”以代替鼓风机给“土高炉”送风。当班工人每5人1组（两台1次则须10人同时操作）排成一字，双手紧紧握住丁字形的把杆不断地跑前（推）退后（拉），跑退得越快形成的风力就越大，消耗的体力也就越大。即便是最棒的全劳动，最长也只能坚持10多分钟，因此炉长规定：“5人小组”每次坚持跑（推）退（拉）10分钟就进行轮换，即每班三小时，工作、休息各9次90分钟。尽管如此，每次那10分钟休息时间，总是觉得还没喘过气来，就又要去展劲忘命了！就这样没日没夜的苦熬了一个多月，确也形成了几堆充数的“铁”，躺在那里过了两三年也无人问津，后来也不知道是否当铁用了。即便是用了，又有谁晓得那“铁”的真实成本有多高？恐怕堪称贵重矿品之首的“金大哥”听到了也自愧不如！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在全国农村很快形成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到那年10月底，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公社化”了，苍溪也没例外。据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是从“巴黎公社”引伸过来的，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昙花一现（也就那么两年多时间），已为今人所少知。其实它就是把原来的乡（镇）改成党政一元化领导下，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简称“五位一体”）之基层政权、社会管理和集体经济三合一的一个特殊组织。工（工业：将原来乡、镇境内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砖瓦窑、榨油房、铁匠铺等等，收归公社统一经营）；农（农业：把原来乡、镇境内的若干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到公社统一经营，然后将原来的行政改成管理区，在管理区下面再设生产队。形成社、区、队三级，以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商（商业：那时是不允许农户个人经商的。唯有将供销社、信用社划归公社统一管理）；学（学校：乡、村小学划归公社统一管理）；兵（民兵：亦工亦兵、亦农亦兵、亦商亦兵、亦学亦兵。一句话：全民皆兵）。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时诞生的又一“共产主义新生事物”，便是“公共食堂”。一些大人物的理论是：农村一般以一个生产队为单位办一个每家每户都在一起吃饭的“公共食堂”（居住集中的地方也可由两个以上生产队联合办起来办），可以把上亿的农村妇女从灶台上“解放”出来，大大增加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公共食堂“开伙”初期，大多生产队都还有“公积粮”和“队有林”，锅里有煮的，灶孔里有烧的，曾一度有过“敞开肚皮吃饭，鼓起干劲生产”的兴旺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有的半年有的一年，便陆陆续续地走上了没粮下锅、没柴入灶（有的地方连草根都刨出来当柴烧了）的厄运。清水煮野菜、牛皮菜，是多数公共食堂的“家常便饭”，社员个人即便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偷偷摸摸到山上去弄点什么回来，家里一无锅、二无灶也只有活剥、生吞。何况那山上的动植物也已存活无几，能入口下肚的更见稀有。
　　
　　在那时的语境里，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税收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存在的空间。于是“税”改“利”的呼声甚嚣尘上，在现实中可收的税确也少了很多，我所在的税务所忽然显得有点人浮于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元坝人民公社成立不几天，元坝区委和县财政局（那时县税务局已与县政府财政科合并组成县财政局）几乎在同一时间通知我去公社上班。公社的杨宗福书记对我甚是“器重”，安排担任办公室主任兼财务部长（只挂了个名而已，并未去财务部上班）。“主任”也只是一个名，实际上就是：值守电话，接通知、发通知，登记和管理文件，以及婚姻登记，调解纠纷，等等。