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接到哥哥的电话，说姑姑这天下午三点钟去逝了，我带着妻子从桂林乡下立刻赶回桂林，四号直接坐火车到衡阳奔丧。铅云低垂，苍天泣泪，在哀乐声中我望着姑姑的遗像，姑姑慈眉善目地注视着我，她生前的音容笑貌不禁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烧香嗑头，燃放鞭炮，心中酸酸的，我的亲姑姑就这样仙游去了，她享年八十五周岁。

    我们是衡阳杨家花园的后人，披麻戴孝期间，亲朋好友自是不少。期间，一位叔叔递了一份衡阳晚报给我看，一个大大的标题直扑眼帘：“历史上杨健是一个贪官吗？”匆匆忙忙一瞥标题，觉得此标题无聊的很，也没有在意，把报纸往包里一揣继续着参加姑姑的追悼会，聆听姑姑的生平事迹。追悼会的悼词中难免有溢美之词，比如说“伟大的的女性，无私奉献”之类的词语。姑姑人生八十五年，到此盖棺定论：姑姑是一个好人！在这一点上左右邻居和单位的同事都异口同声地赞叹不已，姑姑性情平和，为人很好，我从小就是这样感觉的，说姑姑是个好人，这是毫无疑义的。听着他们对姑姑往日事迹的评述，我心中一惊：啊，竟还有人怀疑杨健是个清官好官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吗？这是在湘南地区只要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的呀。我想到了那份报纸，我知道杨健，他是我们的老祖宗，我们是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后人。杨健是个清官这早有定论，还用得着再去分辩讨论吗？谁有这么无聊呀？

    最早听说杨健还是在幼年时期，那是住我们家老宅的房客说的，他说老一辈的衡阳人有句口头禅：（我记不真切，只记得其音）：“不料杨健做官，不料杨基子打更，不料辛唐发拆屋卖砖”。什么意思也不甚了了。这话流传得十分广泛久远，八十岁的老母亲也记得，那是她幼年时期外婆一辈的人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杨基子是谁，辛唐发又是怎么一回事，她也不知道，说是他们那的乡下人都是这么说的（可能应该是：不料杨健做官，一年升三级，不料杨健坐堂，鬼神都不喊冤）。这个杨健肯定是我们杨家的老祖宗，父亲在我们年幼时也经常给我们讲杨健，具体的事情都忘记了，只记得杨健是个好官，他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这在衡阳地区是有口皆碑的，早就毋庸置疑了，是哪个无聊的人居然提出这样一个无聊的话题？他就算不学无术，也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呀。晚上回到大哥家展开报纸一看，不禁拍桌子骂人了：这人有病呀，怎么可以这样编排我们的祖宗？！说起来这人不是外人，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衡阳人，他本人跟我们杨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母亲还见证过杨家花园的盛况，他怎么敢为了一已一时的需要就往家乡圣贤的脸上泼大粪？他是谁呀，说起来你还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出生在衡阳，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唐浩明先生！

    如果是个外乡人倒也好理解了，如果是个年轻的作家，对老一辈的事不甚了解也好说，可他是1946年生的资深位高的老作家呀，还是我们衡阳家乡自己的人，对于这个家喻户晓的杨健是好官还是贪官他居然不知道？就算你不知道，动笔写《曾国藩》之前，总得准备些历史资料吧？你去衡阳市书画院外墙边看看，那不是竖着一块高三米，宽一点五米，厚零点四米的杨健神道碑吗？字迹漠糊不清，难读？你可以去地方文献阅览室去查嘛，那里还有王闿运的《杨中丞遗稿》，《清泉县志》《湖南通志》，这些资料都有杨健的传记和神道碑全文，干什么要捕风捉影，仅凭想象，只凭写作的需要就把杨健写成一个贪官呢？明明是一位“政绩显赫，清正廉洁”，民望很高的官员，给你涂抹成一个贪官，你又于心何忍？你知道错了，你再三给杨学民打电话说明“《曾国藩》只是一部小说，而非记实传记”。这说明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难道小说就可以胡编乱造了吗？别忘了你写的是历史小说，你干嘛不在开篇中首先声明：本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呢？“书中涉及人物众多，不可能逐一考证”？作为一个写历史小说的人，不要求象传记作家那样一点一滴地进行考证，但大概了解你笔下的历史人物，别颠倒黑白了，这一番功夫恐怕还是得下的呀，如果你连这起码的功夫都不肯下，又干什么要写历史小说呢？你象金庸象梁羽生那样放开手笔，让你编造的人物在历史的天空中任意翱翔，谁又会找你的麻烦呢？记得读大学时，姚雪垠先生来讲学，他说他写《李自成》仅仅资料卡片都不知写了多少，学历史的博士生做助手。俗话说得好，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呀，真实的有定论的历史人物，怎么能任由你随意涂抹呢，小说也不行，你总得尊重历史的基本史实吧？一部历史小说，人物的基本真实性是要经得起大致的考证的，你总不能写关公战秦琼吧？一些具体的细节，细节中具体的事件，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可以张冠李戴的，或者可以重新编造的，但不能颠倒黑白，更不能把一个自古以来人们都认同了的好人写成坏人！我也写一部小说，在小说里把一个熟悉你母亲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你母亲的人，用你母亲的名字，把她写成一个婊子，你能与我善罢甘休吗？

