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以及《兄弟》让人们记住了他
■小时候，为了检验当外科医生的父亲，他曾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他和哥哥举一面小镜子，让爸爸给自己开一刀
■后来，当了牙科医生的他特别羡慕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能整天在街上游荡，于是决定写小说了
■余华还说：有段时间，我写小说就是写暴力，到了快崩溃的地步，最后我发现自己再也写不了暴力了
■他13岁的儿子也喜欢阅读，看《兄弟》时看得呜呜地哭
把一生献给你
■小时候，为了检验当外科医生的父亲，他曾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他和哥哥举一面小镜子，让爸爸给自己开一刀
■后来，当了牙科医生的他特别羡慕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能整天在街上游荡，于是决定写小说了
■余华还说：有段时间，我写小说就是写暴力，到了快崩溃的地步，最后我发现自己再也写不了暴力了
■他13岁的儿子也喜欢阅读，看《兄弟》时看得呜呜地哭
把一生献给你
采访莫言的时候，我问莫言，听说你是想吃肥肉馅饺子才当作家的？
莫言呵呵地笑，说，是啊是啊。说完了以后又说，那还是要对文学有感情了。听得我也呵呵地笑。
余华也是个莫名其妙当上作家的人。据说，他想当作家的理由是，首先想当一个懒汉。采访的时候，他指着我和摄影记者，羡慕地说：“你看，你们多轻松啊！我那时候就想去文化馆，因为那里都是和你们一样的人，整天无所事事！”听完后，我也傻呵呵地笑，心里却想，我哪里整天无所事事了！
余华在当作家之前，是个拔牙的医生。他整天看着病人的嘴巴，看里头有没有坏牙、虫牙，估计看也看烦了。找个轻松的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对文学的热爱，余华估计就不会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
王道乾是我喜欢的一位诗人，可惜去世了。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一生坎坷，我看的许多国外诗人的诗句也都是他翻译过来的。
还有穆旦，这也是一位一生坎坷的诗人。他在自己最困顿的时候，依然死死抱住文学不放，翻译了那么多优美的诗歌。而这些诗歌，曾把我的年轻的心一次又一次打动。
我向余华讨教写小说的诀窍，他只说了三个字：“写下去！”
我觉得这三个字可以概括一切小说家、艺术家成功的真理。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文学，而文学却让他们感到幸福，比吃肥肉馅饺子、整天无所事事更加幸福。
文学也将成为慰藉他们心灵的篝火，成为陪伴他们一生一世的爱人。
莫言呵呵地笑，说，是啊是啊。说完了以后又说，那还是要对文学有感情了。听得我也呵呵地笑。
余华也是个莫名其妙当上作家的人。据说，他想当作家的理由是，首先想当一个懒汉。采访的时候，他指着我和摄影记者，羡慕地说：“你看，你们多轻松啊！我那时候就想去文化馆，因为那里都是和你们一样的人，整天无所事事！”听完后，我也傻呵呵地笑，心里却想，我哪里整天无所事事了！
余华在当作家之前，是个拔牙的医生。他整天看着病人的嘴巴，看里头有没有坏牙、虫牙，估计看也看烦了。找个轻松的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对文学的热爱，余华估计就不会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
王道乾是我喜欢的一位诗人，可惜去世了。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一生坎坷，我看的许多国外诗人的诗句也都是他翻译过来的。
还有穆旦，这也是一位一生坎坷的诗人。他在自己最困顿的时候，依然死死抱住文学不放，翻译了那么多优美的诗歌。而这些诗歌，曾把我的年轻的心一次又一次打动。
我向余华讨教写小说的诀窍，他只说了三个字：“写下去！”
我觉得这三个字可以概括一切小说家、艺术家成功的真理。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文学，而文学却让他们感到幸福，比吃肥肉馅饺子、整天无所事事更加幸福。
