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口号是针对过去很多不科学的理论和不科学的做法提出来的，如果不反思历史错误，不总结过去的沉痛教训，对大多数中青年人来讲，就不容易深刻理解这个口号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落实起来就不会那么自觉，全面落实就会更加困难。
　　
　　“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用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来指导社会发展，而不是再搞“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和“摸着石头过河”那一套。不管是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理论，都不是靠“理论创新”创造出来的，而是靠用唯物主义的态度严密地逻辑地“总结”出来的。只有总结出来的理论才更具科学性。自然科学要经过反复实验，物理、化学都得反复实验，并不断总结、分析其实验数据；数学要反复演算，医学要不断搞临床总结，这样才会形成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当然不是在实验室里实验出来的，而是靠“回头看”看出来的，靠“横着看”、“竖着看”看出来的，总结过去的成败，考察别国的得失，也就是认真总结、分析自己的前辈、别人的前辈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实验”结果，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再大力宣传普及，人们也便有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很自觉地去落实。
　　
　　艰难的民主政治之路
　　
　　首先，我们得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应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作为后人，我们应该有勇气、有责任对这个理论做进一步探讨，深入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二者如何衔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怎样一种关系？二者是对立的、敌对的关系还是发展和继承的关系？积中外历史的经验，再加上总结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实验”成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论结论：资本主义是基础，社会主义是发展，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里曾阐述过，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自然产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也明确说过：“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社会直接脱胎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成形、成熟起来，更谈不上生产的高度发展和高度发达，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还处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就轰轰烈烈地组织亿万人民跨上了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这座金桥，绕过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时甚至给人造成了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的印象，大刮共产主义旋风，发展到文革时期就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做法，等于是断了社会主义的后路。历史的实践证明，用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建设所谓社会主义，无异于沙滩上盖高楼，始终会危机重重，必然会坍塌、倒掉，从社会到个人必然会越来越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应该是让更多的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而不是让所有富有阶级统统变成无产阶级，更不是让文化不发达、科学知识欠缺的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并对其他所有富有阶级实行专政。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最讲民主的社会，各阶级和谐相处，经济资本越来越雄厚，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穷人越来越少，工农没有了差别，城乡差别淡化，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共同参与对社会的管理。中国人，当然包括前苏联老大哥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恰恰违背了这些基本原理，用砸烂资本主义的办法搞所谓社会主义，去建立空想的神话的“共产主义天堂”，奢谈要消灭工农、城乡等“四大差别”，结果却是把几十亿人口一步一步引向灾难，不断扩大社会的“四大差别”。这就是违背科学、不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的必然结果，让历史绕了个大弯子。
　　
　　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为民主政治奋斗了一百多年。从四十年代起，国共两党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封建独裁和民主政治的较量，最终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取得了胜利。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就是共产党追求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文件或叫代表作，报告中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得人心，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开始谈判，一时间，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的主流，导致了多党合作的一九四六年一月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会址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一心搞独裁的蒋介石不甘心接受这个民主政治的硕果，派特务破坏了有上万群众参加的在校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胜利闭幕的欢庆大会，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郭沬若、施复亮以及60多名群众，还逮捕了不少人。蒋介石撕毁了各党派在这个政协大会上达成的“民主契约”。到了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的政治对台戏上演了，打的都是民主政治这张牌。这年三、四月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而中共在“五。一”口号中响亮地提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安排（不仅仅是宣传口号）。