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诗刊》主编叶延宾的一封公开信
我,曹浩,笔名轩扬。青年诗人,在诗歌创作上,风雨同舟坚持了近二十年的历练。如今,小有知名度的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协会”,发表的作品却很多很多,也学着文人的样子,假模假样地出版了十余本书。
可喜可贺的是,我这个没有“名师出高徒”的自学成才者,其作品的阅读量还是可以的,令出版我图书的出版社或书商还是很满意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可喜可贺的是,我这个没有“名师出高徒”的自学成才者,其作品的阅读量还是可以的,令出版我图书的出版社或书商还是很满意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这个没有文学前辈提拔,没有伯乐慧眼识珠的赏识和推荐,没有文凭作为靠山的,一个人靠打拼,靠天赋,靠持之以恒的创作,去积累知识和智慧的诗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男人),其作品同样十分活跃在当今文坛,这是很令我欣慰的。
如今的困境(因为人际关系的“任人惟亲”),我这个个性上不与任何人“同流合污”的另类男人,其在诗歌上的创作成绩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的。
我敢给你用真实姓名投寄你敢刊登吗?
我敢给你用真实姓名投寄你敢刊登吗?
如果是真的诗人,我想你会有这份勇气,如果不敢登,也就说明我的判断没错,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诗人,顶多是个三流的文学混混而已。
从十年前,我来北京开始,就一直关注《诗刊》。尽管当时我没有钱去买,可每逢《诗刊》出刊的日子,我还是去书店或街头报摊去找到翻看。
正是这十年里,我一次又一次的翻看,让我看出了《诗刊》的发展,和《诗刊》选稿的方针——都是老面孔。
正是这十年里,我一次又一次的翻看,让我看出了《诗刊》的发展,和《诗刊》选稿的方针——都是老面孔。
2004年,《诗刊》从每月一刊改为上半月刊与下半月刊,全年24期。上半月刊代表水平高的知名诗人,下半月刊代表青年诗人,主要以新秀和培训学员为主,本来发表学员的作品,也是为了推出新“诗人”的好事,可这“新”并没有体现出来,仍然是一些像汗漫、刘川、丁燕、慧玮、江一郎、雪潇、李轻松、雷平阳等的作品,层出不穷。
他们的作品到底好在哪里?你作为主编能否说出一二吗?在你心里是否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的作品到底好在哪里?你作为主编能否说出一二吗?在你心里是否还是个未知数。
像刘川曾是我等70后的校园诗人,自从进入《诗潮》之后,被《诗刊》社多次重点推出他的作品,我在他读师专时,可以说就读过,那时他在众多校园诗人中,并非是很突出的,如今的突出,无非是占了《诗潮》的光。谁让中国人传统思想里仍存有“官官相护”,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相互吹捧吧!
再拿《人民文学》的朱零来说,以前谁知道有这么个人物,自从进入《人民文学》的编辑行列,也是诗作在中国杂志上“满天飞”。
还有艾尤,其作品真是不敢恭维,可他因为披着《诗刊》社成员的外衣,也在外面到处以诗人自居,真是荒唐也。
再看上半月刊的诗人之作,同样是娜夜、杜涯、张炜、洪之泰、小海、荣荣、蓝蓝等等,这些名字也是从《诗刊》上,闯入我的眼帘,说实话,像荣荣、蓝蓝、娜夜、杜涯等女性作品,真的没有太深的文学价值,除了一些日常琐事,就是女人的婆婆妈妈。文学的最关键就是要有思想性,一篇文、一首诗,如果没有思想,只是语言的叙述文字,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像伊沙的诗,我就不怎么认同,虽说他被一些同类诗人视为“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可他的作品,除了《车过黄河》、《结结巴巴》、《饿死诗人》之外,好的真的不多。
再看上半月刊的诗人之作,同样是娜夜、杜涯、张炜、洪之泰、小海、荣荣、蓝蓝等等,这些名字也是从《诗刊》上,闯入我的眼帘,说实话,像荣荣、蓝蓝、娜夜、杜涯等女性作品,真的没有太深的文学价值,除了一些日常琐事,就是女人的婆婆妈妈。文学的最关键就是要有思想性,一篇文、一首诗,如果没有思想,只是语言的叙述文字,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像伊沙的诗,我就不怎么认同,虽说他被一些同类诗人视为“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可他的作品,除了《车过黄河》、《结结巴巴》、《饿死诗人》之外,好的真的不多。
以上这些诗人,多数是我的诗友或朋友,举他们的例子不是因为嫉妒,而是以事论事地说明我的观点,我的性格像鲁迅先生一样,对“丑恶”的东西疾恶如仇。或许你会误以为我拿自己和大师鲁迅比,其实不是,我只是说自己的个性像鲁迅先生,成就当然和大师比是“区区不值一提”的。
记得去年,自己向《北京文学》的诗歌投稿,后来接到白连春的电话,说向我约一组诗,还说了他们栏目最易发什么诗,在电话聊天中,当他知道我并不是某名牌杂志社编辑,目前而只是一名自由撰稿人,语言明显没有一开始热情了。
记得去年,自己向《北京文学》的诗歌投稿,后来接到白连春的电话,说向我约一组诗,还说了他们栏目最易发什么诗,在电话聊天中,当他知道我并不是某名牌杂志社编辑,目前而只是一名自由撰稿人,语言明显没有一开始热情了。
出于礼貌,我还是给他投去了一组诗,一投就是石沉大海。
咱羞于自己的作品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我也没有给白先生打电话,咨询如何“处理”的。
咱羞于自己的作品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我也没有给白先生打电话,咨询如何“处理”的。
一年后,我再次给他投稿,并在信中给他写信,说我是某某,结果仍然是石沉大海,甚至连个电话也没回。一年365天他工作忙?两年他还是工作忙?
难道连给作者打一个退稿电话的时间也没有吗?
我也做过杂志编辑,当然知道其中“忙”的原因。
如此忙的编辑,我哪还有第三次自作多情的勇气——我不能再浪费自己的时间、纸张和笔墨了,也不要再打扰对方了。
难道连给作者打一个退稿电话的时间也没有吗?
我也做过杂志编辑,当然知道其中“忙”的原因。
如此忙的编辑,我哪还有第三次自作多情的勇气——我不能再浪费自己的时间、纸张和笔墨了,也不要再打扰对方了。
由此而来,我看清了“世事人情”,看清了“不在其位,难谋其职”的道理。我不是为自己的作品不能发表悲哀,而是在为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悲哀,倘若编辑都像我所知道的这些编辑那样,以人情为选稿标准,还能推出好作品吗?中国的文学事业还能辉煌吗?俗话说:“好诗在民间。”其实好的文学也在民间。
掌握中国文学命运的“官爷”们,为了中国的文学事业,是不是该以事论事,以稿论英雄。
难怪中国的优秀作品出不来,中国的文学和电视走不出中国,个中原因原来全在“人情”里,“人情”里若能出好作品,那还重视人才,“不以出身论英雄”干吗?
思索吧!中国的编辑们,中国文学的明天,能否再创辉煌全在你们手中。
思索吧!中国的编辑们,中国文学的明天,能否再创辉煌全在你们手中。
200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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