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教育是极感兴趣的，又觉得教育特别没意思。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像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经常“欺负”我的，不是有很大权力的人，而是像停车场管理员这样最普通的老百姓。每当他们“欺负”我的时候，我心里会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干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在社会上得到公平的待遇。我的心理很不平衡，就在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教育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始终得不到尊重，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尊重别人。这个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也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想通这个事以后，很多事我都想通了。比如大学生投毒，比如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做了高级领导，照样干坏事，这些都是教育生态出了问题。

　　我对学校教育不太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学校教育说得再热闹也没用，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好的大学，一切都免谈，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种现实。但是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一直在想，在寻求答案。

　　我曾参加过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暨全球五大博物馆高峰论坛，俄罗斯冬宫、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一起来演讲和讨论。那天我是场外主持人，有一个采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问卢浮宫的负责人：“每天来卢浮宫参观的人特别多，你们怎么看待如潮水一般的游客？”这位负责人的回答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说：“这是个哲学问题。你们觉得人很多，但我们觉得人不多。因为有很多人由于经济、宗教原因，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辈子也来不了卢浮宫，所以我们卢浮宫设有一笔基金，专门用于让这些人来参观卢浮宫。”我听完这段话，脑子有点发蒙。如果只从博物馆经营的角度去看，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她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再回过头来说北京十一学校。我觉得李希贵校长就有点像那位卢浮宫的负责人。他想的问题不是那些普通的事，而是另一个层面上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所以他们学校里发生的很多事都很“奇怪”。

　　第一件事，我去学校见李校长，去了好几次，一次都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办公室基本上都被学生占着，学生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所以我们只能在其他地方谈事。

　　第二件事，他陪我到学校各处看看。有一次我们到一间教室，一开门，看到那里有两个孩子在自习，李校长马上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离开的时候校长又说了句：“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一位校长这样。

　　第三件事，那天我拿出一支烟在学校里抽，忽然听到有个学生说：“谁在抽烟？”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崔永元老师在抽烟。”但那个声音毫不迟疑，接着说：“把烟掐了！”我赶紧把烟掐了。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们平时很少见到。我想，这个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我总是在想：在我上学的过程中，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会怎么办？我一定跑着去给拿烟灰缸了。

　　还有一次，我去参加北京十一学校的狂欢节。应孩子们要求，我装扮成了一条蛇，李校长则扮成了《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校长的模样。我们在后台，听到外面的孩子们在不断欢呼。当喊到我和李校长的名字时，我们跑出去，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台，李校长是倒数第一个。我很自信，我想当我和校长上台时，孩子们的欢呼声一定会更大。结果轮到我出去时，台下的雪球铺天盖地地砸过来。而我很快发现，更多的雪球是给李校长准备的。我知道，谁被雪球砸得多，谁就更受学生的爱戴。

　　就在那一瞬间，我真想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上这样的学校，没赶上这么好的教育氛围。但是有多少做教育的人想过这件事？有多少人从孩子们的角度想过他们真的爱学校吗？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的，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当孩子们在学校时认为学校是他们的，在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才会真正做到“匹夫有责”，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

　　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之所以像北京十一学校这样的如此凤毛麟角，一是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不想这么办。这就是我今天隆重推荐北京十一学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