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到圣心教堂看夏天巴黎的夜景，是很多游客必选的。但对我来说，晚上到圣心教堂看月亮才是最美的。
　　
　　在中国时，我们看月亮，天是那么的高，月亮是那么的远。但站在圣心教堂的台阶上，你才会觉得，天空是那么的低，月亮是那么的洁白和艳丽，有时她近到你能一下子抱住她。
　　
　　每当夜晚来临时，山上卖艺的西班牙歌手弹着吉它唱着西班牙情歌的时候，一股无名的乡愁会在你的心中环绕，久久不能释怀！
　　
　　我曾在给陈艳的信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艳，我们虽远隔着万水千山，但我们还拥有一样的月亮，不是吗？”
　　
　　有时那从非洲来的鼓手，会用他的心打起了非洲特有的战鼓节奏，那阵阵的鼓声震荡着你的心灵，使你热血沸腾，充满了去战斗的勇气！
　　
　　有一天晚上，我望着月亮，想着陈艳入迷了，突然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臂说：“先生！”我转头一看，天哪，是警察！
　　
　　这是我第一次被警察抓住的记录。不过幸运的是，他只把我带到旁边的警车上，没收了我卖剩下的两瓶饮料，接着开了一张罚单给我，还让我在一张纸张上签了名。当一切都做完了以后，这位警察先生在赞美了一下我的签名好看以后，对我说：“滚！”我至今还能记得我当时逃跑的速度。
　　
　　因为我还有难民的身份，暂时还有法国难民局给我挡着，所以我把这一张罚单丢进垃圾桶。明早老子接着干！
　　
　　到7月中旬，我向父亲汇出了第一笔钱——1万法郎！
　　
　　而此时，我的同室永生终于找到一份在制衣厂做杂工的工作，月薪2000法郎还给两顿饭吃。于是，我每天清晨，听到他唉声叹气地起床，煮了一碗清水面，那碗只有手掌那么大，里面的面条用筷子夹几下就没了。我听得出，他强压着丧母之痛，在法国苦苦坚持着。他已有6个月没洗他的床单和枕头了，据说这一秘密还是我姑妈发现的。几个月后，他无意中接到了一个从里昂打来的电话。原来，是那儿有一家中餐馆要找一位二厨。经过他和那餐馆的老板娘在电话里谈工后，老板娘同意永生买一个假的法国居留，来里昂的餐馆给她打工，还给他报工票（以后，永生就是靠这些工票为证据，成为法国大赦时最早拿到居留的那一批人）。永生通过我姑父的一个朋友的帮助，花了5000法郎，作了一张贴有他的照片和写有他的姓名的假居留，他离开了我姑妈家，搬到里昂去了。多年以后，他找到了一个肯和他打拼的同乡女人做妻子，现在他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老板了。
　　
　　在我住在姑妈家的日子里，我姑妈有一位来自温州桥头的朋友，姓池，他是一位地下医生。当时，法国的非法移民不懂法语，不懂法国的法侓，有病时只能找无挂牌的地下医生来看病。因此他生意还不错。他家住在巴黎3区。他有一个儿子叫阿海，听说他想参加法国著名的外籍乒团，不过被淘汰了。那时，法国外籍乒团也不是人人都能进的。法国只要有打仗，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外籍乒团，所以，他们对兵员的身体素质要求很高。阿海常常跑到我姑妈的外卖店里玩。不久我和他混熟了，他带我到他家去玩。
　　
　　在他家里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温州杨府山的朋友，他叫黄国杰。当时他搭铺在阿海家里，让我深深震惊的是，他睡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黑黑的小房间里。里面放着两张桌子，平时是饭桌，晚上加上一块木板就成了床。后来，我和他相互支持，成为最好的朋友。
　　
　　正当我庆幸自己虽被抓但警察没造成我什么实质损失的时候，没过几天，山上就来了大批宪兵和镇暴警察（他们可不是吃素的），再加上原先的警察，一共有一百多位。他们采取上下相夹，中间赶的战略，而在唯一能逃出去的地方，候着装犯人的警车，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口袋战术，叫做请君入瓮。
　　
　　那一次，山上的小贩们几乎无一漏网。我们像犯人一样，被压上了囚车，被送往不知那儿的地方。一路上还有高鸣的警笛相伴，我倍感伤心和害怕。
　　
　　我们被送到了18区的警察局里，被关在地下三层的囚室里。我们坐在囚室里的凳子上，不时还有几个白人警察来欣赏他们的猎物。此时，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待宰的羔羊，什么叫孤立无援！
　　
　　幸运的是，不久警察就开始释放我们了。这大概就是法国式的玩笑，再说无证卖小东西，在法国也不是什么重罪。
　　
　　当我们排队走出囚室时，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突然发狂了，他冲着每一个出来的人的身上，都踹上一脚。轮到我的时候，他突然揪住了我的衣襟，并用手指着我的鼻子，瞪着他的大眼，凶狠地说：“小痞子，看着我！要是再让我逮到你，有你的好看！中国猪！”我无助地看着他的眼睛，不知该怎么办。幸亏他旁边的两个警察拉住了他，我才得以脱险。
　　
　　在法国，无居留生活了5年，我曾多次被警察抓捕。甚至有一次，被拷上手铐押送到塞纳河畔的巴黎警察总局，并关押在它5楼的囚室中。那儿的墙上写满了各国的文字，都是曾被关在这个囚室里的人留下的。里面有一段中文，令我印象深刻：“忍耐片刻，前途是光明的！”失去自由的感觉是很害怕和孤独的。
　　
　　幸好，当天的后半夜3点，我就被释放了。于是我踱着方步从塞纳河畔一直走回家了，我又活了！
　　
　　其实我是幸运的。我还没尝过，绑得像粽子一样，被3个警察抬上回中国的飞机；或者来一针麻醉剂，你就可以一直睡到中国了。这些遣送非法移民的方式，在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立国之本的法国，有时也会发生的。
　　
　　在左派当政时，有一位总理曾说过这样的一句名言：“法国不能接受世界上所有的苦难！”更何况现在是右派在当政。至于被遣送回国的中国温州人，那一笔因出国而欠下的巨额债务是会要了人的命的，确曾有人为此而在中国选择自杀！
　　
　　在我们被18区的警察释放以后，山上的中国人终于团结起来了。我们互相抱团，只为能活下去。我也得以认识了许多在山上卖水的中国人，其中还有有两位来自中国的天之骄子——留学生。有一位叫张自琳，他个子不高，带着一副眼镜，北京人。他教了我一些法语和法国人的生活习俗。从此，我能听得懂法语骂人的话，也能用脏话来回击那些不友好的人。懂得了法国人的生活习俗，使我以后和各种层次的人在交往中，不至于失礼，他真是一位好兄长。我也曾和他一起合伙卖可乐一个多月，并赚了不少钱。他最爱说的是，他和他的太太结婚前好得不得了，而结婚后常常为衬衫的颜色而大吵大闹，以至于离婚。为此，他才留学法国。
　　
　　几年后，充满激情的他，跑到了加拿大，从此再无他的音讯了。
　　
　　另一位是上海人，瘦高的个子，带着一副眼镜，儒雅的他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叫沈毅。他来法国半年后，以伴读的理由，申请他太太来到了法国，两人曾在一起吃过苦。他还告诉我，他们夫妻艰难时，还曾到陈氏兄弟公司（法国最大的潮州人超市，总店在巴黎13区，也是华人中生意做得最大的）去偷牛肉吃。因为他姐姐在法国是开婚姻介绍所的，他们竟为了得到法国的居留，而出了把他的太太介绍给法国人的馊主意。而他的太太和法国人真的跑了。是张自琳带着他找到他的太太，并一起打了他的太太。最后，张叫他不要再理这个女人了。但心太软的他，竟能重新接受了他的太太。不久，他太太席卷了他所有的积蓄再一次跑了，再也找不到了。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巴黎看见他迎面走来，像一具行尸走肉。和他的谈话中，他告诉我，几年前，他失去了法国的学生居留，还被警察送上了回中国的飞机。不过，在飞机快要飞的时候，他顽强的走下了飞机，拒绝回国。现在，他和一个法国人结婚了，只为得到法籍。虽然，这女人不好看，并比他还大了几岁。但沈说：“在我认识的法国女人中，只有她坚持来陪我，还对我不错，所以我娶她了。”沈兄长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深、很重！
　　
　　十二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8月底了，天气渐渐变凉了。山上的游客也越来越少了，生意也淡了，接下来该怎么活呢？
　　
　　不如先找一个工作？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登有中餐馆招工的广告。先做几天洗碗工，怎么样？可餐馆老板接到我的电话，第一句就是问：“有没有居留？”
　　
　　废话！有居留我还给你洗碗？我也试着到堂叔家学车衣服，没几分钟，我车断了好几根车针。婶婶叫我下来了，说我不是车衣服的料。怎么办呢？真的没有活路了吗？
　　
　　无意中，我在去进饮料的公司的地铁站的过道里，看到了一个摆地摊的中国男人。他大概有40岁左右，胖胖的身材，在一边的一个小推车里还躺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小男孩。地上铺着一块不大的布，上面放有手表、打火机、笔、电动剃须刀等，笑呵呵地等着他的客人。我在旁边偷偷的看了好久，就有事没事的跟他搭话了。他叫富云，桥头人，旁边的男孩是他家的老四，在中国还留有3个女儿。为了要儿子，他夫妻二人跑到了法国。闲聊中，我问起了他的生意和进货的地方，他很豪爽，都告诉了我。并说如我要做，本钱不够，可先到他家拿半箱电动剃须刀试试。接着，他还给了我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第二天早上10点钟，我如约带钱来到了他的家。他开门让我进来，接着将一大碗刚煮好的粉干面，里面还放了很多的“浇头”（鱼、肉、鸡蛋之类）端到了我的面前，并对我说：“来！先吃粉干，我知道你早饭还没吃。”
　　
　　这一幕，使我终生难忘！我被他的真诚给深深的打动了！
　　
　　那时的富云是那么的大方，不仅分给了我半箱电动剃须刀，还告诉了我他进货的地方。
　　
　　在巴黎3区，有两家中国人在做我们这些无证温州人的批发生意。一家温州人叫阿勇，他批发手表和打火机。还有一家丽岙人叫小林，他批发电动剃须刀、笔、打火机等零零碎碎的东西。我想这两家大概是温州人在法国开的最早的批发店吧，20多年后温州人在法国开到500家以上的批发公司，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我学起了富云老师的样子，在各个巴黎的地铁站的过道上和站里面，大胆地摆起了地摊来。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挣到多少钱，倒被警察抓了好几遍。难道我没做对？富云老师也是这么做的，他天天说生意很好，是什么问题呢？当时的我不知道有一种生意人不管生意好坏，都说很好的。于是，我开始观察批发店里的那些来进货的人，有事无事问他们是怎么做生意的，还有到哪儿做的。不管他们高不高兴，说还是不说，要不耻下问吗！并观察他们进的是什么货，这一习惯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有人说：“我们是在街市卖的。”好，第二天，我马上到街市上去卖。有人说：“我们是到咖啡吧里卖的。”好，我马上就到咖啡吧去试。也有人说：“我是到外省卖的。”等等！外省太远了，我要考虑一下。
