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怀胎    一朝分娩

—《毛泽东与贺子珍》创作琐谈

熊厚今

 

    长篇小说《毛泽东与贺子珍》出版后，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读着这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我深受鼓舞和鞭策。在此，特撰拙文一篇，谈谈自己的创作体会和感受，以飨读者，权且当作是对读者厚爱的一种回报罢。

一、创作缘起

      对于毛泽东，我向来是崇敬的。早在孩提时，受家庭的影响，我就非常喜欢听毛泽东的故事，而且还能背出他大部分诗词。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对毛泽东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走上创作道路后，曾写过有关毛泽东的文章。其中散文《无价的珍藏》、《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井冈山》均见诸于报刊，并有的获省市级奖。也许是上面的原因，平常在阅读报刊书籍时，对于有关毛泽东的信息极为关注，而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资料更是情有独钟。因此，十多年前，我就摘抄了十多万字的笔记。不过，对于如何将这些资料有机地结合和连缀起来，用文学的形式艺术地再现毛泽东与贺子珍这段感情的历程，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这样断断续续地过了十多年，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缘触动下，我下定决心写作这部书。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江西省文联原主席、著名作家杨佩瑾重返奉新故地，他提出要到奉新“华林书院”去看看。当时，我作为东道主欣然相陪。在前往“华林书院”的途中，我们当然谈到了文学创作。其中谈的最多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问题。当时，杨佩瑾深有感慨的一段话犹在我耳边响起：“有人说，现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不吃香了，我看未必。关键是创作的问题，好的艺术作品还是有生命力的。主要是现在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缺乏艺术性，粗制滥造，看上去像一般的宣传材料，更谈不上人物形象塑造，这样的作品当然就不会受群众欢迎了……”

      杨佩瑾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同时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写作《毛泽东与贺子珍》这部书。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大都是毛泽东与贺子珍身边的同志、亲人和警卫员的回忆录，而且看上去比较零散，缺乏艺术构思，未能全面地展现毛泽东与贺子珍一段崇高而曲折的感情历程。如果自己在这方面作点努力，尤其在作品的艺术构思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多下些功夫，或许能获得成功。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对毛泽东、贺子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爱戴和崇敬，特别是他们至尊至纯的红色情怀常常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因此，我一直很希望能写一部有关他们的书。我想如果没有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部书的。这大抵就是人们所说的创作激情吧。一个作家，如果连起码的创作激情都没有了，那他创作生涯也就差不多走到近头了。

二、专程采访

       我知道，仅凭手中这些资料来创作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决定进行一次专程采访。采访的路线是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上海。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专业采访。此前虽也有过几次采访活动，但那毕竟是由作协组织的。我这人生性迟钝，不善交际，因此我很担心此次采访能否获得成功。

       出手意料的是，采访顺利，收获颇丰。

      在井冈山，我得到了井冈山市委宣传部的热情招待和有力支持。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资料和信息，而且还从井冈山市党史办抽调一名同志陪同我到各景点参观。在茅坪步云山，我遇见了一位九十二岁的老婆婆。她告诉我，当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步云山练兵时就住在她家。那时她才八九岁，贺子珍经常逗她玩，毛泽东还抱过她。她父亲也参加了红军，后来在挺进赣南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望着眼前这位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经历了沧桑岁月的老人，我感到了一种重托。我觉得我不能辜负这位老人，我一定要尽全力将这部书写好。

      瑞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战斗生活多年的地方。特别是毛泽东受王明左倾思想执行者批判的一段时间，毛泽东身心俱焚、贫病交加，贺子珍一直陪伴在他身旁，给予他莫大的安慰。在瑞金东南六七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叫东华山。上面有一个千年古刹——东华禅寺。当年毛泽曾在此养病达三月之久。毛泽东身在山上，心在山下。他密切关注着前方战事。当他听说红军攻打赣州失利时，他曾向中央提出补救的方案，遗憾的是当时中央并未采纳他的意见。在山上，他与老和尚一道研究佛学，他还教贺子珍写格律诗，帮警卫员上文化课。如今除了寺院的佛菩萨依旧常在，其他的已人去了楼空了。我伫立在寺院前的一棵大榕树下，想象着当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此生活的情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似乎找到了一种感觉。于是，我挥笔在采访本上写下了一行字：佛菩萨度众生出苦海，毛主席为人民谋幸福。

