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八十岁，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说是老年性白内瘴，要等到眼睛全部瞎了才能动手术；脚也不大能走了，走不到十分钟就喊痛，说脚趾头长了许多的硬茧，要每天用酸醋来泡，泡软了再用剪刀剪才好走一些。更糟的是，她的记忆力急剧下降，刚做的事马上就忘了，而没做的事却一口咬定确有其事；把药交到她手上，她说等一会儿吃，一转身，药放到哪儿都不知道了，人却跑到外面去了，只得动员全家人去找：不找又怎么行呢？她有一身的病：怎么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甲亢，心脏还做了搭桥手术，现在老年性痴呆的前兆又来了，她的药一次都不敢漏。最近发生的事情，她越来越记不清了，可过去了的事情，倒是越来越清晰起来了，越往前的事她还越清楚。最近，她记起了她的表哥来了，说她表哥有九十多岁了，住在湖南省的一个山村里，她要去看她的表哥。我赶紧打开电脑中的谷歌地图来，她居然能指出那个位置。我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啊，那哪能去啊，那是一个连乡村简易公路都不通的偏僻山村，穷山恶水啊，能去吗？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我带着老母亲千里奔袭于荒山草莽之间，可能吗？又不是躲日本鬼子！

                                                                 一 母亲的娘家

    母亲的家乡是湖南省衡阳县曲兰乡一个叫桐梓坪的山村，曲兰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王夫之先生的家乡。曲兰就已经够山了，这桐梓坪还要往西北山沟里再走十几华里的路，处在曲兰，花门楼，金兰寺三个乡镇的中间，那是一个交通闭塞，土匪出没的地方，简易的乡间公路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通的，母亲说我小的时候也只去过一次，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婴儿。六年前，我陪母亲走了一趟，那是清明节前的一个淫雨霏霏的早上，我们从衡阳市乘车往西北方向走，到了西渡再转乘下乡的车，车开出西渡后，道路是越来越烂，越来越泥泞，坑坑洼洼越来越难走。一路上都是起伏连绵的土山土坡，山坡田野间零星地点缀着水塘，昏暗浑浊发绿的水质让看惯了青山绿水的我们这些桂林人，心中别提有多别扭。树梢蒿草上灰蒙蒙的，在小雨中那绿色还暗暗地有一层灰迹。我心头笼罩着一层阴霾，挥之不去。公交车上挤挤挨挨的，挤满了表情呆板神情麻木的乡下人，一路上上下下地肩扛手提大包小件地挤上挤下，总有缺牙塌鼻斜眼歪嘴断臂的人在眼前晃动，看了叫人心里醋酸的，怎么回事，这里的人民有那么深重的苦难和不幸？泥泞的道路两边，破败的泥巴房子歪歪斜斜地靠着新建的砖房，那破檐烂椽就象老乡那一张烂牙满口的歪嘴。这是湘西特有的景象吗？母亲坐在颠簸的汽车里，凝视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她又在想什么呢？

