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祸兮福所伏”
文革初期批“三家村”那阵子，我的母校教导处调来一个姓宋的转业军人，因为没有什么学历，也就干干打杂的活儿。开始大伙有点看不上他，一张大马脸，满嘴甘肃腔，后来就有点刮目相看了。留给学校师生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批判大会上，他的即席主动发言言辞激烈，慷慨激昂，老家土话一出口，唾沫星子乱溅，引人发笑，谁也不敢笑。尤其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你想想那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宋某人竟然不露怯。
昨天、今天、明天
到了一九六六年中期，党中央“十六条”发布了，各地纷纷成立战斗队，当学校教职工还处于蠢蠢欲动的状态，宋已经揭竿而起，物色了十来个“红五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野战军”。部队呆过的人，一个突出特点，说干就干，没那么多前瞻后虑。队伍一建立，立刻模仿北京红卫兵一手拿“语录”，一手提棍棒，东抓西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没几天，有教职工一百多人的子女校，揪到台上批斗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多达二十多人。我当时还是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看到过去教过我的老师们、学校领导们一个个灰头灰脸地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站在大喇叭前把自己骂个一文不值，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快感，平日里这些文质彬彬、师道尊严、伶牙俐齿的人物，原来也没几个好东西！
宋某人的野战军重拳出击，光彩登场，迎来了上上下下的喝彩声，过去旧领导班子教学体系已溃不成军，宋某人自然而然成了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左派”、学校的领导中心。学校没法上课了，师生整天跟着野战军南征北战，有一次还把躲在师部大院的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诗人艾青扭到学校批斗过。
时势造英雄。姓宋的是野战军一号勤务员，大家都叫他“一号”，宋也欣然答应。
这一阵子见到宋一号已经一改过去的拉塌相，成天一身黄军装，昂首挺胸，神气十足，红宝书时刻握在手里，说起话来嗓门高亢，时下流行的口号一套接一套，还时不时地把一只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挥来挥去，像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那个解放军师长。宋一号把学校的权力——公章天天挂在腰上没人敢吱声，得意于他的三块“钢板”身份（贫农、转业军人、党员）。想当初，拉队伍，选勤务员，偌大一所学校，一百多的教职工，竟然细挑起来没有几个纯正的“红五类”，出身地、富、资本家、反动军官，还有富裕中农、小业主的占了近大半。有几个出身好一点的，反右时期的档案记载不是右派就是有污点；还有几个家里倒是一贫如洗，可惜是国民党起义人员，也算不上纯血统；另有几个出身不错，经过内查外调，属“三年自然灾害”盲流来疆人员。当时中央有个当红的首长专门对兵团文革有个讲话，其中一句：“真正的贫下中农是热爱自己的土地的。”一句话又把他们打入了另册。出身太重要了，怨不得周总理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对兵团两派讲话中说：“兵团阶级成份非常复杂，要当新社会看。”这里所指的“新社会”是与外界或地方社会根本不同而言。
宋一号得天独厚，鹤立鸡群，众望所归，一时间颐指气使，想打哪个打哪个。那年头，当过兵的人文化水平都不高，绝大部分从贫困的农村来，一门心思想当官提干，离开农村；这些人当兵几年，正儿八经的帝修反没打过，文革来了，打个什么人过把瘾的心好像都有。宋一号以及有相当一部分“红五类”把打人、斗人、抄家当做阶级立场坚定的显示，当做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奉献的一颗红心，个个都能表现出苦大仇深，好像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不是他们的爹娘老子，而是他们自己。那些个平日里在学生面前威风八面、清高渊博的教书先生们哪见过这等狂风暴雨般的场面，“反右”虽然也有人经历过，毕竟还不是真刀真枪，现在倒好，呼拉拉大厦将倾，刹那间人们心理的堤坝就溃败了。特别是勾子上多少沾点屎的，如果让这帮“野战军”盯上了，不掉块肉也脱层皮，因此那些当权派、教书匠恨不得当面管他们叫爷。那年头没多少好事，让人注意上了准不是好事。
人要走运，拦都拦不住。宋一号权场得意，情场也时来运转。人常说，当兵三年，见了母猪都要多看一眼。宋一号转业到学校第一任务就是找老婆。他仗着自己出身好，一眼就盯上了学校最漂亮的刘老师。刘老师的美貌，用现在的审美标准也算得上上乘人物，脸蛋、身材，特别是带点蓝色的眼睛更是迷人，能比下去周围所有的女老师。刘老师是甘肃武威人，有古罗马人的血统。史料有记载：“公元前五十三年，古罗马执行官克拉苏亲率四万大军远征帕提亚（伊朗一带），不幸战死，其部下六千余人，突破了敌军包围，向东逃跑，后来杳无踪影。《汉书。陈汤传》说，十七年后，也就是公元前三十六年，西汉王朝的戍边军队在征讨少数民族的过程中，遭遇了这支流失的罗马军团。据说这支军队后来归顺汉朝，西汉王朝赐予他们在甘肃西凉（武威旧称）永登一带建城定居，就是后来史书记载过的“骊靬城”（拉丁文：罗马军团之意）。
今天的武威人，不论男女，大多个高，鼻梁挺直，大眼睛，弄不好还会发现蓝眼睛的。宋某人想当初苦苦追求刘老师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刘老师自我感觉不错，出身贫农，心气高，父亲虽然属“九。二五”起义，在旧军队仅仅是个伙夫，也就这点稍不硬气，其它找不出茬来，所以对宋某人的追求压根没搭理过不，宋一号碰过几次钉子也就不敢再纠缠。当时的社会风气，你真要在男女关系上做过了头，领导是要扣政治帽子的，群众的唾沫能把人淹死。宋也就知难而退，悄悄退了回来。
