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懂得记事时起，奶奶就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她穿着老式斜襟青布衣服，满头的银发挽在脑后，用一个塑料簪子扣着，也就是常说的巴巴头。满脸的皱纹，半弯着腰，说话慢条斯理有气无力的，眼睛老住上翻着看人，因为她的个子矮小。

    我的老家在衡阳市湘江东路三里九号，那是一栋大大的木质结构的房子，有大大小小十几间屋子和一个位于中间的大厅堂，大厅堂后面那一间就是我奶奶住的。这栋大房子是我爷爷兄弟们大家齐心协力建造的，前面有高高的台阶，大大的红柱子，房子的后面有很大的一个院子。从我记事时起，杨家花园我们这一支有三家人住在这儿，我们仅住了其中的五间，其他的房子被政府分配给外人居住了。九爷爷住在东头，大爷爷住在西头，我们这一家是四奶奶，住在中间的堂屋后面。我爷爷死的早，父亲十三岁时爷爷就死了。爷爷在家族中排行第四，所以我奶奶就叫四奶奶了。我们这一家人只有奶奶带着长孙我的大哥住着，父亲和叔叔都到外省工作去了，姑姑嫁在本地。孤老婆子带着长孙，政府只留给奶奶一间房子和一间厨房，厨房漏了，奶奶叫政府来修，政府修好了就把厨房收走归公，安排了一户人家住了进来。九爷爷一家人都在本市工作，住了一间大屋子，中间隔开也就成了几个小间。大爷爷的孩子到北京工作去了，他原来住的两间房子，在九爷爷的儿子结婚时，给九爷爷的儿子住了，他自己仅住一间，后来他被儿子接到北京去了，他住的那一间也就充了公。住在我们大房子里的那几户人家，他们都承认这房子是我们的，我们是衡阳最大的家族杨家花园的一支。其实呀，这栋房子就连自己住的那几间在解放初期就已经是政府的公产了。大爷爷是民主人士，也就是毛主席在文章里经常说的开明绅士，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拥护，他把房契和地契都交给了政府，那房子也就成了国家的了。他为何有那么高的觉悟？我估计是他的六弟让他这样做的，他的六弟被蒋委员长抓到桂林时，毛主席都过问过，后来是白崇禧放出来的。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反而成了租房户了。也许幸好是这样，以后的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奶奶和父亲都没有因祖产而受到冲击，因为我们家的阶级成份变成了城市平民了，没有了资产，怎么不是城市平民呢？可我小时候在心里可不认为他们是平民，因为爷爷奶奶辈的人看起来跟连环画中的老地主和地主婆的样子太相象了，特别是大爷爷，他留着一把长长的山羊胡子，花白的胡子尖尖的，又戴了一副圆圆的夹鼻眼镜，穿着对襟长马褂，手拄着漂亮的枣红色拐杖。他坐在红木太师椅上，燃着长长的纸媒右手握着银质的水烟壶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打起算盘来批里拍啦，然后提起毛笔来写，来的人都毕恭毕敬地低眉顺眼，恭恭敬敬地接过他写的那张纸，千恩万谢地谢了又谢才敢走。我吃惊地看着大爷爷，心中想，这不就是旧社会那老地主的模样吗？我有几次在晚上偷偷地从窗缝偷看，我想看看他会不会把柜子挪开，从地底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箱子拿出一支驳壳手枪和一堆银元来——那个时候的连环画就是这样画的。很遗憾，我从来就没有得到满足过，大爷爷不是看那线装的书就是躺在躺椅上休息。我问妈妈，妈妈说大爷爷是郎中，是先生，他是帮人看病写药方哩。哦，原来是老郎中是医生，不是狗地主。

    奶奶呢？奶奶在家中总烧着一个蜂窝煤炉，她一天到晚就拿着抹布擦桌子，每天早晚都在擦家俱。家虽不大，三合土的地面凹凸不平，八仙桌，椅子和水盆架子都是红木的，可重了，它们被奶奶擦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油亮油亮的。她没事了就读书，她读的都是古书，一开口就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读起书来跟唱歌一样抑扬顿错的，我一句也听不懂，直到我上了大学历史系，我也没有听懂她读的那一长段书是出至何处，读的是什么。问大学里的老教授，老教授说你奶奶那种读法叫唱读，它充分地表现了我们中国古文大一统的伟大作用，对此他有专著论述，可具体怎样读他也不会，古人读书大都是这样读的。我问爸爸，奶奶怎么会那样读书呢。爸爸讳莫如深，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妈妈悄悄地告诉我，奶奶是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听了吓了一跳：那我们家不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呀？那么早就送女子进洋学堂，那可是开明地主和资本家才能做得到的事。妈妈连忙捂住我的嘴，那还是在文革期间。从那以后，半夜三更睡醒了，如果奶奶披衣下床，我总是悄悄地睁开眼睛看着奶奶，我怀疑她可能是女特务。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那么神经病：“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每天上课起立时师生总是这样对答的，连互相问好都被取代了。我多希望奶奶半夜从怀里掏出一支勃郎宁手枪来，这样我就可以当英雄了。很遗憾，奶奶是上厕所呢。