文学也将成为慰藉他们心灵的篝火，成为陪伴他们一生一世的爱人。
余华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名气却很大，他10年前的作品，比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仍然在不断获奖，持续热销。
10年后的现在，他又写了一部《兄弟》，分上下两部出来，好评、恶评都如潮。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嘈杂声音，余华大方地承认自己就是个大靶子，肯定要被人打，那就打吧，反正不管他做什么事，都会有人批评。
过年前联系余华，他说，他正在修改《兄弟》下部，当时上部早已摆在各大书店的显要位置，成了畅销书。
3个月后，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里见到了46岁、有些憔悴的余华。他选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靠在椅子上说：“对我来说，接受采访比写长篇小说还要艰难。”
有个杂志采访余华，从中午折腾到晚上，问问题、拍照片、喝水、讨论，余华觉得自己能挺过来，特别不容易。
余华说：“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要么所有采访都做，要么所有采访都不做。”
10年后的现在，他又写了一部《兄弟》，分上下两部出来，好评、恶评都如潮。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嘈杂声音，余华大方地承认自己就是个大靶子，肯定要被人打，那就打吧，反正不管他做什么事，都会有人批评。
过年前联系余华，他说，他正在修改《兄弟》下部，当时上部早已摆在各大书店的显要位置，成了畅销书。
3个月后，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里见到了46岁、有些憔悴的余华。他选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靠在椅子上说：“对我来说，接受采访比写长篇小说还要艰难。”
有个杂志采访余华，从中午折腾到晚上，问问题、拍照片、喝水、讨论，余华觉得自己能挺过来，特别不容易。
余华说：“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要么所有采访都做，要么所有采访都不做。”
在医院长大，家对面就是太平间
少年余华经常趴在窗台上看父亲动手术。每次做完手术后，父亲满身都是血迹。有时候，父亲还举着手，手指头上都是血。
1960年，余华出生在浙江杭州，父亲在省防疫站工作，母亲在浙江医院工作。那时候血吸虫病很严重，余华的父亲响应号召去海盐支援。不久，母亲也带着3岁的余华和哥哥到了海盐。杭州的印象对余华来说太过模糊，只记得他们家住在西湖边上的花港观鱼，是个很有名的景点。
海盐在余华的脑海里是这样的：有木头电线杆、光滑的石板路，大部分楼房都只有两层，剩下的基本上是平房。有一条并不汹涌的河流从县城穿过。
在医院长大的余华，经常见到死人。他家对面就是太平间，睡梦中的余华经常被失去亲人的家属悲痛的哭声吵醒，然后他翻个身又接着睡。余华说他现在睡眠不好，恐怕跟小时候老被惊醒有关。
余华的父亲是医院外科主任，工作的地方也在家对面，就是医院里一间很简陋的平房。余华经常趴在窗台上看父亲动手术。每次做完手术后，父亲的口罩上、帽子上、手术服上都是血迹。有时候，父亲还举着手，手指头上都是血。
医院里面的护士经常会提一些医疗垃圾倒在医院边上的池塘里。到了夏天，苍蝇们就像地毯一样把池塘铺满了。
有一年夏天，父亲躺在藤椅上，余华和哥哥坐在父亲身边。当时父亲给他们哥俩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英国医生在非洲的某个岛上，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他就叫别人举着一面镜子，利用反光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当时余华心想，老爸要是也能这样就太了不起了。
为了检验当外科医生的父亲，余华童年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他和哥哥举一面镜子，让爸爸自己给自己开一刀。
后来写作，余华终于把这个愿望在《阑尾》这篇小说中实现了。
