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着:“市场决定价格”。

为什么房价只涨不降？这是“市场决定价格”；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没有市场、而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有损民族尊严的书籍却被大众喜闻乐见？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

可是，房屋中介公司规定：租房合同必须每年签约一次，合同期满之后，承租房屋的人要么同意提高房价、要么搬走。市场它能决定签约次数吗？这是人为的在强行操作！有价值的书籍无人知晓、被藏着掖着；而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有损民族尊严的书籍在电视里、网络上大肆吹嘘，这是“市场决定的”吗？

市场是什么？市场从来就是由人操作，如果操纵市场的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愿意露面就推脱,说：这是“市场决定的”，这是操纵市场的阴谋家的抵赖之词。若有人对“市场决定价格”这样的谎言信以为真，便是糊涂。

看看这世界、历史上那些强大的统治者：彼得大帝、斯大林，市场岂能操纵他们这些人？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强有力的统治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毛泽东，他们谁是由市场说了算的主？都是由他们掌控市场，而不是由市场操控他们。

而那些亡国之君总是有诸多的借口：譬如：“无力回天”“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诸臣误朕”，总是有这样诸多借口给亡国找理由；却回避了真正的亡国的原由，这个原由就是亡国之君自己愚蠢，是因为愚蠢的原因决定了亡国之君的命运。

    亡国之君为什么会亡国？因为他失去了权力。

    那么，什么是权力？有赏、有罚就拥有权力。

政府有赏：人们就争取做有奖赏的事情；政府有罚：人们就避免做受到处罚的事情。社会风气由此决定。现在，“赏”和“罚”都由别人决定，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得到了奖励，给予他们奖励的人说“那是市场决定的”，这些人偷盗了统治者们的权力，还骗领导人说：“这是市场决定的”。执政者们还信以为真，这些傻瓜其智商也就只能和秦二世比较个上下、高低。

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由市场决定，说明我们国家的干部能力有限。

那么，有能力的人呢，他们是怎样做的？

十六世纪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英格兰文化也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英伊丽莎白一世做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引导人们的思想，她是莎士比亚的粉丝（热心观众），她经常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并要求莎士比亚写一本她想看的《鲍西娅与尼莉莎》的故事（一个古老传说）。莎士比亚因此创作出了《威尼斯商人》这部喜剧。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完全出自他本人。有位著名导演甚至拍了一部电影《匿名者》，他们认为“来自农村的莎士比亚根本没有如此文学素养写下这些惊世骇俗的作品”。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可能是当时他们政府官员们的、集体的杰作。

参照：http://my.tv.sohu.com/us/5916955/79855403.shtml

每个民族都标榜自己的种族优越；而毁谤敌对民族是劣等人。希特勒标榜的方式是大吼大叫。英国人的做法则很巧妙，他们用文学的方式使人潜移默化。女王标榜的好和恶，决定着大臣和贵族们的好恶；而贵族们所喜欢和厌恶的、就是平民所喜欢和厌恶的。《威尼斯商人》这本书对于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整个欧洲世界的人都开始鄙视、并厌弃犹太人。世界战争狂人希特勒视英国人为仇敌，但他的思想却是被英国人所支配---迫害犹太人，他能不失败吗？

希特勒最终与其说是被联军击败、还不如说是被犹太人打倒，他研制原子弹的原材料“铀”拿到犹太人所在的工厂制作，犹太人知道那一定是研发重要武器的材料，所以故意让他的“铀”的纯度始终不能达到标准。很难想象，如果希特勒的原子弹比美国人提前研制出来，这个世界的结局会是怎样。

希特勒战败之后，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时，联军则是拿德军迫害犹太人的事实说话。德国战犯们被判绞刑是因为杀害犹太人获罪。而希特勒鄙视犹太人的根源，始作俑者是那本《威尼斯商人》。

中国人正在扑希特勒的后尘，思想被西方世界影响着。英国的某个学者在联合国大肆制造舆论诋毁中国的人口太多，他发表文章《谁来养活中国的八亿农民》。中国人随机响应号召、掀起计划生育的高潮。

据说计划生育的文件提交给毛泽东主席的时候，毛主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断子绝孙的计划”。

总有一天洋人会像愚弄希特勒一样愚弄我们中国人，他们会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攻击现在的政党，他们会对中国人说：“你们的政府多么专制连孩子都不允许你们生”。但这个政策最初却是由他们倡导的。

如果中国人需要钱，何至于勒紧裤带搞计划生育？赚钱的生意很多。中国人把媒体等赚钱的产业让给别人，人家赚了钱、窃取了权力、奴化了中国人思想，还骗中国人，说：那是“市场决定的”。

“市场决定价格”的错误就在于制度方面出错。以前，什么都是国营的，文化是国家经营、商业、工厂都是国家经营。所以以前是绝对没有什么“市场决定价格”的混乱现象。

现在，什么都由个人经营。写文章的人既要当作者；还要自己想办法售书。那么写文章的人是属于文人、还是商人呢? 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宣扬主张、还是为了赚钱？有些人为了赚钱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那些颠倒黑白的、说谎的、卖国的，不都是为了钱吗？