宋、刘有这么一段感情疙瘩，日后的关系就很难说了。常言道，男女之间如若成不了眷属，十有八九就会变成仇人，没几个人能做到相见如初。中国人的德行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时间长了倒也容易不了了之，一遇风吹草动，没几个是省油的灯。宋某人碰上了文革，成了炙手可热的宋一号，呼风唤雨，曾和他多少有点“过界”的领导、同事，逐一叫他收拾了个遍。别人也提醒过刘老师，要她小心点，刘老师“身板硬”，根本不在乎。
学校成立革委会需要一名妇女委员，群众也举了刘老师的手，谁知最后落到宋一号手里被断然否定，理由很硬梆，刘老师的父亲是国民党旧军人，成份不纯。宋一号对群众说：“伙夫没几个好东西，个个肥头大耳，全是剥削别人吃胖的。看人下菜碟是厨子的特长。”群众一想也对，刘老师的父亲也真胖。我们学校的大师傅也个个如此，你去买饭，这一勺子下去，手不抖，你碗里能见肉，一抖，肉就全没了，哪里肉片多，全在他们的手功上。
刘老师最终没当上委员，委屈了好长时间。再以后见了宋一号，爱理不理，还时时瞟去仇恨的目光，宋某人也没放在心上，这些日子主动向他示好的女人多了去了。
解放后政治运动没断过茬，唯文革有点特别，是从上面抓走资派、黑帮开始整起的，不像历次运动，总是先拿群众开刀，整倒一批人，再以受牵连、受影响一大批人结束。文革有“斗批改”的大政方针，“斗批”不用说，全是上层的事，群众越斗越红火，斗来斗去，时间一长，群众就自己开始斗起来了，原先是拿起笔做刀笔，后来就演变成拿起刀枪当笔用了。真刀真枪一干，事情就弄大了，我当时所在的战斗组织就死了三个年轻的学生，学校成了重灾区。这样“文攻武卫”下去也不是长事，幸亏毛主席英明，发出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伟大指示，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学校，一律“复课闹革命”。大家都各就各位地进校园，学生们整天学语录，教职工们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顾名思义就是引火烧身，把每个人的阶级成份以及前一段运动中的表现向工宣队、校革委会“说清楚”之后，就要有一批人该查办的查办，该下放到农场的下农场。碰上跟对人了，该升官晋级的也升上去了。
石河子虽然算不上象样的城市，比起农场来各方面的条件强多了。农场的情况用不着道听途说，居住在石河子的人都门儿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原本就在农场呆过，好不容易在石河子落了户，谁还愿意再被折腾回去？这次来势汹汹的“清理”运动，据说将有相当一批教职工要下去，空下来的教育阵地等着工人阶级来占领。
刘老师把宋某人惹翻了，她想起今后的下场就不寒而栗，要查问题，自己爹的成份就有文章可做。自己的血统也是个问题，要把我打成个民族异己分子或者外国间谍，如果宋一号需要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刘老师文革初期也曾参与过整人，她深知其中道道，说你有问题，总能找出问题，还能让你有口难辩。俗话说“人整人，整死人。”刘老师心想，要不先下手为强，我先告宋一号一状，就说他假公济私，打击报复？又一想，不妥，一来真还没有拿出手的东西；二来这年头哪儿来个上级，上级就是宋某人和工宣队一伙，再往上，到处乱糟糟的，上级们自己门前的事都理不清，能管过来下面单位的鸡毛蒜皮？弄不好把揭发材料转发回原单位更坏事。刘老师左思右想，小脸憔悴了不少。万般无奈，她把心中的苦恼告诉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这个朋友是怎么做的思想工作不得而知，反正第二天刘老师拿了本袖珍版的《毛泽东选集》，跑到宋一号办公室汇报了一次思想。没几天宋某人给工宣队王师傅说：“刘老师主动找上门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求和我结成革命伴侣。她承认过去没看上我，是自己路线觉悟低，追求资产阶级个人感情，差点走了弯路。请求我给她一次机会……”宋某人的一面之词可信不可信，没过一个月，听说俩人向工宣队打了结婚报告。
有好心人曾问过刘老师：“你真看上宋一号了？”
刘答：“看上了！”
“你们之间各方面都那个，能有感情？”
“感情是什么？感情也要服从革命需要，革命事业需要就是一切。”
“刘少奇多大的官，以前的老婆、自己的儿女不能说没感情吧，运动来了，还不是照样揭发、照样批判他。彭德怀一完蛋，他老婆不是照样闹离婚？这场革命揪出来的那些个‘老革命’、‘老干部’进城以后，又有几个人的老婆还是当初农村的原配？所以革命年代不讲亲情，只认阶级立场、路线觉悟！”
刘老师的一席话掷地有声，有理有据，说得那个好心人哑口无言。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有美人投怀入抱，惟宋某人之所欲也。尽男女之欢悦，世人皆所求也。没几天，大教室里举行了宋、刘俩人的革命化婚礼，全校的教职工都参加了，小两口在婚礼上笑逐颜开地向大家分发了水果糖……
我这次从农场回来是他们结婚两三年以后的事了，学校将近一半的教职工，还有原来的校长、书记们都已经分批举家搬迁，分配到了周边农场连队，走上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新调入的教师大多是工厂或农场的工人，还有一部分是转业干部从老家接来的老婆。一进校园，南腔北调，叽哩喳啦，热闹得很。
宋刘俩人小日子挺滋润，也生了个女儿，可惜随了她爹，长了一副驴脸，让人扫兴。宋一号去年就正式任命为学校革委会主任，刘老师提升为教导主任。
也就是我返回连队不久的事情，听说宋一号被查出家庭出身出了大问题，他爹参加过国民党，是隐藏很深的历史反革命。真应了古人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无千般好，花无百日红。宋某人多行不义，整了不少人，高高在上，他忘了也有人盯着他，瞅准时机挖他的墙脚。人上人的位置就那么几个，“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舞台上永远没个定数。
