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天主教的传统，我在出生后不久即领受洗礼，洗名为方济各。

七岁那年，我开始在神父的指导下诵读《圣经》，并在次年“开神工”，办了告解圣事，而且在神父那里领取了一张圣方济各图片作为纪念。

因为教会刚刚复兴，神父做弥撒缺少助手，我也开始学习辅祭，在神父送圣体时帮拿托盘，或在弥撒过程中摇铃，这个工作没坚持下来，倒是赢得了一片早慧的名声。

儿童的信仰大多是虔诚而模糊的，一纸圣象，一句经文，就能把自己的心引到一个遥远而神圣的境界，在那里没有争吵，没的斥骂，没有冷落，也没有嘲笑，可爱的圣婴手拿橄榄枝，在圣母玛利亚的怀抱里微笑着，仿佛正在告诉人们：“天国，是孩童的天国”。

《圣经》的语言是简洁而有力的，随便一段话，都能感觉到一种威严悲壮的力量。读《圣经》倒比看那些半文言的祈祷经文有趣多了，小时候并不能懂得其中深奥的道理，只是其中的故事吸引了我们，教义一知半解，却能把《圣经》中记载的耶稣所行的奇迹，及他的十二门徒的名字如数家珍的背出来。

平时做的早晚功课，并不是《圣经》，而是像《圣教日课》、《圣教祷文》等专供祈祷的文段集子。念经并不是唱，只是出于集体诵祷的需要，念的更抑扬顿挫些罢了，那时候唱圣诗一般只在神父来了做弥撒时才有。

弥撒我愿意参加，因为那种庄严会把我的心灵洁净，又因为并不经常有神父来，每一次参加弥撒权当作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了。早晚课就不同，天天要做，而且是在一个夜晚的两端，就难免瞌睡与疲惫。每一次都是被父母叫着喊着，极不情愿的参加，挺直腰板跪着太累，就半坐下来，悄悄地把屁股压在脚上。因为念经时偷懒，违背了梅瑟十诫的第一条――钦崇天主在万有之上，所以每次告解都把这条罪向神父忏悔，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天主教对信徒的要求很严，而且礼仪繁杂，教会内日常事务的管理也相当严谨，与其他一些宗教相对松散的组织和相对简单的礼仪截然不同，这也是天主教在中国，比其他宗教传播更缓慢的原因之一。

我小时候是文革后政府重申信仰自由政策的初步落实年月，经过多年磨难，教会内百废待兴，各地区教友热情高涨，也因为中国教友人数尚少，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更能发挥团结与爱的精神，无论天南海北，无论相识与否，为了共同的信仰，人们都能以诚相待，倾心相助。可以感觉到，那时的教会内充满了一种令人向往的爱的光辉。

在十五岁到县城上高中之前，我绝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是在这种宗教环境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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