　　
　　那时的我，发疯似地寻找着做生意的路子。我知道一定要在我还有难民身份前，找到方向，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那时的艰辛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在街市上我不但要受到警察的搜捕，更害怕的是碰到便衣警察，你无法分辨是客人还是警察。不仅如此，还要受到街市里的商人们的欺负和一些不友好的客人的白眼。连阿拉伯的小痞子也来抢我的东西。
　　
　　在巴黎咖啡吧里，更要受到店主的欺负。有时当你进到吧里，东西还没拿出来，店主就指着门说：“门在那儿，滚！”更有甚者，店主会粗暴的把我推出门。我只能用国平叔教的方法，微笑，微笑……
　　
　　不久，富云搬家了，他搬到了美丽城。我去他的新家里看他时，看到了他生病的哥哥，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已是肝癌晚期，正要只身叶落归根。在国外的艰苦生活中，有些人因生重病而不得不回国。当时的我，却天真地以为他累了，有了钱要回国享受了。
　　
　　那时，我和富云的关系很好，我甚至把我部分的积蓄一万法郎放在了他那里。我生性就这样，你对我好，我对你掏心窝子。
　　
　　9月底，姑父找我谈话了：“冬，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找别人家去搭铺吧，不然等我把你的包袱抡出门，你可就难看了。你欠我的6万法郎，你有，你就还我。”我看了一下姑妈，她的脸转向别的地方，好像这事跟她无关。
　　
　　我很安静回到了楼上，收拾好我的东西，穿上母亲给我买的大衣和我从中国带来的一大一小的箱子。我留下了我来时姑妈给我买的衣服，只带走了一条薄棉被。
　　
　　第二天，我就搬到富云家去了。从此，我很少和姑妈讲话，一直到现在。
　　
　　我住在富云家的客厅里，那里有一张格子铺，我睡上铺，房租，每月800法郎。
　　
　　还没过3天，富云的老婆就在我的床边，唱戏般的叫了起来：“阿冬，法兰西的规矩你不懂吗？”后来我才明白，她在向我要房租。我给她钱时，心里还在犯嘀咕，我不是有一万法郎放在你那儿吗？你可以直接扣，再和我算帐不行吗？我还为了这事问了阿敏，他笑着回答我说：“你要坐船，你是不是要先买票，人家才能让你上船呢？”从此，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房租我都是在每个月的一号付的。
　　
　　不久小佳打来了电话（我和她常有电话联系），她约我去凡尔赛宫玩。反正生意不好，不如玩一天放松一下！
　　
　　那一天，我和小佳游玩了凡尔赛宫，还去了一趟巴黎圣母院。期间她告诉我，她现在60省的科雷伊市的餐馆工作。我记下了城市名和餐馆名，有机会去那儿看看。不久，和敏也找过我，好像我们也去过巴黎圣母院。圣母玛利亚啊！你为什么同时放俩个女孩在我的身边啊？
　　
　　十三
　　
　　那时的法国，男的，简单的剃个头都要100多法郎，女的更贵，不少于200法郎。所以便宜的中国小商品，在法国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主要的客人不是法国人。真正的法国人，满脑袋还是要有保修期的商品。所以，它的客人大多数是黑人和阿拉伯人。如果能有一个地方，能把黑人和阿拉伯人都聚集在一起，作生意岂不是就容易了吗？我也就不用到处去找他们了。我想这大概是我的一个梦想罢了。
　　
　　不久，我决定到科雷伊去看看，它在巴黎的北部，大概离巴黎有80多公里。到那儿的火车票，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可不是一笔小数，但我咬咬牙还是买了。
　　
　　我来到科雷伊，在那儿走街串巷作起了卖货郎的营生来了。我曾好几次，经过小佳打工的餐馆，但我不敢进去看她。
　　
　　虽然，这儿的生意比在巴黎的要好，但加上火车的费用，就没多少赚了。
　　
　　有一天，我在去科雷伊做生意时无意中碰到了一个阿拉伯人。他说只要我卖给他几只手表，价钱算便宜一些，他可以介绍很多客人给我，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于是，他开车带我来到了一个地方。在那儿，我看见有两栋各5层高的楼房，里面住的竟都是阿拉伯人和黑人。难道是我看错了？我的梦想成真了！
　　
　　70年代的法国，由于缺少劳工，从非洲引进了50万到70万的劳工，为他们做修铁路、建高速公路等辛苦的工作。并在全国各地为他们修建了单身宿舍，法语叫foyer。
　　
　　以后，由于我跟富云解释不清楚劳工单身宿舍的法语意思，干脆就叫它为“难民营”，我是第一个在法国发现“难民营”的中国人。
　　
　　巴黎，是世界上交通最发达的首都之一。它在小巴黎就有14条地铁线，其中的14号线还是无人驾驶的全自动地铁线。由此延伸，还有四条捷运线通向郊区，构成了大巴黎。再加上6个大火车站通向全国各地、欧洲大陆和英国。法国为了修建这么多的铁路，整整花了100多年。而在大巴黎的铁路线，共分为8个圈（有一点像北京的一环，二环……）。巴黎的铁路出售月票，不过价钱还算便宜。我常买6个圈的，当时大概要500多法郎，至于剩下的7、8两个圈，我就偷票了。在4个圈以外，很少有查票的，而且在巴黎的郊区，火车站还是开放式的，连栏杆也没有。各站的售票处，还免费赠予标有火车站的城市总地图。
　　
　　当我开始发现：“难民营”时，并不知道它对我的价值。我只不过拼命地在不同的城市寻找更多的做生意的地点，我总共找到了70多个“难民营”。
　　
　　慢慢地我才明白，这些“难民营”就是我在法国无证生涯中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
　　
　　而寻找它们的过程，是很艰辛的。当我乘车来到一个很少有中国人来过的陌生的城市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对外国人都很友善的。有时让人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是那么的无助。
　　
　　当我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我拼命寻找的是黑人尤其是马里人，他们是黑人中最正直的和善良的人种。但年轻的黑人除外，尤其是出生在法国的年轻黑人，你就可以直接叫他们是社会上的渣子，他们可以说无恶不作。而来自非洲大陆的黑人，你可以相信他并和他做朋友。但有一个人种除外，赛内加尔人，我认为他们太聪明和自私了，有一点像我们温州人。
　　
　　从非洲大陆出生的，以后来法国的黑人，他们是能让人放心的。因为他们也看不惯坏人，并能为你打抱不平。还能帮助你找到“难民营”，而且他们还是最好的顾客。阿拉伯人情况和黑人相似，但比黑人要复杂得多。
　　
　　我总是把找到的每一个“难民营”标在一张地图上。我想以后谁拥有这一张图，也就是象得到了一份藏宝图吧！
　　
　　现在，我身上的负重比在山上买水的时候要轻松多了，因为背上一个学生读书的背包就够了。它只要放下一个像手提电脑一样大的一个小皮包，一打开它，两面都是用松紧带作成一格一格和一排一排的，它可以夹住很多的手表和打火机等小物件，使它们不掉下来。
　　
　　做生意时我很快地打开它，并向客人快速地介绍我的货物。而收起来放进背包里，走在路上别人是看不出里面是什么的。
　　
　　当然，背包里还要放进很多的手表、打火机、电动剃须刀等货物，不然生意好时，就不够卖了。从此，我成了在法国的中国卖货郎了。
　　
　　11月，陈艳来信了。信中写道：“秋天来了，地上落满了枯叶，我喜欢用脚踩在落叶上的感觉，它可以让我边走边思念远方的那个人……”
　　
　　不久，富云家来了一个女人，是他的大嫂。他的大哥回国后不久就死了。而没有身份证的她，却不能回国看她的丈夫。我看到了一个面目木然的女人，她在强忍强忍着。这时，富云的太太大叫着：“大嫂不要忍着，你哭出来啊！”她终于哭出来了，丧夫之痛的哭声，是每一个在她身边的人都会被感染的。我赶快逃出了他的家，我实在不想看这一场人间悲剧。
　　
　　没过几天，我的下铺住进来了一个个子不高，还很瘦小的温州人。他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不过他的左眼有一个白点俗称白眼，所以他笑起来时，让人觉得有一点色咪咪的。他是富云的表弟，刚从南特回到巴黎。
　　
　　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和一个法国女人假结婚而得到了法国居留的。两年多了，他刚和这女人办了离婚手续，当然他得付一大笔钱给这个法国女人。分手时他还买了一个名牌的包给她，好聚好散嘛。
　　
　　现在他回到了巴黎。他就是——瑞。
　　
　　十四
　　
　　由于我和瑞睡上下铺，所以很快就混熟起来了。他想找一份餐馆大厨的工作，但当时的巴黎，找一份大厨的工作很难。他对我说，他去了好几家餐馆都没有戏。有一家他去谈工的时候，那一家的老板娘对他说，他是第四个来谈工的人，前面还有三个在试工呢？很无奈的样子。
　　
　　我帮不上他什么忙，所以也只能听他说说而已。他还喜欢买报纸看，所以我有免费的报纸可看了。当时在巴黎主要有两家中文报纸，一份是欧洲时报，它是亲大陆的；一份是欧洲日报，它是亲台湾的，而现在只剩下欧洲时报了。
　　
　　我无意中在美丽城碰到了建英阿姨，她丈夫是我父亲在瓯剧团的师弟。现在他们住在美丽城。她的丈夫在餐馆打工而她在制衣厂打工，他们是在法国80年代第一次大赦时，拿到法国居留的。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和陈艳通信的地址，都是经过建英阿姨家的。而且从此以后，我把赚的钱大多数都存在她那儿了。
　　
　　富云和他的儿子一起被警察抓了，还给关了起来，我不知道富云的老婆是怎么熬过来的。幸运的是两天后，他被放了回来了。但他已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欢乐了。
　　
　　在巴黎，只有被警察抓过和关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作害怕和自由的可贵。富云在无奈中，请我帮他。我带他走了几个“难民营”，并给了他几个地址。但要他保证不告诉别人，他很爽快的作了保证。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太天真了。从此，每天早上，我醒来时，富云就会站在我的床边，拿着一支笔和一张大巴黎的火车站的地图，冲我微笑着，并问我：“今天我要去哪里呢？”
　　
　　不久，富云的大嫂，带了一个小女孩来看他了。她和小佳的妈妈做一样的工作，就是给有钱的人家当保姆。
　　
　　瑞突然对这小女孩感兴趣起来了。他盯着小女孩的眼睛，并对她说：“拿起你的左手打你的左脸，对，再拿起你的右手打你的右脸。”如此的说了一二次，那小女孩真地拿起她的小手打起自己的脸来，直到她把自己打哭了。
　　
　　富云的大嫂骂骂咧咧的，把小女孩抱到富云的房间里了。而此时，瑞得意地笑了。在我的记忆里，他还好几次对别的小孩这么干过，还次次成功了。真是一个怪人！
　　
　　在瑞的影响下，我和瑞经常到外面去喝咖啡了。这是大多数人在巴黎住久了而养成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常常到咖啡吧喝咖啡。
　　
　　有一天，瑞突然对我说，他想和我合伙做一个月的生意，好赚一些零花钱。作为朋友，我答应了。他先要我带他去进货，我带他来到了阿勇的店里。
