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市解放。

九月，坐落在江湾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迎来解放后第一个新学年。

牌坊式大门门楣上于右任先生书写的“国立复旦大学”六个行楷大字，笔力雄健，在阳光照耀下，灼灼生辉。大门下面，学生进进出出，报到、注册、选课，忙碌异常。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同，经济条件各异，总体上大都朴素无华，一些来自边远小城镇、乡村，山区的学生，土生土长，第一次来到这繁华大都市，看上去更觉敦厚、朴实。

刚解放那阵，列宁装还没有成为典范式样普遍推广，学生衣着五花八门，但蓝灰色基调基本一致。偶尔有其他色彩的，便觉十分显眼。男生中，西装没人穿了。有的学生便到外滩中央市场美国剩余物资的摊贩手中买来草绿色军外套，深黄色军裤。女生服装大部分是布质阴丹士林？，还有穿着家乡自制土布衣裳的的。

相比之下，左娅就显得很“洋”气了。高高的个子，匀称的线条，有时穿的是格子呢短大衣，有时穿的是软缎花旗袍，很是“扎眼”。

不久，地下党公开了。各院、系党团支部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纷纷向组织递交自己的申请书。

第一批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团员名单公布时，同学们惊奇的看到上面有左娅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站起来的东方巨人和国际朋友的交往日渐频繁起来。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代表团，尤其是文化艺术代表团到上海来访问，差不多都要到复旦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做客。

学校开始物色组建一支外事接待队伍。左娅被选中了。

在和外国朋友交往中，左娅热情而不失娴雅，应对得体、落落大方，每一次都能很好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但当组织上找她谈话，准备调她到“世界民主青联”做专职外事工作时，左娅不加思索拒绝了。

宿舍里，女同学都很不理解。

“左娅，外事工作不是人人都能搞的，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左娅，搞外事工作是组织上交给你的政治任务，是对你的信任。你是共青团员‘怎么可以不服从分配？”

“左娅，你真是傻瓜！接待外国人，吃得好，玩得痛快，你为什么把撞上门的好事往外推？”

左娅在一片责难声中不为所动。就是不去。

“你们没看见，那些洋人，眼睛是兰的，手臂上长着长毛，还是黄毛，像是从猿到人还没有变过来似的，谁看谁不舒服！”

从猿到人是刚从“社会发展史”上学来的。这理由未免说不通。但就像她小时候在家里那样娇惯任性，想到哪说到哪。

“再说，我还不想中断我的学习！”

这理由也站不住脚。这年代“政治任务”是压倒一切的。

这是左娅第一次，也是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不服从分配。

在女生宿舍，左娅心灵手巧，热心帮助同学。

一个从农村来的女同学，想跟上时代潮流，自己手动做一件城市女孩爱穿的那种“列宁装”，布料买回来了，拿着剪刀，比来比去，不敢落剪，怕剪坏了。

左娅见了，“我来！”接过剪刀，嚓！嚓！嚓！三下五除二，裁好了。

“左娅，你好大胆！你想过没有，万一剪坏了，怎么办？！”

“有什么了不起”。左娅满不在乎，“剪坏了，扔掉，当抹布，另买一块！”

从左娅手里进出的银钱太多，一块布料能值多少钱？

左娅胆大，心不细。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很有男子汉泼辣、果断味道。别人是“艺高人胆大”。她是艺不高人也胆大，更确切地是说“钱多人胆大”。

运动场上，左娅爱打篮球。

上体育课，老师让女孩子排着队，挨个儿上前练投篮。很多人投不进，有的连篮板都没有碰上。

轮到左娅，像罚球的运动那样，先在地上拍几下，先脱手，球在空中划一道优美的弧线，中了。

不久，女篮校队队长找上门来，要左娅跟着校队训练。不是因为左娅球技拔尖，而是这个时候女生都不太运动，操场上女生身影很少。

打球时，左娅十分卖力，左冲右突满场飞，像正脱缰的野马。

于是，左娅有了一个绰号“野马”。

平常，左娅性格也颇有“野”气。她的人生哲学是“我能得到的，再贵重的也不稀罕；得不到的，我偏要得到！”横眉撒野，不像江南姑娘那样温文尔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左娅的“野”气，也许和她家乡风水有关。左娅老家不远就是高山，山高林密，民风强悍，解放前是土匪出没的地方。

