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晴天霹雳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
１９６６年6月，我还不满１３岁，刚刚参加过小学毕业考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家的劫难也降临了。
我所在的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还很平静，一般说来，北京发起什么运动，波及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小城尚须一段时间，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我的母亲孙志刚时任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她对我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我考上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考试那一天早晨是艳阳天，朝阳把稀疏的云朵映得通红，仿佛燃起了大火。我进考场没多久刮起湿漉漉的风，晴转多云，室内变得幽暗闷热，我很快就汗水涔涔了。监考老师打亮所有的电灯，我烦躁不安地答着试题，心里犯起嘀咕，今天的天气可能预示什么……好在试题都在复习范围之内，我胸有成竹地答完考卷，第一个离开严肃的考场。天空下起牛毛细雨，母亲正打着雨伞守在教室门外。她一边为我遮雨一边掏出手帕擦我脖颈上的汗水，温和地责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还有一半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试题也不迟嘛。”
我嫌母亲磨叨，市里出的统一考题我都会，核对过一遍没发现错误还在里面耗什么时间。站在母亲身旁的算术老师董振清不放心，询问起考题内容，我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董老师长长舒了口气转向母亲说：
“孙书记，于艾平确实考得不错，他准能考上实验中学。”
母亲心里高兴，脸上依然绷着：
“那也不能翘尾巴！”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母亲总叮咛我不要飘飘然，翘尾巴。我就是要翘尾巴，凭我的小聪明自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上实验中学手拿把掐。不是吗？学校从小就给了我骄傲和自信。我跟父亲从哈尔滨流放到喇嘛甸上小学一年级，没几天老师就教不了啦，我净在下面扮鬼脸、出洋相影响其他小朋友们上课。我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学过大部分一年级课程，老师怎么能让我多费脑细胞呢。校长找来母亲说：“于艾平不用上一年级了，我们建议他直接跳到二年级……”我可不是吹大牛，无论在喇嘛甸小学还是糖厂子弟小学我都是年级的尖子，并有充足的精力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总是拿新的计划替换老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都很认真。一阵子想学苏联的加加林叔叔当科学家，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一阵子想学米丘林爷爷当园艺家，实验出的苹果比西瓜大；没过几天想法又变了，还是学高玉宝叔叔当作家吧，写出篇“半夜鸡叫”的故事折腾折腾老地主玩……
我一直对语文课有特殊的兴趣。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征文，题目是“同学之间要团结”。我应征的一篇寓言叫“笤帚和拖把的故事”。大意是每当教室打扫卫生，拖把见笤帚总在它前面出头露面很不服气，非要抢在笤帚前面风光一回。结果灰尘和纸屑都湿淋淋地粘到地板上，笤帚怎么扫都扫不干净。从此拖把再不闹情绪了，与笤帚一起配合得恰到好处……由此我得出结论，同学之间要像笤帚和拖把那样团结才能共同进步……文章写得有点牵强，也不算优秀，大概评奖的老师觉得寓意不错，矬子里面拔大个儿，让我侥幸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侯字典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１０岁孩子之手，来我家家访了。他一进门，就文质彬彬地用手指撮撮鼻梁上的眼镜，将腋下夹的《新华字典》放在写字台上，里面还带着一些小纸条条。莫名其妙的父亲以为他来切磋学问，有些惶惶然了。侯字典清清嗓子，婉转地恭维父亲养个有“才气”的孩子之后，流露出对这篇作文的不安，若是家长出的构思，将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我的父亲于渭生是齐齐哈尔糖长副厂长，侯字典给他面子不好明说。父亲弄明白这个戴深度近视镜小伙子的来意，笑了一笑。他指着书架上的文学书籍对侯字典说：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侯字典……哦，小侯老师。多虑了，多虑了，厂里工作忙，我整天不着家，哪有时间帮他构思作文……”
“于厂长，您过去不也写作么？”侯字典问。他说话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推敲，从容不迫。
“那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小侯老师，艾平早就读过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我怕他看坏眼睛，才撵他多出去玩玩，你有时间可以考考他《水浒》的内容……”