　　
　　我这才发现了他做生意的天分。在我拿货的基础上，他加上了更多的手表，并且还拿了好多金色的手表。如此多的数量，是我当初不敢拿的，小本生意嘛。但他敢，他还敢跟阿勇老板讲价钱。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把手表的价钱杀得那么低，居然阿勇接受了他说的价格。在此基础上，还没完，他要先赊账，阿勇也同意了。最后，他还对阿勇说我进了那么多的货，你应该给我一个礼物，并要阿勇给他一只西铁城牌的手表当礼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阿勇居然给了他这样一只手表。他敏锐的思路和精明的谈判手法，使我如小学生般地学习着，我才明白什么叫人上有人。
　　
　　后来他告诉我，所有来自穷国的人，包括中国人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对黄金有着天生的好感，金色是这些人所喜欢的。我不得不承认，瑞是我做生意的启蒙老师，他对我以后做生意的思路和手法有着很深的影响。接着，我带他到“难民营”了。但很快他就成了主角。
　　
　　经过一天的劳作，晚饭后喜欢聚在一起喝茶，是黑人的习惯。他们用铁制的茶壶在电炉上煮一种来自中国福建的珠茶，并加入了新鲜的薄荷叶和白糖，煮好的茶很浓。而且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只用四五个小玻璃杯喝。喝茶时，还发出很大的声音，让人一看就很不卫生。就在这时，我们敲门而入，并和他们很认真地一一握手。接着打开了那小皮包，让他们看我们要卖的东西。
　　
　　在当时，黑人住的地方突然来了两个中国人，还向他们卖便宜的小商品，对黑人来说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也许，他们都是习惯这样买东西的，再说公司里的东西很贵。如要回国探亲，买给亲人们的礼物，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有的黑人有太多的老婆、孩子和亲人。有的国家，黑人是多妻制的，比如马里。此时，有人选中东西的，就会问价钱。不管是黑人或阿拉伯人，他们最爱开的玩笑是，拿着电动剃须刀，问这是剃上面的还是剃下面的，还用手比划着，然后哈哈大笑。这一些，我都是能做的，瑞不管这一些。
　　
　　瑞在进“难民营”前，总是先把那金色的手表放几只在他的口袋里，他从不把它摆在小皮包里。他还把西铁城的表戴在手上，头颈里还挂上了一只金色的瓢虫形状的怀表。
　　
　　在我做生意的时候，他总是色眯眯地巡视着每一个黑人。等我做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上场了。他先拿出口袋里的金色手表，竖起了他的右手大拇指，并用一种似懂非懂的法语说：“日本，日本！”他的话能让黑人们在头脑里转了好几圈才能回过味来。“啊！是日本。”并开始用瑞的语气说：“日本，日本！”当时日本的货物，以质量好价钱贵而闻名法国和非洲。
　　
　　瑞接着说：“这是，镀金的！在商店里要买3000法郎，我只买1000法郎！”他的话引起了一个黑人的兴趣，他拿过了手表仔细地看了起来，说：“太贵了！”瑞马上接着说：“太贵了，你没工作吗？”反应快的人会马上说：“是，我好久没工作了。”有些反应不快的要在旁边的人的提醒下才说：“啊，我也没工作。”瑞马上说：“我很好说的，你给个价吧。”“500法郎吧。”瑞用手往上抬说：“加一点，加一点！”“就500法郎！”瑞接着问：“你真没工作？”“对，我没工作。”于是瑞哭丧着脸把表抡给那个人，大概有一半的人会马上给500法郎。瑞拿到了钱，突然接着说：“你，赚了。我，亏了！”有的黑人会得意地说：“不，你赚钱了，我亏钱了。”在说笑中瑞和我退出了房间，接着做下一个房间的生意。
　　
　　当时的我很敬佩他做生意的手法，一只进价55法郎的表，他卖了500法郎，最高的一次，他卖到了800法郎。而他头颈挂的怀表，甚至让阿拉伯人也出到了200法郎，而它的进价才35法郎。甚至，最后他手上的西铁城表也以400法郎给卖了。现今，我回想起来。他做生意虽带有欺骗的性质，但他的敏锐的思路和快速的反应，有好多让我学习的地方。但这只能靠领会，教是教不会的。
　　
　　十五
　　
　　瑞对我说，爱贪小便宜是人的天性。你卖手表，人家想买的跟你买，这不叫本事。要是在客人想买和不买之间犹豫时，你说动他买，这才叫本事。这句话让我永远记在心里了。
　　
　　从此以后，我们游走在“难民营”中，和黑人、阿拉伯人甚至和住在“难民营”里的法国人做生意。我负责寻找黑人多的“难民营”，瑞负责做生意。
　　
　　很快，我只剩下了背包的份，做生意的事瑞全包了。我难得有认真学做生意的机会。他能毫不犹豫地接过黑人递过来的茶杯，一饮而尽。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黑人是不会信任你的。我也接过黑人递过来的茶杯，咬咬牙一口干了，味道还不错嘛！
　　
　　瑞从来不计较钱，每次收工时，他会把身上赚的钱都交给我。这是一种对朋友的信任，也是一种试探。做满一个月，瑞守信不再和我一起做生意了。
　　
　　经过计算，我和瑞各分到了一万五千法郎。我就可以向我的父亲一次性汇出了两万法郎。那年的年底，父亲就不用再为他的欠债而不安了！不仅如此，我手头还有一万多法郎呢。但我实在没想到啊，后来母亲对我说，伯父向我的父亲收取了七千五百元的利息！
　　
　　为什么？有时候亲情在金钱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从此，我继续做着“难民营”的生意。至于瑞，我就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了。
　　
　　有一天深夜，他突然拉我到红灯区，说是要找中国来的女留学生。这在当时是一个传说，有中国来的女留学生在红灯区作鸡。而20年后的今天，这已不是新闻了。我为现在在法国的一部分女留学生的所作所为感到不齿。当时瑞色眯眯地拉着我，从红灯区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据他自己说，他的眼睛是小时候，他的奶奶在作针线活时，不小心用针扎的。但他的这一次的做法，令我十分的不快。我就对他说招妓是他的自由，但我不是哪一种人！他笑我假正经。那一天晚上，他没找到他想要的，就回家了。不久，他偷看了陈艳写给我的几封信后，就不再向我提起妓女的事了。
　　
　　没几天，我在“难民营”里发现了和我做一样的生意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人，我认出了是富云的朋友。富云竟然失信了！他把“难民营”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这对我的伤害太大了，我忍不住和富云争执了起来。瑞不帮着富云和我吵，但他对我说，富云他们也是要生活的啊！个性好强的我和富云，一直到现在也不说一句话。
　　
　　这儿的华人圈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天下人好相处，同一个屋檐下的人最难相处。”
　　
　　和富云吵架了以后，我觉得不能再住在他家了。我问瑞有没有地方找搭铺的，正好他找到了一处房子，我和他就在1994年底搬离了富云的家。后来，富云的太太常叫我到他家玩，但我再也不想去他家了。富云现在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老板，他还带出了他留在中国的三个女儿。
　　
　　我和瑞搬到了巴黎11区，那儿离美丽城不远。房子有一房一厅，我一人睡客厅，房租是1000法郎。没床，我就买了一个90法郎的小床垫，勉强当床了。
　　
　　1994年，还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的。经过多年的争论，密特朗总统签署政令，把居里夫人（她有波兰国籍）和她的丈夫的棺木送往先贤祠。她终于为法国人民所接受，而成为法国伟大的先人。我为此也向她表示最真诚的敬意！
　　
　　从1995年开始，我掌握了做“难民营”生意的规侓了。我只要在下午五六点之间赶到“难民营”，就等于做一天的生意了。当然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是做全天的。
　　
　　我每天晚出晚归，早上就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安心的给陈艳写信了。我写给陈艳的信常常有7到9页，我还在信中抱怨她写给我的字太少了。
　　
　　从那时起，我和她从普通朋友的关系，渐渐变成了恋人的关系。我们在信中开始谈情说爱了，还渴望着相见的那一天早一点的到来！也从那时起，她成为我在巴黎坚持下去的唯一的支柱，没她来信的支持，我在巴黎一天也呆不下去。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她曾写信给我说：“我愿飞蛾扑火，只为能变成那一瞬间的火花，来照亮我心爱的人。”我深深相信我和她的爱是真的，哪怕用我的生命来交换我们的爱，我也愿意！
　　
　　我和瑞很快成了好朋友。大厨出生的他，一有空就在家教我炒温州菜。我现在还记得，他对我说：“味精要在菜快要盛出来时再加入，这样味精对身体的害处最小。”一直到现在，炒菜时我还是这样放味精的。
　　
　　有一天，我和瑞在美丽城的一家咖啡吧喝咖啡时，从门口进来一个身体强壮的温州男人。他一看见瑞，就像看见老虎一样的害怕。虽然，瑞很客气地叫他进来喝杯咖啡，但他边摇头边向后退，很快他就走了。我很奇怪，这么强壮的人为什么会怕这么瘦小的瑞。当时，瑞没有给我解释，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不久，在同一家的咖啡吧，瑞和一个叫云的温州人在一起喝咖啡。听了他们的谈话，我才知道，云是靠在赌场里打扑克为生的，而且牌技很高。可此时的他，要回温州了。瑞后来告诉我，云走时，他的太太刚生的孩子还不到两个月，云是在法国所有的家人的反对下，硬要回温州的。说实话，我很看不起对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不负责的男人！
　　
　　可就在那一天，瑞对云说：“我劝不了你了，朋友一场，我今天请你啤酒喝个够吧！”那可是在咖啡吧里喝啤酒啊，这要比公司的啤酒贵上五倍的价钱！当天我们三人，总共喝了500多法郎的啤酒。那时，吧里的啤酒大概要十几法郎一杯50毫升装的。最后，瑞连酒钱都不够付了，是醉眼熏熏的我补上了差额-200多法郎。不久云还真地回国了。
　　
　　又过了几天，我们在咖啡吧里碰到一个叫标的七都人，他竟是靠打老虎机而致富的。那天他告诉瑞，他在半年内打老虎机赢了50多万法郎。现在，他不得不和他的太太过上了每隔三个月就要搬一次家的生活，是为了躲避社会上的那些混混啊。还有更厉害的，有一位叫栋的瑞安人，竟在老虎机上赢了上百万的法郎。而这个人在几年以后，还成了我的好朋友。
　　
　　不过后来，栋成了法国所有装有老虎机的咖啡吧不受欢迎的人。听瑞说，他好像找到了一种老虎机赔钱的规律。在老虎机快要赔钱时，他们就压上所有的赌注。为此，他们还雇人专门寻找这种老虎机，听说开价500法郎找到一台。
　　
　　我还在美丽城看到了一个女人，在咖啡吧叉开她的双腿，用力地拍打着老虎机。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几年后，在这一帮温州人的冲击下，法国咖啡吧的老虎机几近绝迹。
