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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续三:张宏生

时间:2012/2/7 作者: 老榆树 热度: 90669

长篇小说《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续三:张宏生

 

                         张宏生 (中篇)

 

  张宏生对机械厂组织部把他抽调出来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真是愤愤不平:我都下放为工人了,干嘛又把我当作干部抽调出去?组织部长说,你是下放干部,是劳动锻炼,并没有正式改为工人。张宏生说,我的粮食定量都由三十二斤改为四十三斤了,怎么不是工人?组织部长笑了:小张呵,我看你白给赵河东厂长当了几年秘书,仍然还是个书呆子,——改粮食定量是对你的照顾,怕饿着你。别什么事情都往歪里想。就说这次抽调你到农村搞四清吧,这是对你的器重和培养,是给了你一个到阶级斗争第一线锻炼的大好机会,对你今后的前途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别想不开。  

  张宏生表面上承认这次到农村搞四清的确是一次锻炼机会,骨子里仍然认为这是赵河东对他的打击报复。 

  张宏生离开大学校园前那几天,跟机械制造系的毕业生刘敏发生了几次性关系,致使刘敏怀孕,来机械厂上班不到四个月,刘敏便草率地嫁给了机械加工分厂的钳工车间主任王守军,半年后把孩子生了下来,取名王多多。四年后刘敏和王守军离婚,又嫁给了丧偶不久的总厂厂长赵河东。当赵河东察觉到刘敏所生儿子王多多与张宏生的血缘关系后,赵河东无法忍受刘敏“不贞”的历史和隐瞒这一历史的“不忠”行为,便开始了对刘敏精神的和肉体的折磨,同时把他的秘书张宏生下放到铸造分厂劳动锻炼。因为有这一段背景,所以张宏生就认为把他抽调出来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是赵河东对他的打击报复。

  市委组织部负责接待干部报到的女同志在填写“四清干部登记表”的时候问张宏生的职务,张宏生说“工人”,那女同志很奇怪:“怎么把一个工人当作干部抽来了?”张宏生说:“那你就把我退回机械厂吧。”那女同志笑了笑:“我没有这个权力,这事儿要由领导做决定。——文化程度?”张宏生答:“大学。”那女同志又愣了:“大学生还有当工人的?”张宏生说:“那你就把大学改为小学吧。”那女同志又笑了:“你这个同志真逗,文化程度能随便改吗?”

  张宏生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正表明了他对到农村搞“四清”是非常有抵触情绪的。

  到了四清试点县,四清工作团女副团长李桂枝征求他的意见:“张宏生同志,你是愿意编在农村工作队呢,还是编在机关工作队?”

  对此,张宏生早有主意,他知道机关复杂,问题也多,工作马虎不得,而农村的事情简单得多,即便有些问题也容易打马虎眼,再说,自己来自农村,在农民堆里长大,什么“访贫问苦”呀,“同吃、同住、同劳动”呵,根本不在话下,所以,他很干脆地回答:“让我到农村工作队吧,那里艰苦,更容易锻炼人。”

  女副团长李桂枝微笑着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从干部登记表上看,你是大厂里来的,又是大学生,在机关工作队更合适。

  张宏生说,我老家在中原农村,更适合跟社员实行“三同”,作为知识分子,也应该到最基层去锻炼。

  就这样,张宏生被分配到了“西圪梁公社四清工作队”。  

  所有工作队在开往各公社之前,于一九六四年的二月十八日(农历正月初六)在县委大院儿还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四清工作团团长做完政治动员后,由各队队长或副队长表态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副团长李桂枝:“我作为干河滩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不想在这个全团大会上多说什么了,我们这个队昨天已经开过动员会了,大家纷纷表态,下去后一定要和贫下中农搞好三同,在同吃一锅钣、同睡一条炕、同在一块地里劳动中播下革命的种子,确保社会主义的蓝天永远万里无云。” 

  外地来的城市干部对“三同”一词还有点陌生,尤其是对“同睡一条炕”还没有精神准备,经李桂枝这么一细说,竟大笑了起来,接着又对“永远万里无云”的浪漫描绘鼓起赞赏的掌声。

  张宏生在下面偷偷地冷笑,心里说,“永远万里无云”就是永远干旱,没有雨雪,那还有庄稼和百花吗?

  整个四清工作团外来干部约占三分之一,多数还是本地干部。第二个发言的就是本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刘玉,他是“梦泉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他说:“刚才李桂枝同志发言时一些从大城市来的同志在下面发笑,我知道你们想歪了。我所担心的正是你们在笑声中所想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偏僻小县贫穷落后,十年九旱,十一个公社有七个公社几乎年年吃返销粮,穷得没有哪一家社员有闲房子,都是一家几代人同睡一条炕,我们下去的干部也就必然要同他们挤在一条炕上睡觉,希望城里来的同志能很快适应这种情况,注意维护好自己的革命形象,把握住自己的灰拨榔(灰拨榔是丑陋的棒棒的意思,这里特指男性生殖器),一定不能随便播种你那革命的种子。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透人家骨头软(透即内地人所谓操),这还怎么能搞好四清?” 

  下面连连发出笑声。面对着众人坐在前面的李桂枝先是羞得红了脸,后来是气得脸发白,就站起来插话:“刘副县长,请你说话文明些。——你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正题上呢,你带的这个梦泉公社四清工作队到底准备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工作?”

  刘玉的右手在厚厚的羊皮皮裤里掏摸了足有一分钟了,终于摸出一个小东西,小心地放到面前的桌子上,随即用大拇指的指甲盖儿狠劲一碾,一个肥硕的虱子便“叭”地一声命归西天了,然后抬起头来回应李桂枝的话:“我是话粗理不粗,有什么不文明的?这正是我要说的正题话——管好自己,才能搞好四清,……

  李桂枝又说:“刘副县长,你刚才在裤裆里摸虱子,又拿出来当众挤虱子,是不是有失文雅?你好像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刘玉满不在乎地笑嘻嘻地说:“皇帝还有三个御虱子呢,有什么文雅不文雅、好意思不好意思的?”

  李桂枝以副团长的身份发话:“下一个工作队表态。”

  刘玉大大列列地回到原位置坐下。接着是农牧局局长梁半仓走上来发言,只见他从老羊皮袄里掏出半张纸:“我是沙河沟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梁半仓,我们队表态如下:

    双十条文件指航向,

    阶级斗争天天讲,永不忘。

    四清就是上战场,

    要跟敌人拼一场。

    访贫问苦扎下根,

    誓保社会主义红旗永飘扬。

  完了。”

  这里的“双十条”是指中央关于四清工作的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的全称是:《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二个文件的全称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张宏生一开始对这个“誓师大会”抱的是冷眼观望的态度,心里总挑发言者的毛病,比如当刘玉副县长说完一定不能“随便播种”你那革命的种子那句话后,他心里就反问:是不是让人们“有选择地播种”?刚才听到誓保社会主义红旗“永飘扬”这句话后,他心里就又反问:那共产主义的红旗还要不要?我们是不是不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了?连续听了几个人的发言后,他却兴奋了起来,激动了起来,因为他发现本地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从当地干部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猜到农村的景象将会更加原始,于是,他在内心深处明确了自己这次下乡的任务是:熟悉陌生的生活,丰富自己的见识。 

  张宏生所在的工作队有二十多人,分了大小五个小组(他这一组是三个人),分别分到五个生产大队去,然后再往下分,保证每一个生产队有一名四清干部。西圪梁四清工作队队长郭贵显(粮食局局长)事先实事求是地给大家作了交待:我们分管的这个西圪梁公社是个常年吃返销粮的公社,经济上不可能有大问题,我们按照领导部署,认认真真地走一个运动程序就是了。住的问题,各生产队会给咱们妥善安排。吃派饭的问题得给外来的同志作个交待:饭钱问题,早、晚饭各是一角五分钱,中午饭是四角钱,全天合计是七角钱。给粮票的标准是:早、晚饭各是三两粮票,中午饭是六两粮票,全天合计是一斤二两粮票。超出本人粮食定量的部分,回机关后每人每月再补助八斤粮票。

  张宏生被分配到一个叫“二毛匠村”的生产队,属于中圪梁大队第三生产队,有二十来户人家,住的还很分散,大小百十来口人。那天下午,四十多岁的刘队长亲自赶着全队唯一的一辆牛拉车,到公社去接张宏生和他那一大卷被褥行李,一路上热情地跟张宏生“撇(聊,说)淡话”:“张同志是做广播营生的吗?”

  张宏生:“不是。”

  刘队长:“是演电影的?”

