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身为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国民党看守班班长，曾经是“行动组”（行刑队）成员，他的双手曾经掐着小萝卜头的脖子，要置小萝卜头于死地；他曾经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行动；他还曾两次婉拒上司关于杀害爱国将领的命令。危急时刻，他早于刽子手特务5分钟打开牢门，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罗广斌等19位义士，使他们免遭屠戮；后来，罗广斌与四川大学教授杨益言合作，依据白公馆和渣滓洞义士们的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再后来，歌剧、舞剧、电视剧、评书、展览以及依据《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等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红岩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并将永远影响着我们的后代们。
但他个人的生活并不幸运:“文革”开始，他“祸从口出”，，成了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大特务”，被关进监狱，判处20年有期徒刑；造反派让他承认那19位义士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他“固执己见”：是我把他们放出来的，他们不是特务。后来，他被减刑释放。获得自由后他又四处活动，要求平反，1982年平反后又遭遇意外……。
2006年，他的经历经漯河日报披露后，他成了新闻人物，国内多家媒体对他进行采访。杨虎城的孙子杨瀚专程到他的家中看望他。
2006年11月28日凌晨，在历史上“11.27”大屠杀的同一时刻，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直到去世，他也一直是漯河市农村的一位普通农民，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
他叫杨钦典（依据历史档案，户籍名叫杨轻典）。
附：照片顺序说明
1，白公馆外景
2，1997年11月，笔者在杨钦典家中采访。
3，2004年11月27日夜，“11.27”大屠杀55周年纪念日，厉华和小学生一起祭奠烈士。
4，2004年11月27日，杨钦典与原渣滓洞看守黄茂才在一起。
5，重庆电视台记者（右边两位）在杨钦典家中采访。左一为笔者，左二为杨钦典的大孙子杨建华，中为杨钦典。
6，2004年11月27日，杨钦典在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厉华办公室接受厉华的采访。
7，2004年11月27日，杨钦典和当年的脱险志士郭德贤在一起。
8，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馆在漯河展览，作者（左一）与杨钦典（中）等同志在参观前合影。
9，作者、杨钦典、杨钦典孙子杨庆华在歌乐山烈士陵园。
10，笔者与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左）在北京。
       
                 

                  打  开  牢  门
                              —— 杨 钦 典 传 奇  
                                     有只羊

楔子
“杨钦典，信。”
正在执勤的杨钦典听到喊声，忙跑到门口。“河南郾城。”杨钦典看到信封上的四个字知道是老家的信，高兴得直想跳。
“我夫钦典：
见字如面。经年没有写信，不知道你现在情况怎样。为妇十分挂念。望见字后速回信告知。
家里边生活是越来越没有个谱。今天是国民党去，明天是共产党来，整天象拉锯似的。听人说，国民党快指望不住了。整天收税，不管百姓死活，没有人说他们好话。共产党给百姓办事，百姓们都拥护，共产党当家管理国家是早晚的事。
现在正是青黄不接，家里人是咬着牙过日子。儿子存良已经十三岁，快长成大人了。我们母子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儿子也天天盼望能早一天见到父亲。
我夫钦典：你在国民党的部队干事，如果国民党完了，你怎么办？他们干那么多坏事，共产党肯定饶不了他们。记住，咱是庄稼人出身，当兵不自由，在部队干不了好事也千万别干坏事。干啥事要先想想，要对得起良心，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咱不求升官发财，只要不干亏心事，能睡得着觉，只要有个好身体，回来种地照样能养活自己。
我们母子盼咱家早日团圆。
妻温氏字。
                            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初七
杨钦典看着家信，眼泪不由得簌簌地掉了下来。时为1948年。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杨钦典回想一晃而过的时光，他仿佛觉得是在梦中。
杨钦典1918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西周村，排行老大。1938年，已经结婚的杨钦典抱着当兵吃饭的态度穿上军装。先是在西平县应征国民党骑兵，后进入胡宗南的部队。当时，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在河南招收一个连的新兵，杨钦典是其中之一。杨钦典穿上军装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杨存良还没有满月。“当兵扛枪，肚里不慌。”那年月，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杨钦典穿上军装后，先到西安，又转至四川，被分配到特务连，归交警总队特务队，任务是负责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家庭生活以及人身安全，杨钦典被任命为班长。1945年秋，成立三年多的中美合作所解散，出于安全考虑，国民党将各处关押的各种所谓的“犯人”开始进行集中管理，将位于贵州省的息峰监狱撤销。用于关押国民党异己分子、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共产党的歌乐山集中营需要扩大规模，充实看守人员，杨钦典被派到属于集中营的白公馆任看守班班长，负责对关押在白公馆的政治犯的羁押安全。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共和谈失败，内战开始，国民党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白公馆内，民革、民盟成员，国民党爱国将领，犯重大错误的国民党兵以及地下共产党等所谓的重要“政治犯”都被集中到了这里。
白公馆原来是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别墅，地处歌乐山山腰。1943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联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将歌乐山方圆四平方公里作为活动场所，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集中营，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人员最多，施刑也最重。到了这里，除非叛变投降，基本上别想活着出去，因此，白公馆和渣滓洞被称为“两口活棺材”。中美合作所所在的区域内，除了征集的10余处房屋，包括白公馆和渣滓洞，又先后修建房屋800多间。俨然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这里别说外人，即使执勤的特务也有固定的岗位，超越岗位，从此处到彼处，必须换发证件，从外围到渣滓洞和白公馆即是如此。他们甚至有自己单独发行的钞票！林立的岗哨、密布的铁丝网无不向外界显示出它的阴森和恐怖。重庆国立六中的四位学生因为走错了山路，误入这一神秘区域，特务们害怕他们出去后向外界泄漏他们看到的里边的情况，结果将他们长期关押起来，最后他们集体死于“11.27”大屠杀。
白公馆被国民党征用后，先是改作特别看守所，四周架设起电网，修筑起炮楼，住室改为牢房，储藏室改为地牢，防空洞改为刑讯室。后来这里又改为美军招待所。1945年秋，中美合作所解散，重新开始关押政治犯，成为军统在中美合作所中历史最长的集中营。违规违纪的军统人员、抗日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国民党复兴社成员等不同类型的“政治犯”被关押在这里，最多时达到200人。国民党抗日爱国人士廖承志、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爱国人士周均时、《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宋绮云、《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等都曾在此关押过。同时，大汉奸周佛海也在这里关押过。
 1949年元月，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奠定了国民党灭亡的基础，蒋介石将退路安排到四川重庆，做最后一搏。一批久抓不放的“政治犯”成为他们的累赘，于是，开始分批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执行（即枪毙）。
杨钦典为混口饭吃出家当兵，但日常所见与他的所思所想越来越远，特别是没有来由的“执行”，让他感到死亡随时都在威胁着每一个“政治犯”，恐惧和不安也随时伴随着每一个看守人员。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妻子和儿子。因为与父母分门另住，自己又远离家乡，妻子和儿子两人相依为命，生活的艰难让他无法想象。身为男人却不能给家里一些帮助，杨钦典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
“杨钦典，上哨。”“是。”一声命令，杨钦典擦擦眼泪，背上枪，走了出去。
                         一
时光飞驶。转眼又是一年。
1949年10月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二楼关押罗广斌的牢房门口，罗广斌偷偷地对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了！”杨钦典一惊：我也是才听说这一消息，外边的消息对白公馆特别是政治犯们是严格保密的。他怎么知道的？杨钦典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又怕给自己和罗广斌带来麻烦，小声说：“别乱说！我不知道。”
杨钦典的确不知道。他不知道罗广斌的消息是从被关押的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那里得来的，更不知道罗广斌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重庆解放的准备。“老杨，听我一句。国民党要完蛋了，别跟着他们瞎跑，别给他们卖命了。也给自己想想，为自己留条后路。”等到杨钦典再一次来到罗广斌的牢门前，罗广斌告诫杨钦典。
罗广斌的话让他想起前几天妻子的来信。信中除了介绍家里已经获得解放，分了地，但是没有劳动力，希望他早一点回家外，就是劝他别给国民党卖命。信中还说，当兵吃粮，种地也吃粮。当兵得服人管，不自由也太危险，不如找机会回来，省得家里人老惦记。
罗广斌的话客观上起到了加速杨钦典思想觉悟进程的作用。他犹豫了一下，没有说话。等到楼下转了一圈，重又回到罗广斌牢房门口，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也听黄军长说过。”
他说的“黄军长”就是黄显声。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不止一次劝杨钦典，象对待自己的部下又象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要树立自己的世界观。要爱国。别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政治犯”不是坏人，不能对他们施暴。后来，杨钦典不杀黄显声，很显然，黄将军的教育起了作用。
“你难道忘了今天下午你杀害黄将军后回来说的话了吗？”罗广斌有些气愤。
罗广斌的这句话让惊魂未定的杨钦典又激灵了一下。
刚刚过去几个小时的事情，杨钦典怎么能忘得了呢。
黄显声将军正义凛然的大无畏气概和为国家舍生取义的精神让杨钦典感佩不已。仅仅因为抗日救国和同情共产党就落得个深陷囹圄也让杨钦典愤愤不平。自从认识黄将军，他就对黄将军有种莫名的好感。黄将军的知书识理和平民情结也让杨钦典觉得这样的将军容易接近，说话投机。
在经过多日的观察后，有一日，杨钦典终于鼓起勇气走到黄将军的面前。他要救将军于水火。
“黄将军，我知道你被关在这里是冤枉的。你如果想出去，等我带班的时候，我找一张通行证，带你出去。到时候咱们两个都跑掉。”
“我没有罪。我不能不明不白地跑掉。要走也要堂堂正正地走出去。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也别动这样的心思。”