有好几次，已经晚上一点左右了，突然接到区委办公室转县委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根据气象预报，很快要降温或有暴风雪来袭，要求：“所有干部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立即深入到辖区内每一个牛圈，于天亮以前堵好四周墙壁上的风洞、给牛穿好‘大衣’，不得有误！”。每当如此，我首先要叫醒书记，然后挨门挨户把公社干部都叫到公社来，由书记或社长负责把到场干部分别派到各个管理区（全公社有20多个管理区）去，再由管理区的书记、主任去通知生产队长，……一直闹到天亮。特具讽刺意味的是：“牛大衣”多半以稻草做成，而稻草恰是牛的可口美食，往往穿上不过一两个时辰，就被当它作草料给吃掉了；不仅是给牛穿大衣，半夜三更通知干部下去把社员带到地里田间，顶起火把打夜战，也是司空见的“家常便饭”！有天半夜我奉命到飞跃管理区第5生产队，叫队长把社员通通从睡梦中叫到一块早已拔去了藤蔓，等待收获的花生地里，传达县委指示：“今天晚上全县都打夜战。”我指着对面山上那一团团火光说：“你们看，人家已经上工很久了。”我又说：“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挖花生，6个人一组，1个人打火把供5个人挖”。生产队长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柏皮火把，一个一个点起交到负责打火把的社员手上，“夜战”就这样打起来了！我也不得不拿上小锄头，“带头”蹲在地上展劲地又挖又刨。不一会儿，有位女社员拿着几颗花生，跑过来几近哀求地对我说：“莫同志：这是几颗三夹米的尝尝吧！”，我知道叫我吃是“假”，她（不，应该说是他们）想吃才是“真”的。说实在的，我那肚皮也饿得咕咕叫，真想吃，但不能吃，只好违心地说：“我不想吃”，她无奈地回到了先前的位置，继续挖着刨着。我佯装小解，走到火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下细观察，男女老少七八十个人，没有偷偷往嘴里塞花生米的几乎为零。然而，面对这群疲惫不堪，又冷、又饿、盹都不敢打的可怜人，你能忍心叫他们不吃吗？
　　
　　第1。7节，历险
　　
　　1959年底，全省财贸系统要选拔一批青年干部到四川省财政贸易干部学校（即后来省财政校、商专校的前身）学习，我有幸被选中。1960年2月10日入学，我被编入二部二班（学校分为四个部：一部商业、供销系统；二部财政系统；三部金融系统；四部粮食系统），驻地在当时的成都东郊跳蹬河（一部在赵君庙街10号），学习的课程只有两门：《会计原理》和《工业企业财务管理》。那年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中期，机关干部每月定量供应19市斤口粮，财贸校学员争取到了大、中专学生一样的待遇，每月口粮定量标准提高到了30市斤。虽然如此，依旧没有吃饱过的感觉！不知道学校管理层是出于何种动机，出台了一个很有一点吸引力的《以猪草换饭票办法》，即学员向学校后勤部门交够10斤猪草可换回1两饭票。交换条件虽然苛刻得难以想象，但毕竟为学员一饱肚皮提供了一线希望。于是，每到下课，四、五百学员倾巢出动，争先恐后钻到学校附近农田（地）里去“打猪草”—像锯锯藤、奶浆菜、蒲公英等等都属于猪草之列。有一天我利用晚饭后至晚自习之间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在学校大门斜对面那块麦地里，采满了一搪瓷脸盆猪草，正沿着牛龙公路（牛市口—龙潭子）行道树外侧人行道，朝学校大门方向往回走。突然觉得身后像有很近的震动声，掉头一看赫然一辆大货车正朝着我撞了过来，我本能地一闪，往公路边沟对面跳了过去，由于用力过猛又太慌张，脚未站稳而跌倒在沟坎上。几乎与此同时，大货车撞到路旁一根胸径超过30公分的大桉树（行道树）上，“嘭！”的一声巨响，那棵树擦着我右边肩膀倒下，端端砸在身边装猪草的搪瓷脸盆上，大货车前面两个轮子，已经深深地陷在了边沟里，却依然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吼声。闻讯赶来的同学把我从沟坎上扶到被撞倒的那棵树上，坐了10多分钟才慢慢缓过神来。死神虽然只是擦肩而过，四肢五体也没有明显的损伤，心灵深处遭“汽车恐惧怔”（一见到汽车心里就发怵）的残酷折磨，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年5月学校奉命组织学员到成都市郊县支农，我们二部一、二两个斑110多人被分配到温江县金马公社劳动。食宿在已经放了农忙假的金马公社小学，教室充着学员宿舍，炊事、后勤全是财校自己的人马。主要活路就是：收割小麦和收水插秧。金马那儿是典型的川西平原，一马平川，田埂很窄很小，没有一棵能遮阴的树。麦田用皮尺加绳索仗量后，划分成一亩至一亩三分那么大的若干块，然后包干到人头，每人每天必须割完一块。平时我干背呀挑呀那些重活，从来没有“下过粑蛋”，做割麦这类活大约是因为个头偏大，转身和手脚不灵之故，每每落在后面。