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薇薇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历史的必然与悲剧的宿命
——谈湘剧《谭嗣同》的选材构思

　　■ 李薇薇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由魏俭先生策划，盛和煜先生担任艺术指导，钱珏女士担任编剧,谢平安担任导演，举湖南省湘剧院全院之力排演的湘剧《谭嗣同》，在历时两年的打磨之后终于获得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优秀剧目奖”、“文华编剧奖”，2014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骄人成绩。2014年，我先后三次在剧场观看了演出，也有幸认真拜读了钱珏女士的文学本子；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动和思考；我非常敬佩这位细腻温婉的上海女子以如此磅礴的老练笔触，将戊戌变法这个历史事件讲得不落俗套却又如此符合戏曲审美。《谭》带给我的思考和启发是非常多的，我在此着重想从《谭》剧的题材选择来谈历史的必然和悲剧的宿命。

　　在西方，悲剧精神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冲突的结果；但是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悲剧却更具有民族特性，一直被视为戏剧中的一种民族形式存在，与民族情感、文化、习惯和生存基因有着密切关系。在传统戏曲中并无“悲剧”一词，一般都称为“苦戏”、“怨曲”、“哀曲”；在舞台上大多以悲喜交错，以喜寓悲，在表演上由净、丑二行插科打诨来调剂。和古希腊悲剧追求的“怜悯和恐惧”的效果对比来看，中国戏曲悲剧更多的是企图获得“同情”和“鼓舞”。因而中国戏曲悲剧的取材在古代多是局限在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或者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阶级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悲剧；也就是说家仇戏多，而关于历史问题的“国恨”题材还是相对比较少见的。但是，近当代戏曲创作中，“苦戏”、“怨曲”渐渐淡出；历史剧中“国恨”题材渐渐成为戏曲舞台的主角。《谭》剧要在众多历史政治题材中脱颖就非常有难度。这就涉及到该剧的定位和题材的取舍拿捏。看过演出之后，我认为《谭》剧应该是属于戏剧悲剧的范畴，它运用了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同时吸收了西方悲剧的表达方式来构建剧本。

　　2014年初，莫言在“汇聚正能量，抒写中国梦”文艺创作塑造中国梦的座谈会上阐述当代中国创作的主旨，他提出中国的艺术作品是不仅仅要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审美需求，它应该是能够给全人类以启迪，也具有教化、感染全人类的艺术魅力。

　　那么，编剧要面对的至少有三个问题：1、当代戏曲创作中，历史题材的创作要如何符合中国戏曲的传统审美？2、作品如何符合当下文艺作品具有民族特性的要求？3、如何使作品具有感染人类的艺术魅力呢？

　　显然，《谭嗣同》非常成功地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并且给了我本人很多有益的启发。就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而言，仅仅108天，在浩渺历史长河中几乎可以忽略的108天，却又被屡屡提及，无论是事件本身还是其中诸多人物，都深深镌刻在中国历史长卷中，民族特点不言而喻。谭嗣同所处之时代正是历史转折变革的当口，沦陷的社会，落后的政权，愚昧的人民，虎视眈眈的外国侵略势力，危机四伏，整个社会就像黎明前的黑暗，等待太阳的喷薄而出；这时候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的矛盾，西方先进思潮与封建保守顽固派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个人情感与政治理性的矛盾……主观、客观的各种矛盾，变法革命呼之欲出。那么这样充满戏剧性的历史背景必然会发生众多戏剧性的事件，产生众多面孔各异的戏剧人物；因而为编剧提供了非常充沛，可深挖、可出彩的素材。但是如何取舍，大概还得从创作初衷出发。

　　钱珏女士坦言，这部戏是制作方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湘剧院原来排演的相关题材的剧目的基础之上创作的新剧，几乎可以说是“命题作文”。显然，谭嗣同是点，戊戌变法是线，要穿起的是历史。即便是这样，也有太多头绪和角度。钱珏聪明地选择了从人物自身出发的矛盾和性格缺失作为题材取舍参照，摈弃过多类似和次要人物以及线索的介入，这样既能保证每一场次都顺理成章，一气呵成，简洁漂亮；同时能关照到该剧的时代性和当代意义。

　　开场，编剧选择了用黑，死寂，来交代时代背景，这一抹浓重的黑把无从选择的悲剧宿命直白利落地铺呈在了观众面前；接下来闪电、惊雷，老树被劈；短暂的光亮带来的悲剧结果，同样把故事的结局直接交代了出来；尽管惊雷震耳，闪电照亮夜空，古老和腐朽的树木被劈，可是任由着这浩大的声势，却始终不是吉兆；当一切都指向悲剧宿命的时候，谭和妻子的对话却道出了更大的悲哀，他华丽丽的理想和憧憬在这一刻尤显悲壮。对于历史剧来说，观众其实是已知结果的，所以，此刻的悲剧性非常符合黑格尔所说的“悲剧是人生死亡处于不可避免的状态中”。我认为这个精彩的，颇有意味的开场非常震撼。

