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新宇曾不止一次地跟外单位的人说过，现在的书记不好当，群众对政治不那么感兴趣了，还是做行政工作有权威。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廉敏按总部统一规定提前五年退休，寇新宇改任校长，虽然不是第一把手了，但权力却比以前大了，因为厂里决定在学校搞“校长负责制”实验。新调来的支部书记是个和善的五十来岁的老大姐，叫李香杏。她像长辈一样地关心教师们的衣食住行、教师们的婚丧嫁娶、教师子女的升学就业、教师的业务著述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她干的多，说的少；听的多，谈的少，即使开会讲话，也只讲具体事，没有言不由衷的大话、套话和空话，没有一句政治高调。她尊老爱幼，很快熟悉了一些老师的性格爱好，喜欢听老师们海阔天空地讨论问题。她偶然也插话和发表观点，年轻人惊奇她用语的新潮，中老年佩服她思想的深刻。谁要写个稿子什么的，都愿意找她看一看，她提的意见虽然不能全部被采纳，至少也能拓宽你的思路，提醒你重新考虑自己的部分构想或语言处理。她自己闲下来也翻各种杂志，也看小说，在人们还爱看电影的那几年，她还常给老师们代买电影票。大家对她的评价是一个字：行！行政上的大事，一律由寇新宇出面。
　　当了校长的寇新宇首先得在教学上露一手。但数、理、化和外语他是门外汉，插不上手，只能通过看学生的考试分数来评定老师工作的优劣。他自认为最懂政治，所以常听政治课，发表些似是而非的指导意见，弄得教政治的老师无所适从。其次是认为语文他也懂，听过几次课，倒也都懂，没有多少知识上的障碍。听历史、地理课稍感吃力，但也能谈出一二想法，如“历史课要多联系现实，要古为今用”；“地理嘛，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让学生懂得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有一次，他事先不打招呼地抽查了牛耕田所教班的十本作文，看看牛耕田是怎样批改作文的，看看他们班学生的作文质量。这一看，果然发现了问题，很生气。但考虑到两个人之间闹过几次别扭，一定要慎重处理这件事，提醒自己一定不能发火。想好以后，就主动到中学语文组办公室，耐着性子跟牛耕田谈了一次话：“牛老师，我看了你们班几本作文，有几条不成熟的意见想跟您谈谈，不见得对，仅供您参考。”
　　牛耕田笑了笑：“好，您请坐。”双方都在客气地用“您”字相称呼。
　　寇新宇把十本作文放在面前，翻开其中一本说：“这是上周的一篇作文吧？这题目长了点儿，不像个作文题目。您看－－‘写一封信给远方的亲友，告诉对方怎样乘车船、走什么路线、来到工厂后又怎样才能顺利地找到你家’，我数了数，多达四十几个字，是不是太长了？”
　　牛耕田：“是，是长了点儿，压缩一下完全可以，比如改成‘告诉远方的亲友，对方怎样才能顺利地来到你家’，这样就剩下二十来个字了。”
　　寇新宇：“还是长了点儿。”
　　牛耕田：“您继续说别的意见吧。”
　　寇新宇：“这篇作文怎么给了一百分？”
　　牛耕田：“怎么啦，这篇作文有什么毛病？”
　　寇新宇：“作为一篇记叙文，内容太少，语言平淡。”
　　牛耕田：“这不是记叙文，是一篇说明文。”
　　寇新宇：“这怎么是说明文呢？怎样乘车船，车船走什么路线，不记叙能说得清楚吗？”
　　牛耕田：“怎样乘车船，是让学生介绍乘车船的生活常识；走什么路线，是让学生运用学过的地理知识介绍自己所知道的交通干线及有关城市的地理位置；后面的部分，是让学生能向别人说清楚自己的家处在工厂的什么方位。这是一篇较实用的说明文。”
　　寇新宇：“就算是一篇说明文吧，也不该给一百分。难道文章就尽善尽美了？就一点儿毛病没有了？作文，还有语文试卷，哪有给满分的道理？”
　　牛耕田：“别人可能不给一百分。但我有我的训练目的，只要学生把要说的内容说清楚，字、词、句上没有毛病，就是达到了训练要求，就该给一百分。再说，既然是百分制，而不是七十分制、八十分制，为什么不能给一百分？”
　　寇新宇：“这个问题先搁一搁吧。听说你今天上午又出了个作文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写一篇小小说？”
　　“是的。”
　　“你怎么尽出些怪题目？语文教学大纲我看过了，并没有让学生写小说的要求呀，你这样做不是超纲了吗？”
　　牛耕田微微笑了笑，以表示耐心和创造一种随和的气氛：“这叫创造性训练吧，目的还是让学生在兴趣中写好记叙文。”
　　寇新宇愣了一下：“写小说怎么能叫写记叙文？如果两者一样的话，干嘛又分小说和记叙文两种名称？”
　　牛耕田平静地问：“你翻过语文课本吗？”
　　“翻过呀。”
　　“课本上有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节选吗？”
　　“有哇。”