    奶奶的字写得很漂亮，清丽娟秀，都是用毛笔写的。每次写字时，要先铺好纸，疑神静气地想，左右打量好了才下笔，写得可好看了。爸爸的字也写得好，爸爸说爷爷的字更好。只可惜我写字非常差劲，爸爸怎么教怎么打骂，我都没有学到他们的百分之一，反而学到了妈妈的鬼画符，只有二哥学到了一点，二哥的字写得不错。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奶奶上过班，她的工作除了买菜就是打扫卫生整理家务。她去买菜前，总是先计划好买什么，大概需要多少钱，然后才颤颤巍巍地从斜衣襟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来，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地用一方手帕包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钱钞，那小小心心，心存敬畏的样子，叫我看了还以为是什么宝贝东西。那些毛票，还有各种票证，如粮票布票之类，没有一点卷边和破烂的。她把这天要用的钱拿出来，再里三层外三层地把那不用的钱包好，揣进斜衣襟那深深的贴心口袋中去，叫人看了好笑。她提着个小竹篮子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向菜市场，她每次买的菜都很少，一点一滴算得可仔细了：一块豆腐干，二两肉，两只西红柿，城市里那精明的老太太的神情叫我忍不住想笑。我出生在衡阳市里，可我是跟着父母亲在桂林城郊的工厂里长大的。我们的蔬菜大都是自己种的，除了肉以外很少到菜市场买，如果要买，一买就是一大堆，比如冬天里的大白菜，红萝卜之类的。母亲说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一点点地买呀。我们家人多，当然不一样。我在奶奶那儿吃饭，都不敢多装饭，菜也不敢多挟，总共才那么一点点，三下五除二就一扫而光了。有一次衡阳的表哥到我们桂林来玩，回去说我们广西人吃菜用脸盆来装，好大吃呀。也难怪他，那天他来的时候我们正巧杀了一只鹅，十几斤重的大家伙，怎么不用脸盆来装？哈哈！不过广西人虽然比湖南人穷，但我们广西人在吃方面确实要比湖南人大方得很多。

    奶奶的名字叫欧阳志洁，嫁到我们杨家后叫杨甚佐。就是说我爷爷可甚她扶佐之意，她来我们杨家就是来相夫教子的。她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学生，可她却从来没有参加工作过，她一直就在家中做全职太太。我一直就没有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爷爷不让她出去工作吧，爷爷在世时，家中的日子应该还是好过的，他曾经在禁烟局工作过。爷爷过世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恐怕难过了一点，虽然说家族兄弟总会帮称一点，听父亲说，奶奶也卖过一点针头线脑之类的小百货。父亲很小就开始工作了，他一开始在同仁堂做缮写，就是给人抄药方之类的书写的事，他的字写得好。每到湘江涨大水时，我们杨家祠堂捐钱设粥场，他帮着给灾民发寒衣施粥，后来在市政府帮六爷爷做缮写，也就是在秘书处做文员，六爷爷是市议会的议长，后来做了市长。奶奶生了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父亲是第二个了，也差一点病死。他发高烧，烧得很厉害，把脑子都烧得不好使了，所以他老是怕动脑子。他教我写字时老说写字是不用动脑子的，他一动脑子头就痛。他说写字不用动脑子，我就不用脑子，可我的脑子好用很很，不用的结果就是一写字就开小差，云里雾里地胡思乱想，那字怎么能写的好？越写越烦，后来都反感了，直到现在一写字心还烦，真没办法。父亲没有上过正规的现代学校，家道中衰，没钱供他读书，他是在家族的私塾中读的书，别小看这家族的私塾，我的国学直到读大学历史系高年级的时候才感到超过他了。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他居然在那几年的私塾中都涉猎了，吓死我了。叔叔读的是现代学校，他是唐山铁道学院毕的业，但他的国学明显不如父亲。姑姑没读什么书，早早就去外面工作了，可能是家里缺钱了吧。

    奶奶阅人很有见地。她跟我母亲接触了几次，她就写信叫父亲不要娶母亲，说母亲性格有问题，不是一个好妻子。六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奶奶没有错，母亲有甲亢病，性子急，脾气暴燥，动辄打骂暴怒，做事偏激。但母亲善良勤劳古道热肠，做事干脆利落，敢想敢干。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却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幸好母亲泼辣敢作敢为，否则就没有了她跟父亲的婚姻，也就没有了我们。父亲生性懦弱，母亲正好弥补了他的不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不是母亲的庇护，我们兄弟不知要受多少欺负。单位里的党委书记说母亲是恶鸡婆，就是那种谁也不能动她的孩子的那种母鸡，你一动非跟你拚命不可的。我中学的时候也去奶奶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奶奶对我的评价是个性太强，人生坎坷多。回头看起来，真是不差。

    奶奶活到八十七岁，她是坐板凳时不小心，没看好就坐了下去，结果把盆骨给摔断了，走不了路半年后就去逝了。她走的时候我已经在学校教书了，那是1989年的冬天，接到通知，我们一大家子连夜赶回去时，奶奶已经躺在早十年前就放在堂屋里的棺材里了。看着奶奶苍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那两颗虎牙露在外面，我心里酸酸的，可我没哭，我们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每年也就是过年时回去一趟，没住几天就走了。

    听姑姑说，奶奶临死前说，她这一辈子不抵呀，吃没吃过什么好的，穿没穿过什么好的，住也没有住过什么好的，真是不抵呀。奶奶走了，我们把她的东西，她经常用的东西，比如箱笼椅子之类的东西都让她带走，也就是烧了给她。整个的不好烧就劈开来烧，那椅子的竹筒里居然劈出来有七千多块钱，可把大家吓了一跳，1989年的七千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我那时的职称是助理讲师，每月才是八十二元。父亲每月才给她多少钱啊，她老人家要省吃俭用多少年才能积攒这些钱呀。难怪她临终前说她这一辈子不抵呢，她是话里有话呀。这钱是她一辈子的积蓄，临终时都没有说出来，可见她还想活下去。她活着时没得用，结果死后全用在操办她的丧礼上了，我心里一酸，热泪流了下来。

    我可怜的奶奶，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学生的她，就这样走完了她的真正是平平淡淡的一生，值得吗？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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