    这些基本的常识做为一个资深的著名的作家怎么能够不知道呢？说到底了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一个省的作协主席犯这样的错误，说白了，是一个时代道德沦丧的标志！

    翻手覆云覆手雨，任意涂抹历史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最起码以我们这个时代表现得最为严重，唐先生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别说一个小小的杨健，就是伟大的孔子，我们这个时代不照样把他涂抹得一塌糊涂？董仲舒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孔子是天上的太阳，所有对他的攻击就象是往天上扔石头，最后石头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可骂孔子，也是有根有据地骂呀：他是杀了少正卯呀，他是鼓吹仁义道德，他是有好几次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呀，都是确有其事的呀。我们这个时代只不过是站在一个错误的角度去看待他，攻击他，丑化他，也没有无中生有地捕风捉影地说他做司寇时贪污了多少钱呀？“批林批孔”那么恶劣也没有往孔子身上泼大粪，唐先生没根据地污蔑杨健是个贪官就显得很下作很低俗了。

    你知道不妥了，你跟我们的杨学明再三说明，可仅仅是说明，为何不公开道歉呢？你以为这事是你与杨学民先生两个人的事，可以私了吗？翻开我们杨家的族谱看看，我们现在仅仅有高级职称的杨家人就有好几千人，我们杨家人散居全国的大江南北，世界各地，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家族。在这四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中，我们杨家曾出过两名进士，六位通过科举做官的人，十一位将军，还有市长，议员，县处级干部就更多了。在近现代史上与各种风云人物交往密切，出入过杨家花园的名人可谓车载斗量，包括曾国藩，彭玉麟，还有吴佩孚，白崇禧，周恩来，叶剑英等等。可以说我们杨家在这几百年里人才辈出。这也不仅仅是我们杨家人的事，这是我们衡阳地区人民的事，一个上百年来有口皆碑的历史人物，他是衡阳地区人们心中的偶像，是衡阳人民的骄傲，你说是贪官就是贪官了，这怎么得了？上一辈的人大都老了，知道杨健的人们大都死了，下一代又有几个人会去翻历史书呢？特别是地方志一类的书。别说下一代人，就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不会有几个人去考证历史了，人们大都是从历史小说中去了解历史。唐浩明，你颠覆的是湘南人民心中的一座历史的丰碑呀！（据悉杨健墓已被衡阳市某部门偷挖，偷走了陪葬物，白骨乱弃！令人发指！杨家花园也被没文化的市领导指建成了其他人的纪念馆。）

    《三国演义》中把孙权的草船借箭写成了诸葛亮的事，张冠李戴了，可罗贯中没颠倒黑白呀，没有对历史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呀。丑化曹操，可没有给曹操栽赃呀，曹操做的那些事基本上都确有其事，特别是涉及历史人物的事，比如说杀孔融之事。唐浩明在《曾国藩》中瞎编的事也不少，比如彭玉麟本是我们杨家的一个管家，他娶的是我们杨家的养女杨阿秀，这有史可查，唐先生把这段历史乱演义了一番。这样做出于小说的通俗易读，更富有故事性还有情可原，但把一个好人好官写成贪官污吏，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本人是历史老师，记得在给每一届的学生上第一堂历史课时，我都会说：“史者，右手持中，中正之意也。”历史小说虽不是历史著作，可冠之以“历史”之名，就得对历史有一个最基本的尊重，对历史人物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礼貌。要知道看历史小说的人远比看历史学术著作的人多得多。以讹传讹，这历史就以讹的形式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了，这又怎么得了？

