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中，一个体态修长、面目姣好，穿着一身列宁装的姑娘被引荐到一对老夫妇面前。

     “爸，妈，这就是左娅”。

       老人的儿子是左娅的未婚夫。他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同班同学，毕业前夕两人商定一起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边缘，最艰苦的新疆去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老太太仔仔细细的打量了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儿媳妇。不错，和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铅华洗净，朴素大方，端庄妩媚中带有一丝不易容觉察的凛然神气。

      老人握着姑娘的手，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停靠在站台边的列车车头，喷着蒸气。

      当！当！当！吊在站台上的铜钟敲响了。还有三分钟列车即将启动。播音员请列车上送行的人立即下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人开始哭泣。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开动了。车厢里，青年人拥在站台一边的车窗前，不停的向前来送行的亲人挥手。车窗外，一行行高大的杨树迅速向后掠去。近处低矮的民房和远处高楼盘旋着，站台上的人迅速远去。突然，几个人围过去，扶起昏厥在地的老人。

      别了，上海，这个高楼耸立，马路纵横交错的地方。别了，上海，这个父母生我养我的地方。

 

      老太太第一次是从照片上看到左娅的。那时上海解放前夕在杭州拍的一张彩照。一身织锦短旗袍，长长的秀发在头顶上挽起一个高高的发髻，艳丽的脸庞透着青春的光亮。

      老太太看了又看，摇摇头，充满疑惑。再看看，还是摇头。

 

      “配不上！配不上！”老太太摇着头说：“这样的人，像个电影明星一样，能嫁到我们家来吗？！”

      “解放了，思想都进步了，现在一定不会这样打扮了”。一旁老伴解释着，自己心中也没底。

 

      老夫妇在上海居民楼底下和别人合开了一个上海人称之为“弄堂工厂”的小作坊，日子过得紧巴巴地。膝下三个儿女，大女儿吴云早早出嫁；小儿子吴止，从小不爱念书，一听到上学就喊头痛。小学没有毕业就在小作坊里当学徒。全家把希望、资金都投在大儿子吴台身上，供他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毕业，没想到在临毕业前却领回这样一个金枝玉叶的媳妇。

 

      左娅的家庭就不一样了。

      左娅有两个姐姐，大姐早疡，二姐学医，在医学院念书时，受进步同学的影响，毕业时背叛家庭，投奔革命去了。这样，左娅便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三小姐”。

左家在杭州乡下，是当地首富。家族发迹史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当年，左娅的曾祖父除了有良田千顷外，还开设有钱庄。家资雄厚了，少不得做些修桥补路，济危救困的事，广结善缘，图个好名声。为此，还受到皇上的嘉奖。家里人对万岁爷颁发的“圣旨”当然看得特别珍贵。虽然辛亥革命成功，成立了民国政府，但这些“圣旨”还是被郑重地放在一个精致的篮子中，高高挂在书房的横梁上。

      “圣旨”是个什么样？在书房里念书的左娅和众多堂兄弟都想看看眼界，看个究竟。一天，塾师不在，男孩子们便桌子上垒桌子，爬上去偷偷把“圣旨”拿下来争相传阅。左娅也凑上去看了，只不过“圣旨”上写的什么，一点也没看懂。

 

      有一年，左家出了一件大事。那年，左娅的祖父还小，大约只有四、五岁，不知怎么掉到家里的水井里去了。南方井浅，家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起来。小家伙还没有转过来神，一点也不害怕，笑嘻嘻地连一点皮也没擦破。

      以后，四里八邻便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左家小少爷不小心掉到井里去，恍惚间好像有一个人把他托住，腾空架在井中央，加强里人把他从井里救上来时，小少爷好好的，连衣服也没湿……

      乡下人迷信，一传十，十传百，神话像长了翅膀，迅速传到县城，又扩散到邻县，都说有佛祖保佑，左家肯定兴旺发达……

      果然，左家钱庄从此信誉倍增，财源茂盛，日进斗金，雄踞一方。

      到了左娅父亲这一代 ，更是挟其雄厚资金，不仅充分利用了家乡蚕桑、茶叶资源优势、拓展业务，在上海还创办云裳丝绸厂，开始参与国际丝绸贸易。

      每年到收购蚕茧时候，家里便把八仙桌那么大装满铜元的大簸箩抬出来。小左娅一见，伸开双手双脚，一下扑到簸箩上，

     “我的铜板（元），谁也不许动！”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账房先生赶紧派人到里屋请示太太。不一会，里面传出话来：

      “再抬一箩筐！”

      其实，小左娅要的只是众多紫铜板中少数的几个黄铜板。物以稀为贵，小孩子中谁有一枚黄铜板，谁就可以炫耀他人，身价百倍。那年，左娅才四岁。

      左娅母亲，从小饱读诗书，写得一笔好字。外祖父是当地著名老中医，在当地老百姓中有很高威望。这样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才女，嫁到左家来，当然受到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尊敬。左娅父亲对这门亲事亦心满意足。那个社会，有钱人三妻四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些人家甚至把妻妾成群认为是值得夸耀的豪富标志。出于对左娅母亲的尊重，父亲没有把小老婆迎回家中，而是“金屋藏娇”，在外另组小家庭。家里人都知道，只不过瞒着左娅母亲一个人罢了。