为了完成任务，唯有“笨鸟先飞”，每天早上5点起床，稍事洗漱即操起镰刀跑到麦地里“干起花儿开”，快到8点时跑回住地，匆匆地吃过早饭接着又干……中午12点的午饭和下午6点的晚饭，也都是这样忙着吃了又继续忙着干……几乎每天都要干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和最后收工的少数几人一起回去睡觉。除了三吨“正餐”，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当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还要在劳动现场为每个参劳人员，免费、免票供应半斤蒸土豆（有时还外搭少许几粒九香豆），俗称“打幺台”。尽管“一日五餐”，却依然弥补不了热浪蒸腾、太阳灸烤和超长时间劳动，对体力的大量消耗，何况那“餐”也没有什么油水。每到晚上睡觉前，肚子就饿得咕咕叫，而次日一早还要撑着到地里去干活，像那样连续干了16天。最后8天是收水插秧，我选择了挑秧的活，在常人看来那是“拈重避轻”，而我的感觉恰恰相反。在金马那些日子，没有下过一天雨，好象也没有遇到过阴天，就晒了近20天大太阳，手上、脸上，所有暴露的地方，连续落了几层皮，还是黑得象个非洲朋友。
　　
　　7月中旬财校学习结业，计划从成都乘火车取道邮亭铺、大足，经四哥（莫异珍）教书的潼南五桂小学，回古溪老家看望父母后再返苍溪。那天火车到达邮亭铺车站已是晚上11点10分，下车后在附近一家旅店住了下来。次日凌晨5点起床，赶到汽车站去买大足的车票，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轮到买时，售票员说：“大足的票已经卖完了”，我说：“那就买下一班的嘛”，售票员说：“下一班就是明天早上7点的，今天不预售”。我懵了！既失望，又无奈，很不情愿地退出了买票的队伍。无精打采地在汽车站外面街沿上徘徊，不经意中看见一辆满载化肥的货车，正停在十米之内的街边上。也许是条件反射的作用，促使我与正在往水箱里加水的师傅搭讪上了，知道他车上装的化肥就是从这里的火车站仓库转运去大足县城的，我提出给1元钱搭他的车，他说：“钱都是小意思，我可没票哈”，我说：“没关系，知道你没票”，就这样搞定了。我使劲把随身携带的两个大提包，塞在副驾位上，正准备爬上去坐的时候，一位农民模样的老大爷跑过来对我说：“同志，我一早到这里来买了一张去大足的车票，现在家里有急事，不去了，你要不？”我又惊又喜又发愣，心想这票会是真的吗？显得有点迟疑而不置可否。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很快就要开车了，我跟你一起去，上车后再给我付钱，好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好拒绝的呢？于是转过头去向货车师傅表示了歉意，便跟着那位老者进入车站，搭上了去大足县城的客运班车。客车行至能看见山下几公里之外那座县城时，在一个“之”字形转弯处，发现一辆运化肥的汽车直接从这里，即一个百多米高的斜坡顶部闯了下去，破包的化肥白晃晃地洒了一面坡。当客车经过第二个“之”字形，到达那坡的底部时，又看见失事货车的“残骸”正落在公路旁边，仔细观察，那正是我早晨谈妥要搭乘的那一辆。不知道是出于同情或好奇，客车师傅放缓了行车的速度，向围观的群众打听货车师傅的下落，只听见七嘴八舌地说“已经光荣了”。这时，我的心情沉重而又灰暗，心想人的生命竟然如此玄不可测，有时生死就在一念、一动之间，真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再看看手上那张汽车票，简直就是一张“免死票”，没有它自己不也就“光荣”在这里了吗？
　　
　　到大足车站下了车还没到11点，在车站外面路边店里吃了碗面条，搭上两个大提包就又上路了。经过一座水库（乘了10多里路的木船）、再翻过一座大山，天要黑要黑的时候，终于到了四哥任教的潼南县五桂乡小学。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临走时四哥拿出一根扁担，让我把两个包挑上，说：“这比搭在肩膀上好走一些”。于是，我顺着他指的那条石板路一直走到遂渝公路上的唐坝镇，正在一家小食店歇气、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和我搭讪：“。看样子你是出远门的，下一站准备去那里呢？”，我说：“去潼南，然后回老家古溪镇”，他说：“那好哇！古溪镇也通公路了”我问：“有班车去吗？”，他说：“没有”，我还没来得及再问，他又接着说：“没班车，可以骑自行车呀”，我说：“我哪有自行车呢！”，他说：“我这里就有”，我说：“你愿意借给我骑吗，我怎么还给你呢？”，他说：“我是做自行车出租联营的，在县内10多个大场镇，包括古溪镇都设得有门市部。你只要有工作证，在我这里登个记，把租金交了，就可以选一辆车骑到古溪去，然后还到我们设在古溪的那个门市部就行了”。