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8月9日，我办完了老爷子的丧事，清理了一下遗物，便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了上辈人居住了36年的老家，走上了新一代人的生活征程。我们在渡湾码头上船，航行约60余华里，在古镇陆口下船，回到单位。
　　汛期的江水，特别宽阔，轮船靠自身的动力，迎着汹涌的波涛，逆流而上。江水拍打着船头，发出阵阵的怒吼，令人心碎；平时一望无边的芦洲已被混浊的江水吞没，一排排护堤的杨柳已大半节浸泡在江水里，失去了以往的阿罗多姿；偶尔可见一、二艄行驶在江心的小舟，在波涛的撞击下，上下颠簸，摇摇欲倾！
　　此时，妻子玉萍正怀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显得疲惫不堪，靠在硬席座上昏昏欲睡。
　　我却怎么也难以合眼，看着船外的滚滚江水，思绪万千，许多往事纷至沓来。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韩氏家族姓可算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家族。她发祥于中原大地，龙山文化之滨，历经数千年的战乱而不灭，饱受沧桑的巨变而不衰。几千年来，韩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材辈出，枝繁叶茂。可是，到了我们这一支脉时，却遇到了日寇的入侵！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老韩家凋零破败，门庭冷落，香火衰微。
　　说起来，我们韩姓的这一支脉还与南宋的抗金名将韩世忠有一点渊源呢！
　　据史料说，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犯，徽、钦二帝安于享乐，软弱无能，不思抵抗，结果导致双双被虏往北国，同时被虏去的还有六、七千后宫佳丽和无数的金银珍宝。这一段屈辱史，史上称之谓“靖康之耻”。韩世忠和岳飞一样，都是当时的抗金名将。他由于反对秦脍专权，主张抗金，为岳飞鸣冤，受到权奸的迫害。他死后其后人散至各地，其中一支从江浙迁移至江西，后又折返湖北江夏一带定居。
　　先曾祖必正公时，家业已呈颓势。为了生计，后人从化山迁往江夏涂口，至先父本银公时已单传三代。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先祖父维华死于战乱之中，年仅28岁。所幸留下一亩三分地和二间瓦房，后人尚可聊以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使得每个中国人在这场浩劫中，遭受到了空前的灾难。从此，老韩家一蹶不振，几乎断了香火。好在天理昭展，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老韩家第四代小主人诞生了，而且活下来了。这为生命之歌续上了后来的乐章，也为这个濒临绝境的家庭带来了希望。
　　第一章、沦落与崛起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致使我东北、华北大好河山很快沦陷，不到一年，鬼子的铁蹄就打到了长江防线。
　　1938年10月24日是大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天。这天，在武汉市涂口镇赤矶山的长江水域，行驶来了一艄中外闻名的英雄战舰------中山舰。下午，一轮残阳映照着血红的江水，中山舰全体将士们在与六架日机浴血奋战后，不幸中弹沉没在涂口的赤矶山边的长江水域，将士们大部壮烈牺牲，只有少数被冒死赶来的民船救起。
　　第二日，武汉沦陷，为了威慑和打击武汉地区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日机频繁对武汉及周围城镇展开一轮又一轮的狂轰乱炸。他们不仅要炸毁军事设施、港口、工厂，连民房小宅也不放过。
　　那时，我们一家就住在涂口镇的汤家湾。一天，正下着小雨，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不远的天空，突然窜来了3架不速之客，贴着膏药旗的飞机很快出现在涂口的上空。敌机盘旋了几圈后，实在没找到什么目标，便朝民宅扔下了一排炸弹，接着一个俯冲，又朝惊慌失措的人群扫射。几个逃命的老人、儿童和妇女应声倒下！经过十多天的狂轰乱炸后，古镇涂口到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死尸遍地。我们家住了几代人的那二间青砖瓦房，也在连日的轰炸中，夷为平地！一家人一下子沦为难民，身上一无所有，为了活命，只好跟着逃难的人群，展转到了长江上游一个较为偏安的地方暂时居住下来，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江夏的泗洲地区。
　　泗洲原是一个渔村，在下游水闸未修建之前，因地势低洼，一到夏季，雨水内渍，江水倒灌，成为沼泽，故当地人多以打鱼为生。自从1935年修建水闸后，当江水盛涨时，则闭闸以防江水倒灌；江水退落时，则启开闸门以泄积潦，使整个流域可免受洪水泛滥之灾，而旱洼之地悉可化为沃壤。此后，从湖南、汉川、新州等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相继到泗洲开湖围垸，垦荒种田，成为该流域中的桃花岛的主人。他们虽然生活艰辛，倒也不乏男耕女织，一网鱼虾一碗粮的恬静生活。
　　抗日战争到了第二个年头，无情的战火同样打破了泗洲的和平与宁静。泗水河岸、江堤二侧到处是逃难的人群。然而，在那国破家亡的年代，哪里又是逃难者可作为避难的港湾啊？武汉失守不久，日本鬼子的飞机便从武汉起飞，接着就对周边城镇实行又一轮的狂轰乱炸。
　　鬼子的飞机象幽灵一样不时飞到了泗洲的上空，他们找不到目标，便看到房屋就炸，瞅见人群就扫射。一时间把个和平宁静的小镇变成了人间的地狱。到处都能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和房屋倒塌的轰鸣声。遥遥看去，成排的房屋垮踏了，火光冲天，黑烟滚滚；地面，呼叫连天，哭声遍野。被炸死炸伤的乡亲，血肉糢糊，残不忍睹。从那以后，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人们一听见警报声便四处逃命。好在泗洲的野湖和沼泽很多，里面长满了芦苇、荷叶和其他野草。如果几十个人在里面躲藏起来，敌机很难发现。因此一有飞机来袭，那些地方自然成了人们的避难之所。
　　1942年初夏的一天，当地暸望台中有个眼快的人，正在用自制的土望远镜观察着天空。突然，他发现东北角的天际，出现了几个可疑黑影。观察员凭经验，便知道是鬼子的飞机来了。他马上向全镇的男女老少发出了警报：“乡亲们，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快逃命哪！快呀！”
　　象马蜂炸了窝一样，人们马上丢下财物和手中的活计，四处逃窜。在一个被称为刺湖的野藕塘中，立刻聚集了不少逃难的人群。
　　一个中年妇女，怀抱者一个婴儿，艰难地跟着逃难的人群，跳进了齐腰深的湖水中。湖中的淤泥较深，里面到处都是蚂蝗和蚊虫。人们为了活命，顾不了那多，谁也不敢吱声。几架日机探头探脑地掠过上空，朝湖边转了几圈，实在找不到目标，就把湖旁的几个小土包和毛坑都当成了目标，胡乱扔下几排炸弹，飞远了。野湖中的人们一阵骚动，妇女小孩被吓的哭叫起来。
　　“同胞们！敌机还没飞远，如果听到这里的喊叫声，大家都没命啦！”一个中年男子抱怨起来。很快，难民们都不敢吱声了。然而，那个中年妇女一不留神，掉进了齐胸的深水中，怀中的婴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大哭叫起来。
　　“这真是要命！快把他的小嘴闭住，不然老子们都完蛋了！”还是那个中年男人，朝着婴儿哭叫的地方，大声吼着！人们又一阵骚动，几个想活命的男人便朝婴儿啼哭的方向淌水过来，准备采取行动。只见中年女人情急中摘了一片荷叶，内面装上几滴水珠，在阳光道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婴儿见到这祥云般的彩珠，奇迹出现了，哭叫声嘎然而止，小脸上露出了微笑，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睡着了。这样，才到人世间的小生命，逃过了这一劫！
　　抗战熬到第5个年头，日本兵开进了长江和铁路沿线的中小城镇。他们利用当地的汉奸和地痞流氓建立起各级维持会组织，向一般老百姓发放了良民证。为了防备游击队的袭击，他们还修了不少的碉堡和岗哨，天一黑就要戒严，不准通行。白天则向过往的行人实行严格搜查，凡没有带良民证的，轻者背起来往地下摔，有的被摔得半死甚至瘫痪。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当场用刺刀捅死。
　　据一位姓宋的老伯讲，一天下午，有一队日本人想过河，便抓了当地的一个姓王的中年人引路。不料刚走出不远，河对岸就响起了二声爆竹。鬼子二话没问，提起马刀就向这个中国人的腹部刺去。被杀的这位中国人血流满地，连肠子都流出来了。一位无辜的中国老百姓就这样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在抗战期间，日本鬼子指望用血腥的手段来维持其野蛮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暴行，只能激起抗日军民的更大的反抗和斗争。仅在湖北江夏一带，就活跃着好几支抗日游击队。在这塊土地上，1938年10月就成立了鄂南第一支抗日武裝，1942年10月創建了咸武鄂抗日根据地。据初略估计，在這块地方為革命献身的烈士就有几百人，慘遭敵人殺害的革命群众就有几千人。
　　在泗洲地区，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日寇及其汉奸的斗争，此起彼伏，演义出许多扣人心弦的悲壮诗篇！其中就有一个姓罗的地下党员，领导着二十几号游击队员，活跃在百里水乡，扎根在人民群众中间，打得鬼子汉奸抱头鼠窜。
　　当时，在泗洲驻扎的一支汉奸队伍叫“三司”，受赤矶山日军的指挥。他们在重要的交通路口都修有碉堡，目的是严防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其中以东岗的一个碉堡最大，修在街头和公路之间，有三层火力点，里面有4个鬼子和20多个汉奸守备。一到晚上，一律不准通行，人民群众对它恨之入骨。由于这道关卡的封锁，抗日游击队的行动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拔掉这个据点，是广大抗日军民的迫切愿望。
　　1943年的8月中秋节，下午5时许，有二个串乡模样的小贩，各挑着一担货物从公路的那边小路上走来，想通过岗哨到街上去卖。刚一靠近碉堡和岗卡，只见守卫的伪兵大声喊道：“滚开，今天关闸了，不准通行！”
　　“老总行行好，今天是中秋节，我们是送货来的，街上的老板正等着要呢！”一个小贩陪着笑脸答道。
　　“送什么货都不行，快滚，不然老子毙了你！”这个伪兵一边骂，一边把枪一端，哗啦一响，把子弹推上了膛。
　　“这又何必呢，老总辛苦了，不妨过来吃块月饼吧！”一个小贩说着拿出一块月饼，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闻到月饼的油香，二个伪兵的口水都流出来了。他们各枪了一个月饼，狼吞虎咽起来。不一会，碉堡里面的伪兵都跑了出来，连拿带枪，把一担月饼一枪而光。
　　“八格牙噜，什么的干活！”四个鬼子也跑了出来。
　　“太军，这月饼的，大大的好吃！”一个伪军的小头目忙拿了四个月饼，送到鬼子手中。
　　这帮鬼子自从入侵中国后，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早已惶惶不可终日，哪里吃过什么月饼。
　　“过来，那一担的，也挑过来，米西的，统统的都要！”鬼子指着另一个小贩，口水直滴。
　　正当敌伪兵吃得高兴的时候，忽听一声哨响，四周埋伏的游击队员从三个方向冲了上来，形成包围之势。
　　等敌伪兵反应过来时，一个个浑身无力，东倒西歪，说不出话来。
　　抗日游击队收缴了所有的枪枝弹药，干掉了四个鬼子，除掉了为首的汉奸，一把火把碉堡烧了。
　　原来，二个卖月饼的人就是罗队长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员。所卖的月饼是经过特别加工的，在馅子内加入了一定的蒙汗药粉。所谓蒙汗药，在古今的武侠小说中都描写过，其实主要的成份就是一种叫曼陀罗的植物花，它能作用于皮层下某些部位使呈抑制作用，如使意识消失，产生麻醉等。关于这个配方的来源，还是一个身怀绝伎的具有爱国之心的老和尚提供给他们的。
　　拔掉了东岗碉堡，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抗日武装则运动神速，打得鬼子汉奸闻风丧胆。
　　1943年，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日寇加强了对占领区的扫荡，加上蒋介石阴谋发动了皖南事变，使鄂南的抗日武装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在一次遭遇战中，由于汉奸带路，罗队长领导的游击队被日本鬼子包围了，因寡不敌众，最后弹尽粮绝，大多数队员战死，少数队员受伤被俘。在被俘的游击队员中，就有那位姓罗的队长。只见他面对敌人的屠刀，英勇不屈，大义禀然，怒斥强盗，直到壮烈牺牲！死后，敌人把他们的尸体丢在一片荒山坡上示众！尽管如此，人民群众还是冒死把烈士的遗体偷偷掩埋在乱石岗下，不管是清明节还是盂兰节，总有人以不同的方式前去悼念，以告慰忠魂，寄托哀思！
　　艰苦的抗日战争到了第八个年头，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经过几千万人的流血牺牲，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是自1844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来，第一次所取得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就此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灵中抹去。那些在战乱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的难民，心中所受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治愈的。
　　抗战胜利后的第9天，即公历1945年8月24日，农历7月15日，民间称为盂兰节，又称中元节。人们在这天晚上除祭祀自己死去的亲人外，还准备一些菜肴、香烛纸钱之类的东西，到坟地去祭祀鬼神。
　　这一天的晚上，在泗洲地区的许多乡村田野、山坡地岗上，可以看到无数的小火苗，在西北风的吹拂下，发出幽暗的烛光。
　　泗洲街的东边，地势较高，坑凹不平，无人居住，到处都是坟墓。由于我还小，家父便带着姐姐，沿着一条小路，向着荒野坟地走来。大姐一看上去就是一个残疾人，二十来岁，只有1米多高，驼背，清秀的脸上，挂着明显的忧伤。父亲已过中年，手提一袋祭品，古铜色的脸上，已刻有经岁月的风霜留下的几道深深的皱纹。
　　只见父亲手拿一张请人写好的祭文，借着落日的余辉，低声朗读道：“涂口镇汤家湾韩氏门宗历代宗祖：自抗战爆发以来，战乱不绝，天灾频发，致家道中落，香火垂危；因关山阻隔，后人疲于奔命，难能前往祭奠，愧对列祖列宗！今抗战全面胜利，乃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也！不敢忘先辈之德，养育之恩，故借此荒坡野地，前来祭祀矣！望列祖列宗在天有灵，佑我中华大地永息战火，四时平安，民生康泰，佑我韩氏门宗繁华似锦，香火兴盛！”念罢，点燃香纸蜡烛，父女俩朝向金口的方向叩拜。然后又到另一处，点燃了另一份香纸蜡烛，烧给那些无人看管的在战乱中死难的忠魂，祭祀完毕仍由原路缓缓而回。
　　在那片空旷的山坡上，有一片乱坟岗，那里埋葬着几具无人看管的尸骨。它的四周野草丛生，几颗小树在瑟瑟秋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似有人在低声诉说，更象是一个女人在低声哭泣。也不知什么时侯，有人在乱坟岗的四周，摆满了贡品，点燃了蜡烛，远处一看，象闪烁着无数的火苗，还有人在那里插上了几蔟小花，有红的、黄的、蓝的--------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欢乐和太平，他们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和不安。日本人走了，土匪反而更加多起来！在泗洲地区，什么“三师”、“袁部”，那些助紂为虐的汉奸队伍，摇身一变，都成了国军，变成了抗日的“英雄”，聚集在蒋介石的反共大旗下，把中国人民又一次推向了内战的深渊。
　　我们家从涂口镇逃难到了泗洲，暂时安顿下来并融入到当地社会。老韩家第四代单传的小主人，也在这场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来到了人间。前面所说的在日机轰炸中幸存下来的小生命，不是别个，正是鄙人。
　　那年月，除了战乱之外，还有频繁的天灾。国民党当局只顾打内战，不管人民的死活，在天灾人祸面前，毫无作为。
　　1948年春夏，泗洲地区内渍成灾，倾刻间内堤倒了，方圆数百公里成了泽国。四处都是逃难的人群，瘟疫流行，饿殍遍地，人民群众在死亡线上争扎。
　　就在这一年春天，父亲把牙一咬，从高利贷手中借贷了108块大洋，与人合伙租了当地大地主王茂竹的大小12处湖塘，又从湖南买来了莲藕秧，种在里面。如年成好，不仅当年可还清高利贷款，还可有100多块的现洋进帐。不料一场大水，不仅冲走了全家人的希望，还背上了100多块的高利贷款。为了还清外债，父母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典当了。水退后，我们家的老房东收回了他的房产，我们只好搬到泗洲的上街，租了当地人黄殿清不用的一间破空房里，稍加修整，搬了进去，靠摆点小摊，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俗话说，大灾必有大疫。渍水虽退了，但死于各种疾病的人难以计数。我的许多小时的玩伴，都是在这场瘟疫中死掉了。
　　我也不能幸免，在这场流行的瘟疫中险些丧命。
　　事情发生在那年深秋天的一个晚上，天正下着小雨，一阵寒风袭来，我感到寒冷刺骨，过一会便浑身颤抖，随着高烧、恶心，昏昏沉沉地睡了好几天。一阵高烧过后，我便进入了一个梦幻的境界：天上飞舞着无数的彩蝶，嗡嗡作响，从中窜出一条似蛇非蛇的东西朝我爬来，快到跟前时又突然不见了。没过一会，眼前似乎能站着一个着古装的女人，阴沉沉的脸色，左手拿一根树枝，右手指我，朝我打来。我一下子被吓醒了，尖叫起来！
　　清醒后，听到了大人的哭声。原来是母亲和姐姐一边哭着，一边用毛巾为我擦洗着身子，并用尺子为我测量身高和肢长，准备为我做件新衣，让我脱离人世的烦恼，安祥地去到那远方的天堂！
　　他们见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忙递来一碗姜糖水，我一饮而尽，顿时感觉腹中饥饿，连声呼喊着要吃东西。此时父亲进来了，拿着一个梨子，修了皮喂给我吃下。一周后我完全不发烧了，而且饭量大增，不管什么糙米杂粮，有菜无菜，总能把肚子填得鼓鼓的。这是一场大病，很多孩子都死了，我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多年以后，儿时记忆中的事大多忘了，唯独对那场大病中所见之事，仍印在脑海中，记忆犹新。小孩患病发烧，为什么会出现那样恐怖的梦幻景象，不可而知，还是留给有关专家去分析吧！
　　大病初愈，我有幸目睹了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1948年的秋天，洪水刚退，大地一片破败凋零。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成营成团的国民党军队打从一泗洲通过，向南溃退，不知要跑到什么地方去。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国民党的军队后撤时，已溃不成军。刚开始，这些兵还有点纪律，不敢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不多久情况就变了，他们成了散兵游勇，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枪到哪里，人民称之为“吃干队”、“盗乡团”。
　　有一次，几个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兵痞闯到了我家，硬要为他们做一桌酒菜。父亲稍为迟了点，只见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掏出手枪顶着父亲的脑门，大声吼道：“不做马上毙了你！”母亲见状立即给他们跪下磕头，求他们行善积德，放过我们。这样足足僵持了半小时，他们见实在没什么油水，只好到别家去了。临走时还把我们家仅存的一点粮食和一只老母鸡也枪走了！
　　到了1949年的春天，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多，他们枪了许多民船，在泗水河上搭起了浮桥，从武汉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沿长江而上，再向南逃跑。
　　一天傍晚，白崇喜军队的一个藩号为26师的队伍，整晚都怱忙地打从街道通过，向马山那边溃逃。
　　第二天清晨，一阵嘈杂而响亮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爬了起来，从门逢朝外看，只见枪支弹药丢弃一地，军械器材、米面烙饼，到处乱扔。大人们怕拉夫抓丁，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只有几个胆大的孩子偷偷摸摸地满街检东西吃。我也趁大人不注意，溜了出去，检了一个军用的凡布桶，里面装了好几块烙饼和其他一些大小子弹，从后门回到家中。这时，我们家已经二天没米下锅了，父母正在为此事发仇。他们见我从后门钻进来，手里提着的那个帆布桶里，冒出了油饼的香味，又惊愕又害怕。因为国民党军队败退时发出了警告，谁检他们的军用品就“以通匪论处！”
　　我虽不能理解父亲的忧虑，但腹中的饥饿，本能地驱使我拿起一块烙饼往口里送，不一会，一整块烙饼就被我塞进了肚中。
　　看我吃得津津有味，家中的大人们也因几天没吃一顿饱饭，腹中的饥饿使他们顾不了那多，一人拿了一块烙饼，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我看父母和姐姐都吃得有滋有味，心里高兴极了，便说：“外边还有不少，你们吃完了我再去检！”
　　我又一次溜出门，一看街上，来了不少掉队的伤兵，倦缩在屋沿下，正啃着东西吃。烙饼早就没有了，而面粉却撒了一地。我到处寻找，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了半袋面粉，便使劲地拖回家，藏在破缸中。回想起来，它对于帮助家中度过饥荒，可起了不小的作用。
　　天亮时，听人说在东边的公路一带，他们跟共产党的军队遭遇了，手中的傢伙也都被缴了。
　　又过了几天，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把帽幑摘了下来，贴出了标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宣布起义了。
　　据史料记载，武汉的解放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将军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部凌晨起义，使武汉和平解放成为定局。面对种种不利形势，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随着解放军向南推进，大批的南下干部跟随着接管各级政权，当地的地下党员，也在人民群众中也公开了身分，协助南下干部建立起了各级民主政权。
　　我不知到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这些南下干部不打人，不骂人，说话和蔼，对小孩子特别关爱有加。
　　有一次，我大着胆子走近一个姓刘的南下女干部身边，听她讲故事。
　　她走到我的跟前，摸着我的光头问道：“小朋友，读书了吗？”我望着她和蔼可亲的眼神，摇了摇头。
　　她拉着我的手又问：“告诉我，为什么不读书呢？”
　　“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去上学呢！”我大着胆子回答说。
　　这位女干部显然很关心，拉着我的手又问：“你家是穷人吗？有田地没有？”
　　见这位女干部十分和蔼，我也胆大起来，把我知道的有关家中的情况，真实、客观地告诉了她。回想这半年多来，父母一直唉声叹气，家中吃了上顿无下顿，靠野菜、麦麸、米糠充饥的情景，禁不住伤心起来。
　　她把我叫到跟前，动情地说：“小朋友，你知道共产党吗？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它领导的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现在解放军已经打胜了，穷苦大众就要翻身作主了！”
　　我听不懂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不停地点头表示同意。
　　她见我长得又瘦又小，显然营养不良，便对一个工作队员说：“装几斤大米送给他吧，还不知道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正在挨饿呢！”
　　可以看得出，她那美丽的大眼中，已含满了泪花。临走时，她要我不要害怕，经常到他们的住地来玩，她说还有许多好听的故事呢！
　　小孩子天性爱玩，我很快就与他们混熟了，听她讲故事，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什么王二小呀，刘胡兰呀，白毛女呀，这些故事都是从她那里第一次听到的。
　　“啊！天底下竟有这么好的人，这么感人的故事。我长大了也要象他们一样，也要当解放军，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我心中暗下决心。
　　回家后，便把我遇到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父亲眼睛一亮，十分兴奋，但似乎又在思虑什么，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一定是当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打胜了！这下梅家兄弟终于可以瞑目了，安息了！”
　　“什么梅家兄弟呀？”我不解地问着父亲。
　　母亲知到他在说什么，便说：“快20年了，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我们这家人呀，应该知恩图报才是哦！”
　　父亲把我拉到跟前，凝视了一会，含着泪，然后遥望着武汉的方向，勾起了在他心中隐匿了20多年的一段往事。
　　第二章、与一位早期共产党人的生死情谊
　　原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父亲就跟共产党员老梅同志不期而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周总理在上海化名为伍豪，坚持领导我党的地下战线工作。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许多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转入地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顽强的斗争。
　　他手下有一位秘书，姓梅，来自于湖北涂口地区。此人早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笔墨和身上功夫均了得，对敌斗争英勇顽强，深得伍豪首长的信任。
　　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那一天，他在汉口的新市场露了一手戏法，招引了敌特工的注意。不久他又溜进了一家妓院，抱着一个妓女刚躺下，一支冰冷的手枪便对准了他的太阳穴。被捕后他要求把他送到南京，扬言三天内将中共中央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这时，打入敌特核心机关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等人，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用密码将这一关系中共中央命运的情报发给了中央特科。他还不放心，想通过与中央特科单线联系的渠路，将情报直接传到了伍豪首长的手中。
　　钱壮飞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一处密秘联络点。他环顾四周，确信没异常情况后，按照接头的暗号，敲了二下门，然后停了一下，接着连敲了三下。
　　此时，一把利刃顶在了他的腰部。他回头一看，只觉来人神出鬼没，不知是敌是友，也作好了格斗的准备。
　　“你好大的胆子！敢到这里来撒野！”来人低声说道。
　　“老家出事了，没办法，只好来打搅了！”钱壮飞应声说。
　　对上了暗号，来人把他让进地下室。钱壮飞从袄中取出一件紧急的情报，对他讲：“这是一份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情报，请你务必尽快的交到伍豪首长的手中。”
　　传递这一重要情报的交通员就是老梅同志。
　　他接过情报，马不停蹄，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伍豪首长。
　　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
　　钱壮飞回到住所，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他处理完一切机密文件，叼着一支烟，哼着小曲，消失在夜色中。
　　“钱秘书不辞而别，已二天没回了！”一名小特务走进徐恩曾的办公事，报告了钱壮飞失踪的事情。
　　“啊，那，他去哪里了！”徐恩曾大惊失色。此事非同小可，他不敢声张出去，镇静下来后，对手下的人说：“知道了，从现在起，再也不准提到此事，否则军法从事！”
　　钱壮飞后来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4月牺牲。
　　多年之后，周恩来总理在战争期间和解放后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样一个名字：钱壮飞。他还深情地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同志应永远记住他们！
　　按照伍豪首长的指示，老梅同志也在上海转入地下，不久潜回武汉，接受某项除奸任务。老梅同志身手了得，一提气可飞身纵上墙头，手落可断顽石，更为神奇的是，他双手都可发射飞标，只要手一杨，瞬间穿喉，致敌方于死地。凭着一身功夫和对党的忠诚，多次完成伍豪首长交给他的锄奸和转移地下党员的任务。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以尽快除之。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对顾的通缉令，在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只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只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1932年2月的某一天，一个戴着墨镜的身影，出现在汉口大智路车站附近的一幢大楼旁，正在鬼头鬼脑地监视着过往的行人。根据他的情报，此时此地将有一位共产党的要员打从这里经过并接头。不一会，他的一双贼眼在人群中好象发现了什么。
　　只见一个与首长一模一样的人，头戴礼帽，夹着一个公文包，走了过来。
　　顾顺章怕打草惊蛇，命令他的手下隐蔽好，没有他的命令不准擅自行动。
　　快到顾顺章面前时，来人停下脚步，用鄙视的眼神瞥了他一下，说：“久违了，顾顺章！今天，我代表党和人民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说时迟，那时快，来人手一扬，只见白光一闪，二只飞标直插叛徒的咽喉！顾顺章还未反应过来，就被来人打中了，立即倒地。来人就地一跃，对准他的胸口就是一掌，然后拿出一个白色的小口袋，向空中一抛，袋中的石灰粉末四面散开，形成一团白色的烟尘。他趁机三下二下跳出重围，消失在人海中。
　　顾顺章也算是有点功夫的人，见来人身手敏捷，心生疑惑，又见来人手一动，知道不妙，本能地将头偏了一下。二只飞标虽打中了他，但离死穴还是差了一点。
　　顾顺章象惊弓之鸟，当晚带着重伤逃离了汉口，躲藏在安庆的一处碉堡中，好长一段时间不敢露头。
　　执行这次消灭顾顺章的任务的人，就是老梅同志。行动前，梅同志通过内线放出了风声，故意让顾顺章得到上述情报，调动他在那里布控。然后由他化装成首长的模样，引蛇出洞，趁机消灭之。
　　这次刺杀行动虽让顾顺章侥幸逃脱，但大大地震慑了他的反革命气焰。然而怎样尽快除掉顾顺章，成为摆在中央特科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
　　通过内线，地下党了解到顾顺章的活动情况。他叛变后，自恃功劳显赫，狂妄自大，把他的上级徐恩曾不放在眼里，想别树一帜。对此，中央特科设下一计，利用敌特之间的矛盾，借刀除之。
　　执行这一使命的还是老梅同志。他以中央特科的名义给顾顺章写了封信，称：“叛徒顾顺章，你如能痛改前非，立功赎罪，现给你一次机会：命令你设法除掉徐恩曾，任务完成后我科将安排你去苏区，脱离险境，接应者是梅xx，切记！”
　　此信由内线同志故意暴露，被特务顾建中缴获，急送徐恩曾处。徐看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决心先下手除之。
　　1935年伪中央组织部的高级特务们在南京开会，顾建中突然拔出手枪，抵着顾顺章的脑袋讲：“顾顺章不服从命令，另有图谋，现奉上锋的命令将你处决！”说罢一枪毙了顾顺章。
　　这样一来，老梅同志也就成了敌特的眼中钉、肉中刺。按照伍豪首长的指示，他潜回武汉，在一次掩护同志们的转移中，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他故意暴露行踪而被特务盯上。老梅同志十分机警，在汉口连穿了几条小巷。情急中，他想到了家父，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他跟家父是小时的玩伴，同在一家私俗馆中读书。长大后家父在汉口一家饭馆打工，而梅老板远去上海，说是经商，倒底干什么事就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
　　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值家父在汉口某饭店帮工。一天，这家饭店里来了一位身着长袍马褂的人，见到家父时，头一点，说：“韩兄在这里高就，幸会！”家父认出他后，忙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有事吗？”来人拍了拍家父的肩膀，说：“借一步说话！”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小时的玩伴，姓梅，家父称他梅老板。
　　家父把他让到自己的房间，小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赌博输了钱，讨债鬼的跟上了，只好在韩兄这里暂避一会，行吗？”来人半开玩笑地说。
　　“行啦！我现在还有事，你就在这里休息吧，等一会我给你送点东西来吃。”家父边说边把门带上，忙自己的事去了。
　　梅老板在家父房间再次化装，儼然变成一个伙计的模样，处理好秘密文件后已是晚上。
　　家父忙了一天，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他看到梅老板已化装成一个跑堂的模样，惊愕地问道：“睡得好吗？梅老板，怎么啦？”这一晚，二个小时的铁哥们互致问候，回忆以前的友谊和分别后的情况，一直谈到深夜。
　　“在这里还好吗？”梅老板问。
　　“不行啊，累死累活的一个月下来才十二块钱，寄回去十块养家，只剩2元，不够用呀！”家父叹了口气，回答说。
　　这时，梅老板朝家父看了一眼，心想：“这次要完成任务，需要一个帮手作掩护，眼前的韩兄就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他靠近家父身边，小声而诡异地说：“想发点小财吗？现在就有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把在上海怎样跑水赚钱的窍门和盘托出，直说得家父心里痒痒的。
　　“只要你找老板请半个月假，带点路费，跟我跑一趟，保你发点小财！”梅老板说。鉴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他不可能把这次行动的真实情况告诉家父。
　　当晚家父就请了假，第二天早上5点，他们来到王家巷码头。家父变成了老板，梅老板化装成伙计，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经30多个小时航行，第二日中午抵达上海码头。
　　上岸后，他们找了一处较为辟静的二居室套间，安顿了下来。
　　梅老板对家父说：“你不熟悉上海的情况，买卖由我来搞，你的任务是把货看好。”
　　他寻视了四周，说：“上海有许多地痞流氓，经常出来敲诈勒索外地来的客商，要警惕他们来捣乱！记住，敲门3下停一下，再敲一下是我回了，否则你不要开门，必要时把东西转移到隔壁套房中。”
　　只见梅老板早出晚归，一会儿买股票，过些时又抛了出去，换回美圆，不到几天，把美元卖掉又换来金条和银圆，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手。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一天晚上，梅老板变成一个商人模样，来到家父住的房间。见家父十分敬业，把东西看管的一件不少，十分高兴。可家父哪里知道，他所看管的，绝大多数也许就是地下党的机秘文件。
　　“买卖结了帐，我算了一下，这几天共赚400多块现洋，分你200块，拿回去做本钱，搞点生意，不要再去打工了。”梅老板边说边把现洋拿出来，用一个小布袋装好，递给家父。接着又笑着说：“今后有机会再带你出来跑几趟水。”
　　家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心想：“我又没做什么事，怎么好意思要这多钱呢？”他推辞了半天，实在拗不过梅老板，就接过袋子，于第二天独自回汉了。
　　实际上，梅老板是利用玩股票、做买卖为幌子完成伍豪首长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他接受上级的指示，为地下党传递重要信息，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平安撤离等，这些情况，家父当然完全不知。
　　家父把200元现洋拿回家来，母亲接过钱后手中发抖，感动得泪流满面。
　　“天底下竟有这么好的人，今后可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啊！”母亲嘱咐道。
　　我们家在涂口镇汤家湾，原只有一间破瓦房，每年长江发水时节，水浸泡到房屋脚下，水大时漫过设防直达屋内，无法住居，只好在后面高处另搭了一间，供临时居住。
　　母亲手上有了200元现洋后，就用这笔钱来改善居住条件：首先把地势低处的房屋地基再抬高一米。这样一来，当长江汛期时，江水就进不来了；其次把后面高处的小披屋做大加固，成为20来平米的房间，万一发大水时，可以作为临时的居所。这样修整下来，共花去了150块银元。
　　正当全家人对梅老板的出手帮助感恩载德时，却传来了噩耗：梅老板在汉口被捕了。
　　原来在二个月前，梅老板也回到了汉口。有一天他在汉口英租界接头时，被叛徒认出，遭到英巡捕的逮捕，后被引渡到了国民党的汉口警备司令部。
　　开始，不管国民党特务怎么拷问，他都没有暴露身份，坚持说他只是个生意人，家住涂口，有根有底的。于是宪兵队派了一个班的兵力把他押到涂口继续审问。涂口，离武汉仅60里长江水路，地势险要，是国民党重点驻防的地方。敌人把梅老板押到涂口后，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
　　家父获知梅老板被押到涂口后，心急如焚，四处奔波，找到当地最有脸面的绅士人物李会长出面联保。正当事情发生一线转机时，汉口宪兵队把叛徒王原押到涂口来指认。面对叛徒的出卖，梅老板义愤填膺，痛斥其叛变投敌的罪行，然后大声怒斥道：“不必问了，老子就是共产党员，是杀是剮随你们的便！”敌人用尽酷刑，始终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在关押期间，家父多次去探监，为其沽酒送饭，以感其恩。
　　“梅兄在此受罪了，我心中不忍！特来探望，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分附。”一个中年模样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探监。说着，随即把饭盒打开，一口一口地喂他吃下。前来探监的人，正是家父。
　　“你是个老实人，多谢你了！我已抱定必死的决心，今后你就不要来了，以免连累你们。”梅老板用眼察看了一下室外的哨兵，低声回答。
　　“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不管还算是人吗？”家父诚恳地说道。
　　“我死之后，如方便的话，请照看一下我的老母。还有这个-------”梅老板看了看外边的宪兵，趁其不注意，将一团纸丢在地下，示意交给他的妻子。家父会意，立即拾起来放进饭盒中。
　　“时间到了，快滚！”狱警对着家父喊叫起来。家父只好递上二块银元，陪着笑说：“老总辛苦了，这二块银元拿去喝点酒吧，只求给点方便，让他把饭吃完，行吗？”
　　“好说，那就快点，不然老子也没法子交差！”，一个狱警收起银元，得意地笑了。
　　梅老板吃完饭，拉开上衣，露出道道血痕，大声笑道：“豺狼当道，民不聊生，壮士赴死，舍我其谁！”
　　父亲收拾毕碗筷，含着泪离开了监室。
　　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33年12月24日，汉口宪兵司令部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
　　“梅xx，马上转移！”狱警大声喊道。梅老板知道最后的时间到了，只见他镇定自若，洗完脸，换了一件新上衣，艰难地迈出了狱室。当经过汤家湾时，深情地朝我家看了一眼。家父此时已等在门口，手提一壶老酒，跟在后面，为他送行。刑场就在后面的一个小山坡旁，家父端上壶酒，梅老板一饮而尽。
　　“痛快！王八蛋们，来吧，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共产党员！”梅老板把碗朝地下一摔，屹立在上岗，就义时年仅34岁。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安葬了他的遗体。由于梅老板生前在家乡广交朋友，乐于助人，很是受人尊敬。他死后，家中留下老母、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也受到乡亲们的多方关怀。
　　对于梅老板的牺牲，母亲象失去亲人一样悲痛。她泪流满面地与父亲商良说：“还剩下50块钱，过几天你为他家送去，我们这家人哪，不能忘记别人的恩情呀！”
　　在一个细雨朦胧的晚上，家父夹了一包东西，穿过几条巷子，来到梅家的大门，用手叩了一下门环：“开门哪，是我！”
　　门开了，一个身着重孝服的中年妇人把家父让了进门。
　　“这是一点钱，今晚特意送过来，留着家用吧。”家父说着就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
　　“这怎么行？他在世时没有交待过，我们不能受用呀！”妇人看到家父，泪如雨下，坚持不肯收取银元。
　　“你就不要推辞了，这钱是他借给我的。现在你家遭到了如此的灾难，不还这笔欠债，我们心里能安吗？”家父说完放下钱包，并特意把那个小纸团交给了梅嫂，说：“这是他最后托付我交给你们的东西。”说完，就一步跨出门，消失在黑夜中。
　　那个小纸团，也由交通员老潘转到了地下党组织中，对于惩治叛徒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涂口镇的后山街，比临江的那条街要高出二米左右，靠东边有一个赌博场，三教九流的人物常在那里出没。离它半里之遥，有一个的小山坡，就是梅老板牺牲的地方。他死后，敌人杨言要陈尸三天，以杀一儆百。
　　不久，就有一个象瘦猴一样的身影出现在附近。他右太阳穴处长了个肉疤，平时总是贴个黑膏药来遮盖。此人信奉“有奶就是娘”的哲理，光棍一人，但十分滑头。他也有点江湖义气，在一次赌博中输得精光，还不起债，别人要剁他的手，还是一个姓潘的大哥救了他。从此他跟着潘大哥，走乡穿巷，贩卖窑货。
　　在此交待一下，所说的潘大哥不是别人，正是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某除奸队的队长。他看瘦猴无依无靠，光杆一人，便发展他做些外围的事情。由于他几次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很快就取得了信任，混进到了除奸队的内部。不料这小子在赌钱时，向牌友大吹特吹，被一个暗藏的特务听到了，就把他抓了起来。他经不起敌特的威逼和诱惑，很快反水，又来帮助敌人到处抓捕我党的地下党员。
　　这次，他接受了敌特的任务，从赌场中溜出来，一双贼眼正扫视着过往的每一个行人。很快，他跟踪上了一个可疑的人。只见远处有个黑影，一转身，退到了土地庙内。当他认定那个可疑的人就是潘大哥时，马上掏出了盒子枪，紧跟了上去。突然，他觉得腰部被一硬物顶住了，吓得不敢哼声。
　　“王原，狗叛徒，回过头来看看我是谁！”来人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命令道。
　　他刚一回头，只觉脑后一震，立马跪下。来人抓住他的脖子，双手使劲一拧，只听咔嚓的一声，他再也动弹不得了。来人朝地吐出一口痰，骂道：“这就是你当叛徒的下场头！”说完，把他拖到一处藕塘里，沉了！
　　父亲把故事讲到这里，对我说：“你知道吗，现在从北边打过来的队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都象你梅伯一样，是难得的好人咧！”
　　然后家父长叹一声，说：“啊！你们终于胜利了！这真是天意啊！若你在天有灵，应该高兴了，也可以安息了！”说完眼泪夺框而出。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他叫妈妈想法子做点好吃的东西。妈妈用瓢挖了一大碗米，又加上几个红苕，切细了跟米混在一起，做起饭来。全家人吃了一顿又香又甜的苕米饭，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听完家父所讲的故事，使我深受感动，革命先烈的那种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的难忘的印象，甚至影响到了我今后的人生。
　　光阴似箭，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我看到父亲正搔着白发，扳着指头，在算着什么。这时有一个30左右的青年人笑着朝他走来。到跟前时，他停住了脚步，上下打量着家父。
　　“请问，您是从涂口搬来的韩老伯吗？”来人笑着问道。
　　“你是？”家父朝来人看了看，一时记不起来。
　　“我是梅水清呀，您老忘记了？”
　　家父重新打量着来人，突然，他一把抱住了前来青年，激动的泪花夺眶而出。
　　前来造访者，正是梅老板的后人梅水清同志。叔侄俩在泗洲有幸相遇，有说不完的话。在谈到那一段悲壮的往事时，梅水清告诉家父，周总理在百忙中还十分关心烈士的后人，曾多次给他家写信表示慰问。在一封信中，总理称：“水清贤侄，你家父是我党的优秀党员，革命的功臣，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1996年，我回到老家，应街道社区干部的要求，在社区干了一段医务工作。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梅老板的第三代传人，一个年青的基层干部，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乎他为梅镇委。
