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性格孤僻,疑心重,可能是年纪大了,经历的事太多了的缘故吧,她不太合群。原单位属舍区的老住户们大都搬到外面的社区住商品房去了,同一个年龄段的老同志不是住在医院就是已经作古,新住户大都是外来租房子住的,良莠不齐。单位一应保安措施似乎都似有似无了。我自从十年前搬到漓江边住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接父母来住了,我这儿环境非常好,隔壁是桂林市图书馆,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坐拥书海,还有那么多人随时随地为你提供服务;窗前四十米外就是世界最美的漓江,空气清新,风景宜人,视野开阔;沿江向北三百米就是桂林的城徽象鼻山公园,沿途是市政府直属宿舍,车少又清幽宁静,治安良好。可母亲太孤僻,住了八九年了,仅有的那么几个朋友都很少往来,天一黑就不敢出门,生怕遭人谋害。她老是疑心有人跟踪她,她老觉得在贼人的窥视下,她陷入孤独之中了。
陪她说说话吧,她老跟你讲有人要谋害她,老跟你讲对面楼上有人拿镜子对着她睡的床照,又跟你讲某位的士司机遭人谋杀了。她的东西经常找不着,一找不着了,就说有内贼,似乎全世界的灾难都落到她的头上。我拿阳光的文章给她看,叫她去图书馆看书,她尽找那些揭露阴暗面的文章来看;看电视,又把电视中的灾难移到了自己身上。她说,她看见有几个日本人住进小区来了,是不是日本军队又要进攻中国了,这些日本人是先遣部队,是间谍,是作内应的人员。我给她弄得哭笑皆非,想不烦都难。怎么办呢?请神经病院做了专家的同学来家给她看看,说是老年痴呆的前兆,没法逆转了,只能延缓减慢痴呆的过程。
怎么办呢?她老念叨着哥哥们,她从小就对哥哥倾注了她的关怀和热情,她渴望着跟哥哥在一起。可哥哥一看见她的影子,听见她的声音浑身都会冒汗发抖,哥哥自己也是一身的病。为何会这样?她对哥哥要求高,她认为她在他们小时候就对他们非常好,他们欠了她的,她在哥哥家中颐指气使,稍有不满就到哥哥单位去找领导闹事,她本身就是那个单位的老同志,她会怕谁呀?哥哥头皮都发麻了。在我这儿相对安静一些,有客居之意,为何?她觉得小的时候亏待了我,所以不对我提太多的要求,大家客客气气地倒还相安无事。哥哥们别来,只要哥哥们一来看她,她就会情绪激动,她就要他们给钱,给物,当天晚上就吵着要去他们单位去找他们的领导,第二天她还真去,到了哥哥家翻箱倒柜砸东西,未了跑去医院去住下,医院的院长医生又有许多是哥哥的同学,怎么能不让她住?那就住几天吧,我又得天天跑十公里的路去送东送西,钱花了不少,神费了不少,好容易把她领了回来,她又陷入孤独之中了。
我走南闯北见识多,党和人民又给我灌输了那么多的知识,我给她讲故事,想把阳光照进她那黑暗的心灵里面去。怎么能不黑暗呢?从小到大,日本鬼子,土匪,极左路线的迫害,人与人互相倾轧,他们这一代人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一代人之一,心灵被扭曲,在年老之际表现出这种几近被虐待狂的特征又何足为怪?媳妇厌恶,孙儿讨厌?我对孩儿们说,她是一个有病之人,想当年她年少时可了不起了,她是完全依靠自己的不断努力奋斗,挣扎着闯出大山,经历了许多的磨难才考上学校,做了医生的,你们不可以与她一般而论。你们的条件比她那时好万倍,你们象她那样努力了吗?她在工作时,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急病人之所急,提壶济世,不分高低贵贱。当年我们所住的地方,方圆五公里之内,谁不认识她呀,谁又不称颂她呀,她办什么事办不成呀,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卖她的账,严然她就是那救苦救难的菩萨了,我们现在谁能象她一样做到这一点?你不要说当时缺医少药她独具优势,当时也不只是她一个医生呀,为何是她?因为她从小有借医行善之心,工作时勤勉努力不拿架子。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处的环境,你能在你所处的环境中展现你的风采体现你的价值,你就牛!你不能拿自己的青壮年来跟一个垂垂老矣的八十岁老太太相比呀?