左娅父亲也进山，当然不是去当“山大王”，而是去打猎。每次进山围猎时，一大帮人，掮上一式双筒猎枪，斜挎子弹带，牵着十几条猎犬，浩浩荡荡向远山走去，这阵势对小左娅来说，无疑带有巨大的诱惑性。如果不是爸爸不同意，她一定也会掮上猎枪跟着进山。

对于“野马”这个绰号，左娅很满意。

解放后，扭秧歌、打腰鼓这种老解放区的娱乐形式，迅速占领素有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

哪里有扭秧歌，哪里有打腰鼓的人群，哪里就有欢乐。

这天，登辉堂前大草坪上，学生排成一字长蛇阵，绕着圈子，踏着鼓点，正兴高采烈地扭秧歌。

中文系系主任郭绍虞教授也来了，笑容满面站在草坪边。

“郭老师来了”!左娅眼尖，一声高喊，几个女同学立即围了上去，把他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拥到欢乐的队伍中来。

锣鼓声渐紧，年轻人甩开臂膀，扭动腰肢，忽疾忽徐，轻盈前进。队伍中，老教授像往常一样，戴着黑边眼镜，穿着一领长袍，脚下却蹬着一双笨重的半高统翻皮大皮靴。虽然步子合不上鼓点，却一样兴致勃勃地被同学们簇拥着前进。

回到宿舍，女生便叽叽喳喳议论起来。

“你们说，郭老师今天为什么要穿那么一双笨重的大皮靴？”

七嘴八舌，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也许------也许布鞋和皮鞋都不合时宜了”。

左娅想了又想，总觉得这双大皮鞋和老教授的身分不相称。

有同意做呀说法的，也有不同意的。

争了半天，只有一点，大家意见一致：“郭老师和年轻人一道扭秧歌，感情上和我们更亲近了”。

郭老师住在庐山村。

那是一排向阳的小洋楼。

走进郭老师家，便能看到客厅里挂着一副水墨立轴，画着郭老师的全身像。慈祥的笑容，睿智的眼神，长袍、布鞋，淡泊而端庄的学者风度被画家用流畅的线条，极简练的勾勒出来，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特别是那长袍、布鞋似乎散发这一代宗师、满腹经纶的儒雅气质。

可是，穿着长袍，脚登反毛大皮鞋的郭老师便有点像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了。

郭老师是中文系系主任，一系之长。挑皮的学生便把郭老师叫成“郭老板”，语气之中，除了敬重之外，更有十分亲近的意思。

那天，老师和学生们一道扭秧歌的可亲可敬形像，在同学心中深深扎根，久久不忘。

“郭老板”昵称，在学生当中也一届一届传下去。

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很重视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被列为公共必修课，人人都得学。特别是“社会发展史”，当时说是改造思想，让学生自觉接受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武器。

这门课的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一个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被我军俘虏的日本军人根本不服输，思想顽固，特别反动。后来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讲起，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受帝国主义毒害极深的日本军人态度慢慢有了改变。内心深处，被他们认为是万古不变的天皇制度开始动摇了。

可是这门课在学生中的号召力却并不是怎么大，上课铃刚响过，可容纳一、二百人的大教室坐得满满的，下课时便出现不少空座位。老师讲课十分卖力，有时讲得口边泛起两泡白沫也顾不上擦，可学生们不感兴趣，照样溜号。

专业课课堂上，气氛就热烈了。

复旦大学解放后经过最初的调整合并，已经聚居一大批学界名流，人才济济，群星璀璨。仅中文系就有郭绍虞、刘大杰、陈子展，方令孺、章蕲以、赵景深、吴文祺、蒋天枢、汪静之十大教授。他们在课堂上或旁征博引、说古道今；或思维敏锐，辛辣嘲讽；或幽默风趣，谈笑风生，无不像磁石一样，把学生们的注意力紧紧吸住，听得入迷。有时老师们会离开讲题，插进一小段题外话，或抒发感慨，或介绍身世，或给学生开开顽笑，课堂气氛便活跃起来。学生从老师哪儿得到的教益，乃至只言片语，往往终生难忘。

方令孺老师便是这个时候对左娅影响至深的教授之一。

方老师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读书。到复旦大学执教是1943年的事了。

1940年以后，国民党对解放区加强封锁，加强进攻，抗日战争进入十分困难的阶段。但千千万万进步青年、文学家、艺术家仍满怀激情，不顾反动派的疯狂绞杀，投进血与火的战场，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其中就有方老师的学生、亲人。方令孺老师既热情支持这些热血青年的献身精神，又千般万般的为他们的安全操心。