宋一号出身贫农也不假，国民党某军进疆的时候，他爹是沿途从农村顺手牵羊征来的挑夫，到新疆后就地遣散，临走长官要求每个人在一张表上按个手印，再发给几个佣钱。这张表格原来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申请书。他爹论文化不识字，稀里糊涂让国民党给黑了，直到今天事发生了，他爹仍然莫名其妙。对立面可不管这些，穷追猛打。那年代没影的事都能造出来，何况这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宋某人父子俩说不清，越抹越黑，最后硬是让人家把他爹打成了潜伏特务，关进了“学习班”。宋一号欺骗组织，伪装革命，一批二斗也很快从台上摔到台下，沦为人下人。刘老师也跟着“吃挂落”，职务也撤了，整天眼泪汪汪，有苦说不出，也没多少人同情她。她闹过几次离婚，说宋某人不单蒙骗了组织，也蒙骗了她，他们之间长期感情不合。按当时的规矩，离婚要双方签字，单位领导批准才行，宋某人宁死不签这个字，离婚的事也就一直拖了下来。
时过境迁，又是若干年过去了，此已是后话。我已返城，又回到母校当了一名语文教师。这些年学校老教师差不多下放完了，后来的那一帮娘们大多教不成书，一时半会儿找不出合适的人来，正好我们这批知青填了窝。那年月还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老三届”教一堆打闹玩耍过来的中小学生还游刃有余。
再后来“四人帮”跨台了，老干部又陆续登台复职，这些个挨过整、吃过亏的人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先下手整那些整过他们的家伙。从上到下又是一场新的批斗运动。宋一号已属下台之人，当初作恶多端，积怨甚重，现任的领导可不管这些，照样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让他“说不清”，批斗方式无异于宋某人当年的做法。原来的“左派”们树倒猢狲散，恨不得把所有的罪过一股脑往宋一号头上安，宋某人又一次陷入有口难辩的境地。等到处理之时，下来的红头文件判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干部队伍，下放农场劳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历史如此轮回反复，竟然画了个圈又回来了。
工作没了，下农场宋也没去，十年折腾什么也没捞着，就只剩下一个“感情不合”的老婆了。宋某人要生存，不能坐吃，好在本来就是穷苦出身，这两年批批斗斗，面子早就撕破了，无奈之下，只好每天炒一口袋葵花籽，蹲在人多的地方一毛钱一杯叫卖。学校的人们也已逐渐把他从记忆中抹去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日历已经翻到八十年代中期。“阶级斗争”的话没人讲了，满街充斥着“生意经”，谁都在琢磨着赚钱。学校地处市中心十字路口，有一所老式厕所要拆除，拆除后在原地盖一幢商服大楼，借地利收点房租钱，用来改善教职工的福利待遇。那时候我已经是学校校长了，苦于资金无着落，也四处打探了一些有钱商家，不是不愿干就是投入太少，不解决问题。正苦于无奈，有一个人找上门来，定睛一看，你猜是谁？“宋一号？”自报蓝岛公司总经理，开着“桑塔纳”，西装革履，虎虎生风，这气派，这行头，当年少见。一阵寒喧，听说我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倍感亲切，流露出对母校的眷恋。看此情景，我也装糊涂，绝不打问他的底细。好在我当初是中学学生，他在小学干革命，我清楚他，他不一定清楚我。话未谈及主题，他非要拉我去酒店。盛情难却，我当校长也仅一年多，胆子小，社会上吃喝风也不盛，大酒店基本没沾过。硬着头皮跟着进了酒店，真开了眼，桌上的一盘盘菜肴尽是平日没见过的东西，就四五个人，菜上了满满一桌。我喝酒不行，也就三杯的量已经晕乎乎的了，满桌子就宋某人、宋总一个人表现。我在酒桌上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些年他跑广州倒批发生意，发了财。他得意地告诉我：“幸福路上满是卖布的，你知道一米卖多少钱？”我说：“的卡卖十元，讨讨价九元也能买来。”他说：“你知道我在广州买多少钱一米？我是论斤称来的，一米合两块钱，信不？我干了几年就发了。现在干的人多了，我脱手了。”原来这叫投机倒把，是犯法的；现在政策宽了，没人这么认为了，人家是开放搞活的领路人。顺便，我打听了刘老师的去处。宋总得意地告诉我：“我文革中倒霉，刘在原单位呆不下去了，换到工厂学校去了。最近我找过主管教育的副市长，要求落实政策，我是被错误处理的一批人。副市长很痛快地答应了，没花多长时间就下了‘平反’文件。刘老师最近准备调往市区某中学当支部书记。”我说：“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呀，看来宋总和副市长挺熟？”宋自豪地说：“那当然，某副市长是外地调来的，人生地不熟。这个人讲义气，我们一拍即合，他可是你们顶头上司。”我连连点头，“那是，那是。”“没问题，我下次把他也约来一块喝酒！”我说：“哪敢惊动人家父母官呢。”“没问题，小事一桩。”
一顿饭吃了个人仰马翻，正题一句没说，大家就跌跌撞撞地回家了。
一晚上我吐了几次，没睡成觉。平生第一次吃这样的大菜，第一次喝这么多酒，听说是茅台酒，真浪费了，可惜！
没过几天，宋总又约我吃饭。这次又换地方了，也是本市的名去处，再三叮嘱一定来，要谈生意不去也不行。一进包厢，宋总早已坐等。这次增加了几个漂亮小姑娘，说是他公司秘书。宋总告诉我，一会儿某副市长要来。我倒有些不自在了，忙说：“咱两家的事，打扰人家不好吧。”其实说心里话，和大领导在一起我发怵。
不一会儿，副市长来了。副市长我在会议上经常见，口才好，好开玩笑；这次近距离接触，果真如此，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见过，见过。”我心想，你见过个尸求！连我姓啥都不知道，不过领导做派倒也亲切。
能喝，真能喝！副市长的酒杯早就让几个小姑娘换成大茶杯了，和在坐的一人碰一杯不见外，一干而尽，没有酸文假醋拿架子、甩官腔，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敬意。
我也随之放开了。你说也怪，人心情放开了，舒畅了，多喝了几杯也不见上头？
可惜一个电话打来，副市长被叫走了。临走，副市长还端起酒杯走到我跟前，我忙迎上去，一副激动的神态（我不是装的），说：“谢谢市长！今天真高兴！”市长说：“看到你们联手合作，我也高兴。但愿你们能够合作成功，为石河子教育发展起到开拓性的作用。小赵有没有信心？”“有市长支持，我有信心。”副市长一饮而尽，几个小姑娘搀着副市长走出包厢。宋总只是象征性地站了站就坐下了，看来他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重新落座，我主动和宋总碰了一杯。宋总笑眯眯地看着我，“你准备在校长位置上干多久？”
“那就看领导的意图了。”
“你就不准备再上一层了？”
“哪有那样的好事？我这个位置要不是局里的同学帮着说话，门儿都没有。”我是实话实说。
