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吃包子馒头稀饭，佐餐的是咸鸭蛋。母亲说她小的时候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油汪汪的，红色的。儿子说咸鸭蛋是高邮的最好。他肯定是读了汪曾祺写的《故乡的吃食·端午的鸭蛋》，那文章写得真好，都进中学课文了。讲起了端午，于是乎我就跟儿子讲起端午节我们桂林的习俗来。什么吃“五子”喝雄黄酒啦，挂菖蒲艾叶划龙舟啦，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吃“五子”明指的是鸭子，蛋子，粽子，桃子，李子，暗地里是否暗含有纪念伍子胥之意呢就不得而知了，这文化的传承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说法。讲着说着，我不禁想起我们小时候过节的日子来了。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是不大过节的，为什么呢？我也搞不清楚。只记得每次过节家中一点过节的气氛都没有。母亲总是忙，不是临时被人叫去看病就是守着一大脚盆的衣物在洗。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洗呢？她总是说平时忙：下了班就去菜园浇菜——我们家有五六块菜地，都是礼拜天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开垦出来的。每天放了学我们兄弟就会被分配去浇菜园，大的挑水浇远的，小的就水塘边那块菜地浇，不用挑水。挑大粪总是母亲自己干的。浇完了菜我们就赶紧回去煮饭菜，洗完澡各人自己洗自己的衣服。很多时候，饭碗刚端起来就有人来叫母亲去看病了，病人总是心急火燎的，似乎多等一会儿那病情就会加重到不堪设想一样。母亲一般都是一叫就走，急病人之所急。其他的医生一般是叫不动的，一句话：上班时间你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去？下班了！母亲心软，这孩子要在这个时候生病你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大家都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去了，孩子多，又都在外面疯玩，等发现孩子生病了，大都到了下班以后去了。孩子一生病家长就着急，那就去吧。只要母亲一去，她就走不开了，这个也来那个也来，有事无事的都来了，经常是到了晚上十一二点钟都回不来，母亲又不让我们把饭送到医务室给她吃，说医务室不干净。

    母亲总是忙，她闲不住，一有时间不是干这就是干那，只要听说哪儿有活干可以赚钱，她就会带着我们三兄弟一块去干。她不方便自己去干的就叫我们三兄弟去干， 她就做后勤工作，送饭送水。那时我才七八岁，哥哥们也就是十一二三岁。拣煤球，打石碴，挑砖头，挖土方，装沥青，我们三兄弟什么都干过，有时天寒地冻不愿去了，都被赶着去。所以我们兄弟从小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在社会上闯荡时，不管再脏再累的活我都能干，不被困难所压倒，这要感谢母亲从小的培养了。直到恢复高考后，读书有奔头了，母亲才不要我们去干那赚钱的苦力活了。她自己能干的她还是干，比如厂里的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去装包，我在读大学放假回家时还帮母亲装过扛过，那可是个力气活了，半个小时下来，内裤都被汗水湿透。我们家缺钱吗？我们家从古到今就从来没有缺过钱花，母亲干活纯粹就是一种习惯，一种本能，好象不干活不赚钱心里就不舒服似的。父亲呢？父亲从来就不参与我们的劳动，他总是借口有事躲开，躲得远远的。父亲是世家大族的公子哥儿，尽管爷爷死得早，靠奶奶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奶奶虽说是湖南省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的业，那可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拨女学生呀，可她并不去外面上班当老师，看来是有权有势的家族兄弟帮衬着过的。父亲游手好闲的时候多。他怎么会跟我们一块干这种乡下人干的粗活呢？再说他那时候已经是下台干部，靠边站了，生怕别人说他有小农意识，资产阶级思想。赚钱怎么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呢？怎么不是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呢？他还动辄骂母亲是地主子女，地主阶级。似乎努力干活，努力赚钱就是地主阶级的行为，我们那时不怎么明白，因为我们自己干活赚钱，又没有剥削别人呀。其实我们也不愿干，可母亲很凶，不允许我们偷懒，而且她自己也总是带头干呀，最赃最累的活总是她在干。没有可以赚钱的活可干了，她就会带着我们去松树林里耙松树的松针回来当柴火烧，去野外拣拾菌子，去河沟里捉鱼。