  张:“也不是。我是从工厂里抽调出来搞四清的。”  

  刘:“您佬的声音真好听,跟广播喇叭里的声音一模一样。”

  张:“我说的是普通话。”

  刘:“普通话就是好听。您佬去过北京吗?”

  张:“我是在北京上的大学。”

  刘:“噢,洋学生?怪不得会说普通话呢。”

  张:“刘队长去过北京吗?”

  刘:“去过,那还是一九五几年那会儿,俄到长城边那唿罗儿(地方)去眊一个亲戚,第二天他就扇呼(扇动,鼓动)俄到北京眊眊去,俄就带上七八个大白馍真地走(去)北京了。到了一个有很多石头房、青砖房的地方,那肯定就是北京边边儿了,俄就向一个赶马车的老汉问讯:同志,北京哪唿罗罗儿最红火哇(哪个地方最热闹)?那老汉没有听懂俄说的是甚,他竟会用普通话跟俄说:同志,请说汉话。毬的,他把俄当成少数民族了。后来又向一个在一座石头房后头锄地的庄户人打问,笨毬的,他也听不懂俄说的是甚意思,竟也会用普通话唬俄:请问,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俄那会儿想,北京也没毬甚意思,不就是房子结实、庄户人也会撇几句普通话吓唬外地人么?最后俄也没有眊到甚红火,就回圪啦(回去了)。”   

  张:“刘队长,你认为北京的农民——庄户人应该说甚话?”

  刘:“庄户人么,还不跟俄们一个毬样?除了少数民族、外国人,全中国的汉人还不都得说咱老百姓的话么?只有演员、做广播的、还有你们洋学生才说普通话。”

张宏生憋红了脸没有敢笑出声来。他很为当地人的封闭感到震惊,便调侃地问:“那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说甚话?”

刘:“只要是中国人,说起话来就不会差毬个甚(差不了多少)。”

张宏生抑制住笑,改问实际问题:“刘队长,我到了队里怎么住?”

刘:“您佬想咋个住?”

张:“我想一个人住。”

刘:“队里没有闲房。”

张:“那就住在队部吧。”

刘:“队部?俄家就是队部,那就住俄家吧,咱俩睡炕头——炕头暖和,让俄女人和小女子两个人睡炕尾。”

张:“你家小女子多大了?”

刘:“十六岁了,过了年就嫁毬出去了。”

:“那我不能住你家。你给我找一家人口少、又没有年轻女人的人家吧。”

刘:“——张同志女人是做甚的?有几个娃儿?”

张:“我还没有娶女人呢。”

刘:“甚?你还没有娶女人呢?那为甚?”

张:“没有找见合适的。”

刘:“噢,噢。——那你就住老羊倌儿孙老汉家吧,他们家就老两口。”

张宏生的想法是深思熟虑了的。中国的城里人都有一个“归属”心理,都必须属于一个具体单位。张宏生明白,他现在归属“四清工作团”管,这是一个临时单位,四清运动之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他必须把握住自己在这个男女关系事件频发而又很容易被传扬的环境中不能被卷进去,以便将来一身清白地去到一个新单位。

六十多岁的孙老汉夫妻俩热情地接待了张宏生,要把“张工作同志”安顿在炕头睡,张宏生则坚持睡在炕尾。

这里向读者声明一下,为了你们阅读的方便,后面所有的记叙都尽量(注意,是“尽量”)把方言“译”成普通话来写。

孙老汉按照张宏生的意思帮着把行李放在了炕尾,老太太则往一个破脸盆里舀了两碗水,座在一个小型铁炉子上加温,一会儿,用手指头试了试,说:“张工作同志,水不凉了,洗把脸吧,——你们工作人都爱干净,要天天洗脸的。”     

张宏生赶紧接过脸盆:“谢谢啦,谢谢啦。我习惯用凉水洗脸,以后不必给洗脸水加温了,挺麻烦的。”

孙老汉说:“那可不行,咱这里天寒地冻的,缸里的水冰得手指头生疼,不加温怎么洗脸?”

张宏生很快洗完脸,随即端起脸盆要去院子里倒洗脸水。

孙老汉赶紧放下烟袋走过来制止:“你放下,你放下。” 

张宏生转一下身子准备用屁股去开门:“我自己倒,自己倒,哪能让您替我倒洗脸水?”

孙老汉急了:“我还要用那水洗把脸呢。我都半年多没有洗过脸了。”

张宏生犹豫着又疑惑地把脸盆放回原地,找出自己的毛巾擦脸,斜眼去观察孙老汉的头、脸:花白的头发有一两寸长,布满了灰土,很脏,以致头发成了一缕一缕的;满是皱纹的脸上也灰土土的,跟冬天的大地一个颜色;满嘴黄牙上沉淀着黑色的烟垢,由于沉积物过多,以致看不清牙缝儿。再看老太太,头发杂乱得如同地里的沙蓬草,脸色脏得像是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孙老汉让老伴儿先洗,张宏生顺手把自己的香皂递过去:“孙大娘,请您用一用我的香皂吧。”

老太太不好意思地接过香皂:“好,那我就用一用张工作同志的洋胰子。”

接着是孙老汉去洗,还笑嘻嘻地说:“咱也用一下张同志的洋胰子。”

脸盆里那点儿水先后洗了三个人的脸,水脏得如同城里人刚刚在里面涮过拖布。再看老两口的脸,孙老汉的脸由灰土色变成了古铜色,老太太的脸则由灰土色变成了蜡黄色,这让张宏生一下子想起了“黄脸婆”这个词。

天擦黑了,老太太着手做晚饭,孙老汉又拿起烟袋抽起他那叫作“小兰花”的旱烟,张宏生则主动说:“孙,孙老汉(张宏生已经发现,本地人直称老年男性为老汉略带敬意,和内地人称老头儿的意思不完全对等),你们的生活不错呀,冬天还能生个炉子。你们烧的这煤——好像不是煤吧?”      

孙老汉说:“甚不错呀?听说张同志要来住,才临时把炉子点上的,睡了觉炉子就息了。炉子里烧的不是煤,是牛粪。”

张宏生学本地人的口气“噢”了一声,表示明白了。长城外不少地方的人烧牛粪张宏生是听说过的,今天算是证实了。

天正式黑了下来,孙老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拉开屋门,一股四五级的风一下子吹凉了整个屋子,就赶紧回手把门拉上。三四分钟后,孙老汉两手抱着几块干牛粪饼回来,把牛粪饼放在炉子旁,还往炉子里加了两块,拍拍手,招呼张宏生:“后生(本地人对年轻男性的爱称),脱鞋上炕,咱们吃饭。”

老太太把三碗莜面糊糊摆到炕席上,中间又放了一小盘儿已经切成条条的淹咸菜,扭转身从墙上挂着的又脏又黑的筷笼子里取出三双筷子,先在她自己捻线、自己编织的脏兮兮的红毛衣上擦了两下,又用手捋了捋,分别递给张宏生和孙老汉,三人便呈三角形盘腿坐在炕席上面开始吃晚饭。张宏生很得意自己会盘腿坐,说:“这要是大胖子来你们这儿吃饭,无法盘腿,就只能站在地上吃了。”

孙老汉说:“我们这里没有胖人,大家都会盘腿坐。”

老太太催促:“张工作同志,快吃饭吧,等会儿饭就凉了。”

张宏生还等着上干粮呢,所以没有马上端碗,听老太太这一催促,才明白这就是全部晚饭的内容了,只好端碗开始喝糊糊,一入口,有一种呛嗓子的腥涩的怪味儿,实在不好咽,但也得咽,咽下后实在不想再喝第二口了,只好用筷子在碗里搅动,发现碗里还有四五块土豆,便先把这几块土豆吃了下去。剩下半碗糊糊怎么办?张宏生思量着,最后下了决心,“我就把它当作中药喝了吧”,眼睛一闭,屏住呼吸,一口气把半碗糊糊灌到了肚里,又赶紧夹了几条咸菜放进嘴里,驱赶一下那让人反胃的莜面味儿,一顿晚饭就这样结束了。
  还不到八点钟,孙老汉招呼说:“张同志,你累了吧,打开你的被窝早点睡觉吧,睡不着的话,咱们吹灭了灯再闲撇(说闲话)。”

张宏生听出了这话的意思,孙老汉是怕浪费灯油,便只好入乡随俗,打开自己的行李准备睡觉,然后问:“孙老汉,你们的厕所在哪儿?”