在黄显声将军看来，他的部下武装劫狱的计划他都不同意，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他更不会去做。他相信周养浩给他说过的话：蒋委员长不会杀他，不但不会杀他，等到他的冤案获得昭雪，蒋委员长甚至还会亲自对他安抚。
1949年元月，决定国民党败局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迫于社会压力，发布《元旦文告》后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张群受蒋介石之命任西南军政长官，坐镇重庆，以控局势。尽管如此，蒋介石仍不放心，在1949年一年内，数次飞抵重庆，安排大撤退、大破坏、大屠杀、大潜伏的“四大”计划。他的目的很明确：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最后一座堡垒，能扛就扛，扛不住也要把它变成一座废城、鬼城，不能给共产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把和他们作对的人统统除掉，还要做好重新杀回来的必要准备。
按照国民党原来的屠杀计划，1949年11月中旬，毛人凤赶赴重庆，指挥国民党逃离重庆后的相关善后事宜，其中包括对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囚犯进行“执行”。
负责解放西南的刘邓大军自11月1日开始行动，到11月26日，已经开始自酉阳、彭水、黔江进攻重庆。重庆市内，到处可以听见人民解放军进攻的大炮声。
当然，黄将军不可能知道这些，“11.27”下午，按照计划，杨钦典奉命与特务杨进兴一起秘裁黄将军。在行刑时，他没有开枪。罪恶的子弹是从杨进兴的手枪里发射出去的。事后他无法相信这样的好人也会被杀害，而且是他曾经动过心思要营救的人就死在了自己的面前，行刑的过程还有自己亲自参与。回到白公馆，他两眼含泪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广斌，说“我让他走他不听，结果成了这个样子。”

                         二
1949年11月27日，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特殊的一天。请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实施了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黄显声将军成为第一批殉难者。杨钦典也在这关键时刻，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政治转折。这一天，数以百计的仁人志士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新中国成立了，但他们没有看到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距离重庆解放也只有三天了，但他们没有机会迎接山城的解放。为了理想和正义，他们永远长眠在了歌乐山下，松柏丛中。
27日上午，特务徐远举召集特务骨干雷天元、龙学渊、熊祥部署屠杀行动，并且提出五项原则。其中两项一是将二处（国民党情报处）寄押在白公馆的革命志士统一转移到渣滓洞一并解决。二是屠杀后焚尸灭迹，搞好内外警戒。下午3时，特务雷天元、龙学渊召集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和特务杨进兴、谢旭东、李磊、徐贵林等，商量具体屠杀办法。最后决定以“转移”、“谈话”等为借口分批将人从牢房里提出来，以枪杀、刀刺等方式，在松林坡、步云桥（一个小时后，黄显声将军在此遇害）集中处理。
下午4时，屠杀开始了。特务们从白公馆押解出国民党将领黄显声、副官李英毅，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以及孩子王幼华、王小华，共产党员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民革成员王白与、黎又霖，新四军战士文泽，还有因为误入中美合作所区域被监禁的冯鸿珊等四位学生，将他们分批枪杀于不同的地点。
特务们“执行”完一批，马上将烈士的遗物洗劫一空。有的拿到街上变卖，有的穿戴到自己身上。黄显声将军生前佩戴的游泳手表被特务杨进兴捋去。重庆解放后，曾经当过戴笠贴身警卫和侍从副官的杨进兴潜伏起来，成为一个“贫农”。1955年6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追查国民党残匪小组”成员抓到他时，他拒不承认其特务身份。当问到“黄显声将军的游泳手表”时，杨进兴顿时瘫了。
分批屠杀从下午4时一直持续到晚上，白公馆内先后有27人被害。罗广斌在解放后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
“27日下午四时，黄显声将军、李英毅首先被害。枪声一响，我们便知道是‘开始’了。晚餐后开始提人，先是我们二室的刘国鋕、谭谟、丁地平，然后四室许晓轩、谭沈明全部，和单独住的周从化、黎又霖……。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握手说：‘安心些，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去了。事实上，在长期牢狱教育中，每个人变得很冷静而且倔强。临死，不管是否党员，都一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而且狱内狱外，《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在枪声中一直不停，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坚贞……。”
这一过程给杨钦典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刘国鋕的大义凛然和从容不迫。
刘国鋕出身富豪家庭，排行老幺，在家里备受宠爱。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开始追求共产党的革命真理。1948年4月被叛徒出卖，特务头子徐远举多次对其威胁利诱，他不为所动。刘的家人多次营救也没有结果。迫于刘家在四川的权势，最后，徐远举答应刘家：只要刘国鋕写份悔过书，即使不宣布退党也可以放人。但刘答：我爱国抗日没有错，写什么悔过书！断然拒绝。
下午，当特务到他所在的牢房提他时，他正在地板上写诗。特务催他，他知道是要“执行”了，大声对特务说：吼什么！等老子写完诗后，再跟你们走。特务们不容分说，将他架出了牢房。出了牢房，他大声吟诵来不及写完的诗：
同志们
听吧
象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到了晚上，屠杀告一段落。特务们开始吃饭、休整，议论谁得到的“战利品”多，谁的“战利品”最值钱。
这时，西南区副主任周养浩来电话，要求关押在白公馆的人犯除了罗广斌随二处去台湾，其余全部“执行”。任务由杨进兴负责。晚上11时，雷天元突然接到徐远举的电话，要求在次日天亮前必须全部完成“执行”任务。
白公馆的人犯有二处关押的，有保密局关押的，还有民革成员。他们虽被关押在一起，但因为“罪行”不一样，分管部门不一样，各自互不干涉。二处的人犯本来应该由特务雷天元负责，但这时候雷天元被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喊去帮忙屠杀那里的囚犯，来不到白公馆，便让杨进兴代为“执行”。杨进兴下午已经执行过几批人犯，不知是由于太累还是怕自己积累罪恶太多，便要求管理员去“执行”。管理员本来对专横跋扈的二处人有意见，加之罗广斌他们平时对管理员的说服教育和整个战争形势的逆转，管理员对杨进兴的安排很不满意：“那是他们二处的人，我们不管。”
杨进兴看自己的命令不大有效，渣滓洞那边关押人犯多，执行任务重，电话又一直在催促，请求支援，自己的退路还没有着落，只得把对白公馆在押人犯继续“执行”的工作往后放，让杨钦典把剩下的人员都集中到楼下第二牢房，等把渣滓洞那边的人犯“执行”完毕，回过头来再解决这里的问题。
除了杨钦典，白公馆的特务只剩下杨进兴一人。杨进兴看有了机会，对杨钦典说一声“我出去看看情况”，脚底抹油，就再没有了音信。
此时的杨进兴已经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出了白公馆的门一直向后山跑去。翻过歌乐山顶，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和等车的特务。杨进兴混在人群中焦急地等待着接应的车子。
                      三
这时候，白公馆内还剩下19位待“执行”的志士。
从下午4时黄显声将军首批被带走，他们都知道，等待已久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相互安慰着，交待着。
从日常特务们的举止言行，种种迹象证实，在白公馆的19位志士，除了罗广斌，没有谁能够活下去。即使活着的罗广斌，也是作为人质被留下来。他们要他当国民党司令的哥哥罗广文与共产党以死相拼，否则，随时结束罗广斌的性命。
大家都在做最后最坏的打算。
郭德贤将自己的儿子郭小可、女儿郭小波的衣服都脱掉，安抚他们睡下，又在他们每个炕头上放两块糖，写了两个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经历，用小盒子装好，放到小波的衣袋里。她想：等她被特务拉出去屠杀了，儿子睡醒了，看见炕头上的糖，会出去找妈妈。这时候也许会被哪个好心的山民收留下来。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周居正带着小波逃出白公馆，当特务的机枪打来时，周居正一跤跌倒，小波被摔了出去。周居正爬起来，到处摸不到孩子，又不敢叫喊，小波也没有了声音。等小波醒过来，天已经大亮。一队国民党士兵经过，她向他们招了招手，他们把她拉了上去。小波太小，没有穿囚服。国民党兵以为她是当地农民的孩子，让她坐汽车到市区，把她放到了市中心解放碑的地方。临近的一个水果摊摊主王素珍看她孤身一人，就把她领回了自己的家。重庆解放后，党组织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在《大公报》上做广告，王素珍看到广告后，知道了小波的身世，把小波送到了重庆市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
江载黎，一位在白公馆关押刚好100天的民革成员，当晚不愿意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意欲自杀。晚上，他喝了酒昏睡过去。等他醒来已是午夜2点钟，看到大家都在往外跑，求生的本能促使他跟着跑了出来。
毛晓初要处理的后事是在出了白公馆后。他托付罗广斌：“如果你出去了，给我家里带个信，叫我妈不要伤心，叫我老婆自处（自谋生路）。”
郑业瑞也走到罗广斌跟前，给他说了家里住的地方，要他出去后一定去家里一趟，代替他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
罗广斌看大家的情绪比较低落，又都对他的出路抱有幻想，有些气急，说：“我即使有条件出去也不会一个人出去。要死大家一起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走过。渣滓洞方面不时传来刺耳的枪声。白公馆的囚犯除了郭德贤母子三人还在楼上，其余的都已经被集中到了楼下第二囚室。他们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杨钦典看杨进兴跑了，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自当兵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总是无职无权，受人欺负，不愿干的事干不完，想干的事干不了。到了关键时刻，当官的跑了，留下自己当替罪羊。杨钦典越想越气，看看周围没有人，调头出门，也向歌乐山上跑去。
杨钦典翻过歌乐山顶，来到杨进兴到过的地方，也想坐车进城，乘乱的机会开小差，但哪里还有车子的影子！
首鼠两端间，杨钦典见到了同样慌乱无主见的白公馆的杂役李育生（原为司机，后来因为偷抢军统的军需物资被判刑三年，刑满释放后在白公馆作杂役）。李育生问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李育生脑筋一转有了主意：“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活路，不如回去把关在白公馆的人放了，等共产党打进城得了天下，我们有将功折罪的实际行动，说不定还是一条活路。”
杨钦典想了想，当下时机，除此计策，也别无他途，同意了李育生的提议。
杨钦典、李育生回到白公馆，正要开锁放人，迎面碰到在院子里游荡的叛徒白佑生。
白佑生十年前被捕叛变，但叛变后并没有受到特务的重用，他又没有地方可去，就留在了白公馆，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白的出现给杨钦典开锁放人决心的下定凭添了变数。
象白佑生这种人，既然能当共产党的叛徒，只要有利可图或者时机成熟，他也极有可能成为另外一副嘴脸。
杨钦典估计白佑生已经看到了什么，手拿木棒来到白佑生面前：“你只要把今天的事说出去，我砸死你。”
白佑生大概也看出了杨钦典要做什么事情，更知道眼前自己所处的处境，看着眼前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的杨班长，急忙表态：“我绝对不会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会说。”