说是这样说,可我无法将阳光照进她那被时代扭曲了的心灵里去,怎么办?干脆带她去乡下吧,不是“十一黄金周”吗?我带她去我的农场去住几天,挖一挖红薯,摘一摘辣椒,那儿鸡欢鹅叫满眼青山绿水,还有上万株橘子树郁郁葱葱,听松涛阵阵泉水叮咚,我想她一定高兴。于是我在“十一”那天晚上买好了火车票准备第二天下乡去。我跟她说:“妈,我们明天去农场去住一段时间,去摘辣椒。”母亲是湖南乡下人,喜欢吃辣椒。她一听喜上眉梢:好呀!她说她要剁一大缸子辣椒酱,她满心高兴,她把她的衣服拣了好几套,我也把她吃的药品拣了三天的量。看着母亲兴奋的样子,我也暗自为自己的好安排而得意,久不久换个环境,怎么能不好呢?
晚上下了一点雨,母亲说不去了,路滑。我说明天就不下了,路不会滑的。她说你那儿养了那么多的狗,她怕狗。她又跟我讲起她小时候她舅舅的儿子被自家的疯狗咬死的事,又跟我讲她在贵阳防预站工作时,一个农民三十年前被狗咬了,三十年后发病都无药可救。我跟她说:没事的,那些狗是我从小养大的,跟我可亲呢。我那条狗叫吠天,有五十斤重,杂交良种狗,只要我一去,它总往我怀里扑,总想跟我亲热。为何?我对它好呀,别人一天只喂一次,我喂三次呢。母亲说她怕,狗一靠近她就怕,她告戒我要小心。我农场里有七只狗。我跟她怎么也说不通,我说,反正火车票已经买了,想去就明天中午出发,不去,那火车票也不贵,也才是5.5元一张,退不退票也无所谓。我把火车票拿出来给她看了,是十二车厢的。
一夜无话,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号那天,天果然不下雨了,地也干爽了,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最好下乡了,为何?没有蚊子叮咬呀。只是风大了一点,有3级北风呢。睡了一觉,母亲精神也好了,问她去不去,她说去呀,怎么不去?下乡摘辣椒挖红薯去!
早早地吃过中餐,把衣物药品带上,把冰箱里的菜都带上。提前一个小时出了门,从我住的这儿步行到火车站一般要20分钟,母亲走得慢一点,也不过半小时了不起了。我把衣物洗漱用品放在一只双肩背包里交给母亲背上。她拄上拐杖,雄纠纠气昂昂一脸兴奋样地出了门。刚要锁门,妻子打电话,叫买两斤西红柿下去。行,我顺路买,我们住的小区内有卖的。
出了门,走到小区大门了,以往小贩经常卖菜的地方一个小贩都没有,才想起是“十一”国庆节,城管清理城区,小贩们哪敢来卖蔬菜呀。我对母亲说“妈妈,你自己顺着这条路慢慢往前走,往火车站走,你走得慢,我去对面菜市场买几个西红柿就去追你。如果你没有看见我,你就在候车室大门口等我,好吗?”母亲十分高兴地说:“好的!”顺着斑马线我走到了大路的中间,我回头看见母亲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地拐过弯出了小区大门一直朝火车站方向走去。我莞尔一笑:妈妈好象年轻了十岁。
我快步走进菜市场,买了两斤西红柿,我抄近路从另一个出口出来,顺着母亲走的那条大路的另一边迅速赶上去,过了稚山大桥我立刻横过马路,我想我会很快追上母亲的。又走了五六分钟,怎么没见母亲呀。大路上车水马龙,路边人行道路上横七竖八地停了许许多多的小车。我再加快步伐,还是没有看见母亲。不对呀,应该在这一段追上她的呀,她的速度我知道。我心中有点着急了,我后悔叫她一个人往前走了,我应该陪着她慢慢走,走到南站菜市场叫她等着我都好,怎么能叫她自己一个人往前走呢?如果她走丢了怎么办?这样一想,我更着急了,我穿过立交桥,径直向火车站候车室奔去,一路上我不禁回想起不久前母亲迷路的事来:也就是前几天,一位住对面楼的阿姨说有一天母亲在象鼻山的西大门迷了路,问她怎么走回来,她知道那是我的母亲,就把她带了回来。我就住在象鼻山南边三百米处,这一带地方她都走了八年了,都会走迷糊,火车站这一带她又会怎样?不敢想,越想越后悔,我远远就朝候车室的进口看去,没有她老人家的身影。按规定,火车票在我手上,她是进不了火车站候车室的。现在是黄金周,管理应该更严,应该是凭车票候车的。那她又会去哪里了呢?我想,她经常独自一个人坐车去找哥哥们,她会不会走着走着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地,而顺着习惯往前走,走到香江饭店那边去坐车找哥哥们去了呢?有可能。我也不顾劳累,背着二三十斤的食品迅速向香江饭店那边快步走去。