                                                               1发家至富

    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她叫邬竹秀。她十六岁那年死了母亲，19岁时死了父亲，死父亲的那一年嫁给了上青山村我的外公，她自己是下青山村的人。两村紧邻着，两家可以看得见。她和外公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养大了六个。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外公叫邹竹林，祖外婆姓朱，那个年代的女人，特别是乡下的女人一般都没有名字或者人们都忘记了她们的名字，只叫她邹朱氏。祖外公外婆都死的早，四十多岁就都死了。听母亲讲，祖外婆个子很小，三寸金莲的小脚走起路来可好看了，象一棵柳树一样摇啊摇。外公外婆他们过年时都要回祖外公家去陪老人过年，这是规矩。外公叫邹有生，他只上了一个多月的夜校，学的是新学，城里的先生开办的夜校，不收学费的，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还是陶行之先生办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但肯定是他们的同志们办的。外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后就去学手艺去了。旧时学手艺的人有很多讲究，其中一条就是不吃五味。何为五味呢？母亲也讲不清楚，反正有无鳞鱼，狗肉和爬行动物。外公不吃母亲也不吃，可母亲却要我们吃，不准我们挑食。外公在外学手艺学了一年，然后回家娶了外婆后就带着外婆离家去谋生去了。没有走远，也就是十几里外的花门楼。花门楼是双峰县的，那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外公学的手艺是打银首饰。富裕的地方生意好。他没有住在镇上，镇上的房租贵，没有钱呀，还是住在一个村子里，租房子住的，一个姓赵的人家。外公背着褡裢走乡串寨四处招揽生意。那褡裢就是套在勃子上前后都有口袋的布袋子。加工银首饰工具比较简单轻巧，放在褡裢里随身携带着，接着了活计就地加工。所收的加工费可以用铜板付也可以用大米或豆子支付，往褡裢里一放就带回家来了，也方便。外公就靠这样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外婆在花门楼居住期间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母亲是第五个。孩子多了，就难免吵闹一点，就会生出事端来，时间一长与房东就有了些不睦了。于是寄人篱下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当然，将近十年的辛苦劳作省吃简用也攒了一点钱，有了一点钱，底气也足了，气也粗了，就不愿忍气吞声了。于是外婆决定去桐梓坪自己建房子。可话又说回来了，一个走乡串寨靠打银首饰讨生活的人，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又能有多少钱呢？所以外公外婆盖房子盖得很辛苦很艰难：他们自己搭了一个棚子住在工地旁边，不但请人帮工自己也带着孩子们一块干活，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也许是过度劳累，外婆产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没有养活。外婆个子很大，性子急，可能是因为她有甲亢病的缘故。外婆脾气很大，又十分好强。这样一来房子盖得就不会小，足足有两百多平米的占地面积。那是建在小河沟旁的一个小山坡下。小河沟的对面是稻田，沿河沟是一溜排开自建的湘西民居，小山坡上也是住房，桐梓坪村子就沿着这条小河沟的东岸山坡自然形成的一个村落。村子的东南部有一所学校，还有赶集的圩场。山民们沿河沟而行，外公房子的大门当然是朝着小河沟的。迎面是六开间后面是三间，两层的土坯房子，地基是用砖头打的基础。听母亲讲，建房子的那一年，过年的钱都是借的，一年多就没有吃过一餐全是白米的饭，每次的饭里不是掺红薯就是加菜干一起煮，虽是艰苦，可大家都怀揣着希望和憧憬也不觉得苦。

    房子建好了，生活和劳动也就展开了：迎面六间房子除了一间作过道，左边作银饰作坊右边开油盐杂货店。楼是挑出来的骑楼，下面有供来往行人休息的长木凳子。每次赶集，外公他们总要烧一大锅的开水免费供大家歇息解渴。外公为人厚道老实，待人热情，外婆粗门大嗓，很有人缘，生意不错，总有干不完的活。外婆一边开杂货店一边琢磨着怎样扩大货源降低成本，于是又磨起了豆腐来卖，磨豆腐有豆腐碴于是又喂起了猪，喂猪如果再酿酒不就又有酒糟可以喂猪还可以卖酒，一举两得，多好呀！不久又与人和作买了台织袜子的机子开了间袜子作坊——合作者出钱买机器外婆出场地。这下好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做得完呢？请人帮工吧。听母亲讲，那时候只要机器一停下来，大舅舅就会东弄弄西弄弄地摆弄机器，很快大舅舅就完全弄明白了那机器的结构，也会操作了。时间一长，可能也弄出了一点问题，合伙人不干了，为何不干了呢？机器放在外婆家，产品又由外婆包销，收工后舅舅们再用机器干活，多织的袜子又怎么算呢？于是就散伙吧，钱赚了不少，钱和机器各占一股，拈阄拈着什么就是什么。外婆拈着了机器，合伙人拿了钱，各得其所。于是外婆就独立开起了袜子作坊，这下外婆可铆足了劲，全家老少齐上阵，都变成了她的工人。她进行了有效的分工协作和管理，要读书的男孩子除外，不读书的和女孩子规定一天要缝多少双袜子，没干完的不准睡觉。母亲讲，她们织的袜子质量可好了，总是不够卖。又请人来帮工，帮工的人很偷懒，做工粗糙又偷绵线，乘你不注意就把绵线往衣袖里塞。所以大多数的活都是自己干的。那时的活真多，怎么也干不完。大姨妈十二岁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为何？世道太乱了，早嫁早了却一桩事，母亲不愿意早嫁，那就在家多干活。想读书？女孩子迟早是人家的人，陪钱的货，怎么可能在你身上投资？多干活是正事。母亲在家中什么都得做：喂猪，烧火熬酒，缝袜子；外婆还不断地生孩子，洗血衣，洗尿布，抱弟弟妹妹去讨奶吃。房子有空，外婆又开起了伙铺，也就是简易旅馆，供来往客商住的客栈，被子都是借的。那阵子呀，家中热火朝天，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外婆也真能累，每天干活都要到下半夜，她临睡前还要抓一把茶叶放在嘴里嚼才能睡得着。她心火燥，要用茶叶才压得住，可能是甲亢的缘故。每天一大早，外婆早早就起来了，外公再三地叫，舅舅和姨妈们都不动，外婆二话不说地冲进房来，掀起被子抡起巴掌来照屁股就打，一大群的孩子们唬得跳起来就跑，赶紧干活的干活，读书的读书。吃饭？你就别想坐下来细嚼慢咽，外婆总是在一旁吼：三扒两咽，咽完了好干活！也许是从小受外婆的影响，我们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催我们快吃饭的，受母亲影响，我也是这样催儿子吃饭的，这就是遗传吧？