　　第一场崩霆琴奏叩开变法的决心；第二场编剧只用两三百字和一个发髻就把这本该声势浩大，有深思熟虑和长远计划的变法之事以淡淡的方式拉开了序幕。编剧以智慧的方式表达了于慈禧而言，变法不过是今日换个样式的发髻，若是不和心意，那换回来也是不太费功夫的事儿吧！

　　从理论上来说，先进思想取代落后制度一定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了；看似荒唐，却又也是必然。就像本文之前提及，中国社会万事俱备，只欠变革领袖；谭嗣同等人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编剧恰到好处地选择了后续几场的斗争戏，既有军机处和保守派的直接斗争，也有光绪和慈禧的隔岸观斗，还有蟋蟀之斗，寄托于袁世凯的最后一斗，生死关头的去留之斗，每一件事都恰到好处地从一个视角把戊戌变法中诸多细节内容、变法精髓用戏曲的语汇交代清楚了。在表达变法内容过程中难免会有信息量大，观众是否能消化的问题，所以编剧巧妙地安排了插科打诨的角色，如李莲英、荣禄等大臣、谭府老庚；同时还有谭和夫人李闰的情感戏来调剂男人们刚毅杀气腾腾的变法戏。

　　除去谭嗣同的变法轨迹这一条线索，慈禧和光绪在该剧的悲剧审美上其实是编剧相当机智的设置，所有戏份也都恰到好处，举重若轻。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慈禧的反对；因而，从表象上看也可以说慈禧造就了谭嗣同的悲剧命运，要了他的命。可是这个层面是最不必要去表现的，因此该剧并没怎么出现谭嗣同和慈禧的正面交锋，一切危机都在暗处悄悄滋生和消化；无处不在的威严感、压抑感就像哈姆雷特中，作者运用了意味深长的节制来把握故事的节奏。第三场，军机处谭嗣同首战告捷，保守派洋相百出，观众看得酣畅愉悦；转向第四场，谭嗣同与同僚意气风发地在西花厅里舌战众大臣，但是因为光绪和慈禧不同空间的出场却将前一场的诙谐气氛迅速带入了复杂的矛盾中。这一场，三个空间，三种角度，各怀心事，各演各戏；这是慈禧和谭嗣同在剧中第一次同台，此时慈禧能窥探到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从他头头是道的变法内容中已然觉察出这人能力非凡，眼界开阔；当然更多的是她觉出了此人的威胁，杀机由此暗涌；然而舞台上的谭嗣同等人仰仗着光绪的支持和满腹学识全然不顾及正真能决定中国命运和他们命运的慈禧的存在。光绪，在历史上以及当下的舞台上依然履行着他配角的职责，能为谭他们拍手叫好，却无法提供实质的帮助。因为有了背后的窥探者，舞台中心慷慨激昂的变法戏才显得尤其滑稽，历史的宿命在这一场三个时空的交织中再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味。

　　随后，用李闰和谭嗣同的情感戏和古琴作为冷场调剂，一番深情款款、凄凄切切之后转向第六场，慈禧的“主场”，所有一切都是尊贵而华丽的，一扫前几场凝重忧伤的氛围；强大的气场和颇具戏曲特点的情节设置非常抓人。君臣儿戏,几只蟋蟀,在慈禧的指桑骂槐中光绪才渐渐顿悟这变法将带来的腥风血雨。这一出着实巧妙，每一句对白都是话里有话，依然保持着编剧克制而细腻的语言风格，变法于慈禧而言不过是儿戏，弄死谭辈等人也就如同掐死几只蟋蟀。按照事件发展的逻辑，此处似乎应该将变法的具体实施、社会反响乃至慈禧实际上采取的阻挠变法的手段，以及戊戌六君子等人的相关情况做一些舞台表现。但是编剧在此处恰恰略去了这些，而是承接光绪和慈禧的蟋蟀之斗带来的紧张和压抑，将谭安排在了舞台一侧的另一时空，也感受到这暗涌的杀机而匍匐在地；紧接着便由太监颁布全揽人事军权的口谕，这也宣告了变法的不成功。从舞台表现来说，我认为这一安排紧凑抓人；但是这就对观众有了较高要求，对于不太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观众来说未免有些唐突和情节断节，有些草草结束之感。