“再上一步，我能帮你。”宋的甘肃腔挺重。我不太相信，我怀疑他的目的。
“公家的事干不得，干好了没人说你好，干不好收拾你的人多了去了。这次‘平反’让我重回学校，我不干。我现在拿着退休金干自己的事，多痛快，干好干坏都是我的，谁能说我个屁。”
“这些年我见得多了，那些老干部受过多少罪，现在当高官了，有权了，但有钱吗？没有，他们能心甘吗？他们挣不上，他们会想着法子让自己的儿女挣。你知道咱们农八师那个首长吧，他一张条子批出去能挣多少吗？百分之三十。连窝都不换，他儿子就是干农副产品生意的。你们都知道我有钱了，羡慕我，我是一点一点挣来的；他们简直就是天上往下掉，拦都拦不住。我妒嫉他们，我更羡慕他们，谁打的江山谁就有资格享受江山，要不是，谁愿意保江山万年红呢！”
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是好过了，什么都不要票了，白面、大米尽着吃了，但是市面上传说的“双规制”、“官倒”、“高干子女经商”也是触目皆是。这次吃饭，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陪客是纺织厂搞经销的，他说：“厂里的棉纱紧张得一塌胡涂，能批出一吨要厂长签字，再多就必须师领导批。每天内地等货的人能排出大队。有一天，一个中央某首长的女儿拿着自治区老领导的一张批条，按计划内价格开出去一百吨，拿出去加价百分之五十，那些内地工厂都会一抢而空，能造就出几百几千个万元户！我当时的工资是二百五十来元，一台14寸彩电的价格是一千二百来元，而且市场上很难买到。”
宋总又说：“石河子几个国营大厂现在很红火吧，但是别急，早晚都得垮掉。”
“我不信，你别忘了，咱们可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国家。”我不屑他的邪说。
“糖果现在缺不缺？”
“不缺，满街都是，价格还便宜。”
“石河子食品厂呢？停业整顿了。我们吃的糖果全是内地个体户生产的，他们的产品物美价廉，国营企业斗不过，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我说：“纺织厂、毛纺厂、糖厂这几个在大西北也数得上的国营大厂，照你的意思，也会垮吗？”
“当然，不信走着看。你说这些厂长们辛辛苦苦就满足自己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吗？工人们爱厂如家，家能让他们过上吃大鱼大肉的日子吗？只要给了机会，大有大的拿法，小有小的拿法，最后不拿空才怪！”
宋总的这句话我倒有点相信。我们家邻居大嫂是织染厂的工人，家里的毛巾用不完，还给了我们一摞，她直言告诉我，偷的，缠在腰上、塞进裤裆里带出来的。她说出来蛮理直气壮：“厂长胡批条子，得外快，我们就不能小打小闹一点儿？”
宋总借着酒劲劝我：“小老弟，想开点儿，那座商服楼投资全是我的，盖好后全由我买断，然后我返还学校一半收入。这个买卖不错吧，你学校丝毫不用出力，得一半钱，然后我送你个人一套门面房如何？”
“你如果有顾虑，我让某副市长给你批个条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真要答应了，学校的人还不把我骂死？正应了宋某人的话，干公家的活儿，干好了没人念好；干坏了，唾沫还不把你淹死？我还没坏到当“卖国贼”的份上。当面我只能回答，回去和大家商量了再说。
后来又有几次交谈，他已经很放得开了，毕竟场面上混久了，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曾直言告诉我，他要这幢商服楼根本不为经营。他说：“你那几百平方就算位置好，能赚几个钱？我是拿它当礼品送人的。我要拿房子换‘条子’，懂吗？”“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折腾一下，不直接给钱得了，何必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呢？”宋某人“嘿嘿”瞅着我笑了，“我给你送一大堆钱，你敢收吗？”“不敢！”我自忖没这个胆，再者，我真敢伸手，还怕这些个“商人”有一天把我卖了。宋某看透了我的心思，“对了，我把钱换成房产，再低价卖给你，你还怕吗？”噢，我明白了，高招，实在是高！我不服不行。官场上赌钱成风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借酒劲我冒昧问了一句：“你说你这几年做生意就没亏过，你能告诉我诀窍吗？”问完我有点后悔，真傻，他能告诉我吗？宋总倒没回避：“小老弟，现在提倡市场经济了，有人说跟着市场走没错。屁，我们现在的市场根本不是自然形成的，你跟不上，跟市场你连个热屁都闻不上。我的观点是跟人，到哪跟哪，我瞅准的当地几个大公司都是有高干子女背景的大公司，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我说：“那你不是典型的跟着喝汤吗？”“你错了，他们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市场就是他们。前些日子彩电不紧张吧，我就发现这些公司在囤积彩电，我冒险也购进了一批，当然比人家是小菜一碟。现在怎么样？你在市场上能买到彩电吗？我们胃口不大，悄悄跟紧这批‘衙内’，他们永远都不存在失败，他们干啥我干啥，他们转行我也转行，就是每次喝口汤，我比同类都强多了！当然啦，他们升官、留洋、贩军火我是没法跟了。”宋总说后自嘲地又“嘿嘿”一笑。
我碰上了一个难缠的主，之后又有几次谈判都没有谈成。我最后的底线是经过校务会讨论过的，六四分成，房产不能卖，宋总当然不干了。副市长、局领导都给我打过电话，虽不明说，意思我是明白的。我只好打着集体决定的招牌往后拖。过了半年，幸福路要开发，宋总给我打电话说投资的事算了，他准备转移到幸福路改建工程上去。我听后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老天长眼，再耗下去我必定大败而归，我确实怕宋总后面的那一帮人。临走，宋总又请我吃了顿饭，他深情地表示要给母校捐一样值钱的东西。我说：“你要真心捐，我希望你能捐几台电视机。”宋总摇摇头说：“我只捐一样东西，你如果不想要就算了。”白给的东西为什么不要？我说：“行，是什么东西？”“鼓号队全套设备。”我一听大吃一惊，这比几台电视机值钱啊！我忙说：“行，行，谢谢你。”
宋总没食言，第二天带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到乌鲁木齐采购，大约花了十万元。
至于他为什么执意要送鼓号队全套设备，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