　　他约30多岁，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型，显得十分精干。他听说过有关我的情况，会见了我。他告诉我，总理在临终前，还在念着一些革命烈士的名子，其中就有他的祖父，希望人民永远记住他们的英名。
　　伟大的人民总理啊，您为人民操劳了一辈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
　　我很喜爱毛主席写的那首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的词，忆秦娥。娄山关。多年后，我重回涂口，缅怀先烈，寻觅革命的遗迹，敬慕之情由然而生，仿主席律韵，习作词一首，以兹怀念。
　　忆秦娥。壮士行：
　　风萧萧，沧茫大地白雪飘。白雪飘，烈士西行，乾坤悲嚎！自古英雄多年少，誓为理想除贼妖。除贼妖，生命如歌，血洒云宵。
　　第三章、暗流
　　解放初期，泗洲地区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复杂。地方虽不大，有汉奸土匪的残余分子，有国民党、三青团的潜伏人员，有青红帮的帮派势力，还有各宗派房头的封建残余。这些反动的大杂烩，汇成了一股黑恶力量，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为了躲避战乱，我们家在泗洲落脚谋某生，深受当地这些黑恶势力压迫和欺凌。其中受迫害最深的是一个残疾人，她就是我的大姐。她8岁大时，被日本兵的马队踢断了胸椎，成了残疾人。她终生未嫁，在家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4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一天早上，母亲舍不得把米一次吃完，要我们去挖点野菜来掺合着吃。
　　我带着挖菜刀，提着小蓝，残疾姐姐拿个大蓝，来到了王家坟地去挖野菜。什么地米菜、木心菜、小蒜等，我们都认识。姐弟俩一会儿就挖满了一整篮子的各种野菜，沿着小路回家。
　　从我们家到王家地墓，要经过土改工作队的住地。那里过去是一个当地特大土豪的宅院。1938年，在日机的轰炸中，大部分都被炸毁了。日本人占领时，稍加修理，成了汉奸队伍“袁部”的驻地；日本人投降后变成了国民党的乡公所；解放初，就成为南下工作队的办公地。
　　当我们提着一蓝野菜，路过他们的住地时，只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喊着：“小朋友，怎么不来玩呀？”原来刘同志开完会，早就看到我们，正在门口正等着呢。
　　我带着姐姐走到她的跟前，只见她反复打量着残疾姐姐，关心地问：“你怎么啦，弄成这个样子？”。经她这一问，姐姐先是有些脸红，不久，眼泪直往下流，把她儿时的不幸遭遇吐了出来。
　　原来姐姐是我们家中的老大，在中间，我还有6个哥哥和姐姐，都死于贫困、饥饿和疾病。
　　姐姐8岁那年，一天傍晚正在涂口镇的家门口玩，一双大眼遥望着天空，她想：“天上也有人住吗？也有长江吗？”突然，东洋人的马队从我家门前经过，其中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军曹一挥鞭，马腾空一蹄便把姐姐从街这边踢到街的对面，然后狞笑而去。等我母亲把姐姐抱回家时，已没气了。当父母正准备为她换件新衣，让她去时，她又慢慢苏醒过来，发出了微弱的声哭！姐姐的命虽保住了，但脊柱却被马踢断了。由于家穷没法医治，成了终生的残疾。以后姐姐靠她顽强的生命力逐渐长大，到了知事的年月，觉得自己与别的女孩不一样，在外边总是受别人讥笑，回家后只有向母亲哭诉。
　　母亲告诉她：“你要记住，这都是那该死日本人造的孽！你要争气，好好活下来！”
　　姐姐在她十八岁的花季年月，看破了红尘，到泗洲北边的庙里出家了，法名世空。我出生后，母亲才把她找回来。看着这个小她二十岁的小老弟，心中也燃起了一点希望。此后，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小兄弟的抚养中。
　　刘同志听完姐姐的倾诉，深表同情，对姐姐说：“这都是吃人的旧社会和帝国主义对你的迫害！要勇敢地站起来与他们作斗争！”
　　以后姐姐经常到刘同志那里坐，交谈一些事情，很快成了好朋友。刘同志对姐姐十分关心，动员她上夜校，学点文化。要不是她身体残疾，也许还要带她去参加工作队呢！在工作队中，刘同志分管妇女工作，她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就必须要找到可以信任的人出来帮她。刘同志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我们家苦大仇深，是“土改”工作能够依靠的对象，而姐姐更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残害，思想进步，是一个可靠的人选。
　　正如刘同志所分析的，姐姐不仅是一个单纯而善良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性。在与刘同志的交往中，她经常把在街上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大胆而客观地告诉了刘同志。
　　这样一来，也就触犯了当地的封建势力，一场正在酝酿中的政治迫害即将降临到可怜的姐姐头上。
　　解放不久，泗洲地区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封建社会的残余势力还很嚣张。
　　1950年的早春，大地乍暖还寒。一天晚上，在刺骨的寒风中传来了一个妇女的惨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救命啊！救命啊！”呼救声来自离我家不远的一间房屋中。人命关天，不能不管！只见姐姐拖着伤残的肢体，一定要前去察看。父母不放心，要我也一起跟着去，并嘱咐我们不要多管闲事。
　　从门缝中，我看见了一个20岁出头的妇女，被捆在梁柱上，批头散发，上身衣服被剥光，全身上下被打得一道道血印。一个样子十分凶暴的男子，右手拿一根皮鞭，一边骂一边打，左手拿一杯水，打一下，喷一口水，直到被打的女子晕死过去。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忙赶过来劝阻。
　　姐姐也不知哪来的胆量，跟着进了门，大声对行凶的男人说：“现在是新社会，绝不容许你这样虐待妇女！要是把人打死了，政府一定要审判你！”
　　这个凶恶的男人，看到阻止他行凶的，竟是一个残疾人，便大声吼道：“滚开！你敢管老子的闲事！”
　　一位大伯走了进来，指着胡永煌厉声说道：“怎么不能管？你有本事，怎么不在土匪面前逞能？回到家中打一个弱女子，算什么男子汉！”
　　胡允煌抬头一看，见是曾经救他性命的宋大伯，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希望老伯不要管了”。
　　“你说什么？当初你受难时，我是怎么交待你的。”宋大伯气愤的说。
　　这时，众乡邻都面带愠色时，对他的暴行表示愤慨！
　　他知道众怒难犯，只好悻悻地放下鞭子，狠狠地说：“这次看在众乡邻的面，挠了你，下次再犯就打死你！”
　　“罪过啊，这年青的女子真是可怜哦！这么下去会被他打死的！”这位知道内情的老伯，边说边摇头。出了门，他向围拢过来的乡亲们谈起了这个可怜女子的来历。
　　1948年春天，武汉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在汉口街头的逃难人群中，有一个身着孝服的年青女子，姓傅，刚满23岁，人们称她傅小妹。只见她手提一个破蓝，里面仅有一个破碗，跟着人群朝教会办的救济堂走去，希望能领到一点粥饭回去喂养她的儿子。
　　她来自湖北的沔阳洲，因为受了水灾，逃难到了武汉。不久前丈夫患传染病死了，留下她和不满周岁的儿子，流浪街头，以乞讨为生。汉口街上有好心人见她可怜，模样也还可以，劝她趁年青再嫁个人，求得一条活路。她同意后，便有人四处为她打听去处。
　　不久，汉口民权路万泰福旅社来了一个“跑水”的人（当时称乡码头的生意人到汉口来打货为跑水），姓胡，人称胡先生，三十来岁，前二年死了妻子，希望找一个年青的女人为他生一个儿子以继承香火。
　　当万泰福的管事向他介绍那位傅姓女子时，他轻蔑地说了句：“谁要这种女人！”
　　管事的又说：“你不是想要一个年青女人吗？只要你把她娶回去，来年准能为你生一个胖小子，你不妨见见她再说嘛。”
　　胡先生动了心，第二天就在四官殿码头见到了傅小妹。从介绍人那里，胡先生了解到有关她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了一点的同情。
　　他给傅小妹买了几件衣服，请人帮她打扮一番。当看到她还有几分姿色时，便萌生出一点爱意，决定把她娶回家。
　　几天后，傅小妹一咬牙将儿子送到英国人在汉口办的育婴堂中，只身跟着胡先生到了泗洲镇。
　　从汉口到泗洲镇，先要乘轮船到涂口，再步行八里到闸上，然后乘小火轮经涂水河到泗洲街上。小火轮每天只一班，如果没赶上，只有租用民船。因此凡是跑水的人，货多了，一般都带个挑夫。胡先生这次带在身边的挑夫，就是宋大伯。他感到傅小妹的身世可怜，神情忧伤，甚为同情，就把她的东西都挑上，让她轻装而行。
　　当到达闸上时，他们错过了小火轮，只好租用了一条民船。
　　半夜时分，民船行驶到南岸地界。只听船老大一声哨响，岸边来了四人，手拿利器，命令小船靠岸接受检查。
　　“把东西留下，快动身上岸，不然老子办了你们！”船老大凶相毕露，大声喊道。
　　胡先生叫苦不迭，他想：“要不是带上这个‘灾星’，也许不会遇到这个贼船！”
　　他和挑夫只好上岸，为了保命，马上哀求道：“好汉息怒，船上的东西都送给你们，只求饶命！”
　　一个匪徒上船一看，只见一个女人还在船中，吓得发抖。
　　“那女的是你的什么人？不准带走，留下来爷们受用。”匪徒命令道。
　　“好说，好说！就送给好汉受用！只求放我们走。”胡允煌跪在地下，不停地磕头。
　　“好吧，算你今晚命大，遇到了爷们！把衣鞋都脱下，光着身子沿着河边走，快滚蛋！”匪首用手一指，算是放过他们。
　　宋大伯手拿一条细长的枣木扁担，站立在堤岸，对匪徒说道：“你们是哪个鸟巢里蹿出来的，也不问问老爷是谁，敢在这里发泼！”
　　四个匪徒回头一看，竟是一个瘦老头，站在夜风下，岿然不动。
　　“办了他！”一个匪徒提着砍刀，朝老人的左肩斜劈过来。
　　“来得好！”宋大伯大吼一声，一闪身，躲过刀锋，顺势一纵，将扁担向上一举，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再向右一扫，正中匪徒的手腕。
　　匪徒惨叫一声，砍刀掉在地上，拿刀的手腕已被打断。
　　“都上来试试！”宋大伯用扁担一指，对另一些匪徒喊道。
　　其余三个匪徒都年轻力壮，哪把这个瘦老头放在眼里，大喊一声，各持凶器朝老人砍杀而来。
　　老人把扁担操舞得风声作响，时而上下翻动，时而左右横扫，时而指东打西，只几个回合下来，便把这三个匪徒的凶器都打落在地。
　　“老爷爷，我们有眼无珠，今日冒犯了爷爷，再不敢了！”四个匪徒跪在地下，不住地磕头。
　　“哼，量尔等四个鼠辈也不敢！”宋大伯收起扁担，大声对匪徒说：“你们睁开狗眼，看仔细了！”
　　只见他一只手握着扁担的一端，将地下的凶器逐一挑在空中，再用扁担的另一端，将凶器纷纷击入河中。
　　只听“嗵！嗵！嗵！嗵！”四声清脆的击水声，四件凶器直插入河中。
　　“滚了起来！”宋大伯对着四个土匪厉声喊道。
　　“是，是，是！”匪徒们爬了起来，面面相觑。
　　“今日不给你们点教训，也对不起受到你们残害的冤魂。
　　“你们站好了！”宋大伯说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三个匪徒的前胸和后背的要穴连点了三下。
　　这三个匪徒象遭到电打一样，立马倒地，口吐白沫，眼睛直翻。
　　“今日暂且饶了你们！”宋大伯看了看倒地的三个匪徒，又在他们的“人中”部位，轻点了三下。
　　三个匪徒“啊”的一声，喘过气来，坐在地上，浑身发软。
　　宋大伯指着船老大说：“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快上船去，把他们送到地点，再有歹意，定打断儿的狗腿！”
　　“是，是，马上来！再有歹意，叫我不得好死！”他先把胡先生扶上船去，然后站在船尾等宋大伯。
　　只见宋大伯纵身一跳，轻轻落在船头。小船在点点星光的闪耀下，驶向泗洲街的码头。
　　到达了地点，船老大大献殷勤，他先后把傅小妹和胡先生扶上岸，又把货物般上码头，望着宋大伯，不敢离去。
　　“去吧，今后当好船工，多做好事，会有你的好报！”宋大伯把运费递到他的手中，顺势把船朝河中间一推，目送他离开。
　　胡先生对宋大伯的救命之举，千恩万谢，称他是再生的父母。
　　“不必谢我了，你把傅家女子接回家去，千万要善待她！这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宋大伯挑起货物，把他们送到家中，这才离去。
　　这个胡先生叫胡允煌，在街上做小百货生意，稍有点钱财。自从把傅小妹娶回家后，俩口子过得也还惬意。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傅小妹怀孕了，不知是什么原委，不到六个月就流产了，而且是个男婴。接着又怀了孕，仅四个月也流产了。胡允煌起初对傅小妹还算关心，但自从听了陈矮子的话，找算命先生算了命，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一日，百般无聊的胡允煌走到一处算命的摊位，停了下来，想问点前程。
　　算命的先生看了他一眼，就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我看你身上的晦气很重，怕是遇到了点麻烦事吧！”
　　“你何以看出我遇到了麻烦事呢？”胡允煌问道。
　　这个算命先生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连猜带估，就对胡允煌想问的事情，已略知一二了。
　　接着他问起了胡允煌和傅小妹的属相，然后惊骇地说：“男火女金，针尖对麦针，夫妻相克命难保，离合悲伤痛断肠！”
　　胡允煌“啊”的一声，吓得面色发白。
　　“请问先生，何出此话？怎样解脱呢？”他回想这一年来，遭遇土匪，连丧二子，完全应了先生的言语，于是进一步问道。
　　“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夫妻的命是相克的！你可是遇上了克星，她不仅要克死你的儿子，今后还可能克死你！”
　　算命先生说完，把眼睛一闭，说：“这都是你前世的冤孽啊！怎么解脱？天机不可泄露哇！”
　　胡允煌找到陈矮子，把算命先生讲的鬼话告诉了他，希望帮他出点主意。
　　“我现在接回来个‘灾星’，你看怎么办哦？”胡允煌哭丧着脸，问陈矮子。
　　“把她赶走就是！”陈矮子不假思索的回答说。
　　“那也不成啊！现正在闹婚姻法，她走了，上面问起来怎么办？而且先生说了，‘夫妻相克命难保’。这就是说不是她死就是我亡！我该怎么办啊！”胡允煌急了，想从陈矮子那里讨个办法。
　　“干脆，把她弄死不就结了！”陈矮子做了个手势，低声答道。
　　“不行！”陈矮子脑海一转，说：“蛮干不行，我们不能留下把柄，最好的是，让她自己去死！只要她一死，什么克星、晦气不都带走了吗？”陈矮子想出了这条毒计。
　　胡允煌有了这个主意后，态度全变了。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他生意也不好好做，到处打牌赌博，输了就回家骂人打人。起初，傅小妹还可以忍受，以后胡允煌对她的打骂越来越凶残，她受不了，想一跑了之。但是，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个他乡的弱女子能往哪里跑啊！
　　有一次，胡允煌赌博输了很多钱，回家找傅小妹出气，骂她是克星，害得她人财二空。
　　傅小妹顶了一句：“你认为我是克星的话，就开笼放雀，让我走吧！”这句话怒恼了胡允煌，他操起一根棍子就打，直到打累了才歇手。
　　那天晚上傅小妹豁出去了，心想：“留在这里死路一条，逃出去也许还有条活路！”
　　她什么也不带，趁胡允煌熟睡之机，只身一人逃了出来。由于路不熟，被姓胡的族人发现了，又把她送到胡允煌家中，便受到了非人的虐待。胡允煌先把她的上衣剥光，用皮鞭打，而且打时不准叫出声来，如果哼一声便遭来更残酷的毒打！傅小妹，这个善良而柔弱的女性，在经受胡允煌的多次毒打后，开始反抗起来。
　　她对胡允煌说：“你要就把我打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跑！”
　　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这个受尽人间折磨的女人，想到以死来抗争。但是，一想到丢在育婴堂的儿子，她就泪流满面。她觉得现在还不能死，作为母亲，她还想最后见儿子一面！于是，她又一次选择了逃跑。
　　她趁胡允煌外出打牌之机，跑了出来，跑哇，跑哇，不知跑了多久，只觉得一阵腹中饥饿，眼一黑，一头栽倒在田梗上，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时，已被胡允煌绑在柱子上，接着又遭到一顿更兇的毒打。
　　这就是出现在前面的那一幕。姐姐回到家中，把看到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虽然一生胆小怕事，但想到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不管了！
　　父亲把姐姐和我拉到一边，说：“你们快去告诉工作队刘同志吧，不然，她就没命了！”
　　我人虽小，但对傅家姐姐的遭遇深感同情，对胡允煌的暴行感到愤慨！我一阵小跑就到了刘同志的住处。这时刘同志刚开完会回来，见到我跑得气踹吁吁的，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叫我慢慢说来。我就把看到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刘同志。刘同志请示领导后，带了二个民兵跟随我到了胡允煌的家中。
　　这时，乡亲们都走了。胡允煌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把大门紧闭，插上了门杠，便象一头发疯野兽，又一次拿起皮鞭劈头盖脑地朝傅小妹身上打去。
　　刘同志听到惨叫声后，叫民兵把门撞开。当她看到如此的惨景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她愤然而起，对着胡允煌大喝一声：“住手！现在解放了，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残酷地虐待妇女！”
　　胡允煌一看是工作组刘同志和二个背着枪的民兵，就害怕了，忙陪着笑脸说：“她是我家堂客，偷了家里的西想逃走。我们好不容易把她找回来，是想吓吓她！不想惊动了你们。”
　　民兵们忙把傅小妹的绑绳解开，刘同志见她遍体鳞伤，心痛地说：“你是我们的阶级姐妹，今后要挺起腰来，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我们坚决支持你！”
　　傅小妹象遇见亲人一样，一下子扑到刘同志的怀中。这个柔弱的女人，此时不知那来的勇气和胆量，对着胡允煌大声斥责道：“胡允煌，你是条狼！我不仅要跑！还要离婚！要控诉你！”说完话就昏了过去。
　　当晚，刘同志又叫来二位街道的干部，安顿好傅小妹的吃住，半晚才走。临走时，刘同志对胡允煌严肃地说：“现在解放了，再也不允许虐待妇女的事情发生！今天的事，我们都看到了，你就等着政府的处理吧！”
　　胡允煌作恶多端，心虚害怕，于三天后的一个晚上，自己上吊死了。
　　胡允煌死后，泗洲地区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掀起了一股为胡允煌鸣冤叫屈的歪风。
　　胡允煌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有许多族人、亲戚和朋友，构成了一个复杂人际网。其中有个叫陈矮子的人，在这股歪风中最为积极。
　　陈矮子何许人也？他是泗洲街上的老居户，以经营熟食业为生，按照当时划成份的标准，应该属于手工业者。陈矮子为人很乖巧，见风驶舵，说起话来阴阳怪气的，在街上是有名的精明人。更重要的，他还是当地的青红帮中一个有背景的人。在一次推举会上，他当上了居委会的组长，协助政府管辖五十多户居民。我们家和胡允煌就住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
　　陈矮子又与胡允煌是拐弯摸角的亲戚关系，对胡允煌的上吊而死，耿耿于怀。
　　他们本来是想通过折磨打骂，逼傅小妹自尽，想不到胡允煌自己的性命反而搭上了！
　　“此仇不报，枉为人也！”陈矮子眼珠一转，思考着报服的办法。
　　在陈矮子看来，胡允煌与傅小妹吵闹打架，是夫妻之间的事，外人是无权干涉的。如果不是有人向工作队刘同志汇报内情，他也不至于上吊而死。因此他认定胡允煌是受到迫害才发生上吊的惨剧，要求政府为他申冤，还要严惩害死他的兇手。
　　他们首先要找的兇手自然是工作组的刘同志。但是他们又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刘同志，而是指向了饱受蹂躏的傅小妹和一个可怜的残疾人，她是我的大姐。
　　陈矮子之所以把矛头首先指向一个残疾人，是有原因的。在他看来，姐姐与刘同志常有接触，只有她才会第一时间去向工作组刘同志汇报情况；其二，他认为韩家是外地人，老弱病残，势单力薄，即使搞错了也没关系；其三、陈矮子还有很强的封建残余思想，对于当时发生在泗洲地区的离婚风波很是反感。
　　解放初期，政府公布了婚姻法，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利，对于妇女要求离婚的，一般都会批准。一时间泗洲街上便出现了一股离婚潮，许多受压迫受欺凌的妇女，选择了离婚，从而有机会选择以后的生活，从而获得新生。
　　陈矮子也是一个十分残忍的人，经常在家中寻衅闹事，打骂妻子。当他的妻子看到街上有不少姐妹选择了离婚，从而获得解放时，也动心了，便警告陈矮子说：“你再胆敢这样虐待我，我也要跟你离婚！”
　　陈矮子听了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要不煞住这股风，自己的老婆也许真的要跑呢！”
　　于是他以街道组长的名义四处活动，收集材料，找证人，罗织罪状，上报到了乡政府。
　　当时泗洲地区的临时乡长是彭成杰。据了解内情的人说，解放前此人从来不务正业，到处偷鸡摸狗，是一个有名的混混。
　　他父母早年双亡，给他留下的几亩田产，在他手上败光了。剰下的二间瓦房，他也懒得修理，弄得破旧不堪。
　　他混到快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人，因恶名在外，没有哪个良家女子愿意嫁给他。
　　1948年的早春，泗洲大地雾气层层，淫雨霏霏。一日，他家的门口来了一对逃荒的母子。母亲才二十七、八岁，穿一件破旧的棉袄，饿得面黄肌瘦，儿子只有六、七岁，光着脚，蓬头垢面，躲在母亲的怀中发抖。显然，他们是为了躲避风寒才来到这里的。
　　这时彭成杰正从外面回来，手拿一个锅亏慢慢地啃着。他走近一看，发现有人坐在他家的门口，便大声吼道：“快滚开，挡了老子的好运，小心遭打！”
　　他见这对要饭的母子还不打算离去，怒从心中起，一巴掌向男孩的头上打去。不想他一松手，拿着的锅亏掉到了地下。男孩已几天没吃东西了，饿急了赶忙检起来就往口里塞，不管怎么挨打，抓住锅亏的双手就是不松。
　　母亲为了儿子，只好跪在他的膝下，不停的磕头。
　　彭成杰抓住她的头发一看，发现还是个不错的娘们！于是他有点心软了，或者说他有点动心了。
　　“不打也可以，这样把，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就行！”彭成杰狞笑着。
　　“只要你放过我的孩子，要我做什么都行。”她哀求说。
　　彭成杰把这对母子推进屋后，假腥腥的端来了一碗残羹现饭，说道：“吃吧，吃完了我们好干事。”
　　“现在除了你的身子，还能为我做什么？”彭成杰淫笑着。
　　他趁人之危，立刻脱掉她的衣裤。这个外地逃难的女人，没想到他会是这样，人在屋沿下，只有随他了。
　　事后，街邻们知道了这件事，就劝他说：“你既然已经这么做了，干脆做点好事，把他们收留下来吧。”
　　就这样，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了儿子，只有忍气吞声地屈从了，留了下来。
　　解放后，彭成杰的好运真的来了。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不久便成了土改的依靠对象。他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也没有什么别的能耐，但对于骂人、捆人、打人、吊人等“斗争”方式，特别内行，以至于当地的老百姓都怕他，称他为“彭老虎！”他因此也成了土改时的忙活人，不久便当上了贫协主席。
　　他从一个穷光蛋，几经打拼，混来了这身荣耀，应该满足了。但是他不，他认为自己现在当官了，出人头地了，应该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夫人才是，怎么还要那个讨饭婆呢？打那以后，他对这对逃难来的母子，一百个看不顺眼，一遇到烦心的事，就对他们大打出手。
　　这个屈从于他淫威的女子姓杨，叫翠芳，老家在山东。1948年4月，他的丈夫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为了他们的那个小家，她便带着孩子，沿路南下，边乞讨边寻找，希望能够找到他，使夫妻团圆。
　　她流落到了湖北后，打听到她的丈夫在一次逃跑的行动中暴露了，被抓回后枪毙了。
　　她失去了希望，本想一死了之，但为了儿子，她得活下来。她带着儿子，一直向北走，希望把儿子带回她的山东老家。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她能够讨来充饥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他们走了几天，饿得二眼发黑。
　　那一天，正下着小雨，她又饥又冷，实在走不动了，便带着儿子来到一间破屋的沿下暂避风雨。
　　不想在此时此地她遇到了彭成杰。因为她的儿子吃到了掉在地下的锅亏和他端来的残菜现饭，才得以生存下来。因此，她对彭成杰曾有过感激之情。她也想和他一起过日子，帮他种好地，管好家，把孩子带大。
　　她以北方女子特有的勤恳和智慧，帮他把房屋打扫一新，把多年未洗的衣被清洗干净，又在屋前房后开垦了二亩荒地，种上玉米、高梁和蔬菜，使一家人的生活初步有了改善。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她明白了，彭成杰根本容不了她，这里也不是她想要的家。
　　一天晚上，彭成杰回来，满口的酒气，对着她大发淫威。
　　她顶了一句：“你若实在看不惯我们娘俩，就让我们走吧！”
　　彭成杰无名火起，一脚向她腹部踢去。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逆来顺受的女人，此时完全变了一个人。只见她稍微一闪，一出手便抓住了他的左手腕，一向外一扭，右掌在他的肩胛部稍用力一击，只听彭成杰痛得象猪一样嚎叫起来！
　　“唉哟，怎么搞的，痛死我了！快松手！”他哀告说。
　　“今天暂且不计较你，你今后要好好做人，改邪归正，不然的话，可得当心点！我们娘俩不再赐候了，二十年后再见。”她说完，什么都不要，带着儿子一步跨出了门，头也不回地朝公路那边走去。
　　于是，彭成杰又成了光杆一人。然而他今非昔比，自从这对逃难的母子走后，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算是陈矮子给介绍的一门亲事。
　　“女的年方二十，长得楚楚动人，还读过书，只是嫁了个地主的儿子，名声不大好。现在她的男人死了，一人寡住在家。”陈矮子贴近一步，接着说：“管他的，这可是本地百里挑一的美人，你把她娶进门，保你满意！”
　　“这行吗？这种事是不是要向工作组请示一下。”彭成杰有点犹豫。
　　“现在不是婚姻自由吗？你又不是大官，还请示什么？只要你同意就行。”陈矮子笑了二声，朝门外喊道：“幸儿，还不赶快进来呀！”
　　只见一个早就等候在门外的女子，推开门，款款而入。她长发披肩，笑容满面，一见彭成杰，娇媚地说：“早闻彭主席大名，今日得以相会，小女子真是三生有幸！”
　　“好说，好说！”彭成杰言不由衷地说着，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飞来的艳物。
　　“你们好好谈，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幸儿，这就是你彭大哥，你要听话，侍候好了，有你的荣华富贵！”陈矮子狡滑地笑着，走了。
　　屋里只有他们二人，那个叫幸儿的女人，脱掉身上的旗袍，露出了丰满的胴体，对彭成杰嫣然一笑，拿着祺袍想要出门。
　　彭成杰已神魂颠倒，哪顾得什么原则、道德、廉耻，象匹饿狼一样，一把抱住了幸儿，幸儿也半推半就地上了他的床。他宽衣解带，把她紧紧地压在下面，生怕这个艳物此刻跑掉了。
　　“慢点，慢点，反正我早晚已是你的人了，何必那样急呢！--------”。幸儿撒娇地笑着说。
　　就这样，彭成杰跟这个叫幸儿的女人鬼混了一阵后，就宣告结婚了。等到工作组的领导得知此事后，他们已木已成舟。
　　幸儿何许人也，她原来是陈矮子的一个远房的侄女，家住涂水河下游的大城乡。她18岁时，由其父母作主，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刘成。刘成是当地有名的恶少，三青团的支队长，坑蒙拐骗，欺男霸女什么都干。武汉解放后，他闻风跑了，有的说他被打死了，也有的说他跑到台湾去了。
　　“男的跑了，死活不知，我的女儿将怎么办呢？”老地主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他找到陈矮子，希望他出个主意。陈矮子脑子一转，就计上心来。
　　他想，彭成杰现在是土改的红人，今后说不定还要当大官。这门亲事如果搞成了，可算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攀上彭成杰，得到他想象不到的好处；二来他的侄女也有了靠山，今后说不定飞黄腾达了，他也好跟着沾点光；就是他们那个地主家庭，别人也会因此网开一面。想到此，他暗暗自喜，便导演了那一曲美人计。
　　由于陈矮子大力撮合了彭成杰的这桩美事，他们自然成了无话不说的酒肉朋友。这样一来，凡是陈矮子说的话，出的策，彭成杰都言听计从。
　　当陈矮子把他收集来材料，向彭成杰汇报后，俩人马上一拍即合。彭成杰指示道：“一个坏女人和一个残疾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而且还蒙蔽工作组，逼出了人命，这还了得，真是无法无天！你回去好好组织材料，进行坚决的斗争！出了事由我顶着！”
　　陈矮子回到家，劲头更大了，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于1951年4月12日，在泗洲街道上演了一次所谓的批判斗争大会。
　　被他们斗争的是二个人：一个是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傅小妹，另一个是站起来只有一米来高的残疾人，我的残疾姐姐。
　　一开始，陈矮子就向大会宣布：“各位，唉，唉！”他有点结巴，没说二句，把脸都涨青了，他咳嗽了二声，接着说：“奉乡长大人之命，这命，命，唉，唉，就是为胡允煌彻底申冤报仇！现在，把坏女人傅小妹押，押，押上来斗争！”
　　只见胡允煌的几个族人把傅小妹五花大绑地推到会场前面，站在小桌子上。傅小妹，这个刚刚摆脱胡允煌的毒打，死里逃生可怜女人又落入陈矮子一伙人的魔掌中。然而，此时的傅小妹已不是过去那样任人宰割和侮辱的绵羊了，她自从认识了工作队的刘同志后，思想境界逐步发生了变化。她不再认命了，并开始把自己的悲惨遭遇与万恶的旧社会联系起来，把自己今后的命运与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因此，面对黑恶势力，她不再害怕了。
　　陈矮子大声喝道：“傅小妹，你，你，你这个坏女人，知，知罪吗？”
　　“我没有罪，犯罪的是你们！”傅小妹答道。
　　“好，你听着，你蒙蔽工作组，逼死胡允煌的，罪责难逃！敢不从，从，从，从实招来吗！”
　　“我没有蒙蔽任何人，也没有逼迫胡允煌上吊，倒是他没有人性，多次对我进行毒打！你们为什么不为我伸张正义！”傅小妹义正词严，据理力争。
　　“傅小妹，你偷人养汉，伤风败俗，难道不该，该，该打吗？”陈矮子老羞成怒，只得把他精心炮制的一幕搬上来。
　　“来人哪，把，把，把她的那个奸夫，押上来！”他用手指了下面的一个人，大声喊道。
　　只见一个形象丑陋的男人赶忙跑出来，油嘴滑舌地说：“我坦白，我交待，我，我，我那天帮胡大哥送货，是，是，是她勾引我上床的！”出来坦白的人，是当地有名的地痞刘二毛。
　　傅小妹冷冷一笑，然后大声骂道：“无耻的东西，谁认识你，竟敢血口喷人！”
　　台下一片哗然，陈矮子见戏不能再演下去了，手一挥，叫刘二毛下去了。
　　然而他仍不死心，对傅小妹继续审问道：“你跟韩秀姑勾结一起，蒙骗工作队，逼死胡允煌，教唆妇女离婚，破坏别人的家庭，这是不，不，不是事实？”
　　“这完全不是事实！”傅小妹针锋相对地驳斥道：“离婚是婚姻法赋予广大妇女的合法权利，谁也不能干涉！”
　　“好，你不认罪，等着吧！把汇假报、蒙蔽刘同志的韩驼子，押、押、押，押上来！”只见胡麻子、张歪嘴一伙把一个残疾人从后面拖到了前台。
　　陈矮子大声喝道：“把蒙蔽刘同志、逼死人命的韩驼子捆起来！”
　　只见胡麻子和张歪嘴把她按在地上，用准备好的麻绳，捆了起来，拖到一条矮凳上站着。
　　“韩驼子，是，是，是你到工作组那里搞假汇报，蒙蔽刘同志，逼死了胡允煌的吗？”
　　“胡允煌不止一次地毒打傅小妹，这不仅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许多街坊邻里都看到了。我一个残疾人，仅说了几句公道话，这叫假汇报，蒙蔽刘同志吗？真是笑话！”她冷笑一声，回答说。
　　“不认罪就打死你！”只见陈矮子一巴掌朝她头上打去。
　　这个站起来只有半人多高的残疾人，一下子被打翻在地。
　　“你装死打活！”没有人性家伙，大吼一声，一脚向她胸腰部踢去。
　　我再也忍不住了，顿时双目圆睁，怒不可遏，攥紧了拳头一个箭步冲向前，对准陈矮子的鼻梁就是一拳。我指着陈矮子骂到：“你这个狗日的，不得好死！是我跑到刘同志那里去汇报的，与我姐姐无关，你凭什么毒打我的姐姐！”
　　由于我人小，一拳打出去没多大力度，反而被对方抓住了胳膊。我一口咬着他的手，顺势下蹲，死死抱住陈矮子的一条腿，一口咬着不放，与他拼起命来。
　　原来父母见大姐被陈矮子一伙以开会的名义带走后，知道事情不妙，叫我跟在他们后面，如发生不测，马上报告驻地工作组和刘同志。
　　“你找死！”陈矮子气急败坏，挥起大拳头，照我背部打来。
　　“住手！不准打小孩！”只见一个和尚模样的老人挺身而出，一伸手接住了陈矮子的拳头。他把我拉了起来，说：“孩子，回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知什么时候刘同志也走进了会场，看到眼前的一切，义愤填膺，大声命令陈矮子一伙立即停止一切作恶行为。
　　“是谁叫你们开这个会的？”刘同志质问道。
　　“是，是，是，是乡长大人，批，批准的。”陈矮子狡辩道。
　　“同志们，乡亲们！傅小妹和韩秀姑都是穷苦出身，是我们的阶级姐妹，你们这样对待她们，觉得对吗？”
　　她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胡允煌毒打傅小妹同志，是我亲眼所见的，与韩秀姑同志无关。你们开这样的斗争会，不管是谁批准的都不行！捆绑、打人更是非法行为！毒打一个残疾同志更是天理难容！”
　　然后，她严肃地对陈矮子说：“我代表工作组暂停你的街道组长的职务，你要对今天作的事情负责，作出交待，听候政府的处理。”
　　这时，早有人将捆绑她们的绳索解开。姐姐因为是一个伤残人，被陈矮子重重一掌打在地上，又加上一脚踢在胸前，瘫软在地，爬不起来了。
　　刘同志看到后，禁不起流下了眼泪，说：“是我害了你啊！你们对一个残疾人下这样的毒手，居心何忍啊！”她说着掏出一些钱来，分咐二个民兵将她抬回家，请医生好好治疗。
　　她也知道泗洲地区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真正的较量还刚刚开始。她意识到，象傅小妹这样外地来的弱女子，若再留在此地，将兇多吉少。于是，根据傅小妹的要求，在工作队的关怀下，展转回到了汉口。
　　至于傅小妹以后的命运怎样？从她写给我们家的信中了解到，她以后与一个工厂的工人结了婚，重新组织了家庭。她也参了土改工作队，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共产党员。1957年，在组织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失散近十年的儿子，从此全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姐姐回到家后，一病不起，医生说为她受了内伤，怕是难好了。她昏昏沉沉，命如游丝，几次都徘徊在死亡的边缘。然而苍天有眼，在她满31岁生日的时候，以她顽强的生命力，又活了过来。
　　跟父母有些不同，她以残疾之躯，敢说敢为，面对黑恶势力，从不退缩。在泗洲镇，我们不仅是外地人，无依无靠，而且老幼病残，经常受到当地狠人的欺负。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父母总是忍让，只有姐姐才敢于出来与他们作论理，虽然她的斗争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她的病稍好，就把我叫到一起，来到乡公所，找到已升任乡长的彭老虎评理。
　　她质问彭老虎：“我一个残疾人，犯了什么法，你们为什么要批斗我，捆绑我，毒打我！”
　　那时的彭成杰正在走红，已非昔日的那付猥琐相了。只见他刁着一根烟，打着官腔，说：“你不服就上告嘛！我奉陪就是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不管你告到哪里，最终都要转到我的手中。”
　　“我不相信共产党打下来的江山就变成了你一人的天下，容许你胡作非为？你等着，只要我不死，就要告到底！”姐姐义正词严地说。
　　此时的彭成杰，心高气熬，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讲话。他用眼下意识地看了一下站在眼前的残疾人，暗自想道：“看来，这个残疾人连死都不怕了？万一真的告到上面去了，岂不对自己的仕途产生影响？”于是他感到有点后怕，便低声说道：“韩秀姑同志，那是一场误会，希望你不要记在心中去，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商良解决，啊，商良解决！”说完就借机溜走了。
　　姐姐又找到工作队的刘政委，向他诉说遭受到的非法批斗和毒打的事件。
　　刘政委祥细听了她的申诉，指示秘书道：“要把事情搞清楚，怎么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个残疾人呢？搞错了就要平反，向人家赔礼道歉嘛！”
　　秘书是当地的一个姓张的人，与彭成杰、陈矮子有着很深的关系。也不知这位秘书后来是怎样调查的，软拖硬磨，一直没有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后来，刘同志调走了，刘政委也回到了县里，要他调查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工作组撤离后，彭成杰成为泗洲乡的主要领导人，掌握着一方的生杀大权，办事更加有恃无恐了。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彭成杰这个人不管是工作作风、工作能力还是生活作风，都不适合担任领导干部。他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而且办起事来，有恃无恐，是有原因的。
　　说起来，还得从他与上面的齐县长的关系谈起。
　　齐某是一个地下工作者，解放前公开的职业是卖布的。解放前夕，有一次他遇到了一点麻烦，就来到彭成杰的家中，借宿了一晚。他走时，送给了他不少布料，从此二人就认识了，成了朋友。
　　彭成杰的家靠近河边，出行既方便又隐蔽，以后就成了齐某经常落脚的地点。
　　解放后，齐某是泗洲地区领导土改的主要负责人，他自然想起了彭成杰，就动员他出来参家工作。
　　以后，齐某升任地区的专员时，打算提拔他。只是组织上查出了齐某曾有过变节自首的历史，被免职了。打那后，彭成杰的仕途也就走到了尽头。
　　彭成杰走红时，人也神气了。他学会了抽烟，还会吐烟圈。
　　有一次，我在街上玩耍，无意中碰到了彭成杰。他衔着烟，向我吐着烟圈，皮笑肉不笑地说：“小东西，你们还在告状吗？”
　　我没有回答他，在他面前狠狠吐了一口水，跑了！
　　“小东西，敢对老子无礼！看不收拾你！”彭成杰边赶边骂。
　　姐姐见告状无门，叹息道：“这么大的天地，怎么容不了我这个残疾人呢？”她收拾了几件衣服，把我叫到跟前，说：“我走以后你要听父母的话，好好读书，家里就指望你了。”说完，就朝归山庙里方向走去。
　　然而，清静圣洁的寺庙，也难逃不了厄运。姐姐到庙里不到二个月，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一天早上，有一个人急忙跑到我家，对父亲说：“出大事了，归山庙里来了土匪，把秀姑给打死了，你们快去吧！”母亲听说大哭起来！父亲也流着眼泪说：“我的女儿好命苦啊，出了家也逃不过劫难！老天爷呀，你真是不公啊！”他带了点钱和姐姐穿的衣物，便往归山为她办理后事。
　　“我也去！我不怕！”父亲抝不过我，只好带着我一块去了。临行前，父亲交待说：“你姐姐大你二十岁，除我们外，她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过一会下葬时，你要给她磕头，送她上路，明白吗？”我点了点头，拿着姐姐平时穿的几件衣物，跟着父亲匆忙赶往归山。
　　归山离泗洲街只有一公里，是几座100来米高的东西走向的小山组成。它北临陆湖，南靠泗洲，西毗长江，是一块风水宝地。中间有一座山叫云山，靠南边的山脚下，有一片自然平地，上面长满了苍松翠柏，直抵山腰。庙宇就修建在山的南坡，据说有几百年了。庙里住了些尼姑，每到“开光”之日，总有些云游的僧人到来做些法事活动。只见僧侣们都双手合十，口诵佛经，乞求天下太平，生灵平安！姐姐来到这里，当了一名俗家弟子，每日拜佛诵经，倒也自在。
　　上百年来，归山庙里香火不断，佛教清净之地，尚也平安无事。然而，自从土匪周小山来到陆湖后，不仅周边的群众深受其害，就连佛教场所清净之地，也不得安宁了。
　　周小山何许人也，这里摘录一段“江夏人物志”中的一段有关对他记述：
　　“周小山原籍河南省驻马店人，父母早亡，自小以乞讨为生，十六岁在铁路上作搬运工人，后被吴佩孚的部队收留。北阀战争期间，被北阀军俘虏，遂投靠国民党顾祝同部，后驻扎上海，参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后移防江西上饶，积极参加对江西工农红军的围剿。西安事变以后调往山东驻防。‘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他又驻守河南花园口一线。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因作战勇敢，由士兵直接升至连长。后参加武汉保卫战，在黄陂木兰山阻击战中，身先士卒，击毙日军多名。武汉保卫战失败后退守江夏土地堂火车站，后被日军击溃，遂带手下士兵三十多人窜至江夏陆湖一带，以位于陆湖中间的螃蟹山作为依托，四处骚扰百姓，在此期间杀害我抗日游击队员多名，成为远近闻名的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一九四四年年底投降驻守涂口赤矶山据点的日酋山本小二，被日伪任命伪中队长。他助纣为虐，变本更加加厉地残害我抗日民众，有周屠夫的恶名。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白崇禧部收编，继续与中国共产党人为敌。解放战争期间，在宜昌被解放军击溃。后于一九五零年初潜回马鞍新屋边村，企图网罗地痞流氓继续以人民为敌。后被警惕的革命群众抓获，在马鞍乡被处决了。”
　　周小山被枪毙了，但跟随他为非作歹的一帮土匪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而是在另一名土匪头目的黑旗下，重新聚拢起来，与新生的革命政权继续顽抗。为了剿灭这一带的土匪，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四野解放军曾派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围剿。在团长熊占彪的领导下，经过几次战斗，基本上肃清了匪患。然而，大的匪患没有了，小的匪患仍然存在。周小山被做捉拿归案后，其残部又被湖匪林香收编，窜到泗洲的归山一带继续作恶。
　　在离归山不远的陆湖边上，也有一座小山，地势险要，是土匪盘住的一个黑窝。在一次清剿行动中，解放军和当地武工队员包围了这个黑窝，但不知怎么走露了风声，土匪们有了准备。交火中，三名土匪被击毙，其余的土匪利用熟悉的地形，从水路逃跑了。战斗中，我方牺牲了一位武工队员。
　　跑掉的土匪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在一起，继续在陆湖四周为非作歹，残害百姓。
　　1951年11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来了四、五个四处游荡的人，声称要进庙进香。当叩开了寺庙的大门后，只见这伙人都用锅烟抹黑了脸，手拿长短凶器，窜了进来。他们把庙门紧闭，把所有僧尼集中到前厅，低声说道：“近期风声紧，爷们手头紧张，只好冒犯师傅了，相识点，快把钱财拿出来，爷们走路！不然的话，嘿嘿！休怪了！”
　　“善哉，善哉！阿米陀佛！施主说哪里话来，佛门乃清净之地，哪有什么钱财？”一位长老模样的人说完后，双手合十，双眼微睁。
　　“那有闲心跟她磨噌，兄弟们操傢伙！”二头领喊道。
　　“对不起，冒犯了！兄弟们，动手！”匪首林乡分咐道。
　　只见他们拿出几根麻绳，把众僧尼捆个结实，嘴里塞上破布，便开始作恶了。
　　“你们这伙土匪，连出家人都不放过！就不怕遭雷打吗！”只见一个残疾模样的人，挺身而出，毫不惧怕，怒斥匪徒。她用全身之力抱住匪首的下肢，一口咬着，死不松口。
　　“你找死！”匪首林乡手起一棒，朝这个残疾人的背部打去。残疾人顿时倒地，昏死过去。
　　这伙土匪一直折腾到天亮时才住手，然后拿着枪来财物，作鸟兽样散去。
　　我和父亲赶到归山庙中，已是中午。只见姐姐躺在一块垫着稻草的门板上，看似已经死去。我连忙抱着姐姐，大哭起来！只见姐姐的右手轻轻动了一下，慢慢睁开眼，好象要说什么。
　　“爸，姐姐没死，快来呀，她的眼都要睁开了！”我拉着父亲的手说。父亲来到姐姐身边，摸了一下她的脉搏，对姐姐说：“可怜的女儿，我们回家吧！”
　　一个姓陈的师姐端来了一杯“佛水”，慢慢喂到姐姐口中，然后请人把她抬回家。临走时，对父亲说：“她是为了保护我们，才遭到土匪毒手的呀。”说罢，低下身来对姐姐说：“回去吧，这里也不是清静之地，安身之所了！”
　　把姐姐抬回家后，母亲见状痛哭起来，她贴近姐姐的耳边说：“女儿啊，不要再出去了，眼见你弟弟一天天长大，我们走后他会照顾你的。”姐姐点着头，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姐姐的左侧腰背部一大片青紫，肋骨被打段了二根，躺在床上半年多才慢慢好起来。
　　她十分关心归山庙中僧尼们的命运，说他们都是善良而可怜的人，出家也只是为了逃避尘世的苦恼。她回顾自己从出生以来所受的磨难，感觉心灰意冷，对父母说：“世间之大竟容不下一个残疾人，看来我最后的人生，也只能在庙中度过了。”
　　然而，土匪们觉得庙中的神龛里面和地底下可能还藏着金银财宝，为此又去光顾了几次，搞得那方土地鸡犬不宁。
　　面对这样的局面，为了保护庙中的僧尼和当地群众的人身安全，政府只好发放盘费，打发他们各自回家了。寺庙也改作他用，成了归山村委员会的所在地。
　　从此，姐姐的出家之梦，算是彻底破灭了。
　　1950年12月，为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共中央向各地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镇反的对象集中在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之一，十分有效地扼制住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林香一伙匪徒在归山一带作恶多端，犯下了累累罪行，1951年底被人民政府捉拿归案。1952年初匪首林乡、李德银等三人被判死刑，在当地执行枪决。
