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冯存孝》之一：故事梗概和第一章正文（如要改编，请与作者联系）
中篇小说《冯存孝》故事梗概
冯存孝从小就想成为一个让村里人世代称颂、敬重的人，比如说成为举人、秀才之类。土改时曾经是前清秀才的冯承礼被定成了地主，被民兵看管中失踪，生死不明，而有劣迹的冯六成却被土改工作组扶持为积极分子，升任为武委会主任。这件事启发了少年冯存孝，决心在政治上很好表现，以求出人头地，在统购统销、合作化中积极参与宣传，在反右运动中勇敢地给老师写大字报，在“除四害“运动中成为消灭麻雀的实际指挥者，成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大跃进中更成了推波助澜的急先锋，一直到“三年困难时期”为避免被饿死，“盲流”到北方一家军工厂当了临时工。
当了分厂调度员的冯存孝成了学雷锋标兵和学毛著积极分子，并终于入了党，又衷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夺权”后当了分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他衷心拥戴的林副统帅折戟沉沙于温都尔罕事件，把他的精神彻底击溃。冯存孝整天缺氧般地盘旋在云雾里，找不到任何附着点。今后的目标是什么？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让人相信、值得人信赖？冯存孝彻底失重了，从此远离政治，开始回到“地面”上过起了俗人日子，在炒股和倒腾文物中发了大财，买了一座别墅，经常请老同志聚餐，喝醉了就讲他这一生中各个时期的故事，让听的人感慨系之，难以评说。。
冯存孝
七十多岁的冯存孝仰仗着身体素质好，这几年嗜酒成性，昨天晚上终于醉得性命难保，被酒友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护送到医院抢救，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
靠炒股和倒卖文物发了大财、住上了别墅的冯存孝从前年起，几乎天天请人喝酒，每次都喝得醉醺醺地。他请的人有老乡，有历年来的一些领导（当然都早已经退休或离休了），有过去的朋友和同事，甚至包括曾经跟他有过矛盾、当面或背后整过他的人。他喝醉后的突出特点是话多，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的故事。当他说“想起当年哪，当年，……”，下面就开讲他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当他说“我这一生啊，一生，……”，这是要讲他中年以后的故事；当他说“我的现在啊，现在，……”，这是要对他的一生做总结，发感慨，或介绍他这几年在倒腾文物中发生的惊险离奇故事。他现在倒腾文物已不完全是为了挣钱，而是成了一种收藏嗜好。他的别墅里有一间专门陈列文物的房间，真品、仿品都有。这种经历丰富的人，故事当然也就很多，所以，凡被他请去喝过酒的人几乎都能讲他的故事，了解他的一生经历，甚至包括他们村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一起喝酒的人都是七十岁左右甚至近八十岁的老同志，即使当年有酒量的人也不敢多喝，只是愿意聚一聚，帮他花花钱，更为了听他讲过去的故事和这几年他在天南地北的见闻。他最近讲的最多的还是他们村里过去发生的事情（老年人多半都爱忆旧），除非你听烦了，让他“打住”，他才开始讲他后来的故事。
第一章 冯村遗事
冯存孝出生在一个叫做“冯村”的中原农村，后来属于“晋冀鲁豫”老解放区。
冯村是个大集镇，有东、西、南、北四大街，相对独立，各有自己的村公所和村长，等于一个冯村有四个村长。冯村中间是上百亩大的公共用地，东面偏高的部分有三座庙，即关帝庙、龙王庙和土地庙，人们习惯上管这个地方叫三庙台。四街的人们盖房时常常从这块公共用地上挖土，三庙台的西面便形成了一个大水坑。三庙台是四街人传统文化活动的中心，每年二、三月份还有两个庙会。三庙台西面的大水坑既是四街的分界，也是四街人每年夏天的公共洗浴场所。
冯村的东街姓氏杂，多是外来户；西街最富，人口多，三分之二是冯性；南街李家是大姓，也最热闹，因为集市设在南街；北街郭姓是大户，祖上曾出过一个武状元，郭氏家庙里挂着一块雕着“武魁”两个金字的大匾便是证明。
冯存孝所在的西街，冯家是老住户，最远的亲缘关系甚至超过了十代，但姓冯的人的凝聚力一直很强，几乎所有的冯姓人都为袓上曾出过一个进士而自豪。
冯村西街的人大都长寿，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八九十岁的老人就有十几个，甚至有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还能天天干活儿，早晨早早地起来背个糞筐到村外去捡糞，上午到地里割一筐草，下午到林子里搂一大筐柴禾，但是冯家的族长却是七十多岁的冯承礼，大概是因为他是前清的最后一批秀才吧，有文化。
冯村四街的文化氛围很浓，不管门楼大小、阔气还是简陋，门楣上大都雕刻有“诗礼传家”、“耕读人家”、“书香门第”等字样，成年人几乎都能用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道理教育自己的子女。冬天农闲的时候，几家孩子聚在一起在某一位家长指导下诵、写《三字经》、《百家姓》、《世间杂字》、《千字文》、《明贤集》者有之，青年男女在某家大院子里练武者有之，中老年人聚在一起听人念民间“唱本”者有之，会笙、箫、笛、琴、唢呐和弦子、二胡、板胡的聚在一起演奏乐器或教青少年背诵“工尺谱”者有之。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冯村人大都心态平和，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对戏曲、新文艺和古今中外的事情也大都感兴趣。冯村也有几个懒汉、二流子，有的因为赌博输掉了家产，成了穷光蛋；有的天生好吃懒做，或者偷鸡摸狗混日子，或者跟土匪勾勾搭搭作引线，靠得些不义之财过光景。冯村的老人们也曾试图挽救过这些人，但成效不大。直到来了共产党，冯村一带成了解放区，土匪销声匿迹了，加上那时候的八路军政府号召大家发家致富，鼓励生产，这些人才大体上安静了下来，或粗枝大叶地耕种自家的几亩薄地糊口，或靠给富裕人家做帮工度日，还有的用一个高一点儿的大“马札子”在当街支一个柳编篮子，用“姜太公钓鱼”的方式卖些烟卷儿、花生什么的，或者当起了货郎，走街串巷地卖些针头线脑。
每当冯存孝回忆起冯村留给他的这些美好印象或虽不美好但却有趣儿、并令人感慨的景象时，他的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甚至表现出很陶醉的样子。
冯村认得字的人不少，冯存孝的父母却是文盲，但良好的文化环境让聪明的冯存孝在没有正式上学前就已经认识好几百字了，还会讲不少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各类故事。冯存孝一家从祖上就穷，虽然不常被人欺负，但也不被人看得起，在村里属于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可有可无的人家。所以，冯存孝从小就想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向往做一个人们传说中的进士，至少像冯承礼那样做一个秀才，让村里人世代称颂，让全村人个个敬重。他知道进士、秀才是老辈子的事，是“旧社会”的事，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只是偶而想想而已。在冯村，他最敬佩冯承礼的人品和做事方式。
据大人们讲，冯承礼曾经背着一褡裢“铜子儿”（钱币）只身进过土匪窝，赎回了被抢去多日的村里的两个外姓妇女，后来还和土匪头子做了朋友。日本人来了以后，冯承礼还引荐这个当土匪头子的朋友带着几个弟兄参加了国军，开到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听说他的这个土匪朋友后来还升任了营长。千不该万不该，冯承礼把几个不愿意去当兵的土匪领回到了村里，安排他们给几个富裕的人家当了“扛活的”。第三年头上，这几个曾经当过土匪的人趁全村人都到三庙台赶庙会的机会，联合起来把主人家的细软洗劫一空，逃之夭夭了。
用和平方式瓦解一个土匪团伙儿的确是冯承礼的一大功劳，但引狼入室，介绍几个土匪来冯村“扛活”，让几户人家蒙受重大财产损失，则又是他的一大罪状。受损失的几户人家最初曾怀疑是冯承礼的早已经出了五服的远房孙子冯六成可能是这一事件的主谋，苦于没有证据，冯承礼也就劝告这几户人家暂且不要把这种怀疑声张出去。半年后，有人在三十多里外的程村大集上见冯六成在估衣街上出售的衣物中有好几件是自家的衣物，没有敢声张，赶紧去找在程村朋友家喝喜酒的冯承礼来查问此事。冯承礼怒气冲冲地赶来后用文明棍儿指点着在大绳上挂着的绸缎衣物喊：“六成，六成，你出来！”
冯六成从衣物后面探头出来一看，紧张了：“二爷，您也赶集来了？”
冯承礼问：“六成，你这些衣服是咋回事？”
冯六成赶紧走出来要做解释的样子：“二爷，是这么回事，……”左右看了看，就急忙转身向人群里挤去。
冯承礼举棍追打，第一棍子打在了六成的右肩上，第二棍子打在了六成的后背上，第三棍子举起来没敢落下去，集上来往的人太多，怕打着别人，便手腕一翻，狠狠地戳了六成后背一下，转眼间六成就不见了踪影。
解放区根据一九四七年十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土地法大纲》于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全村人敬重的冯承礼第一个被定为了地主分子。为了揭露地主压迫、剥削穷人的罪恶，土改工作组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穷人们“倒苦水”，控诉冯承礼的罪恶。但是，人们都不发言。工作组只好让冯承礼自己“坦白罪行”。
