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擅长取长补短的国家，对外来文化果然是做到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中西合璧。红十字会便是很好的例证。这个济世救人的人道主义组织一进入中国，就摇身一变，成了与政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让这个民间组织依附于钢筋水泥的怪兽，或者说外渡满金碧辉煌的权利的高壁。成了政府财源滚滚腰包鼓鼓的招财宝，也是官本位者凝聚权利的社会号角。
　　
　　由此可见，再饕餮的人民的大餐进入中国也会是朱门酒肉臭。
　　
　　和红十字会一样，中国的慈善机构都不是什么好鸟。他们是很淡定的，因为在政府的把持之下，他们有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色武器——舆论消灭权。——一切报纸、电视、杂志和各色各样的舆论阵地，都有“双眼瞪得象铜铃”的政府曾曾把关、重重封杀，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一切延及慈善机构“敏感话题”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自然都难逃虎口。
　　
　　当然，也有敢于为人民冲锋陷阵的“出头鸟”豁出去虎口拔牙。比如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责任人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由此看来，这些人空有一身的胆气，单枪匹马应对利益权利网铸造的铜墙铁壁，只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政府轻轻动动五指就可以用权利扭转乾坤，让一切“敏感问题”消声麋迹，绝对不会有漏网之鱼，也绝对不会拖泥带水。
　　
　　有了舆论消灭权这个特色武器，中国慈善机构真是“如虎添翼”，可以肆无忌惮地吞噬善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出的血汗，用狼心吞下善心，用狗肺吸下人们的博爱。南方周末尚且算是不算太“敏感”的话题，真正敏感的话题恐怕是人们谈虎色变，只字也不敢提，所以不知道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兽行——不见光的暗箱操作，有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隐藏在冠冕堂皇的慈善之下。
　　
　　慈善机构在罪恶里吃饱喝足了，却是天下太“贫”，黎民长“瘦”，再穷不能穷教育，原来是再穷不能够穷了教育局和慈善机构。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如果政府能够兑现政治书上税收取之于民多用之于民的承诺，减少被各级政府机构层层剥去的油水，至少把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所占GDP的百分比能达到其他国家相应的比例，就不会有那么多老百姓无缘无故白白掏出的冤枉钱送给慈善机构这个绞肉机。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可为什么他们还在因无钱上学在学校门前朝思慕想苦苦挣扎？
　　
　　中国的的舆论太自由，中国的社会福利太好，不过这都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慈善。
　　
　　中国的慈善，好比让一只饥肠辘辘的恶猫来给耗子做慈善——让他张开血盆大口静待“猎物”自投罗网，，饱餐一顿之后还要心满意足地舔一舔嘴巴，然后滴眼药水装模作样地掉下几颗眼泪，哭哭耗子假慈悲。并且把喜欢汪汪乱叫的狗喊来，充当媒体把自己慈善事业的“丰功伟绩”广而告之，其实老鼠早已经横尸遍野、哎声成片，电视机上还是歌舞生平，四方百姓广受“圣恩”对“圣上”赞不绝口。那些食难果腹、啃着低保的人，那些连对于我们不足挂齿的学费在他们眼中也是天文数字的人，他们临死也不会知道，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八方支援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淌进了他人的腰包，成了他人雍容华贵的嫁衣！
　　
　　那么，是谁让伟大的慈善事业成了权与利益的杂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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