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15年第三期《炎黄春秋》

　　　　　　　　　　　　　　　“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频率

“敌对势力”，是中共词典里的老词。它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出现的总次数不算多。该报一九四六年创刊，“敌对势力”首次出现是一九四八年。从一九四八年到二0一三年，六十五年里，共有一千七百六十六篇文章使用过此语。

“敌对势力”是舶来品。据笔者掌握的《人民日报》资料判断，它来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中共建政后的若干年里，“敌对势力”是个冷词。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八年的8年间，《人民日报》上总共只有十七篇文章使用这个词语。“敌对势力”的语义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敌对势力”，指资本主义阵营。在共产国家多位领导人和官员的报告、讲话、声明、电报中，均强调抵御敌对势力的包围、侵略。

　　第二类“敌对势力”，指共产阵营内部的反对者。　

一九五九年，《人民日报》有十篇文章提到“敌对势力”，是五十年代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六篇与大跃进有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敌对势力”语义的演变，与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遇到的危机有关。先是斯大林在东欧的危机，继而是毛泽东大跃进的破产。对主义、道路、领袖的一切怀疑、质疑乃至抗争，都可装进“敌对势力”筐里，都可扣在“敌对势力”的帽下。一九五九年，是中文“敌对势力”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确立语义的一年。三十年后，一九八九年，它高调复归时，语义未改。　　　

一九七六年清明，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抗议。公众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演化为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乃至毛泽东的不满的宣泄。抗议遭到镇压。数月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媒体上“民主”“法制”成为熟词，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比比皆是。当时，中共正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场外，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贴満追求民主、呼吁政治现代化的大字报，会场内，对毛泽东的批评声音升高。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言，他亲手所写的讲话提纲，一页纸上有四处提到“民主”。紧接着，中共召开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全会闭幕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万七千字长文：《人民万岁》。据记者祝华新记述，这篇关于天安门运动的长文，由刚刚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该文表达了胡耀邦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化理想。

对于政治话语研究，这是个重要样本——请特别注意它对“敌对势力”的用法。　

以文风观之，《人民万岁》接近五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论战的多篇长文：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慷慨激昂，笔蘸情感，这和论述内容有关。

文章这样记述对天安门抗议者的镇压：

正因为“四人帮”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包围，预感到末日的来临，这伙致死不悟的法西斯匪徒终于孤注一掷，撕下一切伪装，彻底露出了同人民为敌到底的狰狞面目。他们把反革命的暴力提上日程，向着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残暴的镇压。在他们的棍棒下，英雄们的鲜血，点缀着带泪的花圈，滴进了广场的土地。接着来到的，就是追查“谣言”，收缴诗词，罗织罪名，把英雄们一个个投进监狱。这伙历史的罪人在继续嘲弄和亵渎着庄严的历史。他们企图用反革命舆论吞噬真理的声音，掩盖着自己的恐惧，用黑夜中的追捕、法庭上的审判，表示自己还有力量。他们在狞笑中举起血腥的酒杯庆祝自己的“胜利”。
　　文章引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所说的话：“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样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样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作者发问：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提出，继续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已“成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作者写道：

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充分反映了这种必然趋势。　　　

“敌对势力”的定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变异。它的所指，已不是中共词典中原有的各种敌人，而是“反民主”的力量，即专制。据祝华新记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的批评。邓看懂了这篇文章。

空前绝后的语义变形，转瞬即逝。进入八十年代，“敌对势力”又恢复原义。改革开放到来，其传播频率徘徊在低位，直至一九八九年，骤然冲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如一个巨大的钟摆，有时摆向右边，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甚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时摆向左边，严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钟摆向左，《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一词就抬头。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学潮下台。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上使用“敌对势力”的文章达一百一十四条，其中一百零八条出现在六月之后。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文中用了“敌对势力”一词。

该文称：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第二版）　　　

陈希同报告点了大批“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的名，谴责他们“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持”。这些人，亦被称为“境外敌对势力”，《人民日报》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决不容许境外敌对势力向内地伸手》。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七次使用“敌对势力”一词，包括“国际敌对势力”、“国外敌对势力”、“外国敌对势力”、”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和三次“国内外敌对势力”。（《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一版）

一九九0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

社论如此论述天安门事件：

那场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造成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激烈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这场风波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　

一九八九年、一九九0年、一九九一年，“敌对势力”在《人民日报》的使用篇数，是该报历史上的三个最高位，分别为：一百一十四、一百七十五、一百九十八。三年全部四百八十七篇，形成传播高峰。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暮年一博，南巡号召改革（当然是经济改革）。“敌对势力”一词的传播频率，应声跌落。

“敌对势力”一词在一九九二年戛然而止。《人民日报》上使用“敌对势力”的文章，一九九一年为一九八篇，一九九二年跌到四十三篇，一九九三年仅十九篇。　

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召开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十四大贯彻了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指示，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即执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大会修改党章，“敌对势力”被删除了。但江泽民的十四大报告中仍说“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宪法序言中的“敌对势力”也未删除。　

“敌对势力”伴随中共，从毛时代走到邓时代。一个多甲子中，敌对者数度更换。有的“敌对势力”终获平反（如曾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敌对势力”，先是朋友，后为死敌，再成盟友（如俄罗斯），然而决定何为“敌对势力”的思维始终未变。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对“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具意识形态色彩。　