冯承礼从容地承认自己地多，承认自己“也算”雇过长工，也认为自己应该定为地主成分，至于压迫、剥削么，他意识不到，因为从他爷爷起到他这一辈三十多年来先后有五个被“八路军政府”认为是长工的人都不是雇来的，而是他们自己“投奔”来的，是奔着他们家不会压迫他们才来的，这其中有他的大舅（土改前一年刚过世），有一个姑表兄弟叫王长印，有一个长他三岁的磕头弟兄刘惠仁，有一个没有出五服的比他小十来岁的小叔叔叫冯继堂，一个则是他收养的流浪讨饭的孤儿，没有姓名，因为会编蝈蝈儿笼子，又卖过蝈蝈儿，人们就管他叫“蝈蝈儿”，被冯承礼收养后就随了“冯”姓。土改运动中，这几个人倒是都“谦虚”地承认自己是冯承礼家的“扛活的”，但不承认受压迫、受剥削，都说没有冯承礼家的收留、接纳，他们会一辈子受苦，甚至会饿死他乡。冯承礼待他们和其他家庭成员没有什么两样，其地位甚至高于家庭中的女姓成员，一二百亩地的耕作、收获物的储存与处置，几乎全都是这几个沾亲带故的“扛活的”做主操办（包括农忙时雇大量短工），冯承礼很少过问家务事，他的主要精力是忙于族里和村里乃至四街的事情以及社会来往，有时候管一管儿女和孙子们的上学、求职问题。冯承礼对他的大舅极尽孝道，直到养老送终。冯承礼先后为另外的四个人娶上了媳妇，各都给盖了三间当地最普遍样式的住房，还给每人拨出五亩地，让他们单独另过。只有他的拜把子兄弟刘惠仁例外，只和老伴儿另院单独住，却不开火单独过，也不要那五亩地，始终和冯承礼一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土改前两三年，要强、年迈的刘惠仁实在不能下地干活儿了，这才过起了“养老”的日子，遇到雨雪天气，都是冯承礼的儿孙晚辈们给他老两口送饭吃。土改工作组反复动员这几个长工在“控诉大地主冯承礼大会”上发言诉苦，他们何苦之有？只好一言不发。会后工作组单独找他们谈话，大讲“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则实话实说，尽说些对冯承礼感恩戴德的话。
工作组搞不成对冯承礼的控诉、斗争大会，下一步分土地、分浮财的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还会影响另外三个街的土改工作。工作组只好把一直在背后揭发冯承礼的冯六成推到前台来，让他在群众大会上带头揭发、控诉冯承礼。
冯六成在十几年前的程村大集上挨了冯承礼三棍子后，逃到关东躲了几年，后来又在天津卫混了两年，由于害怕一向看重礼义廉耻的冯村人不能容忍他与土匪合伙搞偷窃的事，就一直不敢回来。那一年被窃的几家人家在冯承礼的帮助下查找到了窝主，认领回来不少自家的衣物，对冯六成这个人也差不多都淡忘了，没有想到他在一年前却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漂亮媳妇。慢慢地，人们也便知道了冯六成回来的背后情况。
冯村四街和周围几个村在天津卫做买卖或在大公司、衙门里混事当差的有一二十人，冯六成主要是在这些人中间混吃混喝了，得空就在社会上坑蒙拐骗、吃喝嫖赌，还和一个妓女有了恋情，答应赎买人家，可又弄不到钱。邻村一个年长的在天津卫很有些人缘的人帮他出了个主意：你要是真心想赎买这个妓女，我可以在同乡和朋友中帮你敛钱，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带着媳妇回家种地去，别再在天津卫这个国民党人的地盤里混了。六成说，我家的那三亩地早就让我卖掉了，所以才闯关东、来天津卫瞎混，我回家后咋着活呀？那位年长的同乡说，解放区很快就要进行土地改革了，你回到冯村后肯定能分上几亩地；你要不答应回冯村，我也无法帮你敛钱，即使敛了钱，一两年内你也还不起。六成说，我要是带上媳妇回家种地去，岂不更还不上钱了？那位同乡说，只要你回老家，钱的事儿我替你顶着，甚至不还都可以。冯六成一想，这倒是件好事，娶个媳妇还不用花自己的钱。那位很有心计的同乡确实帮他敛了一笔数字不菲的现大洋，没有让冯六成经手，直接交给了老鸨，拿上了赎身契据，亲自领上那位妓女交给冯六成，还给了他俩一些路费，这样，冯六成便带上媳妇于一九四七年回到了冯村。冯六成回冯村，那一二十个在天津卫的同乡等于甩掉了一个包袱。如果不是为了甩掉这个混吃混喝的包袱，谁愿意出钱资助他去赎买一个妓女？那时候的人们大都看重乡情，即使对不太喜欢的同乡，也愿意很仁义地给予帮助。
村里人倒没有计较六成十几年前做过的坏事，族里人也大都能给他一些帮助，使他的生活很快安顿了下来。但六成自己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总觉得村里人都在歧视他，对冯承礼更是又恨又怕。土改工作组一九四七年冬进村后，六成估计到冯承礼十有八九会被定为地主，心里十分得意，并盼望着共产党最好能把冯承礼给枪毙了，便不断偷偷向工作组反映情况，说冯承礼有多少多少地，雇过几个扛活的，如何在村里一手遮天等等。工作组问六成，冯承礼在村里为什么那么有威望，他都做过哪些面子上的事？六成说，冯承礼对抗日很积极，曾把几个土匪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后来八路军过来了，他发动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组织年轻人帮八路军打槐籽儿（据说是用于染军装）。区上成立了“区小队”（抗日游击队）后，每次他们来村里，都是在冯承礼家吃住。冯六成还是比较诚实的，内心里虽然很想灭掉冯承礼，但并没有随便给冯承礼栽赃。
冯六成没有辜负工作组的期望，在又一次控诉冯承礼的大会上果然带头发言，按照工作组的“政治需要”，他重点揭发了三个问题：一、冯承礼雇工剥削，全家人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二、为国民党输送兵员来打共产党；三、勾结、收留土匪为害百姓。揭发第一条的目的是证明冯承礼是“木板上楔钉子——没有跑”的地主分子。重点是第二条，把几个土匪送给国军，名义上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实际是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这样的血债是无法统计的，以此来证明冯承礼是个有血债的反动地主。第三条主要是讲几个在冯村扛活的曾经的土匪卷走“主儿家”衣物的事情。这件事几乎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中老年人知道冯六成是这件事的主谋和销赃者，冯六成当然回避了这一节。由于冯六成揭发的这三个问题有根有据，激发了一些年轻人的“阶级觉悟”，再加上几个曾被冯承礼管教过的懒汉、二流子成了土改积极分子，他们便一起高喊：“打倒地主分子冯承礼！”“把他捆起来游街示众！”
冯承礼一看这阵势，赶紧表白：“工作组同志，各位乡亲爷们儿，六成刚才说我有血债这件事不能成立，那完全是为了支持国军抗日呀，和我后来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完全是一个道理、一样的心思呀！……”
还是那几个人在高喊：“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枪毙顽固地主冯承礼！”
三个工作组干部面前的八仙桌上竟然放着一条麻绳，不知被谁扔到了冯六成脚下，六成看了一眼并没有去捡，会场边上却走过来三个穿着破衣烂袄的年轻人，嘴里嘟囔着“把冯承礼捆起来游街示众”，两个人一左一右就把冯承礼摁倒，扒掉冯承礼的黑洋布棉袄（普通农民一般都是穿灰粗布棉袄）和里面套着的坎肩、衬衣，另一个人捡起绳子去捆绑冯承礼。冯六成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见又一个年轻人递过来半截儿断了的扁担，并大声提醒冯六成：“六成哥，别忘了冯承礼在程村集上打过你那三棍子，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了！”
冯六成机械地接过那半截儿扁担，脑子里想起了在程村集上挨冯承礼三棍子的一幕，便举起那半截儿扁担，照着被反绑着跪在地上的冯承礼的光光的后背打了下去，那几个土改积极分子在旁边助威：“好样的，六成，像个爷们儿！”“六成哥，使点劲儿打！”
脑子已经麻木了的冯六成又使劲儿打了两扁担，致使冯承礼“吭哧”了两声，后背便很快出现了两条宽宽的红印子。
会场边上有七八个妇女和老人起身离去，外围站着的人中有一个人大声喊：“共产党不兴打人！”
工作组中一个年轻的干部忽地站了起来：“还没有散会呢，谁也不准走！站岗的民兵赶快把走的那几个人给拽回来！──谁说共产党不兴打人？共产党不打好人，反动地主谁都可以打！甚至可以杀！”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站起来，用右手按了一下年轻干部的肩膀，让他坐下，并大声宣布：“西街控诉冯承礼大会结束，下面接着游街到北街去，到北街再接着控诉冯承礼。”回身从后面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一顶高高的纸帽子，上面竖着写有“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几个大字，交给两个民兵给冯承礼戴上，然后由几个持枪民兵押着向北街走去，后面是提着半截儿扁担的冯六成，工作组三个干部殿后。
到了北街，还是先由冯六成就那三个问题进行控诉，然后是一个持枪民兵领头呼口号：“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冯承礼不认罪就叫他灭亡！”除了两三个七八岁的孩子外，北街的成年人没有一个呼应的。
西街来的两个民兵命令冯承礼：“彻底坦白你的反动罪行！”
被反绑着的冯承礼直直地站着，两眼呆滞，嘴唇冻得发紫，紧闭着嘴一句话不说，只见一个民兵走过来从后面狠踹冯承礼的小腿，冯承礼便不由自主地“咕咚”一声跪在了地上，那个民兵接着下命令：“冯六成，狠狠地打这个顽固不化的狗地主！”
冯六成熟练地在冯承礼后背连打三扁担，三条新红印子便重叠地出现在旧红印子上。
工作组戴眼镜的中年干部宣布：“北街控诉冯承礼大会结束，下面接着到东街去控诉！”
在东街控诉完冯承礼后又转到南街去控诉，最后转到三庙台，把冯承礼关到了关帝庙里。太阳快要落下时，冯承礼的家人送来了几个菜包子和一壶茶水，这便是冯承礼这一天的第二顿饭，当然还有冯承礼的那件黑洋布棉袄和坎肩、衬衣。吃完饭后，冯承礼让家人捎话给工作组，表示愿意以书面形式交待自己的罪行，如同意，请准许家人把笔墨纸张（前清秀才冯承礼家里不缺“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和一盏油灯送到关帝庙里，他第二天将当众宣读自己的认罪书。工作组同意了他的请求。
晚上，冯承礼把关公泥像前的香案收拾干净，把一沓印有红竖杠的信纸放到香案上，打开墨盒，就着油灯，背对着庙门，边思索边写了起来。院子里巡逻的民兵不让冯承礼关庙门，怕他偷偷上吊自杀。冯承礼始终是想一阵子写几个字，再想一陈子又写几个字。
门外的两个民兵熬不住了，坐在庙门外边睡着了。当四街传来此起彼落的鸡叫声时，两个民兵醒来回头向庙里香案上一看，油灯还亮着，冯承礼却不见了，急忙进到庙里先向高处的红色大梁上看一眼，没有发现冯承礼上吊；地面上找一找，也没有发现冯承礼在什么地方睡觉，再看香案上，二十来页纸上写的都是诗，其中一个认得字又具有念“唱本”水平的民兵看了几首诗后断定：“坏了，冯承礼逃跑了，而且十有八九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自杀了。”另一个说：“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家伙，能跑到哪里去？咱们到那两个庙里找一找去。”认得字的那位说：“对，找一找去，这事情责任重大，先不能向工作组报告，实在找不着了再说。──说不定冯承礼跑回家窝藏什么证据去了呢。”另一个说：“对，等一会儿到他家里去找一找。”