　　枪毙他们的一天，泗洲人山人海。刘政委站在主席台前，代表人民政府宣布：“现将匪首林乡、李德银等三罪犯押上来！”只见一排民兵押着五、六个被五花大绑的土匪，一字排开站在台下。
　　刘政委宣读完他们的罪行后，向全场大声宣布：“匪首林香、李德银等，危害一方，杀人放火，残害百姓，企图颠覆人民政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现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只见三个民兵一组，前面二个民兵架着一个匪徒，拖到空旷地跪下，后面的一个民兵手持步枪，将子弹推上膛。
　　顺便说一下，那次被人民政府枪毙的，还有一个老汉奸，叫熊竹庭。抗战时，他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泗洲的维持会长。那次罗队长遭遇到大队鬼子的围剿，就是他带的路。
　　只听“呯！呯！呯！”三声正义的枪响，匪徒和汉奸们应声倒地！这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我回到家后，把亲眼所见的情景绘声绘色地告诉了姐姐。
　　“这些土匪大都也是穷苦出身，但不走正路，罪大恶极，害人害己啊！如果他们知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不至于死于非命呵！”姐姐感叹道。
　　姐姐本来是残疾人，肺活量很小，加上几十来的雨雪风霜，劳碌奔波，心郁寡欢，使她刚到中年就衰老起来，咳嗽、气喘时有发生。以后，她又以顽强的生命力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时，又一次受到了彭成杰一伙的打击报服，身心遭到严重伤害。到1973底，她就处于病危状态了，于1974年去世，时年才56岁，这是后话。
　　第四章、一位十九路军老兵的夙愿
　　我家搬到正街的茅草棚后，遇见了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他，就前面提到的宋大伯。他中等身材，看起来十分硬朗，古铜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下巴上留有花白的山羊胡须。他身穿一件灰色的旧衲袍，显得朴素而平凡。他住在我家对面的永福寺庙中，是个和尚。那次挺身而出救我的就是他。他是个神秘人物，是当年国民党19路军的一个老兵。他很喜欢小孩，见我整天无忧无虑，活泼顽皮的样子，尤为高兴。他也是一个老顽童，喜观跟小孩子一起做游戏，甚至打闹。他很有阅历，知道很多古今的故事，而且他跟我们讲起故事来很投入，表情随着故事的情节而变化，高兴时他哈哈大笑，讲到故事中的主人落难时，他也会老泪纵横。时间一长，小孩们都喜欢他，特别爱听他讲故事。
　　“您打过仗吗，杀过日本鬼子吗？”一个大一点的男孩问他。
　　老人沉思良久，问我们：“爱听吗？但要求你们听了不要对外讲，行吗？”
　　老人告诉我们，那是21年前的事情。那时我们中国还很穷、很弱，常受外国人的欺负。其中最残暴、最无人性的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为防备日寇的突发入侵，驻防着中国的第十九路军。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十九路军从军长到士兵都十分气愤，决心要与他们战斗到底。但国民党蒋介石怕得罪日本人，不准他们抵抗。因此他们是孤军奋战，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战斗打得很苦！在抗战中，中国军队虽然成排成连的倒下了，也没有让日本鬼子前进一步。
　　在那个队伍里，有一个血性的中国士兵，是19路军78师155旅某团大刀敢死队的副班长。在上海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的保卫战中，他的连长、排长和班长都牺牲了。他怒火冲天，大吼一声，带领十几个敢死队员冲入了敌阵。一场惨烈的肉博血战开始了。只见他挥动着大刀片，左劈右砍，刀锋翻滚，寒光闪耀，敌人的头颅就象西瓜一样被切了下来，滚到地下。他也不知杀了多久，突然感到眼前一黑，栽倒了。等他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一户店铺的地板上。
　　原来是一个有爱国之心的商人救了他，把他从死人堆中扒了出来，帮他清除掉身上的血迹，背了回家。
　　“好汉，醒醒！”商人端上一碗热姜汤，让他趁热喝下。
　　“我怎么会在这里？我的一些兄弟呢？”他问道。
　　“都阵亡了！你是被一个兄弟压在下面才幸免于难的。”商人告诉他。
　　“啊！是这样！那我所在的部队呢？”他不解地问。
　　“你所在的部队被迫撤退了，阵地也被鬼子占领了。请问好汉哪里人氏，今欲何往？”商人关切地问道。
　　“国破家亡，那里还有家！”他茫然地答道。
　　“朋友，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为了不连累你们，我得快走。青山不老，我们后会有期！”他换上了便衣，拱手与他们洒泪而别。
　　以后，他隐姓埋名，几经展转，回到他的老家，淮山村。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又找不到出路，就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
　　老人讲到这里，停了下来，眼中含着泪水。
　　“老伯，那他以后怎么样了？还活着吗？”我问。
　　“活着，活着！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死呢！”老人家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天真地笑了。
　　“那他一定是个好人，一个英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称赞说。
　　“老伯，那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是您吗？”一个大一点的孩子问。
　　老人没有回答，对我们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至于那个英勇杀敌的中国军人是谁并不重要，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特别要记住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他们有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啊！”
　　老人住在庙中，时常出去化缘，偶尔也帮人打点短工。他在庙旁的空地里开了一小块菜地，种点蔬菜，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好在他独自一人，每天都有一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庙中来听他讲故事，跟他在一起玩耍，也感到乐在其中了。
　　孩子们在一起玩时，吵闹打架的事是难免的。过去，泗洲的老街是东西走向的，我家住东边，称老街，靠涂水河的叫河西街。二边的孩子在一起玩，经大人一挑唆，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过去孩子打架，不象现在流氓斗殴，动刀舞枪，而是绊跤，谁倒地了就算输了。我那时12岁，也好斗，经大孩子一挑唆，就与河西街同样大的孩子絆起跤来。开始絆跤，不懂诀窍，经常被对方绊倒在地，弄的鼻青脸肿跑回家。搞久了，摸索出了点门道。往后，就很少输了，甚至比我大的孩子都败在我的手下。几天后双方搞起气来了，对方就派了个高手来跟我绊跤。几个回合下来，也被我摔倒在地。这时，他的大哥出现了，出手一掌朝我脑门拍来！
　　只听一个老人哈哈一笑：“小孩子玩耍，何必当真呢！”他接过这一掌，把我带了回家。
　　“老嫂子，这小东西是个料子，愿意的话跟我学几招，以防身健体。”宋大伯把我带回家，对我母亲说。
　　“这，他行吗？经常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回来，一声不吭，逞的什么能？”母亲叹道。
　　父亲此时回来了，见到宋大伯，便把他让到屋内拉起家常来。他们都是金口老乡，谈话十分投机。
　　“今天下初定，世道仍然艰辛，特别是我们外地人，时常受到人家欺负！我看贵公子是块习武的材料，他今后的路还很长，不妨让他练几招，以强身健体，不知韩兄意下如何？”宋大伯说。
　　父亲听说过宋大伯的为人，忙拱手道：“那太好了！只是麻烦宋师傅，过意不去。”父亲说完，把我叫到跟前，令我跪在宋大伯膝下。我一连向他磕了几个响头，就算拜师了。
　　“习武是很累的，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请老嫂子督促他早点起来，不能娇惯呵！”宋大伯对母亲说。
　　母亲是有见解、懂道理的人，满口答应道：“一切听师傅安排。”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把我喊起床，送到宋大伯那里。
　　“吃饭了吗？小家伙！”宋大伯看我还未睡醒，笑问道。他看着我，把我的肩部拍了一下，我站不住，立刻跪倒在地上。
　　“你习武为了什么？”宋老伯严肃地问。
　　“打赢架！”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错了！孩子，从今天起你要记住，习武的人要讲武德。什么是武德呢？”他又问我。
　　我从小就听母亲讲过许多故事，什么岳飞传、瓦岗寨、杨家将等英雄好汉都知道一点，于是大声回答说：“精忠报国！除暴安民！”
　　宋老伯笑了，把我拉起来，对我讲了许多有关武德的故事。
　　练武的确很苦，既枯燥，又很累。首先要练桩基功，从马步、弓步、倒立、弯腰学起，一个动作要重复几十遍到上百遍。以后再学些套路、拳法、腿法。好在我的悟性较好，师傅教的我都能记住。
　　三个月后，有一天师傅把我叫到跟前，说：“你也学到点皮毛了，记住天外有天，不要逞能。我要外出一段时间，给你布置几个套路，自己去练吧。”
　　然而师傅这一走，就无影无踪了。
　　转眼到了1954年夏季，先是长达一个多月的大雨，使泗洲内堤溃口，倾刻间泗洲变为泽国，沿河的街道都淹了，水刚好到了我家的墙角。不到一个月，上面为保大武汉，长江大堤被炸开了，洪水象脱缰之马，很快淹过了我家的屋顶，小茅屋一下子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我们随着逃荒的人群在东边较高的地方安顿下来，用几根竹子架起来，再请一个湖南人在上面铺上点茅草，全家人住在这六平方米的野鸡蓬中，艰难地度过了一个夏天。所幸的是，随着风风雨雨的洗礼，我也逐渐长大起来，可以帮助家里分担些忧愁了。
　　有一天，我从外面玩耍回来，找妈妈要吃的。我揭开锅盖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再看母亲，正对着空缸发愁哩！
　　“哎，这日子怎么过呀！”她叹了口气。见我回来要吃的，便把我叫了过去，说：“听说河边有人发放粮食救灾，你敢不敢去领？”
　　“敢！”我大声回答。母亲把个小米袋给我，小声对我说：“他们欺负人，你姐姐去了几次都没领到救济粮。万一他们也不给你，怎么办？你可不能空着手回呀！一定要跟他们讲理！万一不行，就把他们引到我们家来看一看，懂吗？”
　　“知道了，您放心吧！”我满怀信心地一路小跑到了河边。只见在一个湖汊处，有几条大船泊在那里，上面拉着一长条红幅，写着“抗洪赈灾”几个大字。岸上有几百人在排队领取救灾粮，凭户口本每人发五碗黄豆。
　　当轮到我时，一个乡干部看了我的户口本，对发放的人说：“他家还在做生意，有吃的，发下一个！”
　　“你们凭什么不发给我？我家里的米缸早空了，天天吃野菜，不信你们去看！”我气愤地质问道。
　　“凭什么？就凭你家在做生意！有吃的。”那个乡干部说着，硬要把我拉到一边。
　　我死活不走，坚持与他讲理。那个乡干部膀大腰圆，一脸大麻子，看到竟是一个又瘦又黑的小孩子在挑战他的权威，顺手一推，把我推出好几尺远，重重倒在地上。我好一会才爬起来，心想，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我走到的他的右侧边，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大麻子，大王八蛋！”
　　这一骂，把他惹恼了，又一掌朝我胸前击来。我早有准备，一侧身，挠到他的右侧方，右手抓住他的衣角，左手推他的胯部，做出个顺手牵羊的动作，同时左腿一袢。他用力过猛，失去了重心，立刻象猪啃泥一样扑倒在地。
　　“好！”旁观的人群早就看不下去了，见到这一幕，爆发出阵阵的笑声。
　　他爬了起来，老羞成怒，举拳照我胸前打来。
　　“哎呀，跟一个孩子打什么架呀！”来人话声刚停，一伸手扣住了他的右手腕口，稍一使力，大麻子的拳头立马松开了，右上肢无力地垂在肩旁。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里防碍我们工作？”大麻子质问道。
　　“贫僧是化缘的，看你打一个子孩，有点看不惯，想来转转弯，劝个架。”来人很平和地答道。
　　一个看上去象是上面派下来的赈灾人员，看了我一眼，见是一个孩子，长得又黑又瘦，觉得怪可怜的，忙说：“发放赈灾粮，人人有份！来，小鬼，把米袋子拿过来。”他把我的小袋子装得满满的，摸着我的头，说：“政府发赈灾粮，今后还要进行，不容许欺负一个小孩！”
　　我向他鞠了一躬，把米袋背在肩上。回头一望，竟是师傅，正高兴地看着我。
　　我一下子扑到师傅怀中，哭了起来！说：“您是什么时候回的，真想死我啦！”
　　师傅忙把我拉到一边，说：“孩子，不要哭，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今后要记住，象这种强壮的成人，你是斗不过他的，今天要不是我看到了，你肯定要吃亏的，知道吗？”师傅责备说。
　　“知道了，不过今天是他不讲理，先打人，以大欺小！”我委曲地说。
　　“师傅一走这多时，不知到哪里去了，真叫人担心！”我问道。
　　宋大伯望着我，叹了一声说：“你知道吗，我要完成一个心愿啊！”
　　“什么心愿，我能不能帮您去完成呢？”我认真地说。
　　宋大伯没有作声，口中喃喃地说：“二十多年了，多好的兄弟啊！一个个为了抗日救国，与敌人肉博血战，成了异乡之鬼，死后连一个名份都没有，真叫人寒心啊！”
　　我不懂宋大伯讲的话，但也知道一点抗日战争的事情，便对宋大伯说：“他们都是好人，抗日的英雄！”
　　宋大伯听了我的话，欣慰地笑了。他把我送到我家的茅草棚门口，交给了我的母亲，又到别的地方化缘去了。
　　受到这大的水灾，泗洲地区颗粒无收，群众都要靠买粮店运来的粮食度荒。那时的粮价每斤才卖9分多钱，我们一家四口人，要花5多角多钱才能把一天的口粮买回来。由于我们家一没有收入，二无有劳力，所以想买回一家人的口粮，成了家中的大难题。
　　“能不能帮家中出点力，把口粮搞回来呢？”我心里想。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上午，我在河边闲逛，看到一群大人、小孩在河岸边钓鱼。
　　“鱼眨眼了，快拉钓杆！”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喊道。只见一个比我还小一点的孩子把鱼干一提，一条二两重的喜头鱼被拉出了水面。我看得发呆了，心想：“如果我也能钓到鱼，不是也可以用来换点钱，再用这钱买回口粮吗？”
　　说干就干，我找父亲要了二毛钱，买了鱼钩、钓干、钓线，便扎了起来。
　　我家还有一条破旧莲子船，两头是尖的，约1米8长，60厘米宽。我把它拖下水，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不漏水了。刚跳上小莲子船，不懂窍，横着站，没划几下翻了，再上去，又翻了。这时我已经学会了狗爬式游泳，就是掉到深水处也淹不死。一个会撑莲子船的人告诉我：“小家伙，不是这样站的，要直着站才能站稳。”我换了一下站的姿势，果然站稳了。
　　刚开始钓鱼，由于不懂鱼性，连一个虾子都没遇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划船的老伯看我二手空空，笑着对我说：“小傢伙，鱼儿不是随便能钓到的，想学吗？”我一看是师傅，忙跳上了他的大船，听他传授钓鱼的经验和诀窍。
　　他告诉我：“红倉库处是一个很好垂钓的地方，那里有许多米糠、谷壳，泡在水里，是天然的鱼场，早上有成群的参子鱼游来争食，是一个垂钓参子鱼的好地方。记住，只有上午去才能钓到。中午后它们都到其他凉爽的地方去了。这个地方离岸边还有半里路的距离，只有象你这样划着小莲子船的人才能去。别人想去也去不了，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打扰你，知道吗？”
　　第二天天一亮，我慌忙吃了二块糠粑，划着小莲船出发了。我把船搁置在一处已被水淹没但还未垮塌的楼板上，选好鱼多地地方开始垂钓。果然一拉就是一条又肥又大的参子鱼，几乎不打空，不到二小时，一船仓的参子鱼就到手了。我把鱼儿穿在一起，提在手中，足有十斤。全家人看到我一下子钓回这多鱼，高兴的不得了！还夸我人小本事大哩！
　　我们把吃不完的鱼卖掉，一斤一角钱，一天可收获8、9角钱。可不要小看了这点钱，当时国家干部的一天薪水也就是这些。我一连钓了一个月，除留着吃的外，还卖了二拾多块钱，这对于帮助家中渡过难关，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要上学，我可能要赚更多的钱呢！
　　水退后，师傅住的永福寺庙被大水冲垮了。老街的南边有个小湖，宋大伯就在对岸湖坡的高处搭了个小茅草棚，暂住下来。以后因喝了不洁净的水，患了一场大病，打那以后，他明显地衰老了。
　　转眼到了1955年10月，那时我已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趁10月1号放假，回到家中。
　　一进门，母亲十分着急地告诉我：“宋大伯病了，你快去看看，顺便把二斤炒面也带去。”
　　我推开门，听到师傅在不停的呻吟，看上去很是难受。我帮他倒了一杯水，将炒面打湿，又加了点糖，搅拌均匀，喂到他的口中。他已很虚弱，吃了二口就吞不进了。
　　他吃力地对我说：“我现在气血、经脉已乱，很难好了！我已是死过多次的人，对于死亡没什么可怕的！”他望着我，很认真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作为的少年，今后如有机会的话，为我们十九路军阵亡将士说点公道话啊！拜托了！多好的兄弟，一个个的热血汉子，在日寇的进攻面前，前赴后继，慷慨赴死，他们这是为了谁呵！”
　　我在学校听老师讲过十九路军抗日的故事，知道师傅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在怀念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想到此，眼泪夺眶而出。
　　我安慰师傅说：“您老人家安心养病吧！那些为国捐躯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总会有一天历史会对他们作出公正的结论！”
　　师傅听后，欣然地笑了。他要我把他扶到地上，慢慢地，他的眼睛就闭上了，时年70岁。
　　这时，父亲和姚组长也赶来了，他们摸了摸师傅的脉搏，说已经去了。
　　姚组长可是个好人，他叫姚金鹏，从小患骨病，残疾了，但学会了缝纫手艺。解放后，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入了党，成为负责街道工作的大组长，以后又兼任书记。他热心快肠，富于同情心，经常做些好事，常为人们所称许。人民群众有什么难事，也愿意去找他。
　　一个孤寡老人的去世，当然只能由政府来买单安葬。姚组长找到镇里，申请到了一付棺木，又找了几个后生，总算把宋大伯安埋了。
　　八年后，我在涂口找了一分临时工作。那年清明节，单位放假，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了淮上。我特意买了一壶酒和花生米、兰花豆等小吃，摆在淮山亭内的石桌上。望着滚滚东流的江水，我把酒全部洒向江中，满怀深情地呼喊着过世已久的老人：“宋师傅，我今天到您的故乡来了，石桌上摆着有酒，还有下酒的小菜，您在天有灵的话就来享用吧！您知道吗，这长江之水到了上海地段叫杨子江，也就到了您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为了祖国的安危，民族的生存，你们第十九路军将士们舍生忘死，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你们为国捐躯时都那么年青，有的还只是个孩子。你们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之魂！你们同样是人民的功臣！现在，虽然对你们还有些不公，但历史会永远铭记住的，中国人民也决不会忘记的！宋大伯，您知道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面，树立了一块丰碑，叫人民烈士纪念碑，碑文是开国领袖毛主席写的，字是人民总理周恩来书写的。人民烈士，当然也包括你们十九路军的抗日阵亡将士！请你们安息吧！”
　　第五章、母亲的遗愿
　　我只知道母亲是黄冈人，姓吴，应该说还是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出生。民国后，家道中落，举家搬到武昌三层楼一带居住。由于父母早年亡故，她19岁便下嫁到涂口的老韩家。母亲是独生女，只有二个叔伯的兄弟，一个不到三十岁就病死了，另一个住汉阳，1970年病死，都未留下后人。
　　在旧社会，女孩一般是不读书的。因此，母亲只上了一年多的私塾，就辍学了，转而工女红手艺。母亲下嫁到韩家后，成了远近有名的女红能手。她绣的花，做的衣服，常招来许多人的驻足观看。
　　然而，随着国家难危的加剧，家道的败落，子女们的伤残和夭折等一场苦难接着一场磨难，给她的心身造成极大的伤害。母亲从四十多岁起就经常犯病，由于医疗条件的匮乏，有时一病就是一个多月，好几次都和死神搽肩而过！
　　家里很穷，打我知事的那天起，就没看到她添件新衣，从娘家带来的一件花棉袄，一直穿到死。尽管如此，也没有改变她爱整洁的习惯，几件破旧的衣服，尽管打满了补丁，但在她手里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
　　母亲为人很和善，惜老怜贫，乐善好施，很是受人尊敬。在当地，她的口碑是很好的，许多婆媳矛盾、姑嫂纠纷的当事人都愿意跟她讲，听一下她的意见。
　　母亲的一生都是在贫困和焦虑中渡过的，总在为全家人的生计而发愁。
　　1952年，升任泗洲乡长的彭成杰，仍然记得我们这家外地人得罪了他，特别是姐姐曾告过他的状。他瞅准了一次机会，把报复的大棒又一次朝我家挥来。
　　一天，母亲还在病中，我们家的门前就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这是地主黄殿清的房子，已被政府没收了，限你们三天内搬出。”这个人指着房子，对母亲说。母亲一下子被吓呆了，望着来人，面色惨白。
　　“请问，你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呢？”母亲颤颤惊惊地问道。
　　“那是你们的事，搬到哪里我管不着。我现在是奉命行事！三天后我再来，不搬家就封门！”来人不听分说，态度十分蛮横。我一看，就是以前打过我的那个刘大麻子。
　　前面说了，当时我们家的住房是租的，东家是黄殿清。解放后黄殿清家被划为地主成份，按政策其房产应分给无房或少房的穷人。本应分给我们的房子，彭成杰却以各种理由加以阻挠。最后在乡政府其他人士的协调和关心下，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只分给了我们家一间破旧的茅草屋，说以后有了合适的地方，再换一间。然而，我们一家人在那间破旧的茅棚中，一住就是24年。
　　那间破旧的茅屋真是千疮百孔，不加修理，简直无法居住。然而，屋漏偏遇连阴雨，父亲为了修理这个破旧的茅塞，日夜辛劳，在抬树料时，把左小腿骨跌断了，治疗时又被接骨的医生给接歪了，成了二等残疾，从此干不了重活。为了生计，全家人只有摆个小摊糊口。父亲年青时曾在汉口某饭馆帮工多年，对汉口的道路状况较为熟悉，就经常在汉口采购一些小商品回来卖，赚点小钱维持生计。那时母亲就坐在小铺子后面的木靠椅上，看管着这个小摊子。
　　前面讲过，1954年的大水灾，使泗洲颗粒无收，人民群众的口粮主要靠政府救济。如果连这条路也没了，那只有挨饿。好在风雨中，我逐渐长大起来，开始懂得一些人世的艰辛，总是想些法子，为家中分担一些困苦。比如说到工作组那里领取赈灾粮，就成了我的专利。
　　然而，有些成份不好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如我们家的邻居朱老师，就是一家很不幸的人。母亲十分善良，看到受苦的人，经常落泪。虽然我们也穷，但只要可能，总会接济别人。
　　有一天回家，我看见母亲在流泪，便问：“妈妈，您又哭了！看我这不是很好吗？今后不要再为我超心了！好吗？”
　　看我回来，母亲忙搽干泪，要我马上给朱老师家装一大碗豆子送去。原来朱老师家一人，已经二天没开伙了。
　　朱老师住在我们隔壁，解放前，他家中有几亩薄田无人耕种，就租给了别人，因此他们家庭被划为“破落地主”。政府发救济粮时，尽管他们家早就揭不开锅了，但也不敢去领。我对朱老师一家人的遭遇也很同情，于是便装了一大碗黄豆，跑到朱老师家中。这时，他们一家子人正在吃野菜充饥。
　　“给！这是我妈妈叫拿来的。”朱老师见我拿来一大碗黄豆，十分感谢，忙说：“谢谢你们，可你们家也不多哇！”
　　“还有，你不要管我们！”我把豆子倒出来，告诉朱老师：“赈灾干部讲了，今后发赈灾粮，人人有份。下次你们跟我去，准能领到。”
　　后来妈妈对我说：“过去度灾荒年时，一碗黄豆可以救活一家人的性命！以后再去领救灾粮时，带他们一起去，不要只顾着自己。这叫做好事，知道吗！”
　　一周以后，政府又贴出告示，通知群众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带好自己户口本去领取救济粮。
　　我特地跑到朱老师家，约了他家的大女儿一起去了。这次领取救济粮很顺利，一个工作人员只管查对户口本，在上面盖个章，另一人发粮，不管是什么成分的人都一样。看到朱老师家也领到了一分救济粮，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回家后，我告诉了母亲，她摸着我的头说：“这是你做的一笔好事，我跟你记着了，以后凡是做了好事，我都跟你记着。”
　　到了10月份，大水退了，许多人家都陆续搬回到原来的住地，因我们家没有劳动力，只好还是住在那里。
　　一天玩耍后回家，见我家的四周都是坟墓，一阵秋风秋雨袭来，空旷的坟地上显得十分恐怖！
　　“你们为什么不搬？”一个工作队员来到我家门口，寻问母亲。
　　“大水把我们家的东西都冲走了，我们用什么来搭房子呀？”不等母亲回答，我枪先把自己看到的情景告诉了这个工作队员。
　　他们把我家的情况一看，见是老弱病残的一家人，便与其他的同志商良了一下，指着高处一堆材料说：“你们搬些去，尽快把屋搭起来，上面有指示，这里不能再住人了。”
　　我们选了几根松树和杉树，再加上几块木板，请人搬到原住地，买了山区送来的几担茅草，总算把简易的茅草屋搭建起来。
　　1954年的冬季来的特别早，刚到11月份天气就冷了。母亲怕冷，就和我一起睡。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母亲四肢在颤抖，忙叫醒父亲和姐姐。他们把油灯点燃一看，只见母亲在说糊话，口语已不清楚了，嘴角向一边歪。
　　“坏了，只怕是中风了！”父亲懂得一点中医常识，号着她的脉说。
　　后来找到当地小有明气的中医郎中邓有余看了，说是“风症”，认为是肾虚之表现，是水不涵木，肝风内动、风窜络脉之证。治法应补肾亏，息肝风。他开了六味地黄汤加镇肝熄风汤。服了十来付药后，似乎好了些，但右侧肢体出现偏瘫，成了残疾。
　　到此，全家四口人，伤残了三个。“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父亲叹息说。
　　这年冬天，上面为我们分洪区下发了一笔救济款，按户头和损失的状况，每家补助50元到100不等。
　　正当我们家等待这笔救命钱时，乡政府里传来了消息，说下发给我们的救济款项被扣下来了！
　　不管父亲和姐姐到乡政府那里去怎样据理力争，都无济于事。
　　母亲流着眼泪对我说：“儿呀，这回就看你了，万一他们不把救济款给你，就去找姚组长，他会帮助我们的，知道吗？”
　　“知道的，妈妈！您放心吧！”我拿着户口本，一路小跑到了乡政府。
　　有许多人都在那里排队领取救济款，当轮到我时，发补助款的工作人员瞪了我一眼，把我的户口簿推向一边，说：“发下一个！”
　　我抬头一看，仍是那个刘大麻子。“这下子碰到鬼了，我怎么这样倒霉啊！”我心里想着。
　　我心里虽这样想着，但还是不甘心空手回去。
　　“为什么不发给我？难到我的户口簿是假的？”我大声叫起冤来。
　　“就是不发给你，怎么样！这是乡政府的决定，如不服的话，你们就到区里去告！”刘大麻子恶狠狠地说。
　　这时，另一个工作人员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小兄弟，你不要怪我们，这是上面决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我坐在乡政府的地上，感到十分的委曲和无助，痛哭起来。
　　这时，彭成杰走到我的身边，不怀好意地说：“小家伙，哭什么，也想来领救济款吗？做你们的美梦去吧！”
　　我立刻收住了眼泪，站起身来，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这个贪官，专门欺负我们，是不得好死的！”说完拔腿开跑。
　　他赶了一会，恶狠狠地说：“看我以后不收拾你！”
　　我找到姚组长的住地，只见他把手一招，把我让了进去，说：“孩子，你还小，将来会知道的。之所以这样，是你们家得罪了一个人哪！”说完，他掏出十元钱来，塞到我的手中。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时，泗洲镇收购站里来了一个人，就是梅同志。
　　“韩叔叔您好！我是从金口调来的老梅呀，您老还记得吗？”梅同志满面笑容的问道。
　　“怎么能不记得呢！。你家父亲是我的好兄弟，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他为国献身，永垂千古。现在他的事业后继有，我也高兴了。”家父笑答道。
　　“我已参加工作，但由于身体不好，文化不多，就被派到泗洲来搞收购站的工作，还不知道搞不搞得好？”他谦虚地说。
　　叔姪俩一直畅谈到深夜，梅同志问道：“您这一家子人的生活怎么办？政府有照顾吗？”
　　“你都看到了，我们一家四口，三个病残，一个年幼，生活苦哇！”父亲叹了口气，答道。
　　“韩叔叔，我也帮不了大忙！听说您在汉口打工时，学会了刮肠衣的手艺活，怎么样，能否再搞？”梅同志关心地问道。
　　“是可以搞，可现在有谁来请我刮肠衣呀？”父亲问道。
　　“那没关系，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收购肠衣的。我想在这里搞个加工点，食品公司那边由我来联系，一定行。”梅同志临，走时，要父亲作好准备，马上开始搞。
　　加工肠衣是一项技术活，首先要把收来的猪小肠放在水里泡，然后在平滑的木板上用竹片刮，除掉外面的浆膜层和里面的黏膜层。刮的时候要掌握力度，力大了就把小肠刨破了，力小了就刮不干净。因此加工肠衣没有手上的功夫是不行的。经过这样处理后，2、3斤重的一付猪小肠就变成2、3两重的肠衣了，再往后就是腌制。
　　在梅同志的帮助下，父亲接过了加工肠衣的工作。这是一个苦差事，夏季要忍受刺鼻的臭味，冬天要经受得住冰冻的煎熬。刚开始加工肠衣，一副小肠只能赚5分钱，以后才加到1角钱。这样的工作，别人是不屑一顾的。父亲自接手以后，却象得了宝一样，一直做到生命的终结。我们家靠父亲加工肠衣，每月可获得15-20元的收入，勉强可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
　　1955年秋季，我考上了初中，就读于当时的武昌县第一中学。老实说，我不怎么会读书，小学不知是怎么混过来的。当时考初中，不象现在统升，而是有名额限制的。
　　“你考不上中学怎么办呢？还想在家中玩吗？我想还是请隔壁的朱老师来帮你补习一下吧！”母亲虽说重病在身，却对我的学习十分关心。
　　母亲说的朱老师，其实是一位很不错的老师，解放前毕业于济南某化工学校，因成份不好，眼睛又有高度近视，解放后没找到工作，在家闲着，靠妻子做些针线活为生，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朱老师住在我家隔壁，听说要请他来帮我补习功课，很是高兴。朱老师帮我补习功课很耐心，从四则运算开始，以至和差问题、行程问题，都重新教了一遍，直到搞懂为止。也许是开了窍吧，这一个月的补习没有白费，39名小学毕业生，只有9名考上了初中，其中就有我一个。
　　1955年9月，我迈出家门，从此走上了求学的道路。从泗洲到县城关，只能先走45里山路到地堂车站，再坐火车去城关。走的那一天，母亲拖着有病的身体帮我打点行旅物品，让我用一条小扁担挑着，随着一群中学生出发了。我们早上8点开始走，经过田铺、山巷、黑木桥、安山、株山到达地堂车站时已是下午2点了。当时的火车较少，我们要等到晚上7点才能坐一趟慢车到县一中所在地纸坊镇。
　　到学校后，经过报名、编班，和几百个同学住在大礼堂中。这天晚上，几百个新生住在那里，有说笑的，有打闹的，有说梦话，还有哭泣的，汇成一曲大合唱。我是属于最后一种。离开家，离开了母亲，心中有一种失落感，眼一闭，母亲的声容笑貌总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这种情结直到一个月后才慢慢退去。
　　第二天在操场上开大会，听马校长讲话。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走上讲台，我眼一亮，这不是在泗洲搞土改的马主任吗？他叫马庭熙，是南下工作队的领导之一，住在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庙中，我经常去玩，听他讲故事，还是好朋友呢！
　　“同学们！我代表学校欢迎你们来这里求学！你们现在是中学生了，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但是，怎能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呢？我想，那就要求你们趁青春年华，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锻炼好身体，把自己培养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嘛！”
　　马校长停了下来，朝下面看了一下，接着说：“同学们，你们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来到这里读书学习，开始是有些不习惯的，听说有的学生还哭鼻子呢！有没有哇？”马校长笑了笑，说：“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里，也有象你们一样十来岁的孩子，他们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参了军，离开了亲人，成为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小战士。你们说，该不该向他们学习呀！”
　　“应该！应该！”同学们一致回答。马校长还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组织纪律、生活制度、注意事项等，最后他要求我们“在学校里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守纪律，爱公物，讲卫生，爱集体，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学生！”
　　会后，马校长一眼认出了我，我也走到他跟前，鞠了一躬，说：“马校长好！想不到您现在是我们的校长了！”
　　马校长摸着我的小光头，说：“你现在是中学生了，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你父母对你的希望。我知道你家中的情况，学校有助学金，到时你写个申请书递上来吧。”
　　晚上，我们在操场上看了一场《白毛女》的电影。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强烈地震撼着我。我看到了一个美丽、善良、勤劳、勇敢的白毛女，为她所遭受的苦难而心痛。她那追求幸福，向往光明，敢于向黑恶势力作坚决斗争的勇气，也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觉得，白毛女所受的苦难不仅是某一个人的不幸，而是反应了那个时代普天下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我对于大地主黄世仁的丑恶嘴脸，阴险残暴的阶级本质，充满了仇恨。我认黄世仁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坏蛋，而是代表着旧社会的一切黑恶势力。看完电影，我内心久久难以平静，使我想起了家，想起了我那受苦受难的残疾姐姐和病中的母亲，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开学了，我被编到初一（一）班，享受甲等助学金（一月7。8元），吃饭不用愁了。学校给我们开设了代数、几何、自然地理，汉语文学等课程，内容之新颖，生活之活跃，都是我从来未见过的。我好象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觉得有一腔热血在全身涌动。突然间，我感到自己长大了，开始把自己融于到集体和社会的生活中了。
　　学习生活是艰苦的，也是幸福的。这一学期，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新见解，还初步知道了“人为什么而活着”和“怎样活着”的这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
　　第一学期结了束，我顺利通过了考试。放寒假前夕，同学们都愉快地清理着自己的东西，准备回家过年。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朦胧中，只觉得一阵春风吹来，我又回到了儿时去过的小河岸边。小河岸上，油菜花已盛开，散发出阵阵的芳香；扬柳，已吐出嫩枝，在微风下婀娜多姿。远际的天空，几朵彩云随风而来，忽而变成七色彩带，瞬间又聚拢一起，变化成弥漫于天空的雾山云海，不一会又化成五彩缤纷的彩碟，朝我飞来。我睡卧在青草丛中，突然堤岸上出现了一条金黄色的大狗，向我奔来。那不是我家的大黄吗？它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正当我张开双臂报住它时，只听它“汪，汪！”二声，跑到我面前。
　　“老黄，怎么啦！”，我一边唤着老黄狗的名字，一边抚摸它的毛发。老黄狗叼着我的裤脚衣，使劲地摆着，一会又用湿淋淋的舌头，添着我的腿、手和面部。
　　“行了，大黄，这些时跑到哪里去了？”大黄狗“嗚嗚”二声后，流着眼泪，望着我。
　　“啊，是我亏待你了，不要哭，我们回家吧！”我抚摸着大黄狗的头。突然，它在地下连打了几个滚，消失在远处的田野中！
　　我朝河岸望去，只见一个老人家向我走来。她手里拿一根树枝，对着我喊道：“你不要小命了，这么冷跑出来游泳，看我不打你！”只见她把树枝一招，一朵乌云腾空而起，她随着云朵冉冉升起，不久到达云端，逐渐远去了。接着，地面狂风大作，天空乌云滚滚！一道闪电过后，接着一声炸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赶忙坐起来，追思梦境中发生的情景。
　　是啊，梦境中的小河，不就是我儿时经常去的地方吗？我孩提时期很调皮，不到夏季就想去学游泳。那个小港边，是我和小伙伴一同戏水的乐园。由于是野湖港汊，没有保障措施，时有小孩溺水而死。这样的地方，父母是绝对不许我去的。然而，小孩的天性就是爱玩，我想要出去，父母是阻止不住的。母亲怕我出事，常迈着小脚摸到小河边寻找。她有一个好帮手，就是我家喂了上十年的大黄狗。我在什么地方，大黄狗准能找到。因此，当我一看见大黄狗，就知道是母亲找来了，赶紧提起衣裤跑回家。
　　母亲一般不打我，但她会好几天不理我，这对小孩来说，真比挨打还要难受！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把气出在大黄狗身上。我惩罚大黄狗的办法就是捏它的鼻子，掐它的耳朵。大黄狗不反抗，惹急了就躺在地上打滚，跟你耍癞皮。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离家半年，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家，, 想早点见到病中的母亲，给他们讲一讲我学到的新知识呢！他们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把行装和书打成二个包，当我摸到枕头下边时，怎么也找不到那5元钱，那可是母亲托同学给我送来的路费钱呀！
　　同学们出发了，他们先乘坐火车到土地堂，再步行回家。从县城关到地堂的一张火车票是3角7分钱，然而，我手中没有这3角7分钱，上不了车。
　　同学们都很穷，我不愿意找他们借，便对他们说：“你们先走吧，告诉我家中，我随后就到。”
　　我心里忖思着：“不就是80多里路程吗，我步行回家有什么不可。”我在饭堂多领了一份馒头带在身边，8点准，我顺着铁路启程了。我挑着小担，一边走着，一边欣赏铁路沿线的山川景色，令人产生一些遐想。当到达地堂时，已是下午1点了。我想抄小路，就从地堂直接穿过公路走黑木桥一段。当抵达山巷时，已是下午5点了。冬季，天黑得快，走到茅岭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了！
　　月黑星稀，天也下起了麻麻雨，我分不清哪是路哪是田地，凭感觉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走着，脚边经常有野物窜动。突然，我摸到了一片墓地，一座座坟墓傍荆棘丛生，乌鸦和野物的哀鸣声使得空旷的山野显得十分恐怖。我也顾不得许多，什么鬼呀神呀，一股脑儿抛在了一边，索性坐在一座坟旁稍事休息。我把留下的半个馍胡乱吞下肚，凭着一线星光，隐约看到了远处的电线干。
　　“对了，快摸到公路了，顺着公路走就可以到家。”我心里想着，在坟头上拔出一根竹竿，权当拐杖使用，一步一步朝电线干摸去。走着走着，脚下一松，从高坡上跌了下来，滑到一个田坎边，行李也随着滚了下来。我在地下摸到行李，重新挑上，探一下，走一步，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摸到了公路边。我隐约看到了西南方的点点亮光，那不是涉湖的渔火吗？一阵西北风袭来，穿透了我身上单薄的棉袄，直达肌肤，使我感到刺骨的寒冷。我又走了一程，向西望去，点点灯光已呈现在面前。“到了，终于回家了！”我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不！母亲还在病中，我不能哭，不能让她难受！我现在是中学生了，应该让她高兴才对！”我心里想着。终于，我看见了自家的茅草屋。也许父母姐姐都未睡，正在门口等着我呢！
　　“怎么，我家的大黄狗呢？它怎么不出来迎接我呀！”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当我挑着行李跨进家门时，果然一家人都坐在草堂前等我归来。
　　“儿呀，你，你，你怎么这晚才回呀？”母亲看着我，面带愠色，泪流满面。
　　“没什么，妈妈！我不是很好吗！只是回来晚了点。”我极力回避一路的艰辛与疲惫，故作轻松地回答。
　　“你还不饿吗？家中还留着一碗饭，赶快吃了吧！”父亲看我饥肠辘辘的样子，忙把饭菜端到桌上。我狼吞虎咽，很快把一大碗饭吃的差不多了，留下一点准备给大黄吃。
　　“我家的大黄狗呢？怎么没看到它呀？”我惊愕地问道。
　　“大黄狗几天来不吃不喝，不象生病，好象是老了。死后我把它埋在后面的窑咀了。”父亲无不伤感地告诉我。他接着说：“生老病死，畜牲也一样。大黄狗在我家13年了，很通人性，死时拼出全身力气爬到我脚跟前，才断气的。这是大黄狗生下的狗崽，你今后可要善待牠啊！”父亲说着就把一个小狗儿抱到我跟前。
　　我抱过小狗崽，毛绒绒的，当我抚摸着它的头时，它就用小嘴舔我的手指，使人产生无限的怜爱。
　　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晚上气喘，不能平卧。请当地的老中医看了，说是“心血亏耗，心失所养，心神不宁”。治法以“补血养心，益气安神”为主，选用归脾汤和升脉散加减予以调治。母亲说服头付药还有点效，再服就不行了。
　　到了腊月二十几以后，母亲完全不能进食，全身水肿，呼吸更加困难，开始咳粉红色痰液。大年三十那天，父亲和姐姐做了几道菜。这时，母亲已不能起床了，但是为了一家人团聚，也为了求得来年一家平安，她叫我把她扶起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就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吃了顿团年饭。
　　过了大年初三，母亲开始说胡话了，她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说的一些话只有父亲才能猜得出来。
　　“你说的事我知道了，你现在安心养病吧，万一怎么样了，我们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父亲把嘴贴近母亲耳边说。
　　使母亲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我一天天长大起来。听姐姐说，自从我离家求学之后，她象掉了魂一样，成天叨念着，以至睡梦中还在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回到家中，日夜守在母亲身边。一天，她的精神稍微好点，把我叫到床前，无不感叹地对我说：“儿啊，我们这个家呀，就象一只在风雨中争扎的风筝，随时都可能风吹线断！我和你父亲、姐姐，迟早都是要去的人，你心中要有准备啊！我这病，是治不好了，不要把钱都用了，留着你今后上学吧-------”母亲声音越来越小，不久又晕厥过去。
　　“妈妈！您醒醒，看看我呀！我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我今后会孝顺您的！”我情不自禁地跪在母亲膝下，望着她发绀的面颊，一阵揪心的伤感，象潮涌一样向我袭来。
　　过了正月十五，母亲的呻吟声越来越小了，我摸着她的双脚，冰冷如铁，我赶忙睡在她的脚边，想以初升的阳刚之气为她暖暖身子。这是当时我唯一能为母亲所做的一点事啊！
　　阴历丙申年（猴年）正月二十六日，母亲的呼吸细微，脉搏已摸不到了。父亲贴着她的耳门说道：“你，你，你就下地来吧！”
　　弥留中，母亲轻点了下头。我们在草堂的地下铺垫了一点稻草，上面放了块破垫单，在邻居的帮助下，把母亲抬到了地下。
　　我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身上，任眼泪往下流淌。我双膝跪地，拉着母亲的手。在弥留之际，她拼完最后的气力，微睁双眼，看着我，口角微微颤动，好象还有话讲。
　　父亲把她的双眼合上，说：“你安心去吧！”
　　母亲的一生都是在苦难和贫困中渡过的。现在，她去了，我们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件较好的衣服让她穿了去。
　　她，一直到死都不明白，象我们这样一个弱势而善良的人家，为什么总是要看人家的白眼，受别人的欺凌！特别令她不能释怀的，现在不是解放了，穷人翻身了吗？为什么我们仍然过得那么艰辛？一些有权有势的头儿们，为什么总是要欺负我们呢？这是为什么---------。
　　我心如刀绞，跪在母亲的身边，好久，好久。
　　父亲把我拉起，严肃地对我说：“你母亲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她说了，生老病死，是常见的事情，活着的人不要过于悲伤。她还特别交待，办完她的丧事后，你要准备上学！不然的话，她在九泉也心里不安！”我站起身来，收住了眼泪，对父亲和姐姐说：“母亲生前已跟我讲了，我会按照她的要求去作的。你们放心，等做完她的丧事，我马上就准备上学去。”
　　做完母亲的“三七”后，一天晚上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望着蔚蓝的天空，飘动的云彩，好象有一人的身影朝我走来。这不是母亲吗？她还是穿着那件缀着补丁的衣服，显得整洁而舒展，白净的面容上，显得端详而稍带忧虑。啊！母亲，还是显得那么年青、美丽！她走到我跟前，把掉在地下的衣被重新盖上，面带愠色地说：“都这大了，还在蹬被子！今后得学会照顾自己才行啊！”说完飘然而去。只觉一阵冷风袭来，破棉被轻轻地盖上了。我睁开眼睡眼，看是见姐姐站在面前。