是的，父亲说得不错，我从小就酷喜读书。他书架上那几本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翻得滚瓜烂熟，时常给小朋友讲读过的故事。我不喜欢父亲，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驴脸，大眼梢子上的眉毛一挑很凶，仿佛我生来就欠他八百吊钱，一脸严峻，不苟言笑。他管教儿子的方式非常严厉，我动辄得咎挨他痛打。我看父亲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净拣好听的话对侯字典说，才不会撵我出去玩呢。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字写的好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人“门面”的大事，规定我每天必须写５页毛笔楷书。为让我练好“门面”几乎不近人情，完不成“作业”可要倒大霉了……父亲写一手遒劲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四处帮邻居写春联、对子，赚回一片廉价的赞美。凭什么非逼我和你一样呢？我可不想哗众取宠。好在父亲很少待在家里，经常出差不能每天检查作业，不出差也是很晚下班，我的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放寒假他去广东出差，我脱缰野马般玩疯了，１０多天没练一个大字，母亲谈起父亲明天回来，问我完成任务没有？我一听差点晕过去，天哪，就是浑身是手也补不上那６０多页的正楷字！不过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对付父亲的“高招儿”，拿出毛笔和大楷字帖一页写上一个大字，好歹填满那个６０多页的练习本，内容如下：
“爸爸你不公平，怎么能叫儿子心服口服呢。为什么你不要求我姐姐和妹妹也练５页字？你教育我不能打别人，你为什么动不动打我？你的儿子于艾平。”
我准备挨揍了，一听见父亲走进家门的脚步声就躲得老远，绝对老鼠见了猫，唯恐避之不及。吃饭时我借口不舒服，拿个馒头躲进里屋躺在被窝里，耳朵却留心着外面的动静。父亲喝着母亲温好的茅台酒，兴致勃勃地讲起广东见闻，一点都没留意我在不在他身边。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带回来个小小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产的，不用接电线就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神奇极了！一家人轮番欣赏半导体收音机，谁也顾不上屋里的我。母亲一个劲儿不许妹妹乱动父亲带回的宝贝，我心痒难挠，真怕自己也忍不住出去摆弄摆弄那玩意儿……
二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急她还会脱下鞋底打他两下子。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怒气全消，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母亲哪里管得住，反正不管怎样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大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且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给我机枪，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三
父亲过来看我了，吓得我把脸转向里面，装作沉沉熟睡的样子一动不动，心怦怦乱跳。
他摸摸我的额头，掖掖被角走了出去。一连几天我都忐忑不安，父亲照例早出晚归，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凭我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事情过去了。现在想来，以一个孩子的心理揣度大人的动向何等幼稚可笑，父亲出差回来家里家外需要处理多少事情，哪有时间顾得上一个孩子。星期六晚上，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翻阅《参考消息》，决定收拾我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着炒菜做饭，我在里屋装着写作业，看上去非常认真。父亲紧绷着脸，不露一丝表情喊我：
“艾平，你过来。”
“爸爸，我写作业呢。”我语气含糊地搪塞。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我叫你哪，听见没有？”
我慢慢腾腾走出里屋，向他走去，两肩垂下，笨拙地掩饰内心的慌乱，离他老远就收住脚步。
“你小子学会应付差事啦！”父亲从写字台抽屉拿出那本大字，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面上，翻阅着，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拉长吓人的驴脸神情骤变。“我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没出息，和你姐姐妹妹比什么劲儿，我要你和那些写字好的孩子比。”
“能认出来就行呗。”我壮着胆子向前迈了一步，站在屋子当中，低低顶了一句。
“你顶嘴。”
“我没。”
“你站过来。”
我一点点往前挪动，眼睛转向窗户，恨不能躲他越远越好。
“给我重写，”他把本子扔给我，“一个字都不能偷懒。”
“我要开学了……”
“我不管。”他加重语气。
我又一点点向后挪动脚步，随时准备举起肘子，以防他的巴掌落下来：
“我写不完。”
“你敢？”
直到那一刹那，我的犟劲儿也冲上来：
“就是写不完。”
他一巴掌打过来，我“哇”地一声大哭，为的是惊动厨房里的母亲，让她劝阻父亲。我转身就往外跑，父亲早已察觉起身挡住门口，顺手插上屋门让母亲进不来了。他抓住脖领将我摔倒，踢起我的屁股，母亲在门外使劲儿敲门道：
“渭生，开门……孩子他爸，不能这样……开门。”
“让你顶嘴，大人说话不老老实实听着……”父亲一脚不罢一脚地踢着我，“我打死这个犟眼子！”
“妈呀，疼死我了！”我满地翻滚哭叫，“妈呀，你快来呀！”
“于渭生，别打啦，求求你……”母亲喊道，“于渭声，你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就撞啦。”
父亲对我拳脚并用了。母亲真地撞起门板，“咚咚”直响：
“小艾平，往床底下钻。”
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爬起来一头撞向父亲，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反抗，趁他惊愕之际一个鱼跃钻进双人床下。父亲反应过来，伸手抓我的双脚想拖出我，我奋力一蹬踢开他爬进最里面的墙角。真得感谢这张加宽的铁双人床，四面带铁棱的床底特别低，父亲高大的身躯钻不进来，每每成为我的保护伞。父亲气急败坏地找把笤帚往床底乱捅，他捅东边，我躲向西边，他捅西边，我躲向东边。小小的身躯像老鼠钻进地洞里一样游刃有余，笤帚头怎么都差一点点捅不到我。父亲狂怒地拉开屋门插销跑到走廊里拿拖把，企图用它捅我。
母亲抓住拖把与父亲争夺起来，火了：