认识字的那位发现冯承礼写的十首诗是双份，一份有修改，另一份是誊写清楚了的，他就借到冯承礼家找人的机会，把那份有修改痕迹的底稿和笔墨偷偷交给了冯承礼的家人，把誊写清楚了的十首诗和没有用完的纸交给了工作组。这个民兵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他也姓冯，二是因为他也算是个文化人，惺惺相惜，而且整个事情做得非常周到。
工作组从冯承礼留下的诗句中也断定他自杀了，只是找不到尸首而已。
四街游斗冯承礼的举动，起到了充分发动群众的理想效果，不少赤贫的群众已经成为土改积极分子，地主老财们也都服服贴贴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交待什么就交待什么，哪怕土地全交出去，浮财全不要，只要能顾住面子、保住性命、至少不活着受罪就行。土改工作的顺利展开，工作组也就没有追究那两个民兵对冯承礼“看管不严”的责任。
关于对地主成分的确定，中央晋绥分局曾有过一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规定主要靠收租生活的人为地主分子。这个标准是基本符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可行。但曾为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在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上说：“你们这个东西（指划分阶级的文件）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他还引用毛泽东未经彻底修改过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些话，主张坚决彻底地斗倒地主。从此，后来各地开展的土改工作就照康生“发展“了的一套做了，便有了“化形地主”一说，意思是虽然这个人家已经穷了，实际是装穷，必须查他的祖宗三代，如果他祖父是地主，第三代以后还得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于是在土改中便有了深挖“地财”的做法，要从曾经是地主的人家的宅子里深挖埋葬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冯村自游斗了冯承礼后，土改工作就这样地全面铺开了，除东街以外，另外的三个街各都确定了七八户地主。那些被确定为“破落地主”的人家比现行地主更倒霉，工作组发动群众到这些人家的屋里、院子里和坟地里掘地三尺，寻找被埋葬的金、银、财宝。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忠厚老实的农民谁愿意干？只有那些没有道德标准的又被确定为“土改积极分子”的地痞流氓去干。明显地土地多、房屋多、浮财多的真正的现行地主倒好说，土地、房屋随便分，浮财任意拿，能保住性命、不受罪就行。但也不尽然。且看北街郭寡妇的下场。
北街郭寡妇（娘家姓梁，文字上或正式场合被称为“郭梁氏”）是有名的“主儿家”（当地人对富有的地主的习惯称谓），泼辣能干，别看是小脚，照样能犁地、摇耧、割麦子，推着小洪车（独轮车）赶集卖木柴、贩食盐，甚至还会相牲口（掰开牲口的嘴判断其年龄即俗称的“岁口”），从二十岁守寡起一气儿奋斗了二十多年，由一个小康之家发展成为北街的首富。她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十里八乡有口皆碑。在夏收、秋收大忙季节里，穷人们都主动到她家帮忙干活，管饭就行，别的报酬一概不要。土改中轮到分她家的浮财时，工作组让各家贫农任取一件，但多数人只是来看热闹，不报名登记即放弃任取一件东西的权利，工作组动员到谁头上，他们还竟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俺不想坏良心，人家寡妇家家的，置办这么个家业容易吗？”“把人家用心血换来的东西摆在自己家里，俺心里愧得慌，俺怕折阳寿呢。”有几个磨不开工作组面子的，勉强报上名，这个挑一把竹扫帚，那个拿一把扬场用的木锨，有个老头儿提了一个断了绳子的小马札子。几个小物件被拿走后，那些箱、柜、桌、椅、条几、雕花的衣架、被、褥、皮衣、布匹、各类青花瓷器和高档贵重的器皿，没有人去拿，有人报了名，又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有的说“俺家不配用这些好东西”，“俺心疼这些好东西，放到俺家怕弄坏了，还是放到郭寡妇家吧”。最后，工作组强行分配，但夜里有人又偷偷地把东西送回来。郭寡妇对这种情况很是洋洋得意，并大胆地跟工作组开玩笑说：“八路军同志，你们不是说俺家的财富是剥削来的吗？件件东西都沾满穷人的血和泪吗？你们可都看见、听见了，乡亲们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俺起五更睡半夜辛辛苦苦挣来的。──把这些东西分给大伙儿俺没有意见，可千万别把俺说得像专门儿吸人血的妖魔鬼怪似的，……”
工作组认为郭寡妇的态度是对土改工作的反扑，认为北街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还都被郭寡妇的伪善欺骗着，必须打掉郭寡妇的嚣张气焰，否则难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经和几个土改积极分子商量后，工作组便召开群众大会，由工作组的干部亲自上阵，深刻揭露、分析“郭梁氏所以被少数人认为是文明地主、开明地主的原因：一、郭梁氏像男人一样地下地干活、割麦扬场、赶集和上会买家具、相牲口、和长工吃一样的饭食，就是做戏、装样子，就是为了给人造成她发家致富不容易的印象，博得人们的同情。二、她乐善好施、周济穷人是为了她家财产的安全，也为了能不断得到大家的帮助。其实，要不是大家的帮助，她能很快发家吗？再说，她施舍出去的东西都是她家不用的东西，送出去的衣物全是她们家穿用过的，没有一件是新做的；送出去的粮食也都是陈粮旧米，不给人也会生虫、发霉、烂在家里。三、她最初守寡那几年，仗着年轻漂亮，给她扛活的男人们都愿意为她效忠卖命，村里的男人们也都愿意无偿地给她帮忙。她上集、赶会倒腾买卖或到官府办事为什么一办就成、一路顺风？为什么从没有赔过、失败过？女人在办事上使用什么手段最有效，这是不言而喻、不难想像的事情。……”
一个头戴毡帽、身穿灰色棉袍的老头儿在人群里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工作组同志，咱们讲话可得凭个天地良心，要以理服人，不能想咋说就咋说。”
讲话的干部反问：“我哪儿说错了？怎么不讲理了？你给指出来。”
灰袍老头儿用烟袋锅儿点着讲话的干部说：“俺没有听出来您哪儿说对了，更没有听出来您哪一句话是讲理的。您既然让俺指出来，那俺就给您指出来，让众位街坊也评评理。一个女人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儿还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这说明他嫂子（指郭寡妇，这是长辈人对晚辈女性的委婉称呼）争强好胜，不想让人看不起，这有啥不对的？周济穷人，跟街坊搞好关系，就算是为了个人财产的安全，这有什么错的？谁不想保护个人财产的安全？您说他嫂子送人的衣服都是自家人穿用过的，照您的意思，她应该专门做很多新衣服送给别人才对吗？说这话是讲理吗？还有给人周济粮食的事儿，咱庄稼人都是先吃陈粮，用陈粮送人有啥不对的？再说，陈粮还比新粮好吃呢，咱庄稼人都知道新棒子面做的窝窝头儿吃多了会烧心的，用官话说就是肠胃不舒服，您不懂吗？您难道不是庄稼人养活大的吗？更让人听不下去的是，您往寡妇身上泼脏水──她家几个孩子年纪小，家里又没有成年男人，办什么大事都得是他嫂子出面，她什么手段都没有使，您在这里瞎说，像共产党办的事吗？”
有几个中老年人呼应：“对，对，是这个理儿！”“工作组随便说一个妇道人家是不合适的。”“炮仗爷说得对，不能因为人家是地主就胡乱往人家身上泼脏水！”
讲话的干部很尴尬：“郭炮仗──郭德礼，你是她家什么人？为什么帮她说话？”
外号叫郭炮仗的灰袍老头儿又站起来：“俺是她家未出五服的二大爷，用你们的话说，俺给她家当过几年长工，是正牌的雇农成分，咋着啦？”
一个像领导的人站了起来，大伙儿以为他要评判一下是非呢，只见他向旁边一指：“你们几个民兵按计划执行任务，去把郭梁氏绑了过来，斗争这个向工作组反攻倒算的泼妇兼破鞋的地主婆！”
郭寡妇本家的几个年轻人站了出来：“谁敢去？试试！分地、分房、分东西可以，随便抓人不行！”
要执行任务的几个民兵站住了。
工作组的那位领导又下命令：“西街的民兵上！”
西街的冯六成刚刚升任了武委会主任，带了十几个民兵来支援北街的土改（北街郭姓人多，工作组事先做好了防止家族冲突的预案），便冲上去隔断了郭寡妇本家的人与执勤民兵的接触，然后拉扯着双方都回到原来位置上去，冯六成等十几个西街民兵便撤回到人群圈外，保持着随时执行任务的“第二梯队”的架式。工作组领导跟开头“分析”郭寡妇问题的干部耳语了几句，那个干部便绕出去悄悄带着冯六成等人去了郭寡妇家。工作组领导开始讲话：“大家坐好了，咱们继续开会。从刚才郭炮仗——郭德礼同志的发言看，咱们有些贫雇农同志的思想还很落后，还往往爱从家族的角度看问题，不懂得亲不亲，阶级分的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地主都是吸血鬼，……”
在座的群众一面听着工作组的领导大讲政治道理，一面等着事情的下一步发展。人们不知道，冯六成他们已经在郭寡妇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双红绣鞋（表示郭寡妇是“破鞋”），已经押上西街游斗，然后是南街、东街，最后转到三庙台，把郭寡妇关在了关帝庙里。
冯村四街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按照人们对郭寡妇的评价，她都有资格立“贞节牌坊”了，却在土改工作组支持下当作“破鞋”游斗，这对刚烈的郭寡妇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趁西街民兵在庙门外叽叽喳喳安排轮流回家吃饭问题时，她蹭断了绑她的麻绳，站在香案上把麻绳系到了大红梁上，上吊自缢了。