     注重名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对奸臣劣绅恶棍匪徒们的一种威摄和惩戒。如果身后的历史可以任由人们涂抹，颠倒黑白地戏说，只一句“我写的不是历史著作”就可以解脱了，我们这注重名节又从何谈起呢？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实用嘴脸，最终造就的当然就是为非作歹地肆无忌惮的恶人了：“我死了后，哪怕洪水滔天！”

    作家，是国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再造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对于社会道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今中国社会信用缺失，道德沦丧，假货横行，人民无耻，官员无德，是谁造成的？是你，是我，是他！我们谁又能脱得了干系？责怪过去的掌权者，责怪过去了的政治，用文为时而作来开脱自己的责任，可以吗？又有用吗？谁又逃得掉时代的惩罚？我们正在自食其果哩！

    民族的灵魂需要重塑，社会的道德需要重建，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历史人物你都可以任意颠倒黑白，那可是深入人心有口皆碑的人物呀，这样的人你都可以依自己的一已一时之需而任意涂抹，那么对于现实的人物，那不更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了？想要他白就白，想要他黑就黑，说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不好也好；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不坏也坏。那还有什么可以畏惧，还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呢？人们大可以放胆地及时行乐，死而后已了，哈哈，还是西门庆最伟大！

    可怕，不敢想象。把一个有口皆碑著名的历史人物写成贪官，他的后人当然会拍案而起，群起而攻之了。不仅仅如此，当地人民也将会疑惑不解了。如果名气并不是很大的好人，又会怎样呢？或者，如果你把一个坏人戏说成了一个好人，又会怎样呢？

    可怕，一个省的作协主席，资深的著名作家都这样的不负责任，仅仅表示：“将在其今后的作品中对杨健给以重新评价和说明。”笑话，还用得着你来重新评价？说得也太轻描淡写了吧？没有一点歉意，更别说诚意了！孔夫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知错了，为何不向社会向衡阳家乡父老，向杨家公开道歉？到杨健神道碑前磕个头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问题是他并没有认识到错误，他还要“重新评价”和“说明”！

    很惭愧，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很早以前我也读过，我在上卷第269页也曾经注目停留过，可我这个知道杨健的杨家后人，而且是专门学历史教历史的人，读《曾国藩》时也仅仅是沉迷在唐先生的演义中而没有就此事进行深究，也没想过要深究，当时也就是笑笑：小说嘛，何必当真？也就无所畏地看过去了。直到叔叔把2011年12月23日的《衡阳晚报》第七版给我看时，我才猛然如胸遭一拳。惭愧惭愧，愧对祖宗，我们都被愚弄得习以为常了，也正是我们这种麻木不仁使得上个世纪中华民族差点亡国灭种，也正是这种无所畏地任意宰割历史，任意涂抹历史人物，才让我们的国家人民遭受到这么大的苦难，造成了现代社会道德沦丧，信用缺失，人民无耻，官员无德，可怕！

    哀乐声中，我们披麻戴孝地跪在姑姑的灵棺前追思着姑姑她老人家慈爱平凡的一生，我想，我想什么呢？是人生的苦短还是人世诡狤呢？辛弃疾说：“赢得身前生后名，可怜白发生！”这身前生后名又有什么用呢？多来几个唐浩明不是什么都没有用了吗？尽情吃喝嫖赌挥霍无度地享受人生吧，哪怕贪污受贿贪赃枉法作恶多端也无所谓，不就一死吗？死了都一样，管它名节不名节，唐先生您说对吗？

    注：杨健（1764—1843）衡阳人，嘉庆年（1796年）进士及第，授户部主事，累官郎中，外任府，道，运司，藩司。道光初年，升任湖北巡抚。他为官清廉，除民疾苦，官声斐然，政绩显著。在湖北任期间，带头捐银督修水利，湖北钟详为他建生祠，并把他督修的堤坝命名为“杨公堤”。湖北巡抚任满二期后被道光贬为三品顶戴退休回乡（原从二品）。原因是因湖广总督嵩孚被指控在荆门知州人选上“保荐非人”杨健以“不先发觉”的罪名遭人借端攻击，被道光勒令退休。道光二十五年（1843年）在衡阳病逝，朝庭赠封正二品“资政大夫”官衔安葬，即是朝庭已经为他平反正名了，而且还升了一级。曾国藩对他的评介是“性敦孝友，公正廉明”，大儒宋翔凤说他“完节终始，身退名留”，同治版《清泉县志》说：“生平推诚待人不设城府而操守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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