孙老汉“嘿嘿”一笑:“男人家找甚厕所?房后头随便屙尿就是了。”

其实,院子西南角的灰坑就是厕所,主人怕张宏生不熟悉环境,踩脏了脚,所以告诉他到房后头随便屙尿就是了。

等张宏生小便完了回屋后,老两口已经钻进被窝,张宏生也就赶紧脱掉棉衣、棉裤往被窝里钻。

孙老汉奇怪地问:“张同志,你怎么穿着短裤、背心睡觉?脱了,脱了,脱光了睡觉暖和又解乏。”

张宏生解释说:“习惯了。——炉子怎么办?”

孙老汉说:“它自己会息灭的。——吹灯吧?”

还没有等张宏生应声,睡在炕头的老太太就把灯吹灭了。

习惯于开夜车看书的张宏生怎么睡得着?只好跟孙老汉聊天,开始了一场无意识地真正的“访贫问苦”谈话。

这个地方所以贫穷落后,自然环境的原因就是风沙太大,雨水稀少,十年九旱。用孙老汉的话说,这里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正月初一早上刮到当年腊月三十晚上。春天刮“黄毛糊糊”,即几十年后人们所说的“沙尘暴”,刮得遮天蔽日,几乎年年都有行人走失的传闻。冬天刮“白毛糊糊”,即暴风雪,同样是遮天蔽日,多数情况下平地上存不住一点雪,几乎年年都有冻死人的事情发生。孙老汉告诉张宏生一条经验,如果你在行路中遇上“白毛糊糊”,千万别停歇,继续走路,辨不清方向和道路也要继续走下去,只走到风雪停止或遇到村庄住户。在风雪中只要你停歇下来,十有八九会被冻死。在风雪中行路最好的情况是很快遇到了人家,你见门就进,饿了主人会马上给你弄饭吃,累了上炕就睡觉,主人一般不问你是甚人,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二天风雪停了,你一拍屁股就可以走人,不用付费,也不用致谢,历朝历代都是这个风气。在这里生活的人,一生中总会遇上几起你留宿别人或别人留宿你的事情,所以这样的风气也就能一直保持下来。风沙或风雪最严重的时候,一夜之间会把一些人家的门、窗封住,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那些没有被风沙或大雪封住门、窗的人家,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上铁锹去帮助别人开挖通道,让被封住门、窗的人家能很快走出来。这里的人们所以住得很分散,房门朝什么方向的都有(大多数人家都没有院墙),用意之一就是避免全村的人家一夜之间全被沙尘或大雪封住门、窗(这几家房屋前面的门、窗被封住,另几家则只是房屋后头堆积出厚厚的沙堆或雪堆)。这地方的水井大都很深,水却很浅,存了一夜的水打个十来桶就没有了,得等两三顿饭的功夫才能再打出一桶水来,所以人们对水非常珍惜,在长达半年多的冬季里也就很少洗脸,更没有洗澡一说,衣服更是很少洗,人们的体味儿都很重,家家、人人都有虱子,抓不过来,灭不干净。人们对付羊皮袄、羊皮裤里的虱子的办法之一是,夜里睡觉前把长毛翻向外,放到院子里去冻,第二天早晨你看吧,虱子们全都冻死在了长毛尖尖上,用苕帚往下一扫就是了。说到这里的阶级成分,孙老汉说,这里历史上土匪很多,地主没有,最高的成分可能是富农,也只是因为地多而定为富农,家里也没毬个甚,土改的时候这样的人家很高兴把土地分给大家,可人们谁都不要,因为谁家都有几十亩地,种不过来。这里的人们种地讲究的是“广种薄收”,一亩地收个两三斗(一斗三十斤)就够全家吃的。人们都不注重积肥,却讲究“压青”,春小麦长到尺把高时,就用犁把青苗翻到土里,算作肥料,来年再正式在这块地里种春小麦,同时又对另外的地块进行“压青”,轮番耕作,倒也能维持住温饱。这十来年,随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的逐步升级,地里反而长不好庄稼了,分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少,连续六年吃“返销粮”。种地的庄户人竟靠国家供应粮食,你说日怪不日怪?咱也闹不机密(闹不懂,搞不清楚)是甚原因。孙老汉说到这里,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打起了呼噜——他睡着了。张宏生却没有了睡意,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老两口早早地下了炕,老太太准备早饭,孙老汉点着了牛粪炉子,并用破脸盆给张宏生加温洗脸水。刚刚才睡着的张宏生被折腾醒了,也赶紧穿衣下炕,第一件事是到屋外小便,风倒不大,但高空布满了灰土,如同阴天。回屋后从水缸里舀出半牙缸水到院子里去刷牙,老太太随后用碗从锅里舀上一点热水跟出去,倒进张宏生的牙缸里,说:“水缸里的水有冰渣渣,别冰了牙。”张宏生感动地回头一笑。张宏生边刷牙边作思想斗争:按说,应该让两个老人先洗脸,可剩下的洗脸水怎么办?倒掉?老两口肯定心疼;自己就用他们洗过脸的水洗脸?自己肯定做不到。这真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张宏生刷完牙回过身来,发现老两口并排站在屋门口正欣赏他刷牙呢,同时还表现出了不好意思,老太太赶紧转身去继续做饭,孙老汉则招呼说:“张同志,脸盆里的水热了,你洗脸吧。”张宏生脱口说了一句:“您二老先洗吧。”孙老汉说:“我们常常一冬天不洗脸,都习惯了,要是天天洗的话反而又不习惯了呢,你自己洗吧,自己洗吧。”张宏生就顺水推舟地说:“好,那我就洗吧。——我们也习惯了,得天天洗脸。”张宏生在炉子旁洗完脸又要去倒水,孙老汉走过来又制止:“别倒,别倒,别浪费水,我们也就随便洗一洗吧。”从此,形成了惯例,一盆水三人用,都是张宏生先洗,老两口后洗,还顺便用一用张宏生的“洋胰子”。

早饭还是莜面糊糊和一小盘儿咸菜,盛饭时张宏生赶紧嘱咐:“孙大娘,你们这儿的土豆很好吃,您给我多盛几块土豆,一点稀的不要。”老太太照办了。

饭后,孙老汉提起一个篮筐往外走,张宏生问他做什么去,老汉说捡牛粪去,张宏生说我也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嘛,然后就寻找粪钗、粪铲之类的工具。老汉问他找甚?张宏生说找一个捡牛粪的工具。老汉觉得好笑,说,不用工具,你跟我走吧。

捡牛粪的确不用工具。新牛粪的话,已经冻硬,旧牛粪的话,已经风干,都直接用手去捡就行。张宏生也只好跟着这样做,感觉还好,没有闻到牛粪味儿,手上干干净净的也没有沾上什么看得见的脏东西,精神上还有一种升华了的感觉:我已经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真正地做到“三同”了。

捡了一篮筐牛粪后,二人回村,孙老汉把牛粪凉在院子里——没有院子,是凉在屋外,就去生产队羊圈,放出羊群,赶到向阳的梁坡上放牧。冬天的梁坡上没有青草,羊们只是寻找一些干草根啃一啃。

张宏生去了刘队长家,让他通知社员们下午学习“双十条”文件,所有成年社员都得参加。刘队长说,我们这里开会例来都是一家只出一个人参加。张宏生说,这不是一般的开会,是学习,学习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上级要求必须都参加,要求传达到每一个社员,我说只让成年社员参加就已经放宽了要求。刘队长说,队里没有放得下五六十人的地方,大冬天的,总不能让社员们站在屋外的大风中学习文件吧?张宏生说,你说怎么办?反正得让每一个成年社员了解中央文件。刘队长说,这样吧:今天下午只通知男社员参加,地点是五保户李老汉家(当时农村对孤寡老人实行生、老、病、死、葬全都包办的政策,故称“五保户”);明天上午组织女社员参加,地点在我家。张宏生同意了,并提醒刘队长别忘了安排明天到另一家吃“派饭”。刘队长说,这事你就别管了,明天早晨谁去叫你,你就跟谁去吃饭就是了,以后天天是这样,你就别再为这事操心了。