“于渭生，你干什么……冷静点！”
“你放手……我治治他的毛病。”父亲气呼呼道。
“教育教育就行了，你真跟孩子治气吗？”
母亲夺下拖把，将父亲推进屋里坐在床上，我看到两双脚各踩在床头的一边。
“我一打他，你就护着。”父亲说，“还怎么教育孩子？下次我不管了……你来管。”
“我不是不让你管，你手太重。”母亲气得直掉眼泪。
“不打掉他的犟脾气，这孩子将来准吃大亏。”
“那也得一点点来，他还太小……打也不是教育的好办法。”
出去玩的姐姐妹妹回来了，姐姐一进门就说：
“妈，吃饭吧，我饿了。”
响起放桌子、摆碗筷的声音。
妹妹问父亲：“爸，我哥呢？”
母亲说：“让他出来吧。”
父亲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态度，默许了，母亲俯下身子叫我：
“艾平，出来吧，向你爸爸认个错，吃饭。”
“不。”我嗓子哭哑了，舔着从嘴角上流下的泪水抽泣。“妈，我渴……”
我不出来，怕余怒未消的父亲看我哪儿不顺眼，又得生气。我躺在床下哭着，用肮脏的手擦着眼睛，弄得脸上乱七八糟。母亲叹了口气，倒满一杯温开水放在床下，拿出一块凉席塞进来，她的声音仍然带着那种亲切的温柔：“铺在身下，儿子，水泥地凉。”我喝过水，听着饭桌旁的说话声迷迷糊糊睡过去，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母亲又要和父亲忙活着搬被褥，掀床板，把睡成死狗的我抱进里屋……
考完实验中学，我彻底放松了。
为准备考试，母亲足足关了我一个月“禁闭”，一放学就不准离开家门一步，突击复习算术。我记得很清楚，算术一直是我的弱项，天知道董老师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算术题，即使我对那些阿拉伯数字毫无兴趣，也得耐着性子吃他加的“小灶”。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那一个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我自己的话讲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核对过考题，我有底了，一股脑儿将讨厌的阿拉伯数字还给创造它的上帝，跑出家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期间母亲要去黑龙江省党校学习，她也想让我考完试后放松放松，临走前叮嘱我不要离开糖厂大院玩耍，听爸爸的话别找挨揍，再没说别的。
四
我的小小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２０里，嫩江３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绕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刮大风，地名源于满语“刮大风的地方”。明末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朝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场”。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内的龙沙、铁锋、建华３个区以及市外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他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这都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怨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要说童年印象深的莫过于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了，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地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多么香脆可口，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前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４０万吨，砂糖总产量５万吨左右。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２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锻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作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锻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
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潇洒地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细细的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对一切事情都极为好奇，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１０张普通的牌子。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而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五
那些日子，父亲总是坐立不安，闷闷不乐，下班后给我们做好饭菜就独自喝酒，一个人守在家中听那台德国造的收音机，整整一晚上都不说话。