　　“梦见母亲了吧？”姐姐看我眼中含泪，便问道。她还特地用白矾布为我做了一双孝鞋，让我穿上。她嘱咐我：“母亲对我有交待，家中就是再苦再穷，也要让你上学。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的希望！”
　　在学校时，我学习了几首七律诗。面对与母亲的生死离别，我长夜难眠，学习前人的律韵，吟得七律一首，以谢母恩。
　　“三年哺乳倍受煎，青丝熬白容颜变。雨打风吹无怨悔，相夫教子难偷闲。无私胸怀天可鉴，趋险避安在人前。柔肠百转倚门看，游子身上暖与寒？依稀梦里慈母泪，月光如水照流年。”
　　一个月后，我含着热泪，辞别了父亲和姐姐，挑着行李重返求学的道路。
　　我还是按回来是的路线走。当走到茅岭、山巷、黑木桥时，心中倒吸了一口气，如果回时再错一步，就走到鲁湖的湖汊了！那样的话，后果真不堪设想！
　　这次路程还算顺利，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到了地堂车站。这时刚好有一辆过路车停在铁路上，我来不及买票就爬上了车。不一会车经运行半个多小时后到达纸坊。
　　到学校后，班主任张老师听说我母亲去逝了，特意来看我。她对我家的状况十分同情，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代表全班同学来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不要太悲痛，要振奋精神，把今后学习搞上去，有什么困难，我和全班同学都会来帮你的。”
　　有个姓姚的同学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你知道吗，是一个姓贾的学生偷了你的钱，后来他发展到见什么就偷什么。学校已停止他上课，要他交代问题。”
　　“嗯，嗯！谢谢你们！不过这事都过去了。尽管他害得我够苦的，但我也不打算要回被他去偷的钱。给他个机会吧！”我回答道。
　　以后，这个姓贾的同学还是累教不改，越偷越大，最后被公安局抓住了。学校把他保出来后，仍然恶性不改，只好开除了。
　　1962年，在泗水桥头我与他不期而遇。我没有谈起那段不愉快的事情。他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到时发请帖来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啊，啊！有空再说吧！”我不想与他多谈，找个理由匆忙离开了。
　　一个月后，我没有收到他的结婚请帖，倒是听到了另外一种消息。
　　“哎，你晓得吗？他前天上吊死了！”一位姓许的同学告诉我。
　　“为什么？他不是说要结婚的吗？怎么就-------”我不解地问。
　　“是啊，结婚要用钱呀！为了搞到钱，他把队里的牛偷去卖了。以后案发了，查到了他的身上，姑娘也坚决不嫁他了。他觉得一切都完了，就上吊死了！你看，值得吗？”姓许的同学感叹道。
　　“是啊，一个年青的生命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值吗？”我沉思着。我们很难把责任归结到他的父母的头上。据我所知，这位同学的父母虽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很严的。除他以外，全家人都很正直。为什么问题就他发生在他的身上呢？我想不明白。大概是他的私欲膨胀所使然吧。人在社会上生活是很艰辛的，要面对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私欲”。“私欲”，也就是欲望，它激励着人们为理想而奋斗。但是，个人的“欲望”只有与社会的伦理道德相结合，并受到法律的约束，才能得到和谐与发展。反之，任凭“私欲”不加节制地恶性膨胀，就会利令智昏，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最后落得害人害己。
　　红楼梦中有一个曲子叫《聪明累》，暗示了王熙凤的罪恶的下场。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她最后结局怎么样？落得个抄家、下狱，最后被人象拖死狗一样抛尸荒郊。
　　社会上这样的教训真是太多了！陈老总有一首诗叫《七古。莫伸手》，开头的一句就是劝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奉劝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机关算尽”的人，当你向人民群众伸出贼手之前，应该好好想一下，以后的结局将是什么！
　　第六章、蹉跎岁月
　　我初中阶段的学习很顺利，1958年升入县一中的高中部学习。
　　这一年，国家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5年超英赶美”的号召下，上级为了使我们的学校跟上形势，专门派来了一个陈指导。此人的权力很大，校长和主任都要听他的。在这位陈指导的折腾下，我们的学习环境和秩序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我们没有现在的高中生那么幸运，很难坐下来学习，一学期下来，参加大办钢铁、下乡劳动、反右倾斗争，占据了80%的时间。有时刚上二天课，就被通知去参加运动，一搞就是一个月。
　　有一次，文化部的周杨部长来到五里界参观高产示范田，顺便来到我们学校作指导。
　　在全校师生欢迎的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即兴演说，在描绘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后，他话题一转，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生活和学习在毛泽东时代，我是很羡慕你们哪！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祖国未来的希望。那么我问大家：怎样才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呢？”
　　周部长向台下望了一下，伸出一个手指，并指着前面墙上一个标语牌，接着说：“那就是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台下顿时暴发出热烈的掌声！
　　周部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对我们作了以下三点要求：“第一，你们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搞社会实践活动，要经风雨，见世面；第二，要高举‘三面红旗’，做革命的促进派，你们后面写的大标语不是说要苦战三年，彻底改变面貌吗？我看三年还不够，要苦战五年才行；第三，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十五年时间超英敢美，这是中央提出的，我们要坚决执行。这就要求我们敢想敢干才行。我这几天到五里界参观了高产试验田，深受鼓舞哪！亩产万斤、十万斤已不是梦想了，关键是要敢想嘛。只要我们想到了，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同学们，你们说对不对呀？------”全校师生精神抖擞，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中央首长讲话精神的鼓午下，我们也要搞高产试范田。按照陈指导的部署，我们在郁郁葱葱的龙泉山下，打响了一场开山劈地的战斗。陈指导要求我们先把树木砍光，然后深挖，再填埋大量的肥料，说只有这样才能高产。我们不懂农业，只能无条件照办，把田边地角的树木杂草拔得精光，然后深耕、密植种上小麦。第二年，小麦绿油油的，长势喜人。陈指导忙着核算将来的产量：一粒小麦的重量乘1秼、再乘1颗、再再乘上1亩，这样算下来足有3万斤。其他年级的试验田的亩产预算也一个比一个高，最高的达到10万斤。陈指导好大喜功，要我们赶快向县里去报喜，说是“放卫星”。不料，小麦长到4、5月分时，发生了大面积倒伏、烂根，结果连麦种都未收回。
　　再说炼钢，那简直是小孩搭锅灶玩。陈指导在外边转了一趟，学回了炼钢的办法。他先让我们搭一个土高炉，内面放入征集来的破铜废铁，在下面用火烧。为了把破铜烂铁熔化开，成片成片的树木遭到砍伐，由于温度达不到，铁水未流出来就凝固了，这一锅铁水也就白废了。即使铁水流出来了，冷却后既不象石头，也不象铁，丢在那里，长期无人问津，以后便烂了。
　　他还独出心裁，要我们搞一台新型电动机出来。我们连电动机的起码知识都没有，怎么去搞发明呢？于是就跑到农机厂看了一下，然后每人发几张铁皮，按照师傅的要求回来打上孔，不久就组装成一台所谓的“新型电动机”。鬼知道能不能发动，就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了。
　　陈指导还对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心领神会。1959年，上面号召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歪风，他发明了在学校师生中拔白旗的运动。什么是拔白旗呢？就是批判老师学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指导叫老师把自己的右倾错误用小白旗的形式贴起来，有多少条错误，就贴多少小白旗，一时间搞得师生人人自危。
　　1958年下半年，先是湖北省里的某位大领导在长江日报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接着号召大家吃公共食堂，让全村的人都来吃不要钱的大锅饭。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全国性的饥荒发生了，一直持续到1961年下半年才有所好转。
　　我们一方面吃不饱，另一方面还要去参加许多“放卫星”之类的活动。有一次，我们劳动了一天，刚睡着，突然听到集合的号令。原来是五里界某小队的队长打来电话，说他们明天要“放卫星”，要求我们今晚去支援。我们去后，他们要求连夜把十几亩田里正在生长的庄稼，不管成熟与否，全部割掉，再堆放在另一亩田当中，迎接第二天上级派人前来验收。
　　“我们这样搞不是在自欺欺人吗？”我对带队的支书说。
　　第二天，陈指导找到我，严肃地对我说：“你是怎么认识当前大好形势的？尽管他们这样做值得考虑，但动机是好的，我们要爱护他们的革命热情嘛！”
　　“这不是热情，是造假！欺骗上级！”我反驳道。
　　“你这样看问题是危险的，再滑下去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陈指导要我先在全班会上作出检查，然后根据认识错误的态度再进行处理。
　　对于这种无序的教学状态，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但是没有办法，不这样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这样的高中学习状况，我还能学下去吗？把大好时光花在这里，值得吗？”我陷入沉思，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恼。
　　此时，有个同学给我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说我的父亲和姐姐都断粮了，得了当时流行病——浮肿。
　　怎么办？是继续在这里混下去还是回去帮助一家人渡过难关？我拿不定主义，只好向教导主任如实地说明情况。他同情我，帮我分析了一下，同意我请几天假，回去看看。
　　我的家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如果不发生特大灾害，是不会出现饥荒的。然而，当我回到家时，所看到的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远远望去，一幅醒目的大标语牌印入眼帘，上面写着“三面红旗万岁！”，还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所到之处，到处都是亩产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高产牌子。
　　不知他们从哪里得来的经验，说要高产，得用狗肥。为此，他们把全镇的狗儿们都打死了，尸体被拖到高产田里做底肥，搞的鸡犬不宁，臭气熏天。
　　为了大办钢铁，他们成立了钢铁兵团。在大办钢铁的过程中，树木都被砍得精光。离我家不远的一棵几百年才长成的古槐树，过去是人们劳动后歇阴的地方。日本人没有砍，国民党也来不及砍，但是被钢铁兵团砍倒了。为了征召炼钢的原料，把全镇人家的所有铁器、铜器等都没收了。以我家为例，砍柴的斧子，烧水的铜壶，做饭的锅铲等都拿去了，说是要用它来“钢铁抗旱”。总之，“钢铁兵团”所到之处，一扫而光。至于这些东西的下落如何，只有天知道！
　　在当地，领导这场运动的当然是彭成杰。此人对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毫无作为也没有兴趣，但是对于搞运动整人确有特殊的嗜好。上边不是说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吗？他就在下面搞“打鬼”运动。凡是说了一点错话，提了一点他认为不该提的意见，都是打鬼运动的对象。一时间，彭成杰领导的“打鬼队”还真是战功赫赫。为了出成绩，放卫星，他们大搞强迫命令风，捆绑吊打之事时有发生。
　　有一天，我看到彭成杰提着手枪，怒气冲冲地跑到一户裁剪铺的门前停住，大声喊叫着，要梁裁缝出来。只见一个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人，被他带来的二个民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带走了。
　　原来这个梁裁缝是个直性子，说了一句“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彭老虎这样搞法，哪里是在做人事？简直是在伤天害理啊！”
　　不料，他的话被住对面的周扒皮听到了，向乡里告发了，于是就招来了这场横祸。
　　彭老虎把他捆到公社后，吊了起来，用皮鞭打。还是一个姓张的副书记看不过，对彭老虎说：“这样搞不得，打死了人是不好交待的！”折腾了半天，也没问出什么来，只好放了出来。
　　回家后，老人家又气又恼，一病不起，不几天就病死了。
　　象这样的事还有许多，群众敢怒不敢言，私下里议论说：“这哪里是共产党啊！比国民党还坏！”
　　一天晚上，应朋友之邀，我“有幸”参加了他们搞的一次“打鬼”斗争大会，令我大开眼界，笑破了肚皮。
　　被批斗的对象是泗洲小学的吹事员，姓施，别人都叫他老施。罪名是说了一句错话，让人告发了，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你是当老师的，为什么不读书看报，不看清形势，发表反党言论哪？”打鬼队刘副队长问。
　　这位刘副队长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刘大麻子。
　　“我不是老师，是老施。我不识字，叫我怎么去读书看报呀？”老施辩解说。
　　“不老实！一会说不是老师，过一会又承认是老师。你敢耍我们？再不老实就把你吊起来”刘副队长威胁道。
　　“我不管你是老师还是老死，你辱骂我们彭书记，讽刺他搞的高产试验田？这不是反党吗？啊！”刘副队长把桌子一拍，吼叫起来。
　　老施听说他犯了反党罪，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更觉得天大的委屈，忙解释说：“领导先生，不，不是，是领导同志，我哪敢怀疑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哪！我是说他搞的试验田离我们学校的食堂很近，里面埋了许多死狗的尸体，发臭了。对，我是说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里太臭了！”
　　“放屁，谁跟你是同志！说我们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太臭了，这不是反党是什么！来人，把他吊起来！”刘副队长听他解释后，怒不可遏。
　　可怜的老施，直到把他吊了起来，还不知犯了什么法。他泪流满面，哭喊道：“天哪，我没有怀疑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哪！我只是说太臭了，这可是大实话啊！”
　　下面的群众听了哄堂大笑。有一个同情老施的人走到他身边，小声告诉他：“老施啊，你真是死脑筋，不能说太臭了，要说太好了，太香了，知道吗！”
　　“报告领导大人，是我说错了话啊！彭书记的试验田不是太臭了，是太、太、太香了！我实在冤枉哦！”
　　下面的听众笑得更欢，有的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什么，你还在讥讽我们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真是罪加一等！”刘副队长怒吼道。
　　“哎呀，我怎敢讥讽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哪！是我又说错了，不是太香了，还是太，太臭了哦！不信，你们去------”
　　老施越解释越糟糕，听众越听笑得也越欢！
　　“笑什么！严肃点！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记住，今后谁反对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谁就是煽动反党言论。”刘副队长说完，宣布散会。
　　还有一件新鲜事，就是“吃饭不要量，敞开肚皮胀！”，就连我回家后，都沾了点光，到街道公共食堂里免费吃了二餐。
　　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就喝西北风了！首先，农民把余粮卖光后，以为公家食堂有吃的。哪知公共食堂很快就断了炊，饥民只好四处逃荒。
　　接着，城镇居民的定量也一减再减。以我家为例，从每人每月30斤，减到28斤，以后又减到24。为了活命，有劳力的人都下湖摸鱼挖藕、摘菱打蒿，填饱肚子。而我家里都是残疾人，只能啃那点供应粮。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父亲、姐姐都患上了浮肿病，再下去就危险了。
　　那时，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都在号召休养生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为了把自己的肚子填饱，也为了父亲和姐姐不至于挨饿，我顾不了那么多，学也不上了，也打算下湖挖藕来充饥。
　　事不宜迟，我买了挖藕工具，便跟着挖藕大军出发了，来到了泗洲北边鲁湖畔。我小时有个玩伴，叫向麻子，他读书不行，但摸鱼挖藕十分内行。下湖后，我不知到怎么挖，就请教了他。他帮我找了个地方，要我在四周围道堤，先把围堤内的水清干，再用锹挖去表层的烂泥，看到里面的新鲜荷尖时就跟踪向下挖，这样就能找到藕节。做这件事，说起来简单，真做起来很难。在鲁湖，淤泥烂了几千年，浅的也有一人深，搞不好连人都要埋进去。好在我当时少年力壮，只要吃饱了就有使不完的劲。按照向麻子说的方法，第一天下来，我就挖了十来斤藕，暗自高兴。当我回头找向麻子时，见他早上岸了，一大担藕摆在地下，正在一边等我呢！
　　“不错，第一次挖藕就能搞到十来斤，的确不错！”向麻子笑着对我说。
　　“你不要取笑我了，我挖的不到你的十分之一，真难堪死了！”我不好意思答道。
　　他把小的、断的藕分了点我，加上我自己挖的，共有二十多斤，虽不多，也是我一天的劳动成果。我把藕提回家，父亲看到这些藕，早就高兴得合不拢嘴。姐姐忙着把藕洗干净，切碎，加上一点米，煮了一大锅藕稀饭，全家人直到吃饱为止。
　　看着父亲、姐姐吃得高兴的样子，我感到一阵心酸：“这些时他们是怎样度过来的呀？”我自责地问自己。
　　“有我在，不能再让他们再处于半饥饿状态了。”我暗下决心。
　　第二天一早，向麻子又来约我，对我说：“我们打算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去挖藕。为此要多走一点路，希望你最好带点干粮走。”
　　我们随着挖藕的大军走了几个小时才到那里。放眼望去，是一望无边的大野湖，湖边到处都长满了野藕。如果不是遇到饥荒，这里很少有人来光顾。
　　向麻子帮我选了一处约8平方米的地方，并告诉了我挖藕的要领。
　　按照他说的办法，第二天真的挖到了大藕，粗略估计也有三十多斤。往后，我越挖越顺手，一天挖四、五十斤是常见的事。
　　光吃藕也不行，为了改善生活，我还学会了摸鱼，师傅还是向麻子。他告诉我怎样选地方、如何用手捉鱼等技巧。那时，泗洲的野湖很多，内面有捉不完的各种鱼，关键是要有本领把鱼儿捉到手。我按照向麻子的指点，在涉湖围了上20方米的水面，当我把湖水清干时，奇迹发生了，内面的鱼儿跳起来了，我双手一按就是一条。当我提着足足十多斤的鱼儿回家时，全家人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以后，我捉鱼的技术也在逐步提高，每天捉2、3十斤鱼是常事。有了藕和鱼，生活改善了，父亲和姐姐的浮肿病也慢慢好了。我们把吃不完的藕和鱼卖掉，几个月下来，赚了一百多元钱。
　　转眼到了1960年，我失学在家，虽然帮助家中暂时度过了饥荒，但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很不满意。心里想：“我总不能跟着向麻子这样鬼混下去吧！”于是，我开始注意社会动态。当我看到国家高教部决定在1960年进行春季高考时，瞬间眼前一亮，心里想着：“我能不能去试一试呢？”
　　我把想法告诉父亲，他说：“这要以你的前途为主，我和你姐姐在家中做点小生意，加工肠衣可维持生活，你就去考吧！”
　　我只学了一年半的高中课程，而且大部分内容是自学的，拿什么去考呢？只能临时抱佛脚了！我借来全部高中的课本，在家中奋斗了一个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去报名了。不料一个月后来了通知书，说是考取了北京钢铁科技学院。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考取的。到北京后，才知道这个北京钢铁科技学院只是一个培训班，主要是培训他们的在职人员，我们这些学生去了，他们才能向高教部申请国家的承认指标。
　　在那里读了二年后，国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出台，特别是“休养生息”这样关心民生口号的提出，许多“大跃进”时上马的学校、企业、公司都下马了，人员回到原籍。
　　我就学的培训班自然也解散了，虽说白白浪费了二年时光，但也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人生的阅历也得到了一定的丰富和提高。
　　虽然我继续求学的愿望仍然存在，但看到家中这种状态，心中实在不忍，于是又找了二份工作，把家中的破茅屋修缮了一下，留下一点钱给他们生活，又想准备参加来年的高考。
　　以上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基本生活情况。现在，某些大知识分子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发演说，写文章，说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我觉得说这话是别有用心的。以泗洲镇为例，如果说有饿死人的话，首先得把我们饿死。虽说遭遇特大的自然灾害，但各级政府都在号召自救，不准许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国家还动用宝贵的外汇，买回来伊拉克的蜜枣，古巴的沙糖，朝鲜的大米，按户供应给每户家庭。这些都是我们当时亲眼所见的，怎么能说“共产党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呢。
　　在泗洲镇的南面，有一个大湖叫向阳湖，中央文化部还在那里办了个农场。他们在那里开荒种地，摸鱼挖藕，为共和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了不少的粮食和副食品呢！因此，只要有劳力，能吃苦，渡过难关不是问题。当然，那时也有死人的事发生，但不是饿死的，这是基本事实。
　　至于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怎么看？我认为要辩证地看待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现在一些人指责这，攻击那，把一些错误无限夸大，并把罪责都推到某一人头上。我认为这很不公平。我们那一代的青年人都知到，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渡难关，为了填饱肚子，刘少奇主席在湖南考察时，还亲口尝着各种可能吃的野菜呢！。如果说那时搞“三面红旗”有些错误的话，也是前进中的问题。
　　1964年，我决定再次参加高考。这次高考，对我说来迟到了三年。我辞去了临时工作，在家中足足复读了三个月，终于考取了湖北医学院。
　　在湖北医学院，前二年的学习与生活是美好的。然而到了1966年初夏，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秩序都被打乱了。我多么盼望能够坐下来学点知识啊，但这个美好的愿望始终直到毕业分配，都未能实现。打闹了四年后，我糊里糊涂毕业了。
　　这段历史，对于参加运动的每个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1970年8月，驻院军代表当局认为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青年学生，便下放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一次“再教育”，一去就是十八年。人生最美好的18年工程啊，成了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苦涩的回忆。
　　第七章、大姐的圆满
　　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参加运动的各个阶层的人士，自然对运动有着不同的看法，但都收到了的不同教育。
　　然而，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利用运动的机会，把丑恶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泗洲地区的土皇帝彭成杰，就是这样的一类人。由于他在过去的15年间，在当地作恶多端，所以在运动初期，自然会受到一些冲击。
　　然而他脑筋一转，“不就是要造反吗？我也会！”他心里嘀咕着。
　　不久，他也打出了“造反”的旗号，拉起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由他的内亲周扒皮当头目，他当军师。他们比谁都“左”，不仅要打倒县委、地委和省委，还要揪出军队中的“一小撮指”，为此他还组织了上千的农民造反队到武汉游行示威。
　　他的一系列表演，终于有了回报，“三结合”时，他以双重身份结合到了的领导班子中。1970年5月，他摇身一变，又以泗洲地区“革命干部”的名义接管了当地的“革委会”，当上了一号头头。
　　他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把矛头对准群众。为了实现他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占山为王的目的，他在当地办了许多所谓的“学习班”。
　　他对抗上级的方针和政策，对不同意见的群众，大搞“逼供信”，为了搞出口供，他们私设公堂，捆、绑、吊、打是常有的事。
　　在泗洲镇，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姚组长，即前面提到的姚金鹏同志，就是被他们活活整死的。
　　姚组长由于自身残疾，文革中基上本没有介入运动。但他凭良知，对彭成杰大搞极左，打骂群众的作法看不惯，提了些意见，并向上级如实反应过情况。
　　这下可是模了老虎屁股，彭成杰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必定要致他于死地而后快。
　　以周扒皮为首的所谓“专案组”，终于找到了借口。他们查来查去，查到姚组长的祖父的父亲曾在军阀吴佩孚队伍里当过兵。有了这一条，姚组长就被关进了他们的“学习班”。
　　“姚金鹏，你这个老反革命，知罪吗？”周扒皮大声吼道。“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希望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姚组长申辩说。
　　“你是好人吗？那我问你，你祖父的父亲是不是当过军阀吴佩孚的兵？革命烈士林祥谦和施洋不就是被你祖父的父亲杀害的吗！你还敢说没有罪？”周扒皮把眼睛一翻，马上露出凶神恶煞的样子。
　　姚组长接着申辩说：“我曾祖父是在吴佩孚队伍里当过兵，但那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而且只干了七个月就开小差跑了。怎么能扯到------”
　　“放屁！还不老实交代！”不等姚组长把话说完，周扒皮就暴跳起来。
　　“把阶级敌人姚金鹏吊起来！为革命烈士报仇！”台下的刘二毛趁机吼叫起来。
　　周扒皮看了彭成杰一眼，只见他把头一点，说：“对于这样的死硬分子，不采取点革命行动，是不行的！”
　　周扒皮和刘二毛把姚组长按倒在地，用麻绳捆绑结实，吊在一颗歪脖子的树上。
　　开始，姚组长还在不断地喊冤，慢慢地声音变小了，最后，喊不出声了！
　　他们中间有一个“明白”人看到此景况，马上走到彭成杰跟前，在他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彭成杰哼了二下，把手一挥，示意周扒皮把人放下来。
　　可怜的姚组长，本来就是残疾人，肺活量小，加上又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被放下来后，已经气息微微了。
　　他们怕他死在现场，这才派人把姚组长送到医院枪救。经过输氧，做人功呼吸，打枪救针，总算活了过来，但从此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便含冤而死。
　　姚组长是外地人，打从土改以来，一直任泗洲镇的街道书记。他热心快肠，惜老怜贫，就是要饭的老人病了，他也要去嘘寒问暖，死了，他也要出面组织安葬。
　　姚组长是个孤老，无儿无女，但他资助过许多贫寒的子弟上学读书，勉励他们长大后报效国家。在他病危期间，有许多热心的群众，冲破阻力自发地前去看他，给他以安慰和帮助。
　　临终的前一天，姚组长拉着前来看望的街道的另一负责人余英的手说：“我一生没做什么，仅做了些应该做的皮毛小事，不足挂齿。我死后，请单位和同志们一定要从简安葬！”
　　他指着一个破箱子对余英吃力地说：“里面有我的一生积蓄，大概一千块钱吧，除用作安葬费外，其余的就把它作为党费吧！谢谢同志们！”
　　余英打开破皮箱，里面除几件换洗的破衣外，还有一块用旧红布包着东西，那是他的党员证和一叠钱。
　　她含着热泪对姚组长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按照你交待的去办。你一生为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我们是决不会忘记的。”
　　出葬的那一天，天下着小雨，善良的人们冒雨赶来为他们的好书记送行。
　　这时，有一个卖小菜的老胡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指着天说：“苍天呀！彭成杰十几年来干尽了坏事，现在连一个残疾老人都不放过，算什么共产党！这种人怎不遭雷劈火烧啊！乡亲们，我们要公告哇，不告倒彭成杰，我们都没活路了！”
　　“对，我们要公告他，不然我们老百姓就无法活了！”送葬的人群齐声怒吼着。这是人民在呐喊，是老百姓对他多年来倒行逆施的一系列罪行的血泪声讨！
　　消息传到彭成杰那里，他吓得发抖！稍后他镇静下来，思考着对策。
　　“这还得了，敢公告老子？为首的是哪一个？”彭成杰问周扒皮。
　　“还不是那个卖小菜的胡老四！前些时搞投机倒把，被我们没收了，还罚了他几十元，记恨在心。他在街上摆摊卖菜，专们对抗我们，大搞资本主义！这回要不要整他一下？”周扒皮回答说。
　　“要查他的经济，这些年搞投机倒把，赚了许多黑心钱吧，都要他吐出来！他自己的屁股都不干净，还想公告我，哼！他还不够格！”彭成杰向周扒皮一招手，他们来到一间小办公室，密谋出了下一个行动。
　　“胡老四，你听着：‘你这几年大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贩买贩卖，破坏革命经济，对抗革委会，犯下了涛天的罪行！你要向政府老实交待，主动把赚来的黑心钱吐出来，争取寛大处理，如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在他们控制的广播里，成天响起了这样的声音。
　　接着，针对胡老四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一会说他搞投机倒把，至少赚了一万元，也有大字报揭露他获得的暴利，起码也有拾万元；还有的说他是流氓，偷看女人洗澡等等。
　　这样折腾了几天后，他们就要对胡老四动手了。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胡老四，这个受尽苦难的老人，怀着满腔的悲愤，投向了河中。
　　“他死了，还没有等我们动手就跳河了，嘿嘿！你看！”周扒皮赶忙把胡老四的死讯，第一时间报告他的领导彭成杰。
　　“他自绝于人民，就这样死了，算是便宜了他。你要注新动向，还有人想上告吗？”彭成杰问。
　　“暂时还未发现，不过，那个姓韩的残疾人倒是个危险分子。要不要也动一下！”周扒批贴近他的耳边，密谋出了下一个的行动计划。
　　他们记性真不错，十几年过去了，还仍然惦记着我们一家人。
　　1970年6月，他们瞅准了机会，又一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正在病危中的残疾人------我的姐姐。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以办“学习班”为名，通知姐姐去开会学习。姐姐此时已身患严重的肺心病，气喘咳嗽，行走困难。他们就派人把她抬到“学习班”，关了起来，为了怕她去寻死，还专门派了二个人日夜守看着。
　　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他们派人把姐姐抬到了会场。
　　“韩xx，知道为什么要你来开会学习吗？先告诉你一个消息吧！过去归山庙中的那帮人，搞的都是反动会道门的勾当，有的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早已被政府处理了。你经常往那里跑，想必也参加了不少反革命的勾当。现在给你个机会，希望你与他们划清界线，交待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否则死路一条！”彭成杰一脸的奸笑，把二十年前的归山事件，重新提了出来。
　　“我知到他们都是信仰佛教的善良弟子，念经拜佛，乞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是搞反革命吗？什么反动会道门，国民党的特务！你们有证据吗？真是血口喷人！”姐姐义正词严的答道。
　　“你要老实点，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挽救你。只要你将他们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事情交待出来，那就与你无关，就是好同志！你都这大年纪了，希望你不要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见上帝！”彭成杰威胁道。
　　“你们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从小被日本鬼子的马队踢伤了脊背，成了残疾人。我与世无争，出家拜佛求经，是我的自由，碍了你们什么事。至于你们说的杀人放火的事，我不知道，也不相信这是事实。”她冷冷地回答。
　　“那好，我们没有证据，也不会来找你。”他指着下面一个人，大声说：“大老何，出来作证！”
　　那个被他们称作大老何的人，是一个搞跌打损伤的巫医，家住在归山。他也曾参加过土匪，但收手早，解放后政府没有追咎他的罪行。
　　他跳出来，手拿一个杯茶，喝了一口，又咳了二声，说：“革命的同志们哪，我向大家揭发一个惊天大案！大家记得吗？土改时被杀的，一个叫林香，另一个叫李得银，都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奉上级的指示，夜闯归山黑庙，就是为了捣毁这个国民党的魔窟，解救被他们欺骗的父老乡亲。不想你们恶人先告状，反诬陷他们是土匪，致使他们蒙受不白之冤！现在上级正在调查此事，不久就会真相大白。你要明白，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呀！当时我就在归山，亲眼所见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你还敢抵赖吗？”
　　“那帮土匪几次血洗归山寺庙，为的是谋财害命，人民政府已对为首的坏蛋判处了死刑，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怎么，你们还想为那些坏人翻案吗？”姐姐反问道。
　　大老何又哼了二下，说：“你知道吗，在围剿黑庙的战斗中，是谁走露了风声，造成我们的一名战士牺牲！你要交出告密的人来，争取宽大处理。”
　　“你们哪里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好人，为坏人翻案！你们就等着报应吧！”姐姐是信佛教的，他相信坏人终究会受到报应。
　　他们见这一着没达到目的，又不知从那里请回了陈矮子来作帮凶。
　　陈矮子这时已多种病缠身，面黄肌瘦，行动困倦。但是，一想到当年的那个该死的残疾人，他就来劲了。
　　只见他跳起来，指着姐姐的鼻子，骂道：“你这个该死的老反革命！还有你那个该死的弟弟！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恨不得喝你的血！特别是你那个不安分的弟弟，1951年，他还那么一点小，就敢对抗政府，为你这个老反革命的罪行翻案。我告诉你，你，你这个老反革命！当年我们斗争你，是完全对的！你也不想一想，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敢搞吗？你害得我被撤、撤、撤了职，老婆也跑了，还在到处告状！这状，你告进去了吗？呸！叫你下、下、下辈子再来告吧！”
　　彭成杰接过他的话题，说：“二十年前，陈组长等革命群众，要求斗争你，为胡允煌申冤，就是我批准的！知道吗？”
　　“我是个残疾人，是信佛教的，我不会干坏事，也没有能力去做坏事。但我相信：‘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我也许看不到你们遭报应的那一天，但我的弟弟是一定会看得到的。”她说完后紧闭着双眼，不再搭理他们了。
　　“老实告诉你吧，不管是搞什么文化大革命还是武化大革命，在这个地方，我就是老大！谁得罪了我，就让他一生不得安宁！你们家这二十年来该过得舒服吧！告诉你，敢跟我作对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彭成杰得意忘形，终于把几十年的真相说了出来。
　　姐姐一瞬间睁开了双眼，怒斥道：“这里不是你彭某一人统治的天下，你们欺男霸女，逼死人命，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终究是要遭到报应的！”
　　“你！你！你还想找死！”彭成杰一伙黔庐技穷，脑羞成怒，举起拳头，准备向这个找死的残疾人打去。
　　姐姐这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拼出全身的气力大声说道：“来吧，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号称的共产党员、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人民的勤务员，是怎样对待人民群众的！”
　　彭成杰被镇住了！他慢慢放下高举的拳头，小声说：“这太可怕了，一个残疾人，软硬不吃，这样难以对付，真是太可怕了！”他的嘴角在抽动，右上肢显然在发抖。
　　姐姐怒斥他们欺男霸女，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原来，彭成杰手下有一个帮凶叫周根发，也就是泗洲地区的东方造反兵团的一号头目，人称周扒皮。此人不学无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到处打砸枪，干尽了坏事，凭着与彭成杰的内亲关系，以后爬上了泗洲镇共青团书记的位置。
　　文革中，他投机钻营，把流氓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一天，他不怀好意地路过一家姓丰的家门前，趁这家的男人不在，顿起贼心，径直摸到女主人的房间，立即把门关上。他象贼一样爬到床边，揭开盖被，见这家女主人还在熟睡，长得又有几分姿色，便象风狗一样扑了上去！不管她怎样哀求，哭泣，反抗，都无济于事。
　　事后，周扒皮怕东窗事发，对被害女子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彭书记是老大，我就是老二。现在我们是俩厢情愿，知趣点，不要把事捅出去，我以后还会来的。否则，你的小命就捏在我的手心！”
　　从此以后，只要这家男人不在，周扒皮就象贼一样摸进去，大发兽性。
　　“求求你，他马上就要回来，你不要再来了，行行好吧！”这个柔弱的女子跪在地上哀求着。
　　“怎么？害怕了，不想干了！告诉你：没门！”他飞起一脚，向跪地哀求的女子踢去。他接着兽性大发，扒光了她的衣服。当这个被害的女人拼命反抗时，他残忍地掐住她的喉头，直到她晕死过去。
　　不久，这家男主人办完了，事回到家中，推门一看，“啊！怎么回事！”他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呆了！当他回过神来，立即把妻子扶到床上，喂了一碗糖姜水，帮她把衣服穿上。
　　一月来的委曲、羞辱、愧疚，使她不能自拔。面对亲人，她已哭干了眼泪。只见她艰难地站起来，说了声：“他爹，周根发不是人！他-----”她还未把话说完，便一头撞在了墙柱上！
　　“救命啦，乡亲门快来救命啦！”四方邻居听到呼救声，立马赶到被害者家中，看到满地是血和躺在地下的女子，都被惊得木瞪口呆。
　　“这都是周扒皮作的孽啊！”这家男主人含泪向大家诉说着。看到此情此景，不用多问，乡邻们马上明白了。
　　在众乡邻的帮助下，受害的女子就近被送到医院枪救。她的命虽保住了，但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
　　这件事立即传遍了全镇。彭成杰怕把事闹大了，假猩猩地派人提着几斤水果，到受害者家中慰问来了。
　　“老丰，我门代表公社革委特地向你及家属表示慰问！哎，都是本乡本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希望你不要老记在心中，相信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还你个公道。”
　　来人说完后，就把几斤水果放在桌上，接着以威胁口吻说：“老丰啊，你是外地人，也是个明白人，我们理解你。但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要把事情继续闹下去了！那样的话，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这是一件性质极为恶劣的流氓伤害案件，但是在彭成杰的包庇纵容下，周扒皮一直逍遥法外，成为当地的黑帮老大，继续为非作歹，残害百姓。
　　面对这样的“公道”，老丰气得浑身发抖！
　　“我们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从此以后，他们一家人离开了泗洲镇，发誓永远不再回来了。
　　象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有许多，直到彭成杰倒台，都未能得到很好的清算。这是什么原因，至今还不得而知。
　　彭成杰一伙干的坏事越多，变得也越来越狡猾。他们见这个残疾人毫无愄惧，大义凛然，甚是害怕。一是怕她死在“学习班”中，二是怕她把更多的事情捅了出来，对他们不利。于是便宣布针对她的“学习班”，宣告收场了。
　　“我看韩秀姑是个残疾人，对所犯的错误有所认识，能够跟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这很好嘛，啊！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宣布针对她的“学习班”今天告一段落。希望韩秀姑同志，啊，回去后继续交待问题，我们保证宽大处理！”
　　姐姐回到家中，又气又恼，从此一病不起。一个心力交瘁的生命，从此走向了终点。
　　1973年底我在湖医附一院外二科进修时，接到父亲请人写来的家书一封接一封，均告知姐姐的病情正在趋于恶化。
　　虽说对于她的病情的发展，我早有预料，但是面对这一天的真正到来，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内疚和自责。
　　1973年底，我回到家中，与父亲姐姐一起过春节。我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与姐姐团聚了。她的气喘已很严重了，不能平卧。当我用听诊器检查了她的心脏和肺部时，很难想象即使在那种病理状况下，她还在支撑着，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
　　她对我说：“我已死过多次了，如果有一天要去的话，那也是顺途路了。”
　　她看我还是孑然一身，一阵心酸，说：“我这一病，不会好了，用去了你许多钱，把你的婚姻大事都耽搁了，真是罪过呀！”
　　我说：“你为我付出了许多的辛劳，我都难以为报。我现在是医生，为你治病既是天职也是应尽的义务。至于我的婚事，你完全不必担心，佛教里不是说‘缘分’吗？去年跟你说过，有一位姓罗的医生，是搞内科的，也在嘉鱼县工作，离我们这里不远，是一个很善良的女性。我们已谈好了，只等我进修完后就结婚，并且还打算把你接到她那里去住院治疗，由她来照顾你。现在只希望你安心静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点了点头，笑道：“恐怕是熬不到那一天了！”
　　姐弟俩还回忆了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我说：“二十多年前发生的那次事件，对你心身所造成了的巨大伤害，是挥之不去的，如果有机会再次碰到他们，将给你讨回一个公道。”
　　姐姐摇了摇头，叹息说：“我今虚度56岁，残疾在身，既不能孝顺父母，也不能自食其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还是忘记仇恨，宽恕别人吧！”
　　“我听你的，既然姐姐这样大度，怀菩萨之心，那就算了吧！”我说。
　　姐姐点了点头，笑道：“人世间还是多一分宽容吧！”
　　我给姐姐买了些药，委托泗洲卫生院的同行给予照顾，并对家中的生活作了安排后，回到了附一医院的外二病房。
　　1974年4月26日下午4时许，医院领导找到我，说：“有一位从泗洲来的骑摩托车的年青人，向你转达一个噩耗：“你姐姐于今日下午二点去世了！”
　　我连夜赶到县城，由于没车了，只好在招待所住了一晚。那晚，我久久难以入睡，遥望星空，思念家乡，怀念故人，不禁潸然泪下！
　　“我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姐姐生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佛教人士看来，生命是轮回的。然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印证了生命源于宇宙，它是由基本元素C、H、O、N等组成。生命“随风而至，随风而逝”。看来，姐姐还没有领悟到生命的真缔啊！此生还不够苦、不够累吗？何必还要向往来世啊！
　　我第二天上午回到家中，只见父亲在流泪，说：“这是白发人在送黑发人啊！”