张宏生回到孙老汉家准备吃午饭。一想到吃饭,张宏生就头疼,那莜面糊糊实在是太难喝了。现在想起老家的棒子面糊糊就有点儿馋得直咽吐沫,如果棒子面糊糊里再有几块红薯,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惬意的食品了。进了孙家门,老太太正在做午饭,锅内的筚子上已经摆着一些一小卷儿一小卷儿的面制品,张宏生跟她打了一声招呼,就站在旁边看她怎么做饭,只见她从面盆里揪下一小疙瘩面,双手简单一搓,成了条状,然后放到左小臂的里侧,用右手大拇指根部的被中医称为“鱼际”的部位摁住面条往掌心方向一擀,条状的面成了长长的片状,右手食指往上面一贴,稍一滚动,片状的面卷在了食指上,成为一个小卷儿,顺手放到筚子上,接着再做下一个。长年不洗澡的女主人的小臂粗糙黑灰,脏得形成浓淡不一的几个斑状图,唯有搓过莜面卷儿的部分白白净净略呈红色,小臂上这一小区域里的脏东西全被沾到面里去了。没有办法,这样做出来的饭食也得吃。张宏生问:“孙大娘,这叫莜面卷儿吗?”老太太答:“不是,这叫莜面窝窝儿。”张又问:“莜面窝窝儿能不能不在胳膊上做?”老太太答:“能呵。在案板上,尤其是在光滑的石头上做更顺手。——家里有一块石头,在

咸菜缸里压着咸菜呢,干脆就在胳膊上搓了。”

莜面窝窝儿蒸熟了,连筚子一起端出了锅,摆到炕席上,老太太递上半碗酸菜汤和筷子:“张工作同志,你醮着冷盐汤吃吧。”张宏生说:“等孙老汉回来一起吃吧。”老太太说:“我家老汉天黑了才回来呢,你自己先吃吧。”张宏生不知道怎么吃,就动员老太太一起吃。老太太意识到“张工作同志”可能不会吃,就给他做样子:用筷子夹起两三个“窝窝儿”,往被叫作“冷盐汤”的酸菜汤里轻轻一涮,就吃了起来。张宏生如法照做,放到嘴里嚼了两下,品了品,说:“还挺好吃,比莜面糊糊味道好。”张宏生一口气吃了多半筚子;一是饿了,二是觉得确实好吃。老太太收拾碗筷时说:“张工作同志天黑了就不用吃饭了。”张宏生愣了:“你们就管我三顿饭?今天晚上这第四顿饭就不让吃了?(昨天晚上的一顿饭加上今天的三顿饭共是四顿饭)我多吃你们一顿饭,按规定标准交给你们一顿饭的粮票和钱,亏不了你们的。”老太太乐了:“我们巴不得你在我们家多吃几顿饭呢。莜面窝窝儿撑时候,一顿吃饱,三顿不饿。”张宏生也乐了:“我说呢,哪有怕工作组多吃饭的道理。”

下午,男社员们在五保户李老汉家学习“双十条”文件,到了十五六个人,坐了满炕,地上还站了三四个年轻后生。张宏生的意思是找一个社员读文件,遇到大家不好懂的词语好用方言解释一下,不幸的是来的人中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学三年级,刘队长也只上了一年半小学,没有人会读文件,张宏生只好自己读,读得很慢,生怕大家听不懂。大家听得很专注,完了让大家讨论,有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大家说,全听懂了,中央文件好得很,全都是为了咱社员好,让咱们过上好日子。还有人夸“张同志念得好,像电影里的人说话似的,挺好听的”。其实,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听得懂文件,除了刘队长外,没有一个人去过县城,他们对书面语言、政治术语很陌生,一旦记住一个词,就套用好几年。本地人一直把解放军称作八路军就是个典型例子。最初他们称下乡干部为“公家人”,后来多次听队干部介绍说某某同志是来咱们村工作的,慢慢地就把下乡干部改称为“张工作(人)”、“李工作(人)”了。什么叫工作?他们也不懂,即使懂了也不习惯使用“工作”一词。他们如果关心某干部本来的职务、职业,从不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是问“您是做甚营生的”。一九五八年他们记住了下放干部一词,便对所有下乡干部称作“下放干部”。四清文件中有干部下乡“蹲点”一词,讨论中有人问“甚是蹲点”,张宏生解释说,“就是干部下乡来,蹲在一个队里开展工作”,人们又问“甚是个蹲?点又是个甚”,张宏生再怎么解释,大家仍是“闹不机密(闹不懂,弄不明白)”。尽管社员们听“双十条”文件如同听天书,但对张宏生绝对百分之百顺从、关心乃至呵护。他们事先听刘队长说了,“张同志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过女人呢”,他们就把张宏生当作一个生理有毛病、精神不正常的人,所以生着法儿“日哄”着他高兴,啥都往好里说,啥都顺着他的意思说。张宏生问他们“从目前农村形势看,该不该搞四清”,他们就说“该着哩,该着哩,农村行事(误把形势作行事,用在此处倒也通)瞎日哄,受(劳动)上一天整,记个八分工,合个八分银(钱),到了秋后不见毬个甚,再不清清要了个命”(按当地语音听,哄、整、工、银、甚、命几个字基本属于同一个韵脚,这几句话应该说是一首顺口溜)。张宏生问刘队长,社员干一天活,记八分工,合八分钱,为什么到了秋后见不到钱?刘队长笑一笑说,您让社员们说吧。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说,粮食都不够分的,刘队长他到甚地方屙钱去?闹了半天,社员们并不埋怨刘队长,反而还很理解和同情他。

第二天上午,女社员们都到刘队长家来学习中央文件,来了二十多人。女队长发话:童男童女炕上坐,黄脸婆娘们地上站着。七八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一窝蜂地上了炕,围坐在张宏生周围。张宏生明白,所谓“童男”就是指他这个唯一的男人,他觉得女队长是在对他恶作剧,很觉尴尬。女队长或许有成全青春萌动中的女孩子和至今没有娶女人的张宏生的意思。在张宏生读文件的过程中,女社员们几乎全方位地欣赏他,欣赏他的发型、脸型、眼镜、洁白的牙齿、四个兜儿的藏蓝棉袄,还包括他身上的香皂味儿和好听的普通话。他背后有两个女孩子掀起他的棉袄,查看他里面还穿着什么衣服,甚至把手伸到他后背上捏一捏他胖瘦。坐在他前面的女孩子不断有人去抚摸他那干干净净的有着两条红道道的白袜子。张宏生意识到这些女社员们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读什么,而是在研究他这个外来人。果然,在讨论的时候就胡说八道,甚至问“张同志三十多岁了为甚还没有娶个女人”这类尴尬问题。张宏生一再要求她们提跟文件、跟四清运动有关的问题。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问:“张工作同志,四清运动整不整我们家那个人?”张问:“你们家甚人?”那妇女答:“我们家是三个人呀,两个男人。”张宏生实在听不懂这个妇女在说什么,在场的人只是怪怪地笑,弄得张宏生莫名其妙,就向妇女队长询问,妇女队长介绍说,这个李二嫂的男人六十多岁了,在炕上瘫痪了有十多年了,她自己腿又有毛病,不能下地挣工分儿,就在六年前的一九五八年从第二生产队即狗旦村找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叫“憨二后生”的光棍吃住在她家,帮她家干活,挣工分儿,只要有干部下乡来,就认为这是雇工剥削,同时还属于重婚,这个憨二后生就被赶走;等下乡干部一走,憨二后生就又回来,三个人又同盖一条大被子睡在一起。这个李二嫂怕你又要赶走她的小男人。张宏生说这事可不好处理,我得向领导汇报了再说。话刚说完,屋里的妇女们就吵吵了起来:张同志,你可千万别汇报,一汇报准把憨二后生赶走,剩下两个残疾人怎么生活?张宏生觉得这事很难办。

