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
　　好官杨正伟本来做了一件好事，可是，没想到却变成了一件极大的麻烦事。
　　正当杨正伟觉得自己和那些巨贪相比还算是一个好官，因而稍稍紧张了一会儿又立马回归心安理得之时，麻烦事就找上门来了。
　　这个麻烦事，确切地说，并不是冲杨正伟而来，而是冲袁媛而来，冲袁媛的老公沈加力而来，冲沈加力的“黄金大米”试验而来。
　　3个月前，杨正伟一手促成了安远县速建寄宿学校并为学生提供营养餐。从国庆节开始，学生们已经在崭新的校舍里享受了两个多月的营养餐，其中有30名男生和30名女生吃的是“黄金大米”。这60名学生每次用餐时，领到的饭里，都分别有一颗玉米粒，但他们不知道这是“黄金大米”饭的记号，而只知道，这个饭好吃。过去，他们尽管离学校很远，有的甚至要爬山涉水，但都是走读。每天起早摸黑，来回奔波。至于一日三餐，那就是能怎么对付就怎么对付，能怎么将就怎么将就。早晚在家里，一般是碰到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中午，则带饭到学校来吃，最多也就是一碗冷饭，有的还参杂了红薯丝、玉米渣等杂粮，没有菜，只在饭里滴几滴油，放一点盐。而现在，住在学校，每周星期六回家，星期天返校。在学校，一天三顿热乎乎的白米饭，而且还有一荤一素，两菜一汤。尽管那个汤不过是一锅盐开水里面撒了几片青菜叶，但孩子们也喝得津津有味，个个小脑袋上涔出细细的汗珠，小嘴巴砸吧砸吧地甚是可爱。
　　本来，这是一件大好事，但让孩子们感到麻烦甚至有点害怕的是，老要检查身体，甚至要经常扎针抽血。每到扎针抽血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吓得哭，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经受的这个痛苦竟然和他们享受好吃的营养餐有关。自孩子们住校享受营养餐开始，沈加力就从北京的公司派人前来跟踪检测孩子们的身体，将60名吃“黄金大米”的学生和其他吃普通大米的学生进行比对，看“黄金大米”富含的胡萝卜素在男女儿童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的情况，看吃“黄金大米”和吃普通大米的儿童体内维生素A预存情况有什么变化和不同，看吃“黄金大米”和吃普通大米的儿童在免疫力方面有什么变化、存不存在差异、有多大的差异……等等。起初，学生家长总以为是学校关心孩子们的身体，隔三差五打个预防针、种个牛痘什么的，没介意，但总听孩子说老打针抽血，弄得孩子都心存恐惧，便纷纷感到心里不安起来。不过，不安归不安，那些山里农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听之任之。有的还斥责孩子，“怕什么怕？不就是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吗？不好好读书，今后，一天到晚都有蚊子叮你，把你全身叮个稀巴烂！”孩子们无处诉说，也就只好忍了。
　　可就在这时，那个叫“绿色和平”的国际环保组织和沈加力的公司叫板了。
　　“绿色和平（Greenpeace）”是绿色和平组织的简称，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以环保工作为主，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香港设立了中国分部，在北京设有项目联络处。绿色和平组织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的改变。”在科研或科技发明方面，“绿色和平”都提倡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解决办法。对于有违以上原则的行为，“绿色和平”都会尽力阻止。其宗旨是促进实现一个更为绿色、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绿色和平组织一直致力于减少基因工程的危害，并深深地担忧，“假如我们现在不立刻行动，制止基因改造，数年之后，我们的大部分食物都将会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科学怪物’”。“绿色和平”认为，这些尚在实验中的转基因食物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物性污染，并极有可能使我们的健康遭受危害。发展基因改造技术的跨国企业，极力希望让大众相信这些食物都是经过严密测试的，不仅安全，而且富于营养。可是，独立的科学家却提出警告，指出人类对基因的了解极为有限，因此，他们认为这种科技充满瑕疵，危机四伏。