　　姐姐去世时，父亲正好外出有事，她身边没有一个人。邻居告诉我：“秀姑去世时，盘坐在床上，一会儿就走了！”乡亲们趁她的体温还未散尽，就把她抬到木板上，对门的熊嫂还为她搽洗了身体，找出件干净上衣，让她穿着。
　　我正与熊嫂说话时，只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士，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从外面哭着进来了。
　　一进门，她扑嗵一下跪在姐姐的遗体前，边哭边喊着：“快来呀儿子，快跟你的姑奶奶磕头，要不是她呀，你小命早没了！”
　　她是泗洲镇供销社的一个干部，也是一位军嫂，姓扬。
　　她满含深情地告诉我：“那是6年前的事。那年春季的一天上午，一头无人看管的大水牛从街上过，受到惊吓狂奔起来，正好一个二岁多点的男孩被吓得跌倒在地，眼看就要被牛撞上了。危急之际，被一个残疾人看到了，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住小孩，就地一滚！孩子脱险了，而她的大腿却被牛蹄重重地踢了一下。你知道吗？这个残疾人就是你的姐姐。她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要不是她，孩子可能就没命了。我把她带到卫生院进行包扎，只见她的左大腿被牛踢了碗口大的瘀血块，好在未伤到里面的骨头！事后她说只要孩子没事，她受点外伤，也值！想不到这样的好人就这样去了！天老爷啊，你真是不公啊！”她说完已泪流满面。
　　我把他们娘俩扶了起来，只见那个小男孩一下子扑到我的怀中，哭着问：“叔叔，姑奶奶还能醒过来吗？”
　　我抱起男孩，仍眼泪在面颊流淌，对他讲：“孩子，你姑奶奶这次不会醒来了，她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在那遥远的地方一定会高兴的，也一定会为你祝福的！”
　　当时，一个残疾人勇救小孩的事迹，在泗洲街一度传为佳话，就连当地的驻军领导都特地上门来看她，并送来一封感谢信，以表彰她舍己救人的精神。
　　街道的余主任此时也含眼泪走了进来，对我讲：“秀姑不仅是你的姐姐，也是我们街道的老大姐。她生前为大伙做了不少好事，善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她现在走了，让我们送她一付棺木吧，这是大家伙的一点的心意，请你们务必收下。”
　　“谢谢，感谢街道领导的关怀，姐姐仅做了她应做的事，乡亲们已给了她很高的评价，对此她也应该含笑九泉了。”我握着余主任的双手，感激地说。
　　父亲还告诉我，姐姐很热爱孩子，有不少搞工作的人，上班时总喜欢把孩子交给她看管。她也总是乐于接受，即使再困难也要买点糖果来给孩子吃。我们的家，有时成了临时的幼儿园。她为别人照看孩子，从来不计报酬，所以在她重病期间，有许多人前来看望她。
　　此情此景，使我感慨万千，看着姐姐的遗容，她是那样的安祥，那样的从容，象是出远门一样，去到她向往的地方去了。
　　在准备给姐姐下葬的那二天，有不少人到家中来悼念，有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公社里的妇联干部，还有些素不相相识的来自农村的大娘大嫂。
　　下葬的那天，不断有人都送来了花圈。我把姐姐送到墓地，跪在她的坟头，说：“啊！大姐，您看到了吗？这么多人都是自发地来悼念您的！您以残疾之躯，崇高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您的人生虽很平凡，但也是伟大的！您在天有灵的话，也可以安息了，您就一路好走吧！”
　　姐姐真名叫韩继仙，自来到人世间以来，受尽了磨难。但她身残志不残，不信邪，不怕鬼，申张正义，勇斗邪恶，表现出了作为人的尊严；她关爱生命，热爱儿童，体现了人间的大爱精神。
　　姐姐是信仰佛教的，现摘录一段佛学高人对“极乐世界”的描绘送给她吧！
　　“今生我有幸闻到佛法，身心从没有过这样的快乐，就像久旱遇到甘露，身心得以洗刷，从迷惑中醒过来。尤如听闻了最殊胜的一生解脱成佛的念佛法门。在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那里没有地狱三途，也没有六道轮回生死，没有仇怨，没有任何痛苦和苦难，连苦的名字也听不到，那里才是我们真正永恒安稳的家园。有最仁慈善良的菩萨和我们在一起，在阿弥陀佛慈悲温暖的怀抱里，风声、雨声、水声皆演妙法；白鹤孔雀，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宣扬妙法。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宽广平正，微妙奇丽，处处光明，香洁无边，黄金铺地，七宝楼阁，珍珠罗网，四季如春，昼夜六时，天雨妙花，天乐鸣空。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盛开，光芒四射，十方念佛众生蒙佛接引，得生此土，都是莲花化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或乐说法，或乐听法。莫不欢喜，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轻松自然，安闲自在，祥和安乐，润泽柔软，永远都青春不老，金色光明身，寿命无量，自由无碍，神通具足，宫殿随身，衣食如意，幢幡宝盖，花香伎乐应念而至，瞬间遍供一切诸佛，整个虚空法界都是我们自由自在来往的空间，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分身无数，遍法界普度众生。”
　　办完姐姐的丧事，我又回到了外二科的病房。护士长告诉我，新来了一个病人，要我马上把病历补上。
　　世间上竟有这样的巧事，这位新转来的病人就是当年泗洲镇的陈矮子。只见他已远非昔日的精明，佝偻着身躯，面黄肌瘦，十分可怜。
　　走进病房，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这不是湖医的小韩吗？过去的事，哎，哎，都是误会呀，哎，误会呀！”
　　作为一个当事人，我很想问他一下：“当年那样狠毒地整一个与世无争的残疾人，非要置她于死地不可，是为了什么啊？”
　　然而，面对这样一个行将要走上黄泉之路的病人，再提这话已是多余的了。作为一个医生和老乡，我只能对他表示安慰。
　　几天后，他痛苦地死了。主任说他患的是晚期肝癌，一切治疗手段都是没有必要的了。我补写了有关他死亡的病历，把他的尸体送到了太平间，也祝他一路好走吧。
　　1974年11月，泗洲镇来了个要饭的中年人，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消瘦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的神秘和坚毅。
　　他来到泗洲镇革委会的大楼前停了下来，在一个偏僻处搭了个小灶，用一个破壶煮一点讨来的饭菜充饥。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天，工作人员怎么赶他也不走。他见赶急了，就拿出残废军人的证件来，说他到此是为了见一个熟人，如见不到这个人他是不会走的。
　　“请问，你想见的熟人是谁呢？”工作人员小胡问道。
　　“是你们这里的头儿，要他自己出来见我，就二十多年前的恩怨作一个了断。”他回答说。
　　这件事很快传到彭成杰的耳中，使他感到困惑和不安，决定出来见见他，给他一点教训！
　　“你不是要见我吗？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无礼！”彭成杰呵斥道。
　　“你大概不会忘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对讨饭的娘俩吧！”中年乞丐看了他一眼，问道。
　　“混帐王八蛋，想不到你还活着！”彭成杰想起了那个讨饭婆和她那可恨的儿子，恼羞成怒，一脚把中年乞丐的饭盒踢翻了，挥起拳头就向他打去。
　　然而，任他怎么拳打脚踢，中年乞丐就是不还手，只是蹲在地上，双手护住脑袋。
　　彭成杰打累了，用手指着中年乞丐骂道：“贱小子，敢到这里来撒野！你也不问一下，我现在是谁？”
　　“不打了！看来你已不中了！”他站了起来，对大伙拱拱手，说道：“大家都看到了吧，他对一个讨饭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拳打足踢，多么狠毒！今天如不还你一下，也对不起大家。”说完伸出二个指头，朝他前胸下端的膻中穴戳去。
　　只见彭成杰站立不稳，踉呛了几步，靠在电线杆子的下面，喘着粗气，面色苍白，已说不出话来。
　　“告诉你吧，这次是奉我娘的意思前来看你。你还是那个德性，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二十几年来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我本不想还你的手，但你欺人太甚，只好给你一点教训。”
　　中年乞丐说完，把身上的破旧大衣脱掉，又把头发理了理，露出了卢山真面目。原来他是山东某国防工厂的一名保卫干事。
　　“彭成杰，我这次走了不会再来！我娘说了，对你还要手下留情。这个破袋里有五付草药，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就把它喝了吧。”
　　他说完，向大家拱了拱手，朝汽车站走去。正好一辆公交车发动了，他跳上车，很快消失在尘埃之中。
　　几个工作人员把彭成杰扶了起来，有人帮他拿出一包草药，煎好了，把药汤喂到他的口中。他顿觉气顺了一点，望着远去的汽车，口中喃喃说道：“他们终于还是来了啊！”
　　从此，他经常咳嗽、气喘，失眠、多梦，与从前判若二人。
　　1975年春节，我回到了泗洲的老家，在路口遇到了彭成杰。他的背已弯了，不停地咳嗽，面色灰暗，手握拐杖。
　　由于群众公告了他，已被上级免职了。鉴于他已身患重病，才没有进一步追究他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他作威作福二十五年，一当没权了，心情也坏了，对一些人和事也看不顺眼了！这不，他正在发火呢！
　　“老子才退下来几天，你们这些狗日的就不听使唤了！”他指着一个刚接班的中年干部骂道。
　　这个中年人看了他一眼，不屑地说：“老彭啊，你老是怎么啦！以前对老百姓想骂就骂，想罚就罚，想打就打。那是因为你手中还有点权，别人怕你！怎么啦，这才几天工夫，就不习惯了？你当干部几十年，从未离开过泗洲地区，是优是劣，老百姓心中有本帐！你老还是慢点去想吧！”中年人说完后，就去忙别的事去了。
　　我看彭成杰这么暴跳如雷，整个身体都象变了形的，忙劝道：“这不是当年的彭书记吗？你不要这样嘛！发这么大的火，那对你身体的健康是很不好的。”
　　彭成杰回头一看，见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当年的那个姓韩的小子，面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
　　“这，这，这不是湖医的小韩吗？这，哎，哎，哎，------”不知他还想说些什么，声音已听不见了。
　　不久，听说他患的是肺癌，在极度的痛苦中，死了！
　　这年春节，泗洲大地的爆竹声响彻云霄，焰火划破蓝天，人们都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听当地老人说，象这样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在泗洲镇是从未有过的。
　　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令人感叹。我们一家人哪，从涂口逃难到了泗洲镇，过得那么艰难困苦，虽然与自身的弱势条件有关，更重要的是得罪了这么一个狠人。这个人自解放以来，一直在那里做官当老爷。他从副乡长、社长、到当书记，把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利，不是用来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改善民生，而是用来剥削和压迫人民，鱼肉百姓。特别是他的权力失去监督和控制后，就完全变质了，反动了，变得跟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样。用现在的话说，堕落成为了腐败分子。
　　人死冤仇结。但是我想：人呐，在世的时候，当你还身强力壮时，特别是当你还有一点人民付与你的权力时，即使你对人民群众没有什么感情，总得要有点良心发现，有点恻隐之心，绝不能去学动物！
　　在野生动物界，所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那是没有办法的！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经过了几十上百万年的进化，从野兽变成了人，有了智慧和理智，才从丛林中走出来，进化了，文明了。如果还仍象野兽一样，以强凌弱，飞扬跋扈，称霸一方，岂不还是跟野兽一样了吗！
　　第八章、情感的波澜
　　1966年初夏，文革大潮席卷神洲。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我们学院的党政都瘫了，课也停了，学院处于无政府状态。
　　学生们只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大多数学子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运动；也有的埋头读书，不问窗外的风雨；还有少数人逍遥法外，借机放纵起来。
　　据后来的情况看，后一类人虽少，但影响很坏，他们有的偷吃禁果，致使女生怀了孕；有的男生在外游逛，占花惹草，被公安逮住了，送到学校要求校方严加管教。然而，在那种背景下，谁能管教得了他们呢！
　　然而天网恢恢，他们的那些不付责任的行为，日后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那时，我也25岁了，毕竟生活在男欢女爱的年代，说不考虑今后生活中的另一半，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没有潇洒的条件。一是家中的环境太差了，穿在身上的几件旧衣，补了又补，有时连肘关节都露出来了，自觉形陋。其二是痴汉等丫头，还惦记着高中时代的一位可爱的女孩。
　　那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段情孽，虽然九年了，仍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九年前，我上高二，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年级在龙泉山下开了许多荒，种上了一些南瓜、冬瓜、玉米和蔬菜，以改善生活。不想东西长成后，经常遭到小镇里的地疲流氓前来偷盗。为了防止这些窃贼来光顾，学校的领导要求我们在那里站岗放哨。
　　有一次，年级里的干部竟派我和一位女生去执行这项任务。
　　这可是个难题，长了这么大，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碰过，这回却要同一个女生一起去站岗放哨，而且还是要在晚上去，真是不好意思。
　　她比我大方，找到我，问我怕不怕。我从小经受了许多风浪，练成了胆大的性格。便对她说：“在外放哨站岗，有什么可怕的！”
　　她说：“你是男生，当然不怕。但是我怕！一是怕坏人，二是怕鬼！”
　　“如要去的话，只有牵着你的手才敢走！”她望着我说。
　　没办法，只好让她牵着我的大手，一路来到龙泉山下。
　　因为是站岗放哨，说不定真的会碰上什么人，我便穿上一条扎实的球裤，系上练功带，上穿刚买来的一件兰背心。
　　到达站岗的地点，已夜幕降临，天空繁星闪烁，一阵山风吹来，令人产生无比的遐想。
　　夜深了，四周的小虫热闹非凡。微风拂过，我们种的庄稼，此起彼伏，沙沙着响，下面菏塘里，更是蛙声四起。这真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啊！
　　约巡视了一个小时，不远处显现了二个黑影，径直朝我们的南瓜地里走来。他们各背了一个大竹筐，边走边哼着下流的小曲。
　　离我们只有一箭之地时，他们发现了我们俩。
　　“嘿嘿，嘿嘿！还有人在站岗，其中还有个女的！真有趣！”一个流氓小声地笑着。
　　我也看清了这二个鬼影，便对女生说：“有情况，你就在这里站着不动，我前去看看。”
　　女孩胆小，一把抓住我不放，紧紧地抱着！二个情窦初开的青年，就这样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我仿佛感受到了她的胸部在颤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女孩的胴体，心里既害怕又害羞。
　　“周兰，别这样！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不用害怕了！”我说。
　　“不，我怕！你千万不能走啊！”她第一次在黑夜里遇到生人，吓得不知所措。
　　“嘿嘿，哈哈！他们还抱在了一起！喂！小妞，让我们也来抱抱哇！”他们狞笑着，朝我们走来。
　　“半夜三更，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大声喊道。
　　“相识点，不要管，我们抱二个大南瓜就走。不然的话，嘿嘿！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看了他们一眼，只见一高一瘦，二十来岁，心中就有些底了。
　　我把周兰扶到隐蔽处，对她说：“你就蹲在这里，不要着声，让我去对付他们，听话！”
　　我回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想偷南瓜吗？得先从我这里过去，问我同不同意！”
　　很快，这二个家伙一拥而上，想把我先收拾了再去找女生耍流氓。
　　我不慌不忙，使出长拳的招法，对先上来的一个用左手一挡，隔开他打来的一拳，接着左弓步上前，一记冲拳上去，正中他的下颌。趁他后仰之机，我一侧身，左腿一扫，他后背着地，摔了个结实。
　　另一个身高马大，走上来抱住我的腰部就往下甩。我呈马步站立，身随他转。为了摆脱他的纠缠，我左腿着地，右腿向后一揣，正中他的膝盖。他痛的直叫，立刻松开了双臂，接着攥紧了双拳，呈双风贯耳之势，朝我二耳门袭来。
　　这是一毒招，如被他打上，马上就会被打昏在地，轻则脑震荡，重则丧命！我向下一蹲，躲过这一招，接着向他的右方一侧身，伸出右腿一扫，趁他未站稳之机，我右肘发力，朝他的肩胛部狠狠一击。只见他“扑嗵”一声，他重重倒在地下，啃了一嘴的泥土。
　　他们还不甘心，爬了起来，大吼一声，一左一右朝我袭来。
　　我一跃而起，凌空一脚踢倒了一个！接着双肘着地，腰部弓起，向后一勾腿，正中另一流氓的前胸，他向后倒退了几步，也跌倒了。我借势一个鲤鱼打挺，稳稳站在地上。
　　“嘿嘿！还想不想打？”我冷笑了一声。
　　“算你有狠！我们走，以后见！”二个家伙一身泥水，连滚带爬，丢下了罗筐，朝小山下逃走了。
　　周兰在玉米地里看得真切，咯咯地笑着，朝我走来。
　　“真精彩！想不到韩大侠还有这二下，怎不早说呢？”她走到我的跟前，帮我搽干脸上的汗水，拍掉声上的灰土，抱着我亲了一口。
　　“我们回去什么都不要讲好吗？免得人家说闲话。”我说。
　　“这么精彩的一幕，不讲怎对得起观众！怕什么！我还要写报到稿呢！”她也不害怕了，不住地夸奖，非常兴奋！
　　“你千万别这样，否则我就要出来避谣了！”我急了，怕她真的要写这样的稿子。
　　“哎呀，不写就是，看把你急的！”她说着，还是要牵着我的手，回到学校。我把她送到女生宿舍，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打那后，她经常约我玩，并把她从家里带来的小吃分给我享用。
　　不久，跟我一起坐的同学因故休学了，她借机搬了过来，与我同坐一桌。我们约定，要趁难得的上课机会，用心学习，不涉及男女的情感之事。
　　她记忆力较好，喜欢语文和外语，凡是学过的古诗，她大多能背诵。
　　她爱唱歌，在学校音乐老师的调教下，她声带的弹性，鼻腔的共鸣，练得较成功，一曲《小河淌水》获得了满堂的喝彩。
　　她的舞也跳得不错，1米60的身高，跳起舞来，象旋风一样，令人眼花潦乱。
　　她有着鹅蛋似的脸形，笑起来二个酒窝特别动人。因此在她的周围，总有一些男生，拜到在她的石榴裙下。
　　她是公认的学校的校花，经常要在公开场合展示歌喉。为她伴奏的则是学校的乐队，其中就有我一个。
　　我的二胡虽拉得不好，也还能凑合。在家时，我曾跟别人学过京胡，后改拉二胡。一首《二泉印月》，还赢得过年级的许多人的声掌呢！
　　然而玩归玩，我学习起来还是很认真的，即使拉下的课程，我都要想法补上。因为我知道，象我这样的家庭环境，能上高中，是很不容易的。
　　她的家境比较好，课外活动又多，学习起来就不怎么集中了。理科是她的弱项，为此她经常完不成作业，时常抄袭别人的。
　　“你不要偏科，更不要抄别人的作业！否则真的考试来临了，你会吃亏的。”我好心地劝她。
　　“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象你脑子好使，真是急死人了！”她抱怨起来。
　　“数理科是很讲逻辑性的，你不妨上课前先预习一下，再专心听讲，争取当堂搞懂。只有搞懂了，才记得住。否则靠死记硬背是不行的。”我说。
　　我帮她梳理了一下功课，有些公式的推导，就当面重新演算了一遍。
　　针对她拉下的作业过多，我建议她多解题，简单的和难的都要做，以培养解题兴趣。
　　我的话，她似乎听进去了，一段时间来，尚能按时完成作业，成绩也好了些。
　　但是，她的课外活动的确很多，她又无法安排时间把拉下的课补上。搞不过来时，又抄起了别人的作业。
　　“你怎么恶习不改，作为一个学生，抄别人的作业是很不好的！你知道吗？”我批评她说。
　　“你真是的，不给抄就算了，还讥笑人！”她生气了。
　　她足有一个星期不理我。看来我的话说重了，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那年10月，我接到父亲请人写来的家信，说家中断粮了，父亲和姐姐都得了浮肿病。
　　我心急如焚，找到教导主任。他分析了我家中的情况，建议我先回去看一下，如有可能，还是坚持把书读完。
　　我收拾了一下行李，准备离校。这一走，也许不会再来了。我回到教室，对周兰说：“过去都是我不好，惹你生气。我现在要走，也许书读不成了，特向你告别。”
　　她睁大着眼睛望着我，好一会说不出话来。她眼中含着泪水，对我说：“怎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才对我说啊！你真坏死了！”
　　我们约定走时见一面，谈谈各自的想法。
　　晚自习后，我在操场边等她。她穿一件蓝色的秋衫，手提一个袋子，朝我走来。
　　“到哪里去？”我问她。
　　“还是到以前的地方去吧。”她说着牵着我的手，径直向小山包走去。
　　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她打开包袱，取出一条被单铺在地上。我的心情很乱，不敢靠她太近，在被单的另一头，席地而坐。
　　她望了我一会，把我拉在她的跟前，生气地说：“为什么不读书了！你要是讨厌我，我就搬开去！”
　　“不是的！你知道吗？我家很穷，母亲早亡，家中还有年老多病的父亲和残疾姐姐。现在他们的口粮供应一减再减，又没有劳力去找附食品充饥，已饿得不行了！父母养育了我一场，现在应该是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因此我决定休学，教导主任已初步批准了。”我告诉她说。
　　“那你回家又怎么办呢？你又不能增加他们的口粮，反而还会对他们造成负担的。”她关切地说。
　　“我们那个地方是鱼米之乡，只要肯出力，藕、鱼、菱角有的是。我现在年青力壮，还怕弄不到东西吃吗？”我把回家后的打算告诉了她。
　　她见我退学的决心已下，伤感地说：“你一走，那我怎么办呢？”
　　“你跟我不同，家境较好，父母都有工作，坚持把书读完，迎接将来的高考，肯定会有光明前途的。”我回答说。
　　她见我还不明白她讲的意思，生气道：“傻瓜！我不是说这。自打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你了，希望你能帮助我。我们高中毕业后，都能如愿以偿地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呢，我们就结婚。不想，半途而废，就这么分离了！”
　　“周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老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走后，作为好朋友，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我诚恳地说。
　　“好吧，你要走我也拦不住。这次走了，还不知道今后能否见面。来，抱抱我！”她说着，把头靠进我的怀中。
　　面对这个既可爱又单纯的女孩，一种幸福感在我心中涌起。我一把紧紧地抱着她，不断抚摸她那柔软的秀发，轻轻地吻着她的面额。
　　“知道吗？在我身边有许多男孩，他们只会象绿头蝇虫一样在我头上飞来飞去，令人讨厌。然而我不知道怎么对你就情有独钟，这也许是天意吧！为了你，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一切！”
　　作为一个少女，她把什么情怀都向我敞开了，睁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我。
　　“不能啊！我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某位哲人不是说‘夜正长，路也正长’吗？我们的生活还刚开始，你仍有繁重的学习任务。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希望！我们只能走到这一步，望你多保重吧！”说完，我站起身来，仰望天空，弯月初上，繁星点点。一阵秋风袭来，我感到一丝的寒意。
　　我伸手把她拉了起来，又轻轻地吻了她一下，说：“我们回去罢！天若有情，我们还是会相见的。”
　　“那好吧，你可得要兑现承诺哦！”她说着，在口袋中掏出了二斤粮票递给我，说：“也没什么，现在买什么都要粮票，你带在身边，也许用得着的。”
　　我们商定，今后通信时她称我韩兄，我叫她小兰。
　　第二天在火车站，她又来了。她对我说：“你这一去，不知我们是否还能见面。你今后不管在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一个傻丫头，曾经对你的一往情深哦！”
　　她走到购票的窗口，为我买了张车票，握着我的手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韩兄，上车吧。”
　　车开了，我透过窗口，看她还站在月台上，不时的用手绢搽拭着眼泪。我也默默地念着：“亲爱的周兰同学，保重吧！我们将来一定会见面的！”
　　我回到家后，摸鱼挖藕，什么都搞。虽说供应少，但我们有大量的副食品补充。不要半个月，父亲和姐姐的浮肿病就慢慢好了起来。
　　回家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从学校寄来的一封信。
　　她在信中说：“韩兄，你走后，我的心情很乱！学校天天搞劳动，简直无法正常上课，很多同学都吃不饱，跑了！再这样下去，我也要退学，到你们那里去，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该有多么浪漫啊！”
　　我马上回了信，批评她那不切实际的想法，说：“我不相信学校的教学状况总是这样。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恢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秩序，是迟早的事情。我想，你父母对你一定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上高中为什么，不就是要考大学吗？这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个人的前途。因此，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静下心来，用心读书，迎接未来的高考。‘天涯何处无芳草’，希望你忘记过去，争取未来，我等着你的佳音！”
　　转眼到了1960年，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国家高教部决定实施一次春季高考，主要对象是往届生、社会青年和同等学历者。
　　这一天，我收到小兰的信，她告诉了我上述消息，并说有些闲散在家的学生，都想去试一下。她鼓励我也去碰一下运气，说不定命运之神还会青睐象我这样的贫寒学子呢！
　　我在家复习了一个月，以社会青年的资格前去报考，不想竟考取了北京钢铁科技学院。
　　到北京后，我喜悦的心情很快冷下来了。原来我考到的，只是个培训班，是给调干生作陪衬的。教学程序也不规范，一开始就大代数、微积分、物理化学等只有大二才有的课程。我学习很吃力，花了几个月的功夫才跟得上。
　　有了一点闲空时间，我就想起了周兰，马上给她发去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考取了北京钢铁科技学院的消息。我勉励她努力学习，迎接高考，希望能在北京见到她。
　　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她在信中说：“韩兄，真想不到你能考上北京的大学，衷心祝贺你获得成功！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中学的教学秩序已恢复正常。只是我拉下的功课太多，难以赶上。面对新的变化，我一筹莫展，要是你在我的身边该多好哦！可惜我已没有这个机会啦！你在北京市，一定会很开心、很幸福吧！但你不要忘记了承诺哦！‘有了新人忘旧人’，该不是你的性格吧！你的小兰。”
　　时光飞逝，很快到了1961年暑期。为了不影响她备考，我好长时间没跟周兰写信了。这次趁暑假之机，决定跟她会面。那时，她一定会给我一个惊喜的。
　　我回到家中，一连给她写了好几封信，都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她好象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她的消息。
　　她是否考取了好大学，不再理我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变化呢？我决定到中学去问一下。
　　一到校门前，就看到一张大榜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上，上面有许多被录取的学生名单。我看来看去，怎么也没找到周兰的名字。守门的老校工告诉我，她前二天来过学校，没考取，拿着行李回家了。
　　“啊，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想着，一种不好的预兆在我脑海里呈现，她是不是会想不开呢？
　　于是，我决定提前返校，顺便到她家去一次，想给她以安慰，勉励她来年再考。
　　她家住在化山，我好不容易才问到她的家中。
　　一进们，见到了她的父亲。我说明了来意，希望能见到周兰。
　　“她哪！鬼晓得跑到哪里了！也许出去打小工去了吧！她只有这个命！”他爸显得不悦，生气地说。
　　我说：“我是她的同学，老远来，有事对她说。老人家最好让我们见一面吧！”
　　“你就是那个姓韩的学生吧！告诉你，她想早点就业，出去找事去了。”不知道她母亲怎么猜出我来，递一张条子给我，说上面有她的地址。
　　我又按地址找到一所小学，终于见到了她。她正在与一位老师谈话，还要签什么合同书。
　　她见到我，示意等一下，说她办完事后就出来会我。
　　她出来后，把我引到一个公交站点，乘了几站路，来到一个森林公园。说是森林公园，只有几片大的树林，没有什么设施。我们找了个长石凳坐下来。我看她晒黑了许多，脸也瘦了些。但仔细一看，还是那么美丽，只是一年多未见，她变得成熟了一些。
　　“收到我的信了吗？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我有些生气了。
　　“你现在是大学生，我是什么？说得难听一点，是一个可怜虫。”她说着，泪水流了下来。
　　“一次失败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振作精神，来年再考呢？”我追问道。
　　“韩兄，我跟你不同，你是家中的独生子，就是家中再困难，也会支持你读书。我呢，父亲是搞信贷工作的，他说对我的投资已没有意义了，是不会再供我读书或参加高考的。特别是他看到我们镇上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只有我落选了，一见到我就有气！我无法在家呆下去，只好出来找工作。你看到了吧，刚才跟我谈话的是这里的小学校长。学校下学期要找一个代课老师，我报了名，跟他们签了合同书。我只能这样啊！”她搽干眼泪，继续说：“韩兄，我今后可能会让你失望的。但你对我的那分情义，我会铭记在心中。我今后的命运难测，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要原谅我哦！”
　　“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听你讲这样的丧气话吗？我也告诉你，我现在考取的只是个培训班。我对此很不满意，今后可能有变化，又不好对你讲，怕影响你高考。现在既然是这样了，也请你相信，我不是那样感情用事的人，对你的那分情感，是刻骨铭心的！我打老远跑来，也是为了当面表达这个意思。”我激动地说。
　　“谢谢韩兄，我也是这样。但愿今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吧！你今晚就住在我家中，跟我弟弟住一起，好吗？”她征求我的意见，拉着我的手，来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
　　“你这一去又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见面，来，靠我近一点！”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抱下我好吗！”
　　我伸出双譬，把她揽入怀中，对她说：“今后我们人在二地，但愿今后能借着明媚的月光，来传达我们的思念之情吧！”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她小声地背诵着这首由苏拭写的名词《水调歌头》，一种无名的惆怅之情，使得她泣不成声。
　　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面对这么一个多情而善良的姑娘，我真不忍心离去。我看了一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不得不站起身来，对她说：“我今晚就要赶到汉阳，在舅舅那里呆一晚，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告诉她，想早点到北京，找一分临时工做。然后，道一声“尊重！”握着她的手，告辞了。
　　我回到北京，又给她写了多封信，均石沉大海。从此，我们的通信就暂时结束了。
　　1962年，培训班不办了，我回到了原籍。以后我又找了二份工作，手中有了一点钱，就把老房子修缮了一下。
　　但是我不死心，决定64年再参加高考。为此，我辞去了工作，在家中复习备考。
　　我试着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小兰：这二年，我发生了一些变化，学校下马了，我也失学了！为了活命，相继找了二份工作。我不甘心这样下去，决定再次高考。希望你能支持我。”
　　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她在信中说：“韩兄，收到你的信后，感慨万千。我已参加工作，没有自由了。但我支持你再次参加高考，为此打算到你家来一次，顺便给你带二本书来。你的小兰。”
　　星期六的中午，我在轮船码头接到了她。她已经成长为一名人民的教师，成熟多了。她一下船，朝四周一望，开心地说：“想不到韩大侠住的地方，还真是块风水宝地哦！”
　　“什么风水宝地啊！我现在可没有这样的闲庭雅兴呵！”我回应说。
　　把她引到家，姐姐已为她准备了菜饭，对她说：“欢迎远道来的客人！已听弟弟讲过你，想不到是这样的年青美丽！来，洗个脸，坐下吃饭吧。”
　　老父亲很高兴，赶忙摆好桌椅，招呼小兰坐下。
　　“谢谢老人家，我这次来，是专门来看看您老人家的。您还这么健康，真令人高兴啊！”小兰真会讲话，直说得老人合不上嘴。
　　“听说你是化山人，我们老籍也在化山，真是太好了！”父亲笑着说。
　　“这是化山北滸的鲤鱼，腌好了，给您带二条来，请笑纳！”小兰把袋打开，取出咸鱼，递给父亲。
　　“好哇，多年没吃到北滸的鱼了，真谢谢你了！”父亲笑着，把鱼接到手中。
　　“饭菜不好，都是家常便饭，小兰吃好！”我说。
　　“不都是这样吗？”小兰端起碗，边吃边问了我的近况。
　　饭后，我把她引到了我的书房。说是书房，和卧室在一起，只是摆了个小桌子和一条凳子。
　　“你多好哇，你父亲和姐姐这么关心你，真叫人羡慕！我要是有你的一半就好啦！”她说。
　　“哎！他们从来不问我，干什么都随我，这也不好啊！使我也走了些弯路！”我回答说。
　　接着我把参加今年高考的打算告诉了她，我说：“人生在世，能博一下就要去博！只要这样努力了，今后老了也无遗憾！因此我决定今年再次高考。以前在北京都是学的大学课，至于高中的课程，还得重新搞，工程很大呀！”
　　她给我带来了二本书，一本是苏联的物理试题解，另一本是我国历年的高考数学试题汇编。
　　她对我说：“我支持你高考，并希望你取得成功。但你总得有个准备才对呀！万一考不上呢？”
　　“我暂时还没想过这问题。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我坚持说。
　　“我佩服你的勇气和魄力，但做事总得有二手准备呀！我们毕业前，老师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她根据自己的高考体会，一定要我作好二手准备。
　　“那就听命吧，我的年龄也不小了，考不上就找工作做。”我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那工作后呢？有什么打算，能直率地告诉我吗？”她深情地望着我，希望我给她个满意的答复。
　　“啊，这，这，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到那时我们就结婚吧！”我有些口吃了，怕她见怪。
　　“我老远来，就是想听到这句话啊！你考取了，我等你五年，如考不取，我到这里来，嫁给你，当你的好妻子。就这么简单！”她说。
　　“那好吧！你等着我的消息，我们一言为定！”我伸出大手，紧紧地握住她的小手。
　　她深情地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为了不影响你备考，我得走了。”
　　“现在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既无车又无船，怎么走？不妨就在这里过一晚，明天一早我送你上船。”我说。
　　“啊，对了，你就在我的床上睡，我在外边去挤一晚。你看这样行吗？”我们家的房子小，只能这样安排。
　　“那好吧，不过把你赶走了，很不好意思的！”她抱歉地说。
　　第二天五点钟，我送她到了码头，告诉她：“现在是长水季节，你到了闸上，翻过堤，就是长江，大轮船就等在那里，开船后直达汉口。”
　　1964年8月，我的高考通知书来了，考取了湖医。
　　我在学院扎扎实实学了二年基础课，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是属于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一类人。我很忙，写大字报，到北京去串联，到街上去游行，一直闹到67年底。这一年多来，我书没读一页，给女朋友的信也没写一封。
　　在以后的一年间，我按照地点，先后五次给她写了信，但始终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1969年9月，我在医学院某地参加运动，工宣队曹师傅告诉我：“有个女同志在这里找过你二次，都未碰见你，只好走了。她走时留下一封信，让我交给你”。他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信来，交到我的手中。
　　我赶忙打开信，一封熟悉而工整的小楷展现在我面前。是周兰写来的。我盼了几年，她今日终于来信了。我的手在颤抖，心情十分激动。
　　“韩兄，请允许我还这样称呼你。你写的十几封信我都收到了，由于你已经知道的原因，我未能给你回信，真是不应该哦！但是你放心，我也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十年前我们在龙泉山下，二情相依，你的声容笑貌已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我也把少女初恋时的激情全部给了你。那是一段多么令人神往的恋情啊！今后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我都将永远珍藏在自己的心中。
　　然而，自我落选后，父母的责怪，亲友的嘲笑，同学的冷眼，使我痛苦得不能自拔！我活得太难了，也曾想‘自挂东南枝’，但一合眼，脑海中就显现了你的音容笑貌。我不甘心，还想见到你，希望你象过去样抱抱我，给我以安慰。
　　我已就业，在一个小学里当老师。校长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既帮助过我，也趁人之危，强行占有了我。
　　现在，父母催得狠，男方也不断地要求办理婚事。我一个弱女子，已委身于他，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再不好给你回信了，你能原谅吗？
　　我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鼓起了勇气，二次到了你们的医学院。但我无法找到你，哪怕见上你一面也甘心啊！我走遍了校园各处，问了许多人，包括你的同学，他们都说你去学习去了，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回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种境遇下，我是多么的孤独和无助啊！也许这也是天意吧！
　　你不必给我回信了，当你再次收到我的信时，我也许已是别人的新嫁娘了！
　　忘记我吧！象你这样的好人，是会得到好报的！你的小兰。”
　　我没有出息，看完这封信后，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啊！”一连几天来我精神晃忽，只要一合眼，周兰的身影就呈现在我面前。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去找她，恨自己为什么不兑现承诺，坚持给她写信！
　　还是一位大姐，她曾是我们的外语老师，发现我这二天神情有点反常，怕出现意外，就把我叫到她那里，问明原委。
　　我只得把她写来的信递给她看，并向她讲述了我们那一段生死难忘的恋情。
　　“啊！故事是很感人的，想不到你们男孩子也有这样丰富和细腻的情感！难得啊！”她说。
　　她毕竟是过来人，问我：“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也跟着去‘自挂东南枝’呢？或者象你们的田同学一样，去喝药水呢！”
　　她说的姓田的同学，是个女生，在家时跟一个青年谈过恋爱。后来该青年参军了，他们变成了军婚。上医学院后，她爱上了自己的同学，并偷吃了禁果。为此，她只好要求与在军队中服役的军人解除关系。但是，她的举动不仅遭到了对方的巨绝，还声称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她想不开，就喝了农药。一个年青的生命，就以这种方式殉情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还没想好，不过老师放心，我还不至于这样傻！只是心里有些难受罢了！”
　　“那就好，如果难受的话，就在我这里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哭完了，就去照常工作和学习，拿出点男子汉的气魄来！提得起，放得下嘛！”她说完，给我端上一碗冰冻绿豆汤，说：“喝吧，这是一碗定心汤，喝了它，你就会气顺心宁了！”
　　转眼到了1970年7月，迎来了我的毕业分配。在我离开学校的前夕，收到了她写来的一封信。
　　我打开信，她用另一种口吻告诉我说：“韩医生：我已结婚，他还是那个校长。请你也为我们祝福吧！周兰。”
　　“啊，亲爱的周兰同学，我已苦苦等了你十年，今天却等来这样的结果！虽然‘海誓山盟’了上十年，但毕竟还是无缘啊！
　　不过，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了吧！”
　　那时，我的心情较为淡定，也不那么多情了。既然是这样，我也要构思着自己的未来了。
　　到了1973年，我仍孑然一身。这年二月，我的命运发生了点微妙的变化。我争取到了一次机遇，正在办理到附属第一医院进修的事宜。
　　这一年，我也迎来了人生的一次机遇。
　　我乘轮船到闸上，坐在上一层，旁边坐着一个时髦的女子，约二十四、五岁。她圆圆的脸，白净的皮肤，一双大眼睛，朝我瞥了一眼，显得很自信。
　　我们无事闲聊起来，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是当医生的，在嘉鱼县某地工作。
　　她看了我的着装，笑了笑说：“你顶多是在医院里打杂的吧！”
　　“何以见得呢？”我问。
　　“哪有当医生的人，象你这样的寒碜？”她怀疑起来。
　　“你不要以貌取人嘛！那些西装革领的人，说不定是个大草包或大骗子呢！”我不客气地答道。
　　“说得也是呵！”她扭转身来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又说：“看不出来，你还象是有点学问的人哪！”
　　“学问不敢说，有个专业，可以在社会上混碗饭吃。”我自嘲地说。
　　船到岸了，她背着新买来的自行车，左晃右摆，就是难以下楼。
　　没法子，她望着我，希望我能帮她一把。
　　“你放下吧！”我说着把自行车扛上肩，下到一楼，又把它背到码头上，等着她。
　　“谢谢你，我们交个朋友好吧？”她大方地伸出手来，我也礼貌地握着她的小手。交换了地址，我就改乘小火轮回家了。
　　不料一个月后，她真的给我写来一封信，她在信中说：“非常感谢你那次出手帮忙！看得出，你是个很热情的人。这样的人，大都是很善良的。我愿意结识你这个人。你呢？看得起我这个当工人的吗？”
　　以后她又来了二封信，邀请我到她家去作客，并祝咐我去时一定穿着好一点。
　　到她家去做客，实际上是相亲。我住在闸上的朋友家里。我虽然工作了近三年，但由于家中的欠帐太多了，使我没有一点积攒。为了到她家去做客，就在地货摊上买了几件衣。不想水货衣不和身，只得改了勉强穿在身上。
　　晚上，她派一个姐妹找到我，把我引到她的家中。
　　一进门，他父母上下打量着我，象看猴把戏似的，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脸上一下子红了起来。
　　还是曾姑娘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开了口：“韩医生，这就是我的父母，在街道搞点工作做，也是很辛苦的。”
　　我站起身来，朝他们鞠一躬，说：“曾师傅好！”
　　我重新坐下，他们端来一大碗肉丝面，我也不客气，很快吃完了。
　　他们还问了我家中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
　　因再无话可说了，我站起来就要告辞。
　　她父亲说：“欢迎你经常来，我们既不热情也不会冷淡的！”
　　她把我送到朋友家中，对我说：“你今天怎么这样傲慢！看你吃饭的样子，连一点客气都不讲！不过他们还是认为你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我笑着答道：“你们好意请我吃饭，我如不把饭吃完，是对你们的不尊重！其实我已用过饭了。”
　　她很心细，怕我是骗子，就到处打听我的情况。
　　在她的信中，一会儿说要继续交往，一会儿又说她父母反对。摸不清她是什么意思。
　　我想，反正是萍水相逢，又不是我主动找她，随她去吧。
　　又过了一个月，她来信了，说我太傲慢了，看不起他们当工人的，不谈了！
　　此事就告一段落，我也不再去想它了。
　　1974年3月，我在附属第一医院外二科进修，收到来自我单位转来的一封信，那是一位姓罗的女医生写来的。
　　认识这位罗医生，还得从1971年7月的一次事故说起。
　　那时，我在下面工作，仅有4个工作人员。为了改善生活，就要到镇上去买菜。因为他们都是女同志，只有我骑着自行车去采购。
　　从我们那里到镇上，有一条乡村公路，约8公里，二边有水沟。
　　我第一次骑着自行车上路，到了转弯处，碰上了路上的一个大坑洞，车龙头没掌稳，连人带车掉到沟渠里去了。
