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与人斗其乐无穷”
棉采站的经验给我和老娘上了一课。老爹的事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免得让人家“引蛇出洞”再搭进去一个。这些天老娘也没闲着，经常深更半夜摸出一包东西，一天晚上，她悄悄跑到林带把它烧了。烧了什么，回来也不说，我心里明白，老娘未雨绸缪，有远见，周围已经有好多家让工作队给抄了。文革初期“破四旧”我们这帮红卫兵也抄过家，那时大多无人组织，随心所欲，是冲着当权派和四类分子的四旧物品、财产去的。现在的抄家是组织行为，只要家里有人有问题，说不定哪天就打上门来了，除了钱财，主要是查找反革命证据。历史的、现行的好多线索都是在家里发现的。我们家虽然一贫如洗，但我知道，旧社会我爷爷穿着长袍马褂的遗像，父母披婚纱的结婚照，还有几年来亲属们往来的信件等等，不处理掉不行，一旦出事了，后悔都来不及。
刀悬在头上的日子不好过。走到外面时不时也能遇上单位革委会组织一群“红袖章”们提着棍棒抄家、抓人、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场面。窝在家里提心吊胆，看看外面，让人又胆战心惊。以前我也参加过斗人的事，回想起来，当时真是一种行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感觉。眼下，时过境迁，看别人斗别人，心态变了，纯粹是看人间戏剧，看世态炎凉，感受“红色恐怖”。
那天商业处在家属区开现场批斗会，把一串“牛鬼蛇神”拉到家属院，说是深入群众，触及灵魂，其实就是把他们弄到亲属、邻居面前扫扫威风，让你丢人现眼，日后无脸见人，谓之批倒批臭。被批斗的那些人大多是我父母单位的各级领导，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我都称叔叔、伯伯们的人物，一种好奇心使我围了上去。
看热闹的人大部分是小孩，再有就是被赶来观战的家属。第一个推到台子上的是商业处梁副处长，四十来岁，住在我家前排。他五十年代自流来疆，靠苦干加乖巧挣上的现在位子。这类人政治根底
经不住推敲，后来爬得快，也可能有些不地道的手段让人妒嫉，文革初期就被揪出来挂上了黑牌子，让人斗过来斗过去，早已练成了“滚刀肉”。据说刚开始梁副处长还较真，人家揭发他几条罪状，他就和人家强辩几条，谁知人家压根不尿这一套，换来一顿拳打脚踢，“坐飞机”、“站板凳”后就学乖了。再说，周而复始，又不是他一个人，谁愿意听他申辩？后来就“论堆了”，你们说什么他就认什么，你们没说到位的，他自个往头上扣屎盆子，扣大发了，反而没人当真了。那天活脱脱重演了这出“戏”。
问：你一个河南农民，流窜到新疆，政治目的是什么？
答：我上学的时候看地图，发现苏修离新疆最近，为了方便里通外国，一九五六年带上老婆、孩子就盲流来了。
问：你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答：就是近学蒋介石、汪精卫，远学那个宋朝的秦什么？群众喊：“秦桧。”对，是秦桧。把中国卖给苏修好过上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我是大汉奸、卖国贼，罪该万死，永世不得翻身！
说着，梁副处长自己跳下台子，一下跪在地上，再也不见起来。主持人暗自发笑，跑过去朝梁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气呼呼地说：把他拉下去，写交待材料。上来两个大汉，连拉带扯地把梁副处长拖出了人群。
人群中一个妇女悄声自语：“这个河南溜光锤又滑过去了。”我忙接上话：“我家伙认这么大的罪，还不该杀头啊！”因为我想起了陈瘸子的事。“可能吗？他想卖国，能卖得动吗？”妇女说完嘿嘿一笑走了。
其他几个走资派、右派、反革命之类的人物批斗也顺利，这些个人大多是老运动员，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出多少痛苦和恐惧；旁边的几个打手也属于打腻了的一类，没有显示多少激情。我准备退场了，好多人也挤出了人圈子。突然一声惨叫，紧接着有人喊：“我没有反党。”人们又寻声围上去，被打翻在地的人姓李，是商店经理。这个人四十年代上过大学，后来在国民党军队总务上干活，不久和平起义，一直在商店工作，没换过单位。人长得高大魁梧，一表人才，也住在这个院内。听我妈说过，李经理有本事，双手打算盘飞快，还不带错，店里盘点、清账，出了问题解决不了，只要把他请来，把账本、盘点表拿给他查，三下五除二，准能点出问题所在，让你心服口服。这个人平时待人不冷不热，说不上什么架子，人们服他，但不怎么亲近他。
刚才一声“我没有反党”是李经理喊出来的。批斗会上其他“牛鬼蛇神”低头弯腰，一副认罪温顺的样子，唯独他只低头不弯腰，比同伙高出一大截。主持人见他低头了，也就得过且过。本单位人都知道，此人打死不弯腰。运动初期，曾有人“老转”不信，硬要从他身上试试，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打人刑具全使上了，打得李经理血肉模糊，肋骨连断几根，硬没逼出一句讨饶的话来，临了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反党”，直到昏死过去。