杨钦典进一步权衡，量白佑生也不会甚至已经没有了机会再当叛徒，就又一次来到牢房门口。
但他还有顾虑：即使白佑生不说，他放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日后自己活命，不知道罗广斌他们会怎样对待自己。
罗广斌看到杨钦典，急忙叫住他：“杨班长，赶紧给大家想想法子让我们出去。你忘了陈然牺牲那天你给我说的话了？”
陈然，河北人，中共党员，负责共产党进步报纸《挺进报》的印刷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关在白公馆。因为都是北方人，杨钦典对他各外照顾，加之陈然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杨钦典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陈然受刑后，他主动到他的牢房去慰问安慰，在延长放风时间等方面力所能及地给“政治犯”们提供方便。陈然牺牲那天，一路慷慨陈词，高呼共产党万岁。行刑时，他大骂刽子手：“有种的从正面向我开枪。”刽子手最终也没有敢从正面开枪，几个刽子手上去，强行把他扭过身，从背后开了枪。
解放后罗广斌回忆起这段往事说：“陈然牺牲后，杨钦典非常难过，含着眼泪对我说‘小罗，徐远举再问你，你不要太硬了。要是能出去，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母亲和妹妹。”
“你不放我们出去，我们怎么照顾陈然的母亲和妹妹？你把我们都放出去，解放后，我们都可以为你作证。”
“你也是有家室的人。你也有妻儿老小。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你也看到了。他们无恶不作，自绝于人民，早已经失去了民心。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我们知道，虽说你和他们都穿着国民党的服装，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没有多少罪恶，相反，还给我们办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你刚才给我们说其他的人都被杨进兴带到渣滓洞去那里‘执行’了。执行完那里的囚犯后回来就会对我们下毒手。你还对杨进兴和其他警卫说，‘共军已经进城了。’有意造成他们的恐慌心理。这些我们都看到了，也知道你的良苦用心。”
杨钦典想起下午“执行”黄显声将军的情形，心里话：“幸亏我没有开枪，否则，就欠下了一笔血债。他们早晚也不会放过我。”
按照特务陆景清的要求，自27日下午开始，由杨进兴负责，分七批对白公馆关押的人犯进行执行。第一批是黄显声将军，由杨进兴负责，杨钦典具体执行。
黄显声，辽宁人，曾任张学良卫队旅旅长，官至东北义勇军总司令，也有人比如杨钦典习惯上还叫他黄军长或者黄将军。黄将军受张学良的影响，因主张爱国抗日、给延安秘密送军火于1938年被逮捕。被捕后，黄显声将军先是被囚禁于贵阳息峰监狱，息峰监狱撤销后被转到白公馆。在白公馆里，因为他地位显赫，一般的特务对他奈何不得，允许他读书看报。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给牢房里的同志传递信息、开导看守人员。他的手下以及地下共产党数次策划将其营救出去，均没有结果。一次，他的手下甚至已经做好了将其劫持出狱的准备，但他坚持：我是抗日爱国才入狱的。我没有错。出去也要堂堂正正地出去。谢绝了手下的好意。在狱中，他教小萝卜头（宋振中，《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宋绮云之子）认字，学俄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7日，他在狱中第一个得到这一消息，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罗广斌，并告诉了他国旗国歌内容。与罗广斌同牢房的同志马上将这一消息传遍整个白公馆。罗广斌拆掉自己的红绸子被面，按照想象中五星红旗的式样，和大家一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做了一面五星红旗……。
下午两点钟，杨进兴、杨钦典奉命将黄显声将军从牢房里提出。已经料到后果的黄显声将日历翻到11月27这一天，从容地戴上礼帽，整了整衣服。这时，同住楼上的郭小波和郭小可跑过来，向黄伯伯要糖吃。平时，黄显声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总是在外边买些糖果给他们吃。面对身后的刽子手和不可能再给孩子们糖果吃的尴尬，黄显声无法将残酷的现实告诉天真可爱的孩子，他用手拉了拉礼帽，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意思是：我的这个玩意儿都保不住了，黄伯伯无法满足你们的愿望了。
出了大门，黄显声沿着小路一步步走向步云桥，朝着杨家山走去。黄显声将军仍然是一副军人的派头，昂着头走在前边。距离步云桥越来越近了。杨钦典知道，那是事先定好的执行地。执行的人和被执行的人的步子都慢了下来。杨钦典手持手枪，杨进兴给他递眼色，示意他可以动手了。杨钦典看了看杨进兴，装着不理解他的意思，提着枪继续往前走。杨进兴不便明说，又害怕走在前边的黄将军发现，气急败坏地伸手从杨钦典手中夺过手枪举了起来。“砰砰”两声。中弹后的黄将军扭过头来，对刽子手的这种卑劣行径很是厌恶，骂了句“混帐东西”，倒了下去。
杀害黄将军的手枪最终没有在杨钦典的手中打响。
1998年5月17日上午，笔者与杨钦典老人一起参观在河南漯河市文化宫举办的《红岩魂》图片展览。面对一幅幅有关白公馆以及当时人物的照片，杨钦典给我们当起了讲解员。这让讲解员阳燕很是吃惊。当看到黄显声将军遇难的现场照片时，笔者注意到，杨钦典不自主地后退了半步，脸上露出少有的表情。那是一种惊怵和不安的表情。当时，笔者寻思，一定是黄将军的尸体勾起了杨老先生记忆深处的一段回忆。
“当时我也吓愣怔了。黄军长是国民党的将领，人又和善，怎么就给打死了呢。军长都给打死了，谁还领兵打仗？”后来有一次，笔者见到杨钦典，谈到黄将军遇害一事，杨老先生仍然心存不平。
                       四 
“你还年轻，又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指杨进兴、徐远举等特务）可以座飞机跑到台湾，你能坐飞机到台湾去吗？”罗广斌看杨钦典思想上开始了斗争，继续开导他。
杨钦典苦笑一下，“我哪里也去不了。”
是的，他哪里也去不了。国民党不会在溃逃时带一个没有用的大兵，而且还是“政治”不可靠，“工作”不积极，甚至有点消极懈怠的大兵。
在杨钦典的灵魂深处，黄将军的遇害让他的灵魂受到煎熬，但还有比这件事更让他彻夜难眠的。
杨钦典又想起了更为恐怖的一幕。
那是对杨虎城将军的暗杀。
杨虎城将军出生于陕西蒲城，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国民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极力抗日，并于1936年联合张学良兵谏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之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让杨虎城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名义外出美国考察，回国后不予使用，并予囚禁。杨虎城的妻子谢葆贞郁闷成疾，郁郁而终。1949年元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为总统。迫于国际国内压力，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李有职无权，命令无法落实，杨虎城被从重庆秘密转移到贵州，身心仍未获得自由。
1949年8月27日，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准备对杨虎城执行。他和徐远举、周养浩商议后决定“密裁”，偷偷解决的意思。具体方案是除了枪支以外，用刀子或者斧子，夜间出其不意下手，避免产生动静引起外边注意。任务具体落实到白公馆。白公馆负责人陆景清叫来杨进兴、安文芳和杨钦典。交待过具体任务和执行所用工具，周养浩问杨钦典：“你能参加执行不能？”杨钦典战战兢兢：“我没有经验。”又问安文芳。安文芳也说：“我也没有经验。”考虑到事关重大，行动人员必须“经验丰富，政治可靠”，周养浩最后说：“你们没有经验，也不勉强。我另外想办法，你们协助。”
周养浩又通过杨进兴找来特务王少山和熊祥。熊祥表示：用刀有把握。
9月6日，特务们将杨虎城将军从贵州息峰监狱以毛仁凤要见他为由骗到重庆。晚上11点多，在集中营戴公祠，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刚到房内，早已埋伏在里边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四人一拥而上，手持利刃向杨将军身后的杨拯中刺去。杨拯中惊叫一声“爸”，即刻倒下。杨将军听到喊声猛一回头，刽子手的利刃已经刺向了他的胸膛。随后，《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宋绮云以及宋的妻子徐林侠也被杀害。
戴公祠，戴笠在歌乐山半山腰为蒋介石修建的别墅，除了别墅，还有警卫室等配套设施。戴笠死后，国民党集中营把他作为纪念戴笠的地方，取名戴公祠。
至于毛人凤为什么专门将杨将军从贵州息峰监狱拉到戴公祠杀害，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常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歌乐山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刘和平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从贵州息峰监狱到歌乐山，路途遥远，道路崎岖，山高林密，如果要杀害杨将军，一路上到处都是机会，随便在哪个地方将其杀了，尸体埋掉或者直接扔到山沟里，都不会有人知道。即使有人知道，深山丛林里边也难以确定尸体的身份。毛人凤当时把他拉到戴公祠杀害，是不是要拿杨将军的鲜血祭奠戴笠也说不定。
在这次整个杀害杨虎城将军等人的行动中，杨钦典和安文芳分别负责解决宋绮云的儿子宋振中和杨将军的女儿杨拯国。安文芳双手将杨拯国活活卡死。杨钦典的双手也卡住宋振中的脖子。宋振中苦苦地挣扎，杨钦典的双手在逐渐用力。这时候，杨进兴赶过来，对着奄奄一息的宋振中话到手到：“还是让我送他上西天吧。”匕首直接捅进了宋振中的胸膛。
一方是年轻力壮的职业军人，一方是身单力薄的孩子。杨钦典为什么没有将宋振中一下子活活卡死，需要等杨进兴伸手相助？是不得要领，宋振中力气过大？还是杨钦典一时良心发现，产生了怜悯之心？事后杨钦典再没有说过此事，笔者也多次试图了解他当时的心态，终无结果。
重庆解放后，在杨钦典的指认下，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戴公祠右边的花坛中挖出了杨虎城将军的尸体。
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西南党、政、军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为将军送了挽联。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送了花圈。自此，一代英烈与青松翠柏、高山峻岭融为了一体。
                        五
“现在，你也看到了，情况十分紧急。特务一直在不停地杀人。现在，我们这群人的命运全在你手里。其实，你的命运也在你手里。在这个关键时刻。等他们从渣滓洞执行回来，你想找立功赎罪的机会也难了。那时候你不想当人民的罪人也不行了。”罗广斌继续给杨钦典做工作。
“我放掉你们可以。可是杨进兴回来后看你们跑了，肯定放不过我。即使我躲过今天，等重庆解放了，人民解放军还是不放过我。”杨钦典终于说出了他的顾虑。
“这个你放心。你不要对杨进兴抱什么希望，即使你不放过我们，杨进兴回来解决了我们，他可能还会杀你。他的为人你还不知道！至于解放后你的出路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为你作证，也可以为你保证：一，保证不让共产党杀你。二，证明你对共产党做过贡献，争取给你安排工作。三，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你放心，共产党是讲事实的。”
杨钦典犹豫一会儿，说：“你们等一下。”
杨钦典到门口看了看，门口还有人在走动。又到楼上看了看，没有人。他给李育生小声说了句：“招呼着点儿。”折身找了一把锤子回到罗广斌所在的囚室。“这是钥匙，你先拿着。打开房门后把它扔到水沟里。这个锤子你也拿着。不过，现在还不能走。外边有人。等一会我再看一看，你们等我的暗号。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行动，出门向后山跑。”
“你放心吧。只要你把门打开，出了白公馆，我们比你熟。”不知是谁急不可耐地说了一句。
“别忘了楼上的郭德贤她们娘仨。她们太可怜了。记住，不要跑散了。我不跺脚你们千万不能动。”
杨钦典说的郭德贤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家庭主妇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1月身份暴露被捕。她与她的儿子郭小可、女儿郭小波一起被关进白公馆。