　　
　　十六
　　
　　1995年的一月末，巴黎突然下起了大雪。到了深夜，美丽城笼罩在一片白色的世界里，大雪把街道都变没了，一脚踩下去能把鞋子都陷没了。来自温州的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雪，而且雪还在不停的下，太新鲜了！瑞拉着我在雪地里，像小孩般的欢笑着打着雪战。我突然想，此时要是艳和我在一起，那该多好啊！她可是一直想要看这么大的雪啊！
　　
　　中国的新年也快到了，瑞带我来到了当时美丽城最有名的、带有卡拉ok的一家餐馆。我还在里面高歌了一曲齐秦的歌《原来的我》，居然还有很多法国人为我鼓掌呢。这是我到法国这么久以来，最开心的一个夜晚。
　　
　　在餐馆里，瑞和一个女服务生说起话来了。原来这女人的丈夫是瑞的朋友，那么高雅和谈吐不凡的女人，居然嫁给了一个打劫犯。在他入狱以后，这个女人还一个人带着和她的男人生的孩子，等着他出来。我第一次才发现，这世上的每个女人真是不一样啊！
　　
　　渐渐的瑞变了。瑞的一个好友，在外省餐馆打工时，和餐馆的老板娘搞上了，还搞大了她的肚子。当餐馆的老板发现他被戴上了耻辱的绿帽子时，不顾一切的拿钱找社会上的人，要干掉他！他跑到了荷兰，不敢回来。对我来说，这朋友已无药可救了。瑞却为了救他，和一帮在华人社会里胡作非为的坏人们混在了一起。
　　
　　瑞曾带我去见过他们。我很吃惊地发现这一帮人，长得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凶狠。但他们的打劫理论，实在令我吃惊：我没吃的，你有吃的，你分我一半天经地义！这是什么强盗理论啊，打劫还有理了？
　　
　　瑞还告诉我说：“社会上的人处理方式，也是先要讲道理的。”我不懂了，我糊涂了。我开始发现，我和瑞不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不久，我知道了瑞的真实的身份，他曾是比现在这一班还要早的那一帮混混中，军师级别的人物！
　　
　　又没有伤害到我，我天真的以为，我和瑞还能做朋友。但瑞变的太快了，他现在满嘴的脏话，对我也开始不停地骂起来了，我忍不住和他对骂了起来。一个人在国外，只剩一身热血了，谁怕谁啊！既然我和瑞已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又何必住在一起呢？我于是打电话问建英阿姨：“有人找搭铺吗？”她说：“我家正要找一个搭铺的。”这也太巧了吧！
　　
　　当我对瑞说，我要搬走时，他没拦我。只是在我走时，他对我说：“冬，我们虽然做不成朋友，但至少我们不会做敌人吧？”从此以后，我和瑞在美丽城相遇时，我们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3月1日，我搬到了也在美丽城的建英阿姨家。她的家好大啊！有一房两个厅，她把其中一个客厅租给我，房租还只有800法郎呢。我很高兴，建英阿姨在中国是我的隔壁邻居，能住到一位我从小就认识的人家里，好像又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不想，此时我收到了法国难民总局的传票。有人告诉我，我的难民的身份快到头了，不用再理会他了。不坚持一下怎知结果呢？我在传票约定的时间，孤身来到了位于巴黎94省的法国难民总局。里面一位美丽的法国女人接待了我。她30岁左右的年纪，操着一口熟练的北京话，让我以为还是在中国呢，她要担任我的语言翻译。我被带到了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这么大的房间，里面只放了一张大的办公桌，这难道是法国的法庭吗？桌后坐着一位中年的法国男人，而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你有证据，说明你是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吗？”我的回答是：“当时逃得很慌张，什么也顾不得带上，所以身边什么证据也没有！”这位先生听完女翻译的话后，就说：“谢谢，你可以走了。”回来的路上，我想难民身分没了。不久，我就收到了法国难民总局的出境通知书。虽然还有上诉的机会，但那也只是拖几天留在法国的时间罢了。我终于还是成了一位非法移民。
　　
　　住在建英阿姨家没几天，小佳打来了电话，她约我出去玩。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懂拒绝小佳和和敏的邀请，也许在我的心中，一直当她们是我的妹妹吧！
　　
　　小佳约我到了巴黎市中心的公园里，她静静地坐在我的身旁，抽出了一只烟，点燃了还抽了起来，但她很少和我说话。我一直到今天也不习惯女孩在我的面前抽烟。后来，我才知道小佳的妈妈回国了。她惟一的在法国的姐姐也不大理她，还给她介绍了一位对她很凶的男人，只不过那男人有居留罢了。
　　
　　和敏打来电话了，她告诉我，彩萍到巴黎了。我感慨万千，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竟成真了。我们三个人，竟然在巴黎相会了！我按照和敏给我的地址找到了彩萍，她和她的男朋友华住在巴黎10区。她和华站在一起时，真是一对郎才女貌啊！我为彩萍能找到这么一位如意郎君而高兴，也很羡慕他们能在巴黎相会，这太难了。
　　
　　从此，我经常到彩萍家里玩。生性安静的彩萍很善解人意，她能很安静的听我把话讲完，再说出她的想法。我一直当她是我的妹妹和知己，而且我和华不久也成为了好朋友。彩萍和华在家里车衣服为生，她无怨无悔的为华操持着家务，他们的生活是我所向往的。
　　
　　只不过，彩萍老爱听金海心的一首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不知为什么？
　　
　　3月中旬，我又给父亲汇去了一万法郎。并在当天清晨3点钟，第一次打电话向我的父亲问好。要知道，在1995年，从法国打给中国的电话费是很贵的！100法郎的电话卡，白天在电话亭打给中国只能用2分钟时间。如果在清晨3点钟，时间可以长一些，也就5分钟时间吧。通话时，那电话里的咚！咚！咚！的掉钱的声音就像催命一样。父亲问我：“冬，你在法国过得怎么样啊。不好，回来算了！”我说：“阿爸，我再坚持一下再说吧！”
　　
　　其实此时，我心中已有了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赚够钱，接艳到法国和我相聚，为此哪怕吃再多的苦我也愿意！
　　
　　在建英阿姨家里，我见到了她的儿子。这个典型的华侨第二代，在他年满18岁后竟离家，住在他的金边女友（在这里的华人称来自柬埔寨的华人为金边人）的家里。这么强壮的身体，不喜欢给人打工。每个月他要做的是，月头跟他的妈妈要1000法郎的生活费，不够花，月末再跟他的爸爸要200法郎。建英阿姨告诉我，最让她头疼的是，她已分不清她儿子一个接一个的女友的头发颜色了！
　　
　　国杰也打来电话了，他搬到巴黎3区另外的一个人家里了。我有空就到他新搭铺的家，去和他喝酒。在那儿，我还认识了一位来自温州的中年人，他是干装修的，日工资竟有500法郎！这令我羡慕万分，不过他也不是每天都能找到工作的。
　　
　　在建英阿姨家住了3个礼拜后，她突然告诉我，月底她就要搬家了！她要我再去找搭铺，这令我十分吃惊，也十分无奈，找就找吧！
　　
　　此时的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家都没了。有人说在法国的单身汉，他的厨房是绑在他的腿上的，不是吗？走到哪儿就在那儿做饭吃的！我曾找过一个只要500法郎房租的，在黑黑的厨房上面，搭上一个像鸽子笼一样的东西，里面抡进一个不知从哪儿捡来的旧床垫，这能住人吗？在美丽城有一家要搭铺的，房子倒是新的，但一个大房间，上下格子铺竟住了9个人，而且在他的厨房里我看到了9付柴米油盐容器，
　　
　　一直找到月底，我还没有找到房子。实在没办法，我求建英阿姨，让我在没电的房里再住几天，不然我要睡大街了。万幸，我在街上遇上了曾有一面之缘的七都人阿义，经他的介绍我搬到了位于93省的他的房东家里。
　　
　　我第一次离开巴黎，住到郊区了。
　　
　　十七
　　
　　93省好安静啊！晚上7点不到，街上无一行人，买生活用品也不方便。但对我来说，只要有地铁站这一生命线就够了。在一个只有20平米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大床，上面睡的是两个房东，一个是七都人，一个是温州人。旁边放着一张单人床，上面睡着阿义。而在大床的对面有一台小的电视机，它的旁边，就放着我那90法郎的小床垫，房租每月800法郎。为了能更快的赚钱，我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那温州人房东有点娘娘腔还有一点女人相的，他老嘲笑我的生活节俭。而我对他的作派则感到恶心。两个房东都是用假的居留在替人打工的，而阿义是做装修的，后来他参加了法国外籍兵团。
　　
　　为了更多更快地赚到钱，我不得不寻找更多有黑人住的“难民营”。当时我的足迹差不多踏遍了大巴黎的所有城市，由于“难民营”常常在城市偏远的地方，我不得不穿山越岭地去找他们。而每当做完生意时，就到深夜了。为了赶上最后一班回巴黎的火车，不得不走“难民营”里的人告诉我的捷径，穿过小森林或穿过火车的铁轨，有时甚至要穿过法国人的坟地。
　　
　　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能一个人穿行在陌生的城市。无亲无友，异乡异种，我像一只游荡在法国的独狼，来自中国，但不知明天在何方？唯一能和我作伴的，也只有深夜高悬在空中的那一轮明月！她安静的看着我笑，看着我哭，听着我冲着她大喊：“艳，你听到吗？我爱你！”
　　
　　毫无生活经验的我，还要从下午4点一直饿到深夜，回到家才有得饭吃。我没时间买吃的，更何况我不知道，在陌生的城市，哪儿才能买到吃的。“难民营”里的黑人倒很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七八个甚至十几个黑人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脸盆，里面盛满了饭和一些羊肉，再加上一些非洲的调汁，十几只黑色的手从盆里抓东西吃，并抓到手里时还要用力的“吱”地一声，捏成团才放到嘴里。在他们“吃啊！吃啊！”热情的邀请下，饥饿的我终于在洗完手后，鼓足勇气把手伸向那脸盆。我要活下去，我就要有体力。在饥饿的面前，人的尊严荡然无存！
　　
　　不过，阿拉伯人很爱干净。有时我要是往他们洗吃的东西的洗手槽里吐一口痰，就要遭到他们的呵斥。住在“难民营”的阿拉伯人，往往是年纪比较大的。他们年轻时来到了法国，为法国修路筑桥，奉献了他们的青春。老了回不去了，只有在“难民营”里等死。所以他们良莠不齐，有好的也有很坏的。我运气不好时，碰到不好的阿拉伯人。他们往往会凶狠的赶我走，此时往往有年长的阿拉伯人出来制止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中国人来这儿，只不过为了挣一口买面包的钱罢了。”
　　
　　有时他们也会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饭。阿拉伯人比黑人要懂得节俭，所以他们比黑人要狡猾得多，但他们不像黑人那么团结。和他们做生意，要很小心地抓住他们的心里那一秒钟的念头，否则前功尽弃。和他们作生意很难，但他们也有贪便宜的毛病，有时在讨价还价的时候，装作损失大一点的样子反而能成功。生意是一门要用一生来学的功课啊，也许穷尽一生也不入其门！
