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冯存孝》之二（如要改编，请与作者联系）
第二章 积极分子
冯六成当了冯村西街的武委会主任一事，对十来岁的冯存孝影响很大，使他认识到跟着共产党走，听党的话，凡事积极些，也能成为出人头地的人物。
一九五四年已经上了高小的冯存孝积极参加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活动，并很快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七年五月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冯存孝更是参与宣传、动员的积极分子。
一九五七年已经是中学生的冯存孝在整党中也非常想给村干部提意见（当时的中学生，还有高小生经常参加村里晚上召开的各类会议），帮共产党整风，但不了解情况，加上年轻，也就无法表现自己。但在后期“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中，冯存孝充分地展露了自己的头角，在学校里发言踊跃，写稿积极。县城中学最早揪出来的五个右派分子中，有三个是冯存孝的任课老师：教语文的“班级任”都士仁、教历史的“北京王”和教地理的曹老师。冯存孝为表现自己政治觉悟高和痛恨右派分子，便搜肠刮肚地回忆三位老师平时对党、对社会主义、对现实的各种不满言论，陆续写成文字报告给县中学的整风领导小组。最后，都士仁被开除党籍，“北京王”被送回到北京郊县的农村老家，曹老师被下放到水库劳动。这种情况虽然不完全是冯存孝写了几份检举材料的直接结果，但至少他写的材料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
县中学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授意下，准备发展几个在整风反右中表现积极的师生入党，当时叫“火线入党”，发展对象中除了三个老师外，还有初中毕业班的两个学生（那个时候的初中生年龄都偏大，最小的十四五岁，最大的一个都二十三岁了，是两个孩子的爹了；各班学生中几乎都有在村里入了党的党员，在学生中发展新党员也是很自然的事），其一就是二十来岁的冯存孝，符合入党年龄了。县中学党支部预备会上征求大家对这几个入党积极分子的意见时，多数党员看不上冯存孝，公开的理由是说他爱出风头，脱离群众，同学们都不太喜欢他等等，内心的理由是嫌这个冯存孝落井下石，陷害老师（“陷害”一词是党员们背后的说法，其实冯存孝写的材料并没有胡编乱造，只是在定性上过于像后来的“上纲上线”，害人不浅），实在不想让冯存孝这样的人混到党里来做害群之马。
当城市里的“整风运动”发展到“整风反右运动”、“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农村中的运动又加上了“坚决打退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内容，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批判，再斗争，同时把改造懒汉、二流子的工作也纳入到运动中，省报在报导农村运动的消息时不断出现类似于“谁敢攻击社会主义，我们就用锄头消灭他”这样的大标题，反右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冯存孝初中毕业回到农村后反右运动还没有结束，他继续努力地表现自己，甚至学着当年冯六成打冯承礼的样子，对斗争对象像对待猪狗一样地拳打脚踢，让善良的农民很是看不惯。最富戏剧性的是，四十多岁的冯六成被定为了西街的“坏分子”，他在初级社时因偷窃被抓过，高级社时又因赌博被拘留过，便被定为了“狗改不了吃屎的一贯吃喝嫖赌的坏分子”，由社员们监督劳动，在反右运动中自然也把他列入了斗争对象。当冯存孝在群众大会上使劲儿煽冯六成嘴巴子的时候，村里人倒是挺解恨的，人群里一再有人喊：“活该，活该！你冯六成也有今天！”好像还有人做了一句“哲学”总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呵。”
冯存孝对自己在初中毕业前没有入上党是非常不甘心的，便决心在农村的反右运动中争取能很快入党。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表现太过头了，群众有看法，更让党员们不满意。农村中的党员多数是正派人，又富有同情心，是实打实地干出来的，尽管他们也常喊虚口号，说些政治套话、大话，具有阳奉（应付上级）阴违（不让群众太受伤害）的办事本领，但不轻易得罪人，不干伤天害理的事。西街的党员们没有人批评过冯存孝的做法、作风，但背地里却都说他“不正经”，“心眼孬”，“太阴”。所以，一九五七年冬天（或许是一九五八年春天）西街党支部讨论冯存孝的入党问题时，没有一个党员举手，连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也不举手，而且也不问大家为什么不举手，就这么“悄没声息”地、大家心照不宣地没有通过冯存孝的入党申请。有意思的是，被讨论通过的另两个入党申请者恰恰都是反右运动的逍遥派，这两个人就知道老老实实地干活，公公正正地记工分（其中一个是记工员），不声不响地为农业合作社做好事，如给合作社修理农俱呀，庄稼成熟时义务为合作社看青、护青呀等等。这两个人的顺利入党，在非党群众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人心是杆秤呵。