　　“大纲上没有让学生写小说的要求，那课本上选的小说按什么体裁处理好呢？”
　　“是呵，这是个问题。您说呢？”
　　牛耕田已经不想继续这场无聊的谈话了：“那咱们带着这个问题分头去研究一下吧。”
　　寇新宇没有挑出牛耕田一个像样的毛病是不甘心的，像“文革”中及其以前公安局抓错人不找出一条抓人的理由、不让被抓人带一条政治上的或刑事上的尾巴出去就无法下台一样，他得继续这场谈话，以便抓根稻草什么的好救自己出困境。他的目的倒不是想整牛耕田，也不是想让牛耕田丢人，而是觉得自己露了怯，丢了人，无法下台。作为一个抓教学的校长，这个人是丢不起的，让人看不起今后可怎么抓工作？他很后悔今天选错了谈话地方。他已经感觉到在他背后的同一间办公室的三四个语文老师是在假装备课、看作业，他们实际是在偷听他和牛耕田的谈话。那种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安静，使他的皮肉发紧，汗毛直立。他终于在难耐中又提起一个话题：“牛老师，听了您好几节课，确实讲得不错，很有特色，知识丰富，生动活泼，学生很感兴趣。不过，您处理字、词的时间是不是占的比重大了些？讲字的结构，讲字的各个义项，像是讲字典。您都让每个学生准备了一个词汇积累本了，还在课堂上讲词的本义和引申义、词的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比词典还详细，是不是有点加重学生负担？”
　　牛耕田由衷地笑了：“寇书记，不，寇校长，您还真行，您确实抓住了我不同于别人的一个教学特点。这跟我的指导思想有关。汉字太多，词汇丰富，不突出字词教学，学生就学不好语文，一个中学生不掌握大量字词，语文的工具作用就不能很好发挥。语文教学的任务应该是让学生学习语言材料，积累语言材料，运用语言材料。我在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您看到了，新中国四十多年来教学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没有在中小学教材中突出字词教学的内容。语文大纲直到前几年才规定小学生的识字任务是两千五百字，但却没有给初中生、高中生规定识字量。假如中国的小学毕业生能掌握三千汉字，初中生能掌握四千汉字，累积到高中毕业能掌握五千汉字，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将大大提高，教育质量也必将大大提高。您看吧，报刊上，广播中，影视作品里，还有领导人的讲话，天天都有用错、读错字词的情况发生，这不是讲汉语的中国人的悲剧吗？”
　　寇新宇听到这里，觉得牛耕田是在影射他经常用错、读错字词，如坐针毡般不舒服。等牛耕田稍一停顿，他忽地站了起来，但没有发火，而是拍了拍牛耕田的肩膀以玩笑的口吻说：“您呀，怪不得别人背后叫您‘老牛筋’呢，真是头老犟牛！”说罢，转身走了。
　　牛耕田也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起身送了两步：“以后再谈，以后再谈。”刚要转身，忽又想起什么，“寇校长，您把作文本给我，学生还等着誊抄今天上午的作文呢。”
　　寇新宇侧过身来说：“等两天再给你，教育科要抽查几本学生作文。”
　　牛耕田点了点头，微笑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愣神儿想了一阵儿，又偷偷地笑了。
　　寇新宇今天能够这样“接近平等”地跟一个老师谈话已经很不容易了。自他走上领导岗位后，一改做总务工作时的谦恭、随和，总是居高临下地教导人，训斥人。改任校长后，自我感觉上已是教学上的内行了，所以一讲话，就是一种指导的口气，命令的架势。每逢开大会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
　　有一次开大会他讲道：“......有的老师，一堂课下来，竟不提问一个学生，全是自己站在那里唱独角戏，这不是满堂灌吗？可是呢，还有的老师，我说的是语文老师，一堂课几乎什么也没有讲，随便提了几个问题，就放手让学生讨论，而学生呢，争论得一塌糊涂，乱哄哄的像个游戏场所，有的学生俏皮话连篇，老师也不制止，站在那里像看西洋景似的还时不时地跟学生逗几句，把严肃的课堂变成什么了？由于培养了学生的这种坏习惯，弄得其他科目的老师上不成课，学生动不动就向老师提出挑畔（衅）性的问题，还有师道尊严吗?当然，我不是维护师道尊严，但也不能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这是另一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教学，不能太随意性了。比如给学生打分吧，有的老师很随便，一篇二三百字的作文，语言极其平淡，竟给打了一百分儿。而其中一篇内容充实、词汇丰富，简直够得上是一篇优秀作文选了，却只给了六十二分儿。......”