杨钦典在事关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表现出超常的冷静和智慧。
罗广斌盯着杨钦典看了看，信任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始部署逃离方案。“大家出去后向后山坡跑。三人一个小组，老幼互相照顾。我、杜文博、周居正、郑业瑞、毛晓初各带一组。收拾东西，做好准备。”
杨钦典又四处巡视一圈，确认已经安全，步履坚定地走上二楼。
楼下的难友终于听到了那冲出地狱的三声脚响。
本来就是松木地板，应声比较大，又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救命的三声脚响在每一个被关押的人听来都十分真切。
                       六
杨钦典确认了白公馆内已经安全，但他没有料到，白公馆外不远处的岗亭内还有值班的特务没有撤离。他们象蛰伏的饿狼随时等待猎物的出现。现在，退一步分析，即使当时知道这些狼的存在，也不容杨钦典再做犹豫。因为，渣滓洞那边的枪声已经由急变缓，开始燃起冲天的大火。那是特务们在对“囚犯”们集中扫射后又挨个牢房浇上酒精、汽油燃烧起来的。他们为了斩尽杀绝，也为了焚尸灭迹。这是他们整个大屠杀计划的最后一步。大火燃起后他们就会立即撤离，赶往白公馆“执行”这里的“任务”。
事后清查得知，在“11.27”大屠杀中，渣滓洞共有180人遇难，刘德彬、肖钟鼎等15人脱险。
罗广斌有了钥匙，顺利打开牢门，各个房间打招呼立即逃跑。他到楼上，找到郭德贤，拉起他们就走。各牢房被关押的“政治犯”按照原先的安排，开始向外突围。
杨钦典在门口，看到这些日日相处、被自己看押的犯人在自己手中获得自由，顿时也萌生出一种自由的感觉。罗广斌和郭德贤上去拉他一下，“你跟我们一起走吧。他们回来不会放过你的。”“你们走吧，别管我。我有我的办法。”罗广斌忽然意识到，杨钦典在给他铁锤的同时已经想好了“退路”，起码是他自以为是的退路：苦肉计。这时，平日里多有享受杨钦典照顾的李荫枫说：“要不然，你先找个地方藏起来。明天你到我家里去。如果家里人问，你就说是你救了我，是我让你去的。”杨钦典想到他们自己还吉凶难料，不愿给他们增添更多的精神负担，就说了一句：“别管我。我没有事。你们走吧。”
解放后，罗广斌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杨钦典偷偷下楼把钥匙给了我，还有一把铁锤，约定在楼上脚点三下便走了。后来他还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共军进城了’，警卫也连忙撤了。1点40分，管理人员走了；1点50分，我们出来，到楼上找到蒲太太（蒲华辅，郭德贤丈夫）和两个小孩（郭小可、郭小波），一道出走。”
郭德贤继续回忆这段往事说：
“1949年11月27日那天晚上，我看到那些同志分别殉难的情景，我想到我是免不掉的了。我只想到两个无辜的孩子。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母亲照爱的那种可怜的苦难，心里象刀刺一般。正在这时，已是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听见有人很急促地上楼。声音很快脚步又很轻。我以为是死的时候到了，但忽然听到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他说，郭姐，快走。他们都撤退了，快。我才马上慌忙地把小可、小波穿上衣服带下楼去。罗广斌很有工作经验的。因为楼梯和楼板都是木头的，他上楼时候就沿着墙角走，声音很低。我背上小可，小波由周居正同志代我背的，和他们十几个同志一起逃生。哪知逃下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的卫兵还没有撤走。（‘什么人？’‘二处的。’有人随机应变。）‘口令。’我们答不上来，接着机关枪象雨一样的扫射过来。我们就四面散开逃跑。”“我们又往歌乐山上跑。特务兵没有追上来。这样就出了歌乐山。”
罗广斌等人由于事先有组织有安排，罗广斌在前，郑业瑞殿后，白公馆内被囚的19人全部从白公馆跑了出来。
罗广斌等人出了白公馆，本该往山后跑。那样，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也便于隐蔽，但慌乱之中，有人走错了路，朝着有特务警卫的地方走去，结果被特务发现，特务一阵扫射，之后便没有了动静。
5分钟后，二处的特务赶到，见白公馆内没有了人，以为是已经被杨进兴的人“执行”过，没有追问，直接走了；不久，杨进兴带人赶到，见没有了人，又以为是已经被二处的人“执行”了，也没有追究。负责外部警卫的特务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跑掉，怕上级追究责任，也没有及时报告。周养浩听说白公馆跑了人，追问陆景清。陆景清身为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怕被人抓住把柄，也信誓旦旦：“白公馆跑了人？笑话！我亲自执行的，一个也没有跑掉。”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没有一个人追查白公馆19个囚犯的下落。
国民党大势已去，仓惶逃命、难以自保的狼狈相由此可见一斑。
也是巧合中的巧合，上边所说假如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不会有这么堪称完美的结局。
19位革命志士在杨钦典的帮助下实现了胜利大逃亡。这19位志士是：
杨其昌、周绍轩、罗广斌、周居正、任可风、杜文博
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李荫枫、郑业瑞、王国源
尹子勤、贺奉初、江载黎、毛晓初、李自立、段文明
秦世楷
当天晚上，从白公馆死里逃生的除了这19位志士，还有就是当天下午已经被执行的谭谟。他身中三弹，但都没有击中要害，天亮后，被山风吹醒，他挣扎着爬出尸坑，被当地山民发现后救起。
2004年11月26日，笔者与杨钦典应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之邀，参加“11.27”大屠杀55周年纪念活动。在馆长厉华的办公室，厉华对杨钦典的这一义举的意义在于，除了直接救活了这19个人，还作如下总结。
白公馆大屠杀事件我们掌握很多资料。在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以后， 狱中同志要求打破一切界限，互相讨论一起研究问题，谁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地下党特别是针对领导人叛变的这一惨痛历史教训，给整理成文字，交给执政党。当时狱中党组织分析，两个人有可能活着出去，一个是刘国鋕、一个是罗广斌。但是刘国鋕在大屠杀时第一个被拉出去枪毙，后来罗广斌在杨钦典的帮助下越狱脱险成功。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反戈一击，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的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保存下来。罗广斌当时虽然有可能不被杀害，按照特务当时的规定也要把他押到台湾去，作为钳制他哥哥罗广文的一张王牌，但是罗广斌最后能不能够去台湾要看当时的情况。根据解放后所掌握的资料，当时罗广文已经起义投诚，拿罗广斌钳制罗广文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罗广斌惨遭杀害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杨钦典的最后义举应该说为我们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一些真相，客观上起到了一个立功的作用。应该说杨钦典在这个问题上，对历史、对我们都是有功的。

                     七
在这19位志士里边，需要特别提到的一是罗广斌、二是郭德贤。
罗广斌，1924年出生于成都封建地主家庭。哥哥罗广文是蒋介石手下的兵团司令。罗广斌因不满国民党专制，早年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负责《挺进报》的编印工作。当年9月9日被捕。罗广斌被捕后，先是在成都，后被押解到重庆。在重庆期间，先是被关押在渣滓洞，后转到白公馆。他哥哥罗广文念同胞情意，多次试图将其活动出狱，都没有结果。其中一次得到徐远举同意，他只要在写好的有“自愿脱离共产党”相关内容的坦白书上签上名字就可以出去。罗广斌坚定信仰，不为所动，自愿把已经搬出牢房的行李卷又搬回到白公馆。
因为罗广斌有一个当兵团司令的哥哥，无论在渣滓洞还是白公馆，看守对他都另眼看待。被关在同一牢房的同志考虑：只要进到中美合作所，除了投降，只有一死。将来有机会活着出去的，恐怕也只有罗广斌一个人。出于这样的认识和罗广斌的人格力量，无论在渣滓洞还是白公馆，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商量，一些不愿公开说的话也愿意给他讲。他掌握有比其他同志要多得多的狱中材料和故事。这是他日后创作小说《红岩》的生活基础。
就在罗广斌从渣滓洞被送到白公馆看押期间，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的命运发生了转折。蒋介石对整个战争形势估计错误，认为人民解放军会从川北入川，重点加强重庆北边的防御，让胡宗南的14个军约16万人调往北部，后还嫌兵力不足，将罗广文的一个军也调了上去。为配合解放军入川，具有农工民主党身份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刘宗宽将罗广文先是调到川北紧急布防，接着又命令他从川北赶往川东。罗广文的部队东征西调，疲于奔命，完全丧失战斗力，被解放军歼灭大半。蒋介石对罗广文极其不满。为调动罗广文与解放军做最后一博，经层层研究，决定对关押在白公馆的罗广文的弟弟罗广斌暂不执行，以人质的身份押往台湾。
越狱后的罗广斌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回想起《挺进报》被破坏、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的叛变，心中一直无法平静。沉重的责任感促使他提笔为党组织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核心内容是结合党内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的叛变和组织被敌人破坏，总结出的狱中意见，也就是著名的《狱中八条》：
一，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 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 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
四， 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 且勿轻视敌人；
六， 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 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 惩办叛徒、特务。
罗广斌说话极富鼓动性和号召力，又博闻强记，有“故事大王”的称号。出狱后应邀到各地做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报告，深受大家欢迎。1950年1月15日，在“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上，一本20多万字的《如此中美特种合作所》面世。作者一位是在“11.27”大屠杀中渣滓洞的脱险志士刘德彬，一位就是罗广斌。1950年7月1日，由罗广彬、刘德彬、杨益言合作的《圣洁的血花》在重庆出版的《大众文艺》上发表，随后出版单行本。1956年，三人据此改编定名为《禁锢的世界》。1958年，由罗广彬、杨益言在《禁锢的世界》基础上创作出《红岩》一书，1959年，又以三人名义出版《在烈火中永生》。1961年，由罗广斌领衔主创的《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之后，有关红岩的歌剧、电影、电视、话剧不断出现。艺术家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向社会张扬着一代革命者的感人故事。红岩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红岩精神成为我们不畏艰难困苦、勇于面对邪恶、敢于战胜邪恶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据悉，单是长篇小说《红岩》就先后出版愈1000万册。
但作为作者之一的罗广斌，他的待遇并不乐观。1963年，国家以全国青年联合会名义组织了一个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为代表，被以罗广斌“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被否决。1964年，共青团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为同样问题被否决。据一位原川东地下党回忆，胡耀邦为此非常不满：我不相信能写出《红岩》小说的人会有问题。国内，外地到重庆参观的红卫兵和工农兵，除了参观白公馆、渣滓洞，往往提出一个要求，要见到作者罗广斌等人，并请他们合影留念。重庆市民更是以《红岩》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重庆、作者是重庆人而感到自豪。重庆市的几所中学争着要更名为红岩中学，相持不下，最后以红岩一中、二中、三中相平衡。有人提议将重庆市更名为红岩市，将《重庆日报》更名为《红岩日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广斌仍然以历史上被国民党关押过又奇迹般获救而受到诘难：叛徒、特务。1967年2月10日，被红卫兵公开绑架的罗广斌在关押他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二楼“自杀”。当时“俯卧在地，头破血流、面目全非”。时年42岁。