听他这一讲我感到有点新鲜，也觉得骑车总比走路快当，有这个条件何乐而不为呢？依他的要求弄了一辆过来，把两个包绑在车架后面，扁担横在中间，开始骑着感觉比走路轻松多了。越走路况越差，车况也不太好，再加上车载重量有差不多两百斤，平路上都要费很大的劲才踩得转，上坡下坡更要加倍用力扶侍。下午6点左右到达潼南县城，过了涪江渡口，车的链条断了，幸好那附近有个造船厂可以修理，耽误了半个多小时，天已经快黑了，我骑上拼命地往古溪赶，到茶店场时已经黑得不见五指，逼着在那里住下。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走拢古溪，把车还了，去看望姑母、姑父，他们喜出望外，留着吃了午饭，又继续漫聊，尤其是姑母，总是有很多说不完的话。差不多到下午四点了，姑父、姑母才依依地把我送上回家的路。离别整整十个年头，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一家老小（包括父母亲和两个妹妹）既高兴又心酸！那个年代全国农村人口都吃“公共食堂”，家里一无锅二无灶，大妹念文说：“还好，哥哥正赶上今晚食堂‘打牙祭’”，不一会儿便从外面，端了一如钵大碗的南瓜稀饭回来，放在家里唯一的一张破条桌上，我满以为那就是给我舀的晚饭，捧了过来狼吞虎咽地很快吃个精光！完了，一家人还是围着我问这问那，我说“天就快黑了你们怎么还不去吃饭呢？”，他们都说“我们已经吃过了”。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一大碗南瓜稀饭就是一家人的晚餐！也就是说那天晚上除了我以外，一家人都没吃成晚饭。另外，所谓“打牙祭”，也只不过是浠饭做的稍稠一点，而不像平时那样，清水瓜菜汤里很难找到几颗米粒罢了。当时队上（生产队）公共食堂是按人头分“强劳”、“弱劳”、“大人”、“小孩”等不同标准供饭的。我这个“外来人口”，在公共食堂是打不到饭的，只能从家里人的口里省出一点来给我吃。我看到那种情形实在不忍，所以只在家里呆了一天，就又强忍着眼泪依依不舍地走了！
　　
　　回到县财政局向局长伍定西报告了半年以来的学习情况，他说：“早就知道你会学得很好，现在你就不去元坝税务所了，回到县局才能学有所用。”接着他又说：“最近一个多月，你就到东河那几个区去帮到收下学杂费。”我顿时觉得收学杂费这类事情不该由财政局直接插手，但又怕被认为是“狂妄”或“不接受领导安排”，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免强地问了一句：“我一个人去吗？”他说：“那三个区就你一人，其余的区已经安排有人去了”。我没有再说什么，准备了一天，便骑着自行车出发了。所谓东河那几个区，就是指县内最边远的东溪、龙山、文昌3个区21个乡（镇）。虽然三个区区公所所在地都已经通了公路，但很少有班车，骑自行车是当时最方便的出行方式。我每到一个区，都先到区上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去欠费的乡（镇）小学一个一个地摧缴，不是每个乡（镇）都欠费，但有的乡（镇）要跑两三次才收得齐。就这样顶着烈日、栉风沐雨、爬山涉水，跑了一个多月，才基本完成任务，时间已经是九月中旬了。“打马回朝”那天，我从文昌场上骑自行车回苍溪县城，行至元坝镇境内一个叫潘家弯的地方，遇到一段“L”字形的陡坡，自行车刹车突然失灵了，两个车轮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该左转弯时“龙头”却不听使唤，竟直接向正前方20多米高的一个乱石碥冲了下去，眼看已经“无力回天”，我赶紧放开“龙头”双脚使劲往左边公路上一跳，由于车速太快被甩到了四五米之外的碎石路面上。稍顷，我从地上爬起来，只见左边的裤脚和衣袖已被碎石磨破，左腿肚子上有巴掌大一块血斑、左手倒拐子（胳膊肘）上不仅有血斑，还有三四条血口，最长的一条超过8公分，但并未感到疼痛。我抖了抖身上的沙尘，摸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乱石块，下到乱石碥的底部，把自行车的残骸拼到一起，然后扛在肩上绕开公路，直接穿过一个近千米的大河坝，从元坝场下边的人行渡口（中渡口）过河。刚走到河坝中央，伤口痛起来了，越走痛的越厉害，我咬紧牙关坚持走到区卫生院，把伤口包扎好，才到税务所住下。在元坝养了两天伤，等自行车修好了，就又骑着回到了县财政局。
　　
　　谈起那半年多的经历，有同事打趣地说：“你小伙命大，三闯地狱而不入！”
　　
　　第1。8节。水肿
　　