　　坐在后面的几个青年教师在俏俏议论寇新宇“一篇优秀作文选”这句话的毛病，有个老师想起一件事：“我给你们讲一个跟这个病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读错字的笑话。有一次陈卫江老师去车站接一个亲戚，他的那节语文课不能上，咱们这位刚改任不久的校长就主动到他们班代课去了，结果把‘玷污’一词读成了‘沾污’，被学生指了出来，寇校长就解释说：这是个多音字，有知识的人跟你们一样读成玷（dｉàn）污，没有知识的普通人则读成沾（zhān）污。有个机敏的学生举手：寇校长，那您是属于有知识的人呢，还是没有知识的人？......”听笑话的几个老师终于由最初的压抑着自己的“哧哧”笑，暴发成“嘿嘿、哈哈”的大笑。
　　“你们后面干什么？还像个老师吗？你们要求学生上课注意听讲，今天校长在这里讲话，你们就在下面开小会、讲笑话、看报纸、......你们看，还有人在那儿备课、批作业，工作真地那么忙吗？大家都坐正了，谁再干别的事情我可要点名批评啦！我接着讲。我讲到那儿啦？对，－－各班学生的素质确实不一样，不能要求大家教出一样的成绩。我们承认职工子弟不好教，因为他们父母的收入都比老师高。咱们老师一节超课时费才两块钱，还买不起学生书包里的那盒‘石林’牌子的香烟呢，他们能看得起老师吗？经济地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我们也承认，几次学生打伤、打残老师的事件厂部处理得不公允，经常有社会青年闹校园、闯教室、揪扭正在上课的老师也没有人能管得了。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工厂的子弟学校无权、也无法开除学生，开除了，家长不干，厂长也不干，学校也不得安生。工厂的子弟学校是附属单位，是为生产、为职工服务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只有进一步加强责任感，努力管好学生，教好学生。必须明确：只要老师在场，学生中发生的问题，不管是学生间打架，还是学生打了老师，责任都在老师。只准厂长不处理打老师的学生，不准老师打学生。老师在学生面前，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老师地位如此低下，难怪老师们都劝自己的子女千万别当教师了。省里规定，两代是教师的家庭，其子女报考师范院校时可以照顾二十分儿。这种奖励措施正是对教师们一般不肯让子女接着当教师的情况制定的。
　　说到工厂子弟学校教师的处境，还真有一些世人不知道的苦情呢。首先，实行“坐班制”，八个小时要“出满勤，干满点”，除假期外，平时请假要扣工资，请病假还扣奖金。其次，收入普遍低于工人，因为不准教师搞第二职业，实际上也没有时间去搞。在“万元户”、“百万元户”已不再是社会新闻的今天，我们学校老师存款不足千元的人还有几十户呢，特别是夫妇都是教师的中老年，子女学习好的，读中专、上大学，开支很大；子女学习不好的，在家待业，经济压力之外，还有沉重的精神负担。最近厂里搞“住房改革”，住上楼房和准备住楼房的，都要掏钱，几千元、几万元不等。你们想，存款不足千元的老师怎么安排今后的生活？老师们不止一次地议论说，当初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如果先让老师富起来，让老师们成为万元户，教育质量一定会大大提高。教师中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教育是立国之本，并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功效不在当前，而在不远的未来。今天的中小学教育对象，就是一二十年后的劳动大军，二三十年后各行各业中的中坚，三四十年后的科技尖子，四五十年后的民族素质的体现群体。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自己感受最深的方面谈问题，像牛耕田，就特别强调语文的重要性，他总结说：语文不行，教育不兴，民族不幸，国家不盛；立国之本在教育，教育之根在语文。“富师论”也好，“兴文说”也好，都是忧国忧民的表现。但眼前的最现实的问题是，教师已经错过了“先富起来”的机会，“后富起来”还处在梦想阶段，大家对此的凄楚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一场类似游戏中窥见一斑。
　　且说一个周六的下午,大家又在“精神会餐”，大谈教师富了以后的种种好处，石大千却站起来坚决反对让教师先富起来，他说，教师要是比一般人富，教育质量将会灾难性地大倒退，中国四个现代化简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说完，就坐下来看画报。大伙儿都愣了，纷纷让他解释理由，他就是不说，以致招来一大群教师去质问他，甚至用最难听的话去损他，他只顾低头翻他手中的画报，既不生气，也不反驳。有人好像醒悟到什么了，制止了大家的起哄：“静一静，静一静，让石老师甩出他的包袱吧。”石大千抬起头来指着周围的人正色说：“你们一个个简直都不是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如果教师都变成中国最富有的人，当权者的三姑六姨不都跑来当教师了？用重金厚礼谋求教师职业的人不就多起来了？中国的教育质量不来个大倒退才怪呢！”大家听了竟没有笑起来，稍一沉默后只来了几条简单的赞语：“有你的！”“说到家了！”“真是一语破的！”“入木三分！”刚才用重话损石大千的人，竟有人走过去一言不发地抚摸石大千的头发，连拍他的肩膀。大概表示歉意吧。
　　想想看，教师们的心态如此，寇新宇在上面劝老师委屈求全，安心工作，谁愿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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