1960年，余华出生在浙江杭州，父亲在省防疫站工作，母亲在浙江医院工作。那时候血吸虫病很严重，余华的父亲响应号召去海盐支援。不久，母亲也带着3岁的余华和哥哥到了海盐。杭州的印象对余华来说太过模糊，只记得他们家住在西湖边上的花港观鱼，是个很有名的景点。
海盐在余华的脑海里是这样的：有木头电线杆、光滑的石板路，大部分楼房都只有两层，剩下的基本上是平房。有一条并不汹涌的河流从县城穿过。
在医院长大的余华，经常见到死人。他家对面就是太平间，睡梦中的余华经常被失去亲人的家属悲痛的哭声吵醒，然后他翻个身又接着睡。余华说他现在睡眠不好，恐怕跟小时候老被惊醒有关。
余华的父亲是医院外科主任，工作的地方也在家对面，就是医院里一间很简陋的平房。余华经常趴在窗台上看父亲动手术。每次做完手术后，父亲的口罩上、帽子上、手术服上都是血迹。有时候，父亲还举着手，手指头上都是血。
医院里面的护士经常会提一些医疗垃圾倒在医院边上的池塘里。到了夏天，苍蝇们就像地毯一样把池塘铺满了。
有一年夏天，父亲躺在藤椅上，余华和哥哥坐在父亲身边。当时父亲给他们哥俩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英国医生在非洲的某个岛上，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他就叫别人举着一面镜子，利用反光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当时余华心想，老爸要是也能这样就太了不起了。
为了检验当外科医生的父亲，余华童年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他和哥哥举一面镜子，让爸爸自己给自己开一刀。
后来写作，余华终于把这个愿望在《阑尾》这篇小说中实现了。
不想一辈子拔牙，于是一心当作家
余华特别羡慕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能整天在街上游荡，而作曲和绘画又都太难学，于是他决心当作家杀入文化馆。
没考上大学让余华失落了两天，后来就无所谓了。倒是父亲持续失落了很长时间，他曾经对余华上大学满怀希望。1978年高考恢复考英语后，更难考了，余华之前压根儿没怎么学过（在说“英语”的“英”字时，余华“英”了半天，发音不准）。
余华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是父亲却让他做医生，还四处托人找关系，走后门给他找工作。文革结束后，两次都没考上大学的余华只能去拔牙了。牙医余华的病人基本都是农民，农忙的时候牙医们都很清闲，等到农民闲下来了，余华的旺季就来了，拔牙、治牙、安假牙的病人络绎不绝。
余华所在的卫生院还承担了一个任务——每年暑假，给工厂、学校，甚至幼儿园的人打防疫针，这个任务就由余华来干。基本上一个夏天，余华都背着个药箱，戴着一顶草帽，到处去打防疫针。打针打得多了，余华就有点自由散漫了。偶尔偷跑出去溜到朋友所在的工厂跟他们一起打会儿扑克。
当时卫生院的消毒方法极其简陋。“你知道怎么消毒的吗？就是将纱布铺好了，把针头搁在上面放在铝饭盒内，然后再放到高压锅里，煮上一段时间，就算消毒了。”
当时物资太贫乏了，不像现在都用一次性针头，余华用的那种针头上面都有倒钩，最惨不忍睹的就是给幼儿园的孩子打针。尽管余华反复挑选，无奈针头都有倒钩，拔出来后，小孩能哭上一下午，疼啊！
于是余华三番五次去跟院长申请买一块磨刀石，院长终于同意了。磨刀石买回来后，余华又花了一个下午把带倒钩的针头给磨平了。以后余华再去打针，把细的先给幼儿园的孩子用，粗的就给工厂的工人们用，他们皮厚点。
工作一段时间后，20岁还不到的余华经常会很痛苦地思考：“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一辈子就拔牙吗？”
余华特别羡慕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能整天在街上游荡。有一次他忍不住问一个在文化馆作曲的朋友，为什么不上班？对方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在大街上这样走来走去就是上班。”余华向对方讨教，怎么才能进文化馆。人家告诉他，作曲可以，绘画可以，写作也可以，只要取得成绩，就有可能调到文化馆。
余华回去琢磨了很久，绘画和作曲都太难了，那就写作吧！就这样，最多认识五千个汉字的余华正式开始写小说了。
后来有评论家表扬余华语言简洁，用词准确，余华说是因为他认识的字实在不多。
