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恋爱中，一个与你形影不离，管得你象笼中小鸟，对你毫无半点信任可言，如同套马一样想把你时刻套在身边的人，还美其名曰：“我实在是太爱你，害怕失去你。”这种变态的恋爱方式，对于他的对方来说，其实是一种不幸，是一种精神枷锁。我，曾经就是从这样一种精神枷锁中挣扎出来的。
那是在高中毕业的前夕，我校教音乐的林老师要求我说：“现在，你虽已毕业在即，但还得要为母校争光，和同学们一起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为母校夺得名誉。”面对老师们期待的眼神，我不好拒绝，便参加了校宣传队的排练工作。
我除了被安排接受一些舞蹈和短剧的任务之外，还要出演一个女声独唱，这是老师们一向公认的，不可缺少的“压台”节目。另外，报幕的任务也无可推辞。在那个高科技还不怎么发达的年代，对于我们那块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小地方的人来说，舞台上的风头，使我成了当地的“一流人物”，成了人们口头上的一张“王牌”。
我校的主要音乐老师林老师，原是本县歌舞团的总指挥，为照顾夫妻关系，调到了我校任教。他除了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之外，编、导的水平也是一流的。我们平时所演出的每一场节目，都会博得观众们热烈的掌声，那次汇演更不例外。人们夸张地说，我校的汇演节目，比县歌舞团的节目还要棒，林老师对此，高兴得简直摸不到后脑勺了。
那晚，我校专场演出刚刚谢幕，我和同学们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行装，准备集合。只见林老师陪同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来到了我的面前。他拍着那人的肩膀对我说：“这是原地区文工团的乔老师，也是我的‘老’上级。”从林老师打趣的话语中，我隐约地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次，乔老师特意赶到我们县里来观看演出，准备物色演员，重组地区文工团。”林老师停顿了一下，带着难以捉摸的眼神又微笑着对我说：“他想过来看看你。”“你是小晨吧！”林老师的话还没落音，那个乔老师迫不及待地抢过话头，向我问长问短，一连串问了好多问题。甚至，连我家几姊妹，父母干什么，都问得仔仔细细。最后，他问我愿不愿意搞文艺工作，我说：“这要问我爸妈。”由于赶着要集合，我一边急着收拾东西，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偶见那个乔老师不时地上下打量着我，我虽对此非常反感，但转眼又想，既然别人是来挑选演员的，对你多看几眼也未必是什么怪事。
汇演回来，我已毕业在家等待工作分配。不久，那个乔老师意外地来到了我家。想到他曾经问过我，愿不愿意搞文艺工作的话，我捉摸着他这一大老远找来，肯定是为了此事。虽然，父母一向来不赞成我以文艺为职业，平时，我也觉得排练节目太累人，也不想以此为专业。但是，在那个读书出来都逃不脱下放农村的年代里，父母对自己的观点似乎有些动摇了，觉得不管怎么样，总比下农村强，更何况是市属单位。父母的一番话，使我也没了自己的主见，心想，车道山前必有路，顺其自然吧。可乔老师在我们家闲聊了一总天，尽听他在聊些无关的事情，只字不见提到正题。然后，在我家吃了一餐饭，道声谢谢就走了。
没过两天，乔老师提了一盒礼物，又来到了我家，说是出差路过，顺便来看看，感谢我父母亲上次对他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他一来二去，说是借出差的机会，到我家不知走过了多少回。
对此，我正在百思不解其意的时候，那个乔老师又来到了我家。只见他在公文包里掏啊掏的，掏了半天，掏出了一个密封的信封交到我手上，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这里有样东西，请你看看。”并说他有点事，要急着要去办，就立马离开了我家。我估计信封内可能是什么通知吧。在乔老师走后，我兴冲冲地三下两下把它拆开了，急着抽出来一看，我傻眼了，这哪是什么通知，原来是乔老师写给我的几页密密麻麻的信。
在信中，乔老师首先谈了他反对我进文艺团体工作的看法，他说他从十几岁参军进部队，由部队文工团转业到地方，没离开过文艺工作。就他多年的耳闻目睹，他认为我这样一个单纯的女孩子不适合进入到那个行业。我看后，不明其意，心想，说我不够格就不够格嘛，我又没哭着闹着非去不可，何必那么转弯抹角，说三道四的。接着，他在信中说了很多赞赏我的话，说自那次汇演见了我之后，就特别喜欢我，很想和我交个朋友。并强调说，没有工作没关系，他能养得起我，绝不会让我下放农村。接着，他又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基本情况。他父母早逝，只有一个哥哥远在北京。他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地区文工团工作，曾担任过乐队总指挥，后来因文工团解散，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现在由他负责文工团的重建工作。
说到谈朋友，我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历来就反对我在文艺圈内找朋友。于是，我就告诉乔老师，在没分配工作之前，我是决不会谈朋友的，并坚定地告诉他：“就算是下农村，我也绝不会靠别人来养活。”他马上接着说他可以等。就这样，他还是三天两头往我家里跑，经常主动抢着帮我家做这、做那，父母又不好赶他走。见他没爹没娘的，我也隐约觉得他可怜巴巴。