党中央一九五六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消灭麻雀的运动在一九五八年的全国范围内进入高潮。一心想钻进西街团支部领导班子的冯存孝就向团支部书记提出建议，团员和青年应该成为消灭“四害”的主力军，团支部应该成为消灭“四害”的司令部，通盘指挥这场运动。团支部书记没有理由当面拒绝这个革命化建议，便搪塞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我得请示一下党支部，看党支部是否同意由青年团来领导这场运动。”
冯存孝说：“走，我陪你去请示党支部。”
党支部和村里的老农们都认为消灭麻雀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千万年来，麻雀都是以吃虫子为主，只有在冬天才到处寻找粮食吃，为害极为有限。农民对麻雀的认识水平，竟然和著名的生物学家们处在同一个档次上，真是让人敬佩。一九五六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曾专门搞了一场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焴、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农民和农村干部当然不敢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但可以应付，在这件事上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但是，面对团支部书记带来的冯存孝的革命化建议，党支部的几个干部便没有理由拒绝，不愿意落个“打击青年人的积极性”的名声，再说，团支部若能把这个任务包下来，还省了党支部“老鼻子”的事呢，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表态：“消灭麻雀的事情就由你们团支部全部包下来吧。”
团支部“通令”各家：谁家院子里若落有一只麻雀，必须交出五只麻雀“将功补过”，还可补记五分工，没有达到“补过”要求者则要倒扣五分工。这样一来，家家白天都必须留人轰赶麻雀，一家人吃饭分两拨，一拨在屋里吃饭，另一拨在院子里轰赶麻雀，不让麻雀落在自家院子里。团支部则组织全村青少年在村外逐树追赶，敲锣、敲敲、敲脸盆、吹各种响器；晚上则搬梯子到各家房檐下掏麻雀窝，一连气战斗三天，消灭麻雀近万只。
冯村如此，全国怎么样？科学文化发达的首都又怎么样？且看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得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饵区和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突击队进行掏窝、堵窝。”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四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导，描述更加详细，文章最后写道：“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了这样动人的奇迹。”
冯村组织严密的消灭麻雀的辉煌战果也上了省报，冯存孝既是大战麻雀的英雄，又是优秀的指挥员，在西街团支部改选时果然当上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
大量消灭麻雀“惩罚”大自然的结果，很快就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一九五九年春天，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上的树叶儿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到了文革期间，这些科学家们全都倒了霉，他们被扣上各种吓人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被长期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朱洗先生虽然已经在一九六二年逝世了，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一九五八年，团支部宣传委员冯存孝在大跃进中真是精力旺盛，表现非凡。那一年夏收之后，他组织了三个宣传组，一个是五个人的读报组，巡回为种地的、锄地的、炼铁的、深翻土地的公社社员们读报；一个是三个人的文字组，以编写黑板报和投寄稿件为主；一个是以十来个在校学生为主的文艺组（大跃进时代的学生很少上课），以演出节目的形式鼓动群众大跃进。
冯存孝领导的宣传组绝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完全相信党报上报导的消息都是真实的。比如说，一九五八年六月初报纸上先是报导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首放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五六天后就被河北省魏县的亩产小麦2394斤所打破。另有资料说，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是由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即遂平县嵖岈公社放出来的，亩产3800斤（这个公社一九六0年饿死四千多人）。接下来的高产卫星是：
湖北谷城亩产4353斤；
河南商丘县亩产4689斤；