几天后张宏生还是把这件事向组长作了汇报,在场的中圪梁大队书记说,这事你们不要管,把憨二后生赶走了就等于断了那两口子的活路。这件事就这样悄悄地被压下了。

张宏生为了工作的需要,交流的方便,同时也是兴趣使然,开始用心研究起当地方言来,而且很有成效,社员们都夸他讲解文件“最机密”(最清楚)。

西圪梁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郭贵显在公社“初级中学”一间教室里召集全体四清干部交流访贫问苦、学习“双十条”的情况。轮到张宏生发言时他提出建议说,我们外地干部应该注意研究本地方言,这有助于开展工作和解释中央文件。郭贵显是本地干部,他说,本地方言有甚研究头?你有甚具体问题就问我吧,我能给你解释。张宏生说,具体问题太多了,就说“干部蹲点”四个字吧,用本地话怎么说?郭贵显说,笨毬的,这还不好说?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干部下队工作”嘛。张宏生说,你说的很对,但社员们问甚是个“蹲”?甚叫个“点”?你要解释不清,社员们就认为“干部下队工作”和“干部蹲点”是两回事,是两项内容不同的工作,与其让社员们糊涂着,不如说清楚了好。郭贵显脑子很好使,他说,“点”,用普通话说就是“一个地点”,指的是一个生产队。张宏生很服气地说,郭队长真厉害,这样解释“点”真是太棒了,那么,甚是“蹲”呢?郭贵显说,我也不知道“蹲”的具体意思是甚,这大概是个文言字吧。张宏生说这怎么是个文言字呢?你难道没有蹲过厕所?你难道没有做过蹲下这个动作?郭贵显说,我“蹲厕所”做甚?我也不知道“蹲下”是个甚毬动作。外来干部听了哄堂大笑。张宏生也笑红了脸,扶了扶眼镜站了起来,跨出一步,在两个课桌中间蹲了下去,说,郭队长,你看,我现在这个姿势就是“蹲下”的动作。郭贵显也乐了:那叫甚蹲下?那叫圪就下。外来干部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本地语言中就没有“蹲”这个词。张宏生在语言问题上很叫真儿,问郭队长“圪就”二字怎么写?郭贵显说,很多方言用语不好找出很合适的字来书写。张宏生让他试着写一下。郭贵显就走到黑板前写下“圪蹴”二字。张宏生说,你写的第二个字不读“就”,而是读“促(音)”。郭贵显犹疑着:如果读成“圪蹴(促)”,那又是另一个词了。张说,是呀,郭队长,那你就用普通话解释一下“圪蹴(促)”这个词是甚意思吧。郭说,这个,这个我解释不了在普通话里是甚意思,你有本事你解释一下吧。张说,本地语言中的“圪蹴(促)”这个词可以组成很多短句,意思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圪蹴(促)巴呆”,指人的话,是说这个人窝窝囊囊;说物的话,是说这个东西皱皱巴巴,既说人又说物就是软拉巴吉的意思;说“圪蹴(促)着躺一会儿吧”,是说委屈地不舒展地躺一会儿;……回头再说这两个方言词的接近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走到黑板前书写):“搁就”,搁,放置,放下,不使动、不能动,由此还引申出“搁浅”一词;就,就座,就位,也是呆(待)在一个地方不要动的意思。本地方言中的“搁就”一词跟普通话中的蹲或蹲下可以说是一对同义词,用它翻译“蹲点”的话,就是“搁就在一个地点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开展工作”。第二个词的写法应该是“搁蹴(促)”,搁字就不用说了,跟上一个词里的意思差不多;蹴,踢的意思,至于被踢的东西会出现什么结果,很难说,甚至也不重要,比如把一个碍事的烂砖头踢到旁边去等等,只要它不挡路、不碍事就行了;家长让孩子把一个凳子摆好,他不动手,只用脚踢了一下就算完事,完全是应付,凑合,这便引申出“一蹴而就”这个成语,踢一下就算就了位,完了事,办事不负责任,随随便便;本地方言中的“搁蹴”一词就是应付、凑合、随便、临时将就、委屈着、憋屈着等等的意思,其他用法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有几个人热烈鼓掌,说,看不出来,张宏生同志倒成了研究本地语言的专家了呀。

郭贵显最后总结发言:今天的工作情况交流会最后变成了方言研究会啦,这样也好,熟悉了群众语言确实是有助于开展工作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张宏生同志学习。今天天不早了,大家赶紧回各生产队吧。下一次开会时间另行通知。

前面已经交待过,二毛匠村的社员们是把三十多岁还没有娶女人的张宏生当作一个生理、精神都不正常的病人看待的,可怜他,关心他,呵护他。比如吃饭,大家知道他爱吃“莜面窝窝儿”、“莜面鱼鱼儿”(一种把莜面搓成细长条的食品),派饭到谁家,都尽量做这两样饭给他吃,而且都不再用人体当案板用。最让张宏生感动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工作组的三个人还有大队书记、大队主任在第二生产队即狗旦村开碰头会,午饭后刮起了“黄毛糊糊”(沙尘暴),另外四个人劝他不要回二毛匠村了,会迷失方向走丢的,今晚就在狗旦村给他找一个睡觉的地方,他婉言谢绝,说社员们都很穷,一般都没有多余的被子,他去谁家睡就会给谁家造成麻烦。他内心还有一个想法没有说出口,那就是宁愿让自己被子里的虱子咬,也不愿意去招惹别人家被子里的虱子。大队书记就把自己身上的老羊皮袄脱下来递给他,说,有这件老羊皮袄穿在身上,你即使迷失了方向也不会被冻死的。张宏生接过老羊皮袄后很有把握地说,你们放心吧,这五里路我都走了好几趟了,非常熟悉,不可能回不到二毛匠村。他转身出了门一看,大风沙搅得天地一片灰暗,能见度不足两米,但还是毅然出了狗旦村。张宏生摇摇晃晃地走了不到十分钟,眼镜就不能戴了,镜片上是一层厚厚的细沙,而摘掉眼镜又看不远,结果他真地辨不清方向了,把手表送到眼前一看,是下午两点半,相信三点以前准能回到二毛匠村。为了辨方向,找路迹,他爬在地上研究环境,到处是裸露的小石头,分不清哪是耕地,哪是人们常走的小路,全都一个样。这时他想起了孙老汉说过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千万不能停下来,就站起来凭着感觉继续走。三点十分的时候,他听到了猪的哼哼声,寻声走过去,漠漠糊糊地看到一座三间泥土屋(本地农村的房子都是泥土屋),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总算回到二毛匠村了,就敲开了这家的门,黑暗中正在喂猪的主人一把把他拉进屋,让他赶紧上炕暖和暖和。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清主人是谁,张宏生就问:老乡,这是二毛匠村吗?主人答,不是,这是狗旦村。张宏生吓了一跳,走了一个多小时,竟然还没有走出狗旦村,就对主人说,我是四清工作组的干部,住在二毛匠村,请你告诉我怎么才能走回去。主人说,你别走,先住下,明天风停了再走。张宏生说不行,回到村里还有事呢。主人说,你跟我来吧。主人带他出屋走了十几步,往前一指:你顺着这条小路往前走吧,一会儿就到二毛匠村了。张宏生说了声谢谢就照直走去。其实,张宏生根本没有看见小路,所有的地面都是硬硬的,光光的。他东倒西歪地又走了十来分钟,看见了那口废弃的浇地的水井,环境变熟悉了,便很快回到了孙老汉家。他进门一看,满屋子男人,竟然还有两个多小时前刚刚分手的大队书记和大队主任,正和刘队长他们商量如何组织人分头去找他呢。原来大队书记和大队主任放走张宏生走后有些后悔,怕张宏生真地会走失,随即便跟了出来,一路上竟没有追上张宏生,到了孙老汉家又没有见到人,就紧张、害怕起来,马上把刘队长叫了来,让他把年轻男社员都找来,准备分头去找张宏生。刚把人员安排好,张宏生自己却摸回来了。一场虚惊。这件事让张宏生非常感动,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

张宏生也做过一件让全村社员感动的事,那是在这场“黄毛糊糊”之后的十天头上,这五个人在中圪梁大队开碰头会,上午下小雪,中午变中雪,下午刮起了八九级大风,一九六四年春天的最后一场“白毛糊糊”开始了,小学的老师跑到大队部请求工作组的同志把各村的孩子带回去。没说的,工作组三个人马上到教室里去领孩子。二毛匠村有六个孩子在大队小学上学,二、三、四年级各两个,四个男生,两个女生,张宏生让他们手拉着手上路,他在后面跟着,刚一出村,六个孩子就被大风吹倒、吹散了。倒地的还好说,张宏生让两个倒地的孩子先躺着不要动,又让两个四年级的孩子紧紧抱在一起站结实,他就去追赶那两个被风雪吹得停不住脚的孩子,一直追了三四十米,才把那两个孩子抓住。好不容易把六个孩子聚拢在一起,让他们用胳膊互相挽住,张宏生居中,一左一右使劲抓住两个四年级的大孩子,七个人吃力地往前挪动脚步。他们是逆风前进,张宏生掌握住两个要点:一是不能让左右的孩子散开,二是使劲拽住两个大孩子往前挪步,稍不使劲儿七个人就会被风顶得退后好几步。这时的张宏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同时还有一种豪壮感,难得自己也要当一回英雄了。就这样七个人时聚时散地,前进五步又后退两步地历时近两个小时,终于走完了这“七里风雪路”,平安地回到了二毛匠村,家长们真是千恩万谢,社员们从此更是待张宏生如亲人了。