　　
　　在“难民营”里，我看尽人生百态。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生活的老师，因为他们比我在法国生活得长，更懂得法国。我的法语，就是在“难民营”里的黑人教的，到现在法国人都奇怪我的法语发音，听不出有一点外国人的口音，那是因为黑人是天生的学语言的专家。甚至在“难民营”里的妓女，也曾教我为人的道理。那可是在“难民营”50法郎就可以上的女人啊（而当时红灯区的女人要400法郎）！这些女人居然还可以赊账的。于是我在“难民营”里看到了奇怪的一幕，那些女人拿着一个小本本，挨个的敲门向那些给过服务的单身汉要账。有一次我和她们一起乘车回巴黎时，她们告诉我，在法国，什么人都不要相信，今天对你好的朋友，明天就可能翻脸不认人。法国真的是这样的，在生活的压力下，外国的移民中，夫妻反目，父子结仇比比皆是。甚至床边的人，明天你可能就不认识了。
　　
　　在“难民营”里，我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伊斯兰教。来自非洲的人，大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而我整整和他们打了5年的交道，所以我比别人更要懂得伊斯兰教。
　　
　　安拉安酷吧（伟大的真主）！那是我看到“难民营”中的人在做祈祷时，我也会和他们一起说的话。是真主安拉让他的子民养活了我，让我得以留在了法国，感谢真主安拉。信奉伊斯兰教的，有一种特别的打招呼的话，他能一下子分出你是不是信伊斯兰教的。而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等大都信奉伊斯兰教，信教的人口超过一千万。为了和这些穆斯林打交道，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打招呼的方式。在那段时期，我甚至能用阿拉伯文背诵一段《可兰经》。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不怕法国的黑人和阿拉伯人的原因吧。
　　
　　在所有阿拉伯人中，最可怕的是生活在伊拉克和土耳其中间的库尔德人。我要是遇见他们，想到的第一个字就是：逃！他们是小偷的爸爸和心狠的代表！
　　
　　有一次下午，我正在“难民营”里挨户敲门做生意。敲到一个门时，里面有人在叫：“等等！”我等了会继续敲，里面还叫：“等等！”我等了会又继续敲门，门突然打开了，只见一个凶汉赤裸着上半身，只用一条大的浴巾围着他的下半身，恶狠狠地瞪着我。里面的床上还躺着一个用被子遮住的女人。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此刻愤怒的心情，幸亏他没对我怎样，不过那巨大的关门声能让人感觉到他愤怒的力量了。从此，我敲门时就多留了一份心了。
　　
　　提供给客人的货物也从单单的手表和电动剃须刀，渐渐地变多了。我得根据客人的要求，去寻找他们要的东西，这使我渐渐的懂得了进货这一关的重要性了。
　　
　　我发疯似地请教我的同行和进货商，并寻找更多的批发店，好提供客人更多需要的东西。我甚至找到了中国造的“男宝”，卖给“难民营”里有需要的人。但有一次，“难民营”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服用了“男宝”后，差一点送了他的老命，我才不敢在“难民营”里再兜销“男宝”。真是的，这么大年纪的人，还玩这个。可见在“难民营”里住着的人过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啊！不过，买红花油和万金油倒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废除了死刑，使每一个生活在法国的人们都过上生、老、病、死都无忧的生活。但法国太小了，世界又那么的大，他美好的理想，在疯狂的涌向法国的外国移民面前破灭了。但他曾使法国一度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国度，所以他是应该让人们记住的一位伟人！而继任的希拉克总统，把法国失业率的升高和治安的恶化，归罪于外国的移民。于是，法国警察开始搜查餐馆、制衣厂等地方，打击黑工和非法移民，并制定每年遣送非法移民的数量，由刚开始的一万人到萨科齐总统任内增加到的三万多人。于是，在法国的电视新闻里，时有看到法国警察把从中国来的非法移民，用一种塑料的绳子捆住双手，并将这一大串来之中国的男男女女，押往警察局的镜头。这不知要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啊！而这一切，好像都与我无关，我现在又要忙着搬家了。在那女人相的温州人家里住了四个月后，我实在受不了那娘娘腔的冷嘲热讽，我搬到93省另外一家丽岙人的家里了。
　　
　　那丽岙人的家很大，我和一个温州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房租每月800法郎。房东的家里，只有男的在巴黎3区的皮工场里打工，而他的太太因为生了一对双胞胎的男孩，不再打工了。他们有政府给的补助，所以生活是不用担忧的。但由于我每天回来很晚，连刷牙开水龙头的流水声都令她的先生睡不好觉，因而埋下了让我又一次搬家的隐患。
　　
　　不过，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丽岙人的房东张先生，他在巴黎竟有19套房子。在当时的法国华人中，是以房子的多少为富有的标准的。张先生还告诉我，她的太太还有20多套的房子，不过那些房子是属于他的太太和他的太太生的孩子的，而他的房子是属于他和他生的孩子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夫妻关系啊！
　　
　　8月的巴黎，是旅游的旺季，但对每一个住在巴黎的人说，却是交通最不方便的时候。因为一年一次的度假是法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雷打不动。法国人把它叫做享受生活。所以火车的班次也比平常要少得多，我常常为赶上最后一班回巴黎的火车而苦恼。有一次，我在95省的“难民营”做生意时，因赶不上末班回巴黎的火车，无处可去而不得不回到“难民营”，在宿舍大厅的长椅上蹲了一夜。大厅上有一台电视机彻夜地放着，而在大厅里留夜的都是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他们都很奇怪人群中多了一位中国人的面孔，不过他们对我还是蛮客气的。
　　
　　还有一次在91省，我也赶不上火车。我也只好回到“难民营”，不过那里没有大厅，有一位友善的阿拉伯大叔留宿了我。那一天的夜里，他还请我吃饭：炒鸡蛋加面包和水，使我对“难民营”里的阿拉伯人的清贫生活印像深刻。当晚，他还让出了他唯一的床给我，而他自己却睡在地上。我把钱包枕在我的头下，就这样似睡不睡的过了一晚。但他对我秋毫无犯，还请我吃了一份简单地早餐，我至今忘不了他对我的恩情！
　　
　　最可怕的一次在27省，也是赶不上火车了。而这个“难民营”我是第一次去，他们不熟悉我，就不收留我。我只好回火车站，但我却迷路了。当我按了路边一人家的门铃，想要问路时，心狠的法国男主人却差一点要动手打我，因为他不喜欢在他的家门口有中国人出现。幸亏他的太太拉住了他，并给我指明了去火车站的方向。仁慈的法国女人啊，要不是你，我不知该怎么办啊！而火车站也是我在陌生的城市中唯一能去的地方。
　　
　　此时，和国杰一起搭铺的那位做装修的温州人，老家传来了他妻子得了癌症的消息。他悲伤地对我说：“冬，人要是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他毅然选择回国，去和他的妻子相伴。时至今日，我和国杰谈起此事，还不胜感概他对他妻子的那一份眷恋！
　　
　　9月的巴黎是人们游行示威的季节。刚度完假的人们，发现希拉克总统在改变他们的福利和退休政策，这有损他们的利益。在工会（法国的工会的权力很大，有好几个工会组织）的领导下，巴黎街头开始了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
　　
　　而此时的我差不多赚到了可以偿还姑妈的6万法郎的钱了。但我深恨她对我的坏，我就把钱分批汇到了父亲那儿了。她不是要钱吗？那就找一直对她好的二哥要去吧。没想到，我这一冲动的想法，却给我以后好多年的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这是后话。当时，我感到我自由了，只剩下为了能和艳早一天相聚而奋斗了。
　　
　　到了9月底，房东又要我搬家了。我找到了一家在巴黎10区的温州人家。讲好10月1号搬到他家。房租每月也是800法郎。
　　
　　不想，搬家的时候，正碰上法国交通部门长达1个多月的大罢工。那时候的巴黎，没有了任何的公共交通工具，没地铁，没火车，没公共汽车，也没国内的飞机了。我本想请房东再宽限几天给我，但他不同意。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搬家被迫开始了。幸亏请来国杰帮忙。于是我和国杰肩挑手拿的，来来回回搬了3次，每一次来回都要用2个小时。
　　
　　我记得那天挺冷的，我和国杰两个人走在大街上是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无奈。无意中，我看到了街边的一幕，两个乞丐在争睡觉的地方，一个强壮的把一个年老的摔在了地上，他赢了。那年老的默默地收拾了他的行李，慢慢地背在他的肩上，静静地走向那未知的地方。难道我，不是跟他一样吗？
　　
　　新房东峰是温州人，他曾和一个法国女人结过婚。他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第一次带他的法国太太回温州探亲。他们走在温州大街上时，是那么的惹人羡慕。但这一段婚姻只维持了五年就结束了，她的前妻走时说：“这辈子再也不嫁给温州人！”后来她留在了香港。好像，那个时期的温州人和法国人的婚姻大多数都坚持不了三年的，峰是一个例外。峰还告诉我，他现在不喜欢少女，而喜欢曾结过婚的女人。他当时和一个曾结过婚又离过婚的瑞安女人同居，听说后来他们真的结婚了，还有了孩子。
　　
　　十九
　　
　　峰把他的客厅，给我一个人搭铺，但是厨房也在客厅里。无所谓了，只要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够了。由于墙壁的隔音不好，所以我经常在深夜听到他女人的叫床声，这么厉害！对于我这一个身心都健康的单身男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折磨人的事啊！
　　
　　在峰的家里，我还认识一对来自温州的年轻夫妻，我还到过他们的家里玩。他们居然在家里开起了小赌场，好像是打一种麻将，他们从中抽取一些抽头，他们向那些赌客提供茶水。我还记得在经过一轮的麻将后，那女人拿到抽头200法郎，用双手把钱夹在中间，并把头斜靠在她的手上说“这是我的了”那高兴的样子。不久，那女人为了钱和一个金边人跑了，于是在巴黎，又多了一具行尸走肉了——他的丈夫。
　　
　　为了生活，巴黎大罢工期间，我还是坚持来回步行6个多小时，去巴黎附近的“难民营”做生意。我舍不得休息一天，因为我坚信我的努力，会得到我应有的回报的。现在我和彩萍住的更近了，我们都住在10区，我唯一能去的也只有她的家了。
　　