    母亲总在干活，父亲老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往外逃，有时候实在没有借口了，就说他去上厕所去了，那时候都是公共卫生间，他一去就是半天。到了吃饭的时间去找他，他站在那树下在看工人阶级打牌哩。

    父亲喜欢写字，吹口琴笛子，他对文化艺术之事有热情有兴趣。他老是拉母亲拉我们去看这个批判展览那个批判展览，叫母亲看报看书写字摆弄乐器，母亲就是不理他。母亲就好劳动，总叫干这干那，每到过节，单位里举行文娱活动，父亲可积极了，母亲一般总找借口不去，要么有人找她看病，要么她就拆被子洗，要么就缝补衣服。我们只好跟父亲去了。可以这样说，我们身上的文化艺术细胞和情调意趣都得至于父亲，尽管他很少跟我们在一起。父亲经常在外出差，偶尔回来一次，他回来不是写字就是吹口琴，要么就是睡觉。他总希望母亲跟他一起带着我们出去玩，逛街呀，去市里的工人文化节宫领略一下文化的氛围，欣赏一下书法绘画艺术那怕是相声歌舞也好。母亲总是没有那份耐心和兴趣，总借口走掉。我们觉得奇怪，父亲只是一个相当于高小水平的读私塾学国学的人，母亲可是党和人民花钱培养教育出来的科班出身的医生，怎么父亲的文化艺术水平和文化层次明显比母亲高出很多很多呢？长大了，读了大学了，才明白父亲那才叫生活哩，也才明白，父亲是世家大族的子弟，他哪怕不读书那文化层次都比母亲高，而母亲仅仅是山沟沟里跑出来的一只凤凰，怎么都是一个山野村姑。

    过节，是属于文化之内的事，是父亲的强项了。每次过节，总见父亲叫母亲去玩，母亲总骂父亲不干家务活，父亲总说你看人家隔壁的某某，人家俩口子多好，总是手拉着手去看电影，总带着儿女去玩。母亲就会扯着嗓子大喊：你总看见人家两口子亲热，你就不看人家帮着老婆做家务？父亲总是在母亲的大喊大叫声中落荒而逃。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父亲不对，他总不跟我们一起浇菜或者干活赚钱。问母亲，母亲说他怕人家讲他，他不好意思，他是国家干部呀。我们就说那你也是国家干部呀。母亲说那不一样，他是男人……。看母亲有难言之隐，我们也就不再追问了。可我们总觉得遗憾，因为大多数过节，比如说“五一”节，国庆节还有元旦节，我们要跟厂里的车去市区玩时，总是我们三兄弟自己去玩，刚开始，二哥带着我们，后来二哥要跟他的狐朋狗友玩了，就不带我了，三哥也要跟他的同学去玩，我就只好跟着隔壁的姐姐走了。母亲只给我三毛钱，那三毛钱只够坐公共汽车回来，她是怕我万一漏了车可以自己坐车回来，如果我用这钱买了东西吃，就只有走路了。二哥就走过一回，他走了两个小时，他是和一伙人走的。父亲到哪儿去了呢？他在外面出差去了，都放假了怎么不回来呢？长大了才明白，父亲是不愿回来，一回来就跟母亲吵架。母亲又干什么去了呢？她总是忙，要看病呀，一大堆的被子衣服要洗呀。她总有忙不完的事。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就很少有父母带着我们几兄弟一起出去逛街的记忆，有也是吵得一塌糊涂，也不知为何，去一次就吵一次，很少有高高兴兴的，直到现在才明白，那是文化差异太大了，母亲不服父亲教导，父亲又容不下母亲的孤陋寡闻。