北街郭家的人炸了锅，集体到三庙台找工作组交涉责任问题，尤其要追究西街民兵的责任，并要求工作组拿出郭寡妇是“破鞋”的证据来。工作组早就做好了预防郭家“闹事”的准备，把东、西、南三街的民兵全都召集到了三庙台，一派临战的态势。工作组的态度当然非常强硬，坚持认为郭寡妇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一百多亩的良田、三座一砖到顶的瓦屋大院便是压榨贫雇农的罪证”，“富有本身就是罪恶”。郭家的人面对众多的持枪民兵和工作组的强硬态度，尽量保持冷静，只讲道理，不乱起哄。最后交涉的结果，工作组做了两条让步：一、准许郭家按传统习俗大办丧事；二、除了已经分配到户的土地、房屋外，凡没有分配完的浮财不再进行分配，仍归本家所有。
郭寡妇一家的三座院子和祖坟虽然没有被掘地三尺，但她本人却因为承受不了奇耻大辱而送了性命。
冯村在土改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比起康生一九四七年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和山东胶东搞土改时的那套做法文明多了。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各地土改中出现的诸如对划分阶级成分搞定额（湖南湘潭一户人家只有四亩地也因凑“定额”而被定成了地主，直到死也没有在政治上翻了身）、伤害中农利益、冲击工商业者、查三代、挖地财、滥施刑罚、扫地出门、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枪毙人也有定额）等等情况，都源于康生的一套做法。康生在郝家坡搞土改时吊打过妇女，也逼死过几个人，他在胶东搞土改时更是“左”得骇人听闻。有一个镇，第一次搞土改时没有出现暴力情况，毛泽东嫌不夠彻底，就派康生去进行“第二次土改”，竟先后打死了一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两个七岁儿童，是被儿童团打死的）。康生不仅把“各类”地主、把稍有劣迹的一般农民统统地当作打击斗争对象，对革命同志也搞残酷斗争，毫不留情，在党内大搞“搬石头”运动。在胶东土改前的整党中，康生一下子就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另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特别值得后人反思、震惊的是，当时的渤海区为贯彻落实中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即一九四0年施行的《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于一九四四年颁布了也是中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除了重申保障人民的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各项权利之外，这部人权保障实施细则特别规定：“在争夺区或新辟地区，尤严禁以任何名义、借口，乱行捕杀、吊打、掳架、就地处理等破坏政策的举动，违者以其所犯法条加重一半处罚。”可是，一九四七年以后，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不惜践踏已经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条例》，首先将渤海区党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李震和大批公安司法干部撤职查办，接着又撤销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李人凤的职务，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其所谓右倾错误，以致不少地区出现了不经审判乱捕、乱杀的现象。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的王力等人，当年曾被华东局派到渤海区视察工作，他们到达山东禹城的第一天，就嫌县里杀人太少了。县里的干部反映，县一级没有杀人的权力，按规定要向上级报告（这是《人权保障条例》中明确规定的）。王力指示他们先杀一批，结果这个县第二天就杀了三十多人。接着他们到商河县，一次又杀了四十多人。景晓村、李人凤、李震等同志的冤假错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彻底平反。康生在土改中的充满血腥的极左做法的见证人之一就是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有他的日记为证）。东北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中的极左做法也有当时担任长白县委宣传部长的白介夫的日记为证。由于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有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所以在冯村土改中发生的问题也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到了一九五0年前后全国搞土改时，情况才有了好转，政策稳，工作细，对“剥削量”有了核算标准，在土地分配上也合情合理，能给地主家的家庭成员按人头留足土地，留夠住房，不滥施刑罚了，罪错的案例大大减少。人民衷心敬仰、永远怀念的胡耀邦同志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就做得非常好，在土改中切实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不准进城随便抓人，当年的邓小平曾评价他说：“有主见，不盲从。”人民应该记住胡耀邦这样的好人，向这样的好人学习；更应该记住康生这样的恶魔，要防止这样的恶魔掌握国家权力。再补充一件事：一九六五年的时候，康生向当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传授过他那套在中国党内铲除内奸的“理论”，致使这个被中国高层呵护和支持的波尔布特“同志”后来把他们的中央高层领导人几乎处决殆尽，在三年又八个月的执政期间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进行了九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的导师的“教导”，对平民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无以伦比的、惨绝人寰的滔天大罪，以“大跃进”的速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所有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对知识分子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分开劳动，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这一切，可以说是对中国“大跃进”时代的一些做法的“发展”，比如安徽省亳县五马公社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有类似的做法，把十个生产队变为十个农场，办六个敬老院，十个幼儿园，三个学校合并为一个学校；实行劳力集中到农场，老人集中到敬老院，幼儿集中到幼儿园，学生集中到一个学校，搞一个“全民组织化”；实行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体劳动，形成一家分居几处，父不见子，夫不见妻，搬家出来的空房随便乱扒，东西到处乱丢，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全公社两年死亡二万七八千人）。……好了，不说了，咱们还是回到土改时期的冯村吧。
冯村三庙台上的三座庙是在土改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被拆除的。南街的一个寺院倒没有拆，做了“冯村高级小学”的校舍。
现在再补叙一下冯承礼的事。冯承礼从关帝庙“消失”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好几年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他死与活的蛛丝马迹。十年后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干部们组织人到处扒院墙，一是为了早日实现“农村城市化”──先来一个各家各户“四通八达”，二是便于“生产管理军事化”──由于没有了院墙，社员们集合起来就加快了速度，有人就发现了被藏匿的据说是冯承礼的十首遗诗，在不断被人传抄中，也流传开了关于这十首诗的转移情况。
当年那个民兵把冯承礼的遗诗底稿交给冯承礼的家人后，其家人就很快把它转移给了一个穷亲戚家代为保管，窝藏，据说，那个时候就有人传抄过。由于冯村一带识文断字的人不少，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诗文也很感兴趣，冯承礼的遗诗被传抄是毫不奇怪的。冯存孝在一九五八年的时候也传抄过──不，是“偷抄”、“窃抄”、“秘抄”过这十首诗，是抄而不传，他怕政治上受牵连。可惜，他现在不怕受牵连了，却只能记起三首来，一旦遇到文化人还常请人家做些分析。下面，咱就把这三首诗“传抄”如下，请有兴趣的读者去“研究”吧：
其一
曾有修身齐家志，报国为民己经年。
可惜秀才遇见兵，哀叹璞玉遭盲眼。
九秋红菊披白霜，腊月松柏经雪寒。
胸怀高洁孰人信？疾风暴雨摧余残。
其二
愿把祖田做共产，分给村人去耕管。
同胞血亲浓于水，乡梓土恩铭心间。
釜中豆儿放声哭：灶下萁秆何相煎？
吾今告别红尘去，煮尽信念到九泉。
其三
余为抗倭送壮丁，光明磊落乌私情。
国共内战关我屁？抵御外侮是首宗。
掏天⑴大罪恕不受，挖地⑵小功当肯定。
身世情怀谁能解？冤魂离去苦飘零。
注⑴“掏天”一词是原稿中的字，传抄中有人改为“滔天”或“偷天”，不知哪个字更符合作者本意。
注⑵“挖地”一词没有人知道是啥意思，但绝对不是指挖掘地主财宝的事，因为在冯承礼“消失”前冯村还没有对“破落地主”深挖财宝的事。有人说是指在三庙台西面挖水坑一事，那可能是冯承礼的主意，或许有风水上的考虑。有人说就是指把自己的土地白给长工去耕种一事。当然，还有别的分析、猜测，莫衷一是。
从“掏天”与“挖地”的对仗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作者一定有非常具体的意思。但是，过去没有人敢对一个地主的遗诗做公开考证，加上又不是名人名作，也就一直没有人去动进一步考证的心思。
中篇小说《冯存孝》故事梗概