现在这种由个人经营的现象，就像是滥用抗生素药物一样。虽然医生最知道抗生素药物不能滥用，但是医院为了赚钱，多数的医院都给医生下达任务，医生卖出多少药，医生从开出的药中、按提成拿奖金。有些没有医德的、品质低劣的医生，不顾病人安危，拼命给病人开药。社会上这种事情不是很普遍吗？所以，有人建议把医院和药店的职能分开，这一建议却遭到医院方面的强烈反对。当然啦，他们是专业人士，说出的理由，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病人（非专业人士）是无法驳倒医院的。所以医院里的患者们至今只好忍受着，知道这药过量，却没办法选择不吃(患者哪里知道一大堆药中哪个是必须吃的、哪个是多余的药呢)。写书和售书联系在一起，就和医院诊病和出售药品联系在一起是同一个道理。什么事情只要和金钱、利益挂钩，它就变得不单纯，就会有人受害。

写书不能和售书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危害的是国家的文化。这种危害是致命的。是会导致亡国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随时、随处都用这句口头禅“市场决定价格”。这句话在中国人心中如此根深蒂固不知源于何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人暗地里在阴谋地操纵市场，而且操纵市场的幕后操手是洋人。何以见得呢？因为“市场决定价格”有价格的那些观点、都是洋人的观点；而不是中国人的哪一派的观点。自从洋人用庚子赔款为中国人兴学办校开始，洋人的黑手就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层。他们吸收中国人到他们国家去学习，给中国人留学生洗脑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国，使这些人在中国的上流社会去影响其他的中国人。民国时候的名媛们，基本上都有这种经历。最典型的是《我们太太的客厅》中的主角人物，现实生活中的林徽因。

到现在，有些人都在极力维护林徽因的完美形象，林徽因是西方人为中国人树立的榜样，是鼓励中国人像她那样热爱西方文化的一个范例。的确，做女人都想像她那样漂亮、优雅、和富有；男人都向往这样的女人；有人把她鼓吹成为后代淑女佳人的楷模！西洋人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中国人的榜样，真是再合适不过。林徽因非常健谈，她总是口若悬河，这一性格特点有利于宣扬他们的观点。

外国有一个关于间谍的故事，说：二战时候，一个军人的妻子，家里来了一位时髦女郎和她做朋友，这位时髦女郎喜欢收集邮票，并使她也对集邮有了兴趣。这以后，她的丈夫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写给她的信中说：经常有大炮轰炸他们的所在地，他们只好一次次的更换场所。但是每次更换场所之后、敌人却像是在跟踪他们一样，总能准确的找到他们位置，不知为什么？最后她丈夫的所在地全被歼灭，时髦女郎从此人间蒸发不见了。军人的妻子在整理她丈夫的遗物时，看见她丈夫寄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信的邮戳上赫然印着她丈夫那边的地址。是她自己出卖了她丈夫的所在地。

西方国家的电影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语：叫着“间谍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个间谍”。

林徽因难道没有做过这样的傻事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徽因夫妇先后避难于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他们每到一处日本的轰炸机都时不时地从他们头上飞过。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山并直逼重庆（接近他们所在地），这期间，林徽因一直都傻傻的和那位叫费慰梅的美国女人通信（费慰梅还给林寄来过支票）。不要以为中国和日本打仗，把信息透露给西方人无关紧要，西方人才是幕后的阴谋家，他们把中国的情报透露给日本；把日本的消息告诉中国。他们坐山观虎斗。

西方人究竟从林徽因那里的到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无从知晓，不过林徽因的财力确实有些不明、令人怀疑。她家每天下午有个小的茶会聚会，聚集社会各界名流、整日高谈阔论，还经常组织活动，比如用英文朗诵英文诗、表演节目。每个星期的星期六有个大的茶会和宴会，这钱从哪儿来？这种聚会完全是个人兴趣吗？或者说：更像是在工作。如果那个时候，媒体像现在这样发达，林徽因可以打个广告、做个品牌形象代言人、或在电视里做任何一个节目便可以掩盖其财力的来历不明。但是那个时候，写几首小诗、和写几篇她那样的文章，就可以像她那样消费吗？有些事情她是无法隐藏的，她丈夫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就无意间提到过：林洙和程应铨的结婚时，林徽因送给的礼物不仅有钱财上的资助；而且还送了他们一套清代官窑出产的青花瓷盘，出手之阔绰可见一斑。

林徽因也曾资助过沈从文，沈从文“对她的感激，使他一生都在维护林徽因”。 沈从文曾经两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是她那一圈子里的人。

林徽因利用太太的客厅提拔了很多青年人踏入北平的文坛，如卞之琳、萧乾、李键吾。有些人她根本不认识，仅仅在《大公报》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觉得不错，就托熟人邀请萧乾等人来太太的客厅做客。她做的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操纵市场，或左右市场。林徽因根本没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做这样的事情，她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中国委派的文化使者。那么是谁委托她做这样的事情呢？

林徽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不过她的举动显然超越了一位太太的职业范畴，在她举办的“太太的客厅”里，美国人费慰梅是座上客、钱端升（当时尖端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张奚若（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陈岱孙、社会学家陶孟，当时上流社会的精英都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想获得情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当时北京的文化圈子里，像林徽因家的“太太的客厅”这样的家庭文化沙龙还有胡适家的，凌叔华家的聚会也很有名，这是当时的一种现象。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在那样一个“没个英雄做主”的年代，有“林徽因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到了现在，依然允许“市场决定价格”就奇怪了。

好像这个国家“依然”没个英雄做主似的。因为没人做主，所以什么事情都由市场决定。房价由市场决定、最近听说“股市的规则也任由市场去决定”。

阴谋家们总是想尽千方百计让这个国家的人们活得痛苦，然后把这痛苦的根源栽赃给执政党，而我们的执政党对阴谋视而不见。难道非要等到股市崩盘之后；难道非要等到国家败亡之后才能领悟到“市场决定价格”的危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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