很显然，“民主政治”、“联合政府”成了国共两党在四十年代末期政治大较量的最重要的砝码。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决定的，因为全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都在为这个大目标而奋斗。这一年，主张走“中间路线”的施复亮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符合国家发展前景和现代民主政治规则的“三化”主张，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工业化”。可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民党不给共产党政治民主，共产党则不肯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政府。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的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的话，就会读到很多精彩的启蒙民主的文章，这些文章客观准确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深刻剖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阻碍，展望了将来由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光明前途。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建国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谁带头实行政治民主，谁能和社会各阶级搞大联合，谁就能赢得人心，赢得天下。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没有信心在政治上和中共抗衡了，所以就派出特务四处暗杀有可能到北平去参加中共的新政协的各界人士，同时负隅顽抗，准备进行军事反扑。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从一九四八年夏天开始，仍然有350多名各界人士通过香港北上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啊。一边打仗一边准备建国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成立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在纪念“七。七”事变十二周年这一天还冒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还带领群众高呼“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九月二十一日，有600多人参加的新政协大会正式开幕了，共产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三个大党的代表人数是一样多的（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就是在照相这样的小事情上也体现出了大会的民主、平等精神。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集体照是这样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四位老“先生”（当时政协代表一律称先生）坐正中，毛泽东、刘少奇两人坐两头，周恩来、陈云、彭真在后排站着。其他各代表团也几乎都是按年龄大小排座次拍的集体照。这第一届政协行使的是全国人大的权力，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人民大宪章”。从选举结果看，也是皆大欢喜的，真正把“民主联合”四个字体现出来了。政府副主席六个人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一半。副总理四个人是董必武、陈云、郭沬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一半。政务委员（即后来的国务委员）15人中有民主人士9人，占百分之六十。把部长级以上干部全统计上，民主人士占了三分之一还要强。那个时候的毛泽东非常害怕人们把他当作封建帝王看待，也非常警惕自己的党变成专制的国民党，不止一次地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这样的话，也一直主张在政府内一定要保留持不同意见的人士，有些党派开完政协大会后提出了自动解散的申请，都被毛泽东、周恩来一一劝阻了。总结国民党的教训，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尽量避免出现新的一党专政的局面。
　　
　　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我们坚持实行的计划经济使中国长时间里处于短缺状态，商品短缺、住房短缺、就业机会短缺，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短缺，有限的资源面对无限的需求，便不得不有一套机制来调节这巨大的矛盾，于是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论资排辈在“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氛围里理所当然地保留了下来，把人划分成若干等级，按级别、按资格而不是按能力分配社会财富，这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使短缺问题越发严重，于是又迫使社会机制更加严格等级划分，加深分配的不公平，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后来改革开放了，人们有了竞争意识，“竞争”一词也开始出现在报刊上了，加上中央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情况应该有所好转，但大家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一同起步参与竞争的，除了少数勇敢的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冒险者发了点儿小财以外，发大财的大部分是有权有势的“官倒”，这样，很快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企业亏损、倒闭、大量工人下岗等等新的社会问题，而后来泛滥于各个消费领域的假冒伪劣现象则是对这种不公平竞争的又一种竞争，贪污腐败盛行、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更是不合理（不合理就是不科学）机制的必然产物。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明，在到处充斥着我们刚刚“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的封建主义的文化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它阻碍着中国的政治迟迟不能走向现代化。野蛮可以互相排斥，野蛮与落后会很自然地抵御文明，但文明则互相吸收。长时间以来，很多的中国人认识不到我们常常是站在落后的封建主义立场上去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的，主观感觉却是在用先进的共产主义文化去革资本主义落后文化的命，这的确很可悲。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去直奔共产主义之不可行、不科学，已经和将会继续被历史所证明。冲破封建主义的思想牢笼，建立发达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才能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参政、全民政治、解放个性、让人们都成为自已本身的主人。这才是共产党员们应该追求的人类的先进文化，这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客观规律。可惜的是，现在理解这个共产主义真谛的共产党员是越来越少了。