河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突破了单产5000斤大关）；
河南西平县再创7320斤记录；
湖北孝感突破水稻亩产1万斤大关；
湖北麻城报出亩产36900多斤，号称“天下第一田”；
安徽繁昌县放了亩产43075斤的卫星；
四川郫县放出了亩产82525斤的特大卫星；
广西环江则放出了亩产130434斤的超级卫星。
有种地经验的老农们都不相信这些消息是真实的。有个老农很认真地疑问道：“存孝，你念的这些报纸真是党报吗？该不是县里的干部为了胡弄群众大跃进，用自己胡编乱造的报纸来冒充党报吧？”
冯存孝急忙解释：“二叔，你瞎说啥呀？你看，你看，报纸上还登着毛主席视察河北徐水县时的照片呢。”很快找出那张（八月六日前后的）报导毛主席八月四日视察徐水县的报纸，递给二叔看毛主席喜气洋洋的照片，又抽回来念了报导中的毛主席的几句原话：“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干活的社员们舒了一口气：“噢，连毛主席那么大学问的人都相信那么高的产量是真的，那就一定是真的了。──打那么多粮食，社员们吃不完怎么办？”
读报组的小青年说：“你不用发愁，毛主席给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每天吃五顿饭。”
社员们还是想不开：“要是一个人每顿饭能吃三个窝窝头儿，要是一天改成吃五顿饭，他还能顿顿吃三个窝窝头儿吗？那可是十五个窝窝头儿呵！饭顿增加了，人的饭量不一定跟着增加，那么多粮食还是吃不完呀。……”
读报组的小青年又翻报纸：“别着急，毛主席还出了一个好主意呢──对，在这里，这是八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我给你们念念：‘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呀？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社员们这回真地放了心：“还是毛主席英明，比咱们想得周到，以后少种粮食是个好办法，可不要年年搞大跃进了，真是累死人了。”
文字组写的黑板报以表扬好人好事为主，人们也愿意看，并且盼望着自己能多上几次黑板报。
人们更愿意看文艺组的演出节目，不仅可以借机会休息休息，还可以逗逗那些学生孩子们，彼此乐呵乐呵。好多节目都是冯存孝从报刊上找来的好内容。比如山东省范县（后来属河南省）提出了要在一九六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县委第一书记用一首诗概括了范县的共产主义美景，冯存孝就让文艺组以集体朗诵的形式表演给大家看，给社员们带来了无限的憧憬。这首诗是这样描绘那未来的美景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
顿顿可吃四个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
各种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
天堂不如新乐园。
后来有人传出，当毛主席在《宣教动态》上看到范县的报导后很高兴，提笔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冯村人几乎熟知大跃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口号，这功劳应归于冯存孝领导的三个宣传组，因为他们及时宣读、书写和表演了这些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前人不敢做的事，我们现在做了。
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
思想不冻，地不冻。
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
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
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天变夏天。
肉掉了，血流干，骨头架子撑三天。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大炼钢铁深翻地，超英赶美创奇迹。
深翻一丈多，找到麦子窝，工人磨好面，农民吃馍馍。
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有一个村子在大炼钢铁时提出的口号是：
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
有个地方提出了“三天扫除文盲”的口号。不少学校设置了“跃进班”，让入学儿童在三四年里就能“高小毕业”。有个地方办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提出的口号是“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
对毛主席有关未来社会设想做了最具体、最形象的阐发的，当属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成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将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的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冯村对农业生产的军事化管理早于全县，因为报纸上传来什么消息，冯存孝就督促党支部赶快“跟风”，于是，农业社、生产队改成了班、排、连、营的建制，根据体力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等等，上下工都得排队，或按口令行进，或高唱革命歌曲出发。为了集合的速度快，各家的院墙一律扒倒，形成“四通八达”的所谓“农村城市化”的格局。