基因改造生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何影响，人类尚未确知。因此，“绿色和平”相信，把任何基因改造生物放在自然环境中培育种植，将引致无法还原的改变，其后患无穷，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绿色和平”崇尚勇敢独立的精神，坚持以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并以“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方式作为其行动特色。通过研究、教育和游说工作，推动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绿色和平”在获得了沈加力所在公司在中国进行“黄金大米”试验的有关信息后，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采取了直接行动。他们向媒体揭露了“黄金大米”试验的真相后，不仅立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而且还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国际人权组织认为采取欺骗隐瞒的手段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儿童做实验，严重侵害了人权。这样一来，小小的偏远县城，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不管是吃了“黄金大米”的学生，还是没有吃“黄金大米”的学生，都被当做了试验对象，都成了试验品，他们的家长一起来围攻学校。尤其是那些吃了“黄金大米”的学生家长，更是无比愤慨，声言自己的孩子被学校喂吃毒大米，供美国佬做实验。他们一起高呼，“还我孩子！”“赔我未来！”“严惩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到学校和县政府门前游行请愿。对于这个活动，“绿色和平”是以其一贯的行动方式，经过了精心策划和缜密组织的。学生家长一请愿，众多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和港澳台媒体就蜂拥而至。经过众多媒体的大肆渲染，许多群众被顷刻动员起来，从几百，到几千，再到几万；从吃了“黄金大米”的学生家长，到没吃“黄金大米”，但打过针、抽过血、做过体检的学生家长，再到所有学生的家长；从学生家长，到有孩子的人，再到社会上众多的男女老少；从真正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着想的人，到对转基因食物持反对态度的人，再到什么也不为只是想借机起哄，趁机捣乱、发泄的人，还有闲得难受赶来看热闹的人……一起呜呼哀哉地涌上了街头。人一多，就乱；一乱，就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混乱之中，有的在进行正常请愿，有的在高喊口号，有的在大肆骂街、骂娘，有的则在趁浑水摸鱼地做小偷、撒流氓，有的被踩了，有的被挤了，有的在哭，有的在吹口哨，有的在大喊大叫，有的在大打出手……现场一片混乱。混乱中，沈加力从北京公司派来进行试验的几个人员被群众殴打致伤，几个学校老师也挨了打。为了控制局面，不要在现场闹出人命，县里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可是，警察一出来，就有人大喊：“看，警察来了！”“警察带着警棍和枪来了！”“快，警察来抓人了！”一传十，十传百，街上立即引起了大面积的骚动。有人一吆喝，不少人就转而围攻警察，相互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冲突之中，警车被掀翻了，政府大楼门前那对一直非常威严的大石狮子的眼睛被砸瞎了，刚刚建好的新校舍的门窗玻璃也被砸了个稀里哗啦……自然，有些围攻警察、打砸县政府大楼和学校门窗的人也被抓起来了，于是，更加谣言四起，更多的人走上了街头……
　　这个突发事件，迅速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市里、省里，都立即派人赶到县里来，一起做处置、平息工作。
　　杨正伟在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正准备立即和有关省领导一起赶赴安远去做处置工作时，又接到袁媛从北京给他打来的电话。袁媛和沈加力也从北京正往安远赶。
　　省领导一到，事态就平静了许多。
　　事情已经发生了，剩下的就是怎样来安抚学生家长，只有基本满足了他们的诉求，他们不闹了，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什么国际人权组织，也就都软蛋了，事件才能最后得到平息。