对于罗广斌的死因，社会上至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畏罪自杀；以自杀抗争社会；被谋杀；在试图逃脱时失足坠楼身亡。罗广斌之妻胡蜀兴也认定现场和罗广斌的尸体都被人做了手脚，据此怀疑罗广斌“自杀”结论的成立。“文革”后，有关专家再次对罗广斌的死因进行调查，结论仍然是“自杀”，但至今仍有人对此结论持怀疑态度，杨钦典即为其一：“听说罗广斌当时被关押在二楼，他的尸首离墙角一丈远。要不是有人害他，他跳楼能跳恁远？”
杨钦典不可能了解罗广斌自杀的真相，他的观点更多的是基于他对罗广斌性格的了解。
郭德贤同志重庆解放后先是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工作，后调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1983年离休。同年，重庆市委经过调查落实，批准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起计算。
1998年5月，杨钦典老人应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之邀到重庆参观。参观期间，由厉华馆长帮助，在重庆郭德贤老人家中见到了郭德贤。两位老人见面，回首往事，自是唏嘘不止，感慨良多。临别之时，郭德贤为杨钦典当年的义举写下“证明”。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我们越狱脱险的经过情况是：1949年11月27日晚大屠杀是从白公馆开始的。大部分同志已被分批押出牢房屠杀了。这时，渣滓洞牢中还关押着200多同志。由于重庆即将解放，特务们自己要逃命，因此，执行任务的特务们就乘车到大约3公里之外的渣滓洞屠杀革命同志去了。白公馆留下杨钦典和狱工李育生看守尚未被杀的19个同志，执行任务是准备把渣滓洞革命同志屠杀完后转过来再屠杀我们。在这个空隙当中，杨钦典到了平二室门外。罗广斌同志趁这个时刻给杨钦典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希望他打开牢门，把我们这批人放出去，就可以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过去对他也进行了一些教育，在这特务们即将逃命的关键时刻，杨钦典就答应了。打开牢门并告诉大家逃跑的路线。杨钦典又给罗广斌同志说，楼上还有郭德贤母子三人。这时罗广斌和周居正、李荫枫三人立刻到楼上营救我和两个孩子同大家一道跑出来了。”
“由于杨钦典在关键时刻有所觉醒，打开牢门救出了19个革命者，有立功赎罪的行为，解放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给他有证明，让他回老家，如今他年老体弱，希酌情给予照顾，特此证明。”
郭德贤的“证明”又一次说明了杨钦典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曾经为党和人民做过重大贡献。
                        八
对于杨钦典由一位国民党的职业军人到打开牢门放人的思想转变，厉华同志有一个比较透彻的分析。
杨钦典从一参加国民党军队所受的教育就是：共产党是一群猛兽，是青面獠牙，但在他实际的生活当中，他发现，这些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第一有文化，第二对人很平和，第三也不是他们所讲的那样凶，那样可恶，那样不讲道义。特别是被关押人员从人性方面对杨钦典的一种感化，生活上对他照料，帮他缝缝补补。这对他的思想认识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白公馆当看守的时候，他最不理解、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部队里面这么能干，这么努力怎么就没升官，却把我降到一个看守班当班长。远离市区，有职无权，天天面对的就是一群囚犯。他想不通。当时罗广斌就抓住他这一想法，对他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他对杨钦典讲，这是制度问题，是国民党的黑暗问题。从一些小故事，从一些人生的道理，慢慢地慢慢地去影响杨钦典。首先杨钦典感觉这些人很可亲，从那一种可亲转变成一种同情。
通过他们的教育帮助，使他认识到社会必须变革。我们坐牢，是对这种制度的一种反抗。特别是当时许晓轩、罗广斌对他讲，你即使有钱，你能不能使你的村里人都有钱？你即使当官，你能不能使你的村里都富裕？这些很浅显的问题，对杨钦典的思想触动非常大。虽然他没有多少文化，但一些简单的对比，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的第一个变化就是认识到这些人不是坏人，不是象国民党说的那样是洪水猛兽。这些人都很可亲， 说的都很在理，这一点使杨钦典在思想立场方面，由仇视他们、敌对他们到同情他们，理解他们，乃至于最后帮助他们。所以杨钦典在白公馆当看守的时候，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都给政治犯们一些方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被长期关押的政治犯的狱中学习。当时，每一个狱中被关押的人都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利用坐牢的时间，努力地学习，以后如果能出去，我们有建设新中国的本领。象白公馆的一个叫谭谟的就经常学习，跟懂外文的学外文，对有知识的人不时向他们请教。杨钦典不理解：你们坐牢不为自己的事着急，还在学习！哪有这么好的心态。难友们就对他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社会上有一种生存的本领。国家的发展必须靠一种文化、一种知识，万一以后我们能够出去，我们必须有一种能够建设国家，建设社会的这么一种本领。这对杨钦典又是一个触动。这种人是社会上一种有用的人才，而不是土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难友们抓住他心理上想发财，想当官，回去以后使自己的母亲，自己的亲人能有饭吃的想法对他讲，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必须要改变社会制度，必须要推翻蒋介石这种政权，而且给他讲了很多例子，讲了很多情况，包括白公馆，以前是军阀的别墅，为什么军阀才有，而老百姓没有？这些简单的对比使杨钦典能够同情、理解、支持这些政治犯。最后，是在“11.27”大屠杀的时候，罗广斌给他讲，重庆要解放，蒋介石肯定要垮台，人民要当家作主了。这种情况给杨钦典的刺激很大，所以当罗广斌提出要求，你如果想回家照顾你的母亲，回家去过你的幸福生活，你必须有立功赎罪的表现，虽然你参加过杀害革命志士，只要你有立功的表现，今后我们所有人可以证明你最后一刻弃暗投明。希望你在最后一刻，站到人民队伍里面来。
最后，杨钦典在难友的教育帮助下，内心的一种正义战胜了邪恶，使他鼓足勇气跺三声脚，罗广斌等人把锁打开，组织19个人全部越狱脱险。
与同是看守身份的河南老乡徐贵林和安文芳相比，更显示出杨钦典义释罗广斌等19人意义的非同寻常。
据杨钦典介绍，徐贵林是河南安阳人，安文芳是河南临颍人。二人与杨钦典一起当兵，一起到看守所当看守。不同的是：杨钦典的工作地点在白公馆，徐贵林在渣滓洞，时任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据徐贵林自己吹嘘，他14岁参加军统，干过勤务，做过侍卫，但他更大的乐趣是杀人。“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人。”“老徐生来就是杀红毛（红军）的。”难友们送他绰号“猫头鹰”。大家所熟知的江姐江竹筠、罗世文、车耀先等就是被他杀害的。在1949年的“11.27”大屠杀中，他亲自指挥对渣滓洞中的200多名革命志士进行屠杀，先是机枪散射，后是各个牢房检查，发现没有死亡的补射，最后放火焚尸灭迹。完成大屠杀后，他又负责给参加屠杀行动的刽子手每人发一块银元。重庆解放后，他因为没有来得及外逃，潜伏在重庆伪装成菜贩子，被群众识破抓获。1950年5月18日，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召开大会，判处其死刑。
安文芳，是比徐贵林更近的杨钦典的老乡，两家相距几十公里。他22岁参军，后参加军统，在白公馆担任看守组组长。在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活动中，他与杨进兴一起组织策划，屠杀革命志士，自诩杀人过百。他出手凶狠，亲手卡死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重庆解放后，他在成都等地成立特务组织，与解放军对抗，后又潜回重庆，在白公馆附近以开煤厂为掩护，企图长期潜伏。1951年3月被人民政府镇压。
    关键时刻，杨钦典与徐贵林、安文芳二人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们常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又说，军令如山倒。但军令之下，是非之辨，善恶所从，恐怕还在军人自己。对于这些人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民党少将特务徐远举的问题上得以充分体现。
解放后，徐远举被镇压，作为国民党的重头特务，他和沈醉、杜聿明等一起关押在北京监狱。经过改造，徐远举被感化，亲手写下了《血手染红岩》一书，详细介绍他和他的组织镇压革命志士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特务，在监狱中病死后，监狱专门为他召开了一个类似追悼会之类的告别会，会上对他的作为做如是评价：徐远举过去所犯下的罪恶不是他一个人的罪恶，而是他所代表的国民党特务的罪恶。在监狱中，徐远举能够翻然悔悟，这是共产党和人民的进步。

杨钦典放跑了看守所里的“囚犯”，杨进兴、二处的人都没有发觉，到了第二天，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看着事态要平息下去，杨钦典随着国民党军坐上卡车进了城。
到了市区，杨钦典看到混乱不堪的景象，不由地为自己今后的出路担忧。想到李荫枫说过的可以到他家去的话和罗广斌他们在狱中对他的许诺，他决定先到李荫枫家里去。
“我原来去过李荫枫家。到他家里，他家里人（妻子）葛雅波（音）正在哭。她开了门，见是我很惊奇。说大家都传说歌乐山那边的政治犯都给枪毙完了，不知道老李怎么样了。我劝他说，他们都没有事。我把他们都放出来了。正说着，她家的电话响了。电话正是李荫枫打来的。葛雅波说，‘杨先生在咱们家。’对方说，把他留下来，我很快就回去了。”
杨钦典在李荫枫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葛雅波说：住在家里不安全，我送你到七星岗基督堂去。后来她考虑一下又说，那里都是女的，你去也不行。这样，你到美国办的烟厂去。那里比较安全。杨钦典依计而行，在烟厂又躲了两天。
11月30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部队进入重庆，宣告重庆解放。杨钦典又找到罗广斌家，希望罗广斌能够为自己作证，证明自己是有立功表现人员。罗广斌收留了他。
被他释放出来的志士听说了杨钦典的消息，都来到罗广斌家看望杨钦典。郭德贤等人还给他送来了吃穿用品。但鉴于杨钦典的身份，有人劝他，最好是先到公安局自首，等待共产党的发落。1949年12月21日，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二分局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第二登记处自首登记，交出左轮手枪一只、子弹42发。
群众得知杨钦典自首的消息，受大屠杀引起的情绪的左右，有人提出要拿杨钦典的头颅祭奠杨将军的英灵，罗广斌站出来亲自为杨钦典作证，说他对革命有过贡献，应从宽处理，这才使得杨钦典免于一死。
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于1998年针对这一事件对杨钦典进行了采访。他将这一采访记录到了他本人所著的《红岩魂纪实系列——来自歌乐山的报告》中。
“1998年5月，《红岩魂》展览在河南漯河市展出。我们的解说员在当地的一个记者（笔者）的帮助下找到了杨钦典。他虽然是已近80岁的老人，但他对自己的经历仍然非常清楚。1998年6月11日，我在办公室对他做了采访。他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些情况。
问：你老家是河南什么地方？
答：我家住河南漯河郾城县周庄村（现归属漯河市源汇区）。1942年在胡宗南部队当士兵。1943年我们这个连开到重庆编为交通警察队，主要任务是站岗、保卫。
问：你有什么职务吗？
答：1946年当班长，1948年在罗家湾看仓库时将我们这个班调到白公馆站岗，我仍然任班长职务。因为蒋介石专门找我们河南人。