　　税务与财政合并，主要体现在一个领导班子和一块牌子上面。两大块业务依然是各干各的，办公也没在一起，财政这块在县政府里面，税务这块还是在复兴巷10号。伍定西叫我留在县局说的是要“学有所用”，这实际上就是从税务转到财政这一块了。所以在这年9月份完成学杂费收缴任务后，被分配到了企业财务股，并口头指定为负责人，同时兼做办公室的全部工作（管理印章、值守电话、上下联络、收发文件等等）。那时全局（含税务那块）只设有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又只有我一个人，而且还是兼职的，确实显得有点“不像样子”。其实也不止办公室，财政这块一共设了预算、行财、农财（含农税）、企财等四个业务股，除预算股有个副股长以外，行财股和农财股都只有一个口头指定的负责人。企业财务股除我之外还有四个工作人员，是人手最多的。之前有一个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股长，我去之后被调到人事股任股长去了。于是就形成了四个业务股只有半个股长（预算股副股长），两个非业务股室只有一个股长（人事股长）的局面。
　　
　　企业财务股的全称叫“企业财务管理股”，顾名思义，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县属国营企业的财务活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①核准企业的年度财务计划并按季检查、考核；②核拨、补充、回收企业流动资金；③核准、拨付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④审核、汇总上报企业月份、季度财务报表；⑤审核、汇总上报并批准企业年度财务决算；⑥按季收缴企业利润或弥补亏损；⑦辅导企业财务工作、培训企业财务工作人员；⑧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除此之外，要做的事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不过那时正处在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人处处、时时刻刻，无不为如何才不至饿倒而盘算，哪有多少心思真正用到业务工作上呢！不只是企财股、办公室，以至整个财政局也只有我和另外两三位同志在家坚守（免强应付各项工作），其余同志多由县政府机关（伙食团）统一组织，或下嘉陵江电鱼（一种灭绝性的捕鱼方式）；或去山上打猎、采野菜野果；或去国家粮库加工以劳动力换米糠；或“自力更生”在机关院坝里生产小球藻（把院坝围成若干个浅水池，然后泼上约为四分之一水量的人尿，让它在水面上慢慢长成一层皮，名曰“小球藻”以供充饥）。可见当时各地各级各部门一切工作，都以不饿死或少饿死人为中心。整个苍溪县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饿死的人还不算很多。相隔不远的南部县，不敢说就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但见一路乞讨到苍溪而饿死在街头、路边的都不是少数。从被抽调到荥经县救灾“逃跑”回来的同志讲，那里的情况比南部县严重得多，连曾经在苍溪任过县委书记，后来调到雅安地委任农工部长兼荥经县委书记的蔡宝山，都活活地饿死了！
　　
　　那年头山是光的，已无多少飞禽走兽可捕；地是荒的，野菜、野果比金子难觅；水是清的，鱼鳖虾蟹几已电绝。为了杀出一条生路，县政府机关（伙食团）把早已荒芜的肖家坝林场几亩土地拿了过来，又从全县中小学里选了四位有干农活经验的老师（校长），来担任常年住场“主劳”，凡在食堂开伙的人员，均以局、科、室为单位轮流到场劳动。任务只有一个：种蔬菜，主要品种：南瓜、萝卜、牛皮菜加红苕。除此之外，各局、科、室还开垦有自已的蔬菜地。我们财政局分别在县气象站外面边坡上和武当山脚下，开垦出很不规则的七八块薄地。我那时想，人种菜是想吃菜的尸体，菜要长的好，在当时的条件下唯有吃人的排泄物（屎尿）。我们对那七八块地的呵护，绝不亚于同一时期农户对自留地的钟爱和专心。不仅有四五人专守经佑，就连我这个“后方留守”人员，每天一早也必须从县政府机关挑两担稀粪，或去武当山脚下或去气象站旁边，把蔬菜浇灌了才回来吃早饭。付出的心血不可谓不多！然而却始终得不到理想的回报。其主要原因不外如是：第一。土地脊薄，土少石子多；第二。主要中之主要是我们挑去的所谓“稀粪”，都是饿男饿女的屎尿，而“制造”这屎尿的食物全是没有一点油水的“清汤糠菜稀饭”，所以“质量”低下，根本没有多少肥效。难怪它一年四季就只能长到那样子。
　　
