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的菜市场在桂林西路二塘龙门吊的西面，滑石加工厂的北面，西干渠的东边建成使用后，桂林西路二塘火车站前的那条长长的街道就变成了“老街”了。

    七十年代初，桂林西路二塘还很荒凉，临桂县政府大部分还在桂林市内的象鼻山脚下。那时的西路二塘四野丛林莽莽，只有几个工厂分布在简易的公路和火车站附近，人口多集中在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四周：火车站的东边和东南边是柳铁水泥厂，南边是铁路工区，西边是粮管所糖果厂肉联食品站和农业机械厂，北边是火车站家属区，西北一千米处是滑石加工厂，在两千米处还有磷肥厂和地质队，这两个单位就小了，人口也少。那时候二塘的中心在火车站，在火车站的东边就形成了一条自由贸易街了。这条街和乡镇上的墟场不一样，墟场是供周边乡村山寨的人民交换贸易的场所，不到赶墟的日子，墟场里门可罗雀，空荡荡的。二塘这条街是供四周工厂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蔬菜的，每天都会有那么多人买，当然也就会有那么多人卖了。买的是厂矿企业的居民，卖的是附近的农民。那时候的二塘火车站东面的街边正对着火车站候车室大门口，有一棵好大好老的老榕树，三个人都抱不过来，可惜它的树身都空了，枝叶也都差不多掉光了，没几年就死掉了。那时候的人们哪懂得什么环保，人都保不过来，哪能有什么环保慨念？

    老街是一条自然形成的贸易街道，读小学二年级时我才敢走进这又赃又乱的地方。老街在我们学校的西边六百米处。老街的一切设施都是黑的：黑的房子黑的门板，黑的土地，连树叶都是黑的。地上的土，哪里是普通的土呀，分明是甘蔗碴烂菜叶之类的垃圾与泥土的混合物，晴天是松软的灰土，下雨天是泥泞的炭泥。乡下人把蔬菜鱼虾鸡鸭和蛋摆在路的两边卖，买菜的踩着泥浆讨价还价。卖东西的肯定是乡下人，买的肯定是厂矿企业的人，泾渭分明。厂矿企业的人如果去卖东西那可是很丢人的事。这条街上摆的摊子一般有一百多米长，也有人山人海的时候，一般三天一次，这是赶墟的日子。这天会挤得水泄不通，摆上个几百米的长街，都摆到了火车站家属区这边和工区那边去了。这一天我们肯定特别兴奋，因为会有许多叫卖之声，形成一个一个的人圈，很多的外地人外乡人都过来了，要把戏的，玩猴子的都有，平时可没有这些。而这一天热闹非凡，人声鼎沸，象青蛙闹塘一样。我们厂矿子弟不明究里，读高中后才明白那就叫做赶墟，是乡下的同学告诉的。

    老街的西边是火车站，是火车站家属区，是仓库。它的东边是商店，这些商店都是国营或者集体的，几乎没有个体的。从北到南依次是副食品糖果店，邮局，理发店，米粉店和杂货店，再过去就是百货大楼，银行在南边很远街的尽头。

    老街最叫我们留连徘徊的季节是夏秋季节，桃子下来了，李子也下来了，还有杨梅；秋天时有桃金娘，有榛子，我们叫锥米，两分钱一小筒五分钱一大筒。那时候家中孩子多，多则七八个，少则三四个，吃饭穿衣都不够，哪有钱给孩子们买零食吃呀。没钱在那儿徘徊干什么呢？放学了不是马上回家，而是跑到街上来；上学时不马上进学校又转到这街上来，逛荡什么呢？瞧，终于等到了，原来是在等单位里的独生子。说也怪，那时候的独生子很少，一个单位也就是一两个，他们的身体大都比较单薄，又没有兄弟姐妹，被欺负是经常的事。他们一般手头都有点零花钱，父母给一点自己拿一点。他们大都出生在领导的家里，经济条件好。那时的领导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个个都小心翼翼，心有余悸的，不象现在那么张狂。这些孩子只要单独一到街上，肯定是来买东西吃的。在街上逛荡的孩子们一见他马上就会围上去，小孩的头头就会要他买这买那，他也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讨得小孩头头的欢心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如果知道他已经去了学校，孩子们也就散了。有时实在嘴馋了，看看卖野果摊前的人多，卖东西的人忙不过来时，也会伸手从别人的胯裆下去抓一把。那时的孩子多又嘴馋得很，没幼儿园可上，街上随时都有一大群学龄前的儿童在玩，一见有卖这类野果子的担子，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围蹲上去，个个都眼盯盯地望着别人买，脏兮兮的小脸随着野果子的称秤装进别人的口袋行着注目礼，汪汪的小眼睛流露着渴望。有时卖东西的伯娘看不过意了，干脆每人抓一小把，嘴里说着：好了好了，你们都走吧。孩子们遂了心愿也就一轰而散了，可不一会儿他们又会聚集在另一个担子跟前重复着刚才的故事。自己伸手抓东西的被摊主发现了抓住了，顶多也就是也就是打几下手板，打几下屁股也就算了：谁家的小孩子不嘴馋呀？这一般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干的事。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刚开始也经常围蹲在小摊跟前，老师不断地教育，慢慢地也就不围了，这不但是老师教育的功劳，班里的小少先队员揭发告状也是功不可没，那年头老师鼓励学生相互告发。抓一把就跑的事也时常还有，一般是小男孩子干的多，女孩子很少干，也不是绝对没有，可一但被发现了，被告到老师那儿可就成了新闻人物，可丢人了，她要趴在桌子上哭好几天都抬不起头来。小男孩子可就不一样了，摆出一副涎皮赖脸无所谓的样子，还恶狠狠地瞪那告状的小女班干一眼。那时的小女孩特别喜欢告状，见到同班的男孩子在街上逛荡她们就盯梢，发现什么马上就到老师那儿去邀功，以换取老师的表扬，争当先进。后来连老师都发现不对劲了：这些小女孩专门跑到街上去盯梢了。我们这些小捣蛋对她们恨之入骨，在放学的路上有时候就会给她们一点颜色看看，换来的当然是老师更严厉的批评和家长的拳打脚踢。

