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先活动”中的学习笔记（附：关于修改党的“总纲”的建议草稿)

  以下是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就其中的一个讨论题而作的学习笔记，并附上“关于修改党的‘总纲’的建议草稿”：

如何理解党章的总纲中关于“三个代表”之“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精神实质”？

这里的要点是“前进方向”四个字，意思是我们党现在还不具备代表先进文化的标准，需要全党向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我们党已经代表先进文化了，我们就会停滞不前了，搞“保先”教育也就没有必要了。首先在党的领导人的产生问题上我们就与“先进文化”存在着很大差距。古巴党实行的是“终身制”，朝鲜党实行的是“世袭制”，我们党实行的是“接班人制”（类似于封建主义的“立太子”、“定王储”），因此，我们党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文明的建设，直到在党的领导人产生问题上实行全党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才真正接近了先进文化的标准。我退休十年有余了，但思想上一刻也没有退休，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日夜忧虑着党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我愿同全党同志一起为使我党早日达到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标准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我把支部发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一书看完了，于是意识到或预见到这次“保先”教育活动有可能还是走过场，达不到预期效果。下面，凭借党章赋予我的民主权利就党的理论建设问题发表点看法，供下一次全国党代会修改党章时作参考。

教培中心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实施细则》中要求党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我首先做到了“真学“，也在努力“真用”，但由于无法做到“真懂”，也就难以做到“真信”。

前面我说了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前进方向”四个字的理解，另外，我认为这句话中的“中国”二字也很重要。“中国”，当然得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总纲”中说，“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什么不说按照“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统一中国？真正的先进文化首先应该是政治的文明化，政治的民主化，而且一定是最受欢迎、最吸引人的文化，如果只在大陆搞“先进文化”，置港澳台的“落后文化”于不顾，还谈什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先进文化一定会受到“中国人”的真心拥护，假先进文化“中国人”就会冷漠对待。如果我们党不能用“先进文化”统一中国，那就只有用武力统一中国了，那还叫“先进文化”吗？中国古人追求的最高“斗争艺术”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先进文化，也就是得人心的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胡锦涛总书记号召我们“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就是要求我们不要讲假、大、空之类的套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搞好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纵观党章的“总纲”的行文，就会发现非常缺乏求真务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把党的历史文件、三代领导人的讲话（习惯上叫“提法”）来个大拼接，互相抵触，不合逻辑，对历史和社会现实不“实话实说”，充满了理论上的混乱，让人怎么能懂？如何真信？信仰危机如何能够救治？随着党史的延长，领导人一届一届的更换，如此不断地拼接各种“提法”，搞语言大拼盘儿或如群众所说的“记语言流水账”，“总纲”的文字将会越堆越多，滥而又乱，全党的思想就会长期陷在这样的“理论烂网”里不能自拔，哪里还会有真理论？全党的思想又怎么会统一？理论若不真，必然失人心。理论若僵化，大政必出岔。要想救治人民的信仰危机问题，必须从讲真理论开始。

“总纲”评价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先说经济建设吧，三级跳远式的合作化，直到公社化，农业生产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计划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哪一项对今天还有用？多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把毛泽东那一套来了个180度大扭转，初战告捷，三年的经济建设成就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三十年。在政治文化建设上，邓小平摘掉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平反了彭德怀、刘少奇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公审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通过批判封建主义和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全国人民真正感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带给他们的巨大畅快，大有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可是，“总纲”却说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说得通吗？谁能相信这种说法的正确性？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是靠了老爷子的“南巡讲话”才又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船，受了邓小平批评的继任者怎么又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三个代表”的提法没有准确地反映实际，从理论到实践还存在着很大的商榷余地，又没有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何以就成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还有“四顶基本原则”中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后面的“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也十分令人费解。“专政”与“法制”谁的权力大？谁服从谁？“民主专政”如何操作？成立像文革中的“群众专政队”，把罪犯或“阶级敌人”拉到街上去示众？在一个和谐的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里，谁对谁也不能用哪怕是“最民主”的方式实行“专政”。把这种无法操作、无法落实的政治废话写进“总纲”里，只能起到制造思想混乱的作用，培养更多的什么都不相信的人民。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说在逻辑上更加荒唐。按照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解放的程度、人的自由化程度远远高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性解放和自由化程度又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其最高境界就是让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语见恩格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人怎么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自己的总纲里？追求共产主义高水平、高标准大自由的人怎么能去反对低水平、低标准、低档次的资产阶级的小自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没有共产党，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人类就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想，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化启蒙，就不会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论。