没考上大学让余华失落了两天，后来就无所谓了。倒是父亲持续失落了很长时间，他曾经对余华上大学满怀希望。1978年高考恢复考英语后，更难考了，余华之前压根儿没怎么学过（在说“英语”的“英”字时，余华“英”了半天，发音不准）。
余华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是父亲却让他做医生，还四处托人找关系，走后门给他找工作。文革结束后，两次都没考上大学的余华只能去拔牙了。牙医余华的病人基本都是农民，农忙的时候牙医们都很清闲，等到农民闲下来了，余华的旺季就来了，拔牙、治牙、安假牙的病人络绎不绝。
余华所在的卫生院还承担了一个任务——每年暑假，给工厂、学校，甚至幼儿园的人打防疫针，这个任务就由余华来干。基本上一个夏天，余华都背着个药箱，戴着一顶草帽，到处去打防疫针。打针打得多了，余华就有点自由散漫了。偶尔偷跑出去溜到朋友所在的工厂跟他们一起打会儿扑克。
当时卫生院的消毒方法极其简陋。“你知道怎么消毒的吗？就是将纱布铺好了，把针头搁在上面放在铝饭盒内，然后再放到高压锅里，煮上一段时间，就算消毒了。”
当时物资太贫乏了，不像现在都用一次性针头，余华用的那种针头上面都有倒钩，最惨不忍睹的就是给幼儿园的孩子打针。尽管余华反复挑选，无奈针头都有倒钩，拔出来后，小孩能哭上一下午，疼啊！
于是余华三番五次去跟院长申请买一块磨刀石，院长终于同意了。磨刀石买回来后，余华又花了一个下午把带倒钩的针头给磨平了。以后余华再去打针，把细的先给幼儿园的孩子用，粗的就给工厂的工人们用，他们皮厚点。
工作一段时间后，20岁还不到的余华经常会很痛苦地思考：“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一辈子就拔牙吗？”
余华特别羡慕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能整天在街上游荡。有一次他忍不住问一个在文化馆作曲的朋友，为什么不上班？对方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在大街上这样走来走去就是上班。”余华向对方讨教，怎么才能进文化馆。人家告诉他，作曲可以，绘画可以，写作也可以，只要取得成绩，就有可能调到文化馆。
余华回去琢磨了很久，绘画和作曲都太难了，那就写作吧！就这样，最多认识五千个汉字的余华正式开始写小说了。
后来有评论家表扬余华语言简洁，用词准确，余华说是因为他认识的字实在不多。
四处投稿，一个电话告诉他成功了
稿子先寄给《人民文学》、《收获》，退回后就改成《北京文学》等，到最后实在没地方寄了，就寄到本省的《东海》、《西湖》。
刚开始写小说的余华胃口很大。稿子写完先寄给《人民文学》、《收获》，退回来以后就改成《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然后是内蒙的《草原》，到最后实在没什么地方寄了，就寄到本省的《东海》、《西湖》。
那时候余华全家都非常敏锐，一看就知道什么是退稿，什么是希望稿。只要是很厚的大信封，从围墙外边扔进来，家里人就会喊，退稿来了！如果是一封轻飘飘的薄信，就说明有希望了。
当时投稿不用贴邮票，在信封上剪一个角就行。余华尽管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收到退稿信把信封翻过来粘好，再剪一个角，又丢进邮筒里。
改变余华命运的是1983年11月的一天，余华接到一个电话。当时整个海盐县只有一部总机，在县邮电局。那个找余华的电话，从上午就开始打，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挂通了。当时，余华还在给人拔牙。他以为是镇上同学打来的，结果拿起话筒，里面是总机的声音，一个女孩说有一个北京的长途。当时余华的心里一阵狂跳，知道好事要来了，他拿着电话站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等着北京的电话来。这其间有好几个电话打进来，不是找牙科医院，就是找别人。余华对着电话勃然大怒地喊：“不许你们再打进来了，我在等一个中央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是当时《北京文学》副主编周雁如（现已去世），说：“你是余华吧？你的稿子我们用了。”
发表文章这件事情在海盐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一个县委宣传部长也姓余，是余华父亲的老朋友，他直接就跟余华的父亲说：“你这个孩子是有才华的，不能再让他拔牙了，让他去文化馆吧。”