东北人管收音机叫电匣子，父亲的那台德国造电匣子今天看来绝对是古董，那时候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令我的同学都羡慕至极。他们一放学就找个借口到我家来转转，无非想央求我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糖厂职工绝大部分都买不起收音机，外界的消息一般都通过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传进大院。孩子们若想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小说，得赶快吃上几口午饭聚集在喇叭底下抢占有利位置，一站就是仰脸朝上待半个钟点，等听完小说连播节目再回家填饱肚子……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糖厂俱乐部——那座像大仓库一样的一层建筑物，它是白土地人的娱乐中心，是“大道小道”消息的传播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日后我一家人与众多走资派的悲剧以及造反派的丑剧、闹剧、荒诞剧，无不在这里一幕又一幕轮番上演，既令人惨不忍睹又啼笑皆非。父亲的额头上满是刀刻般的皱纹，眉宇聚成深深的“川”字，困惑不解地听着晚间新闻。广播里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什么“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园……彻底批判‘三家村’……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是何等好哇！”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一场大政治运动即将爆发的信号，宣传的目的意在制造革命舆论，让每个人的头顶都悬着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我希望听点别的新闻节目，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没劲儿极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忧心忡忡，北京发生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反常使人奇怪，连督促我练字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了！我哪里知道，全国范围内已涌起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小小糖厂绝非世外桃源，无一例外难以幸免。
父亲心事重重，脸上的神情惴惴不安，好像预感到某种威胁正逼近身边，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对我“撒手放鹰掌”了，这对他的儿子反倒最好不过，我受宠若惊，心花怒放，母亲在家是决不会允许我整天在外面疯玩的。
糖厂是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夏天甜菜无法储存，入冬才能开机，化冻时节就停机检修设备了，一到夏天大部分厂区人影稀疏。那年６月间厂里发生一件怪事——锅炉车间经过检修试炉串水串气时，大烟囱里冒出来的竟是白色烟雾！那烟雾化作白茫茫的粉尘飘落下来，初雪一样覆盖大地，之后便再不融化了。一夜之间，无论生产区还是家属区都变成白土地，一片耀眼的洁白纯净，人们走出家门跟踩在大雪地上似的，一步一个黑白相间的脚印。说也邪了，那烟雾落下的地方全是厂区，一墙之隔却泾渭分明——院里的厂区是白土地，院外的菜社依旧是黑土地。于是，迷信的老辈子暗地里议论纷纷：“三伏天见雪是极为不详的预兆，恐怕要有祸事了……”好在接连下了几场大暴雨，将地面上的白霜冲洗得干干净净，白土地又变回为黑土地，这件怪事才告一段落……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
１９６６年6月，我还不满１３岁，刚刚参加过小学毕业考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家的劫难也降临了。
我所在的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还很平静，一般说来，北京发起什么运动，波及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小城尚须一段时间，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我的母亲孙志刚时任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她对我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我考上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考试那一天早晨是艳阳天，朝阳把稀疏的云朵映得通红，仿佛燃起了大火。我进考场没多久刮起湿漉漉的风，晴转多云，室内变得幽暗闷热，我很快就汗水涔涔了。监考老师打亮所有的电灯，我烦躁不安地答着试题，心里犯起嘀咕，今天的天气可能预示什么……好在试题都在复习范围之内，我胸有成竹地答完考卷，第一个离开严肃的考场。天空下起牛毛细雨，母亲正打着雨伞守在教室门外。她一边为我遮雨一边掏出手帕擦我脖颈上的汗水，温和地责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还有一半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试题也不迟嘛。”
我嫌母亲磨叨，市里出的统一考题我都会，核对过一遍没发现错误还在里面耗什么时间。站在母亲身旁的算术老师董振清不放心，询问起考题内容，我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董老师长长舒了口气转向母亲说：
“孙书记，于艾平确实考得不错，他准能考上实验中学。”
母亲心里高兴，脸上依然绷着：
“那也不能翘尾巴！”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母亲总叮咛我不要飘飘然，翘尾巴。我就是要翘尾巴，凭我的小聪明自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上实验中学手拿把掐。不是吗？学校从小就给了我骄傲和自信。我跟父亲从哈尔滨流放到喇嘛甸上小学一年级，没几天老师就教不了啦，我净在下面扮鬼脸、出洋相影响其他小朋友们上课。我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学过大部分一年级课程，老师怎么能让我多费脑细胞呢。校长找来母亲说：“于艾平不用上一年级了，我们建议他直接跳到二年级……”我可不是吹大牛，无论在喇嘛甸小学还是糖厂子弟小学我都是年级的尖子，并有充足的精力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总是拿新的计划替换老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都很认真。一阵子想学苏联的加加林叔叔当科学家，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一阵子想学米丘林爷爷当园艺家，实验出的苹果比西瓜大；没过几天想法又变了，还是学高玉宝叔叔当作家吧，写出篇“半夜鸡叫”的故事折腾折腾老地主玩……
