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忙碌的暑假

夏天是避暑的季节，但在海岛除了春节，其它的时间就没有闲着的，孩子们都习惯了自己干活赚钱，新学期开始，要买书本、笔、橡皮、刀子什么的，最起码买双新鞋，剩下的交给家长，补贴家用。

我们这儿的山上有一种叫黄菜芽的草。它像兰花的叶子，只是叶子要宽一点。春天发芽，漫山遍野一片、一片的，夏天就开像百合一样的花儿，只是颜色不同，百合是白色的粉色的，而它正像它的名字是纯黄色的，在绿色中更显出它的娇美，只是一岁一枯荣。

黄花不只是装点美丽的，它还是美味佳肴。鲜黄花抄肉、做打卤面的卤子非常好吃。把黄花晒干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它还可以卖钱。每年夏天形成定式，家家户户都去采摘，大人们也去，但孩子居多，因为他们放假了。

夏季，山上郁郁葱葱，草齐腰深，而采黄花要在早晨，它喝饱了晶莹的露珠，迎着朝阳，开放的非常欢实。

景色虽好，但是，我每次上山都先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们山上有蛇，住在蒲大园上的人家会时不时的有蛇光顾，但我们岛上的蛇不象大黑山岛的蛇，从未听说它咬过人。有的草上还专门长一些花毛虫、绿色的大蹦虫，让人毛骨悚然。尽管如此，大人们为了生计，孩子们为了完成任务，闭着眼也得向黄花冲去，其实，许多人都是见了黄花忘了怕。

我是除外的，上山我专门找平坦的路走，采花我专门找草少的地方去。每次采花回来，我一定是采的最少的那个。而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姐妹——小胖和引子、小琴、我家的二子可厉害了，长着飞毛腿、剪子手，在山上飞来飞去，一会儿，一片片黄花被剪掉了，篓里的黄花就升起来了，而我经常是刚盖满篓底。她们发现的黄花，我一般不去采，而我有时也会发现大片的黄花，她们一会儿就飞过来了，而且，又是带着“剪刀”来的。我采黄花是一个一个摘，从来不带一个叶子、一段梗的，再加上我的手天生慢，所以，等她们来了，我才刚摘几个，她们就一手划拉一、二十朵，另一只手一握就薅了下来，有时会薅的稀乱。为此，我常常暗暗生气，但从来不表露出来，过了这个场合就又忘了。

妈妈从来不因为我采的少而责备我，她的观点是只要上山了，也尽力了就行。有时，我只采了十几个，妈妈也要把它们蒸出来，然后，把平房顶打扫干净，再把黄花一个一个扭好、摆齐，晒黄花是有窍门的，但不是弄虚作假。因为黄花骨朵比黄花值钱，所以，刚开放出几个花瓣的，只要细心地把花瓣趁热理到骨朵上，它照样可当骨朵卖。我们家的干黄花就是因为火候合适、颜色好看、加工认真而卖出好价钱。当时，就是渔民把它带到烟台或者大连去卖，那时叫烟台是南邦，叫大连是北地。大连的价格比较好。

俗话说：花好才有几日红。因为花期短，又是全岛的人家都采摘，所以，很快山上就没有花了。因此，我们就到远处的老山后、箭山去采，有时，甚至到南山去，但最多地还是去老山后。老山后尽管山高路远，因为山峦绵延，花比较多，所以，大家都常去，去多了，也就像走平地一样翻来覆去的。再往东就是山神老爷庙，庙东是和东村交界的地方，所以去的人就少了，花也许会多。其实，大家都这么想，也就没有花多的地方了。我们常常累了就在山神庙边玩耍。

说是庙，其实就是一个小土房，小的藏不住一个人，但在岛里人的心里却神威无限。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里经常跑“胡子”，他们是从东北坐船过来的，主要是抢掠，有时也伤害到老百姓。他们有眼线，主要是抢有钱人家。有一次，他们要抢一个有钱的船主的钱财，那个船主得到消息后，就拼命往老山后跑，一群胡子在后面追。他实在跑不动了，发现山梁上有一蔟正落叶的荆棘，就躲到后面，忐忑不安地望着爬上来的胡子。其实，在显眼的山梁上，一蔟荆棘怎么能挡住一个高大的男人呢。但是，胡子愣是没发现他。他和家人笃定是山神保佑了他。于是，他就在荆棘处盖了一座山神庙。村里人知道后，也都认为他是被山神保护下来的，而且，传的神乎其神。以后，这里逢初一、十五和大节，四个村的百姓都来祭拜，特别是有病有灾的人家香火来得更勤。