一头的汗水走到那儿,没有人啊,难道她上车走了?且别管,我马上又折回火车站,还有17分钟火车就要开了。我到火车站候车室大门口问工作人员:“请问,看见一个穿黑衣拄拐杖背着灰色双肩包的八十岁老太太进去了吗?”一小伙子说:“是有一个老太太进去了”。我马上过安检到候车室里去找。一号候车室有几个警察在查身份证,门口还有检票员在验票。我把刚才的问话重复地问她们,她们说没有注意。一位工作人员问我剪不剪票,我说不剪,我冲进去找。从一号候车室找到二号候车室 ,都没有。我想,老妈妈没有火车票,她怎么进得来呢?也许候车室大门口那小伙子看错了也未可知,于是我又跑去问他。那小伙子说那个老太太是有三四个人搀扶着进来的,驼背,只有那么高。他用手比划着也就是1.3米的样子。不对,肯定不是我的妈妈。我又去楼上的候车室去找,还是没有。这时火车开进了车站,人们开始进站了。我想母亲肯定是见我没有追上她,她在路上某个地方坐着等我也未可知哩。我后悔不该抄近路追她了,我应该顺着她走过的路一直追过来。我更后悔去买西红柿了,这点西红柿费我那么大的心力,太不值了,不吃它又如何?
不想了,越想越难过,去找母亲吧。火车看来是坐不成了。不坐火车又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不去农场了!母亲昨晚就说了不去农场了,看来这是天意呀。这样想着往回走着,横过停车场,我情绪低落身心疲惫地往回走,有人朝我喊:“西红柿掉了。”我一回头,那几个漂亮的西红柿在地上滚着,我差点想一脚踩烂它们了:就是你们!刚要踩又觉得好笑,自己愚蠢还怪别人!
往回走,真希望看见到母亲坐在哪棵树下东张西望地等我,劈头盖脸地骂我一顿也好。可我越走心就越沉重:怎么还不见人呢?都快走近我住的小区了,还没有见人。难道她走回家了吗?我打电话回去,没人接。是蹲厕所去了?我一路走,一路不停地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接。这可怎么办好呀?回到家中,我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从抽屉里摸出香烟来点上,我一般不抽烟,心烦意乱时才抽。怎么办呀?
我打电话给农场的妻子,跟她讲我们恐怕去不了了。她忙问是不是母亲临时改变主意啦?我把情况说了一下,她说别急,没有火车票她是不可能进得了车站的,更不可能上得了火车。慢慢在市里找吧,她有可能去哥哥那儿了,也有可能走上了中山路去了,别急,慢慢找。也是,急又有什么用?母亲虽说有点糊涂了,可她警惕性高,她会问,她还会找警察。前一次走迷了路她就是找警察打电话给哥哥,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去接她的。母亲在我这儿住了八年,她记不住我的电话,却记得我两个哥哥的电话。也许她还在去哥哥家的汽车上,别急,我也自己安慰自己,但还是得去找呀。
我放下背上东西,开上电摩托,我得沿街再找找。于是我一路找去,从上海路找到火车站的中山南路,仍旧没有看见。我想,恐怕她还是进了车站,百密一疏呀,母亲并不是那种老实巴交,循规蹈矩的人,她恐怕进了车站,她进了车站就有可能上得了火车。这样一想,我又着急了。我马上把车开到火车站,又在停车场找了一圈,然后又去候车室大门口问。这回是个中年女工作人员了。她说有啊,那是一个拄了根拐杖的老太太,她讲她的儿子买了票进去了,他在里面等她,她进去了。我一听着急了。赶紧冲进去,安检人员冲我喊大叫,检查身份证的也没问我要身份证了。我去三个候车室找,候车室里的人很少了,这段时间没有车次。三个候车室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怎么办,怎么办呀?母亲肯定是进了候车室了。那工作人员讲的神态和衣着完全是母亲的样子。这可怎么办呀?我让候车室的工作人员帮我用车站的喇叭叫喊一下,她们说去楼下的值班室吧。于是乎我又下楼找到值班室,一说情况,值班警察通知广播员广播了,可还是没有人来呀。一个年轻的警察很热心地说:我帮你一块找。于是他又带着我把候车室找了一遍,又到站台上去找,他说现在是黄金周,铁路局的领导都下来了,站长都在岗位上值班,查得很严,你母亲不可能上得了火车。我说可是不见人呀,她定是进了候车室了。他说可能是看错了吧。我说不会错,我母亲肯定是上了火车,百密还有一疏呀,那么多人上火车,谁敢绝对保证没有疏忽?
