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迅先生的思想和艺术表现不单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形成的，他广泛借鉴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文学、文化。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在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文论文中留下了印痕；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很多日文版的欧洲作品，对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并根据日文版的外国作品转译了不少外文小说，集成《域外小说集》出版；早期作品可以看出普希金、裴多菲、拜伦、雪莱、海涅等浪漫主义诗人对鲁迅的战斗精神有推动作用，促使鲁迅产生了以文学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十九世纪，欧洲同时产生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避开了声色欲望和享乐主义，以广大的社会问题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础，较之英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批判的主题更为接近社会整体，所取得的成就也最深远，因此深得鲁迅先生的钟爱。鲁迅最爱看的是俄国、波兰、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救国文学，这和中国当时受内外压迫的命运相类似。因为这些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反对统治阶级和异族压迫，关注、同情小人物的命运，对鲁迅的创作有很大启发。“后来看了一些外国小说，才明白世界上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样的命运，并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战斗。[1]”这就是鲁迅小说远离风月，描写现实病态社会，“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就是“为人生”而写作的意义。
鲁迅的小说都是短篇，而且第一人称写法占一半，第一人称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几乎没有，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也是第一人，这些显然借鉴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创作经验。契诃夫既是短篇小说大师，又最擅长运用第一人称“我”来分析、评判人物和事件。鲁迅先生翻译了契诃夫许多短篇小说，又充分肯定了契诃夫的讽刺价值。而且他们都曾学过医学，以解剖的眼光观察分析事物，在客观冷静这一面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孔乙己》里以儿童的“我”来讲述孔乙己的故事，明显有契诃夫的式冷静；《明天》的立意和情节与契诃夫的《苦恼》大致相同，两者都以心里描写和外部环境反衬，让读者感到悲伤的不仅是主人公失子的痛，还有他们内心的孤苦和旁观者的冷漠；而阿Q见满脸横肉的人怒目而视就跪了下去，足见《小公务员之死》的奴性心理；赵七爷放下又盘起的辫子对映《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写的《摩罗诗力说》就提到了“惟果戈里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3]”，“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4]”。直到去世前重病期间还关心果戈里《死魂灵》的译稿情况，称《死魂灵》的讽刺是“含泪的微笑”。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第一人称写法、日记体裁，“狂人”奇特的心里状态，荒诞不经的幻想和结尾，其形式直接脱胎于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但意义完全不同。《孔乙己》里人们对弱者的奚落嘲笑，喜剧形式的悲剧意义，描写旧社会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明显受到果戈里的《外套》启发，给读者同样是含泪的笑。《药》中的先觉者不被群众理解与安特莱夫的《齿痛》有分明的联系。“而且《药》的收尾，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5]”。《狂人日记》虽然受了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启发而写，也具有尼采的“超人”意象，但也还能看出安特莱夫《谩》的痕迹，同是精神失常的人，《谩》的主人公感到世上全是谎言和欺骗，《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看到社会上全是“吃人”。另外，鲁迅还借鉴了安特莱夫的象征主义手法，《药》的题目就具有现实和象征两重意义，一个是被小栓当“药”吃的人血馒头，一个是借题疗救人们精神麻木，医治社会弊病的“药”。“长明灯”的象征意义就更明显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停滞、落后和灾难的根源。从这点来看，《长明灯》与迦尔洵的《红花》又有一脉相承，长明灯是封建宗法制度的象征，红花是世上一切恶的象征。还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显然也具有象征色彩。而闰土、祥林嫂、单四嫂子、啊Q等形象又再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系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命运。《兔和猫》、《鸭的喜剧》明显有爱罗先珂童话的影响。