冯村大办公共食堂也早于全县。过去一家一户吃饭，烧几把麦秸或其他软柴禾就能做一顿饭，各生产队办起食堂后则必须烧木柴，否则做不熟大锅饭。还有修水库，烧烤深翻土地后的大量生土以便能种庄稼，更消耗了很多木柴，以致村里村外的像样的树木全都砍光了。
大跃进就是大浪费，更是大破坏，“左”旋风不断升级，发展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拔白旗、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冯村便开始了饿死人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时代。
两年来，西街党支部始终处在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来自上面的各种压力，生产要放卫星，炼铁要完成任务，修水库还不断加大工作量，公共食堂要大办，文化活动要掀高潮等等，另一方面是广大社员的不满，越来越难管，还有团支部冯存孝几个年轻人翻着花样地出主意，瞎折腾，压制是不行的，支持又不情愿。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进入一九六0年后社员们没有饭吃了可是个天大的问题，各大队连库存的粮食种子都吃光了，“低标准”低不下去了，“瓜菜代”也代不成了，人们靠晒太阳生养生息，普遍得了浮肿病，老弱病残不断有人饿死，很多妇女闭经，新生儿夭折率增高，县里给调拨来的几千斤红薯干儿也快吃完了。党支部也曾想过停办食堂的问题，可是，社员家的铁锅在一九五八年已经全都扔进炼铁炉里了，早就没有条件自己做饭了，各队的食堂也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南街的集市交易被取消两年多了，切断了人们互通有无的一条生路。牲口不断饿死，从长远看是坏事，但每家多少能分到几口肉吃，让老人和孩子们见见久违了的油星儿。人们背井离乡的情景是从一九六0年春节后的农历正月初六那天开始的，讨吃要饭的，投亲靠友的，重新走上老辈人“闯关东”、“走西口”的老路的，盲流到大城市当临时工的，去向不明而又不知所终的，社、队干部挡不住这股决堤的洪流，也只好任其流去。
大跃进中的干将和急先锋冯存孝在村里成了臭狗屎，大人孩子们见到他都侧目而过，没有人理他，好像这一切灾难都是他造成的。
一天凌晨，冯存孝告别了始终是村里的小人物的父母，背着一个小行李卷儿，也远走他乡了。他得活命呀。
第二章 积极分子
冯六成当了冯村西街的武委会主任一事，对十来岁的冯存孝影响很大，使他认识到跟着共产党走，听党的话，凡事积极些，也能成为出人头地的人物。
一九五四年已经上了高小的冯存孝积极参加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活动，并很快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七年五月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冯存孝更是参与宣传、动员的积极分子。
一九五七年已经是中学生的冯存孝在整党中也非常想给村干部提意见（当时的中学生，还有高小生经常参加村里晚上召开的各类会议），帮共产党整风，但不了解情况，加上年轻，也就无法表现自己。但在后期“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中，冯存孝充分地展露了自己的头角，在学校里发言踊跃，写稿积极。县城中学最早揪出来的五个右派分子中，有三个是冯存孝的任课老师：教语文的“班级任”都士仁、教历史的“北京王”和教地理的曹老师。冯存孝为表现自己政治觉悟高和痛恨右派分子，便搜肠刮肚地回忆三位老师平时对党、对社会主义、对现实的各种不满言论，陆续写成文字报告给县中学的整风领导小组。最后，都士仁被开除党籍，“北京王”被送回到北京郊县的农村老家，曹老师被下放到水库劳动。这种情况虽然不完全是冯存孝写了几份检举材料的直接结果，但至少他写的材料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
县中学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授意下，准备发展几个在整风反右中表现积极的师生入党，当时叫“火线入党”，发展对象中除了三个老师外，还有初中毕业班的两个学生（那个时候的初中生年龄都偏大，最小的十四五岁，最大的一个都二十三岁了，是两个孩子的爹了；各班学生中几乎都有在村里入了党的党员，在学生中发展新党员也是很自然的事），其一就是二十来岁的冯存孝，符合入党年龄了。县中学党支部预备会上征求大家对这几个入党积极分子的意见时，多数党员看不上冯存孝，公开的理由是说他爱出风头，脱离群众，同学们都不太喜欢他等等，内心的理由是嫌这个冯存孝落井下石，陷害老师（“陷害”一词是党员们背后的说法，其实冯存孝写的材料并没有胡编乱造，只是在定性上过于像后来的“上纲上线”，害人不浅），实在不想让冯存孝这样的人混到党里来做害群之马。