    外婆是个好劳动的人，她一刻都闲不下来，她不但督促着儿女们干活，几近虐待的地步，自己也以身作则，开杂货铺，喂猪，磨豆腐，酿酒，织袜子，开伙铺，种菜，她到了春夏之季还操着小脚去水塘边去抓小鱼小虾——她把蚊帐布缝在一个用竹子做的三角架上，三个角引出三根绳子用根棍子挑起，再在里面放上两块相向而扣的瓦片，瓦片中间是酒糟。这个抓鱼的东西叫定子。外婆做了好几个这样的东西沿着水塘边一路放下去，那小鱼小虾就会被酒糟味吸引过来，外婆就一路把定子起起来，拣鱼加料再放下去，这样一个晚上可以得一大桶的小鱼小虾。她拿回来烘干，那小鱼小虾用辣椒一炒，可下饭可好吃了。外婆不断地开辟财源，节流可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家中吃饭很少是尽白米饭的，总是要加杂粮或是干菜一起煮来吃。只有过节才有鸡鸭鱼肉吃，一条大鱼从大年夜摆上了桌子，要一直摆到十五元霄节那天才能吃，这叫年年有鱼（余）。每逢差不多过年时，祖外婆就坐着轿子来问外公要钱了。没有钱？她就动手翻箱倒柜地找，见着值钱的合意的就拿，然后扬长而去。挺好玩，现在我的母亲到我的两个哥哥家中也是这样，这也是遗传吗？她常年在我的家里却不一样，因为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而且主动给，她还会翻吗？尽管如此，过年时外公还是会带着一大家子回到他父亲家中吃团圆饭的。这是规矩，中华民族的传统，谁也不敢破。

    这样没白天黑夜地干，又省吃减用，几年下来，欠的外债还清了，家庭也慢慢地殷实起来了。可灾难也悄悄地逼迫了，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就要开始降临了，我可怜的外婆一家躲也无处躲，藏也无处可藏，想尽办法，忍气吞声地熬呀，躲呀，却越陷越深，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去了。灾难深重的国家呀，灾难深重的人民，灾难深重的时代，碰上了，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四十年代的一个春天，外公外婆去花门楼赶集，看见一个算命的先生，大家都说这算命先生算得很准。外婆也就将信将疑地让他算了一算。这算命先生先相了相面，然后又看了手相再问了生辰八字用子平术掐指算来，面色阴沉不肯说了。外婆见他如此，脾气就来了，外婆是个急性子，她问：“那我有几个儿子呀？”“三个”算命先生说。外婆一听破口大骂：“这都算不准还自称半仙！”差点没掀他的摊子，多亏外公拦住。那时外婆已是五个儿子二个女儿的妈妈，怎么说才三个儿子呢？可她又哪里会想到，灾难就要降临在她的头上了，她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可她还在憧憬着她幸福的未来呢。怎么能不憧憬呢？苦干了那么多年，生意越做越多，越做越大，财茂人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钱一天比一天多。她又哪里能想到，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如铺天的乌云正向她盖过来，灾难深重啊，她将和我们的民族一起忍受这无边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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