本来批完李经理也就收场了，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在群众堆里冒出一句“李××把腰弯下来！打倒李××的反革命气焰！”这一嗓子就引来一些人起哄，坐在前面看热闹的几个小屁孩子又咋呼又向里面乱扔石子。主持人看乱了套，只好厉声喝斥道：“反革命分子李××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否则没有你好下场！”李经理抬眼瞟了瞟主持人，头一抬，眼一闭，依然如故。台下那个领头吆喝的家伙也不知哪来的邪火，抓过一根棍子，抢上台来，照着李的腰眼上就是一棍。李是多次受过伤的人，大叫一声：“我没有反党”，就扑倒在地。拿棍子的人还不解恨，又顺手给了一下，李身体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主持人也怕出人命，再仔细瞧瞧打人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文革前在商店当出纳，因做假账，曾被李经理处理到纺织厂当搬运工去了。主持人忙让人把这家伙拉出场外。此时人们的注意力全在李经理身上，全场静悄悄的。不一会儿，李扭动了一下身子，慢慢抬起了头，用手撑着地，挣扎着要站起来，起来一点儿，跌倒，再起来，再跌倒，连续数次，人群阵阵嘘声，其状惨不忍睹。什么是宁死不屈，我今天算领教了，只可惜发生在一个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敌人的人上，发生在解放二十多年后的和平时期。李经理是条汉子，可惜是共产党的人在拷打他，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折磨他，再时不时喊上一句“共产党万岁”那多精彩！
批斗会让人看着心颤，没等散场我就回家了。
晚上，前排梁副处长家后窗传来阵阵炖鸡的香味，我妈说：“准是梁副处长老婆为丈夫补身体呢，经常这样。”怨不得人家久经沙场还红光满面，马无夜草不肥啊！正应了古人的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们家的晚饭就简单多了，亏我弟弟们本事大，家里一滴清油都倒不出来了，照样烙出包谷饼子、炒出菜来。一个月每人二两油，百分之九十的杂粮，能填饱肚子都算很不错了，定量根本不够吃，每到月底全靠我妈向单位饭量小的女同志要一些剩余杂粮票来，或者用白面1∶2换回杂粮供我们一窝兄妹充饥。邻居中经济条件差、子女多的家庭，情况也大致和我家差不多。也有过得好的，被斗的梁副处长家就没见怎么吃过杂粮，他家几个孩子经常拿出来吃的是大白馒头，听说人家有个开汽车跑运输的叔叔捣腾来的。
人比人气死人，大家也不怎么眼红，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将来，过去在学校闹革命，整天批啊斗的，总觉得只要紧跟伟大领袖，总有一天会过上好日子。什么是天堂？灌到我们脑子里的天堂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想吃什么有什么。那一代人可能都是这么想的，现在苦一点没什么，只要埋头苦干，好日子就在眼前。父母这辈人绝大多数都是这么想、这么干的。他们把工作和劳动看得异常神圣。记得小时候看到父母吵架哪怕再水深火热，但凡到了上班时间，你放心，多一分钟也不恋战，留下一句话：“你等着，下班再说！”就急匆匆地走了。平时除了日常家务事能絮叨不完，最多还是交流工作信息，谈怎么把某项工作干好的事。那时候，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大人们不管干什么工作，好像不完全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按劳取酬，而是理所当然的一种奉献，是实现美好理想、幸福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或者说是感染大的，原本也该顺着这条路一步步继续走下去——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
下农场实打实地干了几年，别说父辈们离美丽的理想越来越遥远；就是我们自己越想，指望也越不大。
这些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宣传鼓动，就凭我的感受，农场职工的劳动心态、劳动质量，要想提高生产力，那跟做梦差球不多。也不知道是世道改变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世道，嘴上的功夫都有一套，什么大公无私，连队为家，舍己为公，解放全人类，支援亚非拉等等，真要接触到切身利益，说的、想的、干的绝对不是一回事。我自己坦白承认，连队生产好坏，于我和我们大家没有多大关系。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自问：人如果都当和尚不撞钟，是个混混，地里的活谁干？人们都吃什么？
我如果死命干，就像吴大胡子一样，一本正经地干，别人都不干，我们少数人又能起什么作用？最后我们又能吃上什么？
就算我们大伙齐心协力地干，上面的领导瞎球指导，就像前年“革命化战胜机械化”，丰收的战果遭塌完了，我们大伙又能吃什么？