当城市里的“整风运动”发展到“整风反右运动”、“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农村中的运动又加上了“坚决打退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内容，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批判，再斗争，同时把改造懒汉、二流子的工作也纳入到运动中，省报在报导农村运动的消息时不断出现类似于“谁敢攻击社会主义，我们就用锄头消灭他”这样的大标题，反右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冯存孝初中毕业回到农村后反右运动还没有结束，他继续努力地表现自己，甚至学着当年冯六成打冯承礼的样子，对斗争对象像对待猪狗一样地拳打脚踢，让善良的农民很是看不惯。最富戏剧性的是，四十多岁的冯六成被定为了西街的“坏分子”，他在初级社时因偷窃被抓过，高级社时又因赌博被拘留过，便被定为了“狗改不了吃屎的一贯吃喝嫖赌的坏分子”，由社员们监督劳动，在反右运动中自然也把他列入了斗争对象。当冯存孝在群众大会上使劲儿煽冯六成嘴巴子的时候，村里人倒是挺解恨的，人群里一再有人喊：“活该，活该！你冯六成也有今天！”好像还有人做了一句“哲学”总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呵。”
冯存孝对自己在初中毕业前没有入上党是非常不甘心的，便决心在农村的反右运动中争取能很快入党。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表现太过头了，群众有看法，更让党员们不满意。农村中的党员多数是正派人，又富有同情心，是实打实地干出来的，尽管他们也常喊虚口号，说些政治套话、大话，具有阳奉（应付上级）阴违（不让群众太受伤害）的办事本领，但不轻易得罪人，不干伤天害理的事。西街的党员们没有人批评过冯存孝的做法、作风，但背地里却都说他“不正经”，“心眼孬”，“太阴”。所以，一九五七年冬天（或许是一九五八年春天）西街党支部讨论冯存孝的入党问题时，没有一个党员举手，连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也不举手，而且也不问大家为什么不举手，就这么“悄没声息”地、大家心照不宣地没有通过冯存孝的入党申请。有意思的是，被讨论通过的另两个入党申请者恰恰都是反右运动的逍遥派，这两个人就知道老老实实地干活，公公正正地记工分（其中一个是记工员），不声不响地为农业合作社做好事，如给合作社修理农俱呀，庄稼成熟时义务为合作社看青、护青呀等等。这两个人的顺利入党，在非党群众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人心是杆秤呵。
党中央一九五六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消灭麻雀的运动在一九五八年的全国范围内进入高潮。一心想钻进西街团支部领导班子的冯存孝就向团支部书记提出建议，团员和青年应该成为消灭“四害”的主力军，团支部应该成为消灭“四害”的司令部，通盘指挥这场运动。团支部书记没有理由当面拒绝这个革命化建议，便搪塞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我得请示一下党支部，看党支部是否同意由青年团来领导这场运动。”
冯存孝说：“走，我陪你去请示党支部。”
党支部和村里的老农们都认为消灭麻雀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千万年来，麻雀都是以吃虫子为主，只有在冬天才到处寻找粮食吃，为害极为有限。农民对麻雀的认识水平，竟然和著名的生物学家们处在同一个档次上，真是让人敬佩。一九五六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曾专门搞了一场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焴、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农民和农村干部当然不敢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但可以应付，在这件事上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但是，面对团支部书记带来的冯存孝的革命化建议，党支部的几个干部便没有理由拒绝，不愿意落个“打击青年人的积极性”的名声，再说，团支部若能把这个任务包下来，还省了党支部“老鼻子”的事呢，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表态：“消灭麻雀的事情就由你们团支部全部包下来吧。”
团支部“通令”各家：谁家院子里若落有一只麻雀，必须交出五只麻雀“将功补过”，还可补记五分工，没有达到“补过”要求者则要倒扣五分工。这样一来，家家白天都必须留人轰赶麻雀，一家人吃饭分两拨，一拨在屋里吃饭，另一拨在院子里轰赶麻雀，不让麻雀落在自家院子里。团支部则组织全村青少年在村外逐树追赶，敲锣、敲敲、敲脸盆、吹各种响器；晚上则搬梯子到各家房檐下掏麻雀窝，一连气战斗三天，消灭麻雀近万只。
冯村如此，全国怎么样？科学文化发达的首都又怎么样？且看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得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饵区和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突击队进行掏窝、堵窝。”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四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导，描述更加详细，文章最后写道：“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了这样动人的奇迹。”