山神庙不大，它却给岛上的百姓壮胆。

每年，我家都能晒出质量上好的黄花菜几十斤，我妈都找精明的村里渔民给带到北地去卖，卖好了能有三十多元的收入，是我爸爸两个月的工资。委托人又给买回盘锦大米、大绿瓶酱油，有时候还买土豆、洋葱什么的，怎么也剩下二十多元。大米和酱油尝尝鲜后，就放下留过年了。那时，吃顿大米饭就着土豆菜和洋葱菜几乎是过大年。

我们休息了，只是说不用上山了，但要在家挑水、烧火、洗衣、看小弟弟。那时，他只有几个月，妈妈为了多挣点工分，早就到生产队干活了。八口之家、老老少少，那家务活有多少？

俗话说：当驴当马别给人当妈。我说：当驴当马别当老大。除了过继给大伯的大哥，我就是老大，而且，比大妹大四岁多。十四岁时，妈妈就不让年迈的爷爷挑水，担心挑水出了问题让别人笑话，其实，这时爷爷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我们村有两口水井，村西的浅水井水比较咸，三条沟的深水井的水甜，村民做稀饭、喝水都到这口井挑水，但懒汉宁肯喝咸水也不到这里挑水。我们家有一口大水缸是装咸水的，一口小水缸是装甜水的。爷爷的勤快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每天都挑水，从不让水缸缺水多了。他的起居特点是“打窝窝头”，即刚吃完晚饭就得睡觉，第二天凌晨就睡不着了，不管什么季节，早晨第一个起来挑水的一定是我爷爷，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挑水的路上清嗓子，那就和唱戏的练嗓子没什么两样，习惯了，村民们把我爷爷的清嗓子当起床号了，许多家里听到我爷爷的清嗓子号，“快起床，老邹头吹起床哨了”，爷爷的哨声比军号要早个巴钟头。

有一天早晨，爷爷按惯例挑满咸水缸，又挑甜水。等他挑回来时，对正在做饭的儿媳说：“福红，我把甜水倒在缸浮上了。”妈妈小名叫福红，她听了一阵心酸，她知道公公真的老了。那时爷爷已经是年过七十古来稀了。于是，妈妈断然决定不让爷爷挑水了，而她早出晚归，又没有时间挑水，我就开始承担挑水的任务，爷爷和我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交替对接，爷爷终于习惯了不挑水。那时，我刚一米五出头，大水桶、长长的扁担钩和我的个子极不相称，特别是那宽宽的井口，深深的井，简直要人命啊！家长也明白这很累，她告诉我，每次只挑半担。对大人来说这很好解决，但对我来说，更要命。开始，我站在井边双腿就打哆嗦，为了整半担水，不敢放足井绳，于是，桶子就放不倒，也打不到自己想要的水。生气了，就把井绳放长一些，再使劲一摆水桶，水桶进满水，迅速下沉，如不使劲揪住井绳，会连井绳也一块掉进井里的。可满满的一桶水我是拔不上来的。没办法，就拖着绳子默默掉眼泪。我幻想着干活回来的妈妈、钓鱼回来的爷爷回来会来找我的，可他们一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时候很多，最后都是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见状帮助拔了上来。不知什么原因，我和同年龄的女孩比，力气少的多，因此，干力气活自己遭了不少罪。因个子矮，挑水上下台阶，我必须把水桶勾反挂起来，满桶水压得我摇摇晃晃，十几步就要歇一歇，在路上要歇三、四次才能到家。