有人说，我们才是土地的主人，甚至是社会的主人。什么是主人？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实际上我们只有干活的份儿，何曾做过土地的主？我们能决定土地种什么吗？我们能决定土地产品的分配权吗？我们没法相信，但是有人相信，像吴大胡子那一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他们相信，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土地的主人。道理很简单，土地是国家的，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顺理自己就是土地的主人。如此单纯的信念，让他们虔诚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了大半辈子。我记得文革前有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长年奔波的老人，看着挂在眼前的一条鱼，加快脚步地去追，骑在老人脖子上的一个小人正用杆子挑着这条鱼，老人的眼神中充满了希望……
翻开中国历史，充斥字里行间的农民起义、军阀混战，打来打去都是为了夺取土地，争抢土地的所有权、支配权。
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土地归国家所有，“均田”就是“授田”，分“私田”、“公田”。“私田”五十亩归奴隶使用，产品归己。“公田”五亩无偿耕作，归奴隶主。《诗。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奴隶制末期，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开始瓦解，原因很简单，土地不属于我的，我自然无心恋土，“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诗。齐风。甫田》）地是国家的，我看着它野草茂盛，有一种兴灾乐祸的感觉。制度落后了就要挨饿，挨饿的人多了就会变革。秦王朝的商鞅变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准许土地买卖。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地租形式的改变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至少他们认为总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土地。
《墨子。非命》写道：“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这么怪，原本为了争夺土地而进行的农民造反或其它名目的战争，在建立了政权之后，又自然而然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成了“烧砖的住草房，种地的喝清汤，织布的没衣裳”，于是又造反又革命，此起彼伏，你生我灭。自隋之后，凡举大业者，无不以“耕者有其田”作为一面大旗挥舞。明末农民军领袖李闯王提出比“有其田”更响亮的口号“免粮”。民谣唱：“吃他娘，喝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最彻底当属近百年百万工农齐奋起的中国革命战争，史称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打土壕，分田地，激励了无数的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如果不抬扛的话，我敢说当初大部分革命前辈赴汤蹈火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超不出“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范围。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土地，要过上自己能够支配的生活。
新中国初期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日子普遍好过多了，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能够感觉到这种成果。我们家人口多，属于芸芸众生的普通家庭，大的富裕谈不上，一般情况下大米、白面还是能够吃饱的，记忆中市面上各类生活物品还算丰富多样。可惜好景不长，以后搞什么合作社、人民公社，逐步把分给农民还没等捂热的土地又统统收归国有，特别是一场大跃进运动统购统销，粮食定量，一切凭票后，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日子却越来越差了，能落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了。有资料说：“大跃进后农牧业产品大都退到了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及一九五一年的一半，新中国十年等于白干。而新中国人口增加了1。2亿。”