解放后，在复旦大学徐汇村她家里巷学生回忆这段往事时，同学们仍然从她平静的语言中察觉方老师正气凛然的刚强性格和宽厚仁爱的慈母心肠。

徐汇村是复旦的教授住宅区，别墅式小洋房坐落在花草丛中，既清静又优雅。同学们都喜欢到方老师家作客，左娅更觉得这就是她的家。在方老师面前，她可以敞开心扉无所不谈，连内心的秘密都可以向方老师深情诉说。

一天，   方老师关心地问左娅有朋友了没有。

当然，房间里没有别人，左娅仍凑到老师耳朵跟前，悄悄告诉她：

“有”。

“是谁？我认识他吗？”

“他来过，就是外号叫‘强盗’的那个。”左娅调皮地故意卖关子。

“好，你下次和他一起来。”

方老师不知这个“强盗”是哪一山头的好汉大王，也不追问。

过了几天，左娅一进门就喊：“老师，‘强盗’来了！”

“原来是你！”方老师笑了。这也是方老师家中常客，左娅的同班同学吴台。

吴台有些不好意思：“方老师，我不是‘强盗’，是左娅故意损我。”

左娅当然不让。“老师，别听他。这是刘大杰老师在课堂上‘封’他的”。

的确如此。

当时，刘老师在中文系开两门课：“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这两门课刘老师都编了讲义，每一章讲课前发到同学手中。

不知什么原因，那是学校不承担讲义的刻写任务，由教授自己找人刻好钢板蜡纸拿到教务处去油印。刻蜡纸的任务便落到吴台身上。

吴台钢板刻得好。美术体、仿宋体都能写。刻讲义用的行书小楷，秀丽端正，一笔不苟，刘老师很满意。

吴台在运动场上还是一员健将，腾挪翻滚，身手不凡。刘老师便在课堂上开起他的玩笑来。刘老师常跟学生开玩笑。有一次指着左娅穿的一件裘皮大衣说是“猫皮大衣”，穿着“像一只大黄猫”……这一次他说的是：

“我们中文系的男生，自古以来都是文绉绉的，手无缚鸡之力。可是你们看—刘老师指着吴台—这里却坐着一个‘强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从此，左娅见了吴台，便改称他“强盗”。

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春节临近。左娅和吴台一起到方老师家去看她。

方老师正在为难。天冷了，她想做一件丝棉袄。丝棉套、面料、里料都卖齐了，却没有人会翻丝绵。国泉路那家裁缝店门关着，也许回家过年去了。

左娅听完后说：“我来试试”。

说完动起手来。先把丝棉从套上一层层剥下来，经过牵伸整理，又妥妥帖帖装到棉袄里去，手法相当熟练。

方老师一边看着，不住地点头。从心里赞许这个聪明、手巧、又贴心的女弟子。

“左娅，你跟谁学会这一手的？”

左娅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没有专门学过。小时候，每年冬天添新衣时，大人、小人、棉的、夹的，总要请来好几个裁缝师傅，摆下几个大案，分头裁剪缝制。我看着翻丝棉有趣，就看会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动手过，今天是头一回，翻得不好，老师可要包涵些”。

方老师啧啧称赞。忽然转过头来，对着吴台说：“左娅这么心灵手巧，你真是好福气！”

又接着说一句：

“我把她嫁给你，你可不能亏待她！”

方老师俨然把左娅当成是自己的亲生闺女。

章蕲以是复旦大学年青的老教授。

1938年到复旦任教时才29岁。那时候复旦内迁重庆北碚。

新中国成立后，章老师除继续在中文系任课外，还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在校内还是复旦教职工工会主席。教务处周谷城教授半开玩笑的称他是我们的“工头”。

那时候，知识分子岁还不像后来那么“臭”，可也没有列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这个“工头”称号无疑比“教授”身份更高了一层。学生们爱听张老师的课，不但是因为他讲得好。有很多是慕名而来的。解放前他已出版的散文、诗歌有十多本。1936年和作家巴金合编《文学月刊》时才27岁。这样一个年轻的，才华横溢的作家、教授，自然成为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

在课堂上老师就注意到左娅这个学生了。以后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特别是在外事接待中，对左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左娅对章老师的才华、学问、言谈、风度更是无比敬仰，课后，上门求教的次数就多起来了。