挑水成了我的负担，但我从来不因困难而推脱责任。于是，我每逢下午放学，第一件事就是挑水。平时，会经常开水缸盖看其深浅，并警告弟妹要节约用水。尽管我的挑水经验在积累，但力气却增长不明显，最打怵地还是拔水。一次，又是打满了水拔不上来了，心情一不好就掉“猫尿”。小学同学小季来了，她见状帮我拔上来，然后对我说：我说个谜语，你来猜。“放下去软乎丢当，拔出来硬邦邦，你不叉开腿，弄你一裤裆。”

“流氓，这准不是个好谜语。”挑水的孩子们争吵着。

“我知道了，这个谜语的‘谜儿’是井绳。”真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干活累的掉猫尿的我，动起脑筋来，又比别人能了。

“大萍脑子好使，对了。”一直在一旁听我们吵吵的田老师这时插话说。

“小季，是这个谜底儿吗？”有人不相信地问。

“是。”小季低头同意。

因为突然被老师夸奖，刚才差极了的心情一下子云开雾散了。

小季家在我家西南面，大家都叫她家是“瓦房”。爷爷说，过去村里都是海带草房子，他家是第一个用小灰瓦盖的房子，所以，“瓦房”的名字就叫出来了。尽管她家先住瓦房，但她家是贫农，而且是很穷的那类。小季家和我家一样，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她的父亲早去世了，她妈妈一人拉扯着他们过日子。她的大哥、大姐、二哥都干活了。她比我大四岁，因为，要看妹妹，所以，中途辍学。后来，又和我一起上小学。她人很好，很实诚，学习中游偏上。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我的家庭作业基本是她给我做的。我记得春节前，学校把各年级的考试成绩都在供销社门口抬出榜来，过往的人们评论着，正好，我路过的时候，他们在评论我和我的家长，我的成就感一下就生长起来，从此，再也不用她帮做作业了，而且，成绩迅速提高，是地方百姓孩子中成绩最好的一个。尽管，我不用她给做作业了，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特别是挑水，我们后来一直一起去，大多数是她给我拔水，有时我们盯梢田老师，每逢这时都是田老师帮我拔水。

我们还一起跳皮筋、捉迷藏、赶海、拾草。关于拾草，我们还有一段笑话。有一天下午听部队的孩子说，晚上，有北京来的慰问团在部队广场演出。这个消息对精神饥饿的我们来说就是过年。时值春夏交替，天特别长，不管晚上有什么好光景，放学后拾草是不变的。这天放学后，小季建议不挑水了，到南边大地拾草。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一会儿就把篓子拾满了。但太阳好象还是挺高的，她建议我们不要回家，不然，家长又要指派活了，的确有道理。她又建议我们到麦田里搓麦穗。于是，就按她说的，我们坐在麦地里，搓着黄澄澄的肥大的麦穗，然后，吹掉麦壳，那麦粒特别鲜嫩好吃，在吃不到水果的年代，这是上好的零食了。我们正吃的高兴，突然，有人往地里扔石头，而且，嘴里还叫喊着什么。完了，我们一定是被人发现了，偷吃集体的麦穗就是自私自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跟我们学过的《刘文学》中的地主没什么两样。石头还在扔着，骂声也不断，我害怕极了，不但害怕石头打破头，也害怕被抓住告老师，那就太丢人了，何况我还是班干部。为了不让石头打破头，我们就用双手抱头，可这也不是个办法，我们毕竟是孩子，心里更害怕的是耽误了看戏。外面的石头还在扔，骂声更响了，这人肯定是跟我们叫上劲了。

“豁出去了，反正不能耽误看戏。”小季说着，腾的站了起来，“你妈个臭的，你直扔什么石头，差一点打我们头上。”

“我见几只鸟落进去了，就是不见出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快出来，是俺弟——小民”

我几乎因为放松而摊在了地上。

偷吃麦穗的事飘到九霄云外了，我们被总政歌舞团的精湛演出折服了，特别是新影片《西沙》的主题歌——《美丽的西沙》，被著名歌唱家吕文科、卞小贞演绎的美伦美奂。“西沙啊，西沙，西沙啊，西沙，祖国的宝岛，我可爱的家乡，祖国的宝岛，我可爱的家乡，我可爱的家乡。。。”甜美的、高亢的、清脆的、悠扬的、圆润的、雄浑的，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二重唱。回家后，这美妙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耳畔、我的心田回荡着，美是各种各样的。