有一件让张宏生想起来就恶心得只想吐的事情也得说一说。

房东孙老汉夫妻俩按当地标准看,也算是爱干净的人,自有了张宏生的影响,就更加爱干净了,起码做到了用张宏生的剩洗脸水天天洗一次脸,再不在胳膊上搓莜面窝窝儿了,被褥叠得很整齐,处处擦、扫得干干净净,还帮张宏生整理东西。张宏生每次刷完牙习惯把牙刷倒放在牙缸里,即有毛的一头朝上,张宏生后来刷牙时总发现牙刷是头朝下放着的,说明他的牙刷是被老两口整理过的。有一天早上,张宏生突然有了一个“第六感觉”,怀疑老两口趁他不在家时用他的牙刷刷过牙,便回头去看正在忙早饭的老太太和正收拾炉子的孙老汉,他们牙齿上的沉积物都没有了,牙齿也白了,牙缝儿清晰可辨,张宏生的脑袋一下子大了起来,恶心得就要吐出来,但还是端着牙缸到屋外假装刷牙去了,只是用清水漱了漱口。这牙刷是不能再用了。张宏生不能揭穿这件事,不能明白告诉老两口是不能用别人的牙刷刷牙的,这会让老两口难堪。怎么办?这时有一个小男孩儿走了过来:“张叔叔,今天该到我家吃派饭了。”张宏生把牙具送回屋里,便跟着小男孩儿吃饭去了。

张宏生吃完早饭,借上刘队长的破自行车去了二十多里外的西圪梁公社供销社,买了一把跟他的旧牙刷一模一样的新牙刷,还买了一袋牙膏,回来后把新牙刷藏好,从此每天早晨假装拿着旧牙刷到院子里去刷牙,实际使用的是掖在身上的新牙刷,完了,再把新牙刷藏好,仍把旧牙刷按习惯放在牙缸里。

还有一件事促使张宏生决定搬家,换房东,那就是孙老汉每隔十来天就同老伴儿有一次性事活动,哼哼咭咭地,刺激得张宏生无法睡觉。张宏生把牙刷被偷用和孙老汉的性事活动两件事,如实向刘队长作了汇报,请求刘队长帮他换房东,并且要编出一套对谁都说得通的理由。刘队长满口答应没问题,并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说,乐得张宏生只夸“刘队长真比三国时的诸葛亮还聪明”。

刘队长到了五保户李老汉家说:“李老汉,跟你商量个事,工作组张同志每天晚上要看书、看文件,睡太晚了又怕浪费孙老汉家的灯油,我想让他搬到你这里来住,因为你的灯油是生产队里给买的,用多用少都没有关系,……”李老汉一听很高兴:“好哇,让张同志搬来吧,我还多了一个撇闲话的伴儿呢。”

刘队长对孙老汉也是如此这般的说,老两口虽然舍不得让张宏生搬走,但夜里长时间看书、看文件确实对谁都不方便,也只好同意让张宏生搬走。

张宏生搬行李时把那把旧牙刷送给了房东,说:“孙老汉,这把牙刷、还有半袋牙膏送给您了,您老今后也开始刷牙吧,这对身体有好处。”孙老汉有点儿脸红,说:“那你用甚?”张宏生说:“我再去买把新的。”孙老汉就笑嘻嘻地接过了牙刷和那半袋牙膏。

春暖的日子过了没有几天,夏天忽然就到了。拔完春小麦不久,天气又很快变凉了。十月份刚把莜麦弄到场院里,一场大雪便覆盖了大地。

一九六五年的元旦刚过,四清工作队陆续回到县里进行休整,外地干部也有回去探亲的。张宏生是个没有家室的人,一年来又没有把下乡搞四清的事情告诉老家的父母,觉得从大企业调到地方来很丢人,写信告诉家里一年来自己一直在外地出差,春节也不能回去了。张宏生住在县委家属院一间空房里感到很孤独,只有一条街的县城也没有什么文化消遣,只好靠从文化馆借来的几本书打发日子。

西圪梁公社四清工作队是被工作团批评的三个工作队之一,说这三个队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尤其是西圪梁公社工作队,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四平八稳,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没有清出一个值得处分的贪污干部,没有抓到一个搞破坏的四类分子。郭贵显及其队员们虽然因为被批评而情绪不高,但都觉得问心无愧。他们知道,西圪梁公社的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事情是有一些的,但都是偶然为之,没有形成惯例,社员们也都不太计较。男女关系的事情倒是查出来不少(其他公社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但没有受害人,当事人都坦然处之,几乎人人都把这些事当作一种文化消遣,天天当作笑谈。这地方有一句常用来挖苦笨人的话是“笨得你毬都揽不成一条”,足见本地人把拥有几个情人是当作“有本事”、“有成就”看待的,因为除了这类事之外,社员们再没有别的娱乐活动了。会唱“二人台”和“爬山调”的人各生产队倒是都有几个,但从没有当作文艺节目当众演出过,只是在集体劳动中随便唱唱而已。二毛匠村的刘队长连男女关系的事情也没有,他漂亮的妻子倒是有两三个相好的。别看刘队长是个半文盲,他的帐目却是很清楚的。他记性好,一天下来该给谁记多少工分儿,按人口分返销粮的时候谁家分了多少,全记在脑子里,晚上,他把某个社员家在大队或公社学校上学的孩子找来一个,把帐簿递过去,他一一口述,那孩子一一记帐,几乎没有出过差错。这小小的“义务会计”逮着谁是谁,并不固定,社员们有不清楚的地方既可以问刘队长,也可以问这些“义务会计”,队里的财物、物质管理的透明度非常高。

这里几代人同睡一条炕的习惯(居住条件受限,不习惯也得习惯),让女孩子普遍性早熟,四清干部同当地年轻女性发生关系的事情时有发生。张宏生为什么没有犯下这类错误?前面交待过了,他现在属于一个临时单位,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害怕影响到他在运动后期的工作分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女性非常挑剔,一般人他是看不上的。他看上的女人,第一必须漂亮。他认为,漂亮的女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做什么表情都可爱,漂亮女人身上的任何部位都能给人以性刺激。第二,女人的性格必须温柔、温顺。漂亮而又温柔的女人是最完美的女人,对缓解男人精神压力、紧张情绪和确立奋斗目标、坚定生存信心效果最佳。一个漂亮、温柔的女人而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那简直就是锦上添花了,给个国家总统、三军统帅的职位也不干。跟一个不漂亮甚至很丑而又常年不洗澡的女人睡在一起在他看来是不能想像的事情,他宁可自己消解性欲。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过几次找对象的经历,他这几年终于意识到刘敏是最符合他的“完美女人”标准的,当年没有把刘敏当一回事,并最终失去了她,应该说是他人生追求的最大悲剧。他也明白,他对女性的这种高标准要求是很不容易实现的,但他至今还在坚持着这个追求,这倒在这次下乡四清中成全了他的美名,因为他在别的方面不容易犯错误。

一九六五年的春节之后,四清工作团根据党中央的新的重要文件即“二十三条”(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精神,要对全县的四清工作进行全面复查,首先是“务虚”,组织正副队长和各公社的书记、主任学习文件,地点特意选在了西圪梁公社,并要求西圪梁公社四清工作队成员全体参加。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现场会,总负责人是副团长李桂枝。

头一天上午传达完了文件后,与会者个个肃穆起来,人们很少说笑了,因为四清运动的内容已经由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这样的很具体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了,范围大得摸不准边界了。文件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非常紧,火药味儿非常浓,各公社来的书记、主任们几乎都有危机感,四清工作队的正副队长们也都感到压力很大,觉得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在这样的氛围里,李桂枝在头一天下午的最后一个小时里,还要教大家学会一首不知她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歌曲,让大家学会了回去教给社员群众去唱。这首歌的歌词是:

  工作队下乡来,

  贫下中农笑颜开。

阶级队伍组织好,

地富反坏垮了台。

我们团结中农向集体,

把资本主义根子挖出来,挖出来。

  这个现场会原准备开一天半,由于李桂枝在第二天上午在学校的女生厕所发现了反动标语,又说是一首反动诗词,为了破案,便决定把会议时间延长。

  西圪梁公社的初级中学没有围墙,只有两排泥土教室,露天的学生厕所倒是有围墙,中间一墙隔断,男女厕所便分开。中国人有创造“厕所文化”的习惯,蹲在茅坑上,可以在面前的厕所门上乱写乱画,还可以在左右两边的隔墙上乱写乱画。但在这个学校的露天厕所里蹲茅坑却不方便这样做,因为墙在屁股后面,蹲在茅坑上回头伸手几乎摸不到墙,又怎么能够书写?人们据此有几条初步的分析:一,“反标”或“反诗”的作者是专门拿了粉笔来女厕所的光光的泥巴墙上书写的,而不是边蹲茅坑边书写;二,“反标”或“反诗”的作者肯定就在与会者里面。为了给现场会让路,学校放假两天,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村里的社员也不可能来这个厕所,因为学校距村子有上千米远。三,与会干部有六名女性(包括李桂枝),她们是重点怀疑对象。四,也不排除是男干部书写的。会议休息时,在几个女干部上完厕所后,男干部也去女厕所解手。另一种可能是“反标”或“反诗”的作者中途离开会场专门来女厕所书写的,把案件的怀疑对象故意引向六名女干部,以增加破案的难度。