怎么办?我又来到值班室,我请求值班警察帮忙了。我把情况再次跟他讲,他也很着急,我又打电话给哥哥。哥哥说别急,别急,慢慢来,想办法。警察问我火车票在谁的手上,我说在我手上,母亲手中没有火车票 。我叫工作人员帮我打电话去永福火车站问问,看她是不是已经到了那儿,那是我们计划要去的地方。她们说那儿谁管这事呀。我马上打电话给妻子,叫她叫人去永福火车站查看一下。我自己也知道那很渺茫,那么多趟的火车,谁知母亲上了哪趟火车呀,她连车次都不知道呀,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身的病,独自一人上了火车,这是个什么事呀!我都急得要哭了。怎么办呀,她如果在某一个车站下了车,举目无亲,又一身的病,万一昏倒了,谁又敢扶她呀?!警察紧张地思索着对策。我说我这个错误犯得大了,我怎么会让母亲一个人走呢?我以为火车站一定不会让她进站的,她手中又没有车票,怎么她能进得来呢?想着想着,我心中要发火了:这火车站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可我没有发火,在没有找到人之前,我不想追究责任,要追究责任首先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只想找到我那可怜的母亲,她一身的病呀,哪一种病都可以致她于死地,难道辛苦一辈子的母亲就这样要客死他乡不成?我越想越怕。我不断地催值班警察,我请求他通过铁路局,让所有中午一点半钟左右在桂林停过的客车的车长在列车上排查。三哥哥来电话说,母亲肯定在某一列火车上没有下车,如果她下了车,她会打电话给他的。这时妻子打电话来了,说一点半钟的火车已经到了永福车站,叫人看了,旅客都走完了,没有见母亲。这是我预料中的结果,我本来就不指望在永福火车站找到她。我请求值班警察,他想了半天,叫我自己打电话向南宁铁路局求助。他给了我电话号码12306,我赶紧拨。正拨着,三哥又来电话了,他开始着急了,他要我动员一切力量去找,他不断地提示我,我的某某同学,我的某某亲戚,我说我明白,我正在车站值班室想办法哩,想什么办法呢?拔12306电话向南宁铁路局求助呀。12306拔通了,真啰嗦,先说一大堆的提示,然后又是什么事按什么键,好容易接通了。我正向人工服务的女服务员讲述我母亲走失的经过,我是用小灵通打的。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妻子打来的,能有什么好消息?不过又是问我情况怎么样的。摁掉,别吵我,我正讲到关键的时候哩。她又打过来了,接吧。一接电话,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妻子说她叫了堂弟和堂妹去永福火车站仔细寻问,工作人员正好有一个是亲戚,说看见这样一个老太太下来了,问她要火车票,她说她儿子买了票的,车票在儿子手上,儿子拿了车票在前面走了。她让他们打电话给她儿子,可给的电话号码又是空号,她又问怎样去堡里。工作人员告诉她坐三轮车到茅江桥头,她刚走不久,于是堂弟妹俩人马上开汽车追过去。我一听出了一口大气: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连忙告诉南宁铁路局的接线员:“谢谢了,已经解决了,不用帮助了,已经找到了!”那警察见我放下电话,忙问我在哪找到的,我告诉他在永福火车站有人看见她了。我一路走出来,一路对候车室的值班人员说谢谢,谢谢。他们都问我:在哪儿找到的?我说她到了永福,一听说到了永福,他们脸上的笑容马上凝固了,眼睛转向看别处:我知道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情,他们生怕我追究他们的责任。