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用戏剧之光照亮生活”
陈：陆老师，最近读到你的一篇文章，“用戏剧之光照亮生活”，写得真好。我发现您一直在关注戏剧现状问题，并且经常会发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这非常难得。陆：我不是一个戏剧批评家，主要从事编剧学的教学与实践，但我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戏剧批评表示敬意。
二十多年前，我在《戏曲艺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对中国戏剧创作现状提出批评，我概括了八条：一是创意的萎缩；二是理念的亢奋；三是剧情的简陋；四是思维的错位；五是技法的粗疏；六是形式的贫乏；七是探索的失误；八是批评的缺席。
十五年前，我在上海白玉兰论坛上作了一个题为《上海戏剧的“八有”与“八缺”》的发言，即一是有热情，缺激情；二是有“贼心”，缺“贼胆”；三是有高人，缺高见；四是有“大腕”，缺大家；五是有机会，缺机制；六是有财力，缺眼力；七是有戏迷，缺戏友；八是有大制作，缺大作。
十三年前，我在《文艺报》发表题为《当代戏剧的现代性障碍之我见》的文章，我提出，有三种非戏剧因素正在大面积侵入当代戏剧的肌体，造成戏剧本体生命力的疲软。一是政治因素的大面积侵入；二是权力因素的大面积侵入；三是非艺术因素的大面积侵入(比如圈钱)。有趣的是，《文艺报》在2005年3月3日与3月25日竟两次刊登了这篇小文章。
六年前，我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批评上海剧坛除了尚未改观的“八有”与“八缺”，还又增添了“四有”与“四缺”：即一是有“霸气”，缺士气；二是有“梯子”，缺梯队；三是有灵感，缺灵魂；四是有观点，缺观念。
五年前，《文汇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文章《不能忽略了萧伯纳》，我对当代戏剧远离生活、缺乏社会担当的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三年前，《新民晚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我的一个观点：《过去编剧成长机制还不如养猪科学》。
两年前，《解放日报》朝花版发过两期总字数超过8000字的文章，题目分别是《青年编剧都去哪儿了？——对于中国戏剧编剧人才现状的忧思》《“代养制”能否解青年编剧荒”——关于中国戏剧编剧人才稀缺的对策》。
我一直认为，一座成熟的城市，一所有底蕴的大学，一个有独特识见的学者，都应该给社会、给人们输出正确的、有价值的观念。比如上海，历史上这所城市曾输出过不少有重大影响的戏剧思想、戏剧观念。如“海派京剧”的理论与实践，熊佛西先生的定县农民戏剧实验，袁雪芬老师的“文人导演引入越剧创作”的改革主张，陈恭敏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戏剧观大讨论上的理论表达，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态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进程。但是，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上海的声音弱了，上戏的能量小了。我自知人微言轻，所思所论，不一定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有感而发，说真话，这个目标我不会放弃。
陈：您认为，对戏剧创作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观念是什么？
陆：应该是“人学观”吧。所谓“人学观”，即写戏要写人，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性观，人生观，人道观，人的未来与发展观等等。其实，在我看来，中国人对人学观的认知比西方要晚一千多年。
在欧洲，亚里士多德较早注意到人物塑造，他在《诗学》第十五章中提出写人“四点论”，即性格必须善良，性格必须相称，性格必须逼真，性格必须一贯。但他在论述悲剧六要素时还是主张情节第一，人物第二。之后的戏剧理论家虽然对亚氏理论有不断修正，但总是口将言而嗫嚅。一直到莱辛那里，才旗帜鲜明地将人物描写置于首要地位。他在《汉堡剧评》中强硬地提出：“对于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事实，他愿意离开多远就离开多远。只有性格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职责就是加强这些性格，以最明确地表现这些性格。”到了狄德罗，在重视人物塑造上又有了新的表述，他提出了剧作要揭示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主张，至今具有强有力的指导意义。不过，毋庸置疑，只有到了黑格尔，重视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论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与突破。他第一次提出了“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的观点，他认为情境还是外在的东西，“只有把这种外在的起点刻画成为动作和性格，才能见出真正的艺术本领”。他提出理想的人物性格应符合三个要求，即丰富性，特殊性与坚定性。并且还指明了刻画人物的方法与路径，如通过动作表现性格；要揭示人物的心灵；性格描写必须生动具体；提炼特殊的生活细节；重视肖像描写等等，无不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中国的人学观，即使是较戏曲早了千年的古典小说也是步履蹒跚。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人物，大都是意志坚强，无惧无畏，展现先民类型化性格。到了两汉时期，出现正反面人物，要么重义、坦荡、先知，要么自私、好色、负恩，也全是类型化人物。魏晋六朝时小说以神鬼仙怪为载体，题材有所拓展，但人物依然单一。正面的，勤劳朴实，知恩图报；反面的，豪奢残忍，自私贪婪。到了唐代，才开始有了较丰富的人物性格，比如《霍小玉》中的李玉，就有一定的复杂性了。而宋元时期的人物形象，因受理学影响，反不如唐人洒脱。及至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有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诉求，于是出现了潘金莲的“淫”，贾宝玉的“泛爱”。
比起中国古典小说来，中国古典戏曲对人学的发现与重视自然要晚得多。明初朱有墩在谈到元代水浒戏时曾有“形容模写，曲尽其态”的论述，大概说是最早的人学观了吧。到了明中叶，对人物塑造的关注才逐渐多起来。比如金圣叹在评《赖婚》一折时提出以“心、体、地”（心即愿望，体即人物的身份，地即环境）的一致性来阐述刻画人物的要领，应该是比较精辟的见解了，王骥德、李渔也从不同角度呼应了这一主张。至于创作实践，倒是要稍稍超前些，比如《西厢记》，比如《牡丹亭》，还是很让我们捡回来一些自信。当然，总体上说，还是类型化的人物居多。究其原因，除了理论的滞后，主要是先贤们将戏曲视作高台教化的工具，同时也受戏曲角色行当定位之限制吧。
