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个有心计的总务工作者
　　现在该说我今天要写的模范人物了。因为重点写他当官以后的事，所以叫“后传”，并没有什么“前传”文稿与其相对应。为了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写这个“传”必须说真话，提到的主要事情必须件件属实，不能胡侃。可是，我又发愁了，写小说我是初学乍练，还不知道如何编织故事呢，线索不好确定，悬念不会设置。至于主题，我倒不发愁，那是由社会的客观效果决定的，是因读者而异的。我发愁的是技巧活儿。就说前面那一大段常英的事吧，作为现代小说创作来说或许已经露怯，因为那里提到的人和事跟后面的人和事一点关系没有，游离中心过远，至少是没有开门见山吧。
　　露怯就露怯吧，咱今天就来一篇没有线索、没有贯穿到底的情节、没有什么悬念、只是罗列琐事、不是杂文但也不像小说更不像论文的新型文学体裁的作品吧，说不定有哪位编辑正看上了这篇“四不像”作品呢。
　　我说的这个人叫寇新宇，是个真正的模范。他的个头儿不高，胖胖的，一口整齐的白牙，笑起来挺可爱的，不笑时又显得庄重、富态，严肃时，如果再西服革履的话，又是一副官相，很威严，一旦发脾气的话，一定很吓人。不过，早年人们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在农村当过
　　几年生产队长，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进了我们厂，又因建厂初期缺老师，他就自荐调到了子弟学校，后因教不了书，带不好班（学生不喜欢他那种“文革”式的语言风格），就调到了总务处。他到了总务处后，如鱼得水，谁都说他是个搞总务的人才。
　　首先是校园变了样。他给各班班主任下达了捡砖任务：每个学生捡砖五块或半头砖十块。上千名学生天天出动，不到一周，各班都完成了任务。社会上哪有那么多废弃砖头？百分之八十都是从各建筑工地上“捡”来的新砖。接着，又轮流让各班主任每天给他派十个男生，跟着他干活。差不多干了一个月，校园墙根下那一圈儿龙角槐、甬道两旁的垂柳，各砌了一个砖池子，整齐好看，浇了水后还不外流。没有用完的砖，又分别在教学楼和办公楼大门的两边各砌了一个大花池，操场靠墙的一面一溜儿砌了四个乒乓球台子。
　　其次是他在办公楼的表现，除了天天坚持打扫走廊的卫生外，还每天给各个教研组送一次开水，破了老师们自己打水的惯例。
　　他三天两头提着工具箱查看门窗和各个教室的桌椅，随坏随修。
　　老师们求寇新宇办事、帮忙，他从没有拒绝过。由于他对谁都热情，所以，过年时他去老书记唐玉家帮助摖窗户玻璃谁也没有说过他是溜须拍马。
　　一学年下来，全校百分之八十的人同意寇新宇为学校的先进个人。由于他的忙碌，总务工作的改观，他又当上了厂一级先进，就衬托得每天玩麻将、打扑克的总务主任太懒散了，太无能了，因而太丢面子了，又过了半年，这位主任就打了请调报告，调出了学校，寇新宇也就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总务主任。后来搞“精兵简政”，人员没增没减，只是把“主任”改称了“组长”而已。
　　寇新宇的厂一级先进一连当了好几年，其中还有两次被评为总部一级的先进。他的文化素质虽然差些，经常读错字、用错词，也没有特别的爱好，不看小说，不看电影，但智商并不低，办事很有心计，角角落落考虑得到，方方面面照顾得到。
　　下面说一个寇新宇办事有心计的小故事。
　　我们厂的子弟学校也有附近农村的学生，为了搞好同地方上的关系，跟县政府商量，从附近镇上聘请了很有声望的赵伯祥当学校的名誉校长，这给协调同地方上的关系带来了很大方便。这位赵先生是国民党党员，还是某一级的党部委员，解放前是一家私立中学的校长，思想进步，同情革命，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影响，营救过数名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党员。解放后，他被政府列为“统战”对象，是省政协委员。赵先生跟我们学校的密切关系就不细说了。且说有一次省里通知赵伯祥去省政协开会，时间要一个多星期，是一次兼有学习和疗养性质的会，允许年老体弱者带家属或一名子女随身照顾与会者的生活起居问题。赵伯祥快八十岁了，当然得有人照顾。可是，这老头儿有点倔，不让家里去人，理由有好几条：一，他一向反对家人因他而享受非分的待遇；二，他认为开会带“随员”是一种“摆谱”，不符合共产党的传统作风（他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三，他的生活一向自理，用不着别人伺候；四，……。他的态度很坚决，不管谁做工作，这老头儿就是不让家里去人。上头的态度也很坚决，赵伯祥不同意带家人，就由公家派人随从。这老头儿听说后就又放出话：“派谁我就轰谁，别闹得大家都没趣。”