问：你还能给我们谈一谈当时白公馆的情况吗？
答：那个陈然可是勇敢。特务问他的时候他说得敌人无话可说。敌人问他印报的东西哪来的，他说，我自己编的，我自己印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最后，特务把他加上重铐关起来。那个罗广斌也很厉害，特务把他家里的人叫来劝他，让他写一个交代就把他交给他的哥哥罗广文，可是他说，我没有什么罪，写什么！
问：罗广斌他们十几个人当时关在一起，为什么杨进兴不杀他们呢？
答：那不是他的事。罗广斌这十几个人是徐远举那个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临时羁押在白公馆的，杨进兴他只能杀白公馆的人。当时那么混乱，谁还可以帮他的忙啊。
问：大屠杀后你到哪里去了呢？
答：罗广斌他们跑了以后，我就带着全班的弟兄坐着卡车进城了。我到了李荫枫的家里住了一夜。解放后，李荫枫带我到脱险处见到了罗广斌他们，他们说还在找我。他们把我安排在招待所住下。那时他们要我参加工作，但我接到家里的信要我回家。我17岁就出家到胡宗南的教导团了。我提出回家的要求后，政府同意出证明，我就回到河南老家了。
杨钦典给笔者回忆说：“重庆解放了。有罗广斌他们给我作证，他们都说我是共产党的功臣。他们问我，是想在重庆工作还是回老家去。我说愿意留在重庆。他们把我安排在重庆公安局（主要是协助做一些编外工作）。这时候，家里又来信催我回家，说家里分了地没有人种。我也想家，结果就回来了。”
杨钦典的出现对于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同志和厉华馆长来说，无疑是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自“文革”结束，杨钦典被释放，是死是活，重庆方面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消息。曾经在集中营白公馆关押过的“政治犯”和当年的看守等知情人越来越少，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通过见证人和知情人来回忆。所以当厉华馆长听说有了杨钦典的消息时，“我就立刻和她（吕敏，纪念馆工作人员）联系看她能不能找到杨钦典。如果能找到立刻把他请到重庆，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我们的巡展人员把杨钦典带到了重庆，第一次在重庆呆了十几天的时间，我给他说‘你就把你在白公馆是怎么工作的，做过什么事情给我说说，我把它记录下来。’后来因为他不能写，他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他说，我们的人写，就这样又工作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当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料。后来第二次我们有些地方不清楚，又请他过来到重庆一次，一直到去年（2003年），我们三次请他来重庆，通过他核对一些历史的情况，对一些细节进行考证。可以说，杨钦典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以及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九
回到家的杨钦典脱掉了军装，成为一名农民。不需要盲从谁，也不必做什么违心的事。有妻儿在身边，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杨钦典很满足。
人民公社化了。土地收归集体，开始吃大食堂。杨钦典服从生产队的分工，到漯河市区的牛行街（一个专门的牲畜交易市场）拾粪，拾的粪交生产队，生产队计工分。但填不饱肚子、天天饿得头晕让杨钦典受不了。大儿子杨存良在白龟山修水库，听说那里可以吃饱饭，杨钦典一声不吭去了水库工地。家里人找不到杨钦典，鉴于他在国民党毛人凤的手下待过，有人就说：杨钦典跑了，到台湾找蒋介石去了。三天过去，杨钦典的妻子又急又饿，晕倒在厕所里。幸亏儿子存良回来发现及时，救了母亲一命。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了。杨钦典的特殊经历成为他再经磨难的“资本”。
“1966年7月的一天，重庆方面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头一天下午，由大刘公社革委会的人带路，到村里落实了杨钦典的情况，证实确实在家里。第二天早上，他们把他叫到大队部，就地蹲下，给戴上了手铐。当场宣读“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的逮捕证，之后到他家里搜查潜伏令、委任状、电台之类的东西。房梁上都搜过，没有搜出什么。后来就把他带走了。在这以前，重庆的人每年收麦前后都要来一趟，都是大队、公社干部接待。可能是把他作为重点人物，了解他回来后的情况。当时像他这种身份复杂的人都是一个原则：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原生产队长、西周村村民刘改成回忆说。
这次被捕，他的第二个儿子杨群良四岁。被捕的直接原因至今也没有准确的说法，但值得玩味的是当时不少漯河人都听说过的一个关于“特务”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漯河市区演电影《烈火中永生》。当演到江姐在狱中绣红旗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观众中有人说了一句话：瞎编。根本就不是她的事。——这在当时是极富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语言，是典型的特务语言。说这话的就是当天晚上看电影的杨钦典。当时他在市区牛行街给生产队拾粪，因为路远，有时候晚上也不回去。
杨钦典的被捕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但坊间疯传：“一个特务在看电影时说话说露了嘴，露出了狐狸尾巴，被抓起来了。”
现在回顾那段历史，杨钦典说的没有错。在狱中绣红旗的确实不是江姐而是罗广斌和陈然、刘国鋕、丁地平、王朴、毛晓初等同志。江姐被杀于1949年11月14日，生前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她所在的地方不可能获得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罗广斌所在的白公馆与渣滓洞相距3公里。罗广斌他们绣红旗的事情当时杨钦典也不知道，但解放后他听说了这件事，而且知道得也比较详细。他甚至有些后怕：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政治犯”们干这样的事自己竟然一无所知。如果让周养浩他们知道了怎么得了！电影艺术为了塑造文学人物的需要，将绣红旗这一故事放在了江姐身上，但杨钦典不理解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之间的差距。
关于绣红旗这段历史，脱险志士毛晓初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罗广斌从黄显声那里口头得知新中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其样式是四个小五星绕着一个大五星，就想做一面五星红旗。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同牢房的同志），“大家马上都举双手赞成。老罗（罗广斌）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陈然同志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衣，拟作五星。因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五星是黄色的，我们以为星光是白的，五星也会是白色的，同时，也不知道五星是如何排列的。大家就悄悄议论，认为是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我们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小心翼翼地划破被面，刻划白衬衣，做成五个星子，用剩饭粘在红绸上。经过通宵奋战，我们终于制成了一面五星红旗。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
罗广斌他们原来打算等获得自由的那一天，打着这面五星红旗冲出白公馆，可惜，“11.27”大屠杀那天，他们16人提前被集中到一个牢房里，那面被他们藏在床铺底下的五星红旗没有来得及拿出来。   
被捕后的杨钦典被押解回四川，关押在四川第一看守所接受审讯和劳动改造。1973年，邓小平复出，政治形势好转，上级要求纠正一批错案，杨钦典的案子因为没有证据，准备撤案。
“我要求上级补助路费和生活费，他们又说没有这笔支出。如果不想回去的话，可以到北碚山上的果园里看果园。我没有路费，他们也没有给啥说辞，想了想，就去果园了。”杨钦典回忆说。
                         十
杨钦典在重庆服着不明不白的刑罚。与此同时，被他放出来的那19位志士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关的关、判的判。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是：当时那么多人都被枪毙了，为什么单单他们19人能那么顺利地活着出来？特别是郭德贤女士，丈夫蒲华辅叛变了，她为什么不会叛变成为国民党的走狗？如此，没完没了的批斗、逼供信日日伴随着这些志士。
鉴于当时的派性斗争，有人要杨钦典承认“11.27”那天从白公馆出来的19个人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他们不是杨钦典放出来的，是他们主动潜伏下来的。杨钦典坚持“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没有人让他们潜伏下来。”事隔多年，2004年11月27日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郭德贤回忆起这段历史，对杨钦典仍然心存感激。“他当时如果违心地说，我们不是他放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出来的。那就坏事了。我们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由于杨钦典没有说假话，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挽救了这批脱险志士。
杨钦典心里不服气，不停地申诉。家里人也急切盼望能给他个清白。杨钦典的二弟杨钦兰、三弟杨德久先后写出去六封信为杨钦典鸣冤，分别寄给毛泽东、邓小平和当时四川看守所的所长等。结果，六封信都有了回音，都表示经过调查后予以纠正落实。但因为关于他身份、鉴定等所有的手续都已经遗失，调查工作并不顺利。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进行复查，做出“1982（74）刑申字第315号”判决：
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经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杨不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
杨钦典解放前任匪特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的罪行是严重的。但解放前夕，在匪特大屠杀中，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0余人，有立功表现，因此于1950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将其逮捕判刑显然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 撤销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
二， 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的被捕给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大儿子杨存良因为家里出了个“特务”爹受到牵连。干得好好的生产队会计给撤了职；接着是个人问题，没有谁愿意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一个特务的儿子。杨存良直到31岁才结婚。
杨钦典自被带走那一天就再也没有音信，家里人都猜测他已经不在人世。“从他走，就没有给家里回过信。家里人都想着他不在人世了。第一趟相亲时我婆婆就对我说：‘他爹不在了。’”杨存良的妻子胡玉梅对笔者说。
受打击最大的是杨钦典的妻子。几年过去，杨钦典音信全无，她的心中也逐渐失去了念想。到1976年，也就是离开家10年后杨钦典突然给家里回了封信。接到信，杨老先生的妻子就开始天天盼他回来，到春节，大病了一场。就这样，天天盼人不见人。两年过去，杨妻由盼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最后又大病一场，撒手而去，时年不足60岁。杨妻头一年去世，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杨钦典回到家中。但物是人非，他最终也没有能见妻子最后一面。
