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尔

　　

　　20多年前，我在赵化中学读高中，理科成绩一塌糊涂，基本分不清物理和化学有什么区别，至于数学，则完全停留于勉强可以做四则混合运算的水平，可惜高考肯定不考四则混合运算。整个中学时代，潜意识里对理科拔尖者心存排斥。

　　不过，章眼镜是一个例外。

　　我和章眼镜同在一个距离最近的集市4公里远的偏远村落长大，高中以前各在乡村一隅求学，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沉浮，几无往还，高一时突然发现分在同班，遂成同桌。

　　这厮理科很有几分天赋，在这个收成好的年份考上个把本科院校的农村中学里简直是个异类。60多岁的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道自认刁钻古怪的偏题，摇头晃脑地准备说出解题思路。平时木讷的章眼镜，突然变得耳聪目明，会在下面条理清晰地大声指出老师解题方式的各种繁复累赘，声称可以有3种以上简单明了的解题方法。老头儿是这所学校硕果仅存的两三个50年代的大学生之一，很有几分谦让之风，一般会鼓励章同学站起来说出他的思路。这个时候就是来自赤贫家庭的章眼镜大放异彩的时刻，他像个策动造反的农民领袖，每一颗青春痘都流光溢彩，差点没跳到课桌上去说出他的“施政纲领”。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数学老师越换越年轻，好像也越来越容不得章眼镜的数学天分。在课堂上，我常常会在昏睡中被吵醒，擦干口水侧头一看，章眼镜面红耳赤，不知什么时候口吃也越来越严重起来，全无当初指点江山的气概。讲台上的年轻数学老师正在怒不可遏地斥责其种种不敬，大意是：你有能耐，你上来讲，老子好歹是上过几天自贡师专的！

　　80年代末，不要说自贡师专，就是只招初中毕业生的富顺师范，在我们这群去趟县城都要对其繁华失眠半个月的穷小子眼中，都与北大、清华别无二致。因为考上之后都要转户口，跟城里人一样用粮本买1毛钱1斤的口粮；倘能混得再好些，甚至还可以像学校书记，讨个炎炎夏日都要穿皮鞋丝袜的女人做老婆。

　　在这种气势磅礴的打击面前，章眼镜除了喉咙里咕咕地嘟哝几句，似乎并无多少收敛。在他看来，这些象牙塔里走出来的传道解惑者，在解题思路上执拗得像盲人骑瞎马，历经千辛万苦，使出浑身解数，方可以勉强摸得到胜利的一根毛，远不如他在须臾之间便能找到通天坦途。他总在愤愤不平讲台上的人为什么不能从善如流。到后来，课堂上的交锋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蔓延到了和理科有关的所有课堂，因为章眼镜天生就长有一颗装满定理公式的脑袋，总是会在电光石火之间找出一条终南捷径。有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他早晚会成为华罗庚。

　　18岁生日时，我读高二，豪气干云地请了一桌人在一个苍蝇乱舞的小饭馆庆贺从此成人。酒席上，10来个少年几乎是抢着喝光了七八斤红苕酒。酒至一半，章眼镜突然伏在桌子上大放悲声，哭得抽噎，众人愕然。他的哭很有特色，悲而不伤，条理分明，在哭腔中夹杂了叙事，大意是家境贫寒，兄弟尚未成年即辍学，父母供其读书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担心考不上大学，无颜面对家族中早对其父母举债供读不满的一干远亲近戚。搞得一桌人酸溜溜的，像被人在鼻梁上猛击一掌—都是一帮穷二代，家境大致相同。之后，每逢吃酒，他总是饮少辄哭，哭诉内容大略相同，只是后来偶尔掺杂了对某个公主般骄傲的邻班女同学的倾慕之意。慢慢地，大家便也习惯了，不复惺惺相惜。

