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多天，自己快45周岁了。

    45周岁，对别人，其实也就是一个极普通的时间段，未必会有啥可祭奠的。而我极敏感，甚至有点伤感于它，因为伯父就是在这个岁数离开我们的，一个年富力强的年龄。45岁的伯父，因贫病交加，撇下一双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父母，永远地走了。

    伯父离开我们已三十年了，但他的模样，我还记得，虽然我和他相处的日子并不多。不象兄弟他们，打小就和他生活一起。伯父是一个极普通和善良仁厚的人，所以他在我的记忆中未曾模糊过，尽管我与他一生也只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看见（或者以前看见过，但我不记得了），是1971年初的新年。那年是我们两家第一次在一起过的年，也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在老家过的年。

    那天在临安长途汽车站下了车，就见一个高高瘦俏的男人向我们走来，很快地弯下腰，一把将哥哥和姐姐圈拢在怀里，不停地亲热着他们。许久，他抬起头，看着我，一口浓重的乡音，问站在一边的母亲“阿是惠峰”，母亲点头称是，旋即，把我抱起说，走了，回去了。于是一行人穿过小镇的街巷，向集贤村方向走去。后来家人都说，回老家的这3公里路，全是伯父背着我走的。我好象依稀记得。

    也是在这年，由伯父背着游览了西林山（后来知道它就是西径山）。

    第二次看见伯父，是次年过年，伯父他们把小弟送回上海读书，顺便在上海过年。这次，是不用伯父背的了，上海这块平地，我熟的很，而且有许多玩伴，自己玩还来不及呢。

    第三次看见伯父，是重病缠身来上海治病的时候，其时，他已经很虚弱了，说话声音很轻的，常跟姐姐说：“我要不行了”。在做了骨髓穿刺检查不多久，就回老家了。过了一段时间，老家打电话到父亲的厂里，称他快不行了。当父亲赶回老家时，他已走了。那一大包从上海带回去的药，没吃几帖，就再也没有用处了。父亲将它带会上海，在楼梯间静卧了好长一段时间。

    回忆起来，我只见过伯父三次，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我总忘不了他的身影，也常和兄弟们一起回忆他。近些年回老家祭奠祖坟时，也送会给他烧些纸和上上香的。

    有时也会看看他的老照片，只不知道他晓得我在看他吗。

 

                                                                                                                                                                                                          写于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