　　省领导指出：安抚学生家长，满足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字----钱。
　　一是，需要掏多少钱。
　　二是，谁来掏这个钱。
　　就是省领导，一下就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他围绕省领导提出的这个问题，省里、市里、县里的人在会议室里，七嘴八舌地发表着各自的意见。
　　市里的人说，给钱，首先得拿个标准。按做过实验的学生人数给钱，吃过“黄金大米”的学生，男孩每人2万，女孩每人1万；没吃“黄金大米”，只打过针、抽过血、做过体检的学生，男孩每人2000，女孩1000。
　　县里的人立即反对。一，太少了，给那么一点，人家认为是打发叫花子，不会答应。二，分男女，男多女少，也没道理。
　　有人就申辩，赔偿，也不是漫天喊价，是有行情的。矿上，井下死个壮劳力也就1--2万，小孩子吃点“黄金大米”饭，不少胳膊，不缺腿，整天活泼乱跳着，还长个了，照理根本就没什么好赔的，给个几千上万，就像弯个腰捡到的一样，应该知足了。在农村一向男孩比女孩值钱，生了一个男孩就不让生了，而生了女孩则还可以再生一个，不是么？所以，男女有别，男多女少，也是考虑了实际情况，合情合理。
　　也有人说，此一时彼一时，此一事彼一事。孩子不能和矿工比，学校不能和黑窑主比。孩子是未成年人，是受保护的对象，学校对孩子承担着监护的职责，双方都倍受社会关注，而且这个事件的发生本来就具有特殊的背景，因此，不仅学生家长的期望值很高，而且他们拥有更加有利的诉求表达平台，弄不好，会搞成夹生饭，那样可能就更被动了。
　　省领导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表示，男孩女孩就不要分了，我们一向都提倡女孩男孩一个样，不能出尔反尔，滋长轻女重男的思想。标准就定为，吃了的3万，没吃的3000。先放出风去，看看有什么反应再说。
　　不出所料，这个标准一公布出去，舆论哗然，学生家长们又立马重新上街了。
　　随即，各种说法也立马四处传开了。
　　孩子吃了毒大米，将来还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生病？会生什么病，会不会是怪病，治不好的病？要是生了病，这一辈子可怎么办？谁来帮他们治病，谁来照顾他们？还有，将来长大了，有没有生育能力？将来生育的后代会不会缺胳膊少腿，会不会走路，会不会说话？反正，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都是质疑，一切都需要给一个说法，归根结底，必须多赔钱！
　　省领导顶不住压力，拍板，赔偿标准定为，吃了的50000，没吃的5000。
　　这个标准一公布，舆论鸦雀无声，大家松了一口气，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接下来，就应该讨论谁来掏这笔钱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更大的行动以雷霆不及掩耳之势爆发了，不仅媒体一方面大谈转基因的危害，一方面不依不饶地追问政府对生命对人权的良知和责任，而且在媒体的一再煽动下，更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活动又卷土重来了，并且，既不围攻政府，也不冲击学校，而是直接上了马路、铁路，把交通给堵了。这一下，事态再度失控了。同时，海外媒体借机大做文章，肆意攻击我国的人权政策和人权状况。
　　最高层对事态的发展为之震惊，责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妥善处置事件，迅速平息事态。
　　在这种状态下，又不能动武，除了给钱，还有什么更有力的措施？到了这个眼结骨上，只能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花钱买个息事宁人吧。于是，把赔偿标准提高到，吃了“黄金大米”的学生，每人赔偿9万；没吃“黄金大米”只作为比对对象配合进行体检的学生，每人赔偿9000。之后，经过反复劝导，游行请愿的人群还离开了高速公路和铁路，但他们在政府门前等着拿钱，拿到了钱，才肯回家。
　　这时，由谁来出这笔钱，就成了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县里首先为自己竖起挡箭牌，狡黠的女县长哭丧着脸说，不是不想出，而是根本没钱出。全县的教师工资都拖欠3个月了，眼看都到了年底，还指望上面能支持解决呢。
　　省领导看着在场的市领导，市领导也正在看着省领导，相互看来看去，最后还是一起看着县领导，而女县长谁也不看，一直低头不语。