　　沟中连泥带水足有一米深，我爬了起来，脱掉上衣和湿漉漉的长裤，穿着短裤下水去捞，好不容易把自行车背上来，第二次下去才把破皮鞋捞上来。我找了一处有干净水的地方，把车和长裤及鞋袜清洗干净，勉强上路了。不料车子已摔坏，只好推着走。
　　推到公路的尽头，就是一排民房，那是公社血防组的所在地。一位女医生看我这样狼狈不堪，就招呼我到她那里稍事休息。
　　一问才知道她是某医专的学生，也是64级的，早我二年分下来，在血防组里当医生。
　　到中午了，我在她那里吃了饭，又向她借了一条干净的裤子换上。我修好自行车，怀着感激的心情到镇上去买菜去了。
　　从此，我到镇里买菜，经常落她那里，就这样认识了。
　　她那时26岁，皮肤虽较黑，但脸形也较匀称和端庄。她的身材不错，听说在校时还是体操运动员。她的眼睛很好看，双眼皮下闪烁着一对大眼睛，显得善良而略带忧伤。
　　她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前夫是他的同学，因误伤了人，被判了重刑。他们也因此离婚了，她带着一个二岁的女儿生活着。
　　我到了近30岁的年纪，按照民间的说法，还属于王老五似的男人。因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她的那一段婚史，很忌讳。
　　直到有一次，她向我敞开了心扉，我才意识到，也许我生活中的另一半，就应在此人的身上了。
　　然而，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年青人的情感生活，象小孩的脸，变化多端。她怕我是骗子，我对她的短婚史，感到难以接受。因此二人之间的事，就搁下来了。
　　我到附一医院进修时，她已调到离泗洲镇不远的血防组工作。这时，我的大姐已处于病危状态，无人照顾。
　　在此困难的时刻，要是她能帮助我一下该多好啊！
　　有了这个想法，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我中途下车，专门到了她那里。
　　当我向她表达这个意思时，她说：“如果是一家人了，这应不成问题，但现在还不行啊！”
　　我想也是，于是对她说：“那就让我们继续交往吧！等我进修完成后，再商良此事，好吗？”
　　“这完全可以。不过你要想清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到时不要后悔啊！”她诚恳地说着，眼中闪着忧伤的神色。
　　她送了我一程，对我说：“你安心去进修吧，只要有机会我会到你家里去的看她的。”
　　我回到家中，发现姐姐已处于心衰状态。我给她用了强心针“西地兰”，似乎好了些。
　　在她清醒时，我向她谈到了我的打算，希望她按时用药，挺过这一难关。
　　她点了点头，说：“我这病是多年了，不可能好了。人总是要死的，不能耽误了你的大事啊！”
　　我又带回了一瓶“地高辛”，要她按时用药，一次一片，一天二次。第二天，我留下二十元钱，拜托泗洲卫生院的同行给予照顾，就回到附一医院了。
　　她给我写了信，告诉去到我家的情况。
　　第一次，她走了上十里路程，才一路问到我的家中。
　　“请问小姐，你是从化山来的小周吗？”父亲老眼昏花，把罗医生当成了化山的小周。
　　“老人家，我是从嘉鱼过来的，是您家小韩的同事。他委托我过来看望他的姐姐。听说他的姐姐生了重病，特前来看看。”她说。
　　“啊，是这样！他的姐姐就在里边，麻烦你了！”老父亲指着躺在床上病人，对她说。
　　她走到床边，拿出听诊器听了一下心脏，对姐姐说：“大姐，我是小韩在嘉鱼的同事。现过来看您，先跟您打点针好吗？”
　　姐姐看着她，眼里闪着泪花，说：“啊！你过来了，我很高兴！要打什么针，你就打吧，没关系的。”
　　罗医生把药盒打开，给她打了一支“西地兰”，然后又推了二支10%的葡萄糖，对姐姐说：“这病得长了，得慢慢治。我跟韩医生商良了，等他进修完后就把您接到我那里去住院，您看行吗？”
　　姐姐点了下头说：“那好啊！只是我可能熬不到那天哪！今天看到你，我也满足了。”
　　“我离这里有些远，得先走了。下个星期再来看您。”她说完，把包中的一刀瘦肉拿去来，交给父亲，说：“听小韩说您会做香肠，今带5斤肉来了，您老人家做了吃吧。”
　　又几天过去了，姐姐躺在床上扳着指头数着：“她今天该不会来了吧！”
　　姐姐正跟老爸说着话，她推门而入，说：“有些病人要处理，来迟了，大姐还好吧？”
　　她又跟姐姐打了一针强心剂，挂上一瓶吊针，内面是能量合剂和钾盐，还留下一些药，就走了。
　　姐姐经她这样一治疗，似乎好了点。姐姐望着她的身影，从内心感到了一阵满足。
　　“我还能看到她再来吗？”姐姐心中默念着。
　　不久，我收到了她的信。她在信中说：“我已到过你家二次，带去了一些药品，看望了你的姐姐。看来她已不行了，你要有所准备哦！”
　　正如她所预料的，姐姐只支持了三天，于4月26日下午去逝了。
　　她没有盼到我说的那一天的到来，就走了，很是遗憾！然而姐姐毕竟见到了她，感受到了她给带来的人间的一丝温暖。
　　办完了姐姐的丧事，我回到进修的单位。到收发室一看，有我的二封信，均是曾女士写来的。
　　“韩医生：我最近到过你们的医院，你的同事说你回家了。想必你已经忘记了我吧！但是我还是那样，仍然惦记着你。你现在是大医生，我只是一个小工人，二者之间的差距，该不是影响我们之间交往的障碍吧。我在上次的信中，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冒犯了你，你能原谅我吗？
　　我下周休息，到我姐姐的家中去玩。她家就在彭刘杨路，离你们医院很近。你有时间来玩吧？我可等着你哦，小曾。”
　　星期天的下午，我下了手术台，回到宿舍，见她正在门口等我。盛情难却，我换了一件衬衫，随她逛了一下街，就到了她的姐姐的家中。
　　她姐姐的住房虽旧，但很大，有好几间。
　　“姐姐，这是我向你提起的韩医生，现在附一进修外科。”小曾笑着，向她姐姐介绍了我的大致情况。
　　我站起身来，向她姐姐点了下头，说：“对不起，才下班，身上都是药味，到此打搅了！”
　　“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嘛！今后有空常来哦！”她姐姐对我一笑，说：“不好意思！我今晚还要上夜班，不能陪你们了。橱柜中还有些菜和米面，你们自己弄吧！”说完，换了件套装，走了。
　　小曾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让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大方地说：“我们认识快二年了吧！怎么，你看我怎么样？对得起你的同事吗！”
　　我一时无语，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的喝茶。
　　她走到我的跟前，把我的茶杯拿开，说：“你只顾喝茶，人家问你话呢！”
　　我点了点头，说：“不错吧！啊，不错！可是，你-------”
　　她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接过话题说：“可是什么？你说呀！对不起你呀？”
　　她搬了把小靠椅，坐在我的对面，深情地望着我。
　　“如果你没有意见，我们是不是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她期待地望着我。
　　“可是你说了‘不谈’的呀！怎么现在就扯到‘谈婚论嫁‘的话题上来呢？”我是个老实人，直来直去地说。
　　“大傻瓜，那是考验你的，这也不知道？”她撒娇起来。
　　“有这样考验的吗？我可不能苟同啊！”我认真地说。
　　“你们这些男人呀，真是苯！连女孩子的这点伎俩都识不破。你呀！叫我怎么说你呢？”她生气了，把脸朝向了一边。
　　天黑了，外边华灯初照，屋里的空气却沉闷起来。我看不早了，该回去了。我刚一站起，她就把我按回到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今晚姐姐不在，这么好的良辰美景，你舍得回去吗？”
　　她说完，脱下春装，露出雪白的肌肤，冲我一笑，说：“女孩子呀，有时也是傻瓜一个！来，抱抱我！”
　　我没见过这阵势，不敢有过分的举动，只是站在原地不动。
　　“哎呀，真封建，亏你还是学医的。现在谈恋爱的，哪个不是这样？”她说完，不由分说，紧紧地抱着我。
　　在她的秀花床上，我们相拥在一起，我亲吻着她，抚摸她细腻的肌肤。当我无意中触到她丰满的乳房时，她胸部一震，低声问我：“想要吗？”
　　激情刚一出现，理智和良知象魔鞭一样，朝我打来！
　　“我这是在干什么呀？”我责问自己，赶忙翻身下床，系上衣扣。
　　我对她说：“谢谢你给了我这分情感，我已满足了。我们不要去学别人，不能这样来！以后我会跟你写信，解释原因的。”
　　我看了她一眼，好象受到了委曲，在不停地搽拭着流泪。
　　“你是个好人，是个君子，我敬佩你。看来我们是有些距离，这让我今后尽量地去弥补吧！”她说完，问我想吃些什么，并约我上街走走。
　　“不必了，我在医院已吃过了。啊，你明天回去吗？”我问道。
　　“我出来几天了，明天一定要走。你能送我吗？”
　　“好的，我明早在码头等你。不见不散！”我握着她的手，学着绅士的风度，在她的手背上亲吻了一下，就告辞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到了中华门码头，见到了她。她带了许多东西，我帮她一一搬上了船。不一会船开了，我目送轮船离开码头，消失在浓雾中。
　　“祝她一帆风顺，今后有个好归属吧。”我心里这样想着。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她说：“韩医生，有幸认识你，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事！你的确是个好人，不象一些人，只知道玩弄女性，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我也认识到，不管是性格、文化、工作，我们都有不少的差距。这对今后的夫妻感情说来，可能是痛苦的。现在就让我们‘长痛不如短痛’，结束了吧！我们彼此都没有造成伤害，留下的那一段真挚的同志情感，就象一瓶老酒，让我们日后去慢慢的品味吧！
　　姐姐很关心我，给我介绍了一位船厂的工人，只大我三岁。我们见过面，他不健谈，但很实在。看得出，他也是个老实人。
　　韩医生，请原谅我的冒失和无知！借此机会，衷心祝愿你有个好前程、好家庭吧，小曾。”
　　情感是什么？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时，恨不得把命都交给他，而对他的一切缺点和错误，都能够包容；当你不认可时，即使他有再好的条件，皎好的面容，你还是要疏远他。这真是不可思意的事情啊！
　　1974年11月，我和罗女士在陆口相遇。
　　她问我：“想好了吗，可不要后悔啊！”
　　我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后悔什么呢！让我们结婚吧！”说完，紧紧地抱着她，她也紧紧地依偎在我的怀抱中。
　　她望着我，眼内含满了泪花，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会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姻缘，我会与你一同白头到老的！”
　　第九章、大江东去
　　95年11月5日，大女儿芳芳出生了。翌年春节，我把妻子和女儿带回老家，想和老父亲一起过一次春节。
　　女儿芳芳只有三个多月大，回到家后我对她说：“这位老人家就是你爷爷，是天底下最疼爱你的人，快喊呀！”
　　老人家十分怜爱地拉着她的小手，说：“你终于来了，看，眼睛、鼻子长得多象小时候的大姑伯啊！要是她在，看到你该多好哇！可惜她没有这个福分罗！”
　　父亲还在刮小肠。他看着送来的二大桶小肠，发愁了：“今年怎么这多哇，天寒地冻的怕是难刮不完哪！”
　　“您就不要再干这活了，劳累了一辈子，应该休息了！”我关切地说。
　　“是快干一生了，一旦放下来，还真割舍不开呢！人活着总要找点事做才对吧！再说你们也不宽裕，又来了这个宝贝，我能够做一下，也能为你们减轻一点负担不是。”父亲说着，把加工猪小肠的台板摆开，系上腰围，准备把年前送来的小肠全部加工出来。
　　数九寒天，老人家干了一会，冷得浑身发抖，鼻涕都冻出来了。此时，我明显感到父亲衰老了，78岁高龄的老人，还在为生计而劳作，使我感到十分内疚。
　　“让我来吧！”我说着把棉衣脱下，卷起袖子就干起来。
　　“你行吗？把小肠刮破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是要赔的！”老人家看我要动手，有点担心。
　　“您就放心吧！”我二付小肠一起刮，只见案面上热气腾腾，冰雪消融。我越刮越上劲，一个上午下来，三百多付小肠全部加工好了。
　　“真是年轻人哪！看来我真是老了，无用啦！”老人家感叹着。
　　“春节后还有吗？”我问。
　　“不是还有个元宵节吗？可能还有一百多付吧！”父亲估算了一下。
　　“都留给我来做吧！”。我见天气很好，便把布满灰尘的房子全面打扫一遍。妻子把老人家的内衣、棉被套也都清出来洗了。
　　我特地带回了几道过年用的菜，又做了生炸丸子、肉糕、红烧肉、小炒、烧鱼等嘉鱼的地方菜肴。吃年饭时，我在桌上给母亲和姐姐各留了一个位置，想用这个传统的方式，遥祭母亲和姐姐的在天之灵。
　　我对父亲说：“您年岁大了，不要再搞这个行当了。我今年转正，以后按时给您每月寄20元钱，该够了吧？”
　　“看吧，什么都要买，20块钱恐怕不够哦！我打算只做到今年的端午节，那时还有二百多付小肠等着加工。那可是二十多元钱哪！不是也可以为你们减少一点负担吗？”他说。
　　我把老人家拉到照像馆，照了个全家福。老人家看着这张迟到的全家福，叹了口气，说：“可惜啊，你母亲和姐姐都先我而去了，要是他们都能看到这张全家幅，该多好哦。”
　　节后，我准备留下来多陪老人几天，就安排妻子带着女儿先走了。
　　“老爸，您不必难过，您听说过吗，亲人之间在某些时刻有一种心灵感应，他们在那个世界里，也一定能感受到人间的这分温馨和幸福的。”为了安慰父亲，我把心灵感应之说也套了上来。
　　回到单位后，我接连收到家父请人写来的二封信，均告知有关老人家的病情。父亲患的是高血压病，经常头昏，严重时站立不稳。我走时给他留下一些药，于是回信告诉他有关药物的使用用方法，并特意告诉他，把小肠都留着，等我在端午节回来时一起加工。
　　1976年的端午节，我带了些食品、药品，按时回到父亲身边。
　　我测量了他的血压，是200/100mmhg，在心脏听诊区和主动脉瓣区均可听到3级以上舒张期粗糙杂音，扣诊心界明显向左右扩大。根据病史、症状和体征，老人家患的是高血压心脏病，合并高血压脑病，已到了晚期了。看来老人家的来日已不多了。
　　我帮老人家清理了一下内务，好多天没洗的内衣内裤中，有斑斑的出血点，这是被臭虫、蝨子咬的呀！棉被上有多处污垢，可能是失禁造成的！看来，老人家的生活已多半不能自理了。
　　“小肠呢？”我问道。“都在水桶里，已经泡好了，只等你回来加工，我实在刮不动了！”老人指着二个水桶，里面足有300多付小肠，再不刮，就要生蛆了。
　　我点上一圈蚊香，摆开工具，系上围裙，很快把300多付小肠加工完毕。收拾完毕后，对父亲说：“求您不要再做了，我会按时给您寄回25元钱作为基本生活费的。以后我还会经常回来，帮您料理一下。我不在家时，衣服就请对面的熊嫂给帮忙洗一下。我已跟她说好了，以后由我来感谢她。”
　　老人家一人在家，饱一餐，饥一餐，生活没有规律，很难吃上可口而又富于营养的饭菜。因此，我特意做了老人爱吃的红烧肉，黑木耳小炒肉，生炸肉丸，花生米等八样菜，又打开一瓶黄鹤楼老酒，和老人家对饮起来。
　　老人家吃得很开心，告诉我说：“我昨晚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你母亲和姐姐都驾着祥云接我来了。梦中的场面非常壮观，菩提树下，人们欢声笑语，歌舞升平。你母亲和姐姐都穿着华丽的衣服，面带笑容，说他们在那边生活得很好，要我也快去，以早点超脱尘世的烦恼。”
　　老人家喝了口酒，接着又说：“我一生没有什么豪情壮志，与世无争，在忍让中活了一辈子。死后你们将尸骨火化，连同你母亲及姐姐的几把骨头，迁至金口凤凰山脚下埋葬，让我们魂归故里吧！”
　　“老人家不要那么伤感，现在您的孙女也快一岁了，可好玩呢！等来年春节时再把她带回来，她就会用小手跟您拜年呢！”我安慰道。
　　“哈哈，那感情好！只怕是等不到她喊爷爷的那天罗！”老人家欣慰地笑了。
　　“您要少吃盐，少饮酒，今后如果发生头昏，心慌，恶心呕吐，四肢震颤，就到卫生院找刘医生，用一支硫酸镁液加一支10%葡萄糖，作静脉注射，再坚持服降压药，症状很快就可以缓解。”我说着，把带回的药品清理出来，对有关用法，一一作了交待。
　　第二日，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泗洲镇，想不到这次回家，竟是最后一次与老人家团聚了。
　　1976年8月7日下午，我正在工作，突然接到来自泗洲镇的电话。电话是乡邻们委托邮局的电话员打的：“你父亲病危，已被大家抬到卫生院诊治，望你速回处理后事。”
　　我带着一家三口，连夜赶乘汉沙班的船，再转车在九湾站下，步行10多里直奔家中。
　　刚到家，对面的熊嫂告诉我：“昨天下午我打从你家门前经过，看到韩爹爹坐在后面的藤椅上，浑身抽动，昏迷不醒，就赶忙招呼众乡邻把老人抬到卫生院枪救，你快去看，去迟了怕见不到了！”
　　管床的医生是朱鼎，也是我们的涂口老乡。他向我介绍病情说：“昨日下午抬来时，正发着高烧、惊厥、昏迷，初步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病情发展很快，恐怕希望不大了，你要有准备才好啊！”
　　父亲鼾声如雷，已陷入，深度昏迷状态。浑身上下都被蚊虫咬伤了，布满了暗红色的出血点，令人看了难过。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只能整夜守护在旁，充当全职护理，尽到作为人子的最后一分孝道和责任。
　　我贴近他的耳边，大声告诉他：“老爷子，知道吗？我们都回来了！”
　　女儿芳芳由她妈抱着，这时不知怎么搞的，大哭起来。也许是婴儿的哭声，惊动了老人家，只见他把头微微一点，口中发出低沉而糢糊的声音：“知道了！你们都回了，很好！”看来老人家在弥留之际，是知道我们回来了。然后，他的呼吸音越来越小，于1976年8月8日丑时39分去世，享年78岁。
　　后记：
　　到1976年8月8日，老韩家的上代人中，已有三人逝世，走完了他们生命的历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普通的一员，历经了抗日战争的磨难、解放战争洗礼、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某些折腾。一路走来，不管遇到了多么大的狂风巨浪，艰难险阻，我们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为了生存，我们除了顽强地坚持以外，别无选择。坚持，使我们产生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坚持，使我们得以度过难关，到达成功和幸福的彼岸。
　　鄙人自接过家传的薪火，屈指算来，又一个六十花甲过去了。现在鄙人也年逾古稀，二女远嫁，男丁已绝。按传统的观念，香火休矣！
　　古人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豁达开朗、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不是很值得我们去效仿和学习的吗。
　　鄙人不才，认为“薪火相传”，不单指种族的繁衍，更是指精神文明的传承。
　　作为每一个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凡夫俗子，都不过是沧海一粟，何等的渺小。不管你愿意与否，终究要化为尘埃，消失在原野，随着涓涓的溪流，汇入江海，然后，永生于天际。这是多么豪迈的诗情画意啊！
　　“大江东去，浪淘尽，……”是啊，浩荡的江水，奔腾向前，一泻千里。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然而，作为历史潮流中的每一个匆匆过客，为了人类美好事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崛起，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后代子孙：在他们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尽情享受现代幸福生活的时候，可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在振兴中华的千秋伟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吧。
　　

, 想早点见到病中的母亲，给他们讲一讲我学到的新知识呢！他们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把行装和书打成二个包，当我摸到枕头下边时，怎么也找不到那5元钱，那可是母亲托同学给我送来的路费钱呀！
　　同学们出发了，他们先乘坐火车到土地堂，再步行回家。从县城关到地堂的一张火车票是3角7分钱，然而，我手中没有这3角7分钱，上不了车。
　　同学们都很穷，我不愿意找他们借，便对他们说：“你们先走吧，告诉我家中，我随后就到。”
　　我心里忖思着：“不就是80多里路程吗，我步行回家有什么不可。”我在饭堂多领了一份馒头带在身边，8点准，我顺着铁路启程了。我挑着小担，一边走着，一边欣赏铁路沿线的山川景色，令人产生一些遐想。当到达地堂时，已是下午1点了。我想抄小路，就从地堂直接穿过公路走黑木桥一段。当抵达山巷时，已是下午5点了。冬季，天黑得快，走到茅岭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了！
　　月黑星稀，天也下起了麻麻雨，我分不清哪是路哪是田地，凭感觉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走着，脚边经常有野物窜动。突然，我摸到了一片墓地，一座座坟墓傍荆棘丛生，乌鸦和野物的哀鸣声使得空旷的山野显得十分恐怖。我也顾不得许多，什么鬼呀神呀，一股脑儿抛在了一边，索性坐在一座坟旁稍事休息。我把留下的半个馍胡乱吞下肚，凭着一线星光，隐约看到了远处的电线干。
　　“对了，快摸到公路了，顺着公路走就可以到家。”我心里想着，在坟头上拔出一根竹竿，权当拐杖使用，一步一步朝电线干摸去。走着走着，脚下一松，从高坡上跌了下来，滑到一个田坎边，行李也随着滚了下来。我在地下摸到行李，重新挑上，探一下，走一步，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摸到了公路边。我隐约看到了西南方的点点亮光，那不是涉湖的渔火吗？一阵西北风袭来，穿透了我身上单薄的棉袄，直达肌肤，使我感到刺骨的寒冷。我又走了一程，向西望去，点点灯光已呈现在面前。“到了，终于回家了！”我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不！母亲还在病中，我不能哭，不能让她难受！我现在是中学生了，应该让她高兴才对！”我心里想着。终于，我看见了自家的茅草屋。也许父母姐姐都未睡，正在门口等着我呢！
　　“怎么，我家的大黄狗呢？它怎么不出来迎接我呀！”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当我挑着行李跨进家门时，果然一家人都坐在草堂前等我归来。
　　“儿呀，你，你，你怎么这晚才回呀？”母亲看着我，面带愠色，泪流满面。
　　“没什么，妈妈！我不是很好吗！只是回来晚了点。”我极力回避一路的艰辛与疲惫，故作轻松地回答。
　　“你还不饿吗？家中还留着一碗饭，赶快吃了吧！”父亲看我饥肠辘辘的样子，忙把饭菜端到桌上。我狼吞虎咽，很快把一大碗饭吃的差不多了，留下一点准备给大黄吃。
　　“我家的大黄狗呢？怎么没看到它呀？”我惊愕地问道。
　　“大黄狗几天来不吃不喝，不象生病，好象是老了。死后我把它埋在后面的窑咀了。”父亲无不伤感地告诉我。他接着说：“生老病死，畜牲也一样。大黄狗在我家13年了，很通人性，死时拼出全身力气爬到我脚跟前，才断气的。这是大黄狗生下的狗崽，你今后可要善待牠啊！”父亲说着就把一个小狗儿抱到我跟前。
　　我抱过小狗崽，毛绒绒的，当我抚摸着它的头时，它就用小嘴舔我的手指，使人产生无限的怜爱。
　　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晚上气喘，不能平卧。请当地的老中医看了，说是“心血亏耗，心失所养，心神不宁”。治法以“补血养心，益气安神”为主，选用归脾汤和升脉散加减予以调治。母亲说服头付药还有点效，再服就不行了。
　　到了腊月二十几以后，母亲完全不能进食，全身水肿，呼吸更加困难，开始咳粉红色痰液。大年三十那天，父亲和姐姐做了几道菜。这时，母亲已不能起床了，但是为了一家人团聚，也为了求得来年一家平安，她叫我把她扶起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就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吃了顿团年饭。
　　过了大年初三，母亲开始说胡话了，她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说的一些话只有父亲才能猜得出来。
　　“你说的事我知道了，你现在安心养病吧，万一怎么样了，我们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父亲把嘴贴近母亲耳边说。
　　使母亲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我一天天长大起来。听姐姐说，自从我离家求学之后，她象掉了魂一样，成天叨念着，以至睡梦中还在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回到家中，日夜守在母亲身边。一天，她的精神稍微好点，把我叫到床前，无不感叹地对我说：“儿啊，我们这个家呀，就象一只在风雨中争扎的风筝，随时都可能风吹线断！我和你父亲、姐姐，迟早都是要去的人，你心中要有准备啊！我这病，是治不好了，不要把钱都用了，留着你今后上学吧-------”母亲声音越来越小，不久又晕厥过去。
　　“妈妈！您醒醒，看看我呀！我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我今后会孝顺您的！”我情不自禁地跪在母亲膝下，望着她发绀的面颊，一阵揪心的伤感，象潮涌一样向我袭来。
　　过了正月十五，母亲的呻吟声越来越小了，我摸着她的双脚，冰冷如铁，我赶忙睡在她的脚边，想以初升的阳刚之气为她暖暖身子。这是当时我唯一能为母亲所做的一点事啊！
　　阴历丙申年（猴年）正月二十六日，母亲的呼吸细微，脉搏已摸不到了。父亲贴着她的耳门说道：“你，你，你就下地来吧！”
　　弥留中，母亲轻点了下头。我们在草堂的地下铺垫了一点稻草，上面放了块破垫单，在邻居的帮助下，把母亲抬到了地下。
　　我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身上，任眼泪往下流淌。我双膝跪地，拉着母亲的手。在弥留之际，她拼完最后的气力，微睁双眼，看着我，口角微微颤动，好象还有话讲。
　　父亲把她的双眼合上，说：“你安心去吧！”
　　母亲的一生都是在苦难和贫困中渡过的。现在，她去了，我们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件较好的衣服让她穿了去。
　　她，一直到死都不明白，象我们这样一个弱势而善良的人家，为什么总是要看人家的白眼，受别人的欺凌！特别令她不能释怀的，现在不是解放了，穷人翻身了吗？为什么我们仍然过得那么艰辛？一些有权有势的头儿们，为什么总是要欺负我们呢？这是为什么---------。
　　我心如刀绞，跪在母亲的身边，好久，好久。
　　父亲把我拉起，严肃地对我说：“你母亲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她说了，生老病死，是常见的事情，活着的人不要过于悲伤。她还特别交待，办完她的丧事后，你要准备上学！不然的话，她在九泉也心里不安！”我站起身来，收住了眼泪，对父亲和姐姐说：“母亲生前已跟我讲了，我会按照她的要求去作的。你们放心，等做完她的丧事，我马上就准备上学去。”
　　做完母亲的“三七”后，一天晚上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望着蔚蓝的天空，飘动的云彩，好象有一人的身影朝我走来。这不是母亲吗？她还是穿着那件缀着补丁的衣服，显得整洁而舒展，白净的面容上，显得端详而稍带忧虑。啊！母亲，还是显得那么年青、美丽！她走到我跟前，把掉在地下的衣被重新盖上，面带愠色地说：“都这大了，还在蹬被子！今后得学会照顾自己才行啊！”说完飘然而去。只觉一阵冷风袭来，破棉被轻轻地盖上了。我睁开眼睡眼，看是见姐姐站在面前。
　　“梦见母亲了吧？”姐姐看我眼中含泪，便问道。她还特地用白矾布为我做了一双孝鞋，让我穿上。她嘱咐我：“母亲对我有交待，家中就是再苦再穷，也要让你上学。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的希望！”
　　在学校时，我学习了几首七律诗。面对与母亲的生死离别，我长夜难眠，学习前人的律韵，吟得七律一首，以谢母恩。
　　“三年哺乳倍受煎，青丝熬白容颜变。雨打风吹无怨悔，相夫教子难偷闲。无私胸怀天可鉴，趋险避安在人前。柔肠百转倚门看，游子身上暖与寒？依稀梦里慈母泪，月光如水照流年。”
　　一个月后，我含着热泪，辞别了父亲和姐姐，挑着行李重返求学的道路。
　　我还是按回来是的路线走。当走到茅岭、山巷、黑木桥时，心中倒吸了一口气，如果回时再错一步，就走到鲁湖的湖汊了！那样的话，后果真不堪设想！
　　这次路程还算顺利，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到了地堂车站。这时刚好有一辆过路车停在铁路上，我来不及买票就爬上了车。不一会车经运行半个多小时后到达纸坊。
　　到学校后，班主任张老师听说我母亲去逝了，特意来看我。她对我家的状况十分同情，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代表全班同学来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不要太悲痛，要振奋精神，把今后学习搞上去，有什么困难，我和全班同学都会来帮你的。”
　　有个姓姚的同学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你知道吗，是一个姓贾的学生偷了你的钱，后来他发展到见什么就偷什么。学校已停止他上课，要他交代问题。”
　　“嗯，嗯！谢谢你们！不过这事都过去了。尽管他害得我够苦的，但我也不打算要回被他去偷的钱。给他个机会吧！”我回答道。
　　以后，这个姓贾的同学还是累教不改，越偷越大，最后被公安局抓住了。学校把他保出来后，仍然恶性不改，只好开除了。
　　1962年，在泗水桥头我与他不期而遇。我没有谈起那段不愉快的事情。他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到时发请帖来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啊，啊！有空再说吧！”我不想与他多谈，找个理由匆忙离开了。
　　一个月后，我没有收到他的结婚请帖，倒是听到了另外一种消息。
　　“哎，你晓得吗？他前天上吊死了！”一位姓许的同学告诉我。
　　“为什么？他不是说要结婚的吗？怎么就-------”我不解地问。
　　“是啊，结婚要用钱呀！为了搞到钱，他把队里的牛偷去卖了。以后案发了，查到了他的身上，姑娘也坚决不嫁他了。他觉得一切都完了，就上吊死了！你看，值得吗？”姓许的同学感叹道。
　　“是啊，一个年青的生命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值吗？”我沉思着。我们很难把责任归结到他的父母的头上。据我所知，这位同学的父母虽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很严的。除他以外，全家人都很正直。为什么问题就他发生在他的身上呢？我想不明白。大概是他的私欲膨胀所使然吧。人在社会上生活是很艰辛的，要面对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私欲”。“私欲”，也就是欲望，它激励着人们为理想而奋斗。但是，个人的“欲望”只有与社会的伦理道德相结合，并受到法律的约束，才能得到和谐与发展。反之，任凭“私欲”不加节制地恶性膨胀，就会利令智昏，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最后落得害人害己。
　　红楼梦中有一个曲子叫《聪明累》，暗示了王熙凤的罪恶的下场。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她最后结局怎么样？落得个抄家、下狱，最后被人象拖死狗一样抛尸荒郊。
　　社会上这样的教训真是太多了！陈老总有一首诗叫《七古。莫伸手》，开头的一句就是劝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奉劝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机关算尽”的人，当你向人民群众伸出贼手之前，应该好好想一下，以后的结局将是什么！
　　第六章、蹉跎岁月
　　我初中阶段的学习很顺利，1958年升入县一中的高中部学习。
　　这一年，国家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5年超英赶美”的号召下，上级为了使我们的学校跟上形势，专门派来了一个陈指导。此人的权力很大，校长和主任都要听他的。在这位陈指导的折腾下，我们的学习环境和秩序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我们没有现在的高中生那么幸运，很难坐下来学习，一学期下来，参加大办钢铁、下乡劳动、反右倾斗争，占据了80%的时间。有时刚上二天课，就被通知去参加运动，一搞就是一个月。
　　有一次，文化部的周杨部长来到五里界参观高产示范田，顺便来到我们学校作指导。
　　在全校师生欢迎的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即兴演说，在描绘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后，他话题一转，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生活和学习在毛泽东时代，我是很羡慕你们哪！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祖国未来的希望。那么我问大家：怎样才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呢？”
　　周部长向台下望了一下，伸出一个手指，并指着前面墙上一个标语牌，接着说：“那就是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台下顿时暴发出热烈的掌声！
　　周部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对我们作了以下三点要求：“第一，你们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搞社会实践活动，要经风雨，见世面；第二，要高举‘三面红旗’，做革命的促进派，你们后面写的大标语不是说要苦战三年，彻底改变面貌吗？我看三年还不够，要苦战五年才行；第三，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十五年时间超英敢美，这是中央提出的，我们要坚决执行。这就要求我们敢想敢干才行。我这几天到五里界参观了高产试验田，深受鼓舞哪！亩产万斤、十万斤已不是梦想了，关键是要敢想嘛。只要我们想到了，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同学们，你们说对不对呀？------”全校师生精神抖擞，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中央首长讲话精神的鼓午下，我们也要搞高产试范田。按照陈指导的部署，我们在郁郁葱葱的龙泉山下，打响了一场开山劈地的战斗。陈指导要求我们先把树木砍光，然后深挖，再填埋大量的肥料，说只有这样才能高产。我们不懂农业，只能无条件照办，把田边地角的树木杂草拔得精光，然后深耕、密植种上小麦。第二年，小麦绿油油的，长势喜人。陈指导忙着核算将来的产量：一粒小麦的重量乘1秼、再乘1颗、再再乘上1亩，这样算下来足有3万斤。其他年级的试验田的亩产预算也一个比一个高，最高的达到10万斤。陈指导好大喜功，要我们赶快向县里去报喜，说是“放卫星”。不料，小麦长到4、5月分时，发生了大面积倒伏、烂根，结果连麦种都未收回。
　　再说炼钢，那简直是小孩搭锅灶玩。陈指导在外边转了一趟，学回了炼钢的办法。他先让我们搭一个土高炉，内面放入征集来的破铜废铁，在下面用火烧。为了把破铜烂铁熔化开，成片成片的树木遭到砍伐，由于温度达不到，铁水未流出来就凝固了，这一锅铁水也就白废了。即使铁水流出来了，冷却后既不象石头，也不象铁，丢在那里，长期无人问津，以后便烂了。
　　他还独出心裁，要我们搞一台新型电动机出来。我们连电动机的起码知识都没有，怎么去搞发明呢？于是就跑到农机厂看了一下，然后每人发几张铁皮，按照师傅的要求回来打上孔，不久就组装成一台所谓的“新型电动机”。鬼知道能不能发动，就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了。
　　陈指导还对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心领神会。1959年，上面号召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歪风，他发明了在学校师生中拔白旗的运动。什么是拔白旗呢？就是批判老师学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指导叫老师把自己的右倾错误用小白旗的形式贴起来，有多少条错误，就贴多少小白旗，一时间搞得师生人人自危。
　　1958年下半年，先是湖北省里的某位大领导在长江日报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接着号召大家吃公共食堂，让全村的人都来吃不要钱的大锅饭。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全国性的饥荒发生了，一直持续到1961年下半年才有所好转。
　　我们一方面吃不饱，另一方面还要去参加许多“放卫星”之类的活动。有一次，我们劳动了一天，刚睡着，突然听到集合的号令。原来是五里界某小队的队长打来电话，说他们明天要“放卫星”，要求我们今晚去支援。我们去后，他们要求连夜把十几亩田里正在生长的庄稼，不管成熟与否，全部割掉，再堆放在另一亩田当中，迎接第二天上级派人前来验收。
　　“我们这样搞不是在自欺欺人吗？”我对带队的支书说。
　　第二天，陈指导找到我，严肃地对我说：“你是怎么认识当前大好形势的？尽管他们这样做值得考虑，但动机是好的，我们要爱护他们的革命热情嘛！”
　　“这不是热情，是造假！欺骗上级！”我反驳道。
　　“你这样看问题是危险的，再滑下去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陈指导要我先在全班会上作出检查，然后根据认识错误的态度再进行处理。
　　对于这种无序的教学状态，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但是没有办法，不这样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这样的高中学习状况，我还能学下去吗？把大好时光花在这里，值得吗？”我陷入沉思，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恼。
　　此时，有个同学给我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说我的父亲和姐姐都断粮了，得了当时流行病——浮肿。
　　怎么办？是继续在这里混下去还是回去帮助一家人渡过难关？我拿不定主义，只好向教导主任如实地说明情况。他同情我，帮我分析了一下，同意我请几天假，回去看看。
　　我的家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如果不发生特大灾害，是不会出现饥荒的。然而，当我回到家时，所看到的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远远望去，一幅醒目的大标语牌印入眼帘，上面写着“三面红旗万岁！”，还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所到之处，到处都是亩产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高产牌子。
　　不知他们从哪里得来的经验，说要高产，得用狗肥。为此，他们把全镇的狗儿们都打死了，尸体被拖到高产田里做底肥，搞的鸡犬不宁，臭气熏天。
　　为了大办钢铁，他们成立了钢铁兵团。在大办钢铁的过程中，树木都被砍得精光。离我家不远的一棵几百年才长成的古槐树，过去是人们劳动后歇阴的地方。日本人没有砍，国民党也来不及砍，但是被钢铁兵团砍倒了。为了征召炼钢的原料，把全镇人家的所有铁器、铜器等都没收了。以我家为例，砍柴的斧子，烧水的铜壶，做饭的锅铲等都拿去了，说是要用它来“钢铁抗旱”。总之，“钢铁兵团”所到之处，一扫而光。至于这些东西的下落如何，只有天知道！
　　在当地，领导这场运动的当然是彭成杰。此人对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毫无作为也没有兴趣，但是对于搞运动整人确有特殊的嗜好。上边不是说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吗？他就在下面搞“打鬼”运动。凡是说了一点错话，提了一点他认为不该提的意见，都是打鬼运动的对象。一时间，彭成杰领导的“打鬼队”还真是战功赫赫。为了出成绩，放卫星，他们大搞强迫命令风，捆绑吊打之事时有发生。
　　有一天，我看到彭成杰提着手枪，怒气冲冲地跑到一户裁剪铺的门前停住，大声喊叫着，要梁裁缝出来。只见一个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人，被他带来的二个民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带走了。
　　原来这个梁裁缝是个直性子，说了一句“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彭老虎这样搞法，哪里是在做人事？简直是在伤天害理啊！”
　　不料，他的话被住对面的周扒皮听到了，向乡里告发了，于是就招来了这场横祸。
　　彭老虎把他捆到公社后，吊了起来，用皮鞭打。还是一个姓张的副书记看不过，对彭老虎说：“这样搞不得，打死了人是不好交待的！”折腾了半天，也没问出什么来，只好放了出来。
　　回家后，老人家又气又恼，一病不起，不几天就病死了。
　　象这样的事还有许多，群众敢怒不敢言，私下里议论说：“这哪里是共产党啊！比国民党还坏！”
　　一天晚上，应朋友之邀，我“有幸”参加了他们搞的一次“打鬼”斗争大会，令我大开眼界，笑破了肚皮。
　　被批斗的对象是泗洲小学的吹事员，姓施，别人都叫他老施。罪名是说了一句错话，让人告发了，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你是当老师的，为什么不读书看报，不看清形势，发表反党言论哪？”打鬼队刘副队长问。
　　这位刘副队长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刘大麻子。
　　“我不是老师，是老施。我不识字，叫我怎么去读书看报呀？”老施辩解说。
　　“不老实！一会说不是老师，过一会又承认是老师。你敢耍我们？再不老实就把你吊起来”刘副队长威胁道。
　　“我不管你是老师还是老死，你辱骂我们彭书记，讽刺他搞的高产试验田？这不是反党吗？啊！”刘副队长把桌子一拍，吼叫起来。
　　老施听说他犯了反党罪，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更觉得天大的委屈，忙解释说：“领导先生，不，不是，是领导同志，我哪敢怀疑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哪！我是说他搞的试验田离我们学校的食堂很近，里面埋了许多死狗的尸体，发臭了。对，我是说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里太臭了！”
　　“放屁，谁跟你是同志！说我们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太臭了，这不是反党是什么！来人，把他吊起来！”刘副队长听他解释后，怒不可遏。
　　可怜的老施，直到把他吊了起来，还不知犯了什么法。他泪流满面，哭喊道：“天哪，我没有怀疑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哪！我只是说太臭了，这可是大实话啊！”
　　下面的群众听了哄堂大笑。有一个同情老施的人走到他身边，小声告诉他：“老施啊，你真是死脑筋，不能说太臭了，要说太好了，太香了，知道吗！”
　　“报告领导大人，是我说错了话啊！彭书记的试验田不是太臭了，是太、太、太香了！我实在冤枉哦！”
　　下面的听众笑得更欢，有的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什么，你还在讥讽我们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真是罪加一等！”刘副队长怒吼道。
　　“哎呀，我怎敢讥讽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哪！是我又说错了，不是太香了，还是太，太臭了哦！不信，你们去------”
　　老施越解释越糟糕，听众越听笑得也越欢！
　　“笑什么！严肃点！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记住，今后谁反对彭书记的高产试验田，谁就是煽动反党言论。”刘副队长说完，宣布散会。
　　还有一件新鲜事，就是“吃饭不要量，敞开肚皮胀！”，就连我回家后，都沾了点光，到街道公共食堂里免费吃了二餐。
　　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就喝西北风了！首先，农民把余粮卖光后，以为公家食堂有吃的。哪知公共食堂很快就断了炊，饥民只好四处逃荒。
　　接着，城镇居民的定量也一减再减。以我家为例，从每人每月30斤，减到28斤，以后又减到24。为了活命，有劳力的人都下湖摸鱼挖藕、摘菱打蒿，填饱肚子。而我家里都是残疾人，只能啃那点供应粮。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父亲、姐姐都患上了浮肿病，再下去就危险了。
　　那时，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都在号召休养生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为了把自己的肚子填饱，也为了父亲和姐姐不至于挨饿，我顾不了那么多，学也不上了，也打算下湖挖藕来充饥。
　　事不宜迟，我买了挖藕工具，便跟着挖藕大军出发了，来到了泗洲北边鲁湖畔。我小时有个玩伴，叫向麻子，他读书不行，但摸鱼挖藕十分内行。下湖后，我不知到怎么挖，就请教了他。他帮我找了个地方，要我在四周围道堤，先把围堤内的水清干，再用锹挖去表层的烂泥，看到里面的新鲜荷尖时就跟踪向下挖，这样就能找到藕节。做这件事，说起来简单，真做起来很难。在鲁湖，淤泥烂了几千年，浅的也有一人深，搞不好连人都要埋进去。好在我当时少年力壮，只要吃饱了就有使不完的劲。按照向麻子说的方法，第一天下来，我就挖了十来斤藕，暗自高兴。当我回头找向麻子时，见他早上岸了，一大担藕摆在地下，正在一边等我呢！
　　“不错，第一次挖藕就能搞到十来斤，的确不错！”向麻子笑着对我说。
　　“你不要取笑我了，我挖的不到你的十分之一，真难堪死了！”我不好意思答道。
　　他把小的、断的藕分了点我，加上我自己挖的，共有二十多斤，虽不多，也是我一天的劳动成果。我把藕提回家，父亲看到这些藕，早就高兴得合不拢嘴。姐姐忙着把藕洗干净，切碎，加上一点米，煮了一大锅藕稀饭，全家人直到吃饱为止。
　　看着父亲、姐姐吃得高兴的样子，我感到一阵心酸：“这些时他们是怎样度过来的呀？”我自责地问自己。
　　“有我在，不能再让他们再处于半饥饿状态了。”我暗下决心。
　　第二天一早，向麻子又来约我，对我说：“我们打算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去挖藕。为此要多走一点路，希望你最好带点干粮走。”
　　我们随着挖藕的大军走了几个小时才到那里。放眼望去，是一望无边的大野湖，湖边到处都长满了野藕。如果不是遇到饥荒，这里很少有人来光顾。
