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下乡知青到雷达兵战士
　　
　　１。乘车北上
　　一九七０年十二月二十日深夜，在春秋时期就是卫国国都的中原濮阳古城热闹非凡。工交大楼门前，一字排放着数辆卡车，车上贴满了“参军光荣！”“热烈欢送新战友！”“祝毛主席万寿无僵！”“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标语口号。虽然那夜北风剌骨，街上灯光昏暗，但还是聚了不少送行的人。当时我站在三号车上，两眼不停的向人群里张望。那时我很清楚，这么晚父母不会前来送行，弟弟们还小也想不到来送，青年点的同学依依不舍的心情已在离开村口时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时的张望只不过是一种想找熟人炫跃，想让朋友惊喜潜意识的表露罢啦。因为在那个年代，知青上学无望，招工无门，参军无疑是最好的出路。那时知青参军的满足感幸福感不亚于如今的出国留学。这种喜悦和幸福怎么能够自己独享？我正洋洋得意，突然“大白菜”“大白菜”的喊叫声惊“醒”了我。朝着喊声望去，模模糊糊的看到“大白菜”的妈妈正站在第四辆卡车尾后找他的宝贝儿子。“张阿姨、张阿姨”我情不自禁的喊了起来。“大白菜”是我二弟的同学，因小时候我经常带着他俩玩，所以和张阿姨非常熟悉。此时“大白菜”的妈妈也发现了我。“大平你也参军了？白菜在哪里”？边说边非常急切的靠了过来。我们从海通公社入伍的新兵在三中集结，而“大白菜”是从城关镇入伍的，集中在二中，我哪知道他在哪里？但我看她那着急的样子，又看她是从后面的几辆车找过来的，所以还是胡乱猜测的往一、二号车上指了指。“新兵家属同志们，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请送行的同志站在道路两旁…”也许是白菜妈妈听到广播怕来不及见到自己的儿子，就嘱咐起我来，“你比白菜大，阿姨就把白菜托你照顾了。”“阿姨放心吧。”尽管我答应的很痛快，但从那晚离开濮阳到“白菜”复员回家，因不在一个部队，一直没有见到他。
　　此时的我怀着跳出苦海的激动，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抱着保卫祖国的理想，在阵阵鞭炮和锣鼓声中缓缓地离开了濮阳。
　　在卡车的颠波下两年知青生涯的意识流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九六八年初冬，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公开发表后，同学们都显得异常激动。大家厌倦了学校动乱的文革生活，恨不得立即脱离那个环境。而逃避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在我和不少同学三番五次强烈要求下，终于实现了“接受再教育”的迫切愿望。当时找知青办负责人闹着下乡时，他们总笑，事后才明白，那是在笑我们幼稚。意思是说既是你们不要求，也逃脱不了下乡的命运。
　　记得那天是1968年阴历1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十几名知青在濮阳县海通公社院内列队站着“等待分配”。一会儿负责公社民政的助理刘子丰（后来我们都尊称他刘老师）领着三个村干部来到队前。“点到名子的同学请站到左边”，“史自新、廖凤琴、李建东……”刘老师呼点起来。当点到王爱平时，村干部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转向了那三个女生，我很不高兴的喊了一声“往那看”。不过这又能怪谁呢呢？谁让爹妈给我起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我和建庄、启航、培生四名同学被分到了何锁城大队林寨村。据说当时上级革委会有指示，一定要把学生安排到群众觉悟较高，生活水平较好的大队。而我们几个却自做聪明，既不懂的系统考虑又很固执，为图交通方便非要坚持到靠近公路的村庄落户。当时的红卫兵谁也不敢惹，结果公社就满足了我们自找苦吃的愿望，被分到了一个四周是沙丘、一天工分只合九分钱，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的小穷村。开始了我的长达七百三十余天的知情生活。
　　大概经过了四五个小时的颠波，车队带着疲劳风尘扑扑的驶入了河南北部最大的城市安阳。在市体育场经过短暂整休后换上了发往东北的军列，开始了三天三夜的长途北上。闷罐车厢里，虽然见不到阳光，空气也很混浊，但站在卡车上颠波几个小时后，旅行条件改善到可以躺下睡觉的程度应该是很幸福了。火车走走停停，不时的呜笛喘气，大约是第二天的早上九点，军列驶入了天津兵站。按照军列保障计划，在天津站应供应一顿热饭，所以车一停大家都争先恐后的下了车。我一边跟着吃饭的队伍走，一边好奇的欣赏着天津的站容站貌和匆匆奔波的人群。由于我事先接受了接兵连司务长对我进行的吃饭培训，懂得了在人多饭少的情况下，“第一碗少乘吃完后打满”的吃饭战术，所以效果不错。但后来这一战术被越来越多的新兵掌握后就失灵了。无奈只能靠以快制胜。那时用狼吞虎咽形容我们新兵吃饭不仅毫不过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军列入关后气温逐渐下降，大家随着气温的变化心情也开始冷了下来。这时新兵议论最多的是东北很大，火车到底把我们拉到那里去？似乎是从锦州站开始，车箱陆陆续续被甩了下来。当我们离开沈阳站时，军列的车皮己经所剩无几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七点多钟，军列在震天的呜笛声中驶入了位于中朝边境的英雄城市丹东车站。车站虽说不大，但站前广场中毛主席挥手的巨型塑像却格外引人注目。一见塑像，我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对伟大领袖的敬仰之情。是啊，火车奔驰了三天三夜，还是在红太阳照耀的地方。
　　到丹东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下车后吃的第一顿晚饭。饭前一个中等身材、面目清秀、操着南方口音穿四个兜军服，年龄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干部，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到：“今晚我们要吃的就是东北特产高粱米，简称高米。它与南方的高粱相比不仅吃时口感好，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关于东北盛产大豆和高粱的说法，我是从“九一八”那首歌里知道的，现在听他这么一介绍，我的兴趣由然大增，满满乘了一碗。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高粱米被讲的如何天花乱坠，一吃仍觉得是上当受骗。晚饭后列队点名，此时我才发觉接我们的干部都不见了，换来的尽是一幅幅既生疏又严肃的面孔。还是宣传高粱米好吃的那个干部训话：“同志们，今晚大家在这里休息，明天一早分往连队。连队居住的非常分散，有的要乘火车，有的要乘汽车，也有的步行一会儿就到了。”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着。坦率地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十八年来这是第二次失眠。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秋天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头天晚上，因幸福时刻既将到来失眠了。这次与上次失眠不同的是激动兴奋的因素少，顾虑、猜测的成分多。第二天没吃早饭，乘火车的新兵已经走了，我属于乘汽车的那部分。汽车开动十几分钟，就在一个不大的营区停了下来，可是下车的名单中没有我。车继续朝着背离丹东的方向奔跑。第二站、第三站，新兵陆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最后车上只剩下我们十一个人啦。这时有个看上去年龄比我大几岁的新兵小声骂了起来，“妈的，越走离城市越远，真倒霉。”可能是车上没有老兵，也可能是骂声引起了大家的共呜，车上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我虽和大家的想法一样，但还是抑制着自己，默默不语隐而不露，似有一种“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到里去，哪里困难哪安家”的高尚情怀。不知又跑了多久，汽车开始爬山，这时我才意识到属于自己的连队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