文革初期批“三家村”那阵子，我的母校教导处调来一个姓宋的转业军人，因为没有什么学历，也就干干打杂的活儿。开始大伙有点看不上他，一张大马脸，满嘴甘肃腔，后来就有点刮目相看了。留给学校师生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批判大会上，他的即席主动发言言辞激烈，慷慨激昂，老家土话一出口，唾沫星子乱溅，引人发笑，谁也不敢笑。尤其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你想想那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宋某人竟然不露怯。
昨天、今天、明天
到了一九六六年中期，党中央“十六条”发布了，各地纷纷成立战斗队，当学校教职工还处于蠢蠢欲动的状态，宋已经揭竿而起，物色了十来个“红五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野战军”。部队呆过的人，一个突出特点，说干就干，没那么多前瞻后虑。队伍一建立，立刻模仿北京红卫兵一手拿“语录”，一手提棍棒，东抓西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没几天，有教职工一百多人的子女校，揪到台上批斗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多达二十多人。我当时还是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看到过去教过我的老师们、学校领导们一个个灰头灰脸地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站在大喇叭前把自己骂个一文不值，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快感，平日里这些文质彬彬、师道尊严、伶牙俐齿的人物，原来也没几个好东西！
宋某人的野战军重拳出击，光彩登场，迎来了上上下下的喝彩声，过去旧领导班子教学体系已溃不成军，宋某人自然而然成了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左派”、学校的领导中心。学校没法上课了，师生整天跟着野战军南征北战，有一次还把躲在师部大院的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诗人艾青扭到学校批斗过。
时势造英雄。姓宋的是野战军一号勤务员，大家都叫他“一号”，宋也欣然答应。
这一阵子见到宋一号已经一改过去的拉塌相，成天一身黄军装，昂首挺胸，神气十足，红宝书时刻握在手里，说起话来嗓门高亢，时下流行的口号一套接一套，还时不时地把一只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挥来挥去，像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那个解放军师长。宋一号把学校的权力——公章天天挂在腰上没人敢吱声，得意于他的三块“钢板”身份（贫农、转业军人、党员）。想当初，拉队伍，选勤务员，偌大一所学校，一百多的教职工，竟然细挑起来没有几个纯正的“红五类”，出身地、富、资本家、反动军官，还有富裕中农、小业主的占了近大半。有几个出身好一点的，反右时期的档案记载不是右派就是有污点；还有几个家里倒是一贫如洗，可惜是国民党起义人员，也算不上纯血统；另有几个出身不错，经过内查外调，属“三年自然灾害”盲流来疆人员。当时中央有个当红的首长专门对兵团文革有个讲话，其中一句：“真正的贫下中农是热爱自己的土地的。”一句话又把他们打入了另册。出身太重要了，怨不得周总理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对兵团两派讲话中说：“兵团阶级成份非常复杂，要当新社会看。”这里所指的“新社会”是与外界或地方社会根本不同而言。
宋一号得天独厚，鹤立鸡群，众望所归，一时间颐指气使，想打哪个打哪个。那年头，当过兵的人文化水平都不高，绝大部分从贫困的农村来，一门心思想当官提干，离开农村；这些人当兵几年，正儿八经的帝修反没打过，文革来了，打个什么人过把瘾的心好像都有。宋一号以及有相当一部分“红五类”把打人、斗人、抄家当做阶级立场坚定的显示，当做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奉献的一颗红心，个个都能表现出苦大仇深，好像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不是他们的爹娘老子，而是他们自己。那些个平日里在学生面前威风八面、清高渊博的教书先生们哪见过这等狂风暴雨般的场面，“反右”虽然也有人经历过，毕竟还不是真刀真枪，现在倒好，呼拉拉大厦将倾，刹那间人们心理的堤坝就溃败了。特别是勾子上多少沾点屎的，如果让这帮“野战军”盯上了，不掉块肉也脱层皮，因此那些当权派、教书匠恨不得当面管他们叫爷。那年头没多少好事，让人注意上了准不是好事。
人要走运，拦都拦不住。宋一号权场得意，情场也时来运转。人常说，当兵三年，见了母猪都要多看一眼。宋一号转业到学校第一任务就是找老婆。他仗着自己出身好，一眼就盯上了学校最漂亮的刘老师。刘老师的美貌，用现在的审美标准也算得上上乘人物，脸蛋、身材，特别是带点蓝色的眼睛更是迷人，能比下去周围所有的女老师。刘老师是甘肃武威人，有古罗马人的血统。史料有记载：“公元前五十三年，古罗马执行官克拉苏亲率四万大军远征帕提亚（伊朗一带），不幸战死，其部下六千余人，突破了敌军包围，向东逃跑，后来杳无踪影。《汉书。陈汤传》说，十七年后，也就是公元前三十六年，西汉王朝的戍边军队在征讨少数民族的过程中，遭遇了这支流失的罗马军团。据说这支军队后来归顺汉朝，西汉王朝赐予他们在甘肃西凉（武威旧称）永登一带建城定居，就是后来史书记载过的“骊靬城”（拉丁文：罗马军团之意）。
今天的武威人，不论男女，大多个高，鼻梁挺直，大眼睛，弄不好还会发现蓝眼睛的。宋某人想当初苦苦追求刘老师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刘老师自我感觉不错，出身贫农，心气高，父亲虽然属“九。二五”起义，在旧军队仅仅是个伙夫，也就这点稍不硬气，其它找不出茬来，所以对宋某人的追求压根没搭理过不，宋一号碰过几次钉子也就不敢再纠缠。当时的社会风气，你真要在男女关系上做过了头，领导是要扣政治帽子的，群众的唾沫能把人淹死。宋也就知难而退，悄悄退了回来。