　　－－钱钢：“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频率，《炎黄春秋》2015年第三期第31－34页

　　　　　周扬整过人，后来又被整，然后幡然悔悟，人性复归

新时期堪称我党的文艺界领导人、理论家的周扬同志，之所以被人们至今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曾经整过人，但后来自己又挨了整，然后幡然悔悟，人性复归，在重新出山后，推动了新时期文艺界乃至整个理论界的人道主义运动。

文革以前的周扬，曾执掌文坛牛耳，是中共在文艺界的最高领导。用已故作家林斤澜的话说，周扬是谁？周扬是文艺界的沙皇，是文艺界的毛泽东，他说的话相当于毛泽东说的话。文革中这个人被打倒了，坐了十年监狱，备受折磨。粉碎“四人帮”，周扬复出，之后不久，周扬同志不仅迅速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思想文化界思想解放的先驱之一。他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做了真诚的反省。他在文革后文艺界的第一次聚会、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见《周扬论文集》第五卷）他不管大会、小会差不多每会都要检讨，对于因他而被整的人，每逢必道歉。这种检讨、道歉，不是敷衍和表姿态，是发自内心的，是源于他具有历史内涵的一种深切体会与认识。因此受到许多当事人的称赞与谅解，当然他的这些反思与道歉，也为一些拒不认错的人所忌恨。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他具有反思的深刻性与彻底性。他积极热情地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坚决反对文革流毒，反对两个“凡是”，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支持者。　　　　　　

　　－－石厉：顾骧谈思想解放运动，《炎黄春秋》2015年第三期第66页　

　　周扬和胡乔木在同一地点所作的针锋相对的“形式”、规模相同的报告

（1983年）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隆重举行，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周扬同志做主题报告，他首先做了一个开场白式的简短讲话，然后大会报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代读。报告赢得了人们长时间的掌声，大会结束后，王震等同志都为报告的成功和精彩向周扬表示祝贺。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的大会报告。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理论界的热议，作为当时中央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主管，胡乔木从八个单位集中人力，耗时三个月，起草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篇文章首先在各大权威媒体发表，然后在1984年1月3日，在相同的地点，即周扬曾做报告的中央党校礼堂，也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读，宣讲了他这篇文章。他的文章主要观点就是不承认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认为周扬宣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其实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背道而驰。对周扬文章的定性是“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将一场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终于和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由此掀起了一场在思想理论界短命的清除“清福污染”的运动。周扬迫于压力，公开检讨后从此内心痛苦，精神不振，身体加速衰弱，最后一病不起。　

　　　　　　　　　　　　　　　　　　　　　　　　　　同上，69页

　　　　　　　　　　习仲勋、胡耀邦等努力为周扬平反

周扬住院后，习仲勋同志数次派夫人代表自己去看望并慰问周扬，1985年1月，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人们四处呼吁希望为周扬平反，经习仲勋请示胡耀邦同意，采取了另外一种迂回的方式，也就是将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遭到批判的文章再次公开发表。可惜，周扬已经神志不清了。张光年同志指示由我（顾骧）编辑《周扬近作选》一书，将这篇文章收入其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周扬近作选》的出版，实际上是胡耀邦授意、在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为周扬平反之举。我编订了这本书，并写了后记《知识分子的心声》，表达了知识界对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高度赞扬，称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世界观高度较全面、系统清算三十几年来‘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理论文章，也是为蓬勃兴起的城乡各项事业的改革作理论上论证，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期间，我又写了《兰叶春葳蕤》这篇有关周扬同志近两年文艺思想的评论文章，盛赞了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文艺思想，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海内外的关注。1月3日，参加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冯骥才、陈建功、李陀，郑万隆、王安忆、史铁生、乌热尔图等九位中青年作家，联名写了一封热情、真挚的慰问信，对周扬同志表示敬意与想念，许多代表闻讯要求联署，从耄耋之年的钟敬文、汪静之到老中青数代作家汪曾祺、吴祖光、戈宝权、古华、宗璞、贾平凹、陈忠实、阎钢、铁凝、刘亚洲等一共三百六十四名代表在慰问信上签了名，表达了对这样一位曾经的文艺界领导人的敬仰、热爱、思念。湖南、上海、江苏等十一个省市代表团向周扬同志发出了同样感情真挚、热烈的集体慰问信。两年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同志也为了表达对周扬在理论探索上的敬意，编选了一本《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选》，重点收入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并将这部文选署以“周扬等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深情厚意不言自表。　　　　　　

　　　　　　　　　　　　　　　　　　　　　　　　　　同上

　　　　　　　　　　　缉拿“人民公敌”齐奥赛斯库

从1989年12月21日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滾下台”的愤吼声中，尼古拉·齐奥赛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40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他亲手培植的爪牙——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赛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黑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仓皇出走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为“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号召力的口才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由兵营临时改造的审判厅。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圣诞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落：“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赛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375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赛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3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府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已像弹簧一样绷到了极限。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赛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地下令向游行青年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地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人权”这些字眼吗？当在镇压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毫无异议，竟无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45年前，齐奥赛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意大利预演过了。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克拉雷特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牲口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等待怨毒的鞭子来抽打。单就这一场面，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听见你的名字就哆嗦，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得表现得比你更决绝。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是：若是这些人奉行法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理念，简直是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圧根儿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王开岭：从齐奥赛斯库的终结说开去，《炎黄春秋》2015年第三期第70－71页

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