难题归难题，任务归任务，县政府就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们厂来完成，“厂办”又把这个任务转交给我们学校，学校的书记唐玉让廉敏校长派一个老师去，廉校长不同意，说老师还得坚持上课呢，廉校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寇新宇，让总务组安排个人去。这寇新宇跟人说话有个习惯，就是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表态，如：“行行，您放心吧，这事儿我一定给您办成！”“您不用多吩咐，这事我一定办得让您满意。”“对对，我支持您的意见，您说的太对了！”这种爱抢话头的做法，最初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表示对人热情，对领导谦恭，显示自己机敏、能干，当了主任又改称组长后保留了这抢话头的习惯，是为了表示对人关心、同情，对领导忠诚，显示自己得力，“英雄所见略同”。如果官儿再当大了还抢人话头，给人一个“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听你啰嗦的印象还算不错，要让人觉得你傲慢、摆谱、打官腔、不虚心、不尊重人、故作“先见之明”等等，那就要失人心。不过，失人心者未必失官职。这次廉校长向他布置陪同赵伯祥去省城开会的任务时，还没等校长说完任务的困难程度他就表了态：“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我们总务处（他不习惯也不愿意使用总务组这个词）作为党的一级下属组织，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请组织上放心！”这位在文革时期的“吐故”中“纳新”的党员在这里至少有两处露怯：一，学校总务处或组是行政机构，不能说成是“党的一级下属组织”；二，校长布置任务不代表党，对校长说“请组织上放心”不伦不类。在接受行政领导布置的任务时说“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虽然也不合适，这责任不在寇新宇，而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造成的语言上的普遍现象，什么事情都跟党扯在一起，明明是个顶着各种压力、排除领导给造成的一系列困难取得的成功，要说成“这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明明是行政干部的厂长或县长贪污腐化，任人唯亲，人们却说他们是“党风”不正。这跟党政不分有关。
　　总务组共有五个人，寇新宇想从两个年轻人中动员出一个去执行陪同赵伯祥的任务，公心中多少掺杂了一点儿私心，因为这两个年轻人老在他的语言上“咬文嚼字”地挑毛病，常使他难堪，出去一个人多少会肃静点儿。
　　“小李、小王，有个美差看你们俩谁去？就是陪名誉校长赵伯祥到省城开一个星期会，帮助料理一下他的生活就行，没有任何精神压力。”
　　这件事两个年轻人前天就有耳闻，承认是美差，是个逛省城的好机会，但不承认“没有任何精神压力”。电工小李说：“这老头儿不让人陪同，他要轰我怎么办？再说，他都快八十岁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保管员小王说：“我是女的，虽然从年龄上说我可以叫他爷爷，但我毕竟是个外人，恐怕不方便吧？”
　　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但寇新宇不甘心：“这可是政治任务。”语言上的老习惯又冒出来了。
　　“那就让搞政治的人去执行这任务吧。”年轻人又开始跟寇新宇抬杠了。
　　“这是涉及到党的统一战线的大事，……”
　　“共产党和一个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跟我们普通百姓有啥关系？”
　　寇新宇只好把语言退回到起始线上：“这事情是有困难，但它锻炼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也在语言上退了退：“那就应该从你们三个党员中挑一个人去执行这个困难的任务，共产党员哪能躲避困难呀？”
　　寇新宇动员不动两个年轻人，只好去动员另外两个党员。
　　“老齐、老肖，厂里要让学校派人陪赵伯祥去省城开会的事你们大概听说了，二位看谁能够辛苦一趟？”
　　采购员老齐变被动为主动：“寇主任，这事还是您亲自去好，因为这是一件政治大事，上涉党的统一战线，下涉咱们厂跟地方上的关系，影响面广。您要是把这件大伙儿都认为困难的事办好，必然扩大您的影响，扩大您的交际面，对您今后在社会上办事肯定会有好处。”
　　木工老肖赶紧附和说：“这事确实还得您这个大组长去好。再者说了，这事从根儿上说，就是咱党内的事，是落实多党合作的大事，咱党员不去干让谁去干？”