宋、刘有这么一段感情疙瘩，日后的关系就很难说了。常言道，男女之间如若成不了眷属，十有八九就会变成仇人，没几个人能做到相见如初。中国人的德行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时间长了倒也容易不了了之，一遇风吹草动，没几个是省油的灯。宋某人碰上了文革，成了炙手可热的宋一号，呼风唤雨，曾和他多少有点“过界”的领导、同事，逐一叫他收拾了个遍。别人也提醒过刘老师，要她小心点，刘老师“身板硬”，根本不在乎。
学校成立革委会需要一名妇女委员，群众也举了刘老师的手，谁知最后落到宋一号手里被断然否定，理由很硬梆，刘老师的父亲是国民党旧军人，成份不纯。宋一号对群众说：“伙夫没几个好东西，个个肥头大耳，全是剥削别人吃胖的。看人下菜碟是厨子的特长。”群众一想也对，刘老师的父亲也真胖。我们学校的大师傅也个个如此，你去买饭，这一勺子下去，手不抖，你碗里能见肉，一抖，肉就全没了，哪里肉片多，全在他们的手功上。
刘老师最终没当上委员，委屈了好长时间。再以后见了宋一号，爱理不理，还时时瞟去仇恨的目光，宋某人也没放在心上，这些日子主动向他示好的女人多了去了。
解放后政治运动没断过茬，唯文革有点特别，是从上面抓走资派、黑帮开始整起的，不像历次运动，总是先拿群众开刀，整倒一批人，再以受牵连、受影响一大批人结束。文革有“斗批改”的大政方针，“斗批”不用说，全是上层的事，群众越斗越红火，斗来斗去，时间一长，群众就自己开始斗起来了，原先是拿起笔做刀笔，后来就演变成拿起刀枪当笔用了。真刀真枪一干，事情就弄大了，我当时所在的战斗组织就死了三个年轻的学生，学校成了重灾区。这样“文攻武卫”下去也不是长事，幸亏毛主席英明，发出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伟大指示，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学校，一律“复课闹革命”。大家都各就各位地进校园，学生们整天学语录，教职工们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顾名思义就是引火烧身，把每个人的阶级成份以及前一段运动中的表现向工宣队、校革委会“说清楚”之后，就要有一批人该查办的查办，该下放到农场的下农场。碰上跟对人了，该升官晋级的也升上去了。
石河子虽然算不上象样的城市，比起农场来各方面的条件强多了。农场的情况用不着道听途说，居住在石河子的人都门儿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原本就在农场呆过，好不容易在石河子落了户，谁还愿意再被折腾回去？这次来势汹汹的“清理”运动，据说将有相当一批教职工要下去，空下来的教育阵地等着工人阶级来占领。
刘老师把宋某人惹翻了，她想起今后的下场就不寒而栗，要查问题，自己爹的成份就有文章可做。自己的血统也是个问题，要把我打成个民族异己分子或者外国间谍，如果宋一号需要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刘老师文革初期也曾参与过整人，她深知其中道道，说你有问题，总能找出问题，还能让你有口难辩。俗话说“人整人，整死人。”刘老师心想，要不先下手为强，我先告宋一号一状，就说他假公济私，打击报复？又一想，不妥，一来真还没有拿出手的东西；二来这年头哪儿来个上级，上级就是宋某人和工宣队一伙，再往上，到处乱糟糟的，上级们自己门前的事都理不清，能管过来下面单位的鸡毛蒜皮？弄不好把揭发材料转发回原单位更坏事。刘老师左思右想，小脸憔悴了不少。万般无奈，她把心中的苦恼告诉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这个朋友是怎么做的思想工作不得而知，反正第二天刘老师拿了本袖珍版的《毛泽东选集》，跑到宋一号办公室汇报了一次思想。没几天宋某人给工宣队王师傅说：“刘老师主动找上门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求和我结成革命伴侣。她承认过去没看上我，是自己路线觉悟低，追求资产阶级个人感情，差点走了弯路。请求我给她一次机会……”宋某人的一面之词可信不可信，没过一个月，听说俩人向工宣队打了结婚报告。
有好心人曾问过刘老师：“你真看上宋一号了？”
刘答：“看上了！”
“你们之间各方面都那个，能有感情？”
“感情是什么？感情也要服从革命需要，革命事业需要就是一切。”
“刘少奇多大的官，以前的老婆、自己的儿女不能说没感情吧，运动来了，还不是照样揭发、照样批判他。彭德怀一完蛋，他老婆不是照样闹离婚？这场革命揪出来的那些个‘老革命’、‘老干部’进城以后，又有几个人的老婆还是当初农村的原配？所以革命年代不讲亲情，只认阶级立场、路线觉悟！”
刘老师的一席话掷地有声，有理有据，说得那个好心人哑口无言。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有美人投怀入抱，惟宋某人之所欲也。尽男女之欢悦，世人皆所求也。没几天，大教室里举行了宋、刘俩人的革命化婚礼，全校的教职工都参加了，小两口在婚礼上笑逐颜开地向大家分发了水果糖……
我这次从农场回来是他们结婚两三年以后的事了，学校将近一半的教职工，还有原来的校长、书记们都已经分批举家搬迁，分配到了周边农场连队，走上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新调入的教师大多是工厂或农场的工人，还有一部分是转业干部从老家接来的老婆。一进校园，南腔北调，叽哩喳啦，热闹得很。
宋刘俩人小日子挺滋润，也生了个女儿，可惜随了她爹，长了一副驴脸，让人扫兴。宋一号去年就正式任命为学校革委会主任，刘老师提升为教导主任。
也就是我返回连队不久的事情，听说宋一号被查出家庭出身出了大问题，他爹参加过国民党，是隐藏很深的历史反革命。真应了古人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无千般好，花无百日红。宋某人多行不义，整了不少人，高高在上，他忘了也有人盯着他，瞅准时机挖他的墙脚。人上人的位置就那么几个，“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舞台上永远没个定数。
宋一号出身贫农也不假，国民党某军进疆的时候，他爹是沿途从农村顺手牵羊征来的挑夫，到新疆后就地遣散，临走长官要求每个人在一张表上按个手印，再发给几个佣钱。这张表格原来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申请书。他爹论文化不识字，稀里糊涂让国民党给黑了，直到今天事发生了，他爹仍然莫名其妙。对立面可不管这些，穷追猛打。那年代没影的事都能造出来，何况这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宋某人父子俩说不清，越抹越黑，最后硬是让人家把他爹打成了潜伏特务，关进了“学习班”。宋一号欺骗组织，伪装革命，一批二斗也很快从台上摔到台下，沦为人下人。刘老师也跟着“吃挂落”，职务也撤了，整天眼泪汪汪，有苦说不出，也没多少人同情她。她闹过几次离婚，说宋某人不单蒙骗了组织，也蒙骗了她，他们之间长期感情不合。按当时的规矩，离婚要双方签字，单位领导批准才行，宋某人宁死不签这个字，离婚的事也就一直拖了下来。