冯存孝从小就想成为一个让村里人世代称颂、敬重的人，比如说成为举人、秀才之类。土改时曾经是前清秀才的冯承礼被定成了地主，被民兵看管中失踪，生死不明，而有劣迹的冯六成却被土改工作组扶持为积极分子，升任为武委会主任。这件事启发了少年冯存孝，决心在政治上很好表现，以求出人头地，在统购统销、合作化中积极参与宣传，在反右运动中勇敢地给老师写大字报，在“除四害“运动中成为消灭麻雀的实际指挥者，成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大跃进中更成了推波助澜的急先锋，一直到“三年困难时期”为避免被饿死，“盲流”到北方一家军工厂当了临时工。
当了分厂调度员的冯存孝成了学雷锋标兵和学毛著积极分子，并终于入了党，又衷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夺权”后当了分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他衷心拥戴的林副统帅折戟沉沙于温都尔罕事件，把他的精神彻底击溃。冯存孝整天缺氧般地盘旋在云雾里，找不到任何附着点。今后的目标是什么？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让人相信、值得人信赖？冯存孝彻底失重了，从此远离政治，开始回到“地面”上过起了俗人日子，在炒股和倒腾文物中发了大财，买了一座别墅，经常请老同志聚餐，喝醉了就讲他这一生中各个时期的故事，让听的人感慨系之，难以评说。。
冯存孝
七十多岁的冯存孝仰仗着身体素质好，这几年嗜酒成性，昨天晚上终于醉得性命难保，被酒友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护送到医院抢救，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
靠炒股和倒卖文物发了大财、住上了别墅的冯存孝从前年起，几乎天天请人喝酒，每次都喝得醉醺醺地。他请的人有老乡，有历年来的一些领导（当然都早已经退休或离休了），有过去的朋友和同事，甚至包括曾经跟他有过矛盾、当面或背后整过他的人。他喝醉后的突出特点是话多，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的故事。当他说“想起当年哪，当年，……”，下面就开讲他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当他说“我这一生啊，一生，……”，这是要讲他中年以后的故事；当他说“我的现在啊，现在，……”，这是要对他的一生做总结，发感慨，或介绍他这几年在倒腾文物中发生的惊险离奇故事。他现在倒腾文物已不完全是为了挣钱，而是成了一种收藏嗜好。他的别墅里有一间专门陈列文物的房间，真品、仿品都有。这种经历丰富的人，故事当然也就很多，所以，凡被他请去喝过酒的人几乎都能讲他的故事，了解他的一生经历，甚至包括他们村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一起喝酒的人都是七十岁左右甚至近八十岁的老同志，即使当年有酒量的人也不敢多喝，只是愿意聚一聚，帮他花花钱，更为了听他讲过去的故事和这几年他在天南地北的见闻。他最近讲的最多的还是他们村里过去发生的事情（老年人多半都爱忆旧），除非你听烦了，让他“打住”，他才开始讲他后来的故事。
第一章 冯村遗事
冯存孝出生在一个叫做“冯村”的中原农村，后来属于“晋冀鲁豫”老解放区。
冯村是个大集镇，有东、西、南、北四大街，相对独立，各有自己的村公所和村长，等于一个冯村有四个村长。冯村中间是上百亩大的公共用地，东面偏高的部分有三座庙，即关帝庙、龙王庙和土地庙，人们习惯上管这个地方叫三庙台。四街的人们盖房时常常从这块公共用地上挖土，三庙台的西面便形成了一个大水坑。三庙台是四街人传统文化活动的中心，每年二、三月份还有两个庙会。三庙台西面的大水坑既是四街的分界，也是四街人每年夏天的公共洗浴场所。
冯村的东街姓氏杂，多是外来户；西街最富，人口多，三分之二是冯性；南街李家是大姓，也最热闹，因为集市设在南街；北街郭姓是大户，祖上曾出过一个武状元，郭氏家庙里挂着一块雕着“武魁”两个金字的大匾便是证明。
冯存孝所在的西街，冯家是老住户，最远的亲缘关系甚至超过了十代，但姓冯的人的凝聚力一直很强，几乎所有的冯姓人都为袓上曾出过一个进士而自豪。
冯村西街的人大都长寿，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八九十岁的老人就有十几个，甚至有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还能天天干活儿，早晨早早地起来背个糞筐到村外去捡糞，上午到地里割一筐草，下午到林子里搂一大筐柴禾，但是冯家的族长却是七十多岁的冯承礼，大概是因为他是前清的最后一批秀才吧，有文化。
冯村四街的文化氛围很浓，不管门楼大小、阔气还是简陋，门楣上大都雕刻有“诗礼传家”、“耕读人家”、“书香门第”等字样，成年人几乎都能用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道理教育自己的子女。冬天农闲的时候，几家孩子聚在一起在某一位家长指导下诵、写《三字经》、《百家姓》、《世间杂字》、《千字文》、《明贤集》者有之，青年男女在某家大院子里练武者有之，中老年人聚在一起听人念民间“唱本”者有之，会笙、箫、笛、琴、唢呐和弦子、二胡、板胡的聚在一起演奏乐器或教青少年背诵“工尺谱”者有之。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冯村人大都心态平和，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对戏曲、新文艺和古今中外的事情也大都感兴趣。冯村也有几个懒汉、二流子，有的因为赌博输掉了家产，成了穷光蛋；有的天生好吃懒做，或者偷鸡摸狗混日子，或者跟土匪勾勾搭搭作引线，靠得些不义之财过光景。冯村的老人们也曾试图挽救过这些人，但成效不大。直到来了共产党，冯村一带成了解放区，土匪销声匿迹了，加上那时候的八路军政府号召大家发家致富，鼓励生产，这些人才大体上安静了下来，或粗枝大叶地耕种自家的几亩薄地糊口，或靠给富裕人家做帮工度日，还有的用一个高一点儿的大“马札子”在当街支一个柳编篮子，用“姜太公钓鱼”的方式卖些烟卷儿、花生什么的，或者当起了货郎，走街串巷地卖些针头线脑。
每当冯存孝回忆起冯村留给他的这些美好印象或虽不美好但却有趣儿、并令人感慨的景象时，他的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甚至表现出很陶醉的样子。
冯村认得字的人不少，冯存孝的父母却是文盲，但良好的文化环境让聪明的冯存孝在没有正式上学前就已经认识好几百字了，还会讲不少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各类故事。冯存孝一家从祖上就穷，虽然不常被人欺负，但也不被人看得起，在村里属于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可有可无的人家。所以，冯存孝从小就想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向往做一个人们传说中的进士，至少像冯承礼那样做一个秀才，让村里人世代称颂，让全村人个个敬重。他知道进士、秀才是老辈子的事，是“旧社会”的事，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只是偶而想想而已。在冯村，他最敬佩冯承礼的人品和做事方式。
据大人们讲，冯承礼曾经背着一褡裢“铜子儿”（钱币）只身进过土匪窝，赎回了被抢去多日的村里的两个外姓妇女，后来还和土匪头子做了朋友。日本人来了以后，冯承礼还引荐这个当土匪头子的朋友带着几个弟兄参加了国军，开到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听说他的这个土匪朋友后来还升任了营长。千不该万不该，冯承礼把几个不愿意去当兵的土匪领回到了村里，安排他们给几个富裕的人家当了“扛活的”。第三年头上，这几个曾经当过土匪的人趁全村人都到三庙台赶庙会的机会，联合起来把主人家的细软洗劫一空，逃之夭夭了。
用和平方式瓦解一个土匪团伙儿的确是冯承礼的一大功劳，但引狼入室，介绍几个土匪来冯村“扛活”，让几户人家蒙受重大财产损失，则又是他的一大罪状。受损失的几户人家最初曾怀疑是冯承礼的早已经出了五服的远房孙子冯六成可能是这一事件的主谋，苦于没有证据，冯承礼也就劝告这几户人家暂且不要把这种怀疑声张出去。半年后，有人在三十多里外的程村大集上见冯六成在估衣街上出售的衣物中有好几件是自家的衣物，没有敢声张，赶紧去找在程村朋友家喝喜酒的冯承礼来查问此事。冯承礼怒气冲冲地赶来后用文明棍儿指点着在大绳上挂着的绸缎衣物喊：“六成，六成，你出来！”
冯六成从衣物后面探头出来一看，紧张了：“二爷，您也赶集来了？”
冯承礼问：“六成，你这些衣服是咋回事？”
冯六成赶紧走出来要做解释的样子：“二爷，是这么回事，……”左右看了看，就急忙转身向人群里挤去。
冯承礼举棍追打，第一棍子打在了六成的右肩上，第二棍子打在了六成的后背上，第三棍子举起来没敢落下去，集上来往的人太多，怕打着别人，便手腕一翻，狠狠地戳了六成后背一下，转眼间六成就不见了踪影。
解放区根据一九四七年十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土地法大纲》于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全村人敬重的冯承礼第一个被定为了地主分子。为了揭露地主压迫、剥削穷人的罪恶，土改工作组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穷人们“倒苦水”，控诉冯承礼的罪恶。但是，人们都不发言。工作组只好让冯承礼自己“坦白罪行”。
冯承礼从容地承认自己地多，承认自己“也算”雇过长工，也认为自己应该定为地主成分，至于压迫、剥削么，他意识不到，因为从他爷爷起到他这一辈三十多年来先后有五个被“八路军政府”认为是长工的人都不是雇来的，而是他们自己“投奔”来的，是奔着他们家不会压迫他们才来的，这其中有他的大舅（土改前一年刚过世），有一个姑表兄弟叫王长印，有一个长他三岁的磕头弟兄刘惠仁，有一个没有出五服的比他小十来岁的小叔叔叫冯继堂，一个则是他收养的流浪讨饭的孤儿，没有姓名，因为会编蝈蝈儿笼子，又卖过蝈蝈儿，人们就管他叫“蝈蝈儿”，被冯承礼收养后就随了“冯”姓。土改运动中，这几个人倒是都“谦虚”地承认自己是冯承礼家的“扛活的”，但不承认受压迫、受剥削，都说没有冯承礼家的收留、接纳，他们会一辈子受苦，甚至会饿死他乡。冯承礼待他们和其他家庭成员没有什么两样，其地位甚至高于家庭中的女姓成员，一二百亩地的耕作、收获物的储存与处置，几乎全都是这几个沾亲带故的“扛活的”做主操办（包括农忙时雇大量短工），冯承礼很少过问家务事，他的主要精力是忙于族里和村里乃至四街的事情以及社会来往，有时候管一管儿女和孙子们的上学、求职问题。冯承礼对他的大舅极尽孝道，直到养老送终。冯承礼先后为另外的四个人娶上了媳妇，各都给盖了三间当地最普遍样式的住房，还给每人拨出五亩地，让他们单独另过。只有他的拜把子兄弟刘惠仁例外，只和老伴儿另院单独住，却不开火单独过，也不要那五亩地，始终和冯承礼一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土改前两三年，要强、年迈的刘惠仁实在不能下地干活儿了，这才过起了“养老”的日子，遇到雨雪天气，都是冯承礼的儿孙晚辈们给他老两口送饭吃。土改工作组反复动员这几个长工在“控诉大地主冯承礼大会”上发言诉苦，他们何苦之有？只好一言不发。会后工作组单独找他们谈话，大讲“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则实话实说，尽说些对冯承礼感恩戴德的话。