　　没经历过那年月的人，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一顿要吃多少东西？以我这个颇具代表性的普通人为例，吃饭所用的那个烧制有“人民公社好”五个大字的土巴碗，碗口直径达25公分，中央净高13公分，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土陶汤盆！完全可以装下两斤大米的笼蒸白米干饭，只不过形状是碗而不能叫盆罢了。在县政府伙食团就餐的近200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人民公社好”的土巴碗，虽然它可以装两斤米的白米饭，却从来没有装过白米饭。一日三餐，我每顿狼吞虎咽般吃完那么满满一碗（盆）清汤寡水、只有很少几粒米的菜稀饭，实在没有一点饱的感觉，总想再吃点什么，然知其不可得也。相信那年代没有那种感觉的“绝无仅有”，只是有的人饿死也不敢言饿而已。缺少热能的食物吃的再多也难以补充仉体所必须消耗的能量，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最常见的便是水肿病，表现为四肢无力、周身浮肿，发展下去就是死亡！我也未能幸免。为尽可能地减少死亡，国家对水肿病人特批了1斤白糖的专供指标，凭所在单位和就诊医院证明，直接到糖酒公司购买。也许就是那一斤白糖，或者由于1961年下半年以后，每人每月供应一斤猪肉能够逗硬买到，我才又从死亡的路上走了回来！
　　
　　1961年1月中央8届9次会议，针对58年“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所谓“调整”实际上就是纠错，只是不便说穿罢了。感觉自1962年初开始，国家整个经济状况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个人的肚子也有了饱的感觉，财政局的各项业务工作随之逐步走上正轨。那时财政部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向所属国营企业下派“驻厂员”。局长伍定西对此事特别重视，给企财股又增加了两名干部，总数达到了7人，除我1人留在局里负责综合、联络以外，其余6人全部以驻厂员名义派到了所属20多个国营工商企业，每人负责3至4个单位。主要职责：从财务的角度进行监督、检查、辅导，协助改善经营管理。每个驻厂员每月必须直接向局长写一份工作回报，每份报告伍定西都要认真阅读，对那些空洞无物，看不出这一个月做了几件啥子事情的绝不放过。我虽在局里留守，其实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企业里面转。那年南充地区财政局企财科在歧坪生猪站住点8个月，我每月必须去陪住半月，收猪、养猪、押猪、卖肉等等活路都做过。
　　
　　时光很快流逝到1964年的4月16日，那天县政府机关党支部照例组织全体党员和青年积极份子学习，我是党支部内定的少数几个积极份子之一，同时又是被指定的集体学习记录员，和往常一样拿上记录薄，兴致勃勃地提前几分钟入座在会议室后排位置上。学习开始时党支部书记（县财政局局长）伍定西说：“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今天我们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这时党支部副书记（县计委主任、南下干部）李德仁，像是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似的，以十分严肃而又带着几分质问和讥刺的口气大声地打断伍定西的话，说：“请问伍定西同志，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重要指示（即毛主席在8届10中全会上的讲话）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你已经学习过了，你认为莫异矩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参加我们今天的学习会是合适的吗？”。这话像晴天霹雳，令我整个身心轰然一震，而先前交头接耳的会议室也立刻变得可怕的凝重和寂静，仿佛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上了自己，顿觉无地自容，而恨不得一下子从这个地球上被蒸发掉！当终于回过神来满怀被恣意羞辱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那个杀气腾腾的地方时，我内心深处的痛楚是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也是任何一种语言文字无法如实表述的！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与两年后的5月16日在那一代每个中国人脑海里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一样，1964年的4月16日在我的记忆里怎么也磨灭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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