陈：言之有理。陆老师，您还漏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论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在戏剧表演教学中的重要性》。这篇文章后来以《年轻演员应加强表演基本功》为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登出，被凤凰网、新华网、澎湃网等多家媒体转载，引起很大反响。
陆：谢谢你的提醒。我不懂表演，写这篇文章纯属偶然。起因是，何雁教授就任表演系主任，他请系秘书找学校几位老教授就表演教学献计献策，于是找到了我。系秘书顾闻很敬业，为访谈做了认真准备，那天我与她谈了近一个上午。记录稿整理出来以后，我转发给同事们看，没想到赢得一片好评，都鼓励我发学报《戏剧艺术》。文章刊出后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更是令我意外，上戏的老教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批表演艺术家以及校内外的一些戏剧理论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上戏一位老领导还在微信群里称此文是“表演教学领域里一篇具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随着时间推移，它的效应将会越来越发酵”，有朋友还转来中戏著名教授罗锦麟在微信上的一段鼓励与推介文字，令我受宠若惊。我很感谢许多素未谋面的朋友们的热情肯定。其实，这篇文章说的是表演教学，同样适用于戏剧文学的教学、实践与研究。最近，这篇文章获得了田汉戏剧奖评论一等奖。前三次我获得田汉戏剧奖一等奖的都是剧本，分别是《夏天的记忆》为第14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石榴裙下》为第24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大明四臣相》为第31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
陈：很想知道最近陆老师对戏剧界现状、戏剧创作与戏剧教育的发展等等有什么高见？
陆：卑之无甚高论。近段时间来，我说得比较多的是两个话题，也可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养300个编剧，上海戏剧必兴。第二句话，建议教育部、文化部创立中国戏曲编剧研究院。
陈：愿闻其详。
陆：先说第一句话，养300个编剧，上海戏剧必兴。这个“养”字，是干货。是指“圈养”在戏剧院团、影视制作部门，以及创作中心、艺术研究所、群艺馆、文化馆站、少年宫、总工会等等国有文艺单位的专职编剧。按照我的想法，这300个编剧大致分布为：市级100个；区县级150个；乡镇街道级50个。换句话说，上海这座城市，每天晚上应该有300个具备独立创作戏剧影视作品能力的编剧在学习，在思考，在构思，在研讨，在创作。这样，每年保证10部以上的好作品问世才有可能。
为什么要强调养编剧呢？毫无疑问，戏剧要繁荣发展，剧本创作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创作能否有突破，关键就看编剧人才的准备。为此，我呼吁，上海应率先恢复三级戏剧创作网，完善编剧人才培养与成长机制。我想，上海养得起30000多个社工，不会养不起300个编剧吧。如果上海这座城市每天晚上有300个编剧在读书，在研讨，在运思，在从事剧本创作，那将是怎样一种戏剧气象啊！
第二句话，建议创立中国戏曲编剧研究院。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优秀的戏曲编剧。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戏曲事业，另一方面戏曲编剧荒、剧本荒已成为圈内外人士的共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全国各级宣传文化部门每年都在举办各种编剧培训班，但因为有些缺乏科学的教学方法，有些教材、课程单一，有些师资良莠不齐，总的教学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种社会力量的重复使用、教育资源配置的明显失衡，一方面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浪费，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剧了戏曲编剧人才培养生态的恶化。鉴于此，我建议，创办“中国戏曲编剧研究院”。
我想象中的中国戏曲编剧研究院，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主管，可采用学历教育（本科、硕士教学及本硕连读）与社会培训（提高专业与业余编剧水平）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我认为，此举既是新时代党的戏曲事业发展的需要，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可行性与实践可行性。这一可行性主要体现在：我国专业艺术院校六十多年培养戏曲编剧人才的教学传统是办院的实践积累；广泛而又迫切的社会需求是办院的核心动力；鲁迅文学院等人才培养机构的前期探索是办院的经验基础。可以预料，中国戏曲编剧研究院的创立，必将会充分发挥其标杆、引领作用，带动各地、各高校进一步调整、优化、完善现有的戏曲编剧人才培养体制与机制，进一步促使戏曲编剧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接轨，进一步增强戏曲编剧人才的文化传承能力、艺术创新能力和社会担当意识。通过培养合格的戏曲编剧人才来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戏曲作品，以提升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并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作出贡献。
陈：再请教一个问题。据我所知，陆老师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戏曲剧本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进行至今已近两年了，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来表达感受最深的研究心得，您会告诉我什么？
陆：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让我只说一句话，那就是：请把戏剧舞台还给编剧。众所周知，戏剧舞台最早是属于演员的；后来有了编剧，就成了演员与编剧的天地；再后来有了导演，舞台当然地为演员、编剧、导演三者所共有。进入新世纪后，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在中国出现了，戏剧舞台逐渐被导演独占，演员成了工具，编剧则被彻底边缘化。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不少戏剧，形式代替了内容，心灵鸡汤烊化了思想的舍利子，花里胡哨的外壳消解了戏剧的文学内核，戏剧成了某些人获取名利的猎场。戏剧，离人民越来越远，离人心越来越远，离传统戏剧越来越远，离世界戏剧越来越远。为此，我要疾呼：请把戏剧舞台还给编剧！如果这句话会激起导演们的公愤，那么，我退一步说，请把戏剧舞台还给编剧、演员及导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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