工作组搞不成对冯承礼的控诉、斗争大会，下一步分土地、分浮财的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还会影响另外三个街的土改工作。工作组只好把一直在背后揭发冯承礼的冯六成推到前台来，让他在群众大会上带头揭发、控诉冯承礼。
冯六成在十几年前的程村大集上挨了冯承礼三棍子后，逃到关东躲了几年，后来又在天津卫混了两年，由于害怕一向看重礼义廉耻的冯村人不能容忍他与土匪合伙搞偷窃的事，就一直不敢回来。那一年被窃的几家人家在冯承礼的帮助下查找到了窝主，认领回来不少自家的衣物，对冯六成这个人也差不多都淡忘了，没有想到他在一年前却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漂亮媳妇。慢慢地，人们也便知道了冯六成回来的背后情况。
冯村四街和周围几个村在天津卫做买卖或在大公司、衙门里混事当差的有一二十人，冯六成主要是在这些人中间混吃混喝了，得空就在社会上坑蒙拐骗、吃喝嫖赌，还和一个妓女有了恋情，答应赎买人家，可又弄不到钱。邻村一个年长的在天津卫很有些人缘的人帮他出了个主意：你要是真心想赎买这个妓女，我可以在同乡和朋友中帮你敛钱，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带着媳妇回家种地去，别再在天津卫这个国民党人的地盤里混了。六成说，我家的那三亩地早就让我卖掉了，所以才闯关东、来天津卫瞎混，我回家后咋着活呀？那位年长的同乡说，解放区很快就要进行土地改革了，你回到冯村后肯定能分上几亩地；你要不答应回冯村，我也无法帮你敛钱，即使敛了钱，一两年内你也还不起。六成说，我要是带上媳妇回家种地去，岂不更还不上钱了？那位同乡说，只要你回老家，钱的事儿我替你顶着，甚至不还都可以。冯六成一想，这倒是件好事，娶个媳妇还不用花自己的钱。那位很有心计的同乡确实帮他敛了一笔数字不菲的现大洋，没有让冯六成经手，直接交给了老鸨，拿上了赎身契据，亲自领上那位妓女交给冯六成，还给了他俩一些路费，这样，冯六成便带上媳妇于一九四七年回到了冯村。冯六成回冯村，那一二十个在天津卫的同乡等于甩掉了一个包袱。如果不是为了甩掉这个混吃混喝的包袱，谁愿意出钱资助他去赎买一个妓女？那时候的人们大都看重乡情，即使对不太喜欢的同乡，也愿意很仁义地给予帮助。
村里人倒没有计较六成十几年前做过的坏事，族里人也大都能给他一些帮助，使他的生活很快安顿了下来。但六成自己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总觉得村里人都在歧视他，对冯承礼更是又恨又怕。土改工作组一九四七年冬进村后，六成估计到冯承礼十有八九会被定为地主，心里十分得意，并盼望着共产党最好能把冯承礼给枪毙了，便不断偷偷向工作组反映情况，说冯承礼有多少多少地，雇过几个扛活的，如何在村里一手遮天等等。工作组问六成，冯承礼在村里为什么那么有威望，他都做过哪些面子上的事？六成说，冯承礼对抗日很积极，曾把几个土匪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后来八路军过来了，他发动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组织年轻人帮八路军打槐籽儿（据说是用于染军装）。区上成立了“区小队”（抗日游击队）后，每次他们来村里，都是在冯承礼家吃住。冯六成还是比较诚实的，内心里虽然很想灭掉冯承礼，但并没有随便给冯承礼栽赃。
冯六成没有辜负工作组的期望，在又一次控诉冯承礼的大会上果然带头发言，按照工作组的“政治需要”，他重点揭发了三个问题：一、冯承礼雇工剥削，全家人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二、为国民党输送兵员来打共产党；三、勾结、收留土匪为害百姓。揭发第一条的目的是证明冯承礼是“木板上楔钉子——没有跑”的地主分子。重点是第二条，把几个土匪送给国军，名义上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实际是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这样的血债是无法统计的，以此来证明冯承礼是个有血债的反动地主。第三条主要是讲几个在冯村扛活的曾经的土匪卷走“主儿家”衣物的事情。这件事几乎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中老年人知道冯六成是这件事的主谋和销赃者，冯六成当然回避了这一节。由于冯六成揭发的这三个问题有根有据，激发了一些年轻人的“阶级觉悟”，再加上几个曾被冯承礼管教过的懒汉、二流子成了土改积极分子，他们便一起高喊：“打倒地主分子冯承礼！”“把他捆起来游街示众！”
冯承礼一看这阵势，赶紧表白：“工作组同志，各位乡亲爷们儿，六成刚才说我有血债这件事不能成立，那完全是为了支持国军抗日呀，和我后来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完全是一个道理、一样的心思呀！……”
还是那几个人在高喊：“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枪毙顽固地主冯承礼！”
三个工作组干部面前的八仙桌上竟然放着一条麻绳，不知被谁扔到了冯六成脚下，六成看了一眼并没有去捡，会场边上却走过来三个穿着破衣烂袄的年轻人，嘴里嘟囔着“把冯承礼捆起来游街示众”，两个人一左一右就把冯承礼摁倒，扒掉冯承礼的黑洋布棉袄（普通农民一般都是穿灰粗布棉袄）和里面套着的坎肩、衬衣，另一个人捡起绳子去捆绑冯承礼。冯六成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见又一个年轻人递过来半截儿断了的扁担，并大声提醒冯六成：“六成哥，别忘了冯承礼在程村集上打过你那三棍子，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了！”
冯六成机械地接过那半截儿扁担，脑子里想起了在程村集上挨冯承礼三棍子的一幕，便举起那半截儿扁担，照着被反绑着跪在地上的冯承礼的光光的后背打了下去，那几个土改积极分子在旁边助威：“好样的，六成，像个爷们儿！”“六成哥，使点劲儿打！”
脑子已经麻木了的冯六成又使劲儿打了两扁担，致使冯承礼“吭哧”了两声，后背便很快出现了两条宽宽的红印子。
会场边上有七八个妇女和老人起身离去，外围站着的人中有一个人大声喊：“共产党不兴打人！”
工作组中一个年轻的干部忽地站了起来：“还没有散会呢，谁也不准走！站岗的民兵赶快把走的那几个人给拽回来！──谁说共产党不兴打人？共产党不打好人，反动地主谁都可以打！甚至可以杀！”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站起来，用右手按了一下年轻干部的肩膀，让他坐下，并大声宣布：“西街控诉冯承礼大会结束，下面接着游街到北街去，到北街再接着控诉冯承礼。”回身从后面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一顶高高的纸帽子，上面竖着写有“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几个大字，交给两个民兵给冯承礼戴上，然后由几个持枪民兵押着向北街走去，后面是提着半截儿扁担的冯六成，工作组三个干部殿后。
到了北街，还是先由冯六成就那三个问题进行控诉，然后是一个持枪民兵领头呼口号：“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冯承礼不认罪就叫他灭亡！”除了两三个七八岁的孩子外，北街的成年人没有一个呼应的。
西街来的两个民兵命令冯承礼：“彻底坦白你的反动罪行！”
被反绑着的冯承礼直直地站着，两眼呆滞，嘴唇冻得发紫，紧闭着嘴一句话不说，只见一个民兵走过来从后面狠踹冯承礼的小腿，冯承礼便不由自主地“咕咚”一声跪在了地上，那个民兵接着下命令：“冯六成，狠狠地打这个顽固不化的狗地主！”
冯六成熟练地在冯承礼后背连打三扁担，三条新红印子便重叠地出现在旧红印子上。
工作组戴眼镜的中年干部宣布：“北街控诉冯承礼大会结束，下面接着到东街去控诉！”
在东街控诉完冯承礼后又转到南街去控诉，最后转到三庙台，把冯承礼关到了关帝庙里。太阳快要落下时，冯承礼的家人送来了几个菜包子和一壶茶水，这便是冯承礼这一天的第二顿饭，当然还有冯承礼的那件黑洋布棉袄和坎肩、衬衣。吃完饭后，冯承礼让家人捎话给工作组，表示愿意以书面形式交待自己的罪行，如同意，请准许家人把笔墨纸张（前清秀才冯承礼家里不缺“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和一盏油灯送到关帝庙里，他第二天将当众宣读自己的认罪书。工作组同意了他的请求。
晚上，冯承礼把关公泥像前的香案收拾干净，把一沓印有红竖杠的信纸放到香案上，打开墨盒，就着油灯，背对着庙门，边思索边写了起来。院子里巡逻的民兵不让冯承礼关庙门，怕他偷偷上吊自杀。冯承礼始终是想一阵子写几个字，再想一陈子又写几个字。
门外的两个民兵熬不住了，坐在庙门外边睡着了。当四街传来此起彼落的鸡叫声时，两个民兵醒来回头向庙里香案上一看，油灯还亮着，冯承礼却不见了，急忙进到庙里先向高处的红色大梁上看一眼，没有发现冯承礼上吊；地面上找一找，也没有发现冯承礼在什么地方睡觉，再看香案上，二十来页纸上写的都是诗，其中一个认得字又具有念“唱本”水平的民兵看了几首诗后断定：“坏了，冯承礼逃跑了，而且十有八九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自杀了。”另一个说：“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家伙，能跑到哪里去？咱们到那两个庙里找一找去。”认得字的那位说：“对，找一找去，这事情责任重大，先不能向工作组报告，实在找不着了再说。──说不定冯承礼跑回家窝藏什么证据去了呢。”另一个说：“对，等一会儿到他家里去找一找。”