　　向麻子帮我选了一处约8平方米的地方，并告诉了我挖藕的要领。
　　按照他说的办法，第二天真的挖到了大藕，粗略估计也有三十多斤。往后，我越挖越顺手，一天挖四、五十斤是常见的事。
　　光吃藕也不行，为了改善生活，我还学会了摸鱼，师傅还是向麻子。他告诉我怎样选地方、如何用手捉鱼等技巧。那时，泗洲的野湖很多，内面有捉不完的各种鱼，关键是要有本领把鱼儿捉到手。我按照向麻子的指点，在涉湖围了上20方米的水面，当我把湖水清干时，奇迹发生了，内面的鱼儿跳起来了，我双手一按就是一条。当我提着足足十多斤的鱼儿回家时，全家人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以后，我捉鱼的技术也在逐步提高，每天捉2、3十斤鱼是常事。有了藕和鱼，生活改善了，父亲和姐姐的浮肿病也慢慢好了。我们把吃不完的藕和鱼卖掉，几个月下来，赚了一百多元钱。
　　转眼到了1960年，我失学在家，虽然帮助家中暂时度过了饥荒，但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很不满意。心里想：“我总不能跟着向麻子这样鬼混下去吧！”于是，我开始注意社会动态。当我看到国家高教部决定在1960年进行春季高考时，瞬间眼前一亮，心里想着：“我能不能去试一试呢？”
　　我把想法告诉父亲，他说：“这要以你的前途为主，我和你姐姐在家中做点小生意，加工肠衣可维持生活，你就去考吧！”
　　我只学了一年半的高中课程，而且大部分内容是自学的，拿什么去考呢？只能临时抱佛脚了！我借来全部高中的课本，在家中奋斗了一个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去报名了。不料一个月后来了通知书，说是考取了北京钢铁科技学院。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考取的。到北京后，才知道这个北京钢铁科技学院只是一个培训班，主要是培训他们的在职人员，我们这些学生去了，他们才能向高教部申请国家的承认指标。
　　在那里读了二年后，国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出台，特别是“休养生息”这样关心民生口号的提出，许多“大跃进”时上马的学校、企业、公司都下马了，人员回到原籍。
　　我就学的培训班自然也解散了，虽说白白浪费了二年时光，但也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人生的阅历也得到了一定的丰富和提高。
　　虽然我继续求学的愿望仍然存在，但看到家中这种状态，心中实在不忍，于是又找了二份工作，把家中的破茅屋修缮了一下，留下一点钱给他们生活，又想准备参加来年的高考。
　　以上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基本生活情况。现在，某些大知识分子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发演说，写文章，说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我觉得说这话是别有用心的。以泗洲镇为例，如果说有饿死人的话，首先得把我们饿死。虽说遭遇特大的自然灾害，但各级政府都在号召自救，不准许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国家还动用宝贵的外汇，买回来伊拉克的蜜枣，古巴的沙糖，朝鲜的大米，按户供应给每户家庭。这些都是我们当时亲眼所见的，怎么能说“共产党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呢。
　　在泗洲镇的南面，有一个大湖叫向阳湖，中央文化部还在那里办了个农场。他们在那里开荒种地，摸鱼挖藕，为共和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了不少的粮食和副食品呢！因此，只要有劳力，能吃苦，渡过难关不是问题。当然，那时也有死人的事发生，但不是饿死的，这是基本事实。
　　至于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怎么看？我认为要辩证地看待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现在一些人指责这，攻击那，把一些错误无限夸大，并把罪责都推到某一人头上。我认为这很不公平。我们那一代的青年人都知到，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渡难关，为了填饱肚子，刘少奇主席在湖南考察时，还亲口尝着各种可能吃的野菜呢！。如果说那时搞“三面红旗”有些错误的话，也是前进中的问题。
　　1964年，我决定再次参加高考。这次高考，对我说来迟到了三年。我辞去了临时工作，在家中足足复读了三个月，终于考取了湖北医学院。
　　在湖北医学院，前二年的学习与生活是美好的。然而到了1966年初夏，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秩序都被打乱了。我多么盼望能够坐下来学点知识啊，但这个美好的愿望始终直到毕业分配，都未能实现。打闹了四年后，我糊里糊涂毕业了。
　　这段历史，对于参加运动的每个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1970年8月，驻院军代表当局认为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青年学生，便下放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一次“再教育”，一去就是十八年。人生最美好的18年工程啊，成了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苦涩的回忆。
　　第七章、大姐的圆满
　　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参加运动的各个阶层的人士，自然对运动有着不同的看法，但都收到了的不同教育。
　　然而，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利用运动的机会，把丑恶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泗洲地区的土皇帝彭成杰，就是这样的一类人。由于他在过去的15年间，在当地作恶多端，所以在运动初期，自然会受到一些冲击。
　　然而他脑筋一转，“不就是要造反吗？我也会！”他心里嘀咕着。
　　不久，他也打出了“造反”的旗号，拉起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由他的内亲周扒皮当头目，他当军师。他们比谁都“左”，不仅要打倒县委、地委和省委，还要揪出军队中的“一小撮指”，为此他还组织了上千的农民造反队到武汉游行示威。
　　他的一系列表演，终于有了回报，“三结合”时，他以双重身份结合到了的领导班子中。1970年5月，他摇身一变，又以泗洲地区“革命干部”的名义接管了当地的“革委会”，当上了一号头头。
　　他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把矛头对准群众。为了实现他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占山为王的目的，他在当地办了许多所谓的“学习班”。
　　他对抗上级的方针和政策，对不同意见的群众，大搞“逼供信”，为了搞出口供，他们私设公堂，捆、绑、吊、打是常有的事。
　　在泗洲镇，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姚组长，即前面提到的姚金鹏同志，就是被他们活活整死的。
　　姚组长由于自身残疾，文革中基上本没有介入运动。但他凭良知，对彭成杰大搞极左，打骂群众的作法看不惯，提了些意见，并向上级如实反应过情况。
　　这下可是模了老虎屁股，彭成杰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必定要致他于死地而后快。
　　以周扒皮为首的所谓“专案组”，终于找到了借口。他们查来查去，查到姚组长的祖父的父亲曾在军阀吴佩孚队伍里当过兵。有了这一条，姚组长就被关进了他们的“学习班”。
　　“姚金鹏，你这个老反革命，知罪吗？”周扒皮大声吼道。“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希望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姚组长申辩说。
　　“你是好人吗？那我问你，你祖父的父亲是不是当过军阀吴佩孚的兵？革命烈士林祥谦和施洋不就是被你祖父的父亲杀害的吗！你还敢说没有罪？”周扒皮把眼睛一翻，马上露出凶神恶煞的样子。
　　姚组长接着申辩说：“我曾祖父是在吴佩孚队伍里当过兵，但那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而且只干了七个月就开小差跑了。怎么能扯到------”
　　“放屁！还不老实交代！”不等姚组长把话说完，周扒皮就暴跳起来。
　　“把阶级敌人姚金鹏吊起来！为革命烈士报仇！”台下的刘二毛趁机吼叫起来。
　　周扒皮看了彭成杰一眼，只见他把头一点，说：“对于这样的死硬分子，不采取点革命行动，是不行的！”
　　周扒皮和刘二毛把姚组长按倒在地，用麻绳捆绑结实，吊在一颗歪脖子的树上。
　　开始，姚组长还在不断地喊冤，慢慢地声音变小了，最后，喊不出声了！
　　他们中间有一个“明白”人看到此景况，马上走到彭成杰跟前，在他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彭成杰哼了二下，把手一挥，示意周扒皮把人放下来。
　　可怜的姚组长，本来就是残疾人，肺活量小，加上又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被放下来后，已经气息微微了。
　　他们怕他死在现场，这才派人把姚组长送到医院枪救。经过输氧，做人功呼吸，打枪救针，总算活了过来，但从此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便含冤而死。
　　姚组长是外地人，打从土改以来，一直任泗洲镇的街道书记。他热心快肠，惜老怜贫，就是要饭的老人病了，他也要去嘘寒问暖，死了，他也要出面组织安葬。
　　姚组长是个孤老，无儿无女，但他资助过许多贫寒的子弟上学读书，勉励他们长大后报效国家。在他病危期间，有许多热心的群众，冲破阻力自发地前去看他，给他以安慰和帮助。
　　临终的前一天，姚组长拉着前来看望的街道的另一负责人余英的手说：“我一生没做什么，仅做了些应该做的皮毛小事，不足挂齿。我死后，请单位和同志们一定要从简安葬！”
　　他指着一个破箱子对余英吃力地说：“里面有我的一生积蓄，大概一千块钱吧，除用作安葬费外，其余的就把它作为党费吧！谢谢同志们！”
　　余英打开破皮箱，里面除几件换洗的破衣外，还有一块用旧红布包着东西，那是他的党员证和一叠钱。
　　她含着热泪对姚组长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按照你交待的去办。你一生为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我们是决不会忘记的。”
　　出葬的那一天，天下着小雨，善良的人们冒雨赶来为他们的好书记送行。
　　这时，有一个卖小菜的老胡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指着天说：“苍天呀！彭成杰十几年来干尽了坏事，现在连一个残疾老人都不放过，算什么共产党！这种人怎不遭雷劈火烧啊！乡亲们，我们要公告哇，不告倒彭成杰，我们都没活路了！”
　　“对，我们要公告他，不然我们老百姓就无法活了！”送葬的人群齐声怒吼着。这是人民在呐喊，是老百姓对他多年来倒行逆施的一系列罪行的血泪声讨！
　　消息传到彭成杰那里，他吓得发抖！稍后他镇静下来，思考着对策。
　　“这还得了，敢公告老子？为首的是哪一个？”彭成杰问周扒皮。
　　“还不是那个卖小菜的胡老四！前些时搞投机倒把，被我们没收了，还罚了他几十元，记恨在心。他在街上摆摊卖菜，专们对抗我们，大搞资本主义！这回要不要整他一下？”周扒皮回答说。
　　“要查他的经济，这些年搞投机倒把，赚了许多黑心钱吧，都要他吐出来！他自己的屁股都不干净，还想公告我，哼！他还不够格！”彭成杰向周扒皮一招手，他们来到一间小办公室，密谋出了下一个行动。
　　“胡老四，你听着：‘你这几年大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贩买贩卖，破坏革命经济，对抗革委会，犯下了涛天的罪行！你要向政府老实交待，主动把赚来的黑心钱吐出来，争取寛大处理，如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在他们控制的广播里，成天响起了这样的声音。
　　接着，针对胡老四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一会说他搞投机倒把，至少赚了一万元，也有大字报揭露他获得的暴利，起码也有拾万元；还有的说他是流氓，偷看女人洗澡等等。
　　这样折腾了几天后，他们就要对胡老四动手了。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胡老四，这个受尽苦难的老人，怀着满腔的悲愤，投向了河中。
　　“他死了，还没有等我们动手就跳河了，嘿嘿！你看！”周扒皮赶忙把胡老四的死讯，第一时间报告他的领导彭成杰。
　　“他自绝于人民，就这样死了，算是便宜了他。你要注新动向，还有人想上告吗？”彭成杰问。
　　“暂时还未发现，不过，那个姓韩的残疾人倒是个危险分子。要不要也动一下！”周扒批贴近他的耳边，密谋出了下一个的行动计划。
　　他们记性真不错，十几年过去了，还仍然惦记着我们一家人。
　　1970年6月，他们瞅准了机会，又一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正在病危中的残疾人------我的姐姐。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以办“学习班”为名，通知姐姐去开会学习。姐姐此时已身患严重的肺心病，气喘咳嗽，行走困难。他们就派人把她抬到“学习班”，关了起来，为了怕她去寻死，还专门派了二个人日夜守看着。
　　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他们派人把姐姐抬到了会场。
　　“韩xx，知道为什么要你来开会学习吗？先告诉你一个消息吧！过去归山庙中的那帮人，搞的都是反动会道门的勾当，有的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早已被政府处理了。你经常往那里跑，想必也参加了不少反革命的勾当。现在给你个机会，希望你与他们划清界线，交待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否则死路一条！”彭成杰一脸的奸笑，把二十年前的归山事件，重新提了出来。
　　“我知到他们都是信仰佛教的善良弟子，念经拜佛，乞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是搞反革命吗？什么反动会道门，国民党的特务！你们有证据吗？真是血口喷人！”姐姐义正词严的答道。
　　“你要老实点，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挽救你。只要你将他们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事情交待出来，那就与你无关，就是好同志！你都这大年纪了，希望你不要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见上帝！”彭成杰威胁道。
　　“你们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从小被日本鬼子的马队踢伤了脊背，成了残疾人。我与世无争，出家拜佛求经，是我的自由，碍了你们什么事。至于你们说的杀人放火的事，我不知道，也不相信这是事实。”她冷冷地回答。
　　“那好，我们没有证据，也不会来找你。”他指着下面一个人，大声说：“大老何，出来作证！”
　　那个被他们称作大老何的人，是一个搞跌打损伤的巫医，家住在归山。他也曾参加过土匪，但收手早，解放后政府没有追咎他的罪行。
　　他跳出来，手拿一个杯茶，喝了一口，又咳了二声，说：“革命的同志们哪，我向大家揭发一个惊天大案！大家记得吗？土改时被杀的，一个叫林香，另一个叫李得银，都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奉上级的指示，夜闯归山黑庙，就是为了捣毁这个国民党的魔窟，解救被他们欺骗的父老乡亲。不想你们恶人先告状，反诬陷他们是土匪，致使他们蒙受不白之冤！现在上级正在调查此事，不久就会真相大白。你要明白，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呀！当时我就在归山，亲眼所见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你还敢抵赖吗？”
　　“那帮土匪几次血洗归山寺庙，为的是谋财害命，人民政府已对为首的坏蛋判处了死刑，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怎么，你们还想为那些坏人翻案吗？”姐姐反问道。
　　大老何又哼了二下，说：“你知道吗，在围剿黑庙的战斗中，是谁走露了风声，造成我们的一名战士牺牲！你要交出告密的人来，争取宽大处理。”
　　“你们哪里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好人，为坏人翻案！你们就等着报应吧！”姐姐是信佛教的，他相信坏人终究会受到报应。
　　他们见这一着没达到目的，又不知从那里请回了陈矮子来作帮凶。
　　陈矮子这时已多种病缠身，面黄肌瘦，行动困倦。但是，一想到当年的那个该死的残疾人，他就来劲了。
　　只见他跳起来，指着姐姐的鼻子，骂道：“你这个该死的老反革命！还有你那个该死的弟弟！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恨不得喝你的血！特别是你那个不安分的弟弟，1951年，他还那么一点小，就敢对抗政府，为你这个老反革命的罪行翻案。我告诉你，你，你这个老反革命！当年我们斗争你，是完全对的！你也不想一想，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敢搞吗？你害得我被撤、撤、撤了职，老婆也跑了，还在到处告状！这状，你告进去了吗？呸！叫你下、下、下辈子再来告吧！”
　　彭成杰接过他的话题，说：“二十年前，陈组长等革命群众，要求斗争你，为胡允煌申冤，就是我批准的！知道吗？”
　　“我是个残疾人，是信佛教的，我不会干坏事，也没有能力去做坏事。但我相信：‘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我也许看不到你们遭报应的那一天，但我的弟弟是一定会看得到的。”她说完后紧闭着双眼，不再搭理他们了。
　　“老实告诉你吧，不管是搞什么文化大革命还是武化大革命，在这个地方，我就是老大！谁得罪了我，就让他一生不得安宁！你们家这二十年来该过得舒服吧！告诉你，敢跟我作对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彭成杰得意忘形，终于把几十年的真相说了出来。
　　姐姐一瞬间睁开了双眼，怒斥道：“这里不是你彭某一人统治的天下，你们欺男霸女，逼死人命，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终究是要遭到报应的！”
　　“你！你！你还想找死！”彭成杰一伙黔庐技穷，脑羞成怒，举起拳头，准备向这个找死的残疾人打去。
　　姐姐这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拼出全身的气力大声说道：“来吧，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号称的共产党员、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人民的勤务员，是怎样对待人民群众的！”
　　彭成杰被镇住了！他慢慢放下高举的拳头，小声说：“这太可怕了，一个残疾人，软硬不吃，这样难以对付，真是太可怕了！”他的嘴角在抽动，右上肢显然在发抖。
　　姐姐怒斥他们欺男霸女，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原来，彭成杰手下有一个帮凶叫周根发，也就是泗洲地区的东方造反兵团的一号头目，人称周扒皮。此人不学无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到处打砸枪，干尽了坏事，凭着与彭成杰的内亲关系，以后爬上了泗洲镇共青团书记的位置。
　　文革中，他投机钻营，把流氓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一天，他不怀好意地路过一家姓丰的家门前，趁这家的男人不在，顿起贼心，径直摸到女主人的房间，立即把门关上。他象贼一样爬到床边，揭开盖被，见这家女主人还在熟睡，长得又有几分姿色，便象风狗一样扑了上去！不管她怎样哀求，哭泣，反抗，都无济于事。
　　事后，周扒皮怕东窗事发，对被害女子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彭书记是老大，我就是老二。现在我们是俩厢情愿，知趣点，不要把事捅出去，我以后还会来的。否则，你的小命就捏在我的手心！”
　　从此以后，只要这家男人不在，周扒皮就象贼一样摸进去，大发兽性。
　　“求求你，他马上就要回来，你不要再来了，行行好吧！”这个柔弱的女子跪在地上哀求着。
　　“怎么？害怕了，不想干了！告诉你：没门！”他飞起一脚，向跪地哀求的女子踢去。他接着兽性大发，扒光了她的衣服。当这个被害的女人拼命反抗时，他残忍地掐住她的喉头，直到她晕死过去。
　　不久，这家男主人办完了，事回到家中，推门一看，“啊！怎么回事！”他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呆了！当他回过神来，立即把妻子扶到床上，喂了一碗糖姜水，帮她把衣服穿上。
　　一月来的委曲、羞辱、愧疚，使她不能自拔。面对亲人，她已哭干了眼泪。只见她艰难地站起来，说了声：“他爹，周根发不是人！他-----”她还未把话说完，便一头撞在了墙柱上！
　　“救命啦，乡亲门快来救命啦！”四方邻居听到呼救声，立马赶到被害者家中，看到满地是血和躺在地下的女子，都被惊得木瞪口呆。
　　“这都是周扒皮作的孽啊！”这家男主人含泪向大家诉说着。看到此情此景，不用多问，乡邻们马上明白了。
　　在众乡邻的帮助下，受害的女子就近被送到医院枪救。她的命虽保住了，但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
　　这件事立即传遍了全镇。彭成杰怕把事闹大了，假猩猩地派人提着几斤水果，到受害者家中慰问来了。
　　“老丰，我门代表公社革委特地向你及家属表示慰问！哎，都是本乡本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希望你不要老记在心中，相信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还你个公道。”
　　来人说完后，就把几斤水果放在桌上，接着以威胁口吻说：“老丰啊，你是外地人，也是个明白人，我们理解你。但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要把事情继续闹下去了！那样的话，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这是一件性质极为恶劣的流氓伤害案件，但是在彭成杰的包庇纵容下，周扒皮一直逍遥法外，成为当地的黑帮老大，继续为非作歹，残害百姓。
　　面对这样的“公道”，老丰气得浑身发抖！
　　“我们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从此以后，他们一家人离开了泗洲镇，发誓永远不再回来了。
　　象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有许多，直到彭成杰倒台，都未能得到很好的清算。这是什么原因，至今还不得而知。
　　彭成杰一伙干的坏事越多，变得也越来越狡猾。他们见这个残疾人毫无愄惧，大义凛然，甚是害怕。一是怕她死在“学习班”中，二是怕她把更多的事情捅了出来，对他们不利。于是便宣布针对她的“学习班”，宣告收场了。
　　“我看韩秀姑是个残疾人，对所犯的错误有所认识，能够跟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这很好嘛，啊！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宣布针对她的“学习班”今天告一段落。希望韩秀姑同志，啊，回去后继续交待问题，我们保证宽大处理！”
　　姐姐回到家中，又气又恼，从此一病不起。一个心力交瘁的生命，从此走向了终点。
　　1973年底我在湖医附一院外二科进修时，接到父亲请人写来的家书一封接一封，均告知姐姐的病情正在趋于恶化。
　　虽说对于她的病情的发展，我早有预料，但是面对这一天的真正到来，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内疚和自责。
　　1973年底，我回到家中，与父亲姐姐一起过春节。我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与姐姐团聚了。她的气喘已很严重了，不能平卧。当我用听诊器检查了她的心脏和肺部时，很难想象即使在那种病理状况下，她还在支撑着，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
　　她对我说：“我已死过多次了，如果有一天要去的话，那也是顺途路了。”
　　她看我还是孑然一身，一阵心酸，说：“我这一病，不会好了，用去了你许多钱，把你的婚姻大事都耽搁了，真是罪过呀！”
　　我说：“你为我付出了许多的辛劳，我都难以为报。我现在是医生，为你治病既是天职也是应尽的义务。至于我的婚事，你完全不必担心，佛教里不是说‘缘分’吗？去年跟你说过，有一位姓罗的医生，是搞内科的，也在嘉鱼县工作，离我们这里不远，是一个很善良的女性。我们已谈好了，只等我进修完后就结婚，并且还打算把你接到她那里去住院治疗，由她来照顾你。现在只希望你安心静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点了点头，笑道：“恐怕是熬不到那一天了！”
　　姐弟俩还回忆了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我说：“二十多年前发生的那次事件，对你心身所造成了的巨大伤害，是挥之不去的，如果有机会再次碰到他们，将给你讨回一个公道。”
　　姐姐摇了摇头，叹息说：“我今虚度56岁，残疾在身，既不能孝顺父母，也不能自食其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还是忘记仇恨，宽恕别人吧！”
　　“我听你的，既然姐姐这样大度，怀菩萨之心，那就算了吧！”我说。
　　姐姐点了点头，笑道：“人世间还是多一分宽容吧！”
　　我给姐姐买了些药，委托泗洲卫生院的同行给予照顾，并对家中的生活作了安排后，回到了附一医院的外二病房。
　　1974年4月26日下午4时许，医院领导找到我，说：“有一位从泗洲来的骑摩托车的年青人，向你转达一个噩耗：“你姐姐于今日下午二点去世了！”
　　我连夜赶到县城，由于没车了，只好在招待所住了一晚。那晚，我久久难以入睡，遥望星空，思念家乡，怀念故人，不禁潸然泪下！
　　“我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姐姐生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佛教人士看来，生命是轮回的。然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印证了生命源于宇宙，它是由基本元素C、H、O、N等组成。生命“随风而至，随风而逝”。看来，姐姐还没有领悟到生命的真缔啊！此生还不够苦、不够累吗？何必还要向往来世啊！
　　我第二天上午回到家中，只见父亲在流泪，说：“这是白发人在送黑发人啊！”
　　姐姐去世时，父亲正好外出有事，她身边没有一个人。邻居告诉我：“秀姑去世时，盘坐在床上，一会儿就走了！”乡亲们趁她的体温还未散尽，就把她抬到木板上，对门的熊嫂还为她搽洗了身体，找出件干净上衣，让她穿着。
　　我正与熊嫂说话时，只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士，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从外面哭着进来了。
　　一进门，她扑嗵一下跪在姐姐的遗体前，边哭边喊着：“快来呀儿子，快跟你的姑奶奶磕头，要不是她呀，你小命早没了！”
　　她是泗洲镇供销社的一个干部，也是一位军嫂，姓扬。
　　她满含深情地告诉我：“那是6年前的事。那年春季的一天上午，一头无人看管的大水牛从街上过，受到惊吓狂奔起来，正好一个二岁多点的男孩被吓得跌倒在地，眼看就要被牛撞上了。危急之际，被一个残疾人看到了，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住小孩，就地一滚！孩子脱险了，而她的大腿却被牛蹄重重地踢了一下。你知道吗？这个残疾人就是你的姐姐。她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要不是她，孩子可能就没命了。我把她带到卫生院进行包扎，只见她的左大腿被牛踢了碗口大的瘀血块，好在未伤到里面的骨头！事后她说只要孩子没事，她受点外伤，也值！想不到这样的好人就这样去了！天老爷啊，你真是不公啊！”她说完已泪流满面。
　　我把他们娘俩扶了起来，只见那个小男孩一下子扑到我的怀中，哭着问：“叔叔，姑奶奶还能醒过来吗？”
　　我抱起男孩，仍眼泪在面颊流淌，对他讲：“孩子，你姑奶奶这次不会醒来了，她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在那遥远的地方一定会高兴的，也一定会为你祝福的！”
　　当时，一个残疾人勇救小孩的事迹，在泗洲街一度传为佳话，就连当地的驻军领导都特地上门来看她，并送来一封感谢信，以表彰她舍己救人的精神。
　　街道的余主任此时也含眼泪走了进来，对我讲：“秀姑不仅是你的姐姐，也是我们街道的老大姐。她生前为大伙做了不少好事，善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她现在走了，让我们送她一付棺木吧，这是大家伙的一点的心意，请你们务必收下。”
　　“谢谢，感谢街道领导的关怀，姐姐仅做了她应做的事，乡亲们已给了她很高的评价，对此她也应该含笑九泉了。”我握着余主任的双手，感激地说。
　　父亲还告诉我，姐姐很热爱孩子，有不少搞工作的人，上班时总喜欢把孩子交给她看管。她也总是乐于接受，即使再困难也要买点糖果来给孩子吃。我们的家，有时成了临时的幼儿园。她为别人照看孩子，从来不计报酬，所以在她重病期间，有许多人前来看望她。
　　此情此景，使我感慨万千，看着姐姐的遗容，她是那样的安祥，那样的从容，象是出远门一样，去到她向往的地方去了。
　　在准备给姐姐下葬的那二天，有不少人到家中来悼念，有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公社里的妇联干部，还有些素不相相识的来自农村的大娘大嫂。
　　下葬的那天，不断有人都送来了花圈。我把姐姐送到墓地，跪在她的坟头，说：“啊！大姐，您看到了吗？这么多人都是自发地来悼念您的！您以残疾之躯，崇高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您的人生虽很平凡，但也是伟大的！您在天有灵的话，也可以安息了，您就一路好走吧！”
　　姐姐真名叫韩继仙，自来到人世间以来，受尽了磨难。但她身残志不残，不信邪，不怕鬼，申张正义，勇斗邪恶，表现出了作为人的尊严；她关爱生命，热爱儿童，体现了人间的大爱精神。
　　姐姐是信仰佛教的，现摘录一段佛学高人对“极乐世界”的描绘送给她吧！
　　“今生我有幸闻到佛法，身心从没有过这样的快乐，就像久旱遇到甘露，身心得以洗刷，从迷惑中醒过来。尤如听闻了最殊胜的一生解脱成佛的念佛法门。在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那里没有地狱三途，也没有六道轮回生死，没有仇怨，没有任何痛苦和苦难，连苦的名字也听不到，那里才是我们真正永恒安稳的家园。有最仁慈善良的菩萨和我们在一起，在阿弥陀佛慈悲温暖的怀抱里，风声、雨声、水声皆演妙法；白鹤孔雀，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宣扬妙法。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宽广平正，微妙奇丽，处处光明，香洁无边，黄金铺地，七宝楼阁，珍珠罗网，四季如春，昼夜六时，天雨妙花，天乐鸣空。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盛开，光芒四射，十方念佛众生蒙佛接引，得生此土，都是莲花化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或乐说法，或乐听法。莫不欢喜，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轻松自然，安闲自在，祥和安乐，润泽柔软，永远都青春不老，金色光明身，寿命无量，自由无碍，神通具足，宫殿随身，衣食如意，幢幡宝盖，花香伎乐应念而至，瞬间遍供一切诸佛，整个虚空法界都是我们自由自在来往的空间，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分身无数，遍法界普度众生。”
　　办完姐姐的丧事，我又回到了外二科的病房。护士长告诉我，新来了一个病人，要我马上把病历补上。
　　世间上竟有这样的巧事，这位新转来的病人就是当年泗洲镇的陈矮子。只见他已远非昔日的精明，佝偻着身躯，面黄肌瘦，十分可怜。
　　走进病房，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这不是湖医的小韩吗？过去的事，哎，哎，都是误会呀，哎，误会呀！”
　　作为一个当事人，我很想问他一下：“当年那样狠毒地整一个与世无争的残疾人，非要置她于死地不可，是为了什么啊？”
　　然而，面对这样一个行将要走上黄泉之路的病人，再提这话已是多余的了。作为一个医生和老乡，我只能对他表示安慰。
　　几天后，他痛苦地死了。主任说他患的是晚期肝癌，一切治疗手段都是没有必要的了。我补写了有关他死亡的病历，把他的尸体送到了太平间，也祝他一路好走吧。
　　1974年11月，泗洲镇来了个要饭的中年人，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消瘦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的神秘和坚毅。
　　他来到泗洲镇革委会的大楼前停了下来，在一个偏僻处搭了个小灶，用一个破壶煮一点讨来的饭菜充饥。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天，工作人员怎么赶他也不走。他见赶急了，就拿出残废军人的证件来，说他到此是为了见一个熟人，如见不到这个人他是不会走的。
　　“请问，你想见的熟人是谁呢？”工作人员小胡问道。
　　“是你们这里的头儿，要他自己出来见我，就二十多年前的恩怨作一个了断。”他回答说。
　　这件事很快传到彭成杰的耳中，使他感到困惑和不安，决定出来见见他，给他一点教训！
　　“你不是要见我吗？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无礼！”彭成杰呵斥道。
　　“你大概不会忘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对讨饭的娘俩吧！”中年乞丐看了他一眼，问道。
　　“混帐王八蛋，想不到你还活着！”彭成杰想起了那个讨饭婆和她那可恨的儿子，恼羞成怒，一脚把中年乞丐的饭盒踢翻了，挥起拳头就向他打去。
　　然而，任他怎么拳打脚踢，中年乞丐就是不还手，只是蹲在地上，双手护住脑袋。
　　彭成杰打累了，用手指着中年乞丐骂道：“贱小子，敢到这里来撒野！你也不问一下，我现在是谁？”
　　“不打了！看来你已不中了！”他站了起来，对大伙拱拱手，说道：“大家都看到了吧，他对一个讨饭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拳打足踢，多么狠毒！今天如不还你一下，也对不起大家。”说完伸出二个指头，朝他前胸下端的膻中穴戳去。
　　只见彭成杰站立不稳，踉呛了几步，靠在电线杆子的下面，喘着粗气，面色苍白，已说不出话来。
　　“告诉你吧，这次是奉我娘的意思前来看你。你还是那个德性，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二十几年来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我本不想还你的手，但你欺人太甚，只好给你一点教训。”
　　中年乞丐说完，把身上的破旧大衣脱掉，又把头发理了理，露出了卢山真面目。原来他是山东某国防工厂的一名保卫干事。
　　“彭成杰，我这次走了不会再来！我娘说了，对你还要手下留情。这个破袋里有五付草药，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就把它喝了吧。”
　　他说完，向大家拱了拱手，朝汽车站走去。正好一辆公交车发动了，他跳上车，很快消失在尘埃之中。
　　几个工作人员把彭成杰扶了起来，有人帮他拿出一包草药，煎好了，把药汤喂到他的口中。他顿觉气顺了一点，望着远去的汽车，口中喃喃说道：“他们终于还是来了啊！”
　　从此，他经常咳嗽、气喘，失眠、多梦，与从前判若二人。
　　1975年春节，我回到了泗洲的老家，在路口遇到了彭成杰。他的背已弯了，不停地咳嗽，面色灰暗，手握拐杖。
　　由于群众公告了他，已被上级免职了。鉴于他已身患重病，才没有进一步追究他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他作威作福二十五年，一当没权了，心情也坏了，对一些人和事也看不顺眼了！这不，他正在发火呢！
　　“老子才退下来几天，你们这些狗日的就不听使唤了！”他指着一个刚接班的中年干部骂道。
　　这个中年人看了他一眼，不屑地说：“老彭啊，你老是怎么啦！以前对老百姓想骂就骂，想罚就罚，想打就打。那是因为你手中还有点权，别人怕你！怎么啦，这才几天工夫，就不习惯了？你当干部几十年，从未离开过泗洲地区，是优是劣，老百姓心中有本帐！你老还是慢点去想吧！”中年人说完后，就去忙别的事去了。
　　我看彭成杰这么暴跳如雷，整个身体都象变了形的，忙劝道：“这不是当年的彭书记吗？你不要这样嘛！发这么大的火，那对你身体的健康是很不好的。”
　　彭成杰回头一看，见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当年的那个姓韩的小子，面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
　　“这，这，这不是湖医的小韩吗？这，哎，哎，哎，------”不知他还想说些什么，声音已听不见了。
　　不久，听说他患的是肺癌，在极度的痛苦中，死了！
　　这年春节，泗洲大地的爆竹声响彻云霄，焰火划破蓝天，人们都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听当地老人说，象这样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在泗洲镇是从未有过的。
　　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令人感叹。我们一家人哪，从涂口逃难到了泗洲镇，过得那么艰难困苦，虽然与自身的弱势条件有关，更重要的是得罪了这么一个狠人。这个人自解放以来，一直在那里做官当老爷。他从副乡长、社长、到当书记，把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利，不是用来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改善民生，而是用来剥削和压迫人民，鱼肉百姓。特别是他的权力失去监督和控制后，就完全变质了，反动了，变得跟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样。用现在的话说，堕落成为了腐败分子。
　　人死冤仇结。但是我想：人呐，在世的时候，当你还身强力壮时，特别是当你还有一点人民付与你的权力时，即使你对人民群众没有什么感情，总得要有点良心发现，有点恻隐之心，绝不能去学动物！
　　在野生动物界，所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那是没有办法的！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经过了几十上百万年的进化，从野兽变成了人，有了智慧和理智，才从丛林中走出来，进化了，文明了。如果还仍象野兽一样，以强凌弱，飞扬跋扈，称霸一方，岂不还是跟野兽一样了吗！
　　第八章、情感的波澜
　　1966年初夏，文革大潮席卷神洲。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我们学院的党政都瘫了，课也停了，学院处于无政府状态。
　　学生们只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大多数学子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运动；也有的埋头读书，不问窗外的风雨；还有少数人逍遥法外，借机放纵起来。
　　据后来的情况看，后一类人虽少，但影响很坏，他们有的偷吃禁果，致使女生怀了孕；有的男生在外游逛，占花惹草，被公安逮住了，送到学校要求校方严加管教。然而，在那种背景下，谁能管教得了他们呢！
　　然而天网恢恢，他们的那些不付责任的行为，日后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那时，我也25岁了，毕竟生活在男欢女爱的年代，说不考虑今后生活中的另一半，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没有潇洒的条件。一是家中的环境太差了，穿在身上的几件旧衣，补了又补，有时连肘关节都露出来了，自觉形陋。其二是痴汉等丫头，还惦记着高中时代的一位可爱的女孩。
　　那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段情孽，虽然九年了，仍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九年前，我上高二，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年级在龙泉山下开了许多荒，种上了一些南瓜、冬瓜、玉米和蔬菜，以改善生活。不想东西长成后，经常遭到小镇里的地疲流氓前来偷盗。为了防止这些窃贼来光顾，学校的领导要求我们在那里站岗放哨。
　　有一次，年级里的干部竟派我和一位女生去执行这项任务。
　　这可是个难题，长了这么大，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碰过，这回却要同一个女生一起去站岗放哨，而且还是要在晚上去，真是不好意思。
　　她比我大方，找到我，问我怕不怕。我从小经受了许多风浪，练成了胆大的性格。便对她说：“在外放哨站岗，有什么可怕的！”
　　她说：“你是男生，当然不怕。但是我怕！一是怕坏人，二是怕鬼！”
　　“如要去的话，只有牵着你的手才敢走！”她望着我说。
　　没办法，只好让她牵着我的大手，一路来到龙泉山下。
　　因为是站岗放哨，说不定真的会碰上什么人，我便穿上一条扎实的球裤，系上练功带，上穿刚买来的一件兰背心。
　　到达站岗的地点，已夜幕降临，天空繁星闪烁，一阵山风吹来，令人产生无比的遐想。
　　夜深了，四周的小虫热闹非凡。微风拂过，我们种的庄稼，此起彼伏，沙沙着响，下面菏塘里，更是蛙声四起。这真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啊！
　　约巡视了一个小时，不远处显现了二个黑影，径直朝我们的南瓜地里走来。他们各背了一个大竹筐，边走边哼着下流的小曲。
　　离我们只有一箭之地时，他们发现了我们俩。
　　“嘿嘿，嘿嘿！还有人在站岗，其中还有个女的！真有趣！”一个流氓小声地笑着。
　　我也看清了这二个鬼影，便对女生说：“有情况，你就在这里站着不动，我前去看看。”
　　女孩胆小，一把抓住我不放，紧紧地抱着！二个情窦初开的青年，就这样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我仿佛感受到了她的胸部在颤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女孩的胴体，心里既害怕又害羞。
　　“周兰，别这样！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不用害怕了！”我说。
　　“不，我怕！你千万不能走啊！”她第一次在黑夜里遇到生人，吓得不知所措。
　　“嘿嘿，哈哈！他们还抱在了一起！喂！小妞，让我们也来抱抱哇！”他们狞笑着，朝我们走来。
　　“半夜三更，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大声喊道。
　　“相识点，不要管，我们抱二个大南瓜就走。不然的话，嘿嘿！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看了他们一眼，只见一高一瘦，二十来岁，心中就有些底了。
　　我把周兰扶到隐蔽处，对她说：“你就蹲在这里，不要着声，让我去对付他们，听话！”
　　我回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想偷南瓜吗？得先从我这里过去，问我同不同意！”
　　很快，这二个家伙一拥而上，想把我先收拾了再去找女生耍流氓。
　　我不慌不忙，使出长拳的招法，对先上来的一个用左手一挡，隔开他打来的一拳，接着左弓步上前，一记冲拳上去，正中他的下颌。趁他后仰之机，我一侧身，左腿一扫，他后背着地，摔了个结实。
　　另一个身高马大，走上来抱住我的腰部就往下甩。我呈马步站立，身随他转。为了摆脱他的纠缠，我左腿着地，右腿向后一揣，正中他的膝盖。他痛的直叫，立刻松开了双臂，接着攥紧了双拳，呈双风贯耳之势，朝我二耳门袭来。
　　这是一毒招，如被他打上，马上就会被打昏在地，轻则脑震荡，重则丧命！我向下一蹲，躲过这一招，接着向他的右方一侧身，伸出右腿一扫，趁他未站稳之机，我右肘发力，朝他的肩胛部狠狠一击。只见他“扑嗵”一声，他重重倒在地下，啃了一嘴的泥土。
　　他们还不甘心，爬了起来，大吼一声，一左一右朝我袭来。
　　我一跃而起，凌空一脚踢倒了一个！接着双肘着地，腰部弓起，向后一勾腿，正中另一流氓的前胸，他向后倒退了几步，也跌倒了。我借势一个鲤鱼打挺，稳稳站在地上。
　　“嘿嘿！还想不想打？”我冷笑了一声。
　　“算你有狠！我们走，以后见！”二个家伙一身泥水，连滚带爬，丢下了罗筐，朝小山下逃走了。
　　周兰在玉米地里看得真切，咯咯地笑着，朝我走来。
　　“真精彩！想不到韩大侠还有这二下，怎不早说呢？”她走到我的跟前，帮我搽干脸上的汗水，拍掉声上的灰土，抱着我亲了一口。
　　“我们回去什么都不要讲好吗？免得人家说闲话。”我说。
　　“这么精彩的一幕，不讲怎对得起观众！怕什么！我还要写报到稿呢！”她也不害怕了，不住地夸奖，非常兴奋！
　　“你千万别这样，否则我就要出来避谣了！”我急了，怕她真的要写这样的稿子。
　　“哎呀，不写就是，看把你急的！”她说着，还是要牵着我的手，回到学校。我把她送到女生宿舍，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打那后，她经常约我玩，并把她从家里带来的小吃分给我享用。
　　不久，跟我一起坐的同学因故休学了，她借机搬了过来，与我同坐一桌。我们约定，要趁难得的上课机会，用心学习，不涉及男女的情感之事。
　　她记忆力较好，喜欢语文和外语，凡是学过的古诗，她大多能背诵。
　　她爱唱歌，在学校音乐老师的调教下，她声带的弹性，鼻腔的共鸣，练得较成功，一曲《小河淌水》获得了满堂的喝彩。
　　她的舞也跳得不错，1米60的身高，跳起舞来，象旋风一样，令人眼花潦乱。
　　她有着鹅蛋似的脸形，笑起来二个酒窝特别动人。因此在她的周围，总有一些男生，拜到在她的石榴裙下。
　　她是公认的学校的校花，经常要在公开场合展示歌喉。为她伴奏的则是学校的乐队，其中就有我一个。
　　我的二胡虽拉得不好，也还能凑合。在家时，我曾跟别人学过京胡，后改拉二胡。一首《二泉印月》，还赢得过年级的许多人的声掌呢！
