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毓贤

　　我第一次打耳洞是在15岁时。

　　那时我的成绩在学校里名列前茅，我好像不必很用功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我有时喜欢在课堂上跟老师叫板，自己懂了的内容就不听，然后头埋在抽屉里做其他科目的练习题。放假回家也跟爸妈吵架，总觉得整个世界都不理解自己。

　　傍晚的时候，我会在跑道上一圈又一圈地走，看一些面目模糊的人的身影在夕阳中渐渐隐去。对未来生活的未知与少女特有的伤春悲秋袭击了我。据说人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知道自己并没有带着主角光环，却也希望上天能像眷顾玛丽苏小说里面的女主角那样，因为看到我心地善良、眼神清澈而赠予我一段精彩丰富的人生。

　　我靠在树上，在夕阳下回忆起一段段往事。感觉我15岁就有了许多可值得回忆与琢磨的事，那以后呢？心里的世界满得快溢出来了，好像什么风稍微一摇，满树的花就落了一地。

　　所以，当一个同样15岁的少女遇到我，与我一同坐在操场上，时而默默地看着夕阳，时而说说我们心里对其他女生的评价，还有那些我们怀着朦胧情感对待的男生时，我俩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多了一份惺惺相惜。其实我们是同班同学，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怎么交往。她成绩不好，上课时乖乖的，下课就跟同学和老师开玩笑，说一些如“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也想好好读啊”之类的话。很随意的样子。

　　我们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逃了自习课去打了耳洞。尖锐的物体穿透小小的饱满的耳垂，我们年轻的手紧握在一起，像是得到了来自挚友的支持。

　　当路边那家小店的阿姨向我们极力推销小巧、精致但实际上现在看来很俗气的银耳钉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身上的零花钱买下了。

　　戴上耳钉的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好像因为打了耳洞、戴上耳钉，所以在某一方面我们正式地长大了。是少女追求成为大人的爱美意识的萌生，还是对迷茫生活的解脱与反叛？总而言之，曾经美好时光里的我们在日记本上画了又画，告诉自己“我要一辈子都记住这一天”的那个日期，都渐渐让我们抛在路上。而之后再翻起日记，想到自己居然为了某一件小事而激动那么久，不由得哑然失笑。

　　回头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着什么意义，现在也都一样。人生如路，不笔直，很蜿蜒。3岁的我可能在父母的怀抱里；5岁的我在路边抓着蝴蝶；8岁的我不肯穿鞋子，光着脚丫在路上跑；12岁的我跟奶奶吵架，硬是想留长发；15岁的我跟着另外一个少女打了耳洞……年龄越往后长，腿越来越长，越来越有劲，走路都比以前更快了。所以，那些从小到大的阴暗与晦涩也更容易被跨过去了。然而生活中一直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浮现，就像高三学生对着课桌上满满的书本哀叹：“知识怎么都学不完啊！”

　　胡适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不然生活会变得像一朵柔软的棉花，让人沉沦，没有尖锐的痛苦，只要不揭穿真相。

　　只是这种感觉太寂寞。面具依旧，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是这样残缺不全，没有人懂我那温柔的惆怅。

　　所以，如今的我再想起有关人生这条路的譬喻时，总想着回去对3岁的我说“别哭”，对5岁的我说“要善待动物”，对8岁的我说“穿上鞋子”，对12岁的我说“要温柔地跟奶奶提出要求”，对15岁的我说“没关系，你很棒”。

　　怕什么青春迷茫，懂得一点道理有懂得一点道理的欢喜。

　　那次打完耳洞后，我记得妈妈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给了我一些茶树油，叮嘱我抹在耳朵上。我心里本来有些隐隐的不安，觉得这是一次小小的反叛，还有一种小小的个性在宣示着自己的特别——每个人都是自恋的，认为自己是特别的。我没想到妈妈的态度如此温和，这让我感到庆幸又有些遗憾。

　　之后，便是和那位女同学在隔日做操时，两人有些兴奋地扎起马尾辫，露出光洁的额头，还有花蕊形状的耳钉。阳光下，我们四目相遇，我紧张得手心都潮湿了。我们的耳钉在发亮，目光也在发亮。

　　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高中，我和那位同学也失去了联系。在学业繁重的高中，我慢慢地就忘记了她，也卸下了那个俗气、可笑的耳钉。而且，那也是教务主任的要求，不能留披肩发，不能穿短裤、短裙，每人穿着统一式样的蓝白校服，宽宽松松。只有在宣布名次时我们才会多看某个人一眼。

　　一直到了高三，年级教务室的广播突然播报保卫科提醒，请同学们不要在木棉树下读书，以免被木棉花砸到。所有的同学听了都哄然大笑，一直以来紧张灰暗的学习气氛也慢慢活泼起来。

　　我把高考练习试卷埋在了木棉树下。

　　那天，我去食堂时，所有的人都抬头仔仔细细地看了看那些木棉树。每个人都在心里赞叹：“怎么开得这么盛啊！”硕大的木棉花，红艳芬芳，有时“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想到再过几个月就要离开这所中学，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我的鼻子有些发酸。想到了曾经的花蕊样式的耳钉，我急忙回到宿舍翻箱倒柜地找，结果它已经有些发黄了。

　　我轻轻地把它靠近耳朵，却发现耳洞已经长住了。

　　就像所有的我们认为最隐秘的事情到最后会外表如初一样，我们最终还是长成了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