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的文化有超越世界各国之点，贪污至少也得算是一点；而且，恐怕是又普遍又高深的一点。我们的贪污技术足以与最精密的会计制度来斗争。假如世界各国需要贪污专家的时候，国联应该到我们这儿来请。据说我们亲爱的“友邦”在“王道乐土”榨取，在技术方面还要借重汉奸。贪污需要相当的技术，而且需要胆与识。无胆之辈，根本不配讲贪污，无识之徒往往因贪污而身败名裂。胆是贪污的基本条件；识比技术更重要：技术巧妙，虽然生财有道，但若得财而丧命，究竟不大合算。至若有识之士，尽管技术差一点儿，譬如说做得不大周密，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同样的贪污，要预先准备下可靠的保障，便可以放胆作去，充其量，也不至于死；正法之辈，都是识力不足的，或者是利令智昏了。同样的贪污，相机一躲，天下太平；该收场的时候还不收场，就许丧命。得失之际，就在识力如何了。王法虽然厉害，敌不过太监和皇后，往番邦一溜，御史老爷也没办法。贪污叫我们的同胞看起来，不算太缺德。贪与偷都是取不义之财，但不能相提并论。作人以不偷为原则，偷是例外；作官以贪为原则，不贪是例外，贪污固是“犯法”的事，却不像太缺德的事。作贼的人自己有时候儿觉得不大体面，别人也觉得他不大体面；贪污的人，不但自己觉得满体面，别人（大概还是人人）也觉他可羡慕。偷是人人能够作得到的，贪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先要成官，才能讲贪；官是难能可贵的，贪也就跟着难能可贵了。作不能贪的官，根本没有“官”味儿；作可贪的官而竟不贪，那不合我们的固有文化。

 

    贪污的种类也很多，如侵占公款，非法聚敛，受贿徇私，等等。诸种贪污之中以侵占公款为最普遍，在道德上也最容易得到宽恕。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贪污，直接被害的是“公家”；公与私是对待的，只要社会上各个“私”没有（或者不觉得）受到损害，便不大责备贪污之人；贪污者自己的良心（如果他也有良心）也觉得并不曾对不起任何“私”人。在他受到“私”人的恭维与欣羡的时候，倒还觉得自己是个成功者。

 

    聚敛剥削，危险性最大。因为直接被害的“私”人太多。 “私”人不可犯，得罪的“私”人太多，受报复的机会也就多了。所以侵吞赈款，克扣囚粮兵饷之类，便比侵吞公款危险性大。兵是会变的；灾民成了群也会打死人；囚犯比较容易欺侮，可是囚犯里头颇有不甘心受欺的分子。而且，这种害及私人的贪污，即使不受报复，在道德上也不容易得到宽恕。

 

    因为被害的既是“私”人，凡是“私”人，即使没被害，也要恨那害“私”人的贪污者。“私”人对“私”人的同情心比对“公”家的同情心更大；许多“私”人们所恨的人，便是最不道德的人。贪赃枉法，害及私人的性命，那是最不可作的。倘使作了，别人提起要咒骂，自己到老年，神经衰弱了，也难免要疑神疑鬼，不能自安。捐几个钱，修修寺庙，作过道场以免天罚，自己未必不想到天下没那么便宜事，那也不过是略尽人事而已。自己不受天罚，至死也耽心子孙要受报应。“下民易虐”虽然试验成功，“上天难欺”自己还不免嘀咕。法可以不守，天总要畏；正义尽可不管，人道还要顾及；阳德可丧，阴德不可损：贪污之道也。能守此道，政治不会因而清明，国家不会因而亡得更慢一点儿，但老年来可少受一点儿良心上的责罚。如果根本没有良心呢？那也就随便了。不知作官的同志们，尤其是作父母官的，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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