刚开始写小说的余华胃口很大。稿子写完先寄给《人民文学》、《收获》，退回来以后就改成《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然后是内蒙的《草原》，到最后实在没什么地方寄了，就寄到本省的《东海》、《西湖》。
那时候余华全家都非常敏锐，一看就知道什么是退稿，什么是希望稿。只要是很厚的大信封，从围墙外边扔进来，家里人就会喊，退稿来了！如果是一封轻飘飘的薄信，就说明有希望了。
当时投稿不用贴邮票，在信封上剪一个角就行。余华尽管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收到退稿信把信封翻过来粘好，再剪一个角，又丢进邮筒里。
改变余华命运的是1983年11月的一天，余华接到一个电话。当时整个海盐县只有一部总机，在县邮电局。那个找余华的电话，从上午就开始打，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挂通了。当时，余华还在给人拔牙。他以为是镇上同学打来的，结果拿起话筒，里面是总机的声音，一个女孩说有一个北京的长途。当时余华的心里一阵狂跳，知道好事要来了，他拿着电话站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等着北京的电话来。这其间有好几个电话打进来，不是找牙科医院，就是找别人。余华对着电话勃然大怒地喊：“不许你们再打进来了，我在等一个中央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是当时《北京文学》副主编周雁如（现已去世），说：“你是余华吧？你的稿子我们用了。”
发表文章这件事情在海盐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一个县委宣传部长也姓余，是余华父亲的老朋友，他直接就跟余华的父亲说：“你这个孩子是有才华的，不能再让他拔牙了，让他去文化馆吧。”
下乡采风，差点搂着小猪睡觉
在小旅店里，农民怕把小猪冻坏，就把猪都放在被窝里一起睡，还问余华要不要也抱一头睡，还能取暖……
余华一到文化馆，就遇上一件大事。1984年，文化馆大张旗鼓地开始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是抢救民间文学。因为一些民间艺人年事已高，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急需整理，余华是最新进去的，立刻就被派到乡下去收集民间歌谣。
好啦，余华又戴着一顶草帽，背着一个水壶，水壶上挂了一条毛巾，穿着双拖鞋，在乡下晃了好几个月。那时候夏天太阳毒，等余华再回县城的时候，除了脸没晒着，全身都晒得跟刚从非洲回来一样。
采风之前，余华准备了10块钱、20斤粮票。在乡下的一个多月，余华就住在公社的小旅店里，一般旅店有五六张床，基本就余华一个人住。床上跳蚤很多，余华被咬醒后，就不断从这张床挪到那张床，来来回回地折腾。
当地的农民特别好，他们把最便宜的本地茶泡在大木桶里。烈日下，穿着拖鞋的余华走到桶边上，和农民聊天，喝他们的水，喝完后再把自己的水壶灌满上路。农民每次都很客气地问，茶水怎么样？
有时候余华坐在田边，问插秧的农民：“你们这里有没有会讲故事的老人？”他们说，有啊！有啊！就推荐给余华。
这段经历成为《活着》开头的那个原型——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我”。
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住在小旅店里，跟他同屋的农民抱着猪睡觉，就跟余华看到的一样。“那时是冬天，在一个小旅店里，有个农民买了两头小猪，他没赶上回家的最后一班轮船，他就到那个小旅店跟我住一起。他怕把小猪冻坏，就把猪放在被窝里一起睡。晚上，老听到哼哼的叫声。”
农民问余华要不要也抱一头睡，还能取暖，余华赶忙摆手说不要不要！
采风搞了整整一年。
现在的余华说：“青春的年华，一去不回了！”
余华一到文化馆，就遇上一件大事。1984年，文化馆大张旗鼓地开始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是抢救民间文学。因为一些民间艺人年事已高，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急需整理，余华是最新进去的，立刻就被派到乡下去收集民间歌谣。