“总纲”中“依法治国”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并提，还有“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顶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警惕右又防止“左”等等看似面面俱到而又四平八稳的提法，从理论逻辑到社会应用，都存在着重大缺陷。语言上的混乱是由指导思想的不明晰和理论不成系统(或体系)而又有很多顾忌造成的。我们尊重先人(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但绝不能让他们的话束缚住后辈的手脚，尤其是不能按他们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既定方针办”，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一学宋朝大改革家王安石“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精神。我们共产党人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先进性，必须对历史求真务实，不回避任何一段历史；对理论求真务实，不能搞左右逢源的“怎么说都有理”，“怎么做都有据”的文字游戏；对现实求真务实，不粉饰任何社会问题。不要言不由衷，不要讲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谓理论、理想，不要乱提不合事物规律、不合人性、不反映现实、又无法变成现实的口号或“提法”。不要以为官做得越大理论水平也就越高。全党上下都要认真反省过去的历史，认真检验我们曾经讲过、信过和实行过的理论，认真研究、学习和吸收思想独立的学者们的理论新成果(而不是“近亲繁殖”式的所谓社会科学理论)，让党的理论真正“唯物”又“辩证”，反映事物的实际，揭示事物的基本规律，让理论系统化(或体系化)、深刻化、开放化、平民化而不是“权威”化、“神圣”化，不能一旦出台就容不得别人批评。

还有一条，虽不完全属于理论问题，也非常值得充分讨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问题。这一主张俗称“党指挥枪”，来源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这一名言又来源于民间谚语“有枪便是草头王”，是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经验总结，还有跟此有关的“谁打江山，谁坐江山”的思想，都属于封建主义的文化范畴，什么时候“军队国家化”了，军队不归任何党派所有，政权不是来自枪杆子，而是“票箱里面出政权”，那就属于共产主义的先进文化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力主“军队国家化”，以避免“枪”指挥党的事情发生，避免内战的发生。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开枪就是“枪”指挥党的惨痛教训，必须深刻记取，避免再次发生。当时身为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竟无权领导军队，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的人由于手握枪杆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全国的军队，用开枪的办法处理国内的政治问题，动摇了党在人民心中的根基，加重了全党、全民的信仰危机，即使将来平反了这件事，也无法补救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历史性的深重损害。如果不平反这一事件，它总是缠在人民心中的一团疙瘩，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石头，解不开，放不下，给党的各项工作造成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大，政治改革也将无法展开。“六·四”事件是中国共产党躲不过去的一个门槛，一道关隘。“江山社稷”是全民的重器，不能谁握有兵权就由谁任意处置，连法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都不放在眼里，这是多么巨大的惨痛教训呵。实行“军队国家化”，每一届国家主席是三军的当然统帅，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制约，对外用兵由全国“人大”决定。军队不参政，绝对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指挥军队介入国内各政治派别的斗争。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要靠宣传自己的真理和政治主张赢人。动用军队向政治对立派开枪者，应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论处。一个政权必须靠“支持”和“批评”两种力量支撑。高喊“支持”口号的人未必出于真心，而“批评”者却一般都满怀真诚，希望国家变好，变进步。靠批评、批判社会起家的共产党应该更懂得“批评”者往往代表的正是历史前进的必由方向。谁把批评者的言论指责为“颠覆国家政权”，用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剪除他们，就等于砍掉国家一条腿，使国家失去平衡，前进困难，容易摔跤，其对国家政权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批评者的言论，从这个角度说，对镇压批评者的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论处是一点不过分的。再不可干镇压政治异己的蠢事了，那是“断国家腿”的行为，那会让国家不稳定，政治难进步。中国共产党何时用自己的努力实现“军队国家化”了，那才是真正地向“先进文化”迈进了一大步。

天地、阴阳、男女、日夜、正反、高下、左右、吃饭与拉屎、喝水与尿泡、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所有相反相成的存在，共同构成宇宙间的事物，失去对方，自己也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细菌靠分裂来繁衍，政治靠对立面的存在而进步。政治透明、民主程度高的国家，贪污腐败相对要少一些，因为广泛的民主是贪污腐败的“天敌”。相反，专制程度高的国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社会问题也就多，左堵右压，防不胜防，按下葫芦浮起瓢。 

“总纲”的内容值得讨论的地方还有很多，我干脆另拟一个“总纲”草稿附上，供十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时作参考。

我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的伟大信念，始终热爱着我们的党，希望我们党少犯错误，越变越好，大得人心，所以说了以上“有辱圣明”的陶心窝子的话，望党明鉴，见谅。

                                                     二00五年十月 

附：

关于修改党的“总纲”的建议草稿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产物。随着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的开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古老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大门，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进化论、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的共和思想成为了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的主流思想，特别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后形成的中国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大力宣传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终于导致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到夺取国家政权至今已经历时八十多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更有很多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训值得记取。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前三十年在经济和政治文化建设方面竟赶不上“改革开放”最初三年所取得的成就，大跃进、公社化和计划经济严重违背经济建设规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共产主义的民主、自由、解放个性、“让思想冲破牢笼”的精神更是大相径庭，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把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外来的属于人类共创、共享的先进文化摧残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统。这是全党的悲哀，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中国共产党决心继承前贤遗志、先烈遗愿，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重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雄威，吸收发达国家管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博采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之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总结自己的历史，复兴共产主义理论的本来宗旨，在建党一百周年之前，把全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代表中国乃至全人类先进文化的党。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新修改的党章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人面前。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改革问题上首先要做的是在党内用一人一票的“普选”办法产生中央政治局常委，坚决废弃用指定“接班人”方式产生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做法。增强政治透明度，扩大公众知情权，为了便于全社会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中央政治局常委要向全社会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当年内的收入和开支账目。