除了挑水，再就是洗衣让我烦恼。我们家八口人，那时，尽管没有那么多的衣服，但是，我妈规定一周必须换洗一次，一人一套内衣、一套外衣，全家大小衣服就二十多件，当时又没有洗衣粉，只有一把碱，一块肥皂，用水也要掂量，你说洗衣有多烦。一年四季，年复一年，我就是这么坚持过来的。我的韧性和坚持除了遗传基因，就是从小在干家务事时磨练出来的。

我们家的分工非常清楚，平时，我还负责洗碗、扫地、擦桌子，但不做饭。我家的饭早晨是妈妈做，中午、晚上是奶奶做，因为那时妈妈没散工。奶奶一米七几的大个子，平时，一杆大烟袋。走起路来潇潇洒洒，她很豁达，和爷爷同船出海的老王爷、老葛爷他们在鱼归时，都愿意到我家玩，看起来是到老伙计家，其实，他们都是来找奶奶聊天的。他们来了，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打声招呼就忙自己的去了。

“老爷们，来讲一讲又看什么戏了？”老人中总是有人这样开头。他们喜欢叫奶奶是“老爷们”。

于是，奶奶就泡上茶，然后，依次围圈坐下，大家一边品茶，一边谈论着大戏，奶奶主要是从瞎子唱戏中得来享受，获取知识。

老葛爷是个很有经历的人。日伪时期，他在东北闯关东，做到掌柜子。他没有子女，所以，生活很富裕。有一次，他碰见一位算命先生，那先生说，你现在的荣华富贵很快就会象落花随流水而去，你将来会儿孙绕膝。象这种大相径庭的算命的不过是骗钱，他留下钱就走了，并把这事忘了。但第二年就开始应验了。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日伪开办的企业纷纷关门，他效力的公司也倒闭了。他收拾好行囊，准备返回长岛老家，临起程时，在门口捡到一名日本遗弃的女婴。回来后，正赶上自己的堂兄嫂生一男孩，难产身亡。当时，他的堂兄已经有几个男孩，实在无法养活这个，他责无旁贷地将这个男孩也收养了。其结果同那个算命先生讲的一样。他经常感叹：人不能不服命。

老王爷在我们村也是好样的。原来，他家和我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的儿子也是过继子，也象我爸爸在外地工作，他的儿媳也勤劳能干，家里也经营的富裕祥和。但是，儿媳妇在第三个孩子五岁时，因病去世了。老王爷的心境沉重了，到我家玩时再也没有过去的心境了。

有时，我的姑老爷也会来聊大戏，但他一般把剧目和内容给整反了。

我隐约记得他们的话题有〈〈杨家将〉〉、〈〈十二寡妇征南〉〉、〈〈王宝川〉〉、〈〈岳母刺字〉〉等古典剧目。有时，也争的脸红脖子粗，但基本都依奶奶的为准。

奶奶的优点很多，干活麻利无怨言，她负责做饭，可谓全村的典范，我们放学的、散工的，只要一踏进门槛，奶奶的饭准做好在等着了，她的观点是“只能让饭等人，不能让人等饭”。奶奶真的做到这点。七十多的时候，她做饭总是用一块小手绢把鼻子捂上，说热气容易把鼻涕蒸出来。奶奶特别爱她的孙男嫡女们，从来不骂孩子们。所以，我家和别人家不一样的是，家里一是没有罗嗦声，二是没有骂声。（如有不和谐的声音，一准是奶奶批评爷爷，奶奶看不上爷爷干活的没道道、不利索。）我家总是象很有秩序、很宁静的港湾。

除了这些家务活，就是我们永远完不成的科目——拾草。其实，夏天的草正是起身的时候，郁郁葱葱，很嫩，不好晒，不抗烧。但是，没有办法，谁让我们出生在缺吃少穿的时代，又出生在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里。真的，谁的母亲懒惰，孩子就享福。当然，当然最后也要受冻挨饿，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