好啦，余华又戴着一顶草帽，背着一个水壶，水壶上挂了一条毛巾，穿着双拖鞋，在乡下晃了好几个月。那时候夏天太阳毒，等余华再回县城的时候，除了脸没晒着，全身都晒得跟刚从非洲回来一样。
采风之前，余华准备了10块钱、20斤粮票。在乡下的一个多月，余华就住在公社的小旅店里，一般旅店有五六张床，基本就余华一个人住。床上跳蚤很多，余华被咬醒后，就不断从这张床挪到那张床，来来回回地折腾。
当地的农民特别好，他们把最便宜的本地茶泡在大木桶里。烈日下，穿着拖鞋的余华走到桶边上，和农民聊天，喝他们的水，喝完后再把自己的水壶灌满上路。农民每次都很客气地问，茶水怎么样？
有时候余华坐在田边，问插秧的农民：“你们这里有没有会讲故事的老人？”他们说，有啊！有啊！就推荐给余华。
这段经历成为《活着》开头的那个原型——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我”。
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住在小旅店里，跟他同屋的农民抱着猪睡觉，就跟余华看到的一样。“那时是冬天，在一个小旅店里，有个农民买了两头小猪，他没赶上回家的最后一班轮船，他就到那个小旅店跟我住一起。他怕把小猪冻坏，就把猪放在被窝里一起睡。晚上，老听到哼哼的叫声。”
农民问余华要不要也抱一头睡，还能取暖，余华赶忙摆手说不要不要！
采风搞了整整一年。
现在的余华说：“青春的年华，一去不回了！”
写完《兄弟》，他说他能把握现实了
对于余华的小说，开始都是好评，后来渐渐恶评也开始出来了，但他自己坚持认为，小说基本上是一部比一部好。
余华在文坛的地位其实在1987年、1988年就确立了，但那时是在小圈子里，书只印两三千册，还是出版社赔钱出的。新闻界的介入，救了余华。他的小说能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了第二渠道。那时余华和格非第一次见面还在感慨，今后发稿不成问题了。
那时的余华和苏童、格非、北村等集体被称为“先锋派作家”，可能因为当牙医或者生活体验的偏好，余华以残忍、冷酷的文字书写死亡、暴力。比如《现实一种》和《在细雨中呼喊》。
当年《活着》刚出来的时候，文学评论界有人特别失望。批评余华说，你怎么写这样的小说？还有人很直接地对他说，不是不喜欢《活着》，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写了一本不是先锋派的小说。
不过，后来《活着》被张艺谋看中，改编成电影，1994年获了法国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出来的时候，更有人告诉余华，你是先锋派作家，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书名，简直跟赵树理差不多。但是后来读者和评论家们还是接受了那两部作品。
余华觉得，小说不能只写杀人放火。余华说，有一段时间写小说就是写暴力，真的受不了，都快到崩溃的地步。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吓出一身冷汗，最后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写暴力了。但是那种文字的冷酷，还是保留了下来。
1993年到1994年，余华写了两年的电视剧，一共赚了30万。余华高兴的想，有了这笔巨款一生都不用愁了。等到钱有点紧张的时候，余华的旧书卖得好起来了，每年都有不错的版税收入。当生活轻松无忧的时候，余华发现他的小说缺乏动力。
从1996年开始，余华开始写随笔，大家都觉得写得好，他就高兴地继续写，一写就写到了2000年。接着余华开始鼓足干劲写长篇的大部头小说，横跨一个世纪，涵盖3个家族，结果越写越不顺利，到2003年，余华干脆歇笔，带着老婆孩子去美国呆了7个月，回来后，余华发现，那种写下去的欲望没有了。那次创作上的苦闷过去后，余华开始写《兄弟》。
余华并不赞成别人说他“沉寂了10年”，也不认为《兄弟》是一时血热的作品。《兄弟》花了余华两年的时间，这期间不断受到出版社的催促。“以前是刊物，现在是出版社，都在压迫我。”
写完《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余华最满意的作品是《许三观卖血记》。现在余华最满意的是《兄弟》。《兄弟》是余华作品里篇幅最长的，51万字，之前20年的小说、随笔和散文加起来，字数也没达到150万字。
写完《兄弟》以后，余华说：“我可以把握现实了。”
■印象
老婆说，不能写作了接着拔牙