我一直对语文课有特殊的兴趣。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征文，题目是“同学之间要团结”。我应征的一篇寓言叫“笤帚和拖把的故事”。大意是每当教室打扫卫生，拖把见笤帚总在它前面出头露面很不服气，非要抢在笤帚前面风光一回。结果灰尘和纸屑都湿淋淋地粘到地板上，笤帚怎么扫都扫不干净。从此拖把再不闹情绪了，与笤帚一起配合得恰到好处……由此我得出结论，同学之间要像笤帚和拖把那样团结才能共同进步……文章写得有点牵强，也不算优秀，大概评奖的老师觉得寓意不错，矬子里面拔大个儿，让我侥幸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侯字典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１０岁孩子之手，来我家家访了。他一进门，就文质彬彬地用手指撮撮鼻梁上的眼镜，将腋下夹的《新华字典》放在写字台上，里面还带着一些小纸条条。莫名其妙的父亲以为他来切磋学问，有些惶惶然了。侯字典清清嗓子，婉转地恭维父亲养个有“才气”的孩子之后，流露出对这篇作文的不安，若是家长出的构思，将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我的父亲于渭生是齐齐哈尔糖长副厂长，侯字典给他面子不好明说。父亲弄明白这个戴深度近视镜小伙子的来意，笑了一笑。他指着书架上的文学书籍对侯字典说：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侯字典……哦，小侯老师。多虑了，多虑了，厂里工作忙，我整天不着家，哪有时间帮他构思作文……”
“于厂长，您过去不也写作么？”侯字典问。他说话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推敲，从容不迫。
“那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小侯老师，艾平早就读过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我怕他看坏眼睛，才撵他多出去玩玩，你有时间可以考考他《水浒》的内容……”
是的，父亲说得不错，我从小就酷喜读书。他书架上那几本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翻得滚瓜烂熟，时常给小朋友讲读过的故事。我不喜欢父亲，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驴脸，大眼梢子上的眉毛一挑很凶，仿佛我生来就欠他八百吊钱，一脸严峻，不苟言笑。他管教儿子的方式非常严厉，我动辄得咎挨他痛打。我看父亲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净拣好听的话对侯字典说，才不会撵我出去玩呢。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字写的好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人“门面”的大事，规定我每天必须写５页毛笔楷书。为让我练好“门面”几乎不近人情，完不成“作业”可要倒大霉了……父亲写一手遒劲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四处帮邻居写春联、对子，赚回一片廉价的赞美。凭什么非逼我和你一样呢？我可不想哗众取宠。好在父亲很少待在家里，经常出差不能每天检查作业，不出差也是很晚下班，我的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放寒假他去广东出差，我脱缰野马般玩疯了，１０多天没练一个大字，母亲谈起父亲明天回来，问我完成任务没有？我一听差点晕过去，天哪，就是浑身是手也补不上那６０多页的正楷字！不过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对付父亲的“高招儿”，拿出毛笔和大楷字帖一页写上一个大字，好歹填满那个６０多页的练习本，内容如下：
“爸爸你不公平，怎么能叫儿子心服口服呢。为什么你不要求我姐姐和妹妹也练５页字？你教育我不能打别人，你为什么动不动打我？你的儿子于艾平。”
我准备挨揍了，一听见父亲走进家门的脚步声就躲得老远，绝对老鼠见了猫，唯恐避之不及。吃饭时我借口不舒服，拿个馒头躲进里屋躺在被窝里，耳朵却留心着外面的动静。父亲喝着母亲温好的茅台酒，兴致勃勃地讲起广东见闻，一点都没留意我在不在他身边。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带回来个小小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产的，不用接电线就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神奇极了！一家人轮番欣赏半导体收音机，谁也顾不上屋里的我。母亲一个劲儿不许妹妹乱动父亲带回的宝贝，我心痒难挠，真怕自己也忍不住出去摆弄摆弄那玩意儿……
二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急她还会脱下鞋底打他两下子。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怒气全消，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母亲哪里管得住，反正不管怎样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大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且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给我机枪，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三
父亲过来看我了，吓得我把脸转向里面，装作沉沉熟睡的样子一动不动，心怦怦乱跳。