      在遵义，我认识了一位名叫项丽的女孩。她的地位之低贱、生活之悲惨，让人为之掬泪，但她的纯洁、善良和朴实，尤其是她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我创作的关心，使我甚为感动。她不仅免费为我提供食宿，而且还热情地照料我的生活。在遵义由于水土不服，我大病一场，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是她把我送进医院，是她在医院精心照料，直至我身体完全恢复。

      当然，也有不顺的时候。在上海，我想访问一位曾和贺子珍有着密切联系的老同志，可是他以年事过高、身体不适拒绝采访。后来几经周折才得到他的认可，此次采访耗资八九千元（自费）跨越十多个省市，行程二万多里。或许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次长征吧。

      长征，只有长征，才会有收获。

三、潜心创作

       采访回来后，我便开始准备创作。

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资料数据整理后，我很快就拟出了一个数千字的创作提纲。按照这个提纲，我将从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认识写起，一直写到他们相继逝世，全书约40万字。

       面对如此浩大的工程，我确实感到自不量力。尽管如此，我还是计划在创作中试图在以下几方面作些尝试：一、将历史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和谐统一起来，把握好历史事件与文学叙述形式关系；二、将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重大事件中去刻画，从而使读者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三、多层次揭示人示内心世界和矛盾冲突，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当然，由于我水平有限，未能将这一意图很了地表现出来，但在创作中我确实是作了最大的努力。

       二00四年春节，我掀开了这一浩大工程的第一页。

       记得那天早晨，我与家人简单地吃了一顿团圆饭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进行创作。从此，我便走进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世界，与他们朝夕相处，共享生活的幸福与艰辛。

      我以平均每天800字的速度进行着。有时碰上顺手的时候，也能写上二、三千字，但这种情况极少。因为我不是好那种写作快手。每写一章，我都要冥思苦想，有时甚至为了一段也要折腾大半天。

       不过，我总的感觉还是良好。也许是烂熟于心，也许是虔诚所至，在写作中，我常常感到有神力相助，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其效果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有时候灵感骤来，竟然在公众场合也能进行写作。有一次，我去一个休闲场所等一位朋友，居然在那种极富有诱惑力的地方写了二三个小时。可见当一个人沉入某种境界时，往往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创作的艰辛不言而喻，然唯其艰辛，才显快乐。不知不觉已是二00五年春节了。这个春节，我们全家人都到深圳去了，唯我一人坚守阵地留在家中写作。虽然我也感到几分寂寞，但我知道，我只能面对这份寂寞。或许这是一种命，命中注定我只能与寂寞为伴——寂寞在创作。大年三十晚，我一个人靠着一堆炉火一边取暖，一边写作。也不知过了多久，窗外隐隐约约传来人们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看对面墙壁上的挂钟，已是凌晨一点钟了。我感到有些兴奋，想站起来歇一会儿，但我没有。我知道，我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迎接希望，迎接未来，迎接新年的第一天。

       这样，大约又过了半年，我的小说终于大功告成。当我为这部小说划上最后一个圆满的句号时，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我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原打算写完这部小说后，一定要和家人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可是我没有。当晚，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出家门，默默地走在人流如潮的大街上，然后来到潦河畔边久久地站立，任凭于汹涌的波涛声从耳旁响过，任凭于习习的凉风迎面吹来……

四、结束语

        从采访到创作完成，这部小说整整用了三年时间。但如果没有十多年前的资料积累，这部小说也无就从谈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多年前这部小说就在孕育中了。因此，也可以说是“十年怀胎，一朝分娩了”。我不敢说十年前就已计划好了这部小说，但那时候确实有一种朦胧的想法。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才逐渐明朗起来。我应当感谢上苍，上苍待我不薄，让我终于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了。都说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缘分，其实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想大抵也就是这意思罢。

       在此，我真诚地劝有志于创作的文学青年，你不妨静下心来，平常多注意学习、观察和积累，持之以恒，习惯成自然，厚积而薄发，这样才能写出有一定生命力的艺术作品，这样的作品才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奉新县岗前中学  熊厚今

 

 

 

附：作者系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散文集《凝望星空》

和长篇小说《毛泽东与贺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