　　
　　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了，过去的阶级矛盾己经让位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可惜，接下来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一九五九年反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六O年“低标准，瓜菜代”（即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九六四年在全国开始了“阶级斗争学说”大演习、大实验的“四清”运动，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一次比一次的规模大，指导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致使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远离了现代文明和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又一次错过了有可能走上民主政治之路的机会。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十年“文革”的正式结束。一九七八年报刊上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重新对国人进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国人重又开始学习民主政治的ABC，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在重新摸索着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八十年代初那几年被人民称为“政治的春天”，是“第二次获得解放”。可是，没有过几年，改革开放的蹩脚之处就显现了出来，政治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邓小平无法兑现他向人民宣布的要大规模进行政治改革的承诺，这其中当然也有他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很多尖锐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终于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风波。中国人民走民主政治之路的机会又一次夭折。
　　
　　回顾中国五十多年来发生的种种灾难性社会问题，都是因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没有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即“科学发展观”办事，吃了“意志至上”、“权力至上”的亏。根据中国的国情，作为社会科学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必须继续高举，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无法补救种种历史失误就“改弦易辙”，转而搬出儒家的一套来管理社会。这是历史的倒退。我们可以发扬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儒家的态度从政，而不能用儒家的思想治国。儒家对于从政的可贵态度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语）。“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语）。共产党人的“道”就是马克思主义，愿意为这个“道”的基本原理及其发展殉身的是真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必须坚定这样的信念：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够救中国。在已经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元化”政治，只会给贪污腐败提供便利条件，导致权、钱交易的流行，不断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形成“乱子”此起彼伏的社会局面。民主政治是科学立法的基础，而民主和科学的法制则是贪污腐败的“天敌”。就是说，不实行民主政治，官吏的贪污腐败绝对无法遏制，人们的信仰危机绝对无法救治，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也就无法形成。因此，首先应该搞的是“政治”改革，其次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政改”问题上，小改革，遇到的困难将会越多越大；不改革，不仅困难重重（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等等），还随时都有发生灾难、动乱等危险的可能。只有大改革才有大希望。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雄威，唯物主义地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近亲繁殖”式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不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这跟生活中近亲结婚会生出弱智、畸形儿是一个道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可以模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办法，“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与军队分开、在法律的范围内开展党的活动的前提下，“先让共产党员民主起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用“海选”的办法产生（这符合“每一个党员都是平等的”原则，也真正落实了每一个党员都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县以上直到党中央的领导人一律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彻底废弃“等额选举”的做法。连罗马教皇都是在红衣主教中这个大范围里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的，而且不分国籍，而在理论上最讲民主的我们共产党却实行指定“接班人”制度，用“等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国家领导人，岂不荒唐？“等额选举”是对民意的强奸，是对党员、对人民“选择”权的严重剥夺，更是对民主政治最霸道、最残酷的挑衅与挑战，当然，这同时也是主张“等额选举”者自己在政治上不自信的虚弱表现，因为搞差额选举的话他或由他培植的亲信就有可能被选掉。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由几个候选人先在全党进行书面竞选后再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全国党代会之前的书面竞选起一个向全党公告参加竞选者名单的作用。当全党得知张三、李四、王麻子等几个人要参加下一届中央常委的竞选时，他们在基层推举党的代表时心里就有了底儿。比如多数党员支持张三，他们就不会选举反对张三的人做他们的代表；同样地，另一部分人支持李四，这一部分人当然也不会选举反对李四的人做他们的代表。这样一来，凡当选的党代表，一定是代表多数党员意见的人，他们在全国党代会上所投之票的“民主含金量”就会非常之高，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一定是全党最属意的人。全党如果民主化到这种程度，我们党如果有了这样良好的民主传统、民主习惯，王、张、江、姚“四人帮”之类的人就绝对进不了中央领导班子，更不会出现由他们操纵的筹备“九大”、召开“九大”及其践踏党内民主所造成的恶劣的历史影响那样的堪称我党政治生活之莫大耻辱的事情，那真是全党幸甚，全民幸甚。