冯村组织严密的消灭麻雀的辉煌战果也上了省报，冯存孝既是大战麻雀的英雄，又是优秀的指挥员，在西街团支部改选时果然当上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
大量消灭麻雀“惩罚”大自然的结果，很快就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一九五九年春天，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上的树叶儿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到了文革期间，这些科学家们全都倒了霉，他们被扣上各种吓人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被长期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朱洗先生虽然已经在一九六二年逝世了，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一九五八年，团支部宣传委员冯存孝在大跃进中真是精力旺盛，表现非凡。那一年夏收之后，他组织了三个宣传组，一个是五个人的读报组，巡回为种地的、锄地的、炼铁的、深翻土地的公社社员们读报；一个是三个人的文字组，以编写黑板报和投寄稿件为主；一个是以十来个在校学生为主的文艺组（大跃进时代的学生很少上课），以演出节目的形式鼓动群众大跃进。
冯存孝领导的宣传组绝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完全相信党报上报导的消息都是真实的。比如说，一九五八年六月初报纸上先是报导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首放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五六天后就被河北省魏县的亩产小麦2394斤所打破。另有资料说，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是由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即遂平县嵖岈公社放出来的，亩产3800斤（这个公社一九六0年饿死四千多人）。接下来的高产卫星是：
湖北谷城亩产4353斤；
河南商丘县亩产4689斤；
河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突破了单产5000斤大关）；
河南西平县再创7320斤记录；
湖北孝感突破水稻亩产1万斤大关；
湖北麻城报出亩产36900多斤，号称“天下第一田”；
安徽繁昌县放了亩产43075斤的卫星；
四川郫县放出了亩产82525斤的特大卫星；
广西环江则放出了亩产130434斤的超级卫星。
有种地经验的老农们都不相信这些消息是真实的。有个老农很认真地疑问道：“存孝，你念的这些报纸真是党报吗？该不是县里的干部为了胡弄群众大跃进，用自己胡编乱造的报纸来冒充党报吧？”
冯存孝急忙解释：“二叔，你瞎说啥呀？你看，你看，报纸上还登着毛主席视察河北徐水县时的照片呢。”很快找出那张（八月六日前后的）报导毛主席八月四日视察徐水县的报纸，递给二叔看毛主席喜气洋洋的照片，又抽回来念了报导中的毛主席的几句原话：“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干活的社员们舒了一口气：“噢，连毛主席那么大学问的人都相信那么高的产量是真的，那就一定是真的了。──打那么多粮食，社员们吃不完怎么办？”
读报组的小青年说：“你不用发愁，毛主席给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每天吃五顿饭。”
社员们还是想不开：“要是一个人每顿饭能吃三个窝窝头儿，要是一天改成吃五顿饭，他还能顿顿吃三个窝窝头儿吗？那可是十五个窝窝头儿呵！饭顿增加了，人的饭量不一定跟着增加，那么多粮食还是吃不完呀。……”
读报组的小青年又翻报纸：“别着急，毛主席还出了一个好主意呢──对，在这里，这是八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我给你们念念：‘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呀？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社员们这回真地放了心：“还是毛主席英明，比咱们想得周到，以后少种粮食是个好办法，可不要年年搞大跃进了，真是累死人了。”
文字组写的黑板报以表扬好人好事为主，人们也愿意看，并且盼望着自己能多上几次黑板报。
人们更愿意看文艺组的演出节目，不仅可以借机会休息休息，还可以逗逗那些学生孩子们，彼此乐呵乐呵。好多节目都是冯存孝从报刊上找来的好内容。比如山东省范县（后来属河南省）提出了要在一九六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县委第一书记用一首诗概括了范县的共产主义美景，冯存孝就让文艺组以集体朗诵的形式表演给大家看，给社员们带来了无限的憧憬。这首诗是这样描绘那未来的美景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
顿顿可吃四个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