　　市领导看到县里领导那副赖皮相，也不好说什么，只生怕最后摊到自己头上来，于是，提出应该由搞这个实验的公司出钱赔偿。大家一听，都觉得有道理。搞“黄金大米”实验是一种商业行为，理应承担实验成本。我们让公司在学校搞这个实验，已经是尽最大的努力给其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总不能费力还不讨好，出力又赔钱吧。
　　正好，沈加力和袁媛作为公司代表已经来到了安远，不过，他们是来看望受伤的公司职员，并准备立马把他们带离安远，回北京去疗伤。没想到，沈加力一听要公司对试验学生进行赔付，当即，一口否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公司应你们校方的请求，为你们的贫困学生提供大米，让他们吃上营养餐，属于慈善行为，难道还要我们为自己的善举付费吗？”
　　“当然不是。不过，贵公司在为学生提供营养餐的过程中，也进行了自己的实验，而这起事件正是因实验而起的，请贵公司把好事做到底，以九牛之一毛，解当前之困局呀！”
　　沈加力一时愕然，但马上回击，“话不能这么说吧。实验是得到贵国官方正式批准的，我们手上拿着十几分审批文书呢。照理说，你们政府有义务保证我们的实验正常顺利进行，可是现在却被迫终断了，而且还打伤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的人身受到伤害，我们保留通过外交途径主张合法权益的权力！”
　　沈加力和袁媛都早已拿到了美国绿卡，从法律上讲，他俩是外国人，美国人。他们的公司在美国已经进行过“黄金大米”的成人实验，人家都是通过志愿者完成的，相当顺利，而在中国进行的儿童实验却搞砸了，不仅不能完成实验，而且还要赔钱，他们根本不能接受，也不予理睬。
　　由于谁也不愿掏钱，赔偿经费没法落实下来，学生家长拿不到钱，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绿色和平组织策划的行动也就仍然还在继续进行，而且不惜挖掘有关当事人的隐私，以增加胜算的砝码。
　　当沈加力和袁媛带着他们公司的几名受伤人员返回北京时，学生家长们在机场把他们堵住了。人群激愤，喊什么口号的都有，只听到大家在高喊：
　　“打到汉奸、洋奴、买办！”
　　“决不允许祸害我们的儿童！”
　　“坚决保护祖国的花朵！坚决保护民族的后代！”
　　“活捉假洋鬼子！”
　　……
　　“毒米实验是个大骗局！”
　　“挖出隐藏其中的奸情！”
　　“揪出女买办袁媛的奸夫！”
　　沈加力一听到“奸情”、“奸夫”，而且和他的老婆袁媛扯在一起，顿时发飙，冲进人群，疯狂地扭住叫喊者，大打出手，结果，自己也被愤怒的群众打得头破血流……
　　杨正伟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向省领导献计，让县里赶紧采取挂账的办法先把钱给人家，到年底再由省里和市里考虑给予拨补，不然，老这么拖下去，指不定还会节外生枝，搞出大事来。
　　这时，头上裹着绷带的沈加力和袁媛也来找省领导，以老外的身份提出强烈抗议。
　　省领导一急，把省、市、县三级有关人员又召到一起，拍着桌子，大发雷霆，指令县里立即将赔付资金先发放到位，年底再由省里和市里各承担一半，进行拨补。县里则要求立个字据，不然到年底县里的挂账就没着落。省领导一拍桌子，大声地说：“我说话还算不得数吗？大家都在这里，字据就没有必要立了，搞得那么市侩干什么，还像不像个政府！记住了，省里的那一份，到时找杨正伟局长就行了，他有办法到北京去要。市里承担的由市里想办法，作为一级政府，办法总是有的嘛！”市领导暗中狠狠地瞪了省领导旁边的杨正伟一眼。他知道这个馊主意是杨正伟出的，实质上，省里的钱最后找中央买单了，县里则只管付钱不用掏钱，到头来只有市里真正掏了腰包。于是，一脸不高兴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瓮声瓮气地说：“省里领导说了算，我们市里坚决照办。”然后，把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对着杨正伟说：“不过，杨局长，你老哥到年底可要记得我们啊，在项目资金上给我们来点倾斜，不然，我说的话就算不了数，那下面就把我们的话当成了个屁。我说话像放屁，那你说话也算放屁！”
　　杨正伟的双唇微微地抖动了几下，但最终保持紧闭，没有出声。他担心的是节外生枝，只要事态平息下来，其他的事情都无所谓了。杨正伟心里明白，这位市长之所以敢对自己这么放肆，这么无礼，除了刚刚上任，年轻气盛之外，他是有背景、有靠山的，按照流行的说法，是个“官二代”。再说，自己也干不了几年了，明后年就要下台，那小子不怕得罪了自己。心想，算毬吧，事情总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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