他摸摸我的额头，掖掖被角走了出去。一连几天我都忐忑不安，父亲照例早出晚归，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凭我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事情过去了。现在想来，以一个孩子的心理揣度大人的动向何等幼稚可笑，父亲出差回来家里家外需要处理多少事情，哪有时间顾得上一个孩子。星期六晚上，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翻阅《参考消息》，决定收拾我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着炒菜做饭，我在里屋装着写作业，看上去非常认真。父亲紧绷着脸，不露一丝表情喊我：
“艾平，你过来。”
“爸爸，我写作业呢。”我语气含糊地搪塞。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我叫你哪，听见没有？”
我慢慢腾腾走出里屋，向他走去，两肩垂下，笨拙地掩饰内心的慌乱，离他老远就收住脚步。
“你小子学会应付差事啦！”父亲从写字台抽屉拿出那本大字，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面上，翻阅着，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拉长吓人的驴脸神情骤变。“我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没出息，和你姐姐妹妹比什么劲儿，我要你和那些写字好的孩子比。”
“能认出来就行呗。”我壮着胆子向前迈了一步，站在屋子当中，低低顶了一句。
“你顶嘴。”
“我没。”
“你站过来。”
我一点点往前挪动，眼睛转向窗户，恨不能躲他越远越好。
“给我重写，”他把本子扔给我，“一个字都不能偷懒。”
“我要开学了……”
“我不管。”他加重语气。
我又一点点向后挪动脚步，随时准备举起肘子，以防他的巴掌落下来：
“我写不完。”
“你敢？”
直到那一刹那，我的犟劲儿也冲上来：
“就是写不完。”
他一巴掌打过来，我“哇”地一声大哭，为的是惊动厨房里的母亲，让她劝阻父亲。我转身就往外跑，父亲早已察觉起身挡住门口，顺手插上屋门让母亲进不来了。他抓住脖领将我摔倒，踢起我的屁股，母亲在门外使劲儿敲门道：
“渭生，开门……孩子他爸，不能这样……开门。”
“让你顶嘴，大人说话不老老实实听着……”父亲一脚不罢一脚地踢着我，“我打死这个犟眼子！”
“妈呀，疼死我了！”我满地翻滚哭叫，“妈呀，你快来呀！”
“于渭生，别打啦，求求你……”母亲喊道，“于渭声，你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就撞啦。”
父亲对我拳脚并用了。母亲真地撞起门板，“咚咚”直响：
“小艾平，往床底下钻。”
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爬起来一头撞向父亲，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反抗，趁他惊愕之际一个鱼跃钻进双人床下。父亲反应过来，伸手抓我的双脚想拖出我，我奋力一蹬踢开他爬进最里面的墙角。真得感谢这张加宽的铁双人床，四面带铁棱的床底特别低，父亲高大的身躯钻不进来，每每成为我的保护伞。父亲气急败坏地找把笤帚往床底乱捅，他捅东边，我躲向西边，他捅西边，我躲向东边。小小的身躯像老鼠钻进地洞里一样游刃有余，笤帚头怎么都差一点点捅不到我。父亲狂怒地拉开屋门插销跑到走廊里拿拖把，企图用它捅我。
母亲抓住拖把与父亲争夺起来，火了：
“于渭生，你干什么……冷静点！”
“你放手……我治治他的毛病。”父亲气呼呼道。
“教育教育就行了，你真跟孩子治气吗？”
母亲夺下拖把，将父亲推进屋里坐在床上，我看到两双脚各踩在床头的一边。
“我一打他，你就护着。”父亲说，“还怎么教育孩子？下次我不管了……你来管。”
“我不是不让你管，你手太重。”母亲气得直掉眼泪。
“不打掉他的犟脾气，这孩子将来准吃大亏。”
“那也得一点点来，他还太小……打也不是教育的好办法。”
出去玩的姐姐妹妹回来了，姐姐一进门就说：
“妈，吃饭吧，我饿了。”
响起放桌子、摆碗筷的声音。
妹妹问父亲：“爸，我哥呢？”
母亲说：“让他出来吧。”
父亲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态度，默许了，母亲俯下身子叫我：
“艾平，出来吧，向你爸爸认个错，吃饭。”
“不。”我嗓子哭哑了，舔着从嘴角上流下的泪水抽泣。“妈，我渴……”
我不出来，怕余怒未消的父亲看我哪儿不顺眼，又得生气。我躺在床下哭着，用肮脏的手擦着眼睛，弄得脸上乱七八糟。母亲叹了口气，倒满一杯温开水放在床下，拿出一块凉席塞进来，她的声音仍然带着那种亲切的温柔：“铺在身下，儿子，水泥地凉。”我喝过水，听着饭桌旁的说话声迷迷糊糊睡过去，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母亲又要和父亲忙活着搬被褥，掀床板，把睡成死狗的我抱进里屋……
考完实验中学，我彻底放松了。
为准备考试，母亲足足关了我一个月“禁闭”，一放学就不准离开家门一步，突击复习算术。我记得很清楚，算术一直是我的弱项，天知道董老师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算术题，即使我对那些阿拉伯数字毫无兴趣，也得耐着性子吃他加的“小灶”。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那一个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我自己的话讲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核对过考题，我有底了，一股脑儿将讨厌的阿拉伯数字还给创造它的上帝，跑出家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期间母亲要去黑龙江省党校学习，她也想让我考完试后放松放松，临走前叮嘱我不要离开糖厂大院玩耍，听爸爸的话别找挨揍，再没说别的。
四
我的小小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２０里，嫩江３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绕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刮大风，地名源于满语“刮大风的地方”。明末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朝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场”。