妻子因为他而过早去世。他第一次离开家时大儿子还没有满月，未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为吃粮当兵一去就是十多年，家庭义务难以履行；第二次离开家时二儿子不满四岁。家里在最缺人手的时候他又因为“特务”的名分一去十年。杨钦典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对家庭的歉疚之中。
二次回家后的杨钦典还是和走的时候一样，听从生产队的安排，到漯河牛行街牲口棚里干活。
“那时候有买牛上锅口（屠宰）的，当天买了带不走，就在牛行街找人喂着。草料都是他们的，一头牛喂一天五毛钱。赶着送一头牛到许昌（两地相距50公里）要六块钱，牲口粪还能卖钱。我就是在那时候挣钱盖起了房子。”杨钦典唯一感到自慰的是给儿子们盖了三间房子。
1984年7月的一天，杨钦典与牛行街的熟人到许昌送牲口，路上，牲口受到惊吓乱窜，杨钦典被撞倒，摔伤了头和腿，当时深度昏迷，大小便失禁，送到临颍和许昌抢救了十多天。之后回家休养。受伤后的他经过锻炼，身体逐渐恢复，但已大不如前。   
自1997年始，笔者多次与杨钦典老先生座谈。杨老先生回忆起他在白公馆当看守的岁月，他会不时地提起对他的思想观念转变产生影响、给他印象比较深的那些人物。这些人物中，除了罗广斌、黄显声，还有韩子栋和陈然。
韩子栋是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这位1933年加入共产党的山东男儿受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不幸被叛徒出卖于1934年被捕。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武汉、贵州息峰监狱、重庆等地，最后于1947年从渣滓洞监狱转到白公馆监狱。在监狱临时支部内，韩子栋任支部委员。由于他善于隐蔽自己，整日装疯卖傻，加之在监狱关押时间又长，慢慢地特务们放松了对他的监管。有特务说：你就是把225号（韩子栋在狱中的代号）给放出去，他也会自动回来。特务们甚至有时候带他到市区磁器口街上买东西。为了找机会越狱，他利用外出的时间熟悉白公馆外边的地形，给临时支部书记许晓轩绘制一副地形图，与同志们商量越狱办法。他自己则每日练习跑步。
1947年8月18日下午，看守卢兆春带着韩子栋到磁器口买东西，在路上碰到白公馆军医王电，二人便商量到特务胡为祥家里打麻将。打了两圈，看大家的精力都集中到了麻将桌上，韩子栋假装外出小便，结果一去不回头。卢兆春开始并不在意。到了晚上8点钟，韩子栋仍未回来，卢兆春急了，四处寻找，哪里还有韩子栋的影子！
韩子栋本来在白公馆里是一个疯子，但身为囚犯，既然跑了，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卢兆春害怕了，跑回去给杨钦典汇报。杨钦典一听也慌了，急忙带人去胡为祥家附近寻找，期望真是疯子走迷了路，自己还在某地打转转，等着人领他回去。“我去看看，他（胡为祥）家院墙墙角有个豁口，才这么高（指着自己的腰部）。出去就是苞谷地，往哪里找哇。”杨钦典感叹。
原来，韩子栋摆脱特务后，直奔嘉陵江边。按照事先商量的逃跑方案，他有意走山路，趟小溪，防止警犬追踪。到了嘉陵江边，乘一艘小木船渡过江。过江后经涪陵、万县、宜昌、武汉，到了许昌。在许昌，他找到了在狱中结识的难友郑大发子。郑大发子为他买了北上的火车票。韩子栋中途下车，日夜兼程到黄河北岸。一日，在一村庄见到墙上写着“蒋介石不死，内战不止”，心想：这就是解放区了。结果很快找到了八路军驻地，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解放后，韩子栋历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政协副主席，1992年不幸病逝。
陈然是杨钦典佩服的另外一个“囚犯”。
陈然，1923年出生，河北人。职业学校毕业即加入党组织，《挺进报》开办后，他任《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1948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涉及党组织和《挺进报》的情况一概不说。同时有感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等党内高层人物的叛变和部分被捕同志思想上产生的动摇情绪，在白公馆曾产生过以死警世的想法，以此警示战友：宁可死去，不做叛徒。正告敌人：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后因故这一方案没有实施。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南方兵与北方兵分属两派，因为陈然也是北方人，在白公馆受到杨钦典的格外优待和同情。杨钦典看到陈然对各种酷刑心存蔑视，很为他的正义凛然而感佩。陈然刑讯后回到牢舍，杨钦典主动到牢舍进行精神慰抚。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他尽可能地为陈然办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对陈然等7位志士、3位叛徒执行死刑。陈然反绑双手扯下亡命牌，大声痛斥特务：有种的正面向我开枪！特务心怵，不敢从正面开枪，把他强扭过身去，从背后开了枪。敌人连打多枪，陈然身体不倒，还一个劲高呼口号。最后敌人拿起机枪扫射，陈然这才倒下，年仅26岁。
                     十一
自1998年杨钦典在漯河《红岩魂》展览上亮相，不时有人慕名找他，或采访或猎奇。杨钦典成了名人。   
1999年11月，某单位拍摄电视连续剧《红岩魂》，在白公馆举行开机仪式，请杨钦典到重庆白公馆，让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帮助更正剧本中的史实讹误。后来，电视剧《红岩魂》播映，观众看到了当年杨钦典打开牢门、义释罗广斌的有关情节。
2004年9月13日，笔者为求证一些历史细节，再次到杨钦典老人家中拜访。已经是86岁高龄的杨老先生除了听力有些迟钝，语言表述不如以前，精神依然矍铄。“我爷爷去年还下地掰苞谷呢。”他的大孙子杨新华介绍。
“祝你健康长寿。”笔者大声向他祝福。
“我得活100岁。活到100岁政府给补助不是？”已是四世同堂的杨老先生笑着说。按照当地政府规定，凡是百岁老人都可以享受生活补助。
2004年11月24日，杨钦典应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之邀，与笔者一起到重庆参加“11.27”事件55周年纪念活动。27日晚上，纪念馆工作人员照例到渣滓洞、白公馆、烈士墓参加祭奠活动。白公馆祭奠仪式上，杨钦典在随行人员的提示下，手捧香烛为死难烈士祭奠，遭到纪念馆一位领导同志的反对：这怎么可以！原来计划的没有这个议程。他怎么可以和我们一样祭奠死难烈士！（如果他是真心忏悔的话）在我们的祭奠活动结束以后他再祭奠。——在他看来，一个对革命有罪之人，无论怎样立功赎罪，与正常的人相比都是有所区别的。
在重庆的日子里，因为漯河电视台要拍摄一部专题片，需要笔者与杨钦典在白公馆的镜头。我们多次到白公馆。杨钦典去过两趟之后，显得很不耐烦。第三次也就是11月30日下午，杨钦典在我们拍片的间隙自己走出白公馆，来到白公馆前面的公交汽车停车场，在一位警察的帮助下，坐210路车回到烈士墓广场。笔者遍找杨先生不到，坐车到烈士墓广场。杨先生正在广场边上寻找座位。在烈士墓旁边的公益座位上，杨先生或者抬头凝望，或者低头沉思，总是一个姿势保持很久很久。是对死去先烈的忏悔和祈祷？抑或是在引起别人的注意，等待别人知道他的身份后好和别人介绍他辉煌的过去？或者是在思考别的什么？
一位经常往白公馆拉客的出租车女司机在得知他就是放出19位志士的杨钦典时，对他很是感佩，真诚地祝福他：“祝您长命百岁！”杨钦典听了，有些不大高兴：“算卦的给我算过卦，我能活一百一十岁。”——女司机少给他说了十岁。
活着、永远地活着是每个人的愿望，从遍寻长生不老药的皇帝到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农杨钦典，概莫能外。但那些英年早逝的先烈们，从8岁幼童小萝卜头宋振中到富家子弟刘国鋕，为了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却早早地走完了人生之路，长眠在了歌乐山下！
                             十二
时序翻到2006年4月13日。这天又是杨钦典记忆中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早上吃过儿媳给做的早饭，杨钦典到门口看了看，又折回屋子，躺到了床上。毕竟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没有了劳动能力，想仍然保持早年在部队时的军人作风也感到力不从心。“又不是农忙季节，躺下就躺下吧，好好休息一下。”杨钦典给自己找个理由。
这个时候，一辆黑色小轿车一路走走停停，打听着来到杨钦典家门口，从车里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的壮汉。大约是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的关系，来人显得文质彬彬。
杨钦典的儿媳见来了客人，赶忙去喊她爹。
“伯，有客人了。”
既然来了客人，就不能显得那么随意。杨钦典又重新起床，收拾穿戴。“在客人面前不能丢军人的脸。”杨钦典坚持了一辈子的生活原则这个时候更是毫不含糊。
穿戴整齐，杨钦典一步一趜地从里屋走出来。
这些年，杨钦典出名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拜访，有采访的，有慰问的，有打听稀奇的，还有别有用心的。杨钦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有时候，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找他问这问那，他甚至有种被人遗忘的失落感。
“我是从西安来的。我叫杨瀚。”
“哦，杨～。也姓杨。”杨钦典没有听清对方的介绍，但他知道了来人和他是一家子，也姓杨。
来客把水果、点心以及从陕西带来的土特产和酒交到老人手里。请他回忆一下早年的生活。
“白公馆知道吗？渣滓洞知道吗？”
“我在白公馆当班长～～”老人的思绪逐渐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毛人凤、杨进兴知道吗？杨虎城知道吗？”
“好久了，过去好多年了。我是个当兵的。好多事情记不得了。那都是很丢人的事。”
自称杨瀚的拿出一本记录有当年杨虎城遇难情节的书，翻到杨虎城受骗，从贵州西峰押解到白公馆的那段，让杨钦典看。同时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杨虎城的孙子杨瀚。这次来就是来看看您。我听我爸爸说过，解放后还是在您的帮助下，指认出埋藏我爷爷尸体的地方，才找到我爷爷尸骨的。”
杨瀚出生于1954年。他知道他有这么一位将军爷爷也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杨瀚此次从北京转道西安又到河南，一是到西安祭奠爷爷，二是拜谒当年他爷爷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包括已经被辟为纪念馆的西安杨虎城官邸，缅怀爷爷功绩；三是走访一些历史人物，包括杨钦典，对过去的那个年代多一些了解。
“你是杨虎城的孙子？杨将军～～。好，好。”杨钦典很意外，再次端详一下坐在眼前的这位似曾相识的来人，本来表述就不流利的他更加语无伦次。
杨瀚确实很像他爷爷。杨钦典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魁梧、英俊，眉宇间透着一股英雄豪气的杨将军。他对杨虎城一直是从心底里崇敬的。特别是他坚决抗日的态度，更让杨钦典感佩。眼前的杨虎城的孙子简直就是杨虎城再世，除了年龄的关系，显得有些老成，戴的眼镜甚至都一个样。
解放后，杨虎城的大儿子、杨瀚的父亲杨拯民来到重庆，与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一起寻找父亲和弟弟杨拯中的下落。费尽周折见到了已经投诚的杨钦典。在杨钦典的指认下，从戴公祠右边的花坛下面挖出了杨虎城等人的尸体。
2008年7月16日傍晚，在《纵横》杂志社副主编王文运同志的帮助下，在北京白塔前的一个小饭馆内，笔者见到了供职于全国政协的杨瀚。谈起这段历史，杨瀚补充说，也许是杨将军冤魂不散，杨将军被害后，戴公祠内天天晚上“闹鬼”。开始是在附近工作的特务内相传，后来连当地的百姓也说得神乎其神。重庆解放后，共产党政府围绕这一传说，在戴公祠附近开始寻找杨将军的下落，直到找到杨钦典，才最终发现杨将军的遗体。
所谓的“鬼”是不存在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说，笔者分析，是参与杀害杨将军的那些特务们自觉杀害忠良，心中有鬼，心理极度害怕产生的幻觉，又由幻觉导致举止失常，让人觉得神鬼附身，然后以讹传讹，才流传开来。
杨钦典自解放后从重庆回到老家，这是第一次在自己家里接待重庆“11.29”大屠杀遇害者的亲属，况且又是杨虎城将军的后代，悔罪、羞愧、伤感、悲痛，各种复杂的思绪交织在一起，“我就是站个岗、当个龟孙兵～～”杨钦典对自己当兵的那段生涯说不出是自豪还是惭愧，抑或别的什么，嗫嚅着、哽咽着，流出了眼泪。
早年曾多次见到并参与杀人的杨钦典，眼泪原本早已不再属于他了。今天的眼泪是埋藏心里半个多世纪的罪责的卸载？抑或是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杨将军后代的忏悔？当年，由于杨瀚的父亲杨拯民没有在爷爷杨虎城身边，才免遭厄运。