时过境迁，又是若干年过去了，此已是后话。我已返城，又回到母校当了一名语文教师。这些年学校老教师差不多下放完了，后来的那一帮娘们大多教不成书，一时半会儿找不出合适的人来，正好我们这批知青填了窝。那年月还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老三届”教一堆打闹玩耍过来的中小学生还游刃有余。
再后来“四人帮”跨台了，老干部又陆续登台复职，这些个挨过整、吃过亏的人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先下手整那些整过他们的家伙。从上到下又是一场新的批斗运动。宋一号已属下台之人，当初作恶多端，积怨甚重，现任的领导可不管这些，照样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让他“说不清”，批斗方式无异于宋某人当年的做法。原来的“左派”们树倒猢狲散，恨不得把所有的罪过一股脑往宋一号头上安，宋某人又一次陷入有口难辩的境地。等到处理之时，下来的红头文件判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干部队伍，下放农场劳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历史如此轮回反复，竟然画了个圈又回来了。
工作没了，下农场宋也没去，十年折腾什么也没捞着，就只剩下一个“感情不合”的老婆了。宋某人要生存，不能坐吃，好在本来就是穷苦出身，这两年批批斗斗，面子早就撕破了，无奈之下，只好每天炒一口袋葵花籽，蹲在人多的地方一毛钱一杯叫卖。学校的人们也已逐渐把他从记忆中抹去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日历已经翻到八十年代中期。“阶级斗争”的话没人讲了，满街充斥着“生意经”，谁都在琢磨着赚钱。学校地处市中心十字路口，有一所老式厕所要拆除，拆除后在原地盖一幢商服大楼，借地利收点房租钱，用来改善教职工的福利待遇。那时候我已经是学校校长了，苦于资金无着落，也四处打探了一些有钱商家，不是不愿干就是投入太少，不解决问题。正苦于无奈，有一个人找上门来，定睛一看，你猜是谁？“宋一号？”自报蓝岛公司总经理，开着“桑塔纳”，西装革履，虎虎生风，这气派，这行头，当年少见。一阵寒喧，听说我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倍感亲切，流露出对母校的眷恋。看此情景，我也装糊涂，绝不打问他的底细。好在我当初是中学学生，他在小学干革命，我清楚他，他不一定清楚我。话未谈及主题，他非要拉我去酒店。盛情难却，我当校长也仅一年多，胆子小，社会上吃喝风也不盛，大酒店基本没沾过。硬着头皮跟着进了酒店，真开了眼，桌上的一盘盘菜肴尽是平日没见过的东西，就四五个人，菜上了满满一桌。我喝酒不行，也就三杯的量已经晕乎乎的了，满桌子就宋某人、宋总一个人表现。我在酒桌上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些年他跑广州倒批发生意，发了财。他得意地告诉我：“幸福路上满是卖布的，你知道一米卖多少钱？”我说：“的卡卖十元，讨讨价九元也能买来。”他说：“你知道我在广州买多少钱一米？我是论斤称来的，一米合两块钱，信不？我干了几年就发了。现在干的人多了，我脱手了。”原来这叫投机倒把，是犯法的；现在政策宽了，没人这么认为了，人家是开放搞活的领路人。顺便，我打听了刘老师的去处。宋总得意地告诉我：“我文革中倒霉，刘在原单位呆不下去了，换到工厂学校去了。最近我找过主管教育的副市长，要求落实政策，我是被错误处理的一批人。副市长很痛快地答应了，没花多长时间就下了‘平反’文件。刘老师最近准备调往市区某中学当支部书记。”我说：“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呀，看来宋总和副市长挺熟？”宋自豪地说：“那当然，某副市长是外地调来的，人生地不熟。这个人讲义气，我们一拍即合，他可是你们顶头上司。”我连连点头，“那是，那是。”“没问题，我下次把他也约来一块喝酒！”我说：“哪敢惊动人家父母官呢。”“没问题，小事一桩。”
一顿饭吃了个人仰马翻，正题一句没说，大家就跌跌撞撞地回家了。
一晚上我吐了几次，没睡成觉。平生第一次吃这样的大菜，第一次喝这么多酒，听说是茅台酒，真浪费了，可惜！
没过几天，宋总又约我吃饭。这次又换地方了，也是本市的名去处，再三叮嘱一定来，要谈生意不去也不行。一进包厢，宋总早已坐等。这次增加了几个漂亮小姑娘，说是他公司秘书。宋总告诉我，一会儿某副市长要来。我倒有些不自在了，忙说：“咱两家的事，打扰人家不好吧。”其实说心里话，和大领导在一起我发怵。
不一会儿，副市长来了。副市长我在会议上经常见，口才好，好开玩笑；这次近距离接触，果真如此，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见过，见过。”我心想，你见过个尸求！连我姓啥都不知道，不过领导做派倒也亲切。
能喝，真能喝！副市长的酒杯早就让几个小姑娘换成大茶杯了，和在坐的一人碰一杯不见外，一干而尽，没有酸文假醋拿架子、甩官腔，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敬意。
我也随之放开了。你说也怪，人心情放开了，舒畅了，多喝了几杯也不见上头？
可惜一个电话打来，副市长被叫走了。临走，副市长还端起酒杯走到我跟前，我忙迎上去，一副激动的神态（我不是装的），说：“谢谢市长！今天真高兴！”市长说：“看到你们联手合作，我也高兴。但愿你们能够合作成功，为石河子教育发展起到开拓性的作用。小赵有没有信心？”“有市长支持，我有信心。”副市长一饮而尽，几个小姑娘搀着副市长走出包厢。宋总只是象征性地站了站就坐下了，看来他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重新落座，我主动和宋总碰了一杯。宋总笑眯眯地看着我，“你准备在校长位置上干多久？”
“那就看领导的意图了。”
“你就不准备再上一层了？”
“哪有那样的好事？我这个位置要不是局里的同学帮着说话，门儿都没有。”我是实话实说。
“再上一步，我能帮你。”宋的甘肃腔挺重。我不太相信，我怀疑他的目的。