中国共产党决心用民主政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支持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各兄弟党、派参与国家正、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数最多的大党，人才荟萃，有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后，尤其是在认真反省了八十多年来的正反经验后，有充分的信心和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国家领导权的竞选活动，有信心在各级“人大”的会议上取得多数席位。望我党同志通力合作，努力实现这一设想。中国共产党欢迎因政治原因散居海外的人士不计前嫌，回国参政、议政。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维护民族利益，致力于国家的不断兴旺发达，不谋求一党之私，宁可在将来的竞选中落选，也绝不让国家在自己执政期间走向衰败。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期间决心健全国家法制，科学立法，依法治国，带头守法，决不搞法外特权，凡是政府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如公安、司法、出版管理等，一律不干预。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再参与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现阶段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家性质”作如下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它保护所有阶级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它调整公共事务、规范人们行为、处理诸如阶级矛盾等社会问题的唯一依据和手段是国家的宪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中国共产党支持宗教信仰自由，支持新闻言论自由，反对以言治罪，反对在思想文化领域搞“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平等的外交路线，不在世界上谋取霸权，不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共产党继续支持和辅佐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其他群众团体的工作，尊重他们的独立性，加强与他们的交流与交往。

世界是多元的，社会是立体的，事物是各有其客观规律的，中国共产党决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尊重多元文化，尊重百花齐放，支持百家争鸣，大力向世界宣传自己的新的理论总结和政治主张，为最终实现解放全人类、让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以上关于“总纲”的建议草稿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相信凭借全党的智慧，一定能修订出一个符合时代需要，顺应历史规律、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振奋党心、民心的好章程。在这个草稿里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类的话，因为只要我们建设的和代表的是真正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就一定会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就一定最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不着太自我标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章程里就有类似的话，但“三年困难时期”照样饿死人，十年文革几乎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边缘，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讽刺呀。不说虚的，只来实的，就会得人心，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附加几句说明：

一、学校党支部召集退休的党员们开“保先”动员会，发学习材料，发笔记本，还录了像，拍了照片，要求都要按“思考题”一一做笔记。但是，我们从此再没有和支部领导谋过面，他们不收看（不检查）我们的笔记，不组织我们退休的党员开讨论会，上面的这份“学习笔记”也就无法让组织审查、上报。

二、2005年十一月或十二月的时候，曾托人把以上材料转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某常委。不知这件事办成没有。

三、2007年六月所住小区的党组织上门来动员退休的党员写纪念“七•一”、迎接“十七大”的稿子，便以《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爱党之心》为题，把这个建议草稿打印后交了上去，并请代为转给中共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以便“十七大”修改党章时作参考。但是，被小区党支部扣压下了，理由是“根本转不出去，也根本不可能会转到胡锦涛手里”，三个月后本人只好把这个材料要了回来。这个1800字的“总纲”建议稿大概没有机会和党中央见面了。

四、有位王姓朋友看了上面的材料后写了四句“读后感”:赤子真心吐真言，文从字顺称瑶篇。可叹一池泥浆水，微风怎能起漪涟？

    五、2007年十月“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纲”部分有6100多字，比2100多字的“十六大”的党章总纲多出四千多字，更突出了语言大拼接的特点，是一个更大的各种“提法”都有的大拼盘儿，叠床架屋，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怎么说都有理，怎么做都有据。

新的总纲仍然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和经验总结”，不顾毛泽东多方面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事实，无视邓小平从根本上扭转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和做法的事实，回避江泽民险些放弃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并遭到邓小平批评的历史真相，硬把他们的思想和做法说成是“继承和发展”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实在不能折服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出现频率最高，没有下定义，内涵不明确，不具体，为以后科学的、非科学的、不同于别人、有异于以往的所有做法都可以冠以“中国特色”留下了无穷大的解释空间。 

“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实行依法治国”同时写进党的总纲也留下了可作任何解释的巨大空间。

更可笑的是总纲还保留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说它可笑，是因为这个提法在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难操作，政治上充满霸气，从哪个角度说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教义。   

六、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总纲比上一个党纲又多了1000多字，但没有让人看到有什么进步，显得更加强词夺理、强加于人、不实事求是、开了一个很不恰当的罗列名单的先例，还硬说有很大区别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治党、治国思想是“继承和发展”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为什么不列上赵紫阳、胡耀邦的名字？这两个人的治党治国思想、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实践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理论探索，远远比难以操作、不好落实的“三个代表”提法和“科学发展观”提法的历史贡献大得多。再说，开了这个列名单先例后，到建党100周年、150周年、200周年时将会列出多少名字？（此条2013年1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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