    嘴馋父母又不给钱怎么办呢？有的同学就打家中大米的主意了，拿大米去米粉店里换米粉吃，那可不敢多干，家中的大米可是有数的，国家给每人的粮食是有定量的，还不够吃呢，谁敢多拿？二两大米只要五分钱就可以买一碗米粉吃了，你出大米我出钱，每人一半，那算是最大胆的了。那时候老街上只有一家米粉店，是国营的，黑乎乎的桌子黑乎乎的长条凳，店员却是头戴白帽身穿白围裙，比现在粉店中的服务员来的正规多了。百货大楼是1973年开张的，开张的那天可热闹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弟来逛。一楼的北边是卖文具的，南边是卖图书的；二楼的北边是卖布匹的，南边是卖杂货的。那天我拖着妈妈帮我买了我平生第一本小人书，书名记不得了，只记得是讲鱼船打炮艇的连环画，我宝贝一样地收在贴身的衣服里，都舍不得给人看。

    老街上最让我触目惊心的事是1974年发生的，那天下午我们去上学，又走向老街去了，才走到火车站家属区，就听见一个中年妇女歇斯底里地叫喊：“打人啦，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妇女，抢人财产啦！”“我就打，我就是要打死你这个地主婆！”一个中年男子恶狠狠地吼。“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死去，我让你当着大家的面打死我！”随着这喊声，一个中年妇女拿着一张竹椅坐到了大路上。我认识她，她是我们上一个班同学的妈妈。那个中年男子毫无羞耻反而理直气壮地吼：“我就让大家看看我是怎样打地主婆的！”他当真抡起皮带披头盖脸地抽将下来，又左右开弓拳打脚踢，那可是照着妇女的心口踢的呀，把那妇女踢趴在地上，那妇女又爬起来坐在椅子上，牙都掉了几颗在地上。那中年男子还无意住手，他真的把那妇女往死里打，他又抽又踢，妇女一口口地吐出了鲜血，气都出不来了，那穷凶极恶的中年男子还不罢手。围着看的大大小小的一大群人，把公路都堵断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止，看得大家都不忍了，那暴徒却仍在那儿吼：“这是个地主婆，打死她，打死她连狗都不如！”那中年妇女歪耷拉着头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他经常跑来我家抢我家的东西，我不给他，他就打人……”可能是见没有人出面干涉，更可能伤得太厉害了，她没有了刚开始的气势，她连坐都坐不稳了。这时她儿子跑过来把她扶了回去。“怎么能把人打成这样？”有人小声地说。“她是地主！”有人反驳道。大家都默不作声地散了。那天晚上回家后我问妈妈怎么可以这样，妈妈赶紧告诫我以后再碰见这种事，千万不要看，记住了？我惶惑地点头。再后来听说同学的哥哥被公安机关抓了，因为他去复仇。再后来好像说同学的母亲死了，那同学辍学了，他参加流氓集团去了。我那时很是悲悯他，我想假如我是他，我恐怕也会这样干的，我甚至会当场拚命：人家在把自己的妈妈往死里打呀。这是我至今为止看过的打人打得最凶恶残忍的一次，触目惊心啊。

    整个小学期间，我几乎天天都往老街上走。可老街并不是我们去学校的必经之路，不管走公路还是走铁路，都没有必要经过老街。上了初二以后，懂得用功学习了，我就没有再走过老街了。老街是怎样逐步走向衰落的，我不知道。只记得考上大学后去同学家玩时路过它，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在那儿卖菜了，还有两摊猪肉。那些商店大都关了门。三十多年过去了，前几个月带着儿子开上摩托车走了一趟，居然一点都找不到感觉了，完全变了样，原来的糖果店米粉店连个影子都没有了，方位也不对了。只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水泥砖上抽烟。我经常走去学校的那条路也不见了，我茫然了。儿子问：“爸爸，你在找什么？”是啊，我在找什么呢？我在找历史吗？历史长河就是这样流淌的吗？曾经的繁荣，曾经的记忆留不下半点痕迹，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逝去了也就永远地逝去了，又哪来的永远呢？有过那么一段的记忆也就行了。

    上个月，在铁路中学当了几十年老师的堂兄叫我去喝酒，他叫了两个他的铁哥们，闲聊起来，原来是我小学时体育老师的公子，又诉说起往日的年华来，老街又浮现在我脑海里了。我不禁想起了我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他的老家在老街南边一华里的村子里，他老自称是老街人，为何？他说他学生时代经常在老街上打牌赌钱打架，怎么不是老街人？他算老街的人，那我又算哪儿的人呢？我少年时期多少希冀和梦幻又何常不是在老街展开的呢？这样说来我也是老街的人了。只是老街还记得我吗？它都不存在了，又怎么能记得？可怜，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人是物非了。写两行字，算是我对老街的一个记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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