　　两位老同志的话，使寇新宇十分激动，加上廉校长布置任务时的严肃劲儿，觉得这事不能再推给别人，非得自己去不可。想到这里，寇新宇产生了一种似乎受全党委托的神圣感。还有三天呢，我就不信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
　　三天后，近八十岁的赵伯祥在火车站挥手告别了前来送行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县政协的一位同志、厂宣传部部长、唐玉、廉敏等十来个送行者，转身向列车走去。要不是那头白发和三四寸长的银白色山羊胡子，单从那身板和走路的样子看，人们至多猜他是个六十多岁的人。
　　赵伯祥独自一人上了火车后，列车员帮他把提包放到了行李架上，凭他的白发、银须，一个年轻姑娘主动地把座位让给了他。赵伯祥微笑着不断点头致谢。
　　赵伯祥刚刚坐定，一个最后走进车厢的中年胖子东张西望地在行李架上寻找空位置，两手在胸前抱着一个不大也不算很小的提包不小心圧在了赵伯祥的肩上，赵伯祥赶紧用双手推挡那提包：“请当心，请当心!”二人四目相视，竟然都是熟人。
　　“新宇，你这是去哪儿？”
　　“赵老，是您？去省城吗？”
　　赵伯祥起身在行李架上挪动自己的提包：“把你的提包放在这儿吧。”
　　寇新宇：“好，好。”自己把提包递了上去，二人四只手把两个提包并排放好。赵伯祥在座位上挪开一点位置：“新宇，没有座位了，就在这里挤一挤吧。”
　　寇新宇推辞：“谢谢赵老，不用了，我年轻，站两个小时就到了。”
　　赵伯祥强拉寇新宇坐下：“那咱们俩就挤两个小时吧。”
　　寇新宇谦恭地坐下：“好好。赵老去省城开会？去几天？”
　　“说是一个星期左右。你呢，公差，还是私事？”
　　寇新宇：“出差。一是订货，订理化实验室用的东西；二是催货，在省城锅炉厂订购的烧开水用的锅炉，都到期了，还不见他们发货。赵老，您这次开会住哪儿？”
　　赵伯祥：“在省城新建的第二宾馆报到，大概就住在那儿吧。”
　　“那太好了！我有个表弟就在第二宾馆当服务员，可以给您安排个好房间。”
　　赵伯祥不以为然地说：“宾馆都是好房间，用不着再给别人添麻烦了。”
　　“那是，那是。”
　　从车厢那头走过来一个男青年正四处找座位，一下子认出了站在过道上的刚才给赵伯祥让座位的那位姑娘是他的同学：“嘿，辛胜兰！”
　　那姑娘也很高兴：“哟，岳治国！你又去农村考察了？”
　　男的说：“对，回老家‘考察’去了，……我爷爷前几天去世了。”左右看了看，把嘴凑近姑娘的耳根，“——你在法院上班，应该发现不少社会阴暗面吧？”
　　姑娘笑着拉开点距离：“发现一些，不多。我才上班几天呀。农村情况怎么样？”
　　“唉，苛捐杂税，多种摊派，农民简直不胜负担！”
　　赵伯祥用胳膊肘碰了碰寇新宇：“听见没有？社会风气不正，青年人最看不惯，咱们当干部的得处处检点呵。这次到省里开会，组织上非让你们廉校长派个人陪我去，我没有同意，我没有那么大的派儿。这不，我一个人不是照样来么？”
　　寇新宇应付着：“是，是，也仗着您身体好。”
　　赵伯祥、寇新宇两个人都觉得出门有个伴儿真好，随便地说些闲话，很快地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下车后，寇新宇说他要先到宾馆去一趟，要跟表弟打个招呼，一旦他在外面找不到住处，好让表弟在宾馆给他安排个床位。
　　到了宾馆后，寇新宇先帮赵伯祥办了报到手续，领了文件，安排了房间，换了餐证，弄清了餐厅位置等之后，就到外面“找住处”去了。
　　晚上九点左右，寇新宇又到了赵伯祥住的204房间，说自己在外面没有找到住处，说他表弟在205房间给他安排了一个床位，让赵伯祥有事时到对面房间找他。接着，帮赵伯祥打来洗脚水，伺候赵伯祥早点儿休息。赵伯祥一再阻挡寇新宇的帮忙，说这些事一向都是自理。寇新宇说：“咱们‘名誉’上算是一个单位的，帮忙干这些事是应该的，赵老不必客气。”赵伯祥也很关心寇新宇的生活，就寝前也到205房间看了看，给寇新宇送去半包龙井茶，三个大苹果，并由衷地再三向寇新宇表示感谢：“今天这报到头一天，多亏你帮忙，让我一个人办这些事还真够呛呢。”
　　在以后的七八天里，寇新宇几乎天天帮助料理赵伯祥的生活。赵伯祥少不了说些客气话，而寇新宇却说他沾了赵老不少光，如参观了名胜古迹等，是他坐了省政协的“蹭车”，“扶助”赵老只是“顺便的事”。。至于他出差要办的事，据他跟赵伯祥说，前四天办事人都不在家，他只好“跟着赵老闲泡”；后三天事情又办得很顺利，下学期学校师生就可以喝上新锅炉烧的开水了。两个人“同步”完成了各自的事，当然也就又同乘一趟列车回到了厂里。
　　一切都是寇新宇精心设计的，巧妙地完成了陪同赵伯祥去省城开会的任务，而又让赵伯祥坚持了自己“不让人伺候”的原则，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寇新宇办了这么一件漂亮事，有消息说，厂党委有要提拔他当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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