当然，鲁迅先生对于外国文学讽刺经验的借鉴仅仅是取法，鲁迅的思想高度和社会责任感都已超出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现状、根深于民族苦难生活的；他对自己笔下悲剧小人物命运的关心和对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深度都远远超出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因此他的讽刺比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更为“忧愤深广”。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揭露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吃人”，充满了烈火般的仇恨。“狂人”说：“你们立即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6]”和“救救孩子”的呼声，这里可以看出“狂人”清晰的启蒙形象和战斗力，这是果戈里同名小说和安特莱夫的《谩》所表达小人物的痛苦无法超越的思想高度。《长明灯》里的“疯子”坚决要吹熄庙里自梁武帝点起灯，要推倒封建统治阶级顶礼膜拜的图腾，他被封建势力囚禁了，但他还要放火烧庙，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他叛逆、战斗的精神是鲜明的。鲁迅欢呼过塔的倒掉，又希望这灯熄灭，再一次借“疯子”向封建统治阶级宣战，足见鲁迅启蒙思想和反抗封建宗法制度坚决彻底。这种韧性的战斗，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没有坚持到最后。而对封建遗老、道学先生鲁四爷、赵七爷、赵太爷、四铭、高干亭等人，鲁迅毫不客气给予辛辣无情的嘲讽和批判，并没有像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讽刺作家那样揭露沙皇统治还流露出惋惜或同情。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关注、同情小人物的命运，暴露小人物自身弱点，批判造成这种畸形人物的畸形社会，但没有发掘隐藏在悲剧小人物身上的潜在力量。而我们在祥林嫂、爱姑、阿Q的身上看到了反抗的力量，特别是阿Q的革命要求，尽管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有明显的觉醒和反抗意识，社会意义更为深刻，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可企及的。
鲁迅先生同情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更希望唤醒他们愚昧麻木的精神和反抗意识，期待他们挣脱枷锁，争得做人的资格。这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7]”，就是鲁迅先生抱“启蒙主义”写小说，“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8]”的文学讽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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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鲁迅全集7》，第3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选集》第三卷，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第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第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狂人日记》，《鲁迅选集》第一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7]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选集》第三卷，第171--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鲁迅先生的思想和艺术表现不单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形成的，他广泛借鉴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文学、文化。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在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文论文中留下了印痕；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很多日文版的欧洲作品，对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并根据日文版的外国作品转译了不少外文小说，集成《域外小说集》出版；早期作品可以看出普希金、裴多菲、拜伦、雪莱、海涅等浪漫主义诗人对鲁迅的战斗精神有推动作用，促使鲁迅产生了以文学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十九世纪，欧洲同时产生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避开了声色欲望和享乐主义，以广大的社会问题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础，较之英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批判的主题更为接近社会整体，所取得的成就也最深远，因此深得鲁迅先生的钟爱。鲁迅最爱看的是俄国、波兰、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救国文学，这和中国当时受内外压迫的命运相类似。因为这些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反对统治阶级和异族压迫，关注、同情小人物的命运，对鲁迅的创作有很大启发。“后来看了一些外国小说，才明白世界上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样的命运，并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战斗。[1]”这就是鲁迅小说远离风月，描写现实病态社会，“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就是“为人生”而写作的意义。
鲁迅的小说都是短篇，而且第一人称写法占一半，第一人称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几乎没有，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也是第一人，这些显然借鉴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创作经验。契诃夫既是短篇小说大师，又最擅长运用第一人称“我”来分析、评判人物和事件。鲁迅先生翻译了契诃夫许多短篇小说，又充分肯定了契诃夫的讽刺价值。而且他们都曾学过医学，以解剖的眼光观察分析事物，在客观冷静这一面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孔乙己》里以儿童的“我”来讲述孔乙己的故事，明显有契诃夫的式冷静；《明天》的立意和情节与契诃夫的《苦恼》大致相同，两者都以心里描写和外部环境反衬，让读者感到悲伤的不仅是主人公失子的痛，还有他们内心的孤苦和旁观者的冷漠；而阿Q见满脸横肉的人怒目而视就跪了下去，足见《小公务员之死》的奴性心理；赵七爷放下又盘起的辫子对映《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写的《摩罗诗力说》就提到了“惟果戈里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3]”，“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4]”。