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内的龙沙、铁锋、建华３个区以及市外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他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这都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怨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要说童年印象深的莫过于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了，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地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多么香脆可口，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前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４０万吨，砂糖总产量５万吨左右。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２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锻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作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锻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
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潇洒地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细细的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对一切事情都极为好奇，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１０张普通的牌子。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而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五
那些日子，父亲总是坐立不安，闷闷不乐，下班后给我们做好饭菜就独自喝酒，一个人守在家中听那台德国造的收音机，整整一晚上都不说话。
东北人管收音机叫电匣子，父亲的那台德国造电匣子今天看来绝对是古董，那时候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令我的同学都羡慕至极。他们一放学就找个借口到我家来转转，无非想央求我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糖厂职工绝大部分都买不起收音机，外界的消息一般都通过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传进大院。孩子们若想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小说，得赶快吃上几口午饭聚集在喇叭底下抢占有利位置，一站就是仰脸朝上待半个钟点，等听完小说连播节目再回家填饱肚子……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糖厂俱乐部——那座像大仓库一样的一层建筑物，它是白土地人的娱乐中心，是“大道小道”消息的传播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日后我一家人与众多走资派的悲剧以及造反派的丑剧、闹剧、荒诞剧，无不在这里一幕又一幕轮番上演，既令人惨不忍睹又啼笑皆非。父亲的额头上满是刀刻般的皱纹，眉宇聚成深深的“川”字，困惑不解地听着晚间新闻。广播里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什么“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园……彻底批判‘三家村’……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是何等好哇！”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一场大政治运动即将爆发的信号，宣传的目的意在制造革命舆论，让每个人的头顶都悬着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我希望听点别的新闻节目，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没劲儿极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忧心忡忡，北京发生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反常使人奇怪，连督促我练字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了！我哪里知道，全国范围内已涌起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小小糖厂绝非世外桃源，无一例外难以幸免。
父亲心事重重，脸上的神情惴惴不安，好像预感到某种威胁正逼近身边，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对我“撒手放鹰掌”了，这对他的儿子反倒最好不过，我受宠若惊，心花怒放，母亲在家是决不会允许我整天在外面疯玩的。
糖厂是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夏天甜菜无法储存，入冬才能开机，化冻时节就停机检修设备了，一到夏天大部分厂区人影稀疏。那年６月间厂里发生一件怪事——锅炉车间经过检修试炉串水串气时，大烟囱里冒出来的竟是白色烟雾！那烟雾化作白茫茫的粉尘飘落下来，初雪一样覆盖大地，之后便再不融化了。一夜之间，无论生产区还是家属区都变成白土地，一片耀眼的洁白纯净，人们走出家门跟踩在大雪地上似的，一步一个黑白相间的脚印。说也邪了，那烟雾落下的地方全是厂区，一墙之隔却泾渭分明——院里的厂区是白土地，院外的菜社依旧是黑土地。于是，迷信的老辈子暗地里议论纷纷：“三伏天见雪是极为不详的预兆，恐怕要有祸事了……”好在接连下了几场大暴雨，将地面上的白霜冲洗得干干净净，白土地又变回为黑土地，这件怪事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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