刚走出候车室,妻子打电话过来了:没错,是我母亲,堂弟妹俩人已经见到她了,她已经上了往农场方向去的汽车,他们告诉了司机在哪儿让老太太下车,并记下了车号,妻子到时去路边等候就可以了。未了,妻子问我何时下乡,我说我坐快巴下去。她问我谢了火车站那些帮忙的工作人员没有,我说谢了呀。她说,你该写一封表扬信给他们领导呀。我说:写不得呀,照实写了,那就不是表扬信感谢信了,你想想看,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没有人陪着又没有火车票,一路畅通无阻地到达了永福火车站,并出了车站坐上车走了,你说这铁路上的这些人有多失职?写这样的表扬信,他们全体有关人员将会受罚的,现在可是“十一黄金周”呀,那就不是表扬信了。见我这样一说,妻子才明白,这样的表扬信确实是写不得的。她嘱咐我下乡的路上要小心,注意安全。
母亲都已经坐火车下去了,我想到那两张火车票。去退掉吗?不退,也没两个钱,留着它们做个纪念吧,记住这次的教训,以后再也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了。这一次侥幸没事,真要有事了我会抱恨终身的。
把电摩托开回家放好,乘公交车到长途汽车站,也许是前面太不顺了,我这一路异常地顺利,买的是下一趟的车票,这一班车有人没来,我补了上去;这边一下车,那边立刻就有一辆下乡的车开出,一路顺利得不得了,比自己开车还要快。在这途中,妻子接到母亲后,让母亲跟我通电话,母亲扔下一句话:有什么说的,见面再说!她就把电话给挂了。唉,随她怎么说怎么骂我都行,听见她的声音我心中别提有多高兴,真象是天籁呀。我想她这一次如果真的走丢了,我不知要费多少心力呢,我恨不得乘电波直奔农场而去!
到了农场了,妻子在喂猪,她说她扶着母亲进了农场 ,母亲劈头盖脸地说:叫老四过来!她还以为我先到了农场了。妻子说:老四还在桂林市里满世界地找你哩。我忙问母亲在哪儿,她说她已经去摘辣椒去了。我赶紧带着看见我来了直扑进我怀里的那匹叫吠天的狗去找母亲。哦,看见了,在那万绿丛中有一片火红的辣椒,母亲正弯腰在摘辣椒呢!我走过去一看,她已经摘了有半蓝子了。见我来了,她也没有说什么,我问她这一路是怎么“过五关,斩六将”的。她说:我就对他们讲,我儿子昨天就买了两张火车票,他在前面等我,他们就让她进了火车站。我说那你又是怎么上的火车呢,你又没有拿车票?她说他们问我要车票,我说我儿子已经上了车,在十二车厢,我见到儿子自然有车票给你们。他们又给她上了火车。出火车票站时,她说:我儿子拿了两张火车票在前面走了,于是又让她出了火车站。乖乖,就这样,老太太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底气十足地跨过了貌似壁垒森严的封锁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铁路系统,扬长而去,我昏!
这一次,我们住了两晚,典型的两晚三天游。母亲摘了好多辣椒,如果不下雨,母亲都起了长期住下的念头了,我说我没带够药品下来呀。妻子说叫人去家中取了送下来不就可以了吗?母亲笑着问我:不是说七十不留餐,八十不留宿吗?我说:这不算,这是你儿子的农场,算是在自己的家里。两天后,哥哥们开车下来了,我们宰了只七斤重下蛋的老母鸡来吃,又抓了一只十七斤重的大公鹅,抬了几十斤的冬瓜南瓜,装了一麻袋的青菜回去。母亲说:还有辣椒呀。我说不带啦,带回去不吃嘛又想吃,吃嘛,身体又受不了,这不是自己找罪受?算啦,放弃吧,哪天想下来了,住在这儿吃吧。
在农场的那餐饭,哥哥们说,他们每人都喝了五六碗的鸡汤,鸡好水好菜好,真是过瘾!望着高速公路那清析的线条,我想,这次国庆寻母以大团圆而结束,真好,象电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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