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百姓的话：
支持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中国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权主义道路了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2013年2月22日在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呼吁：中国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权主义道路，这是难得的真知灼见。中国发展，中国继续改革向什么方向走，这在当前中国，并不是不存在的严重问题，执政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它的实质究竟应该是什么，认识并非完全一致。2月19日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发表了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以及担忧和期望，归结到根本，他希望中国不要走自由民主的道路，要走新加坡式的威权主义道路。
李光耀以及新加坡著名的学者、作家郑永年，可说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好朋友，诤友，他们发表过很多对中国很有见解的看法和建议，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坚定地站在新加坡式威权主义的立场上，宣扬东方儒家实现现代化而兴盛的经验。李光耀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也不要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他说：“中国若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会崩溃”。《澳大利亚人报》认为，这是李光耀警惕崛起的中国，其实不完全是，李光耀实际是在向中国政府和执政党领导人，递点子，中国不能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只能走维权主义的道路，即东方专制的现代化道路。所谓“东方专制”，是中国及中国一些亚洲国家，受中国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它的现代化，只是在当代使封建的专制政治体制，使儒家的思想，适应经济的现代化而已，它与人民民主的思潮和大趋势是不一致的。人们从李光耀、包括郑永年的言论和文章中，很难听到和见到他们论述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幸福；他们重视民生，但是把人民的民生、幸福纳入到东方专制的体制之中，并不彰显以人为本的思想，把人民的民生，包括一定的自由、民主作为东方专制的威权主义的派生物。
“以人为本”，中国春秋战国时，政治家管仲就提出过，以后纳入了儒家的“民为本”思想，但这个“民为本”，并不主张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它是儒家主张的封建等级社会秩序中有着进步意义的附属部分，是在封建主义的框架之内，从属于东方专制的强权主义和现代威权主义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并没有或者没有真正的主人翁地位，人民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以后，成为新时代需求的语汇，尽管自由、民主的思想来源于人类的遥远，有人类的文明史，就有了记载。人类追求自由、民主，这是人类的本性，实现人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人类自由、民主和幸福，成为公开，正义凛然的需求，还是近几百年的事，在东方专制体制的中国，历史还要短些。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可说是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才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百多年的奋斗，难道不是为了争取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吗？
现代威权主义，从实质讲，不是人民民主的，虽然它比强权主义进步。现代威权主义不过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和变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院教授尹保云在2012年《炎黄春秋》第五期发表的《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他对极权主义的解释说：“极权主义的特点是：高度技术理性的统治权不受限制地被领导人操纵，鼓动社会革命，热衷社会动员和控制，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单一的意识形态统治等等”。他认为现实例子如斯大林苏联和二战时期的德国与意大利，其实毛泽东时代“文革”中的中国也是。他对威权主义的解释是：“威权主义则是另一种政体，它的专制程度远比极权主义温和，政治结构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具有不充分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理念混合，不搞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等等”，他举了新加坡、韩国、台湾的例子，其实现在的中国也是。我认为他对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解释内容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威权主义不是另一种政体，它是封建专制的极权主义的进步，演变和变异，而在根本思想上还保留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他还引用美国亨廷顿在二十世纪后期对威权主义的解释定义：“指称所有不民主的体制，不民主政权的类型是：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政权”，尹教授认为，这是不严肃的定义，把理论搞乱了，把现实的问题简单化了，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威权主义绝不是人民民主主义。
新加坡、韩国、台湾，的确是威权主义发展了经济，促进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威权主义绝不具有人民民主主义的生命力。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素质（主要是人民民主主义的素质）的提高，威权主义的魅力和作用是在消退的，至少在韩国和台湾，人民的民主在发展，坚持威权主义已经开始阻碍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别要看到威权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管理理性化的发展，因为它没有根本的保证，这就是一切要依靠人民民主的宪政，而不是威权。威权政治是和“人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法制的人民民主体制，才是国家、社会、人民需要的。不管是什么威权主义，包括所谓现代化的威权主义走向极权主义如一纸之隔，由威权主义走向人民民主义，则要新的思维，创造性的思维，不顾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这个过程要痛苦得多，困难得多。
21世纪的中国，无须由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发展到威权主义，按尹教授的定义，现代中国已经是威权主义的。现在执政党提出了“以人为本”，“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这不只是在理念上肯定了人民民主的普世价值，而且在实践上肯定了人民民主的新思维，基本上举起了“以人为本”、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以以人为本，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为内容，为路线、为目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党的领导，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实现这个内容、路线、目的的手段。中国目前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把以人为本、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目的充实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去，而不是还发展到什么威权主义。新的思维已经它有了，问题是能不能彻底摆脱毛泽东极权主义的影响，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和威权主义等同起来。中国已经形成了的既得利益集团，需要威权主义，现代化的威权主义，这样既可以垄断权力，又可以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李光耀说，中国若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必然要崩溃，真正的意思是中国只有走威权主义的道路才不致崩溃。恰恰相反，中国不能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继续走威权主义的道路，是必然要崩溃的，这是迟早的事。威权主义是封建专制极权主义的进步变异，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最终的人民民主社会的一种过渡，它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中国崛起的战略，的确应该创造一个繁荣强大的未来，这需要新的思维、新的主义，汇入人民民主的大潮流，大趋势之中。坚持旧思维，旧的威权主义，必然走向历史的反面。使中国人民百多年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再次受到严重的挫折，中华复兴之梦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我支持吴敬琏教授的观点：中国不能再走新加坡式的威权主义道路。
2013年2月28日
关正伦 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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