　　和我一样，章眼镜的落榜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我始终认为，是理科方面的禀赋害了他。他终日沉湎于钻研一些疑难杂题，像孔乙己醉心于写“回”字一样不厌其烦地演算和推理。关键时刻，被偏废的文科像个忍辱负重的刺客一跃而起击中了他。而我则以数学30多分的成绩毫无悬念地落榜。

　　当年秋天，带着父母卖秋粮置下的盘缠，章眼镜来到富顺县城五虎山上的一家补习学校，成为高四学生。一周后，架不住家人软硬兼施，我也插进了这家补习学校人员庞大的文科班，与章眼镜不同班，他理我文。同为乡党，且有一年同桌之谊，我和他在距学校一公里外合租了一间10来平方米的民房，开始了近半年抵足而眠的同居生活。

　　补习的一年里，章眼镜在理科方面依然是风生水起，连出租屋四周的农民都晓得这个眼镜男娃数理化好生了得，对面楼房一退休老太婆常常备下好饭好菜请他打牙祭，顺便帮她那打球比读书多的小儿子补习功课。到后来，县城一方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交通局长的夫人也打听到这个眼镜男娃厉害，他又成为这家人的座上宾—给局长不喜读书却对江湖恩怨了如指掌的儿子补课。我常常回忆起这个情景，在西湖畔，局长大人狭小的四合院官宅里—彼时的官场还不时兴购豪宅，也不流行拼豪车，这位局长常年骑一部本地人称“马马丁儿”的小排量摩托车，每次回家，车屁股喷出的黑烟萦绕湖边经久不散—局长夫妇总是慈眉善目地坐在木质沙发里看黑白电视，在他们目光所及，章眼镜不厌其烦地给那个留着郭富城发式的初中生讲勾股定理，眼镜片时不时被日光灯反射出睿智的光芒。旁边餐桌上，则摆着一桌让人垂涎欲滴的好饮食。

　　风光的背后，其实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对未来可能的变数充满了期待、焦灼和恐慌，有时甚至是绝望。

　　199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富顺县城降下了几十年来最厚的一场冬雪。晚上，我和章眼镜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走回出租屋，我们破天荒地谈起了理想。他说读十几年书，家中欠下一屁股债，一家人的希望全部系于他一身，今年无论如何必须考走，哪怕是退而求其次的师范，好像还夹杂了些“考不上毋宁死”之类的豪言壮语。说了会儿，他又哭了，这回没有喝酒，他只是默默地抽泣。搞得我也很难过，转而谈雪。

　　受他的影响，我开始空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未来。雪后不久，我便搬离出租屋，另择住处，过起了黑白颠倒的生活，每晚看书至四五更，鸡鸣方息，恶狠狠地狂补了高中三年问题少年时落下的学业。因此，便较少与章眼镜打照面了，只是周六还相约一起回家。临近高考，他便是一副越来越凝重的神情。

　　夏天，高考成绩揭晓。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踉踉跄跄地撞上了线，章眼镜却不可思议地以线下100多分落榜了。

　　转眼秋天，我去成都西郊读了一所不入流的学校—几年前已被兼并，校名也改得面目全非，当年古木参天的校门口现在建了一座巨大的高速公路立交桥，远远望去，学校躲在立交桥后，猥琐得像一家经营不善的乡镇小工厂。

　　最初，和章眼镜还有些尺素往还，知道他在家人的万般哀求下举债回到了补习学校继续复读，只是意志更加消沉，也不怎么与老师在课堂上论争高下了。我们习惯在信封里夹带一支香烟，末尾还要力透纸背地写下“握手”二字，象征我们不寻常的有着浓重江湖气息的友谊。

　　一直以来，我相信人的命运就像一本编年体史书，白纸黑字载明了人生在某年某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好运抑或不测，无论努力与否，终究无法扭转命运业已写定的安排，所以我常常对命运充满敬畏之情，尽管这厮时常调戏于我。

　　来年夏天，我在成都惊闻章眼镜竟然以比前一年更低的分数再次落榜，我愕然。再后来，听说他离家出外打工，之后便不再有音讯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