  李桂枝发现“反诗”时,很快找来一个女干部把住厕所门,禁止所有人进女厕所,以尽量缩小反动宣传的影响面。李桂枝先把墙上的内容全文抄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然后向总机打电话,让总机转接县公安局报警,接着又转接县委书记和工作团团长汇报情况。那时候的县公安局穷得连摩托车都没有,都是靠骑自行车或骑马出现场,估计他们到下午才能赶来。机智的李桂枝利用这个空档先把另外五名女干部的笔记本收上来,名义是“检查一下你们学习文件时是否都认真作了笔记”。她初步比对了一下,没有发现那些笔记本上有跟“反诗”相同或相近的字体。公安局的三个人搭乘县委书记的吉普车中午就赶来了,先对“反诗”拍了照,又认真比对了一遍那五名女干部的笔记本,从笔迹上看,“反诗”确实不是她们当中的谁写的,就把笔记本退还给了她们。县委书记、李桂枝和那三名公安人员没有顾上吃饭,紧急研究起破案方案来。对“二十三条”做过多次宣讲的李桂枝引用文件里的话说,“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建议发动全体与会者一起破这个案。几个人一致同意这样做,这才到村里找生产队长给派中午饭。

下午,李桂枝正式向七八十人的大会作了情况介绍,她说,上午在女生厕所的墙上发现了一首极其反动的诗词,内容是怀念万恶的封建社会,说现在的社会等于是中国人失去了擎天大柱,一心向往过去,阶级敌人的变天思想溢于言表,这再一次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是完全英明正确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为了对全体与会者负责,解放大多数,以便很快把这个阶级敌人揪出来,现在每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空白纸来,用平时的书写习惯抄写几个字,再提供一些破案线索,最后签上名。不准用左手写字,不能故意把字写得跟平时不一样。现在,我挑几 个字写到黑板上,大家按平时的书写习惯把它抄下来。说完,翻出笔记本中记下的“反诗”全文,回头在黑板上摘写出了如下几个字:

  初立刀,江山操,

  中华去,思前朝。

先抄完这几个字的人中竟有一个人情绪激昂地站起来发言:这个阶级敌人真是反动透顶了,竟然要立起刀枪,操纵江山,赶走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们都回到前朝去。李桂枝听完这个发, 言后苦笑了一下说,这不是全文,是我从全文中随便挑了几个字让大家抄写的。那个人更加激动地又站了起来:不是全文都如此反动,那全文岂不更加反动?干脆你把全文抄下来,让大家分析批判,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呵。很多人也都支持把全文抄下来。李桂枝说,不能抄全文,抄全文就等于替阶级敌人作了反宣传。大家无话可说了。

把大家抄了字的纸片收上来后,就宣布散会了,让大家赶快回到各公社、各生产队去照常工作,七八十人吃派饭问题已经给西圪梁的社员们增加了很大负担。

整整过了一个星期,县公安局也没有在七八十份纸片上比对出相似或相近的字体来,从上级请来了笔迹专家也没有破了案。地区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个“反诗”大案,一位更有头脑的领导提醒公安部门的同志说,会不会是隐藏在西圪梁村的阶级敌人趁干部在教室里开会的机会,偷偷地跑到学校厕所里书写了这首“反诗”?应该把熟悉当地群众的大、小队干部和四清工作队的人集中起来集体研究笔体。案发十几天后,县公安局找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把西圪梁公社大、小队干部和四清工作队干部一共四十多人拉到了县公安局会议室,请来县文化馆会临摹各种字体的老贾看着照片把“反诗”全文临摹到黑板上,让大家辨认这像是谁写的字。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反诗”全文:

  初立民国不用刀,

  大清江山无人操,

  中华去了通天柱,

  思想前朝心去了。   

李桂枝还按她的分析又一次讲解了这首“反诗”的反动实质。

中文大学生张宏生从案件发生起就一直不关心这件事,这次被请到县城来他倒是挺高兴的,可以抽空到公共澡堂里洗个热水澡。今天,人既然坐在了县公安局会议室里,又首次见到“反诗”全文,那就顺便琢磨琢磨吧。他觉得“初立民国不用刀”这句话不符合历史事实;“大清江山无人操”倒是反映了一些清朝遗老的心情;可是,“中华”二字到底是指谁呢?指中华民国,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作者是清朝遗老,他怎么对失去了“通天柱”的“中华”还表示了惋惜之情呢?还有最后一句,作者“思想”的“前朝”到底是清朝,还是中华民国?肯定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属于“当朝”。张宏生觉得整首诗的文字虽然很流畅,但思路是混乱的。忽然,他脑子里飞来一个灵感:这会不会是一个谜语,而且是一个字谜?对,这是个字谜。有了这个判断,张宏生便一下子猜到了这个字的答案,抑制不住地偷偷笑了,意识到这起“反诗”大案可能是一场闹剧。

正在听大家七嘴八舌地瞎议论的李桂枝先看到的是张宏生专注地思考的表情,再次扭过头来发现张宏生在偷偷地笑,便站了起来,指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张宏生叫:“张宏生同志,你是中文大学生,在座的属你文化程度最高,你把你的分析判断说一说吧。”

张宏生站了起来,很为难的样子:“这,这,刚才我倒是很认真地琢磨了一下,这首诗可能不是什么反诗,而是一个谜语,是一个字谜,……

在场的人齐刷刷地一起回过头来看他,几乎同时发出了一个拖长了的声音:“嗯?”

李桂枝更觉得这个判断有点意外,说:“张宏生同志,你到前面来,跟大伙说说你的分析判断。”

张宏生扶了扶眼镜,在大家的注视下慢慢地走到了前面的大黑板前,回过身来说:“我首先认为这首诗在思路上有点混乱,……

当人们听张宏生最后下结论说这是一首字谜诗时,都很好奇:“那你快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字?”

张宏生便解释了起来——“初立民国不用刀”,把初字的“刀”去掉,不用了,只剩下了偏旁;“大清江山无人操”,把大字中间的“人”去掉,无人了,便是一个“一”字;“中华去了通天柱”,把中字中间立着的大柱子去掉,剩下了一个“口”字;“思想前朝心去了”,思字没有了心,就是一个“田”字;把所剩四部分组合起来,答案就是一个“福”字。

人们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并以掌声表示高兴和佩服。

李桂枝,还有别人不太服气:“初字是衣部旁,福字是示部旁,能往一起扯吗?”

张宏生说,民间谜语讲究个形似、音同、意思相近或相关就行,即使文人编创的谜语也都具有这些特点。

有人还是想不通,建议张宏生举例说明。

张宏生想了想说,我小时候在乡下听一个瞎子说书,他每次都先用同样的四句定场诗开头,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首谜语诗,打四个地名。我现在把它写出来,看谁能猜出这四个地名:

  呜呜呜,刮北风,

  蝎子落在海当中,

  三两银子买碗饭,

  一只靴子四人蹬。

有人问了,天下那么多地名,谁能猜得着?

张宏生说,当然是让你猜大地名了,猜人们都知道的地名。刮北风,云彩向哪儿飘?

半数人猜着了:云南。

三两银子买碗饭?

有人问:哪有那么贵的饭?

张宏生说,只是让你往贵的方面猜,咱不管是真贵还是假贵。提示一下:有的地方所说的饭、稀饭和粥是一个意思,分别不很大,你就往最贴切的方面去猜,……

有三分之一的猜着了:贵州。

蝎子落在海当中?

有人抢答:蜇海。

张宏生问,有蜇海这地名吗?应该猜浙江。最后一个:一只靴子四人蹬?

人们异口同声地答:四川。

张宏生解释说,这里的贵州的州和稀粥的粥同音不同字,海和江也是两回事,都是只涉及到“水”而己,这叫内容相关,不能太叫真儿,这就是谜语。猜谜语贵在别解,要多方面、多角度去想。今天咱们分析的这首所谓反诗,你要硬往政治上扯,它就有政治上的意义;你要往文字游戏上想,它就只是文字游戏而已。我们不排除编谜语的人有表达某种思想的用意,比如讽刺掌权人或歌颂当政者等等。……

“反诗”大案已经不存在,人们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起来,竟对猜谜语产生了兴趣,有人就问张宏生,既然编谜语也可能表达某种思想,那有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谜语吗?