　　不久，我见到了彩萍的男友华的姐姐。原来她是一个蛇头，彩萍的住家就是人蛇们的中转站。常常有一些人在她的家住几天，然后被送到意大利。还没走的，就留在彩萍的家里和彩萍一起车衣服。我曾经听华的姐姐对留下来的女人蛇说：“在法国，你就要干活，否则你就给我站到红灯区去！”
　　
　　有一次，我到彩萍家的时候。只见华身上戴满了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等各种金首饰。旁边的人蛇问他为什么这么戴起来，他叹了一口说：“儿子没有用啊，还要老爸给买行头。”并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前，拉过彩萍坐在他的大腿上。彩萍如小鸟般的依偎在华的身上，令我感到十分的奇怪。
　　
　　一个月后，大罢工以希拉克总统的退让而结束。我又可以象往常一样的工作了。和敏打来了电话，我很奇怪的是，她在深夜把我拉到了离罗浮宫不远的一个跳舞厅。法国的舞厅在这个时段是对女性免费开放的，而男的是要付80法郎入场费的，不过送一杯加有威士忌的可口可乐。我很奇怪和敏自我陶醉地跳着舞的样子。还很自然的要我付80法郎给她买一杯同样的饮料，我成了她的提款机了！当时的我，有一些想不通。
　　
　　到了1995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艳从中国寄来的明信片，心中感到有了一丝的温暖，这是我在国外唯一收到的圣诞卡。
　　
　　小佳和和敏常常约我出去玩，令我不胜其烦，但我又不忍拒绝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邀请。因为在孤单的国外，有时想找一个能说上话的人都没有，我不忍伤害其中的任何一位。也许，艳能早一些到法国，她们就不会再找我了吧。
　　
　　有一天，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介绍小佳和和敏认识，那么她们在一起玩，岂不没我的事了。于是，我就这么去做了，而且还为自己的聪明而洋洋得意。
　　
　　但不久，我后悔介绍她们认识了。她们相识以后，还是经常一起来约我，令我烦透了。但我从来不跟她们提起过艳，除了彩萍。我知道，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房东峰和他的女友开始在厅里车衣服了，这也明白地告诉我，我该搬家了。1996年1月中旬，我搬到了美丽城的一户丽岙人的家里了，也是住厅里，房租也是800法郎。不久，我发现出问题了。这家淋浴的地方小得象棺材那么大，我高大的身材不能很舒服的洗一个澡。而且女主人还特别苛刻，我用她家的小煤气炉烧两顿饭，她就叫着煤气用太多了，我知道这一家我也住不长。
　　
　　坚持不到一个月，我就搬到了巴黎19区，靠近节日广场的一户人家。在六层楼上，有电梯还有中央暖气，热水24小时供应。最主要的是房东夫妇，一星期才来住一天。只有我和一个丽岙人住在厅里，房租也是800法郎。从此，我结束了不停搬家的历史了。在法国华人界，人们都说搬一次家，脱一层皮。而经过这么多次搬家的我，已无皮可脱了。
　　
　　住下不久，我了解到房东阿忠可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他没居留，在一家制衣厂打工时，居然能把女老板变成了自己的老婆，还把那家的制衣厂变成自己的了。不过运气不好，让警察查到了在制衣厂里有无居留的黑工（那时，中国人的制衣厂里常常有黑工在里面做工）。制衣厂被封了，他老婆还被法院判罚5年内不可以当老板。为了生活，夫妻俩只好到他岳父开在77省的餐馆里打工。阿忠嗜酒如命。
　　
　　1996年，中国新年快到了，我无聊地来到了彩萍家里。我突然发现彩萍在制作温州的酱油肉。我静静地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看着她把猪肉浸在酱油里，仿佛看见多年前我母亲在家制作酱油肉的情景，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彩萍还让我品尝了茶叶蛋，味道挺不错的。她告诉我是和敏煮的，我才发现她们都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才能。
　　
　　7月到了，我也差不多赚到了能带艳到法国的钱了。我写信给艳，让她做好准备。我请彩萍叫她跟华的姐姐说，我想带一人出国。彩萍也答应了。但这一封信有如石沉大海。
　　
　　不久，和敏突然提议，我、小佳、彩萍，还有一位住在彩萍家的女人蛇和她，一起到罗浮宫附近的舞厅去玩，大家都同意了。约好时间，我们都来到了舞厅，大家都很高兴地跳了起来了。老了！没几下，我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休息了。回顾四周，我看见彩萍也静静地坐在不远的地方，喝着饮料。
　　
　　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用文字形容和敏的美丽。那一晚，她身边围了20多位年轻的华人子弟，他们都争着请和敏跳舞，好像狂蜂浪蝶般追逐着和敏。我本想做一个护花使者，但我看到狮子座的和敏在享受着被人追逐的快乐的时候，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微笑着，看着这一幕。
　　
　　不久，小佳静静地坐在我的身旁，在我的耳边轻轻的说：“冬，你看她们都是女人了，可我还是少女呢！”我转身看见她的眼睛里有着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可我不能对她表示什么，我假装没有听清她的话，微笑着，看别人跳舞了。也许从那一刻起，小佳开始恨上我了。
　　
　　秋天到了，我终于收到了艳的信。信中写道：“这一段时间我大病了一场，我静静的躺在床上思考了很久。你是知道的，春，他一直在我的身旁照顾我和支持我，所以我现在选择了他。”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不！这不是真的。
　　
　　我立刻冲到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给艳。她在电话的那一头说：“我一想到，到了法国，坐在车衣服的车上我就害怕！”我说：“那你也可以选择让我回国吗？”“不，你不要回来了！”“为什么？”这时这该死的电话卡没钱了。等我买了10张电话卡，再打给艳的时候，电话的那一头没人接了。我试了好多次也没有用。这是为什么啊？以我的才能，回国我也不会干得不好啊。我不相信！
　　
　　二十
　　
　　乱了，乱了，一下全乱了，支持我在法国生活下去的支柱倒了。我实在不能相信，这一切来得就这样快。就象我苦心经营的一朵兰花的花蕾，在快要开放的一刹那，有人往上浇了一壶滚烫的开水一样，一切在滚烫挣扎中，烟消云散了。
　　
　　但我怎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呢？孤独飘流国外多年，唯一不变的是我对艳的感情，我也一直以为艳对我是真心的。她不能这样对我，死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啊。失控的理智和混乱的感情，使我难以承受她给我的打击。我发疯似地向艳写信，以表述我对她多年的思念之苦。虽然我清醒地知道这已于事无补了，但我只有抱着哪怕是一丝的希望了。那时我前后一共向她写了整整7封长信，不想杳无回音！其中，我还不停地给她打电话，但电话的那一头好像永远没有人一样。我也曾给兆芳打过电话，可她连我的话都没听完，就跟我说再会了，难道她还恨我早不听她的话！在绝望之中，我突然想到了艳的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
　　
　　终于，有人接我的电话了，是除艳和兆芳以外的那个女孩接的电话。我问：“你知道，陈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说：“陈艳，啊，她和别人订婚了。”原来如此！第二天，我居然收到了艳的信，信中她明确地告诉我她已与春订婚，并说：“我内心真地不想伤害你，但一切都是命运安排。我真心地谢谢你给我的爱。”向来还算坚强的我，此时崩溃了，我愤怒地以为艳欺骗了我的感情，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虚妄的。我受了这样的打击，却在法国连个说说话的人都没有啊。从此，我将更加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毫无生气的国度了。
　　
　　在一天深夜，毫无生气的我走向了红灯区。我随便找了一个中年的法国女人，问了价钱以后，由她带我来到了五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她伸手向我要了400法郎，这女人居然连上衣也不脱。你不是要钱吗？大爷有钱，200法郎，300法郎，你给我脱光啊！我才明白，所谓的妓女只不过是拿了你的钱，赶快催你完事，好赶时间去找下一位买主的人罢了。我好无快感而言，只有更加深了对国内那对男女的仇恨。我疯了，我决定要回国了！可当时，回国是一条比出国更难的路啊。我居然连中国驻法国领事馆在哪儿也不知道。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和敏打来了电话，她约我到一家麦当劳里说话，我如约去了。
　　
　　在巴黎1区的麦当劳里，我和和敏随便吃了一些东西。和敏见我的情绪不高，就问我怎么回事？无人可诉的我向和敏说起了我和艳的过去，和敏第一次很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最后我告诉她，我准备回国了。和敏抽出了一只烟，点着吸了一口，对我说：“冬，你不应该回国。”可此时的我已听不进任何的劝告了，和敏在反复说了多次以后，突然提高了声调说：“冬！你不应该回国！不然你会输得更惨，你要留下！你还要为你的父母传宗接代！”传宗接代这句话，曾是一个女孩和我分手时说的话，它突然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变得清醒了。和敏接下来告诉我，她有一位朋友，出国不到半年，他的女友就和别人结婚了，他愤然回国，结果他输得更惨。
　　
　　也许艳曾经爱过我，但两年多的时间，是可以改变很多的东西和很多事情的，我不应该强求那已不属于我的感情了。
　　
　　和敏也把她的故事告诉了我。原来她是她公公为他的儿子找的媳妇，她丈夫在回国接她时，和她同过一次床，以后就再也没有碰过她。她在她丈夫家无偿地干了两年多的活，最近他先生对她说：“我们离婚吧，因为这段时间我认识了别的女人，我还和她生了两个孩子。”我不敢相信，这么美丽的和敏会有这样的经历，她受的打击不比我小。但我不得不承认她比我坚强，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回家后，我考虑了很久，终于鼓足了勇气，是做一个了结的时候了。我应该给她幸福，把痛苦留给我自己吧。在一天深夜，我打通了艳的家里的电话，她一听到是我的声音，就拼命地向我解释着什么，但我已听不清了。我说：“艳，我爱你一辈子但我也恨你一辈子！”突然，电话那一头传来了一声令人心碎的哭声。我想她应该真的爱过我吧！一切该结束了，长痛不如短痛！
　　
　　后来，我给艳写了最后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也祝她幸福。她后来给我回信说：“我最不愿伤害的人是你，不想伤你最深。”并附上一首她改自陆游《钗头凤》的诗。