　　接下来编剧将谭嗣同请袁世凯当援军的题材做了一番安排，同样是字字珠玑，收放自如。为什么会将这一事件着重描写呢？我认为这一事件恰是能跳脱谭嗣同才华横溢，英勇无畏的人物形象；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客观表现人物性格缺失所酿造的悲剧结局的一个剪影。“悲剧的残缺性崇高,是指那些因悲剧主人公的性格缺陷,过失而造成的悲惨结局,由此而产生的崇高审美形态。”（苏国荣《戏曲美学》p320）而这种悲剧本身的张力,以及成因不仅是外部世界的凶恶,更重要的是还有内在的残缺。如果说谭等人将变法希望寄托在一个傀儡皇帝身上是一个最大的错误，那么将护法的重任寄托在两面三刀的袁世凯身上则同样也是重大失误；其实袁世凯的出卖不过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显性直接原因，但其实谭等知识份子对于变法、对于革命纸上谈兵的局限性认识，也就是他们个人的内在残缺，才是造成变法失败悲剧的根本原因。第七场末尾，慈禧“临朝训政”的口谕一出，不仅标志着变法的失败，更是将慈禧从幕后推向了台前，只有慈禧才是这场战斗的赢家；一场变法让她看清了自己的欲望，看清了皇帝的懦弱和同样对权利的欲望，看清了她和皇帝各自手中的“牌”；那么她要做的就是稳固自己的地位；可以说变法不成，反倒将慈禧推向了权利的顶峰，将中国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变法既然失败，那主人公的走向和结局就是该剧的关键了。从第八场开始，便是谭嗣同毅然赴死的戏，纵然历史和故事的发展给予了谭几次逃离的机会，但是他却以决绝的方式走向了痛彻心扉的毁灭。忠诚家仆谭老庚劝不走，梁启超劝不走，面对毁灭性的结局，谭选择了从容赴死。在众多中国传统悲剧中，主人公即便生前不得圆满，也能死后沉冤得雪或是化蝶，或是还魂重逢，或是月宫相会；编剧一般都会试图给予观众一个人生的慰藉，让观众在转危为安之际回想苦难不过是偶然的“插曲”。这或许源于中国人不习惯正视生存厄运，而习惯于用中庸的自欺欺人的心态来自我慰藉，而获取心灵平衡的思维习惯。

　　那么《谭》剧的走向会是怎样呢？是会在最后以梦境的形式寻求圆满，还是会打破这一个传统路数的约束，出现在戏剧逻辑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结局呢？

　　接下来是谭和梁启超的戏。虽然我认为第八场谭和梁启超的戏稍显生硬，“革命情谊”缺少一些铺垫，但是依然觉得这样一个场次的设定非常不错。在谭和梁的对答中阐述了谭的人生选择——以覆灭换取后人的觉知。第九场，谭和谭老庚的对话，编剧再一次以机敏的对话举重若轻地把悲凉的情绪用插科打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为结局做了一个情绪转换过渡，非常精彩。一方面有志之士在为改变制度而捐躯；一方面在谭老庚这些普通百姓眼中，天还是那个天，庙还是那个庙，生活依旧在社会常态的轨迹中运行；如此，悲凉至极！最终，“天在下雨，人在流泪。”谭老庚只能给李闰带回一架崩霆琴。自此，历史的必然与悲剧的宿命得以完整表达。

　　剧情发展至此，从本文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种种悲剧情怀的指向，然而，作者却在结尾处设置了谭、李在浏阳上水中伴着崩霆琴声相会，寄情山水；且不论这是回忆二人在一起时的依依倩影，还是作者虚拟的还魂心愿，总之有些弱化了作者好不容易在前面步步为营建立起来的悲剧情境。我想这样的情节设置也许比较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普遍哲学观念，中国人习惯了始终不去直面真正的毁灭，在戏剧中常以升天的方式获得最终的圆满，来弥补之前矛盾的不可化解，让观众感召到冥冥中的正义力量，因此能对生活依然充满着希望。

　　但是，西方的戏剧往往会选择将有价值的毁灭直面观众看。无论是亲手杀死子女的美狄亚，还是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王，抑或是滂沱大雨中哭号的李尔王，都是在不可避免的，毁灭的苦难中去探寻人类的觉知；在惨烈的毁灭瞬间去启迪观众看清生存的本来面目。如果说戏剧还能承载一些教化作用的话，那么让现代人在这个虚拟空间中能窥探到日常中所不能察觉的残酷，大概也是一种教化吧。所以我认为，如果编剧能延续这样的、深刻的悲剧逻辑，给出另外一个结尾，或去其尾声，让无尽的悲剧的宿命将此剧带来的深刻思索留给观众，是不是更有力量呢。这些思索或许包括着这些问题：为何变法失败？这种失败和牺牲到底给国家和政府带来了什么，是一颗火种还是一朵昙花？为何谭明明可以出逃，却选择灭亡？知识分子覆灭的价值几何？历史的必然到底是什么？无论何种结局，《谭嗣同》剧都很好地诠释了戊戌变法如烟花般短暂却璀璨雄壮；塑造了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理想主义者。

　　【责任编辑：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