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人们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自由轻松。但“劳动”对于我们这些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人们来说，却有着辛酸和血泪的体会。看到奢侈炫富，我们会心痛；想起1958年，我们会流泪。

    那时的艰苦把我们磨练成一个个都是很懂甘苦的孩子。我们家小孩多，家庭经济负担重，我们几个兄妹，自小就学会了穿针引线，放学回家帮祖母缝袜子。祖母开了个“洋袜店”，帮人家加工袜子，我们就帮大人们把摇好的袜子，脚尖那里缝起来。隔壁“万生庄”上供销社有个废品收购站，我们弟兄几个拎上篮子，外出拣破烂，小弟文龙那时才五六岁。完整的牙膏皮3分钱一个，缺损的只值2分，碎玻璃3分钱一斤……

    1958年，东横河拓宽时，千年古镇金童桥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条石铺的小街没有了，小桥流水没有了，小巷、码头没有了。不见了繁华市井，破落的小街淹没在座座小山包似的泥海中。小哥儿们就在那泥山泥海中拣那可以卖钱的废品。每天也能拣个二角、三角的，回来交给祖母。祖母说，把钱攒起来，给你们交学费。五、六岁时，我与哥哥就能帮大人们“看店”、“卖潮烟”。我们家有块水田叫“圩家田”，靠近小河边，是个漏水田，一天隔一天要上水。我与哥哥就帮祖父与父亲踩水车，那时不过七、八岁。有时也请上黄纪坤。他眼睛瞎，但不影响车（踩）水。常听祖父一边踩水一边说：“踏（踩）也踏，踏到头发白”。当时祖父种六、七亩地，很不容易。碰到夏收和秋收，为了多拣几个麦穗和稻穗，我们会半天不直腰。有时拣麦穗一直拣到于里顾家村。为了帮大人们多挣几个工分，我们会很早起床，为生产队里“撒猪灰”、“撒河泥”。我常到后面的小河里捕鱼捉虾。

    那时，农民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县里每月下来放一场露天电影。海报一出来，小孩们会激动几天。那时，当家的祖母是不会给我们一分钱去买电影票的。要看电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早点吃晚饭，去躲在电影场旁边的人家。另一种办法是“看看放汤电影”。所谓放汤电影，就是等电影放了一段时间后，让外面的人进去。有时看门的人心情不好，不放汤，孩子们只能在外面等着。我带着两个弟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景。看着两个年幼弟弟徘徊在电影场外，或者挤在门缝边看“隔壁电影”，少小的我心里也会阵阵颤抖和不忍，我暗暗想，等我长大了，赚了钱，一定让弟弟们看上每一场电影。我生活低调，可能与家里的清贫生活密切相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甚为困苦。记得五九初吃饭还是集体食堂，只不过已不是“鼓足干劲生产、畅开肚皮吃饭”，而是定量供应。

    我们全家八、九口人，中午大食堂打回的粥是十二两（十六制）。粥没打回家，我祖母已烧好一锅开水。把开水掺到粥里去，这样我们可以多喝上一碗。再后来，食堂停办了，全年240斤的“生命钱”。我们正逢长身体的时候，肚子整天咕咕叫。怎么办？！把喂猪的糠烙饼吃。细的糠吃完了，再把笼糠放在石臼甾里捣捣碎再吃。地里的野菜，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我们都尝过。有一次我与堂妹桂英看到桌子上有半碗小麦，里面还有些白的粉。饥不择食我们，把麦在石臼里捣碎后做饼吃。下午我叔叔从地里回来，看到我们眼睛肿，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当听说我们把那半碗麦吃了，他又是气又是急。说那是拌了“六六粉”农药的麦种，吃了要死人的，好在马克思不收我们，一夜竟没事。我祖父不知什么时候从厢房旮旯里找到一块巴掌大的豆饼，里面有一半已被虫子蛀空了。老人家如获至宝，在锅里煮了分给我们吃，又苦又硬实在难以下口。

    我的祖母就是五九那一年去世的。年轻时积劳成疾，晚年又紧衣缩食，死时才六十七岁。临终前交待我父母，死后将她葬在后面的野场上，让他每天能看到家里的后门。二、三年后我的祖父也去世了。他一生劳作，晚年为生产队养猪喂牛。两位老人实际上都死于饥荒。

    那一年，大哥考进了南菁中学，户口进了城里，定粮二十八斤。“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在学校，他把每餐饭盒里那薄薄的一层米饭吃掉一半，还有一半放在叔叔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白帆布袋里，到周六带回家给我的祖父祖母，母亲和婶婶吃。那一天周六晚上，他从学校回到家里，推开后门，听到的不再是祖母的问候声，而是烛光摇曳下祖母的灵棺……。几十年光阴倏逝，祖父辈、父亲辈两代人都相继走了。生活再富足，也没有办法报答他们了。

    在那灾难深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金童桥在痛苦呻吟：东街的徐永彦，饿死在白屈港边废弃的烟冲里；隔壁的“称菜老四”，因无钱无粮及时下葬，死后鼻子都被老鼠咬掉了；还是那个“大开”“小开”家，吃的是村民们的红花草、烧的是野地里的棺材板，连捕到的老鼠，也杀了吃……

    生活在风和日丽下的人们啊，可不能忘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