章蕲以老师和方令孺老师私交甚密，过从频频。左娅常在方老师家碰见章老师来访也常在张老师家见到方老师在座。令左娅大惑不解的是左娅觉得两位老师看上去年龄差不多（实际上是方老师看上去很年轻）为什么章老师在方老师面前要把自己挤进子侄一辈称方老师为“九姑？”左娅不好意思问，心想：也许这样称呼更觉亲切些。那时同事之间，师生之间亲如家人的气氛既普遍，又温馨。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方老师觉得十分舒坦，十分惬意。以至后来调到美丽的西子湖边去当浙江省文联主席后，仍然十分留恋复旦这段生活。

一次，章老师问左娅学生食堂的伙食怎么样？左娅答不上。她在校外小饭馆里和班上一个女生两人包了一客饭，这样自由些，不用在吃饭时排队，划卡……也许章老师误以为伙食不好，以后便经常把左娅叫到家里去吃。

“左娅，今天我买到大龙虾，中午饭到我家来吃。”

“左娅，今天中午吃……”有时是鸡，有时是鱼、肉。左娅每叫必到。

在饭桌上，左娅感到和章老师在一起更像一家人了。

1952年左娅毕业，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目的地是新疆，走了。

临行前，章老师送她一张相片。逆光，阳光从大玻璃窗外对着镜头照过来，坐在大写字抬前章老师的头部侧面轮廓、额头、眼睛、鼻子、下巴被光线刻得像一座雕像。背面写着：“送给左娅、蕲以”。

1952年章老师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战场上和一名志愿军指挥员合影，也邮寄给左娅。1956年11月参加作家顾问团，访问苏联回来的出版散文特写集《心的歌》精装本，装帧很讲究，也邮寄给左娅。扉页上写的也是：“送给左娅、蕲以”。

几年后，左娅回到上海，到复旦大学去看望章老师。见到风尘扑扑从远方归来的左娅，章老师很高兴，深情地对她说：“你毕业那年，我正筹备编《收获》创刊号，本来，我是想把你调到编辑部来的……”

左娅选修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尽管当时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已被外校广泛选作教材，但却另外编印讲义发给学生。讲课时连讲义也不拿临场发挥，古今杂糅，随手拈来，精彩异常。一些外校学生虽然久仰先生大名，却无缘见面。和左娅闲谈中听说大杰先生正在复旦将这门课时，立即恭敬起来。爱屋及乌，大有连直接受大杰先生教诲左娅亦在受尊敬之列。

大杰先生精通世界各国文学演变历史，对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印度研究尤深。他说，甚至连佛经他都下苦功钻研过。一次上课间歇，忽然给学生讲起佛教菩萨故事来。他说，观世音菩萨在印度原本是男性，传到中国变成女菩萨了，还创造出送子观音这样美的、富有人情味的女菩萨形象。这种变化，正是华夏民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又善于变革、消化，使之与本民族国有文化吻和接轨，为本民族所用的生动例证。在这以前，左娅是不知道观世音菩萨“变性”这种有趣故事的。

大杰先生留学日本，回忆起这段生活，有两件事印象深刻，念念不忘，常给学生提起。

一是日本人对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做法。冬天清晨，当日本小学生还睡在温暖的被窝里时，父母便把他们拉起来，随即一桶冷水从头顶浇下去。小孩子立即蹦跳着用干毛巾擦干后才穿衣，吃饭，上学。这种斯巴达克式的措施，使日本小孩从小就经受体制和意志两方面的严格锻炼。一旦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时，其杀戮成性的凶残性格便充分发挥出来。

再一件便是日本人男女同池裸浴的风俗。近世欧美国家对男女裸体似乎不当一回事了。但在受封建意识极深的大多数中国人眼中，便很难接受。大杰先生对学生描述这件事时，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学生们除了感到作为风流才子的老师的浪漫主义性格外，实在不敢苟同。

大杰先生还对学生讲他当年为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在新婚之初如何偷跑出来的故事，学生们虽然也觉得这件事颇有浪漫主义色彩，却更为那位不幸的新娘难过。

吴台是大杰先生的课代表，师生感情极深了。后来，吴台要到新疆去，大杰先生十分支持。他知道吴台喜爱徐悲鸿的画，便郑重地对他说：“我家里有徐悲鸿题赠我的画，我在上面再写几句转赠给你，留作永久纪念。………”不过，直到吴台动身西去，大杰先生都没有送给他，也许事情多，忘了。倒是在这以前送给吴台的一张照片，碧绿如茵的草地上，大杰先生身穿长袍，微笑着安详地坐在藤椅里。照片背面写：“吴台学友留念，刘大杰。”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吴台照相簿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照片上笑容亲切依旧，照片保存很好，没有发黄。

