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兴立孙皓为君，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举。

蜀国被灭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便不再维持，吴国成了与魏国一对一的唯一之敌。所以吴国第三任皇帝孙休一听司马炎篡魏为帝，加之交趾携叛，一下子便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一个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如此差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做一国之主的。当然，这样的主子定然没有什么威信，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就不会在他死后被顾命大臣顺利地奉命，而顺其自然地被扶上皇帝宝座。

太子的确太小，对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吴国而言，的确需要一个长君。国不可一日无君，但是如果是昏君甚至暴君，则没有比有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没有明君的情况下，立幼君也许更能够利于国家和百姓。当然，这得有个强势之臣，像前汉之霍光，或后来明朝时期的张居正，可惜此时的吴国没有这样的人。作为顾命大臣的丞相濮阳兴，是个很没主意、主见的人。按理说，太子本是诸君，立之天经地义，而且这还是先帝的临终托孤，是先帝遗志，立之就是，可是他却在吴帝孙休把着自己的手臂指着太子而死了之后，出来与群臣商议，这不是一个被皇帝非常信任的顾命大臣应有的举止。当左典军万彧提出太子年幼而应另立孙皓的建议，左将军张布附和说孙皓才识明断时，濮阳兴便一下子犹豫不决起来，竟然再去问太后，最后终于改立了孙皓。孙休真是托鬼看病，所托非人，用濮阳兴为丞相其实也是瞎了眼睛。可见，作为一个君主，识人之明是何等的重要。

濮阳兴对孙皓的了解肯定是不多的，对孙皓了解多的万彧和张布却明显被孙皓骗了。孙皓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关键人物是万彧，万彧曾经做过乌程令，与孙皓相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时候的孙皓也许好学而且奉遵法度，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畴，正是在万彧的不断推荐下，濮阳兴和张布才对孙皓有了一个良好的印象。

也许是万彧看走了眼，也许是孙皓在为乌程侯的时候没有条件作恶，也许是他在万彧等人面前善于伪装，他也在平时的为人处事中没有出格、出轨之举，而且在论及世事时事的时候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否则就不会得到万、张那么高的评价，能够在矮子里头显得自己高出一头。

当然，也许他本性上是好的，可是当了皇帝之后，权力膨胀之后，自己内在的恶的因素便没有节制地暴露无遗。

孙皓之暴是可比桀纣的。他虽然没有像桀纣那样有什么炮烙之刑，可是他让宦官做纠弹官，每次宴饮之后就让他们奏百官的过失，当场就将犯者的面皮剥掉，或者将臣下们的眼睛挖掉。

濮阳兴、张布只是对他沉溺酒色、宠幸太监作了一次进谏，他就翻脸不认人地怒斩二人，并灭掉了他们的三族。拿将自己扶上皇帝位置的两个顾命定策大臣开刀，而且还株连三族地进行无情镇压，这样的忘恩负义、心狠手辣，只有心理变态的人才做得出来。这是濮阳兴和张布始料未及的，孙皓的凶暴一露，他们就一定悔青了肠子，而这样的后悔莫及一旦流露，便也成了孙皓做得绝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临死前的那一刻，他们一准会认为自己被万彧这个兔崽子给骗了，不是他的举荐，他们就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许，他们认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可能根本就是万某人的一个大阴谋。除掉自己之后，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取自己而代之。

这之后，虽然大部分人噤若寒蝉了，但是还是有人会进谏。陆凯就上疏劝止他不能奢侈无度，他只是不悦。华复谏他宜修德以安民，强动兵甲犹披麻救火，他虽然大怒，却也念及旧臣之面。

如果他们这样想，就冤枉万彧了。万彧的确在后来也当上了丞相，可他也见不得孙皓的无道，而孙皓也不念故人之情，不念推举之恩，也将他给杀了。

天作孽犹可或，自作孽不可活。孙皓的荒淫无道，是引来敌人攻击的主要原因。先是贾充说，孙皓不修德政，专行无道，可诏羊鈷率兵拒之。羊鈷说，孙皓暴虐已甚，可不战而克。如果他不幸而殁，更立贤君，则吴非陛下所能得也。都希望司马昭事不宜迟，机不可失。王睿的看法也是这样，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一旦孙皓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杜预上表，张华上书，都说吴主淫虐，民忧国敝，今若讨之，可不劳而定。司马昭最终下定决心攻打吴国。自然是一举拿下。

人是会变的，可是人的本性是善良还是丑恶，则应该基本不变。孙皓无疑不是一个善良之辈，可是他在没有当上吴帝之前，他所表现出来的丑恶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不计而已，只是需要等到恶行充分暴露了之后，我们才看清这个人的凶恶本质，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是何其难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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