      父亲有时也把小左娅带到“姨娘”家去玩。姨娘对这位娇贵的“三小姐”当然百般呵护，曲意奉承，很博得左娅的欢心。

      一次，父亲带上海办事。回来时给家里每人带回一些礼品，人人有份，皆大欢喜。突然，礼品中多出一把在仕女中极为流行的小洋伞。母亲不动声色，差人把父亲叫来。正当父亲瞠目结舌，尴尬万分时，小左娅抢着说：

      “我的小洋伞！我的小洋伞！是我叫爸爸买的。”

      母亲的脸色平和了，父亲放下心中一块石头。小左娅理所当然得到一把美轮美奂的小洋伞。从此，小左娅更是父亲心头的一块宝贝疙瘩。

 

      南方乡下，每到落暮时分便有一些小孩子挎着篮子，挨门挨户兜售各种小食品。

     “六谷要栰，热六谷！刚刚掰下来的，还没有‘断气’呐……”

     “妈，我要吃热六谷”。

      左娅最爱吃这样新鲜的又嫩又甜的玉米棒。

      更多时候，左娅爱从小孩子手中买一些鲜活的小虾、小蟹、小螺丝之类。那是他们放学之后到附近小溪中去摸来的。时间一长，左娅便和他们之中年龄相仿的交上了朋友。有一个叫“阿毛”的，已经六岁了，个子比别人矮的多，身体也瘦弱单薄。阿毛爸爸已死去两年多，妈妈带着阿毛艰难地生活着。阿毛特别懂事，他摸到的小螺丝总比别人多。只要是阿毛上门来，不管是虾、蟹、螺丝，左娅总是有多少要多少，另外还多给几个铜板。

      有好几天，阿毛一直没来。

      这一天，左娅在街上和阿毛碰了个正着。

     “阿毛，你怎么不来我家了？”

       阿毛低着头，不说话。

      “家里出什么事了？没有时间去摸了是不是？”

      “摸来的鱼、虾都叫小强抢走了”。阿毛委屈得直掉泪。“他有爸爸，我没有爸爸，我妈说算了，还不让我对外人说”。

      “真的？真有这事？”左娅非常气愤。

       回到家里，左娅立即把父亲的贴身保镖叫来：

      “水根，你马上到阿强家里去，告诉他爸妈，以后不许阿强抢阿毛的东西！”

      “是，是，三小姐，我这就去。”

       ……

       左家佣人，男男女女有廿多人。烧饭、挑水、采买、看门、细活粗活，各司其职。女佣人中，奶妈最多，家里每生出一个孩子，便请一个奶妈。孩子长大了，奶妈便跟着伺候小姐或者小少爷。水根年轻，脑子又机灵，便留在左娅父亲身边。名为保镖，其实什么杂活都干。“姨娘”家有什么活要干，也由他去应承。

      后来这事叫妈妈知道了，责备水根：

      “水根，一点点小事，你兴师动众，当真到小强家去了吗？

      ……

       你把人家吓着怎么办！”

       水根得意洋洋。

       “师母，三小姐吩咐，我敢不听吗？”

 

 

       解放以后，左家在土地改革中定的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除土地、多余房屋、牲畜、农具分给贫、中下农外，根据“浮财不分”的政策，一切金银珠宝都给保留了下来。左家决定：所有子、女，凡是有条件到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上学的，中学、中专，大学乃至出国留洋，只要有机会，家里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

      为了供给子女求学所需，一次左娅母亲叫她带五十多块“小条子”（金砖，每块重老秤一两，合31.25克）到上海兑换成人民币使用。左娅满不在乎，简单包了一下，放在书包里，搭上火车就背到上海来了。

      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南京路上一如往昔，熙熙攘攘，但金银首饰店挂牌收购的却生意清淡。老百姓对国民党的金圆券纸币贬值心有余悸，对解放后发行的人民币同样持疑惑态度。有一些金银首饰多半捏在手里，不愿兑换成人民币，以为这样更保险一些。

      一天下午，南京路上一家首饰店店员见推门进来一个学生模样，背着书包的姑娘。便问：

      “小姐，有什么事吗？”

      “我要兑换一些金子！”左娅不经意的回答。

      “国家牌价，每两九十六万人民币。小姐，你要兑换多少？说着，从一个匣子里取出“厘等”，这个店员以为姑娘最多不过是兑换一两个金戒子或金镯子而已。

      左娅没有回答。书包往柜台上一抖，哗哗地倒出一堆金条。

      店员吃了一惊，连忙把左娅让到里间就座，金店经理也亲自出来招呼……

      验完成色，秤完重量，经理请左娅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名，双手把现金清交给左娅。

      左娅仍是漫不经心地把钞票胡乱塞进书包，背起来就走。

      经理亲自送到门口，毕恭毕敬，连连鞠躬。

      “小姐，路上小心。以后有什么事，尽量吩咐……”

 

      在上海，左娅就住在伯父家里。

      一次，   左娅和伯父坐在小车里，路过一处工厂大门，伯父指着说：

     “这就是我们家的丝绸厂。过几天有空了，带你进去看看。”

      左娅注目看时，工厂大门已经一掠而过，从车后窗看去，只见几个“红头阿三”散立在大门口。

“红头阿三”是上海人对印度侨民的通称。他们一律用布高高地包在头上，大多数充当巡捕房的巡捕，也有给大工厂看大门的。

      解放后，丝绸厂在公认的锣鼓声中迎来“公私合营”大招牌。左娅再也没有进去参观过。这时，左娅已在复旦大学上学。在新中国的曙光沐浴下，正编织着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五彩光环。前途不可估量，革命大家庭无限温暖，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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