　　然而玩归玩，我学习起来还是很认真的，即使拉下的课程，我都要想法补上。因为我知道，象我这样的家庭环境，能上高中，是很不容易的。
　　她的家境比较好，课外活动又多，学习起来就不怎么集中了。理科是她的弱项，为此她经常完不成作业，时常抄袭别人的。
　　“你不要偏科，更不要抄别人的作业！否则真的考试来临了，你会吃亏的。”我好心地劝她。
　　“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象你脑子好使，真是急死人了！”她抱怨起来。
　　“数理科是很讲逻辑性的，你不妨上课前先预习一下，再专心听讲，争取当堂搞懂。只有搞懂了，才记得住。否则靠死记硬背是不行的。”我说。
　　我帮她梳理了一下功课，有些公式的推导，就当面重新演算了一遍。
　　针对她拉下的作业过多，我建议她多解题，简单的和难的都要做，以培养解题兴趣。
　　我的话，她似乎听进去了，一段时间来，尚能按时完成作业，成绩也好了些。
　　但是，她的课外活动的确很多，她又无法安排时间把拉下的课补上。搞不过来时，又抄起了别人的作业。
　　“你怎么恶习不改，作为一个学生，抄别人的作业是很不好的！你知道吗？”我批评她说。
　　“你真是的，不给抄就算了，还讥笑人！”她生气了。
　　她足有一个星期不理我。看来我的话说重了，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那年10月，我接到父亲请人写来的家信，说家中断粮了，父亲和姐姐都得了浮肿病。
　　我心急如焚，找到教导主任。他分析了我家中的情况，建议我先回去看一下，如有可能，还是坚持把书读完。
　　我收拾了一下行李，准备离校。这一走，也许不会再来了。我回到教室，对周兰说：“过去都是我不好，惹你生气。我现在要走，也许书读不成了，特向你告别。”
　　她睁大着眼睛望着我，好一会说不出话来。她眼中含着泪水，对我说：“怎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才对我说啊！你真坏死了！”
　　我们约定走时见一面，谈谈各自的想法。
　　晚自习后，我在操场边等她。她穿一件蓝色的秋衫，手提一个袋子，朝我走来。
　　“到哪里去？”我问她。
　　“还是到以前的地方去吧。”她说着牵着我的手，径直向小山包走去。
　　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她打开包袱，取出一条被单铺在地上。我的心情很乱，不敢靠她太近，在被单的另一头，席地而坐。
　　她望了我一会，把我拉在她的跟前，生气地说：“为什么不读书了！你要是讨厌我，我就搬开去！”
　　“不是的！你知道吗？我家很穷，母亲早亡，家中还有年老多病的父亲和残疾姐姐。现在他们的口粮供应一减再减，又没有劳力去找附食品充饥，已饿得不行了！父母养育了我一场，现在应该是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因此我决定休学，教导主任已初步批准了。”我告诉她说。
　　“那你回家又怎么办呢？你又不能增加他们的口粮，反而还会对他们造成负担的。”她关切地说。
　　“我们那个地方是鱼米之乡，只要肯出力，藕、鱼、菱角有的是。我现在年青力壮，还怕弄不到东西吃吗？”我把回家后的打算告诉了她。
　　她见我退学的决心已下，伤感地说：“你一走，那我怎么办呢？”
　　“你跟我不同，家境较好，父母都有工作，坚持把书读完，迎接将来的高考，肯定会有光明前途的。”我回答说。
　　她见我还不明白她讲的意思，生气道：“傻瓜！我不是说这。自打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你了，希望你能帮助我。我们高中毕业后，都能如愿以偿地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呢，我们就结婚。不想，半途而废，就这么分离了！”
　　“周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老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走后，作为好朋友，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我诚恳地说。
　　“好吧，你要走我也拦不住。这次走了，还不知道今后能否见面。来，抱抱我！”她说着，把头靠进我的怀中。
　　面对这个既可爱又单纯的女孩，一种幸福感在我心中涌起。我一把紧紧地抱着她，不断抚摸她那柔软的秀发，轻轻地吻着她的面额。
　　“知道吗？在我身边有许多男孩，他们只会象绿头蝇虫一样在我头上飞来飞去，令人讨厌。然而我不知道怎么对你就情有独钟，这也许是天意吧！为了你，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一切！”
　　作为一个少女，她把什么情怀都向我敞开了，睁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我。
　　“不能啊！我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某位哲人不是说‘夜正长，路也正长’吗？我们的生活还刚开始，你仍有繁重的学习任务。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希望！我们只能走到这一步，望你多保重吧！”说完，我站起身来，仰望天空，弯月初上，繁星点点。一阵秋风袭来，我感到一丝的寒意。
　　我伸手把她拉了起来，又轻轻地吻了她一下，说：“我们回去罢！天若有情，我们还是会相见的。”
　　“那好吧，你可得要兑现承诺哦！”她说着，在口袋中掏出了二斤粮票递给我，说：“也没什么，现在买什么都要粮票，你带在身边，也许用得着的。”
　　我们商定，今后通信时她称我韩兄，我叫她小兰。
　　第二天在火车站，她又来了。她对我说：“你这一去，不知我们是否还能见面。你今后不管在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一个傻丫头，曾经对你的一往情深哦！”
　　她走到购票的窗口，为我买了张车票，握着我的手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韩兄，上车吧。”
　　车开了，我透过窗口，看她还站在月台上，不时的用手绢搽拭着眼泪。我也默默地念着：“亲爱的周兰同学，保重吧！我们将来一定会见面的！”
　　我回到家后，摸鱼挖藕，什么都搞。虽说供应少，但我们有大量的副食品补充。不要半个月，父亲和姐姐的浮肿病就慢慢好了起来。
　　回家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从学校寄来的一封信。
　　她在信中说：“韩兄，你走后，我的心情很乱！学校天天搞劳动，简直无法正常上课，很多同学都吃不饱，跑了！再这样下去，我也要退学，到你们那里去，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该有多么浪漫啊！”
　　我马上回了信，批评她那不切实际的想法，说：“我不相信学校的教学状况总是这样。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恢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秩序，是迟早的事情。我想，你父母对你一定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上高中为什么，不就是要考大学吗？这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个人的前途。因此，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静下心来，用心读书，迎接未来的高考。‘天涯何处无芳草’，希望你忘记过去，争取未来，我等着你的佳音！”
　　转眼到了1960年，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国家高教部决定实施一次春季高考，主要对象是往届生、社会青年和同等学历者。
　　这一天，我收到小兰的信，她告诉了我上述消息，并说有些闲散在家的学生，都想去试一下。她鼓励我也去碰一下运气，说不定命运之神还会青睐象我这样的贫寒学子呢！
　　我在家复习了一个月，以社会青年的资格前去报考，不想竟考取了北京钢铁科技学院。
　　到北京后，我喜悦的心情很快冷下来了。原来我考到的，只是个培训班，是给调干生作陪衬的。教学程序也不规范，一开始就大代数、微积分、物理化学等只有大二才有的课程。我学习很吃力，花了几个月的功夫才跟得上。
　　有了一点闲空时间，我就想起了周兰，马上给她发去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考取了北京钢铁科技学院的消息。我勉励她努力学习，迎接高考，希望能在北京见到她。
　　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她在信中说：“韩兄，真想不到你能考上北京的大学，衷心祝贺你获得成功！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中学的教学秩序已恢复正常。只是我拉下的功课太多，难以赶上。面对新的变化，我一筹莫展，要是你在我的身边该多好哦！可惜我已没有这个机会啦！你在北京市，一定会很开心、很幸福吧！但你不要忘记了承诺哦！‘有了新人忘旧人’，该不是你的性格吧！你的小兰。”
　　时光飞逝，很快到了1961年暑期。为了不影响她备考，我好长时间没跟周兰写信了。这次趁暑假之机，决定跟她会面。那时，她一定会给我一个惊喜的。
　　我回到家中，一连给她写了好几封信，都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她好象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她的消息。
　　她是否考取了好大学，不再理我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变化呢？我决定到中学去问一下。
　　一到校门前，就看到一张大榜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上，上面有许多被录取的学生名单。我看来看去，怎么也没找到周兰的名字。守门的老校工告诉我，她前二天来过学校，没考取，拿着行李回家了。
　　“啊，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想着，一种不好的预兆在我脑海里呈现，她是不是会想不开呢？
　　于是，我决定提前返校，顺便到她家去一次，想给她以安慰，勉励她来年再考。
　　她家住在化山，我好不容易才问到她的家中。
　　一进们，见到了她的父亲。我说明了来意，希望能见到周兰。
　　“她哪！鬼晓得跑到哪里了！也许出去打小工去了吧！她只有这个命！”他爸显得不悦，生气地说。
　　我说：“我是她的同学，老远来，有事对她说。老人家最好让我们见一面吧！”
　　“你就是那个姓韩的学生吧！告诉你，她想早点就业，出去找事去了。”不知道她母亲怎么猜出我来，递一张条子给我，说上面有她的地址。
　　我又按地址找到一所小学，终于见到了她。她正在与一位老师谈话，还要签什么合同书。
　　她见到我，示意等一下，说她办完事后就出来会我。
　　她出来后，把我引到一个公交站点，乘了几站路，来到一个森林公园。说是森林公园，只有几片大的树林，没有什么设施。我们找了个长石凳坐下来。我看她晒黑了许多，脸也瘦了些。但仔细一看，还是那么美丽，只是一年多未见，她变得成熟了一些。
　　“收到我的信了吗？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我有些生气了。
　　“你现在是大学生，我是什么？说得难听一点，是一个可怜虫。”她说着，泪水流了下来。
　　“一次失败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振作精神，来年再考呢？”我追问道。
　　“韩兄，我跟你不同，你是家中的独生子，就是家中再困难，也会支持你读书。我呢，父亲是搞信贷工作的，他说对我的投资已没有意义了，是不会再供我读书或参加高考的。特别是他看到我们镇上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只有我落选了，一见到我就有气！我无法在家呆下去，只好出来找工作。你看到了吧，刚才跟我谈话的是这里的小学校长。学校下学期要找一个代课老师，我报了名，跟他们签了合同书。我只能这样啊！”她搽干眼泪，继续说：“韩兄，我今后可能会让你失望的。但你对我的那分情义，我会铭记在心中。我今后的命运难测，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要原谅我哦！”
　　“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听你讲这样的丧气话吗？我也告诉你，我现在考取的只是个培训班。我对此很不满意，今后可能有变化，又不好对你讲，怕影响你高考。现在既然是这样了，也请你相信，我不是那样感情用事的人，对你的那分情感，是刻骨铭心的！我打老远跑来，也是为了当面表达这个意思。”我激动地说。
　　“谢谢韩兄，我也是这样。但愿今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吧！你今晚就住在我家中，跟我弟弟住一起，好吗？”她征求我的意见，拉着我的手，来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
　　“你这一去又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见面，来，靠我近一点！”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抱下我好吗！”
　　我伸出双譬，把她揽入怀中，对她说：“今后我们人在二地，但愿今后能借着明媚的月光，来传达我们的思念之情吧！”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她小声地背诵着这首由苏拭写的名词《水调歌头》，一种无名的惆怅之情，使得她泣不成声。
　　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面对这么一个多情而善良的姑娘，我真不忍心离去。我看了一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不得不站起身来，对她说：“我今晚就要赶到汉阳，在舅舅那里呆一晚，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告诉她，想早点到北京，找一分临时工做。然后，道一声“尊重！”握着她的手，告辞了。
　　我回到北京，又给她写了多封信，均石沉大海。从此，我们的通信就暂时结束了。
　　1962年，培训班不办了，我回到了原籍。以后我又找了二份工作，手中有了一点钱，就把老房子修缮了一下。
　　但是我不死心，决定64年再参加高考。为此，我辞去了工作，在家中复习备考。
　　我试着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小兰：这二年，我发生了一些变化，学校下马了，我也失学了！为了活命，相继找了二份工作。我不甘心这样下去，决定再次高考。希望你能支持我。”
　　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她在信中说：“韩兄，收到你的信后，感慨万千。我已参加工作，没有自由了。但我支持你再次参加高考，为此打算到你家来一次，顺便给你带二本书来。你的小兰。”
　　星期六的中午，我在轮船码头接到了她。她已经成长为一名人民的教师，成熟多了。她一下船，朝四周一望，开心地说：“想不到韩大侠住的地方，还真是块风水宝地哦！”
　　“什么风水宝地啊！我现在可没有这样的闲庭雅兴呵！”我回应说。
　　把她引到家，姐姐已为她准备了菜饭，对她说：“欢迎远道来的客人！已听弟弟讲过你，想不到是这样的年青美丽！来，洗个脸，坐下吃饭吧。”
　　老父亲很高兴，赶忙摆好桌椅，招呼小兰坐下。
　　“谢谢老人家，我这次来，是专门来看看您老人家的。您还这么健康，真令人高兴啊！”小兰真会讲话，直说得老人合不上嘴。
　　“听说你是化山人，我们老籍也在化山，真是太好了！”父亲笑着说。
　　“这是化山北滸的鲤鱼，腌好了，给您带二条来，请笑纳！”小兰把袋打开，取出咸鱼，递给父亲。
　　“好哇，多年没吃到北滸的鱼了，真谢谢你了！”父亲笑着，把鱼接到手中。
　　“饭菜不好，都是家常便饭，小兰吃好！”我说。
　　“不都是这样吗？”小兰端起碗，边吃边问了我的近况。
　　饭后，我把她引到了我的书房。说是书房，和卧室在一起，只是摆了个小桌子和一条凳子。
　　“你多好哇，你父亲和姐姐这么关心你，真叫人羡慕！我要是有你的一半就好啦！”她说。
　　“哎！他们从来不问我，干什么都随我，这也不好啊！使我也走了些弯路！”我回答说。
　　接着我把参加今年高考的打算告诉了她，我说：“人生在世，能博一下就要去博！只要这样努力了，今后老了也无遗憾！因此我决定今年再次高考。以前在北京都是学的大学课，至于高中的课程，还得重新搞，工程很大呀！”
　　她给我带来了二本书，一本是苏联的物理试题解，另一本是我国历年的高考数学试题汇编。
　　她对我说：“我支持你高考，并希望你取得成功。但你总得有个准备才对呀！万一考不上呢？”
　　“我暂时还没想过这问题。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我坚持说。
　　“我佩服你的勇气和魄力，但做事总得有二手准备呀！我们毕业前，老师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她根据自己的高考体会，一定要我作好二手准备。
　　“那就听命吧，我的年龄也不小了，考不上就找工作做。”我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那工作后呢？有什么打算，能直率地告诉我吗？”她深情地望着我，希望我给她个满意的答复。
　　“啊，这，这，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到那时我们就结婚吧！”我有些口吃了，怕她见怪。
　　“我老远来，就是想听到这句话啊！你考取了，我等你五年，如考不取，我到这里来，嫁给你，当你的好妻子。就这么简单！”她说。
　　“那好吧！你等着我的消息，我们一言为定！”我伸出大手，紧紧地握住她的小手。
　　她深情地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为了不影响你备考，我得走了。”
　　“现在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既无车又无船，怎么走？不妨就在这里过一晚，明天一早我送你上船。”我说。
　　“啊，对了，你就在我的床上睡，我在外边去挤一晚。你看这样行吗？”我们家的房子小，只能这样安排。
　　“那好吧，不过把你赶走了，很不好意思的！”她抱歉地说。
　　第二天五点钟，我送她到了码头，告诉她：“现在是长水季节，你到了闸上，翻过堤，就是长江，大轮船就等在那里，开船后直达汉口。”
　　1964年8月，我的高考通知书来了，考取了湖医。
　　我在学院扎扎实实学了二年基础课，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是属于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一类人。我很忙，写大字报，到北京去串联，到街上去游行，一直闹到67年底。这一年多来，我书没读一页，给女朋友的信也没写一封。
　　在以后的一年间，我按照地点，先后五次给她写了信，但始终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1969年9月，我在医学院某地参加运动，工宣队曹师傅告诉我：“有个女同志在这里找过你二次，都未碰见你，只好走了。她走时留下一封信，让我交给你”。他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信来，交到我的手中。
　　我赶忙打开信，一封熟悉而工整的小楷展现在我面前。是周兰写来的。我盼了几年，她今日终于来信了。我的手在颤抖，心情十分激动。
　　“韩兄，请允许我还这样称呼你。你写的十几封信我都收到了，由于你已经知道的原因，我未能给你回信，真是不应该哦！但是你放心，我也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十年前我们在龙泉山下，二情相依，你的声容笑貌已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我也把少女初恋时的激情全部给了你。那是一段多么令人神往的恋情啊！今后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我都将永远珍藏在自己的心中。
　　然而，自我落选后，父母的责怪，亲友的嘲笑，同学的冷眼，使我痛苦得不能自拔！我活得太难了，也曾想‘自挂东南枝’，但一合眼，脑海中就显现了你的音容笑貌。我不甘心，还想见到你，希望你象过去样抱抱我，给我以安慰。
　　我已就业，在一个小学里当老师。校长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既帮助过我，也趁人之危，强行占有了我。
　　现在，父母催得狠，男方也不断地要求办理婚事。我一个弱女子，已委身于他，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再不好给你回信了，你能原谅吗？
　　我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鼓起了勇气，二次到了你们的医学院。但我无法找到你，哪怕见上你一面也甘心啊！我走遍了校园各处，问了许多人，包括你的同学，他们都说你去学习去了，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回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种境遇下，我是多么的孤独和无助啊！也许这也是天意吧！
　　你不必给我回信了，当你再次收到我的信时，我也许已是别人的新嫁娘了！
　　忘记我吧！象你这样的好人，是会得到好报的！你的小兰。”
　　我没有出息，看完这封信后，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啊！”一连几天来我精神晃忽，只要一合眼，周兰的身影就呈现在我面前。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去找她，恨自己为什么不兑现承诺，坚持给她写信！
　　还是一位大姐，她曾是我们的外语老师，发现我这二天神情有点反常，怕出现意外，就把我叫到她那里，问明原委。
　　我只得把她写来的信递给她看，并向她讲述了我们那一段生死难忘的恋情。
　　“啊！故事是很感人的，想不到你们男孩子也有这样丰富和细腻的情感！难得啊！”她说。
　　她毕竟是过来人，问我：“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也跟着去‘自挂东南枝’呢？或者象你们的田同学一样，去喝药水呢！”
　　她说的姓田的同学，是个女生，在家时跟一个青年谈过恋爱。后来该青年参军了，他们变成了军婚。上医学院后，她爱上了自己的同学，并偷吃了禁果。为此，她只好要求与在军队中服役的军人解除关系。但是，她的举动不仅遭到了对方的巨绝，还声称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她想不开，就喝了农药。一个年青的生命，就以这种方式殉情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还没想好，不过老师放心，我还不至于这样傻！只是心里有些难受罢了！”
　　“那就好，如果难受的话，就在我这里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哭完了，就去照常工作和学习，拿出点男子汉的气魄来！提得起，放得下嘛！”她说完，给我端上一碗冰冻绿豆汤，说：“喝吧，这是一碗定心汤，喝了它，你就会气顺心宁了！”
　　转眼到了1970年7月，迎来了我的毕业分配。在我离开学校的前夕，收到了她写来的一封信。
　　我打开信，她用另一种口吻告诉我说：“韩医生：我已结婚，他还是那个校长。请你也为我们祝福吧！周兰。”
　　“啊，亲爱的周兰同学，我已苦苦等了你十年，今天却等来这样的结果！虽然‘海誓山盟’了上十年，但毕竟还是无缘啊！
　　不过，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了吧！”
　　那时，我的心情较为淡定，也不那么多情了。既然是这样，我也要构思着自己的未来了。
　　到了1973年，我仍孑然一身。这年二月，我的命运发生了点微妙的变化。我争取到了一次机遇，正在办理到附属第一医院进修的事宜。
　　这一年，我也迎来了人生的一次机遇。
　　我乘轮船到闸上，坐在上一层，旁边坐着一个时髦的女子，约二十四、五岁。她圆圆的脸，白净的皮肤，一双大眼睛，朝我瞥了一眼，显得很自信。
　　我们无事闲聊起来，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是当医生的，在嘉鱼县某地工作。
　　她看了我的着装，笑了笑说：“你顶多是在医院里打杂的吧！”
　　“何以见得呢？”我问。
　　“哪有当医生的人，象你这样的寒碜？”她怀疑起来。
　　“你不要以貌取人嘛！那些西装革领的人，说不定是个大草包或大骗子呢！”我不客气地答道。
　　“说得也是呵！”她扭转身来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又说：“看不出来，你还象是有点学问的人哪！”
　　“学问不敢说，有个专业，可以在社会上混碗饭吃。”我自嘲地说。
　　船到岸了，她背着新买来的自行车，左晃右摆，就是难以下楼。
　　没法子，她望着我，希望我能帮她一把。
　　“你放下吧！”我说着把自行车扛上肩，下到一楼，又把它背到码头上，等着她。
　　“谢谢你，我们交个朋友好吧？”她大方地伸出手来，我也礼貌地握着她的小手。交换了地址，我就改乘小火轮回家了。
　　不料一个月后，她真的给我写来一封信，她在信中说：“非常感谢你那次出手帮忙！看得出，你是个很热情的人。这样的人，大都是很善良的。我愿意结识你这个人。你呢？看得起我这个当工人的吗？”
　　以后她又来了二封信，邀请我到她家去作客，并祝咐我去时一定穿着好一点。
　　到她家去做客，实际上是相亲。我住在闸上的朋友家里。我虽然工作了近三年，但由于家中的欠帐太多了，使我没有一点积攒。为了到她家去做客，就在地货摊上买了几件衣。不想水货衣不和身，只得改了勉强穿在身上。
　　晚上，她派一个姐妹找到我，把我引到她的家中。
　　一进门，他父母上下打量着我，象看猴把戏似的，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脸上一下子红了起来。
　　还是曾姑娘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开了口：“韩医生，这就是我的父母，在街道搞点工作做，也是很辛苦的。”
　　我站起身来，朝他们鞠一躬，说：“曾师傅好！”
　　我重新坐下，他们端来一大碗肉丝面，我也不客气，很快吃完了。
　　他们还问了我家中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
　　因再无话可说了，我站起来就要告辞。
　　她父亲说：“欢迎你经常来，我们既不热情也不会冷淡的！”
　　她把我送到朋友家中，对我说：“你今天怎么这样傲慢！看你吃饭的样子，连一点客气都不讲！不过他们还是认为你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我笑着答道：“你们好意请我吃饭，我如不把饭吃完，是对你们的不尊重！其实我已用过饭了。”
　　她很心细，怕我是骗子，就到处打听我的情况。
　　在她的信中，一会儿说要继续交往，一会儿又说她父母反对。摸不清她是什么意思。
　　我想，反正是萍水相逢，又不是我主动找她，随她去吧。
　　又过了一个月，她来信了，说我太傲慢了，看不起他们当工人的，不谈了！
　　此事就告一段落，我也不再去想它了。
　　1974年3月，我在附属第一医院外二科进修，收到来自我单位转来的一封信，那是一位姓罗的女医生写来的。
　　认识这位罗医生，还得从1971年7月的一次事故说起。
　　那时，我在下面工作，仅有4个工作人员。为了改善生活，就要到镇上去买菜。因为他们都是女同志，只有我骑着自行车去采购。
　　从我们那里到镇上，有一条乡村公路，约8公里，二边有水沟。
　　我第一次骑着自行车上路，到了转弯处，碰上了路上的一个大坑洞，车龙头没掌稳，连人带车掉到沟渠里去了。
　　沟中连泥带水足有一米深，我爬了起来，脱掉上衣和湿漉漉的长裤，穿着短裤下水去捞，好不容易把自行车背上来，第二次下去才把破皮鞋捞上来。我找了一处有干净水的地方，把车和长裤及鞋袜清洗干净，勉强上路了。不料车子已摔坏，只好推着走。
　　推到公路的尽头，就是一排民房，那是公社血防组的所在地。一位女医生看我这样狼狈不堪，就招呼我到她那里稍事休息。
　　一问才知道她是某医专的学生，也是64级的，早我二年分下来，在血防组里当医生。
　　到中午了，我在她那里吃了饭，又向她借了一条干净的裤子换上。我修好自行车，怀着感激的心情到镇上去买菜去了。
　　从此，我到镇里买菜，经常落她那里，就这样认识了。
　　她那时26岁，皮肤虽较黑，但脸形也较匀称和端庄。她的身材不错，听说在校时还是体操运动员。她的眼睛很好看，双眼皮下闪烁着一对大眼睛，显得善良而略带忧伤。
　　她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前夫是他的同学，因误伤了人，被判了重刑。他们也因此离婚了，她带着一个二岁的女儿生活着。
　　我到了近30岁的年纪，按照民间的说法，还属于王老五似的男人。因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她的那一段婚史，很忌讳。
　　直到有一次，她向我敞开了心扉，我才意识到，也许我生活中的另一半，就应在此人的身上了。
　　然而，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年青人的情感生活，象小孩的脸，变化多端。她怕我是骗子，我对她的短婚史，感到难以接受。因此二人之间的事，就搁下来了。
　　我到附一医院进修时，她已调到离泗洲镇不远的血防组工作。这时，我的大姐已处于病危状态，无人照顾。
　　在此困难的时刻，要是她能帮助我一下该多好啊！
　　有了这个想法，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我中途下车，专门到了她那里。
　　当我向她表达这个意思时，她说：“如果是一家人了，这应不成问题，但现在还不行啊！”
　　我想也是，于是对她说：“那就让我们继续交往吧！等我进修完成后，再商良此事，好吗？”
　　“这完全可以。不过你要想清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到时不要后悔啊！”她诚恳地说着，眼中闪着忧伤的神色。
　　她送了我一程，对我说：“你安心去进修吧，只要有机会我会到你家里去的看她的。”
　　我回到家中，发现姐姐已处于心衰状态。我给她用了强心针“西地兰”，似乎好了些。
　　在她清醒时，我向她谈到了我的打算，希望她按时用药，挺过这一难关。
　　她点了点头，说：“我这病是多年了，不可能好了。人总是要死的，不能耽误了你的大事啊！”
　　我又带回了一瓶“地高辛”，要她按时用药，一次一片，一天二次。第二天，我留下二十元钱，拜托泗洲卫生院的同行给予照顾，就回到附一医院了。
　　她给我写了信，告诉去到我家的情况。
　　第一次，她走了上十里路程，才一路问到我的家中。
　　“请问小姐，你是从化山来的小周吗？”父亲老眼昏花，把罗医生当成了化山的小周。
　　“老人家，我是从嘉鱼过来的，是您家小韩的同事。他委托我过来看望他的姐姐。听说他的姐姐生了重病，特前来看看。”她说。
　　“啊，是这样！他的姐姐就在里边，麻烦你了！”老父亲指着躺在床上病人，对她说。
　　她走到床边，拿出听诊器听了一下心脏，对姐姐说：“大姐，我是小韩在嘉鱼的同事。现过来看您，先跟您打点针好吗？”
　　姐姐看着她，眼里闪着泪花，说：“啊！你过来了，我很高兴！要打什么针，你就打吧，没关系的。”
　　罗医生把药盒打开，给她打了一支“西地兰”，然后又推了二支10%的葡萄糖，对姐姐说：“这病得长了，得慢慢治。我跟韩医生商良了，等他进修完后就把您接到我那里去住院，您看行吗？”
　　姐姐点了下头说：“那好啊！只是我可能熬不到那天哪！今天看到你，我也满足了。”
　　“我离这里有些远，得先走了。下个星期再来看您。”她说完，把包中的一刀瘦肉拿去来，交给父亲，说：“听小韩说您会做香肠，今带5斤肉来了，您老人家做了吃吧。”
　　又几天过去了，姐姐躺在床上扳着指头数着：“她今天该不会来了吧！”
　　姐姐正跟老爸说着话，她推门而入，说：“有些病人要处理，来迟了，大姐还好吧？”
　　她又跟姐姐打了一针强心剂，挂上一瓶吊针，内面是能量合剂和钾盐，还留下一些药，就走了。
　　姐姐经她这样一治疗，似乎好了点。姐姐望着她的身影，从内心感到了一阵满足。
　　“我还能看到她再来吗？”姐姐心中默念着。
　　不久，我收到了她的信。她在信中说：“我已到过你家二次，带去了一些药品，看望了你的姐姐。看来她已不行了，你要有所准备哦！”
　　正如她所预料的，姐姐只支持了三天，于4月26日下午去逝了。
　　她没有盼到我说的那一天的到来，就走了，很是遗憾！然而姐姐毕竟见到了她，感受到了她给带来的人间的一丝温暖。
　　办完了姐姐的丧事，我回到进修的单位。到收发室一看，有我的二封信，均是曾女士写来的。
　　“韩医生：我最近到过你们的医院，你的同事说你回家了。想必你已经忘记了我吧！但是我还是那样，仍然惦记着你。你现在是大医生，我只是一个小工人，二者之间的差距，该不是影响我们之间交往的障碍吧。我在上次的信中，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冒犯了你，你能原谅我吗？
　　我下周休息，到我姐姐的家中去玩。她家就在彭刘杨路，离你们医院很近。你有时间来玩吧？我可等着你哦，小曾。”
　　星期天的下午，我下了手术台，回到宿舍，见她正在门口等我。盛情难却，我换了一件衬衫，随她逛了一下街，就到了她的姐姐的家中。
　　她姐姐的住房虽旧，但很大，有好几间。
　　“姐姐，这是我向你提起的韩医生，现在附一进修外科。”小曾笑着，向她姐姐介绍了我的大致情况。
　　我站起身来，向她姐姐点了下头，说：“对不起，才下班，身上都是药味，到此打搅了！”
　　“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嘛！今后有空常来哦！”她姐姐对我一笑，说：“不好意思！我今晚还要上夜班，不能陪你们了。橱柜中还有些菜和米面，你们自己弄吧！”说完，换了件套装，走了。
　　小曾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让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大方地说：“我们认识快二年了吧！怎么，你看我怎么样？对得起你的同事吗！”
　　我一时无语，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的喝茶。
　　她走到我的跟前，把我的茶杯拿开，说：“你只顾喝茶，人家问你话呢！”
　　我点了点头，说：“不错吧！啊，不错！可是，你-------”
　　她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接过话题说：“可是什么？你说呀！对不起你呀？”
　　她搬了把小靠椅，坐在我的对面，深情地望着我。
　　“如果你没有意见，我们是不是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她期待地望着我。
　　“可是你说了‘不谈’的呀！怎么现在就扯到‘谈婚论嫁‘的话题上来呢？”我是个老实人，直来直去地说。
　　“大傻瓜，那是考验你的，这也不知道？”她撒娇起来。
　　“有这样考验的吗？我可不能苟同啊！”我认真地说。
　　“你们这些男人呀，真是苯！连女孩子的这点伎俩都识不破。你呀！叫我怎么说你呢？”她生气了，把脸朝向了一边。
　　天黑了，外边华灯初照，屋里的空气却沉闷起来。我看不早了，该回去了。我刚一站起，她就把我按回到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今晚姐姐不在，这么好的良辰美景，你舍得回去吗？”
　　她说完，脱下春装，露出雪白的肌肤，冲我一笑，说：“女孩子呀，有时也是傻瓜一个！来，抱抱我！”
　　我没见过这阵势，不敢有过分的举动，只是站在原地不动。
　　“哎呀，真封建，亏你还是学医的。现在谈恋爱的，哪个不是这样？”她说完，不由分说，紧紧地抱着我。
　　在她的秀花床上，我们相拥在一起，我亲吻着她，抚摸她细腻的肌肤。当我无意中触到她丰满的乳房时，她胸部一震，低声问我：“想要吗？”
　　激情刚一出现，理智和良知象魔鞭一样，朝我打来！
　　“我这是在干什么呀？”我责问自己，赶忙翻身下床，系上衣扣。
　　我对她说：“谢谢你给了我这分情感，我已满足了。我们不要去学别人，不能这样来！以后我会跟你写信，解释原因的。”
　　我看了她一眼，好象受到了委曲，在不停地搽拭着流泪。
　　“你是个好人，是个君子，我敬佩你。看来我们是有些距离，这让我今后尽量地去弥补吧！”她说完，问我想吃些什么，并约我上街走走。
　　“不必了，我在医院已吃过了。啊，你明天回去吗？”我问道。
　　“我出来几天了，明天一定要走。你能送我吗？”
　　“好的，我明早在码头等你。不见不散！”我握着她的手，学着绅士的风度，在她的手背上亲吻了一下，就告辞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到了中华门码头，见到了她。她带了许多东西，我帮她一一搬上了船。不一会船开了，我目送轮船离开码头，消失在浓雾中。
　　“祝她一帆风顺，今后有个好归属吧。”我心里这样想着。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她说：“韩医生，有幸认识你，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事！你的确是个好人，不象一些人，只知道玩弄女性，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我也认识到，不管是性格、文化、工作，我们都有不少的差距。这对今后的夫妻感情说来，可能是痛苦的。现在就让我们‘长痛不如短痛’，结束了吧！我们彼此都没有造成伤害，留下的那一段真挚的同志情感，就象一瓶老酒，让我们日后去慢慢的品味吧！
　　姐姐很关心我，给我介绍了一位船厂的工人，只大我三岁。我们见过面，他不健谈，但很实在。看得出，他也是个老实人。
　　韩医生，请原谅我的冒失和无知！借此机会，衷心祝愿你有个好前程、好家庭吧，小曾。”
　　情感是什么？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时，恨不得把命都交给他，而对他的一切缺点和错误，都能够包容；当你不认可时，即使他有再好的条件，皎好的面容，你还是要疏远他。这真是不可思意的事情啊！
　　1974年11月，我和罗女士在陆口相遇。
　　她问我：“想好了吗，可不要后悔啊！”
　　我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后悔什么呢！让我们结婚吧！”说完，紧紧地抱着她，她也紧紧地依偎在我的怀抱中。
　　她望着我，眼内含满了泪花，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会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姻缘，我会与你一同白头到老的！”
　　第九章、大江东去
　　95年11月5日，大女儿芳芳出生了。翌年春节，我把妻子和女儿带回老家，想和老父亲一起过一次春节。
　　女儿芳芳只有三个多月大，回到家后我对她说：“这位老人家就是你爷爷，是天底下最疼爱你的人，快喊呀！”
　　老人家十分怜爱地拉着她的小手，说：“你终于来了，看，眼睛、鼻子长得多象小时候的大姑伯啊！要是她在，看到你该多好哇！可惜她没有这个福分罗！”
　　父亲还在刮小肠。他看着送来的二大桶小肠，发愁了：“今年怎么这多哇，天寒地冻的怕是难刮不完哪！”
　　“您就不要再干这活了，劳累了一辈子，应该休息了！”我关切地说。
　　“是快干一生了，一旦放下来，还真割舍不开呢！人活着总要找点事做才对吧！再说你们也不宽裕，又来了这个宝贝，我能够做一下，也能为你们减轻一点负担不是。”父亲说着，把加工猪小肠的台板摆开，系上腰围，准备把年前送来的小肠全部加工出来。
　　数九寒天，老人家干了一会，冷得浑身发抖，鼻涕都冻出来了。此时，我明显感到父亲衰老了，78岁高龄的老人，还在为生计而劳作，使我感到十分内疚。
　　“让我来吧！”我说着把棉衣脱下，卷起袖子就干起来。
　　“你行吗？把小肠刮破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是要赔的！”老人家看我要动手，有点担心。
　　“您就放心吧！”我二付小肠一起刮，只见案面上热气腾腾，冰雪消融。我越刮越上劲，一个上午下来，三百多付小肠全部加工好了。
　　“真是年轻人哪！看来我真是老了，无用啦！”老人家感叹着。
　　“春节后还有吗？”我问。
　　“不是还有个元宵节吗？可能还有一百多付吧！”父亲估算了一下。
　　“都留给我来做吧！”。我见天气很好，便把布满灰尘的房子全面打扫一遍。妻子把老人家的内衣、棉被套也都清出来洗了。
　　我特地带回了几道过年用的菜，又做了生炸丸子、肉糕、红烧肉、小炒、烧鱼等嘉鱼的地方菜肴。吃年饭时，我在桌上给母亲和姐姐各留了一个位置，想用这个传统的方式，遥祭母亲和姐姐的在天之灵。
　　我对父亲说：“您年岁大了，不要再搞这个行当了。我今年转正，以后按时给您每月寄20元钱，该够了吧？”
　　“看吧，什么都要买，20块钱恐怕不够哦！我打算只做到今年的端午节，那时还有二百多付小肠等着加工。那可是二十多元钱哪！不是也可以为你们减少一点负担吗？”他说。
　　我把老人家拉到照像馆，照了个全家福。老人家看着这张迟到的全家福，叹了口气，说：“可惜啊，你母亲和姐姐都先我而去了，要是他们都能看到这张全家幅，该多好哦。”
　　节后，我准备留下来多陪老人几天，就安排妻子带着女儿先走了。
　　“老爸，您不必难过，您听说过吗，亲人之间在某些时刻有一种心灵感应，他们在那个世界里，也一定能感受到人间的这分温馨和幸福的。”为了安慰父亲，我把心灵感应之说也套了上来。
　　回到单位后，我接连收到家父请人写来的二封信，均告知有关老人家的病情。父亲患的是高血压病，经常头昏，严重时站立不稳。我走时给他留下一些药，于是回信告诉他有关药物的使用用方法，并特意告诉他，把小肠都留着，等我在端午节回来时一起加工。
　　1976年的端午节，我带了些食品、药品，按时回到父亲身边。
　　我测量了他的血压，是200/100mmhg，在心脏听诊区和主动脉瓣区均可听到3级以上舒张期粗糙杂音，扣诊心界明显向左右扩大。根据病史、症状和体征，老人家患的是高血压心脏病，合并高血压脑病，已到了晚期了。看来老人家的来日已不多了。
　　我帮老人家清理了一下内务，好多天没洗的内衣内裤中，有斑斑的出血点，这是被臭虫、蝨子咬的呀！棉被上有多处污垢，可能是失禁造成的！看来，老人家的生活已多半不能自理了。
　　“小肠呢？”我问道。“都在水桶里，已经泡好了，只等你回来加工，我实在刮不动了！”老人指着二个水桶，里面足有300多付小肠，再不刮，就要生蛆了。
　　我点上一圈蚊香，摆开工具，系上围裙，很快把300多付小肠加工完毕。收拾完毕后，对父亲说：“求您不要再做了，我会按时给您寄回25元钱作为基本生活费的。以后我还会经常回来，帮您料理一下。我不在家时，衣服就请对面的熊嫂给帮忙洗一下。我已跟她说好了，以后由我来感谢她。”
　　老人家一人在家，饱一餐，饥一餐，生活没有规律，很难吃上可口而又富于营养的饭菜。因此，我特意做了老人爱吃的红烧肉，黑木耳小炒肉，生炸肉丸，花生米等八样菜，又打开一瓶黄鹤楼老酒，和老人家对饮起来。
　　老人家吃得很开心，告诉我说：“我昨晚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你母亲和姐姐都驾着祥云接我来了。梦中的场面非常壮观，菩提树下，人们欢声笑语，歌舞升平。你母亲和姐姐都穿着华丽的衣服，面带笑容，说他们在那边生活得很好，要我也快去，以早点超脱尘世的烦恼。”
　　老人家喝了口酒，接着又说：“我一生没有什么豪情壮志，与世无争，在忍让中活了一辈子。死后你们将尸骨火化，连同你母亲及姐姐的几把骨头，迁至金口凤凰山脚下埋葬，让我们魂归故里吧！”
　　“老人家不要那么伤感，现在您的孙女也快一岁了，可好玩呢！等来年春节时再把她带回来，她就会用小手跟您拜年呢！”我安慰道。
　　“哈哈，那感情好！只怕是等不到她喊爷爷的那天罗！”老人家欣慰地笑了。
　　“您要少吃盐，少饮酒，今后如果发生头昏，心慌，恶心呕吐，四肢震颤，就到卫生院找刘医生，用一支硫酸镁液加一支10%葡萄糖，作静脉注射，再坚持服降压药，症状很快就可以缓解。”我说着，把带回的药品清理出来，对有关用法，一一作了交待。
　　第二日，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泗洲镇，想不到这次回家，竟是最后一次与老人家团聚了。
　　1976年8月7日下午，我正在工作，突然接到来自泗洲镇的电话。电话是乡邻们委托邮局的电话员打的：“你父亲病危，已被大家抬到卫生院诊治，望你速回处理后事。”
　　我带着一家三口，连夜赶乘汉沙班的船，再转车在九湾站下，步行10多里直奔家中。
　　刚到家，对面的熊嫂告诉我：“昨天下午我打从你家门前经过，看到韩爹爹坐在后面的藤椅上，浑身抽动，昏迷不醒，就赶忙招呼众乡邻把老人抬到卫生院枪救，你快去看，去迟了怕见不到了！”
　　管床的医生是朱鼎，也是我们的涂口老乡。他向我介绍病情说：“昨日下午抬来时，正发着高烧、惊厥、昏迷，初步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病情发展很快，恐怕希望不大了，你要有准备才好啊！”
　　父亲鼾声如雷，已陷入，深度昏迷状态。浑身上下都被蚊虫咬伤了，布满了暗红色的出血点，令人看了难过。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只能整夜守护在旁，充当全职护理，尽到作为人子的最后一分孝道和责任。
　　我贴近他的耳边，大声告诉他：“老爷子，知道吗？我们都回来了！”
　　女儿芳芳由她妈抱着，这时不知怎么搞的，大哭起来。也许是婴儿的哭声，惊动了老人家，只见他把头微微一点，口中发出低沉而糢糊的声音：“知道了！你们都回了，很好！”看来老人家在弥留之际，是知道我们回来了。然后，他的呼吸音越来越小，于1976年8月8日丑时39分去世，享年78岁。
　　后记：
　　到1976年8月8日，老韩家的上代人中，已有三人逝世，走完了他们生命的历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普通的一员，历经了抗日战争的磨难、解放战争洗礼、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某些折腾。一路走来，不管遇到了多么大的狂风巨浪，艰难险阻，我们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为了生存，我们除了顽强地坚持以外，别无选择。坚持，使我们产生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坚持，使我们得以度过难关，到达成功和幸福的彼岸。
　　鄙人自接过家传的薪火，屈指算来，又一个六十花甲过去了。现在鄙人也年逾古稀，二女远嫁，男丁已绝。按传统的观念，香火休矣！
　　古人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豁达开朗、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不是很值得我们去效仿和学习的吗。
　　鄙人不才，认为“薪火相传”，不单指种族的繁衍，更是指精神文明的传承。
　　作为每一个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凡夫俗子，都不过是沧海一粟，何等的渺小。不管你愿意与否，终究要化为尘埃，消失在原野，随着涓涓的溪流，汇入江海，然后，永生于天际。这是多么豪迈的诗情画意啊！
　　“大江东去，浪淘尽，……”是啊，浩荡的江水，奔腾向前，一泻千里。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然而，作为历史潮流中的每一个匆匆过客，为了人类美好事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崛起，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后代子孙：在他们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尽情享受现代幸福生活的时候，可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在振兴中华的千秋伟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