张宏生说,应该有吧;让我想一想,——好,想起一个。回头板书:

  只手翻掌天地英,

  泗水河边幸相逢,

  顶天大木高贯日,

  盖世英雄第一名

人们问,猜什么?

张宏生说,猜人名。

没有人猜得出来。

张宏生揭开答案:“手”字翻过来就是“毛”,泗和幸字相逢就是繁体的“泽”字,大“木”中间加个日字就是繁体的“东”字,把这个人称为“盖世英雄第一名”还担当得起吧?

人们掌声响起,李桂枝像被人从梦中惊醒似的,突然站了起来问:“怎么啦?出什么事啦?”  

人们哄堂大笑。

在张宏生启发大家猜四个地名的时候,李桂枝就不再说话了,面向大家坐着,眼不聚光,耳不听闻,四肢僵直,呼吸平稳,一任大家热热闹闹地听张宏生讲解谜语。

县公安局局长看见了李桂枝思想走神儿的状态,也非常理解她的尴尬,因为这“反诗“大案是她一手挑起来的,让大家神经紧张地忙活了近二十天。“反诗”大案不存在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就是县公安局局长,他愿意让大家就此轻松一下,他自己对张宏生的讲解也很感兴趣。现在,他看到李桂枝突然被惊醒,便问:“李副团长,是不是散会,把大家送回西圪梁公社?”

李桂枝答:“你安排吧。”说完,起身离开会议室。

张宏生着急了:“局长同志,得让我们洗个热水澡再回去吧?”

局长满口应承:“对对,应该让你们洗个热水澡。——刑侦股老李同志,你去澡堂联系一下,让他们给换一池子新水,让西圪梁公社的同志免费洗个热水澡。我现在就去县人委食堂给你们联系饭去,县公安局今天招待你们吃一顿饱饭,下午三点半送你们回西圪梁。”

人们欢呼起来。

张宏生到唯一的一家百货公司用自己的钱买了五六块黑肥皂,五六条毛巾,让郭贵显以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分发下去。张宏生知道,澡堂里只提供热水,别的一概没有。他知道这四十多人中至少有十个人是第一次在县城澡堂洗澡,应该让他们洗个痛快。

张宏生很会取巧。进了澡堂后,他第一个脱衣服,第一个下池子,以最快的速度第一个洗完澡,然后走出池子坐在靠背椅子上休息。其他人这时才陆陆续续地试探着水的凉、热进入池子。几分钟后,池子里如煮饺子般拥挤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一池清水变成了一池子泥汤。这是张宏生事先估计到了的结果,所以他才争取第一个洗完澡。看着在泥汤里享受幸福的人们,张宏生真是感慨万千。这些可怜的人呵,尤其是像那十来个第一次进澡堂的人也能活一辈子,真不知道下个什么“哲学结论”更合适;别人看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穷苦,日子是那样单调、枯燥,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苦,不急不躁地重复着相同的日月春秋。这个贫穷落后的北方小县,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改造生存环境,培养卫生习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而不是年年月月搞运动,搞阶级斗争。在他看来,“人民的”政府先是以“钓鱼”、“引蛇出洞”的手段把他大学里的很多老师打成右派,现在又“主动出击”地在芸芸众生中按比例(甚至没有比例限制)地抓“阶级敌人”,这真是愚昧至极,愚蠢至极,荒唐和疯狂至极。张宏生觉得自己也被迫地卷入了这些“至极”的活动中,虽极不情愿而又非常反感,但却没有办法去扼制“疯”头、“疯”源,正所谓“回天乏术”,更是“回天无力”。想到此,看着满池子瘦骨嶙峋的人体和他们欢乐无比地享受着“幸福”的样子,酸楚的泪水便混合着满脸的汗水流了下来。澡堂子里的空气已经非常污浊了,那种甜不是甜、腥不是腥、酸又不是酸的复杂的味道,把人憋焖得、熏呛得喘不过气来,几乎就要晕倒,张宏生就站起来很快擦干身体,赶紧穿上衣服,疾步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去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很多文艺作品进行“大批判”的热潮,到批判邓拓、廖沫沙和吴晗三个人的《三家村札记》时形成高潮,县一中以语老师、历史老师为骨干的五六个老师兴冲冲地卷了进来,写了几篇跟姚文元们唱反调的稿子,被“四清工作复查小组”发现,汇报了上去,不久,这几个老师被上面定性为“匈牙利式的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小集团,停止工作,等待处理,县一中的教师岗位一下子缺了好几个,因“巧解反诗之谜”而小有名气的张宏生便在一九六六年年初寒假之后的二月中旬,调到县一中当了语老师,上了没有几天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便开始了,学生们停课闹革命,到处破“四旧”,大字报满天飞。在整个一九六六年的“狂热”之夏,张宏生决心当个观潮派,逍遥派,天天上街看热闹,自己一张大字报不写,一句评论的话也不说,就是看,可悲、可叹、可气、可笑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天天有。今天粮食局揪出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革命群众戴上高高的纸帽子游街;明天新华书店拉出一个“翻案有罪”的右派分子在大街上让人批斗;后天文化馆馆长被戴上“周扬、夏衍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全县的总代表”的高帽子亮相街头;县一中五六个“裴多菲俱乐部”成员和他们的“黑后台”老校长被学生们剃了“阴阳头”游斗了一整天,还不准他们吃、喝、拉、尿。街道上的男女青年居民也不甘落后,他们把那些多年来一直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的多数已经成为耄耋老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国民党起义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资本家”(小业主)、海外归来者等等一切有政治辫子可抓的人统统赶到县委大门口,任由中、小学生和行人推搡、辱骂,逼他们交待“罪恶史”。藏有文物字画和金银财宝的人家被抄家;文化馆的图书被抢劫一空;县一中历年来的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鲁的著作外,全都被红卫兵搬到了大食堂“废物利用”,让炊事员把这些“四旧”的东西和封、资、修大毒草每天当作引火纸陆续烧掉。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让党委第一书记都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指示,八年后终于在红卫兵小将身上得到了落实。烧书这件事让张宏生想起了他看过的一个资料,那个资料说,德国柏林大学(后改名为洪堡大学)主楼的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有一个石块上刻着这样几行字: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一句话: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张宏生想,但愿中国有一天也能这样做,凡是被烧过书的地方,也都刻石以作纪念,纪念这个烧书的年代,作为警示,让后代子孙们永远铭记着这个摧毁人类文化的荒唐岁月。不久,随着县一中红卫兵组织的正式成立,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也陆续贴出成立公告。从大城市还开来几汽车红卫兵为小县城的造反派助阵,高音喇叭里高喊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等口号。又过了几天,“造反派”和“保皇派”开始了大论争,满街的墙上贴的都是大字报,看都看不过来。有一天,张宏生正专注地看刚刚贴出来的几张大字报,是为县委书记评功摆好的,说县委书记四清运动后大抓生产有功,根本不是什么“走资派”。这时候走来几个提着墨汁桶满街刷大标语的学生,他们扫了几眼大字报,便用刷子在大字报上面“批”了三个大字:放狗屁!又过来几个人,很为这三个字的评语叫好,为了表示支持,就在这三个字的前面加了一个“是”字,于是便成了“是放狗屁”四个字。接着来了几个工人,是另一派的,生气地在前面加了一个“不”字,批语变成了“不是放狗屁”五个字。二十分钟前走过去的红卫兵又返了回来,看见变了意思的这五个字大为光火,提起刷子给“不”字加了一个走之,成了“还是放狗屁”,字数没有变,意思又回到了开头。这时的张宏生自言自语地发出了“文革”以来的第一句评论:年轻的学生们真是才气横溢呵。

有几个从城市来的四清干部也开始造反了——他们回原单位造反,硬逼着原单位领导承认派他们到农村搞四清是对他们的打击报复和政治迫害,勒令他们赶快给办手续,把他们从这个偏僻的贫穷落后的小县城调回去,“否则,砸烂你们的狗头”。这些领导们虽然被群众围攻得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但权力还在,说话还算数,便指示组织部门给这些人开商调函,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这些人亲自拿着商调函,回来后又找县委书记造反,勒令县委书记给办手续,把他们调回原单位去,“否则,砸烂你的狗头”。就这样,这几个留在本县工作的四清干部便顺利地调回到了原单位。

前有车,后有辙,受到启发的张宏生也如法炮制,火速赶回机械厂找到总厂厂长:“赵河东,你对我的打击报复该结帐了,你必须想办法把我调回来,否则,砸烂你的狗头!”  

 

           这一篇于200871日完成手写稿

79日完成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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