    过节了，特别是国家重视的大节，比如国庆，元旦。工厂里搞得是热热闹闹的，各车间各部门进行蓝球比赛，好几天晚上灯光球场上喊声连天，热闹非凡。节日的当天又是游园会，猜迷语呀，蒙眼点鼻子啦，还有丢圈套鸭子啦，内容可多可好玩了。每当这时候，厂里的大门就会扎成松树门，挂彩灯，还有好多面彩旗，还挂四盏大灯笼，上写“庆祝国庆”。那字有时是父亲写的，父亲的字在厂里可是数得上的。厂里的食堂还要杀猪打捞鱼塘里的鱼给厂里的职工加菜，每当这时我们都兴高采烈地拿一个大盆子去食堂领那香喷喷的红烧肉和油炸鱼，非常好吃，我到现在怎么都煮不出那个味来。我们小孩子好几个晚上都在扎了彩灯的松树门前喊呀叫呀你追我打地做游戏，厂里还会放电影。得知要放电影了，我们早早就会搬了长条凳子去占位子，一般是都快放映了，母亲才匆匆赶来，因为病人也想看电影呀。她扯着嗓子喊，我们站在凳子上招手，她慢慢地挤进来，可以说她没有一次是早早地坐下来等电影开映的。因为只要她一坐来，别人看见了，必然要找她去医务室拿这拿那。那年头医院只有一个，位置又偏僻，值班医生态度又差。母亲待人热情，本单位外单位的人都来找母亲看病了，母亲一概来者不拒，有时电影看着看着，电影的高音喇叭都会叫着母亲去看病：“邹医生邹医生，有重病人找你看病。”母亲又得去了。那时候我们也以母亲为骄傲，母亲也俨然是那个时候二塘的活菩萨，直到几十年过去了，母亲都八十岁了，有时她在市里走着都会被人叫住，那老人会跟母亲讲：“你看，”她指着一个呀呀学语的正在学走路的孩子说，“那年你接生的那个男孩子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母亲总会乐呵呵地说：“你老好福气呀。”“多亏了你呀，邹医生呀！”这一天，母亲的精神就会特别的好。

    过春节了，母亲也总是忙，那时候我非常捣蛋，啥事都敢做，衣服鞋袜难得有过干净的时候，读书写字总是被逼着，一不注意就又溜出去了。小学五年放的寒暑假，我就没有按时完成过作业，着实让母亲操了不少心。到了过年，我再有问题，她也不再骂我了。到了过年，家里弄了一大堆年货，吃火锅，弄羊肉，父亲就喜欢去采购年货，一天到晚就喜欢往市场里跑，买回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母亲要么在洗东西要么在补衣服，要么又去医务室给人看病去了。

    过年了，父亲弄来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回家，母亲也不骂得那么凶了。平时母亲只知道五花肉炒辣椒，父亲天南海北酸甜苦辣，臭的腥的膻的怪的通吃，他经常变着法子弄东西吃，母亲总是骂他，不准我们跟着吃，怕吃出病来。过年了，除了那些太生的肉食外，母亲也给我们跟着父亲吃了。什么鱿鱼干贝皮蛋瘦肉粥，还有臭面筋臭豆腐当然还有很多的海鲜，比如鲨鱼飞鱼还有比目鱼之类的，那时候的人们普遍不会吃，海鲜很便宜，比本地的淡水鱼还便宜。我们乐得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吃，父亲弄得不那么好看，吃起来怪怪的，可感觉挺不错的，但嘴巴都还是向着母亲：不好吃！还做出一个鬼脸的样子：腥腥臭臭的。母亲除了辣椒炒鸡鸭鱼之类的辣椒菜外几乎不会做其他的菜，完全是湖南农村姑娘的口味，只吃辣和咸。我们小的时候都向着母亲，这是一种本能吗？长大后，特别是去外地读了大学后，我们都一反母亲的教导，都象父亲那样吃起来了。每当这时母亲就叹息：乡下人哪有条件吃呀，又哪里懂吃呀。我们都明白，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教养的问题，父亲是过过奢华生活的人，就算你是一般城市居民，那个战乱年代，谁又懂吃那天南海北的怪东西呢？一般时候，父母二人的口味差异太大，经常为了这些菜的口味吵得不可开交，总是父亲摇头叹息着走了出去，我们又跟着母亲吃那大块的肥肉和辣椒炒腊肉还有辣椒焖鱼块了，过年了，母亲也忍着了。过年的时候，父亲最喜欢买南糖了，那时候买糖是要票的，寸金糖，麻通还有松果糖，都是只有过年才有卖的。可是要想全家人一起去桂林市里好好玩玩，还是一种奢望。

