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一，应老朋友和学生之邀，重返了一趟工作了十五年、阔别了二十二年的山西“三线”厂，感触颇多，有一系列的出乎意料：比如我的名字在全厂之响亮、人们对我的热情之感人、大家对我的评价之高，还有职工的工资之低、生活之艰、健康之糟、中老年人的死亡率之高等等，都出乎我的意料。

    我从小学四年级教到初中毕业的那班学生热情欢迎和高度评价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班在一九八三年的“中考”中升学率在全县四十多个学校中排名第一，一九八六年“高考”时有十七人考上了大学(这是时任党委书记的老曹记得的数字，据曹说，那时他还让人贴出大红喜报告知全厂)，这成绩在那个厂来说是空前绝后的。想不到的是，那个我只在初一教了一年的学生和只代过几个月历史课的其他几个班的学生也都很热情，甚至都能记得我当年教学中的一些有趣细节和说过的一些话，也都真诚地称赞我，据说与其他调走的老师和曾是厂一级领导的人返厂后遇到的平淡场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不仅让我感动，也让我自豪，因为我自己只上过五年小学，没有想到也能把学生教好，让学生永远记得。这些不同班级的二百来名学生大部分都在外地就职、打工挣钱，在厂内上班的也大都是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是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分厂厂长等。

    一九七0年、七一年分几批从包头老厂支援“三线”的老同志更不用说了，他们曾是我的工友、同事和朋友，这次重见，分外热情，“排队”请我吃饭问题就让人难以应付，陈年老话更是说起来没完。一个同年当兵又从同一个部队转业的杨姓朋友(他在高炮营，我在通讯营)，见面后没容我插话就一连气儿用四十分钟时间讲了两个老故事：一个是三十八年前他被打成“内人党”(全称大概叫“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一段委屈。他加入共产党较早，多年做组织工作，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指控说他发展、登记过的共产党员全是他发展的“内人党”，现在听来这真是荒唐至极的指控。他说，三十八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向人(这“人”就是指我)诉说这段委屈。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十八年前的一九五八年，部队搞关于“大跃进”的辩论，一湖南籍战士被孤立，当然也被激怒，夜里偷了几支步枪、一把手枪，打死四个战士，打伤多人。我当年只知道结果，不知道过程，他这次算是给我补全了这个故事的细节。长我两岁的他有明显的老年特征，唠叨起当年的事来没完没了。倾诉是一种心理需要，更何况我们的青壮年时代发生过太多太多的离奇、惊险又充满悲惨的故事，憋闷着无处诉说也是一件很苦恼的事。

    我管理过当时叫做“培训队”的一百多名转业兵，是他们的指导员，在“干打垒”工棚不够住的情况下在农村给他们找房子，单独办食堂，带领他们搞基建，艰苦共尝，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有人多年后还专程来看过我。在“三线”厂里，这批人最苦，娶了老婆的两地分居，几年后把老婆接来的落不下户口，勉强找到活儿干的又转不成正式工，上有老下有小，煎熬度日，艰苦备尝，未老先衰，好多人没有活到六十岁就撇下老婆孩子西去了。

    不知道是水土的原因还是环境的污染，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得了难治之病的人，不少人的病情还很严重，如糖尿病、高血压、瘫痪、失语、丧失记忆、甚至成为植物人(王姓朋友的妻子已经长达十七年处在植物状态)等等，职工与家属加起来不足五千人的厂，近几年平均每年死亡二十来人，真是太可怕了。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诗句是我那几天最贴切的感受。当他们夸我“身体真棒”，“精神状态真好”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当他们知道我还能扛着八九十斤重的液化气罐儿手不扶栏杆地直上四楼、每天早晨的运动项目中还有贴着墙来三个“倒立”一项时，更是惊诧不己，并一再说我“调离三线厂真是捡着了，走对了”，然后总结他们自己说：“响应号召来三线，献了青春献儿孙，窝在山沟受穷困。” 整个系统十来个厂，军工不军工，民营不民营，没有主产品，生产不景气，没有一个厂能月月按时发工资，有的厂竟拖欠职工工资一年多，曾发生过有人偷邻居的鸡饲料当饭吃的事件，“逼良为娼”的事早己不是新闻了。我工作过的这个厂现在的在册职工一千多人，在岗的却只有七百来人，其他人都“擅自”到外地打工去了，因为在这里收入太少，无法养家糊口。留在厂里干活的工人常常只有二三百元，退休职工包括高级工程师只有六七百元退休金，离休干部每月九百多元就算是高收入了。儿女有出息的天南地北去打工是普遍现象，这样的家庭比起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者的生活当然要好一些。

    回忆起我在这个厂工作的那十五年像是一场梦，这十天的重返“三线”厂的所见所闻更像是一场梦。

    说起梦来，我这次在主访的朋友老高家里大白天真地做了一个梦，而且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初九)中午我喝酒超过了一两(我平时喝酒很少超过这个界限)，头有点儿晕，就在主人给安排的住房里准备假寐一会儿，不料竟睡着了，梦中翻看一本古人写的书，其中有八行字比别的字大一些，认真一读，其语言之精炼，思想之深刻令我激动不己，立刻按多年来的习惯拿起红蓝铅笔来画杠儿，刚画完，醒了，一看表，是下午两点半，就赶紧找来一支笔想把梦中所读内容记录下来，结果，只记住了半行，共十个字，另外七行半的内容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所记下的这十个字是：“不出，道不出，出，道出，道出，……”
我把这几个字先拿给自称研读过弗洛尹德心理分析和梦分析的陪行的儿子看，儿子瞪着两眼竟一个字没有说出来。又交给老高看，他笑着说：“这是仙人给你指路吧？”不一会儿，三个当年的女同事来打听我多会儿走的事，又把这几个字交给她们看，其中一人开玩笑说：“你快去买彩票吧，准中大奖!”第二天交给为我饯行的十几个学生传看，其中两人说：“这很像谶(chèn)语呀!”既然是预告吉凶的谶语，当然也就没有人能理解它的意思了，我只好把梦中对这几个字的理解说给他们听：不出门，不走向社会，什么道理也总结不出来；只有多出门，参与社会实践，才能总结出道理，形成理论，从而指导新的出行，指导下一步的社会实践。最后一个“道”字是“导”的通假字。学生们听了我的解释，或唏嘘，或点头，或顿悟称赞，或继续疑惑，没有定论。

难忘的梦境般的重逢呵，一个不可思议的怪梦! 

                                    写于二00六年二月十一日(狗年正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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