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了很多，水上不能行船，船停到曾家河。这一夜沈从文睡得不好，被冻得多次醒来。清寒中他无法正常入睡，时常擦燃火柴，看小表上是几点钟。在不长的假期中，船窝住不动，时间在一点点地耗掉。在这多待一会儿，就意味着在家中少待一会儿。沈从文焦急之中，买了几斤鱼，和水手们沟通感情，“这几斤鱼把船弄活动了”。吃完鱼后，为了答谢客人的盛情，水手们不顾严寒的封锁启船。水上的潮湿气被冻得锋利，无孔不入。沈从文围坐在被子中，不能画速写，只能以膝当桌子，给妻子写信。船上没有火炉，没有煮一杯热茶的闲情逸致，只能选择在纸上写文字，把内心的情感和对天地的感受写出来，托付给邮路，让妻子理解他的心境。
从15岁离开家，在漂泊的生活中经受了太多的生死，沈从文对底层的人充满了爱。他从来没学会城市人的坏毛病，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歧视的眼光看人。在沈从文的眼中，水手也是人，人与人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他们也是个人，但与我们都市上的所谓‘人却相离多远！一看到這些人说话，一同这些人接近，就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想好好地写他们一次。”水手是船上的灵魂，在沈从文的眼里，他们清澈透明，富于灵性，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地生活。水手们生于大地，长于大地，性格山野般朴实，敢恨敢爱。水手们的生活，水一般地随意。船一停下，水面缭绕的歌声悦耳动人，打消了他们一天的劳累。一只只船在暮色中聚集岸边，听得清竹篙在水中撞击石头的声音。河滩有了歌声，有了野骂，这些情景和声音的纠缠，使清冷的滩上充满了生气。沈从文被吸引住了，爱生长出来。他理解水手们的言行，在他们的打骂中，有着独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行船不是游山玩水的观光，水手们的生命系在水上，拴在船上。日复一日单调的劳作，磨去了他们皮肉的光泽，耗尽了他们的体力，榨干了他们生命的血脉。桨橹是手中的琴弓，他们在水的琴弦上，拉响苦难的乐声。水手们通过橹歌表达内心的向往，在真实的生活面前没有退路。摩罗说：“一个没有被现实的苦难深深伤害过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而不会成为作家，因为即使一位平庸的作家，也是由造化的作弄和折磨造成的，一位伟大的作家几乎非得以心灵的巨大伤害和严重残缺为代价不可。”沈从文在注视，在思考。他记住了水手的身影，一打一骂的“见面礼”。沈从文在写给三三的信中说：“你不要以为就是野人。他们骂野话，可不做野事。人正派得很！船上规矩严，忌讳多。在船上，客人夫妇间若撒了野，还得买肉酬神。水手们若想上岸撒野，也得在拢岸后。他们过的是节欲生活，真可以说是庄严得很！”
沈从文对“小人物”充满了关爱，这不是矫情的表演，这是从心灵中淌出来的。李扬在《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中记录道：“1975年夏天的一件事让王亚蓉终生难忘。北京的夏天极其闷热，有一天王亚蓉高烧不退，因而也就没有到沈从文家里去。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无法临时通知。在午后的睡意蒙眬中，婆母正在问一个人，听口音很耳熟，好像是沈先生。她强支病体来到门外，‘真是他老人家，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脸红涨涨的满头是汗珠，右手还挎着个四川细竹编的篮子。原来，沈从文见王亚蓉没有到自己这里来，以自己对这位姑娘的了解，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她不会不来的。沈从文买了些水果、鱼肝油等补品，顶着烈日来到了王亚蓉在海淀区的家。要知道，老人的这一趟横跨了北京的几个城区啊！从此，王亚蓉再也没有缺过勤。即使后来调到考古所，每天下班后，都要到老人的那间小屋，协助老人工作。”
黄永玉在怀念表叔的文章中说：有一个年轻人时常在晚上大模大样地来找他聊天。这不是那种想做思想工作的人，而只是觉得跟这时的沈从文谈话能得到凌驾其上的快乐。
他很放肆。他躺在床上两手垫着脑壳，双脚不脱鞋高搁在床架上。表叔呢，欠着上身坐在一把烂椅里对着他，两个人一下文物考古，一下改造思想，重复又重复，直至深夜。他走的时候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唉！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青年，十分愤恨，觉得好像应该教训他。表叔连忙摇手轻轻对我说：“他是来看我的，是真心来的。家教不好，心好！莫怪莫怪！”
沈从文对小人物充满了同情，在他们的身上，他发现了人性的美丽。通过手中的笔，沈从文挖掘了对理想和未来的希望。一只船，一条河，一座山，构成了神圣的殿堂，沈从文倾心地雕塑水手们的形象。把水手们天真、质朴、健康的天性，塑造成一个个自然天成的生命。
水手们在沈从文的文字中不是提味的调料，给读者新鲜的刺激，而是灵魂的船帆，在文学的大河上，溯水行走。沈从文并不是在所谓的“审丑”中，剥出生活里丑陋的一面，放大渲染，而是以一颗慈悲的心，关爱着日夜在水上漂泊的水手们。他把在这条河上唱歌的人，比做是吃歌长大的。
（李力摘自新浪网高维生的博客，宋德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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