“公家的事干不得，干好了没人说你好，干不好收拾你的人多了去了。这次‘平反’让我重回学校，我不干。我现在拿着退休金干自己的事，多痛快，干好干坏都是我的，谁能说我个屁。”
“这些年我见得多了，那些老干部受过多少罪，现在当高官了，有权了，但有钱吗？没有，他们能心甘吗？他们挣不上，他们会想着法子让自己的儿女挣。你知道咱们农八师那个首长吧，他一张条子批出去能挣多少吗？百分之三十。连窝都不换，他儿子就是干农副产品生意的。你们都知道我有钱了，羡慕我，我是一点一点挣来的；他们简直就是天上往下掉，拦都拦不住。我妒嫉他们，我更羡慕他们，谁打的江山谁就有资格享受江山，要不是，谁愿意保江山万年红呢！”
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是好过了，什么都不要票了，白面、大米尽着吃了，但是市面上传说的“双规制”、“官倒”、“高干子女经商”也是触目皆是。这次吃饭，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陪客是纺织厂搞经销的，他说：“厂里的棉纱紧张得一塌胡涂，能批出一吨要厂长签字，再多就必须师领导批。每天内地等货的人能排出大队。有一天，一个中央某首长的女儿拿着自治区老领导的一张批条，按计划内价格开出去一百吨，拿出去加价百分之五十，那些内地工厂都会一抢而空，能造就出几百几千个万元户！我当时的工资是二百五十来元，一台14寸彩电的价格是一千二百来元，而且市场上很难买到。”
宋总又说：“石河子几个国营大厂现在很红火吧，但是别急，早晚都得垮掉。”
“我不信，你别忘了，咱们可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国家。”我不屑他的邪说。
“糖果现在缺不缺？”
“不缺，满街都是，价格还便宜。”
“石河子食品厂呢？停业整顿了。我们吃的糖果全是内地个体户生产的，他们的产品物美价廉，国营企业斗不过，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我说：“纺织厂、毛纺厂、糖厂这几个在大西北也数得上的国营大厂，照你的意思，也会垮吗？”
“当然，不信走着看。你说这些厂长们辛辛苦苦就满足自己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吗？工人们爱厂如家，家能让他们过上吃大鱼大肉的日子吗？只要给了机会，大有大的拿法，小有小的拿法，最后不拿空才怪！”
宋总的这句话我倒有点相信。我们家邻居大嫂是织染厂的工人，家里的毛巾用不完，还给了我们一摞，她直言告诉我，偷的，缠在腰上、塞进裤裆里带出来的。她说出来蛮理直气壮：“厂长胡批条子，得外快，我们就不能小打小闹一点儿？”
宋总借着酒劲劝我：“小老弟，想开点儿，那座商服楼投资全是我的，盖好后全由我买断，然后我返还学校一半收入。这个买卖不错吧，你学校丝毫不用出力，得一半钱，然后我送你个人一套门面房如何？”
“你如果有顾虑，我让某副市长给你批个条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真要答应了，学校的人还不把我骂死？正应了宋某人的话，干公家的活儿，干好了没人念好；干坏了，唾沫还不把你淹死？我还没坏到当“卖国贼”的份上。当面我只能回答，回去和大家商量了再说。
后来又有几次交谈，他已经很放得开了，毕竟场面上混久了，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曾直言告诉我，他要这幢商服楼根本不为经营。他说：“你那几百平方就算位置好，能赚几个钱？我是拿它当礼品送人的。我要拿房子换‘条子’，懂吗？”“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折腾一下，不直接给钱得了，何必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呢？”宋某人“嘿嘿”瞅着我笑了，“我给你送一大堆钱，你敢收吗？”“不敢！”我自忖没这个胆，再者，我真敢伸手，还怕这些个“商人”有一天把我卖了。宋某看透了我的心思，“对了，我把钱换成房产，再低价卖给你，你还怕吗？”噢，我明白了，高招，实在是高！我不服不行。官场上赌钱成风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借酒劲我冒昧问了一句：“你说你这几年做生意就没亏过，你能告诉我诀窍吗？”问完我有点后悔，真傻，他能告诉我吗？宋总倒没回避：“小老弟，现在提倡市场经济了，有人说跟着市场走没错。屁，我们现在的市场根本不是自然形成的，你跟不上，跟市场你连个热屁都闻不上。我的观点是跟人，到哪跟哪，我瞅准的当地几个大公司都是有高干子女背景的大公司，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我说：“那你不是典型的跟着喝汤吗？”“你错了，他们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市场就是他们。前些日子彩电不紧张吧，我就发现这些公司在囤积彩电，我冒险也购进了一批，当然比人家是小菜一碟。现在怎么样？你在市场上能买到彩电吗？我们胃口不大，悄悄跟紧这批‘衙内’，他们永远都不存在失败，他们干啥我干啥，他们转行我也转行，就是每次喝口汤，我比同类都强多了！当然啦，他们升官、留洋、贩军火我是没法跟了。”宋总说后自嘲地又“嘿嘿”一笑。
我碰上了一个难缠的主，之后又有几次谈判都没有谈成。我最后的底线是经过校务会讨论过的，六四分成，房产不能卖，宋总当然不干了。副市长、局领导都给我打过电话，虽不明说，意思我是明白的。我只好打着集体决定的招牌往后拖。过了半年，幸福路要开发，宋总给我打电话说投资的事算了，他准备转移到幸福路改建工程上去。我听后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老天长眼，再耗下去我必定大败而归，我确实怕宋总后面的那一帮人。临走，宋总又请我吃了顿饭，他深情地表示要给母校捐一样值钱的东西。我说：“你要真心捐，我希望你能捐几台电视机。”宋总摇摇头说：“我只捐一样东西，你如果不想要就算了。”白给的东西为什么不要？我说：“行，是什么东西？”“鼓号队全套设备。”我一听大吃一惊，这比几台电视机值钱啊！我忙说：“行，行，谢谢你。”
宋总没食言，第二天带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到乌鲁木齐采购，大约花了十万元。
至于他为什么执意要送鼓号队全套设备，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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