　　
　　从此，巴黎又多了一具行尸走肉，从此，世上的一切风花雪月的事与我无关。但，我下意识里又提醒自己，总得找个女人传宗接代吧。找谁呢？和敏太美了，条件又那么好，再加上她和她的丈夫还没有离婚，理智的我，选择了慢慢地疏远了她。
　　
　　一天，小佳打来了电话，约我到公园里玩。当我坐在她的身边时，我一时性起，对小佳说：“小佳，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不如你做我的女朋友吧。”小佳毫无吃惊的样子，但她静静地对我说：“冬，我们不能做男女朋友！”她没说任何的理由，突然转过身，面对着我，主动向我伸出她的右手和我握手告别。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心中却很奇怪地没有丝毫遗憾的感觉，相反有一种释怀的轻松。
　　
　　从此，酒成了我唯一的好友，那半醉半醒的感觉能使我忘记一切。艳也曾写了好几封信给我，但我都把它们和以前她给我的信放在一起。给她自由，就应该让她忘了我，让接下来的所有的痛苦由我一人承担。两人的痛苦，不如让我一人在余生中慢慢地消受吧。
　　
　　国杰倒是接出了他的老婆，现在他们住在他的同乡家里。国杰出去做餐馆，她老婆就在家里给房东车衣服。于是，国杰一休息，我就买一瓶红酒到他家喝酒，一人半瓶刚刚好。不久，我发现还有一位可爱活泼的女孩叶，她一人搭铺在国杰的房东家并在他们家里打工。
　　
　　1996年底，和敏找我来了。她告诉我彩萍去意大利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华为了得到法国的居留，和一位有法籍的华侨的女儿结婚了。彩萍在伤心之余，毅然选择去意大利了。多年以后我听说彩萍在那儿和别人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女儿，我和她再也没有联系了。我只能祝彩萍妹妹一生平安！
　　
　　二十一
　　
　　1997年，欧洲的意大利和葡萄牙开始对非法移民大赦，有许多在法国的和荷兰的华人，想尽办法去办。我也曾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不去了。到了新的国家，重新再来一次，我已没有这个勇气了。当时的法国，还毫无动静，就象房东的伯父说的：“要想拿到法国的居留，除非再做两回人！”
　　
　　经国杰的介绍，我和阿叶很快认识了。不久，我们就同居了。去他妈的爱情！去他妈的山盟海誓！有个女人肯跟我，我就敢娶她！
　　
　　房东阿忠倒是很高兴，他马上和我商量把他的房间租给我，房租是每月2000法郎，我同意了。我和阿叶买了一个大一点的床垫，放到房间里，就算有一个家了。当我去阿叶原先住的地方，把她的东西搬到我们的新家时，拿着阿叶的行李，我知道命运已把我和这个女人连在一起了，总算在法国有一个家了！
　　
　　1997年5月23日，阿叶一早出去打工了，我十点多出门去进货。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三个中国男人在门口堵住了我。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其中的一个就用手中的小刀连捅了我四刀。接着他们把我拉到了房间的走廊，我自己就倒下了。于此同时，他们还制服了在家的阿忠和另外那个瑞安人。但他们着重对我的房间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搜走了我存在家里的一万五千法郎的现钱。临走时，我听见有人对阿忠说：“15分钟后再叫救护车，地上的那个人快不行了！”
　　
　　我静静地躺在地上，我眼睛能看到的都是血。慢慢地，我的手脚也开始变凉了，我知道，我快不行了。在弥留之际我心中突然有一个声音在说：“艳，我走了！我爱你……”
　　
　　是房东阿忠叫的救护车，但先来的是警察，我被6个年轻的法国消防队员从6楼抬到了楼下。在救护车里，一位法国的女护士还不停地叫唤着我，不让我睡着了。我被送到了巴黎10区的公立医院，进行了抢救，并在特护病房呆了一个晚上。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脱离危险，接着我被转到了普通病房。
　　
　　第二天早晨，当我还在迷迷糊糊的时候，一位打扫卫生的黑妈妈进到了我的病房。她看见我这样子，骂骂咧咧地一下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我醒来了，但我发现我的身体不听我的使唤了。我就保持了她拉我起来的样子，一动不动。直到黑妈妈打扫完房间，看见我这样子，她才过来帮我躺好。
　　
　　过了一会儿，我的主治医生来了。他向我宣读了对我治疗的经过，并用手指着我肚子上的刀伤说：“那个人的刀尖向上翘一公分，你就可以去见上帝了。不过现在好了，祝你好运！”他走后。接着是警察来问了我的口供，一切按程序进行。但由于我是一个外国人，这一案件在2年后不了了之。
　　
　　警察走后，阿忠带阿叶来看我了。当我看到阿叶因担心和害怕而哭红了的眼睛时，我不得不有了重新活下去的勇气，我要为这个女人活下去。第二天的下午，医院就叫我去办出院手续了，总觉得他们有一点急。而我象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一样，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来到了医院办公室。一位中年的女负责人接待了我，她问了我是怎么来到了医院的，我的回答是警察送我来的。她还问我出院以后我住在哪儿，我说也许我睡大街上或者睡在地铁站（当时由于没有身份的原因，我不敢讲真话）。最后她说：“那这笔一万五千法郎的医药费谁付呢？”我说：“如我以后有条件，我一定还！”她突然作了一个决定，她在我的出院材料上签了字，并对我说：“你可以走了。”
　　
　　仁慈的法国啊，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出院半个月后，我就重新开始做生意了。在法国，非法移民的命不值钱，要生存啊！
　　
　　经过法国政府多年的要求，中国政府在1997年底向法国派来了两位中国警官，用以鉴别中国犯人的身份。这样一来，那帮专门抢劫华人的中国混混们才被赶出了法国，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去祸害那里的华人去了。从此法国渐渐趋于平静。
　　
　　1997年注定是一个不平静之年，多年受压迫的非法移民开始反抗了。这事也只有在法国才能发生。在法国左派的带领下，一百多位黑人非法移民占领了巴黎18区的圣贝尔纳教堂，其中有50多位开始了长达50多天的绝食活动，为了一个希望——全家能获得法国的合法居留权！虽然，这一次活动最后被法国警察所镇压，但其中有几位黑人最后真地获得了居留。这次抗争，对在法国的非法移民影响很大。人们懂得了，在法国只有和政府抗争才有可能获得法国的居留，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希望。不久，同情移民的法国左派赢得了国民议会的多数，成为法国的执政党。法国的非法移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人们以为法国将开始大赦，就像密特朗总统当选时，对非法移民的全体大赦！但此时的左派政府却出台了条件非常苛刻的大赦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两夫妻在法国居住满5年，并要拿出证据，而且有一个出生在法国的孩子，还要是已经在法国上学的。不够条件的非法移民们不得不在法国工会的带领下，以团体的形式向法国政府抗议和谈判，为了获得更多的居留名额。
　　
　　当时在法的华人团体有三个，第三团体，第四团体，还有很迟才成立的2000团体。但中国人特有的私心，使当时的华人团体里鱼目混珠，各打各的小算盘。再加上大多数的华人不懂法语，往往华人冲在最前面，而得利的却是别人。带领团体的法国左派政客们，只为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不惜牺牲大多数华人的利益。
　　
　　到了大赦前几个星期，中国驻法领事馆开始向在法国的，没中国护照的中国非法移民发放护照。于是，在中国驻法国的领事馆前排起了长达几公里的人蛇长阵，人们日日夜夜地等在那里，只为得到大赦所必须的护照。人群中就有我和阿叶两个人，因为阿叶还没有中国的护照。说来也奇怪，刚来法国，人们最怕的是身边带着护照，法国警察跟据护照，就有理由遣送中国的非法移民回国。而中国驻法国的领事馆，对中国在法国的非法移民连大门也不让进。现在，怎么变得那么仁慈了呢？大概是每年几十亿法郎的国外汇款，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建设帮助是巨大的。中国经济建设的起飞，离不开国外华侨的贡献。
　　
　　二十二
　　
　　在中国的阿叶的母亲打来了电话：“冬，在法国你要摆几桌酒席，我养女儿这么大，不是白白送给你的。”于是，我和法国的几个亲戚商量后，准备了一个月，1997年8月10日，我与阿叶在法国举行了中国式的婚礼。虽然，晚上的婚宴我只摆了4桌，但这也算我能给阿叶娘家的一个交代吧。
　　
　　房东阿忠倒是拿到了葡萄牙的居留，他第一次回国探亲了。但他没有像样的行头，于是他向他的伯父借了金项链，向他的好友借了一身boss的西装，向我借了西铁城的手表……他回国风光了一阵，回来以后却暴跳如雷。在法国的亲戚嘲笑他只穿了一条小裤衩就回国了，因为他全身的行头都是向别人借的。这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为了能留在法国，我和阿叶像大多在法国的无证华人一样准备了一些申请居留的材料，甚至还花钱买了一些证明自己留在法国的时间证据。最重要的是通过别人花钱买了一个法国人家的通讯地址，不然就收不到警察局的回信了。我和阿叶赶上了第四团体最后一次向巴黎警察局递交大家材料的机会。不久第四团体宣布解散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1997年12月26日，我的大女儿莹莹出生了。我真心地感谢上天给我的最宝贵的圣诞礼物。在法国，生孩子要向医院递交家庭住址，一般以住家的电费收据为证。房东阿忠本来答应给我们出住在他家的证明。不料，当阿忠的老婆看见医院给的材料表格上写着，如有虚假要罚五万法郎和五年的监禁，就又拒绝给我们提供担保了。孩子快要生了，我还找不到住家的证明，难道要象我的好友国杰一样，老婆要生时打电话叫消防队救命？万幸！阿忠的朋友后来也成为我的朋友青田人金星，他拿出了他自己住家的电费单，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不过对我来说，更艰难的历程开始了。我们没钱请月嫂，只好由我代劳了。不过我买来了一张铁床，第一次在法国有床睡了。孩子头一个多月，要每隔3个小时喂一次洋奶，还要加上照顾阿叶这个大人，个中的辛苦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抽空，我还要出去做生意，不然哪来的钱来养家啊！
　　
　　最难忘的是每天给孩子洗一次澡。婴儿那小小软软的身体，要我这个从未照顾过小孩的男人来给她洗澡，有时真比登天还难啊。还好，终于熬过来了。
　　
　　1998年的法国，是非法移民抗争最激烈的一年。很多的申请被法国政府所拒绝。而他们的身份在申请时已经被暴露了，跟之而来的就有被遣送回国的危险了。很多的非法移民不得不团结起来，在法国工会以及法国极左翼的组织下，和法国政府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抗争。