    随着年龄的增大，慢慢地，我们兄弟开始羡慕别人家过节了，端午的粽子，寒食的冷食，清明节的供祖，特别的寒食节，以前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大哥在湖南，二哥是我们三兄弟的老大，他就开始提出来过节要有过节的气氛了。于是学习包粽子，做圆子。母亲对这些应节食品一概不懂，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小的时候整天喂猪缝补袜子洗衣服照顾弟妹都忙不过来，那里有时间学这些东西。那外婆为何也不做呢？外婆更忙了，连一般的吃饭时间都没有多一点的，老是在催：三扒两咽，吃完了好做事！哪给你慢慢腾腾的吃饭弄花样呀。过年也是这样吗？我们不解地问。过年更忙，还有好多袜子等着要交货呢。家中开杂货铺，很多的货是自己做的，比如说酒呀，豆腐呀，哪忙得过来啊。所以这些讲究的东西一概全免了。

     不能指望母亲给我们过节弄点花样了，于是每当过节总是二哥去外面学习怎样过节，弄那些应节的的物事，我们兄弟也懂得了说一些节庆的吉祥话了，这节也就越过越有文化色彩了。什么端午吃五子，喝雄黄酒，在额头上画虎之类，过中元节去河边烧纸钱，请神送神。慢慢地，我们都长大了，工作了，每次过节，我们兄弟总想尽办法把节日气氛弄得浓浓的，再也不会象以前过个中秋节四个人分一个月饼，然后在外面瞎跑瞎闹，那一角月饼用纸包着能吃一个晚上。我们现在过年放的鞭炮用箩筐装，上馆子吃年夜饭，鸡鸭鱼肉糖果之类的应节物品就不用说了，我们就这样过了十几年。

    现在又怎么过节呢？我们自己当家作主而且有儿有女，儿女都大了。最近这几年那气氛又没有了：父亲得了老年性痴呆，母亲心态老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不是说这个就是骂那个，不是在这个兄弟面前说那个兄弟就是在那个兄弟面前说这个兄弟，弄得兄弟都不愿聚在一起了。好容易聚在了一起，也会给母亲一顿数骂，搅得都不高兴了，赶紧散伙。这过节呀，真正成了一个家庭是否和睦的晴雨表了。家和万事兴，过节热热闹闹的，多好呀。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过法，十几年前我们兄弟都不富裕，可过得热热闹闹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现在，大家的钱比十几年前多得多了。却每逢过节就犯愁，不聚嘛不象话，聚在一起嘛却又弄得不愉快。我们开始有点明白当年父亲干什么老不愿意回家了。全怪母亲吗？也不能全怪她，我们做儿子的也没有完全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母亲难免心中不平衡。平时又都见不着你们，好容易见到了，发泄发泄心中的怨气难道也不成吗？还是不成呀，您这怨气一发，这节就没法子过了。唉，是非总要扯的，心理总是要平衡的，这节嘛人多要过，人少也要过，不过节了也得把它当成普通的一天过下去呀，它本来就是平常的普通的日子中的一天，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过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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