余华在文坛的地位其实在1987年、1988年就确立了，但那时是在小圈子里，书只印两三千册，还是出版社赔钱出的。新闻界的介入，救了余华。他的小说能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了第二渠道。那时余华和格非第一次见面还在感慨，今后发稿不成问题了。
那时的余华和苏童、格非、北村等集体被称为“先锋派作家”，可能因为当牙医或者生活体验的偏好，余华以残忍、冷酷的文字书写死亡、暴力。比如《现实一种》和《在细雨中呼喊》。
当年《活着》刚出来的时候，文学评论界有人特别失望。批评余华说，你怎么写这样的小说？还有人很直接地对他说，不是不喜欢《活着》，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写了一本不是先锋派的小说。
不过，后来《活着》被张艺谋看中，改编成电影，1994年获了法国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出来的时候，更有人告诉余华，你是先锋派作家，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书名，简直跟赵树理差不多。但是后来读者和评论家们还是接受了那两部作品。
余华觉得，小说不能只写杀人放火。余华说，有一段时间写小说就是写暴力，真的受不了，都快到崩溃的地步。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吓出一身冷汗，最后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写暴力了。但是那种文字的冷酷，还是保留了下来。
1993年到1994年，余华写了两年的电视剧，一共赚了30万。余华高兴的想，有了这笔巨款一生都不用愁了。等到钱有点紧张的时候，余华的旧书卖得好起来了，每年都有不错的版税收入。当生活轻松无忧的时候，余华发现他的小说缺乏动力。
从1996年开始，余华开始写随笔，大家都觉得写得好，他就高兴地继续写，一写就写到了2000年。接着余华开始鼓足干劲写长篇的大部头小说，横跨一个世纪，涵盖3个家族，结果越写越不顺利，到2003年，余华干脆歇笔，带着老婆孩子去美国呆了7个月，回来后，余华发现，那种写下去的欲望没有了。那次创作上的苦闷过去后，余华开始写《兄弟》。
余华并不赞成别人说他“沉寂了10年”，也不认为《兄弟》是一时血热的作品。《兄弟》花了余华两年的时间，这期间不断受到出版社的催促。“以前是刊物，现在是出版社，都在压迫我。”
写完《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余华最满意的作品是《许三观卖血记》。现在余华最满意的是《兄弟》。《兄弟》是余华作品里篇幅最长的，51万字，之前20年的小说、随笔和散文加起来，字数也没达到150万字。
写完《兄弟》以后，余华说：“我可以把握现实了。”
■印象
老婆说，不能写作了接着拔牙
一有几个人影响了我的写作和阅读，余华是其中一个。
很多年了，擅长于遗忘的我记得他小说中诸多细节，比如他一篇短篇小说《朋友》的开头：“大名鼎鼎的昆山走出了家门，他一只手捏着牙签剔牙，另一只手提着一把亮晃晃的菜刀。”
二
我带着从前买的余华的书请他签名。余华在每本书上写着“彭治国先生惠存，余华，2006，4，2”。
字写得很差，和我有一拼。
三
余海果是余华的儿子，今年13岁了。他的有些习惯和他父亲相似。比如余华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他也喜欢躺在床上看书。
儿子9岁时，妻子给他看余华写的《18岁出门远行》。结果没多久，余华经过他房门，发现屋里传来鼾声。推门进去，儿子睡着了，书只看了两页。
不过，儿子对父亲的有些作品非常喜欢。比如《许三观卖血记》，比如《活着》。
前不久，他看父亲的《兄弟》。当时妻子陈虹正在炒菜，炒菜时，抽风机的声音很大。
后来陈虹出来拿东西，就听见儿子在呜呜地哭，哭的声音很大。原来是看书看哭了。
余华现在不让儿子看自己写的书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那几本书，读几遍就够了。”
四
余华说：“我父亲当年想把我设计成一个牙医，结果没有成功，现在，我绝对不会把儿子设计成一个作家！”不过，看到儿子喜欢阅读后，余华就开始给他推荐一些书，比如《基度山伯爵》、《封神演义》、《隋唐演义》。今年暑假还要让他读《三国演义》，“不过他（指儿子）现在学习任务重，没时间看书”。
余华没推荐儿子看《哈利·波特》，儿子却已经看到《哈利·波特6》了。
儿子读完他推荐的《三个火枪手》以后，惊讶道：“没想到还有比《哈利·波特》更好看的小说！”