认识字的那位发现冯承礼写的十首诗是双份，一份有修改，另一份是誊写清楚了的，他就借到冯承礼家找人的机会，把那份有修改痕迹的底稿和笔墨偷偷交给了冯承礼的家人，把誊写清楚了的十首诗和没有用完的纸交给了工作组。这个民兵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他也姓冯，二是因为他也算是个文化人，惺惺相惜，而且整个事情做得非常周到。
工作组从冯承礼留下的诗句中也断定他自杀了，只是找不到尸首而已。
四街游斗冯承礼的举动，起到了充分发动群众的理想效果，不少赤贫的群众已经成为土改积极分子，地主老财们也都服服贴贴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交待什么就交待什么，哪怕土地全交出去，浮财全不要，只要能顾住面子、保住性命、至少不活着受罪就行。土改工作的顺利展开，工作组也就没有追究那两个民兵对冯承礼“看管不严”的责任。
关于对地主成分的确定，中央晋绥分局曾有过一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规定主要靠收租生活的人为地主分子。这个标准是基本符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可行。但曾为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在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上说：“你们这个东西（指划分阶级的文件）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他还引用毛泽东未经彻底修改过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些话，主张坚决彻底地斗倒地主。从此，后来各地开展的土改工作就照康生“发展“了的一套做了，便有了“化形地主”一说，意思是虽然这个人家已经穷了，实际是装穷，必须查他的祖宗三代，如果他祖父是地主，第三代以后还得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于是在土改中便有了深挖“地财”的做法，要从曾经是地主的人家的宅子里深挖埋葬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冯村自游斗了冯承礼后，土改工作就这样地全面铺开了，除东街以外，另外的三个街各都确定了七八户地主。那些被确定为“破落地主”的人家比现行地主更倒霉，工作组发动群众到这些人家的屋里、院子里和坟地里掘地三尺，寻找被埋葬的金、银、财宝。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忠厚老实的农民谁愿意干？只有那些没有道德标准的又被确定为“土改积极分子”的地痞流氓去干。明显地土地多、房屋多、浮财多的真正的现行地主倒好说，土地、房屋随便分，浮财任意拿，能保住性命、不受罪就行。但也不尽然。且看北街郭寡妇的下场。
北街郭寡妇（娘家姓梁，文字上或正式场合被称为“郭梁氏”）是有名的“主儿家”（当地人对富有的地主的习惯称谓），泼辣能干，别看是小脚，照样能犁地、摇耧、割麦子，推着小洪车（独轮车）赶集卖木柴、贩食盐，甚至还会相牲口（掰开牲口的嘴判断其年龄即俗称的“岁口”），从二十岁守寡起一气儿奋斗了二十多年，由一个小康之家发展成为北街的首富。她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十里八乡有口皆碑。在夏收、秋收大忙季节里，穷人们都主动到她家帮忙干活，管饭就行，别的报酬一概不要。土改中轮到分她家的浮财时，工作组让各家贫农任取一件，但多数人只是来看热闹，不报名登记即放弃任取一件东西的权利，工作组动员到谁头上，他们还竟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俺不想坏良心，人家寡妇家家的，置办这么个家业容易吗？”“把人家用心血换来的东西摆在自己家里，俺心里愧得慌，俺怕折阳寿呢。”有几个磨不开工作组面子的，勉强报上名，这个挑一把竹扫帚，那个拿一把扬场用的木锨，有个老头儿提了一个断了绳子的小马札子。几个小物件被拿走后，那些箱、柜、桌、椅、条几、雕花的衣架、被、褥、皮衣、布匹、各类青花瓷器和高档贵重的器皿，没有人去拿，有人报了名，又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有的说“俺家不配用这些好东西”，“俺心疼这些好东西，放到俺家怕弄坏了，还是放到郭寡妇家吧”。最后，工作组强行分配，但夜里有人又偷偷地把东西送回来。郭寡妇对这种情况很是洋洋得意，并大胆地跟工作组开玩笑说：“八路军同志，你们不是说俺家的财富是剥削来的吗？件件东西都沾满穷人的血和泪吗？你们可都看见、听见了，乡亲们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俺起五更睡半夜辛辛苦苦挣来的。──把这些东西分给大伙儿俺没有意见，可千万别把俺说得像专门儿吸人血的妖魔鬼怪似的，……”
工作组认为郭寡妇的态度是对土改工作的反扑，认为北街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还都被郭寡妇的伪善欺骗着，必须打掉郭寡妇的嚣张气焰，否则难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经和几个土改积极分子商量后，工作组便召开群众大会，由工作组的干部亲自上阵，深刻揭露、分析“郭梁氏所以被少数人认为是文明地主、开明地主的原因：一、郭梁氏像男人一样地下地干活、割麦扬场、赶集和上会买家具、相牲口、和长工吃一样的饭食，就是做戏、装样子，就是为了给人造成她发家致富不容易的印象，博得人们的同情。二、她乐善好施、周济穷人是为了她家财产的安全，也为了能不断得到大家的帮助。其实，要不是大家的帮助，她能很快发家吗？再说，她施舍出去的东西都是她家不用的东西，送出去的衣物全是她们家穿用过的，没有一件是新做的；送出去的粮食也都是陈粮旧米，不给人也会生虫、发霉、烂在家里。三、她最初守寡那几年，仗着年轻漂亮，给她扛活的男人们都愿意为她效忠卖命，村里的男人们也都愿意无偿地给她帮忙。她上集、赶会倒腾买卖或到官府办事为什么一办就成、一路顺风？为什么从没有赔过、失败过？女人在办事上使用什么手段最有效，这是不言而喻、不难想像的事情。……”
一个头戴毡帽、身穿灰色棉袍的老头儿在人群里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工作组同志，咱们讲话可得凭个天地良心，要以理服人，不能想咋说就咋说。”
讲话的干部反问：“我哪儿说错了？怎么不讲理了？你给指出来。”
灰袍老头儿用烟袋锅儿点着讲话的干部说：“俺没有听出来您哪儿说对了，更没有听出来您哪一句话是讲理的。您既然让俺指出来，那俺就给您指出来，让众位街坊也评评理。一个女人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儿还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这说明他嫂子（指郭寡妇，这是长辈人对晚辈女性的委婉称呼）争强好胜，不想让人看不起，这有啥不对的？周济穷人，跟街坊搞好关系，就算是为了个人财产的安全，这有什么错的？谁不想保护个人财产的安全？您说他嫂子送人的衣服都是自家人穿用过的，照您的意思，她应该专门做很多新衣服送给别人才对吗？说这话是讲理吗？还有给人周济粮食的事儿，咱庄稼人都是先吃陈粮，用陈粮送人有啥不对的？再说，陈粮还比新粮好吃呢，咱庄稼人都知道新棒子面做的窝窝头儿吃多了会烧心的，用官话说就是肠胃不舒服，您不懂吗？您难道不是庄稼人养活大的吗？更让人听不下去的是，您往寡妇身上泼脏水──她家几个孩子年纪小，家里又没有成年男人，办什么大事都得是他嫂子出面，她什么手段都没有使，您在这里瞎说，像共产党办的事吗？”
有几个中老年人呼应：“对，对，是这个理儿！”“工作组随便说一个妇道人家是不合适的。”“炮仗爷说得对，不能因为人家是地主就胡乱往人家身上泼脏水！”
讲话的干部很尴尬：“郭炮仗──郭德礼，你是她家什么人？为什么帮她说话？”
外号叫郭炮仗的灰袍老头儿又站起来：“俺是她家未出五服的二大爷，用你们的话说，俺给她家当过几年长工，是正牌的雇农成分，咋着啦？”
一个像领导的人站了起来，大伙儿以为他要评判一下是非呢，只见他向旁边一指：“你们几个民兵按计划执行任务，去把郭梁氏绑了过来，斗争这个向工作组反攻倒算的泼妇兼破鞋的地主婆！”
郭寡妇本家的几个年轻人站了出来：“谁敢去？试试！分地、分房、分东西可以，随便抓人不行！”
要执行任务的几个民兵站住了。
工作组的那位领导又下命令：“西街的民兵上！”
西街的冯六成刚刚升任了武委会主任，带了十几个民兵来支援北街的土改（北街郭姓人多，工作组事先做好了防止家族冲突的预案），便冲上去隔断了郭寡妇本家的人与执勤民兵的接触，然后拉扯着双方都回到原来位置上去，冯六成等十几个西街民兵便撤回到人群圈外，保持着随时执行任务的“第二梯队”的架式。工作组领导跟开头“分析”郭寡妇问题的干部耳语了几句，那个干部便绕出去悄悄带着冯六成等人去了郭寡妇家。工作组领导开始讲话：“大家坐好了，咱们继续开会。从刚才郭炮仗——郭德礼同志的发言看，咱们有些贫雇农同志的思想还很落后，还往往爱从家族的角度看问题，不懂得亲不亲，阶级分的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地主都是吸血鬼，……”
在座的群众一面听着工作组的领导大讲政治道理，一面等着事情的下一步发展。人们不知道，冯六成他们已经在郭寡妇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双红绣鞋（表示郭寡妇是“破鞋”），已经押上西街游斗，然后是南街、东街，最后转到三庙台，把郭寡妇关在了关帝庙里。
冯村四街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按照人们对郭寡妇的评价，她都有资格立“贞节牌坊”了，却在土改工作组支持下当作“破鞋”游斗，这对刚烈的郭寡妇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趁西街民兵在庙门外叽叽喳喳安排轮流回家吃饭问题时，她蹭断了绑她的麻绳，站在香案上把麻绳系到了大红梁上，上吊自缢了。
北街郭家的人炸了锅，集体到三庙台找工作组交涉责任问题，尤其要追究西街民兵的责任，并要求工作组拿出郭寡妇是“破鞋”的证据来。工作组早就做好了预防郭家“闹事”的准备，把东、西、南三街的民兵全都召集到了三庙台，一派临战的态势。工作组的态度当然非常强硬，坚持认为郭寡妇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一百多亩的良田、三座一砖到顶的瓦屋大院便是压榨贫雇农的罪证”，“富有本身就是罪恶”。郭家的人面对众多的持枪民兵和工作组的强硬态度，尽量保持冷静，只讲道理，不乱起哄。最后交涉的结果，工作组做了两条让步：一、准许郭家按传统习俗大办丧事；二、除了已经分配到户的土地、房屋外，凡没有分配完的浮财不再进行分配，仍归本家所有。