五十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两个特立独行、言行和世俗观念迥然不同的怪人。

一个是赵宋庆教授，一个是陈子展教授。

赵宋庆教授的“怪”，在于他的外貌服饰。一领沾满油污的长袍，长发不剪，胡须不刮。在常人眼中，这邋遢模样无论如何和大学教授身份不相称。

陈子展教授的“怪”，则在于他爱“骂人”。

其实，两位教授的性格有共同之处，同属于耿介、正直、孤傲、疏狂那一类。

赵宋庆教授不善言辞，独来独往，即使教研室开会，他也闷坐一角，很少发言。他的全部性格由他的容貌、服饰凸现。

陈子展教授则异是。他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心理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看到不顺眼的人和事，脱口而出，毫无半点含蓄。就是对他的顶头上司，也一样直说无碍。他的性格便凸出为“骂”。

两位教授在学问上同样造诣极深，且因性格相似，虽然表现各异，却心灵相通。所以当别人不理解赵宋庆教授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的时候，子展先生便对他的学生说：“赵宋庆是了不起的。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连他自己都看不起了。”这个评价，字面上好理解，但还包含什么更深层的意思，左娅想了好久也没有弄明白。

只有一点左娅想明白了：子展先生的“骂”，是因为他看不起被骂的人”。

在左娅眼中看来，子展先生十分和善，十分可亲，一点也不怪。

陈子展开的课是“唐宋文学史”，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不多，只有左娅和另外的三个同学。那时候复旦知名教授全在教学第一线开课，学生则相对较少。不像没来，几个学生捆在一起称之为大学，一经“扩招”，动不动就是本科生几万，研究生几千。那时候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是常有的事。学生中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个冷僻学科“人类学”，连续三年都是一个教授教一个学生。”“三代单传”，不以为怪，反传为美谈。

唐宋文学史开头安排在一个小教室里上课。人丁不旺，子展先生提议干脆把教室搬到他家里去。这几个“入室弟子”当然十分乐意。师生散坐在客厅里的一圈沙发上，老师给每人发一份讲义，没有黑板便上起课来。不但老师讲，学生也随便发言。问难，答疑，不拘形式，气氛十分热烈。整整一个下午，没有打上下课铃，不知不觉天色将暗下来。子展先生遍对大家说：“今晚在我家吃饭！”怕学生推辞，又加上一句：“我们湖南人有个传统，即使家里只有一晚饭，也要留住客人吃饭。”

下次下课，还是留吃饭，还是这句话。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客套，有的是热情、慈爱、真诚。视学生如亲子女。

这样的子展先生，何怪之有？

由于“怪”，两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然在劫难逃，两人都被列入改造的重点对象。

赵宋庆教授的表现只是外貌的不修边幅，不讲卫生。改造便从批判“自由散漫”、“堕落颓废”、“黄昏思想”入手。只要长发剪了，胡子刮了，长袍洗了，便是“旧貌变新颜”，便是洗心革命，便是抛却黄昏思想，迎来旭日东升。

这种“贴标干”式的改造，没有触及内心世界，譬如放箭，靶心还没有找准便万箭齐发，自然箭箭落空，无功而返。

对待子展先生就不这么简单了。

虽然子展先生解放前有过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虽然直至解放前夕他仍名列国民党悬赏通缉黑名单，但因他的口无遮拦，出口不逊，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他最看不起的追名逐利，解放前奔走于校长章公馆，被他蔑称为“公馆派”的那一帮，解放后又改头换面成为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子展先生在运动中所受“待遇”便可想而知了。

运动过后，子展先生初衷不改，说话仍然不好听：“宁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猪猡”。把哈巴说成是猪猡，大约是因为新的哈巴变黑了，变蠢了。

作为学生，左娅在更多了解子展先生之后，变十分崇敬先生的“骂”。

中学时代，左娅是崇敬鲁迅先生的。上大学后，有些问题在思想上便结起疙瘩。

鲁迅的杂文，是他文学生涯极精彩的一部分。连“新月派”大将之一，曾任北大教授、暨南大学外文系系主任的叶公超都这样评论鲁迅：“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文………在杂成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可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着别的成份”。“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知识的广博在他的杂文中表现得最明显。”

但在解放后，这种赞誉便被小心回避了。“还是杂文时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受到批判。

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却被一再引用，好像这句话和没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意思。”

左娅也认为这句话里的“孺子”理所当然指的是“人民群众”。

不料子展先生却对学生说，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千夫”指的是“群众”！

等到学生悟出子展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讲时，已经是好久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