五
余华的妻子陈虹和余华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
原来写诗歌的陈虹现在不写诗歌了，她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在家里带孩子，搞没人看的晚会。
陈虹说，如果牙痛，不会找曾经做过牙科医生的余华，因为他20年不做牙医了，而且机器也落伍了。但陈虹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万一以后你不能写作了，生活没有着落了，咱们就到街上摆一个拔牙的摊子，你拔牙，我在边上给你收款”。
简 介
余华，浙江人，1960年出生，现定居北京从事创作。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篇小说集，随笔集《灵魂饭》等。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韩等文在国外出版。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又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很多年了，擅长于遗忘的我记得他小说中诸多细节，比如他一篇短篇小说《朋友》的开头：“大名鼎鼎的昆山走出了家门，他一只手捏着牙签剔牙，另一只手提着一把亮晃晃的菜刀。”
二
我带着从前买的余华的书请他签名。余华在每本书上写着“彭治国先生惠存，余华，2006，4，2”。
字写得很差，和我有一拼。
三
余海果是余华的儿子，今年13岁了。他的有些习惯和他父亲相似。比如余华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他也喜欢躺在床上看书。
儿子9岁时，妻子给他看余华写的《18岁出门远行》。结果没多久，余华经过他房门，发现屋里传来鼾声。推门进去，儿子睡着了，书只看了两页。
不过，儿子对父亲的有些作品非常喜欢。比如《许三观卖血记》，比如《活着》。
前不久，他看父亲的《兄弟》。当时妻子陈虹正在炒菜，炒菜时，抽风机的声音很大。
后来陈虹出来拿东西，就听见儿子在呜呜地哭，哭的声音很大。原来是看书看哭了。
余华现在不让儿子看自己写的书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那几本书，读几遍就够了。”
四
余华说：“我父亲当年想把我设计成一个牙医，结果没有成功，现在，我绝对不会把儿子设计成一个作家！”不过，看到儿子喜欢阅读后，余华就开始给他推荐一些书，比如《基度山伯爵》、《封神演义》、《隋唐演义》。今年暑假还要让他读《三国演义》，“不过他（指儿子）现在学习任务重，没时间看书”。
余华没推荐儿子看《哈利·波特》，儿子却已经看到《哈利·波特6》了。
儿子读完他推荐的《三个火枪手》以后，惊讶道：“没想到还有比《哈利·波特》更好看的小说！”
五
余华的妻子陈虹和余华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
原来写诗歌的陈虹现在不写诗歌了，她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在家里带孩子，搞没人看的晚会。
陈虹说，如果牙痛，不会找曾经做过牙科医生的余华，因为他20年不做牙医了，而且机器也落伍了。但陈虹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万一以后你不能写作了，生活没有着落了，咱们就到街上摆一个拔牙的摊子，你拔牙，我在边上给你收款”。
简 介
余华，浙江人，1960年出生，现定居北京从事创作。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篇小说集，随笔集《灵魂饭》等。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韩等文在国外出版。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又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原作者： 彭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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