郭寡妇一家的三座院子和祖坟虽然没有被掘地三尺，但她本人却因为承受不了奇耻大辱而送了性命。
冯村在土改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比起康生一九四七年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和山东胶东搞土改时的那套做法文明多了。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各地土改中出现的诸如对划分阶级成分搞定额（湖南湘潭一户人家只有四亩地也因凑“定额”而被定成了地主，直到死也没有在政治上翻了身）、伤害中农利益、冲击工商业者、查三代、挖地财、滥施刑罚、扫地出门、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枪毙人也有定额）等等情况，都源于康生的一套做法。康生在郝家坡搞土改时吊打过妇女，也逼死过几个人，他在胶东搞土改时更是“左”得骇人听闻。有一个镇，第一次搞土改时没有出现暴力情况，毛泽东嫌不夠彻底，就派康生去进行“第二次土改”，竟先后打死了一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两个七岁儿童，是被儿童团打死的）。康生不仅把“各类”地主、把稍有劣迹的一般农民统统地当作打击斗争对象，对革命同志也搞残酷斗争，毫不留情，在党内大搞“搬石头”运动。在胶东土改前的整党中，康生一下子就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另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特别值得后人反思、震惊的是，当时的渤海区为贯彻落实中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即一九四0年施行的《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于一九四四年颁布了也是中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除了重申保障人民的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各项权利之外，这部人权保障实施细则特别规定：“在争夺区或新辟地区，尤严禁以任何名义、借口，乱行捕杀、吊打、掳架、就地处理等破坏政策的举动，违者以其所犯法条加重一半处罚。”可是，一九四七年以后，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不惜践踏已经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条例》，首先将渤海区党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李震和大批公安司法干部撤职查办，接着又撤销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李人凤的职务，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其所谓右倾错误，以致不少地区出现了不经审判乱捕、乱杀的现象。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的王力等人，当年曾被华东局派到渤海区视察工作，他们到达山东禹城的第一天，就嫌县里杀人太少了。县里的干部反映，县一级没有杀人的权力，按规定要向上级报告（这是《人权保障条例》中明确规定的）。王力指示他们先杀一批，结果这个县第二天就杀了三十多人。接着他们到商河县，一次又杀了四十多人。景晓村、李人凤、李震等同志的冤假错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彻底平反。康生在土改中的充满血腥的极左做法的见证人之一就是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有他的日记为证）。东北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中的极左做法也有当时担任长白县委宣传部长的白介夫的日记为证。由于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有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所以在冯村土改中发生的问题也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到了一九五0年前后全国搞土改时，情况才有了好转，政策稳，工作细，对“剥削量”有了核算标准，在土地分配上也合情合理，能给地主家的家庭成员按人头留足土地，留夠住房，不滥施刑罚了，罪错的案例大大减少。人民衷心敬仰、永远怀念的胡耀邦同志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就做得非常好，在土改中切实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不准进城随便抓人，当年的邓小平曾评价他说：“有主见，不盲从。”人民应该记住胡耀邦这样的好人，向这样的好人学习；更应该记住康生这样的恶魔，要防止这样的恶魔掌握国家权力。再补充一件事：一九六五年的时候，康生向当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传授过他那套在中国党内铲除内奸的“理论”，致使这个被中国高层呵护和支持的波尔布特“同志”后来把他们的中央高层领导人几乎处决殆尽，在三年又八个月的执政期间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进行了九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的导师的“教导”，对平民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无以伦比的、惨绝人寰的滔天大罪，以“大跃进”的速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所有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对知识分子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分开劳动，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这一切，可以说是对中国“大跃进”时代的一些做法的“发展”，比如安徽省亳县五马公社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有类似的做法，把十个生产队变为十个农场，办六个敬老院，十个幼儿园，三个学校合并为一个学校；实行劳力集中到农场，老人集中到敬老院，幼儿集中到幼儿园，学生集中到一个学校，搞一个“全民组织化”；实行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体劳动，形成一家分居几处，父不见子，夫不见妻，搬家出来的空房随便乱扒，东西到处乱丢，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全公社两年死亡二万七八千人）。……好了，不说了，咱们还是回到土改时期的冯村吧。
冯村三庙台上的三座庙是在土改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被拆除的。南街的一个寺院倒没有拆，做了“冯村高级小学”的校舍。
现在再补叙一下冯承礼的事。冯承礼从关帝庙“消失”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好几年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他死与活的蛛丝马迹。十年后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干部们组织人到处扒院墙，一是为了早日实现“农村城市化”──先来一个各家各户“四通八达”，二是便于“生产管理军事化”──由于没有了院墙，社员们集合起来就加快了速度，有人就发现了被藏匿的据说是冯承礼的十首遗诗，在不断被人传抄中，也流传开了关于这十首诗的转移情况。
当年那个民兵把冯承礼的遗诗底稿交给冯承礼的家人后，其家人就很快把它转移给了一个穷亲戚家代为保管，窝藏，据说，那个时候就有人传抄过。由于冯村一带识文断字的人不少，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诗文也很感兴趣，冯承礼的遗诗被传抄是毫不奇怪的。冯存孝在一九五八年的时候也传抄过──不，是“偷抄”、“窃抄”、“秘抄”过这十首诗，是抄而不传，他怕政治上受牵连。可惜，他现在不怕受牵连了，却只能记起三首来，一旦遇到文化人还常请人家做些分析。下面，咱就把这三首诗“传抄”如下，请有兴趣的读者去“研究”吧：
其一
曾有修身齐家志，报国为民己经年。
可惜秀才遇见兵，哀叹璞玉遭盲眼。
九秋红菊披白霜，腊月松柏经雪寒。
胸怀高洁孰人信？疾风暴雨摧余残。
其二
愿把祖田做共产，分给村人去耕管。
同胞血亲浓于水，乡梓土恩铭心间。
釜中豆儿放声哭：灶下萁秆何相煎？
吾今告别红尘去，煮尽信念到九泉。
其三
余为抗倭送壮丁，光明磊落乌私情。
国共内战关我屁？抵御外侮是首宗。
掏天⑴大罪恕不受，挖地⑵小功当肯定。
身世情怀谁能解？冤魂离去苦飘零。
注⑴“掏天”一词是原稿中的字，传抄中有人改为“滔天”或“偷天”，不知哪个字更符合作者本意。
注⑵“挖地”一词没有人知道是啥意思，但绝对不是指挖掘地主财宝的事，因为在冯承礼“消失”前冯村还没有对“破落地主”深挖财宝的事。有人说是指在三庙台西面挖水坑一事，那可能是冯承礼的主意，或许有风水上的考虑。有人说就是指把自己的土地白给长工去耕种一事。当然，还有别的分析、猜测，莫衷一是。
从“掏天”与“挖地”的对仗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作者一定有非常具体的意思。但是，过去没有人敢对一个地主的遗诗做公开考证，加上又不是名人名作，也就一直没有人去动进一步考证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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