　　
　　而此时的我还在等待政府的回答。等我的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和我的太太搬到了93省。我太太和她的哥哥一家在93省合租了一个大房子，他们一起在家里车衣服，还可以带孩子，而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我们搬走不久，阿忠也退掉了他的房子，去巴黎17区开外卖店了。从此我们很少联系了。
　　
　　几个月后，我无意中想看看艳寄给我的信件。突然，我发现找不到任何有关艳的东西了。我问我的太太：“你有看见那些信吗？”她答非所问：“我在搬家时，把它们忘在阿忠家的阳台上了，要不回去找找？”可恨又不能恨的女人啊！
　　
　　不久我也收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信了。看着我的孩子一天一天地长大，我不得不为她的将来考虑了。于是，我开始参加一些团体的游行示威了。因为人们传说，在团体里可以得到居留。5月，巴黎第三团体中的二十多个温州人开始绝食抗议了，很多的温州人满怀希望地想参加第三团体。不想，团体的中国负责人却说：“我们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风里来雨里去，你们现在才来找我们，好事轮不到你们了。”这就是典型的温州人的自私表现，他伤了很多的温州人的心。第三团体，最后以少数人拿到居留而解散了。
　　
　　经朋友指点，为了更好地补充我的上诉材料，（在法国，人们可以对警察局拒绝的理由进行上诉），我和阿叶正式在巴黎3区的区府登记结婚。因为在3区，左派的区长说人人有结婚的自由，无关他有没有居留。而其他的巴黎区府，却拒绝给非法移民办理结婚手续。两个证婚人是金星和万州，万州也是我在法国认识的朋友。
　　
　　在参加一些团体的游行中，我发现了华人另一个无证团体——2000团体，其中大多数成员是青田人。我在其中认识了几个温州同乡，得知2000团体内是看不起我们温州人的。如何让它变成以温州人为主的团体呢？因为它是巴黎唯一还存在的以中国人为主的无证者团体了，也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只有成为该团体的负责人，才有希望拿到居留。于是我就开始了我在团体内的夺权行动。
　　
　　在一次游行示威中，很多温州人看见2000团体的青田籍的负责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竟对一位温州人拳打脚踢，当时大多数的温州人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我联系了几个有影响力的温州人开始行动了。没过几天，在一次500多人的集会中，我冲上了讲台，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各位同胞，一位对我们无辜的华人同胞拳打脚踢的人，能当我们团体的负责人吗？”台下几百人一哄而散，只剩下三个法国人呆呆的坐在台上，还有我们这几个温州人。
　　
　　是的，是我一手弄垮了2000团体。当法国警察庆幸巴黎又少了一个无证团体时，不久他们感到害怕了。经过整合的新的2000团体，加入了原先第三、第四团体留下的人和其他的中国人，声势更浩大了，一举成为巴黎最大的无证团体。而我作为华人与法国的左派、工会负责人之间的联系人积极工作着，一切以华人的利益为主，而不是像以前的团体那样往往被外国人所利用。法语不好的我还充当了法国人玛丽夫人的翻译（玛丽是法国绿党成员，也是2000团体的法国负责人），我和她由对抗到成为好搭档，使她真正了解了温州人，并真正帮助了我们温州人。由于我有较扎实的中文基础，玛丽的讲话都能被我翻译成有感染力的中文的口号。面对上千人们，我都能让他们感到团结和游行的重要。我从来不以虚幻的妄想来欺骗无证者，只是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感到只有走上街头只有抗争才有希望。不然只能再一次沉在地下，等待被警察抓到，最后被押上回国的飞机。我们受够这一切了，为什么不趁现在的机会去团结争取？还等什么？
　　
　　不久在和法国内政部的谈判中出现了中国人的声音，甚至在法国总理府的谈判中也有中国人了。我们中国人在法国吃苦耐劳，不惹事，为法国的经济做出很大的贡献，这一次大赦法国为什么不考虑多给一些名额给中国人呢？
　　
　　抗争取得了效果。在这一次的大赦中，中国人后来总共拿到了五千多张居留。而且在以后的几年中还有更多的中国人获得了居留。
　　
　　在和法国工会的接触中，我才知道法国是允许存在一部分非法移民的，因为老板可以少交税赋，而国家也可少负担福利的支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法国工会要为所有的工人，不管是有证的还是没证的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们冲在对抗的第一线，这也算是法国的特色吧。不但如此，玛丽和我还争取了工会给予2000团体每个星期免费印刷一千张传单的权力。当时，很多在华人中传播的中文传单都出自我的手笔。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懂得宣传的力量是很大的。我还要求玛丽写法文传单，好让更多的法国人理解我们中国人要留在法国的决心和带给法国的好处。争取更多的法国人同情和帮助在法国的中国人！
　　
　　二十三
　　
　　巴黎的无证团体里面的水很深，人蛇混杂，个个都不好惹。他们可都是经过多年的磨难而留在法国的，都不一般！不过一个共同的目标，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得到法国的居留！
　　
　　不只有我们无证移民在奋斗，那些帮助我们的法国人也在奋斗。玛丽曾带我到离老佛爷商场不远的一条小巷里，我看见几十个支持无证者的法国人正在和警察对抗。他们高喊着我们游行时的口号：“给所有人居留！”“到处是警察，却到处没有公正！”“嘿！团结起来！”由于是没有申请的非法集会，傍晚时分，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来了。他们先组成人墙，分开行人和游行者。接着走出两个警察，对着领头的法国人的脑袋，毫不客气地用警棍砸了两下，打晕了他把他架到一旁的消防车上，让消防队员来救治他。虽然，这一次的抗争被警察给镇压了，但像这样的抗争在巴黎时有发生。玛丽还告诉我，像这样的抗争是不会见报的。正是这些仁慈的法国人的帮助，我们无证者才得以生活在法国，我永远对他们心存感恩！
　　
　　原以为我还要在2000团体干很久的，不想9月份我就收到了巴黎警察总局给予居留的通知书！
　　
　　我拿着通知书给玛丽看，想请玛丽给我当翻译。此时，玛丽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打完以后，她很严肃地告诉我：“冬，你马上到圣米歇儿地铁站口，把中国人的集会队伍给带回来。”
　　
　　没想到等我赶到那儿，找到领头的团体负责人时，还没讲话警察就开始抓人了。连我在内无一漏网，全给带到了巴黎13区的警察局里。那一笼一笼关着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就好像在集中营里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次的集会是非法的，没有申请的。
　　
　　万幸的是，我和大多数人很快给释放了。一直到今天，我还后怕，我可是带着警察局给我的居留通知书的，要是被警察搜出来，那可就全完了！
　　
　　不过警察还是留了一手，其中有22位中国人，被秘密押送到了巴黎警察总局，准备在法庭上控告他们。我本可撒手不管，可是22个人，那可是22个家庭啊！我决定和玛丽一起，去营救这些人。在营救这22个中国人的过程中，我真正看到了玛丽的本领。
　　
　　这22个华人被关到巴黎警察总局的第二天，玛丽就得到了消息，他们要被送到巴黎郊区的监狱，并在一个星期后送上法庭。玛丽先叫我组织上百的华人，站在巴黎警察总局大门口，进行一次沉默的集会。
　　
　　当几百位华人无声地站在警察局的门口时，警察大为紧张，他们调来了大批的防暴警察堵在门口。但全副武装的警察对我们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无声的人群，没有喊口号，没有反抗，什么也没有，人们只是静静的站在门口。一直坚持到傍晚，玛丽才来告诉大家撤了。原来警察从后门把这22个人偷送出去了，这也表明了巴黎警察心虚了。
　　
　　接下来，我和玛丽到各个团体和组织去发动人们，在开庭的那一天举行抗议游行。玛丽还请了一位免费的黑人律师，正是他最后发现了警察在这一次抓捕行动中程序的漏洞，使法官一败涂地。到巴黎警察总局申请这次游行时，我才懂得了法国示威游行的申请程序。你可以申请游行的时间、出发点、经过的街道和终点，但警察也有权以各种理由改变游行时经过的街道，在讨价还价以后申请人和警察负责人要在合同上签名以示负责。警察要提供游行时的安全，但申请人也要保证游行时的安全。当时，我写了很多的传单发给在法的中国人。为救这22个被捕的中国人，巴黎华人的热情被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在游行的那一天，人们拖家带口，甚至有的人从外省赶过来，还有很多的法国人和协会甚至政党人物也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中。
　　
　　上法庭的那一天，我在法庭门口用手机边收听游行的消息，边等待法官对这22个中国人审判的结果。手机那里传来的消息是，这一次游行规模超过了上万人次，是例来无证者示威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法官胆怯了，最后21个中国人被当庭无罪释放，他们只判了一位有案底的中国女人6个月的监禁。可以说这一次的营救行动是成功的，那女人在几个月后也被玛丽给救了出来。一直到今天，我还感念玛丽对我们中国人的恩情。我有时叫她是我们在法华人的妈妈！
　　
　　看着这21个华人和他们家人团聚欢乐的样子，我深感欣慰。我已为2000团体做完了最后一件事，是该离开它了。
　　
　　1998年12月28日，我和我的太太终于拿到了法国的居留。当玛丽高兴地拿着我们的护照（居留就贴在我们的护照上），向巴黎警察总局的负责人展示2000团体有人成功得到了法国的居留时，我抱起了女儿对她说：“莹莹，你看爸妈的居留！”虽然，莹莹还不知道这两张护照对她的意义，但她也高兴地拍起了她的小手来了。我看着玛丽手上的那两本护照，突然泪眼模糊起来了。经过多年的艰辛，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法国的空气了……
　　
　　2003年7月，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全家回国探亲，一家人经上海转机到温州。当飞机快到温州时，飞机上传来了空姐的声音：“旅客们，请注意！还有5分钟，飞机就要在温州机场降落了……”一路上有说有笑的我，突然大哭了起来：“温州，我回来了！十年了……”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