　　
　　要坚定地走上民主政治之路
　　
　　多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总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担心政治改革的步子迈大了会让共产党失掉领导地位，对不起“先烈”，更怕承担历史责任。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年代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事实，不仅是步子迈得大的问题，简直是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了个180度大扭转、大翻个儿，结果怎么样？共产党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补，领导地位更加巩固，人民更加信任党，对未来也更加充满信心。先烈们为之奋斗的“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理想一旦真地实现了，他们也会含笑九泉的。所以，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也就是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考虑，只有政治开放这条路可走，别无选择。政治怎么开放？那就是不回避我们党所有的历史错误，并支持人民公开总结讨论这些错误；不掩饰因政治弊端而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允许媒体及时地公开报导这些问题。这里的“不回避”、“不掩饰”当然要包括不“为尊者讳”这个问题。不管是哪一代、哪一个领导人的错误，一律实事求是地公开总结，还历史以真象。没有真象便没有正义。这样，才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真正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这样，才有助于防止继任者重犯历史错误。这样做还为下一步直选国家领导人打下一个政治基础。共产党真要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还政于民，给人民以政治决策权，在未来的全民直选中，人民有什么理由不选举共产党来管理国家？反过来，你不让人民总结“反右”，不让人民批判“公社化”、“大跃进”，不让人民继续深入地否定十年文革，说明你不实事求是，说明你不是真唯物主义者，你对历史都不敢说真话，那么你对现实说的话、你针对当前问题下发的文件，人民还会认真听、认真去落实吗？一个不能诚实对待历史的政党能说自己最具先进性吗？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一旦有一天中国的政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与发达国家接轨，不再与搞终身制、搞家族世袭制的国家坚持同样的政治体制了，人民还情愿选举你来执政吗？
　　
　　总结历史，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可以以开放文学艺术为突破口。文学艺术界的中老年同志大都非常怀念八十年代的政治大环境。一九八四年作家协会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党中央作过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祝词，大意是说创作必须是自由的，鼓励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要保证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胡启立的这个祝词可以说是总书记胡耀邦关于“开放言路”整体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得一九八六年夏天《人民日报》为响应胡耀邦的这个整体构想还发表过一篇评论员文章，郑重发出了不要堵塞言路、不要“以言治罪”的呼吁。为官一任，能向社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并准备实行之，即使后来被人整下了台（“二胡”之外还有赵紫阳等），这一辈子也算没有白活，因为人们会永远记着他们。如果我们的中央宣传部像一九八几年朱厚泽当部长时那样在整个思想文化界认真落实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主张，像王蒙当文化部部长的时候那样努力放开作家的手脚，整个思想文化界必然是大繁荣的局面，政治开放这个唯一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工程早就全面铺开并且早就见到成效了。难忘的八十年代呵，中国人渡过了一个美好的“言论假期”——只是一个“假期”呵！如果党中央能够允许并支持影视界的同志把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遇罗克、张志新的故事和“西单民主墙”、“四。五”、“六。四”等等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拍成文献版的大型影视剧让全国人民反复看一看，不仅表明文学艺术的大解放，更是政治思想的大解放，中国人的政治觉悟将会有质的飞跃，将会大大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人们就会真诚地信任政府、信任党，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人民就会团结一致地去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强国了。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什么是对社会及其治安的“综合治理”？开放文艺，开放新闻，开放政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比任何虚假的口号、动听的理论和铁腕手段都凑效。推动政治现代化才是解决中国问题，改变中国命运的根本措施。所谓政治现代化应该具备公开化、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宽松化、人性化、文明化等等特征。没有反对派的政治是不受制约的政治，因此也就很难具备这些特征，因此也就不属于先进的现代化政治。
　　
　　彻底放下前几代领导人留给我们的沉重包袱，解开他们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适用的思想理论对我们的束缚，用各种形式总结历史，对全党全民来说就是一场政治思想大教育，大培训，大动员，科学发展观也就很自然地深入人心了，然后，修改党的总纲、修改宪法（本人对修改党的总纲和修改宪法都有具体的建议，可惜没有人理睬，得不到发表），增强党纲和宪法的科学含金量，这就等于冲破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瓶颈，占领了久攻不下的政治改革的山头，建立了政治改革的制高点，让整个上层建筑跟上并顺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大道就算铺设成功了，到那时我们共产党人就可以自豪地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布：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终于打下了促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写于二00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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