各种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
天堂不如新乐园。
后来有人传出，当毛主席在《宣教动态》上看到范县的报导后很高兴，提笔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冯村人几乎熟知大跃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口号，这功劳应归于冯存孝领导的三个宣传组，因为他们及时宣读、书写和表演了这些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前人不敢做的事，我们现在做了。
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
思想不冻，地不冻。
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
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
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天变夏天。
肉掉了，血流干，骨头架子撑三天。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大炼钢铁深翻地，超英赶美创奇迹。
深翻一丈多，找到麦子窝，工人磨好面，农民吃馍馍。
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有一个村子在大炼钢铁时提出的口号是：
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
有个地方提出了“三天扫除文盲”的口号。不少学校设置了“跃进班”，让入学儿童在三四年里就能“高小毕业”。有个地方办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提出的口号是“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
对毛主席有关未来社会设想做了最具体、最形象的阐发的，当属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成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将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的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冯村对农业生产的军事化管理早于全县，因为报纸上传来什么消息，冯存孝就督促党支部赶快“跟风”，于是，农业社、生产队改成了班、排、连、营的建制，根据体力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等等，上下工都得排队，或按口令行进，或高唱革命歌曲出发。为了集合的速度快，各家的院墙一律扒倒，形成“四通八达”的所谓“农村城市化”的格局。
冯村大办公共食堂也早于全县。过去一家一户吃饭，烧几把麦秸或其他软柴禾就能做一顿饭，各生产队办起食堂后则必须烧木柴，否则做不熟大锅饭。还有修水库，烧烤深翻土地后的大量生土以便能种庄稼，更消耗了很多木柴，以致村里村外的像样的树木全都砍光了。
大跃进就是大浪费，更是大破坏，“左”旋风不断升级，发展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拔白旗、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冯村便开始了饿死人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时代。
两年来，西街党支部始终处在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来自上面的各种压力，生产要放卫星，炼铁要完成任务，修水库还不断加大工作量，公共食堂要大办，文化活动要掀高潮等等，另一方面是广大社员的不满，越来越难管，还有团支部冯存孝几个年轻人翻着花样地出主意，瞎折腾，压制是不行的，支持又不情愿。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进入一九六0年后社员们没有饭吃了可是个天大的问题，各大队连库存的粮食种子都吃光了，“低标准”低不下去了，“瓜菜代”也代不成了，人们靠晒太阳生养生息，普遍得了浮肿病，老弱病残不断有人饿死，很多妇女闭经，新生儿夭折率增高，县里给调拨来的几千斤红薯干儿也快吃完了。党支部也曾想过停办食堂的问题，可是，社员家的铁锅在一九五八年已经全都扔进炼铁炉里了，早就没有条件自己做饭了，各队的食堂也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南街的集市交易被取消两年多了，切断了人们互通有无的一条生路。牲口不断饿死，从长远看是坏事，但每家多少能分到几口肉吃，让老人和孩子们见见久违了的油星儿。人们背井离乡的情景是从一九六0年春节后的农历正月初六那天开始的，讨吃要饭的，投亲靠友的，重新走上老辈人“闯关东”、“走西口”的老路的，盲流到大城市当临时工的，去向不明而又不知所终的，社、队干部挡不住这股决堤的洪流，也只好任其流去。
大跃进中的干将和急先锋冯存孝在村里成了臭狗屎，大人孩子们见到他都侧目而过，没有人理他，好像这一切灾难都是他造成的。
一天凌晨，冯存孝告别了始终是村里的小人物的父母，背着一个小行李卷儿，也远走他乡了。他得活命呀。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