在认识的两个月里，我发觉他确实有很多方面的才能，他有一副嘹亮的好嗓子，常在我家里用手风琴自拉自唱。舞台功底也很不错，劈叉、倒立、翻跟斗，以及舞蹈动作，样样做得让人咂舌。他说这些功底都是在部队文工团练就的。我也从他那里学得了一些音乐方面的有关知识。尽管如此，我对他只有崇拜、尊敬，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什么爱。因为，他比我大了十一岁，聊起天来总觉得有点不自在。
就在我们认识了三个多月之后，我被分配到了离娘家不远的一个市属单位工作。这时，在乔老师的百般恳求下，经过几个月的观察，父母竟然意外地应允了我同他建立恋爱关系。
在那个掀起下放高潮的年代，我能被分配个工作，按道理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可是，乔老师不仅没显得高兴、轻松，相反的，却见他紧紧张张，火急火燎地象热锅上的蚂蚁，到我家来得也更频繁了。不仅如此，他很多方面的所言所行，和刚认识时，简直判若两人。无论我走到哪里，他必定跟到哪里，形影不离，把我盯得象贼一样。无论男孩女孩，谁到我家里来，他都会板着猪肝脸，老大不高兴，摆出一副趾高气扬样子，更别谈要他好好招待客人了。背地里，他还象老大一样告诫我，一说要当心男孩子心存不轨，对我起坏心；二说有些女孩子不是什么好的，别把我带坏了，等等。成天价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唠叨着。总之，他希望我谁都不要去交往，谁都不要去搭理。结果，我的好朋好友都被他得罪了。那让人简直不可理喻的心态，失去了他原本在我心目中的尊严，让我在心里给他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我进厂不久，他便多次无事来单位找我，到处跟别人说他是我的男朋友，只差没在广播里宣扬了。来厂工作没一个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谈了朋友。在那个年代，谈恋爱并不象现在这么开明。厂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在一次大会上批评说，有的新同志，刚一进厂就谈恋爱，过不了一两年，就是大小孩带小小孩，还有什么心思搞工作。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从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羞得我无地自容，自觉威信扫地。打那以后，我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恼火，觉得他不懂得善解人意，更不会自尊自爱。
参加工作后不久，县文化馆要从全县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县文艺宣传队，脱产集中到县里排练节目，为期两个月，准备参加市里文艺汇演。我也是被抽调去的一员。他知道后，便极力阻止我去参加，气得我忍无可忍，再也顾不了他的颜面，凶巴巴地指责他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工作上的事！”那是我第一次拉下脸跟他说话。他又哄着说是为我好。
一系列的事情，使我对他一改原来尊重的态度，我没理睬他，毅然来到了县文艺宣传队。我们男女队员共三十多号人，都是全县的文艺骨干，大多数是曾在以前汇演时熟悉的，也有我母校的教音乐的林老师。最让我意想不到的，还有一个曾在初中文艺宣传队的好友，那个常被同学们嬉笑与我并驾齐驱的“男一号”，也被他的单位抽来了县宣传队。
到县里排演还不到十天，乔老师以借故来找林老师为名，又找到县里来了。他虎视眈眈，向宣传队里的男队员投去恶狠狠的眼光，使得我非常难为情，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
一次，我在招待所的卧室里看剧本，听见一个从外面回来的女队员，没头没脑地跟我说：“你的男朋友真厉害，那么多人打他一个，都没打过。”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她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宣传队的男队员们，为了不准他进来打扰我，在大门外和他发生了口角，并互相打了起来。我听了后，如同被人扇了一个大耳光，觉得脸上火辣辣的，难受地哭了起来。那些打架的男队员们，知道我在卧室里伤心地哭，害怕影响到我的工作情绪，挨领导的刮。因为，在县宣传队里，我仍然担任着多项重要的任务。他们都拥进了我的卧室，给我赔礼道歉，安慰我说，这些都不是针对我的，有的甚至还讲些笑话，来哄我开心。
演出结束回到家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坚决反对我们再继续交往下去。母亲说，象这样心胸狭窄的男人，一个女人将只能是他的笼中之鸟，还能指望他带来什么幸福！母亲的提醒也正是我所考虑的。从那以后，我丝毫没有犹豫，快刀斩乱麻，提出了与他一刀两断，并郑重其事地跟他说，请他自重！事后，他流着眼泪对我妈说：“我是太爱她了，才导致到今天这一步。”这样的所谓爱，想起来就后怕，有谁能去忍受！
这件事，由文艺演出而引起，又由文艺演出而结束，真如俗话所说，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每当想起此事，我特别感谢我的友人们，感谢他们那次的一架，无意中为我打开了那把精神枷锁，让我这只快要窒息的笼中之鸟，翱翔在了自由的天空。也许，这就是天意。
人间百态，虽然无奇不有，但是，如同套车、套马一样，妄想套住一个人的爱，那只能是痴人说梦话，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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