直到去世前重病期间还关心果戈里《死魂灵》的译稿情况，称《死魂灵》的讽刺是“含泪的微笑”。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第一人称写法、日记体裁，“狂人”奇特的心里状态，荒诞不经的幻想和结尾，其形式直接脱胎于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但意义完全不同。《孔乙己》里人们对弱者的奚落嘲笑，喜剧形式的悲剧意义，描写旧社会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明显受到果戈里的《外套》启发，给读者同样是含泪的笑。《药》中的先觉者不被群众理解与安特莱夫的《齿痛》有分明的联系。“而且《药》的收尾，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5]”。《狂人日记》虽然受了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启发而写，也具有尼采的“超人”意象，但也还能看出安特莱夫《谩》的痕迹，同是精神失常的人，《谩》的主人公感到世上全是谎言和欺骗，《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看到社会上全是“吃人”。另外，鲁迅还借鉴了安特莱夫的象征主义手法，《药》的题目就具有现实和象征两重意义，一个是被小栓当“药”吃的人血馒头，一个是借题疗救人们精神麻木，医治社会弊病的“药”。“长明灯”的象征意义就更明显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停滞、落后和灾难的根源。从这点来看，《长明灯》与迦尔洵的《红花》又有一脉相承，长明灯是封建宗法制度的象征，红花是世上一切恶的象征。还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显然也具有象征色彩。而闰土、祥林嫂、单四嫂子、啊Q等形象又再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系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命运。《兔和猫》、《鸭的喜剧》明显有爱罗先珂童话的影响。
当然，鲁迅先生对于外国文学讽刺经验的借鉴仅仅是取法，鲁迅的思想高度和社会责任感都已超出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现状、根深于民族苦难生活的；他对自己笔下悲剧小人物命运的关心和对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深度都远远超出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因此他的讽刺比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更为“忧愤深广”。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揭露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吃人”，充满了烈火般的仇恨。“狂人”说：“你们立即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6]”和“救救孩子”的呼声，这里可以看出“狂人”清晰的启蒙形象和战斗力，这是果戈里同名小说和安特莱夫的《谩》所表达小人物的痛苦无法超越的思想高度。《长明灯》里的“疯子”坚决要吹熄庙里自梁武帝点起灯，要推倒封建统治阶级顶礼膜拜的图腾，他被封建势力囚禁了，但他还要放火烧庙，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他叛逆、战斗的精神是鲜明的。鲁迅欢呼过塔的倒掉，又希望这灯熄灭，再一次借“疯子”向封建统治阶级宣战，足见鲁迅启蒙思想和反抗封建宗法制度坚决彻底。这种韧性的战斗，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没有坚持到最后。而对封建遗老、道学先生鲁四爷、赵七爷、赵太爷、四铭、高干亭等人，鲁迅毫不客气给予辛辣无情的嘲讽和批判，并没有像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讽刺作家那样揭露沙皇统治还流露出惋惜或同情。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关注、同情小人物的命运，暴露小人物自身弱点，批判造成这种畸形人物的畸形社会，但没有发掘隐藏在悲剧小人物身上的潜在力量。而我们在祥林嫂、爱姑、阿Q的身上看到了反抗的力量，特别是阿Q的革命要求，尽管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有明显的觉醒和反抗意识，社会意义更为深刻，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可企及的。
鲁迅先生同情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更希望唤醒他们愚昧麻木的精神和反抗意识，期待他们挣脱枷锁，争得做人的资格。这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7]”，就是鲁迅先生抱“启蒙主义”写小说，“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8]”的文学讽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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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鲁迅全集7》，第3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选集》第三卷，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第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第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狂人日记》，《鲁迅选集》第一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7]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选集》第三卷，第171--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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