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思考“死”这个问题。那时的我，可以说是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
走夜路时，细微的声响或某个东西的影子都会令我这个胆小鬼吓出一身冷汗，就像是深更半夜独自行走在墓地里。这次的咳嗽好像不太正常，身上的某个地方长出了一个小小的瘤，诸如此类的小事都会令我忐忑不安，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
如果就这么一命呜呼了，那该如何是好？
我每天都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初中的时候，棒球队里有一名队友被一辆土方车轧死了。对于我来说，那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死亡。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京浜东北线发生了一场事故。事故造成惨重的后果，伤亡人数接近150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认识的人。
现实中的死亡，对我造成十分强烈的冲击。
棒球队的那名队友也好，我认识的那名乘客也好，曾经生龙活虎的两个人，就像黑板上的字被黑板擦擦掉了一样，无影无踪。
我深切地体会到：死是多么扫兴的一件事。
我明白过来，人死了就意味着不复存在。既没有什么天堂，也没有什么地狱。再就是，死人会非常简单地消失于活人的记忆中。
所以，我特别怕死。但是，我要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免于一死呢？我还认识一个人，那天他本该在那辆发生事故的京浜东北线上的，但因什么事耽搁了没搭上车，结果反倒捡了一条命。人的生死，谁也控制不了，只得任由命运拨弄而已。正因为是命，所以没人知道自己哪天会死。这样的想法令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要是我现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会留下。别人很快就会忘记，有个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会被随后一滴又一滴的雨轻而易举地抹去痕迹。
其实，我不是害怕被别人遗忘，而是害怕因为自己的人生空空如也，所以就这么轻易地被别人遗忘了。这样就太可怜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人生的乐趣，我还什么都没享受过呢。我的学习成绩也谈不上很好，我也不记得自己享受过什么奢侈的生活。没有开着车兜过风，更没有开着车与女孩子搭讪过。我不能就这么死了。如果我什么都还没做就这么死了，那我不甘心。
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活得有滋有味的感觉。
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有没有天堂和地狱，使我感到烦恼的并不是这一类哲学性的问题。我只是害怕，还没有体验到生的快乐，还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我没有白活的记忆，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踪影。
虽然我说的是“生的快乐”，但那并非仅指快乐的记忆。哪怕是残酷的、痛苦的经历，只要它能让我品尝到活着的滋味，就算是一种快乐。
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当时的我憧憬着要做一名海洋研究员。
那正是法国海洋科学家雅克·库斯托名气响当当的年代。当时我羡慕的是海洋科学家这类人，因为他们能乘上像“深海6000号”那样的潜水艇，下潜到水压高达几百个大气压的黑暗海底，对海底火山和在深海里繁衍的细菌进行考察研究。我向往的是那种和现实利益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为了学问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活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就能切实地体会到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如此說来，当时我害怕的，也许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着。我害怕的是那种既沉闷又无聊的生活。
话虽这么说，但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想做什么事、想成为怎样的人，或者说想过怎样的生活这类具体的想法。不过，正因为我没有任何具体的想法，所以我反而更加恐惧了。难道我的一生要在连该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过吗？
但是，人生充满了讽刺。
为了克服对死的恐惧，我选择了一条相当于自杀的道路。
我母亲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女性，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啦，哲学啦，文学啦，她完全不认可这类事物的价值。对于她来说，爱好这类玩意儿就是在浪费人生。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她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种可称之为哲学的思想。
我父亲是个粉刷匠，每天都在施工现场、小酒馆和家之间做三点一线的往返运动，生活就像敲图章一般千篇一律。他平时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后，都会对我母亲挥拳头。他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干活，但我想他挣的那点钱基本上被他贡献给酒馆了。
因为父亲是这副德行，所以我家的生活是以母亲为中心。日常开销啦，孩子的升学问题啦，什么事都是母亲说了算。她白天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晚上还在家里接点零碎活，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在那样的年代里，在如此艰苦的生活中，她愣是把3个儿子送入了大学，1个女儿送入了高中。
母亲为我设计了一条出路：读完理科大学，然后去大型企业就职。她觉得我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而且，母亲的决定在家里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因此，我在考取了明治大学理工学部的时候，脑子里尽想着我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念完大学，然后去做个循规蹈矩的工薪族。
也就是说，当时的我是被母亲的各种想法左右的。
尽管如此，我却像一只生下来就待在笼子里的小鸟，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自由，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亲的束缚。
不过，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被束手束脚地五花大绑着，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体会不到活着的感觉。
自从我开始干以前做梦都没梦到过的电影导演这一行后，我有时也会瞎琢磨：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啊。在写电影台词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就像是在无意识地做因式分解题。
如此说来，我学理科是完全对路的。只不过，大学毕业后踏上固定轨道驶向未来这一点，对于我没有丝毫吸引力。
我读大四时是1970年。从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学里的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当时，每一所大学都遭到了封锁，教学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只要你交毕业论文，学校就会给你发一张毕业证书，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
而日本社会呢，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音乐、戏剧之类的文化演出开始大量涌现。于是乎，我基本不去学校，而是整天流连在新宿一带的爵士乐茶室里。
说到在爵士乐茶室里聊的那些话题，当时最时髦的是存在主义、萨特和波伏娃。对于一个理工学部机械系的大学生而言，存在主义什么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再说了，最关键的是，谈文学和哲学，聊学生运动，可以与大把的女孩子搭讪。
当时，还有不少人气剧团里的演员也会经常光顾爵士乐茶室。这帮家伙都是热情洋溢之人，几杯老酒下肚后会因不同的戏剧观而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会上演全武行。
在文化人的世界里，干活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持生计，但他们居然还会上演这么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戏码，这对于我来说实在算是新鲜事。
当时的我只见过与战后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为了谋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后，就感觉自己进入了高一个档次的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种令我目眩的文化气息。
对文学、戏剧什么的，我充满了向往。但是，我不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这种行业的工作。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找不到答案，就这么翘辫子了呢？当时我脑子里尽是这样的想法。
那天，我像平時一样向爵士乐茶室走去，脑子里还在思考着。只不过，那天我的思路和平时不同。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想法：“对呀，我应该退学。”
我记不清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打哪儿来的。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这个想法就这么突然间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站在高楼上准备跳下去自杀。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要退学。
那时候，我一边走在横道线上，一边抬头望着新宿的天空，湛蓝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从未见过、今后也无缘见到的那样。我感觉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阵劲风吹散了此前一直盘旋在我头顶的那团乌云。
至少在那一刻，我对死亡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觉得，要不是在那个阶段对死亡那么恐惧，我是不会做出那种决定的。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感受到的死亡恐惧，也许就是他独立成人的本能开关。至少，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从根本上说，如果我就这样走在母亲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道路上，其结果也不一定就是不幸呀。只不过，这样的话这世上就会少了一个叫北野武的艺人，只有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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