杨瀚紧紧握住杨钦典瘦骨嶙峋的手，似乎要给他某种能促使他恢复记忆、抬起头来的力量。
就是这双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瘦骨嶙峋的手，当年曾握过美制枪支，为国民党残杀仁人志士站岗放哨；同样是这双手，在关键时刻，交出了能给予19位革命志士生的希望的牢门钥匙。
有点出乎随行记者的预料，杨钦典最终也没有回忆起更多的东西。临了，杨瀚宽慰杨钦典老人，“那些都是过去的历史，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我们不会对您计较什么。”
来客杨瀚坐回到车子里。车子开动了，杨瀚回过头来，向杨钦典老人挥手致意。杨钦典也挥着手，一直到车子拐过弯，仍然没有停止的意思。手臂的一起一落之间，杨钦典挥去了多年的心理负担，腰杆似乎也更挺直了些。
事后杨瀚对记者说，这次来就是要亲眼看一看当年参与杀害他爷爷的刽子手是个什么样子，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因为，当年参与、了解这一事件、而今还健在的就只有杨钦典一个人了。想通过与他的接触，了解一些当年的事件真相，认清历史，面向未来。

2006年9月13日下午，农历中秋节前，笔者为配合漯河日报社建社20周年、漯河市20位新闻人物的候选工作，带着节日礼品、与单位同事再一次来到杨钦典家中。
杨钦典仍然在床上躺着。笔者把他喊起来。拿出登载有杨瀚和他在一起聊天照片的《华商报》让他看。他很茫然。问他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他说“不晓得”。刚刚过去几个月的事情已然让他忘得干干净净了。问他最近去没去过重庆。回答是半个月前去过，和漯河的几个人一起去的。他说的正是2004年和笔者去重庆的那次。再问他，就是“我要活一百岁，那时候你们都得死”之类的思维混乱的话。笔者试图启发起他的记忆力，告诉他：“你啥时候去重庆，带我一起去？”这时候，他的思绪马上恢复了正常：“你啥时候去重庆要带住我。在那儿我比你熟。”笔者答应，如果有机会，到年底“11.27”纪念日带他再去重庆。
随着岁月的流失，一切在老人记忆中都慢慢退化了、消失了，唯有在他身上发生过无数故事的“重庆”是刻在骨子里的、永远无法抹去的。

2006年11月28日凌晨，也就是五十七年前“11.27”大屠杀之夜，杨钦典老人因脑血管疾病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历史上的那个时刻，歌乐山上，那场让人永远无法忘却的大屠杀和满怀求生欲望的19位志士的生命正系于发丝之上。杨钦典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找到了一把钥匙。
57年后的这个时刻，杨钦典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在左右着什么。杨钦典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病逝为后人提供了不尽的想象。

最后，让我们以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百字长联作为本文的结尾。
临大节烈火忘生。想囹圄局促，鹰犬杂遢，斧钺纵横，镣铐锒铛。峭壁千寻，锁不住崔巍壮志；十里茫茫，深弥漫瘴气乌烟。试回眸松林坡下，步云桥头，渣滓洞中，白公馆里，悼凛凛英雄罹难，皇皇名将捐躯。历史无情，空留得残垣废垒，问陈迹斑斑，终归是何人后笑？
伴忠魂青峰有幸。喜田园葱茏，市廛繁荣，闾阖宁谧，疆域巩固。丰碑万仞，威镇着铁铸江山；北民攘攘，共经营兰宫桂殿。须浓抹红岩朝霞，夔巫西照，华蓥秋艳，锦水春光，竞莹莹玉树参天，灼灼琼花拂地，神州巨变，好一派广厦欢颜，听弦歌阵阵，都献于革命先驱。

附录：
一，参考书目
1，《红岩小说与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 作者  厉华 孙丹年  群众出版社
2，《血手染红岩》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群众出版社
3，《挺进报》  作者  文履平  邓宣  厉华  群众出版社
4，《浩气长存》  作者  厉华  王庆华  重庆大学出版社
5，《铁窗风云》  作者  钟修文  李畅培  厉华  群众出版社
6，《红岩》  作者  杨益言  罗广斌
7，《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  作者  厉华  陈建新  刘和平  王庆华  群众出版社
8，《红岩魂纪实系列——来自歌乐山的报告》  作者  厉华  重庆出版社
9，《红岩大揭密》  作者  曹德权  中国文联出版社
10，《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 作者  厉华 重庆出版社
11，《军统巨枭毛人凤》  作者  李海生  完颜绍元
12，《红岩魂纪实系列》 作者  孙曙  陈建新  刘和平  王庆华  重庆出版社
13，《来自B类档案的报告》  作者  厉华
14，《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冤案》 作者 杨耀健
15，《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作者  何蜀
16，《罗广斌自传底稿》  作者  罗广斌
17，《追忆杨开慧牺牲前后》 作者  何蜀
二，参考文章
1，《红岩的书外故事》  作者  杨益言
2，《红岩中军统特务落网记》  作者  孙晓鸥
3，《红岩有没有第三作者》  作者  汪放  王德军
4，《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作者  彭兴
三，历史人物与《红岩》小说
《红岩》属于纪实类文学作品，书中的很多人物历史上都确有其人，故事也确有其事。本文中提到的主要人物在《红岩》小说中有描写的主要是以下几位：
江姐——江竹筠       成岗——陈然    黄以声——黄显声
小萝卜头——宋振中     华子良——韩子栋
     甫志高——刘国定、冉益志    徐鹏飞——徐远举  

采写札记
与杨钦典老先生第一次认识是在1997年。那次笔者下乡采访，一位朋友介绍说在郾城有这么一位传奇人物。当时朋友知道的不多。好奇感促使笔者到杨老先生家中。杨老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思维尽管很清晰，但是语言表述跳跃性大，加之笔者对他介绍的白公馆的事情所知甚少，其真实性无从考证，当时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1998年5月，“红岩魂”展览在漯河市工人文化宫开展，笔者专程到文化宫，听讲解员阳燕讲解。当说道杨钦典时，她专门介绍说：“这位看守就是你们河南人。”但具体地址她也不知道。我接过话：“他就是我们漯河人。”阳燕很惊奇，忙问：“真的吗？”我说：“很有可能。不过需要落实一下。”当天，我们一起到了杨老先生家中，把他请到展览现场，让他参观展览。他对展览中的白公馆部分看得很仔细，不时地说一些当时的情况。但对渣滓洞的情况不很感兴趣。他解释说，尽管当时两下相距不远，但因为纪律要求，他没有去过渣滓洞，对那里的情况也不了解。参观结束，我问阳燕：老先生介绍的情况真实性如何。她评价说：大部分情况都真实，有的时间上有出入。可能是年代比较久远，记忆上出了问题。
展览会上的另一讲解员吕敏将这一情况电话汇报给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厉华当即表示：展览结束，请杨钦典到重庆来，让他帮助落实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费用由他们负责。与杨老先生商量，他同意到重庆去，同时也希望笔者与他一同前往。展览结束后的5月26日，笔者与杨钦典和他的二孙子杨建华一起前往重庆。
在重庆，厉华同志与我们见过面之后将我们安顿好就开始忙其他事务。接下来的几天里，笔者曾征求工作人员王庆华的意见，想看看有关烈士的档案，特别是与白公馆“11.27”事件有关的档案，想多了解一些历史上的杨钦典。王庆华说：现在还有很多档案没有解密，婉拒了笔者的要求。之后的几天里，我们或者在室内翻阅由吕敏送的有关红岩的书籍，或者在导游的带领下去附近的地方转，有时候杨老先生也亲自讲解。但给笔者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身体。当时的天气晚上后半夜还很凉爽，要盖薄被子。我们三人同居一室，杨老先生每天早上第一个起床，迭好被子，擦过凉水澡，开始到外面散步，然后吃早饭。看书时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年轻时的军旅生涯培育了他严谨的生活习惯，也造就了一副好身板。
杨钦典的军旅作风遗留还不仅仅是这些。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谈到他于1998年与杨钦典见面时的情景时说：我有职务有荣誉，但杨先生见到我时既不称呼我馆长也不喊我同志，而是叫我“长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想，这可能就是他的军旅生涯的缘故。
2001年4月，重庆电视台了解到杨钦典的信息，给笔者联系要到漯河采访杨老先生。4月28日，笔者陪同重庆电视台记者杨芸、曾磊到他家中。通过现代媒体，老先生的形象在50年后又出现在重庆市民面前。
自1998年杨钦典第一次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身份到重庆，2000年、2002年、2004年，杨钦典先后多次应邀到重庆，每次都受到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欢迎，他们为他出路费、生活上给予照顾，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人的感情。
对于杨钦典当时的职务，据他介绍，当时白公馆共有16位看守分为三个班，班长每人每月16元钱，他的军饷是三个班长的总和共48元。职务应该是排长，但因为设置是看守班，别人仍然叫他杨班长。
认识杨老先生后，笔者翻来覆去思考同一个问题：作为军人，当年的杨钦典服从命令是他的天职。如果当时他在领命后枪杀了杨虎城、黄显声，或者他直接扼杀死了宋振中，我们能对他追究什么样的责任？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可以认定的是：在杀害杨虎城时，徐远举要求对参与密裁杨虎城的人员要求必须是“行动队员”，当时杨钦典当选。这说明在此之前杨钦典已经做过“行动”工作。现在能够认定的杨钦典直接参与的“行动”至少有三件：一，对杨虎城将军的屠杀（担任警卫和善后）；二，参与杀害宋振中；三，参与杀害黄显声和张学良将军副官李英毅。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如果杨钦典没有在关键时刻打开牢门放跑包括罗广斌在内的19位志士，将功折罪，以其所作所为，解放后人民会不会放过他？如果他没有将罗广斌等人放出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激励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假如杨钦典当时留在重庆公安局，或者“文革”中不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现在的杨钦典会是什么样子？
在杨钦典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党对敌统战工作政策：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杨钦典对革命志士，首先是协从者的角色，后来又立下了大功。
不仅仅是对杨钦典，解放后，一批铁杆特务在共产党的教化下、在红岩精神的激励下，也先后痛改前非、“立地成佛”：叛徒冉益智本来已经脱逃，但在大街上被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少将李修凯发现，并被扭送到公安局；西南特区区长、少将徐远举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造，最终翻然悔悟，他在他的《血手染红岩》里表示：“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虽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于万一”；国民党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本来也是铁杆特务，但当他站在烈士纪念墓前时，面对被他杀害的革命英烈泣不成声，“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立功赎罪”；原来“以看人流血、啼哭为乐事的职业特务”沈醉在战犯管理所也以能给人理发、亲身为别人办事为荣……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其不可逆转性决定了所有的历史都没有“如果”。对于杨钦典的历史同样如此。没有了这些“如果”，杨钦典也就还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
  
一稿：2004-9月24日
二稿：2004-12月6日 
三稿：2006年9月3日
四稿：2006年9月27日 
五稿：2006年12月5日
六稿：2007年 3月23日 
定稿：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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