全民所有的制度、大一统的管理模式都是以人民当家作主说事的。“人民”在这里是个泛泛的概念，“人民”是个集合体，你可能是其中的一分子，但你不能自称人民或代表人民。还有“主人”和“公仆”这之间的关系描述也让人费解。这些政策性很强的理论越琢磨越糊涂，谁要想把它弄清楚或者企图帮助“人民”把“当家作主”的事弄清楚，这些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用铁与血的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好果子等着“好事者”们吃。
样板戏《沙家浜》有一段经典对话，土匪司令胡传魁对刁德一说：“这个军队我当家。”刁德一对答：“这个军队是你当家，但是皇军要当你的家！”胡传魁傻了眼。
大家都想当主人，自古以来穷人最想当主人，大凡最后当成主人的人，就没有一个穷人了。
大家都是主人，都在当家作主，就是小家庭也不可能，国家这么大更别说了，但总有真正当家的人存在，那么这类人应该放在什么阶层，是算主人呢，还是仆人？有如此疑问的人可能不只我一个。
棉采站的经验给我和老娘上了一课。老爹的事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免得让人家“引蛇出洞”再搭进去一个。这些天老娘也没闲着，经常深更半夜摸出一包东西，一天晚上，她悄悄跑到林带把它烧了。烧了什么，回来也不说，我心里明白，老娘未雨绸缪，有远见，周围已经有好多家让工作队给抄了。文革初期“破四旧”我们这帮红卫兵也抄过家，那时大多无人组织，随心所欲，是冲着当权派和四类分子的四旧物品、财产去的。现在的抄家是组织行为，只要家里有人有问题，说不定哪天就打上门来了，除了钱财，主要是查找反革命证据。历史的、现行的好多线索都是在家里发现的。我们家虽然一贫如洗，但我知道，旧社会我爷爷穿着长袍马褂的遗像，父母披婚纱的结婚照，还有几年来亲属们往来的信件等等，不处理掉不行，一旦出事了，后悔都来不及。
刀悬在头上的日子不好过。走到外面时不时也能遇上单位革委会组织一群“红袖章”们提着棍棒抄家、抓人、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场面。窝在家里提心吊胆，看看外面，让人又胆战心惊。以前我也参加过斗人的事，回想起来，当时真是一种行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感觉。眼下，时过境迁，看别人斗别人，心态变了，纯粹是看人间戏剧，看世态炎凉，感受“红色恐怖”。
那天商业处在家属区开现场批斗会，把一串“牛鬼蛇神”拉到家属院，说是深入群众，触及灵魂，其实就是把他们弄到亲属、邻居面前扫扫威风，让你丢人现眼，日后无脸见人，谓之批倒批臭。被批斗的那些人大多是我父母单位的各级领导，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我都称叔叔、伯伯们的人物，一种好奇心使我围了上去。
看热闹的人大部分是小孩，再有就是被赶来观战的家属。第一个推到台子上的是商业处梁副处长，四十来岁，住在我家前排。他五十年代自流来疆，靠苦干加乖巧挣上的现在位子。这类人政治根底
经不住推敲，后来爬得快，也可能有些不地道的手段让人妒嫉，文革初期就被揪出来挂上了黑牌子，让人斗过来斗过去，早已练成了“滚刀肉”。据说刚开始梁副处长还较真，人家揭发他几条罪状，他就和人家强辩几条，谁知人家压根不尿这一套，换来一顿拳打脚踢，“坐飞机”、“站板凳”后就学乖了。再说，周而复始，又不是他一个人，谁愿意听他申辩？后来就“论堆了”，你们说什么他就认什么，你们没说到位的，他自个往头上扣屎盆子，扣大发了，反而没人当真了。那天活脱脱重演了这出“戏”。
问：你一个河南农民，流窜到新疆，政治目的是什么？
答：我上学的时候看地图，发现苏修离新疆最近，为了方便里通外国，一九五六年带上老婆、孩子就盲流来了。
问：你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答：就是近学蒋介石、汪精卫，远学那个宋朝的秦什么？群众喊：“秦桧。”对，是秦桧。把中国卖给苏修好过上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我是大汉奸、卖国贼，罪该万死，永世不得翻身！
说着，梁副处长自己跳下台子，一下跪在地上，再也不见起来。主持人暗自发笑，跑过去朝梁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气呼呼地说：把他拉下去，写交待材料。上来两个大汉，连拉带扯地把梁副处长拖出了人群。
人群中一个妇女悄声自语：“这个河南溜光锤又滑过去了。”我忙接上话：“我家伙认这么大的罪，还不该杀头啊！”因为我想起了陈瘸子的事。“可能吗？他想卖国，能卖得动吗？”妇女说完嘿嘿一笑走了。
其他几个走资派、右派、反革命之类的人物批斗也顺利，这些个人大多是老运动员，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出多少痛苦和恐惧；旁边的几个打手也属于打腻了的一类，没有显示多少激情。我准备退场了，好多人也挤出了人圈子。突然一声惨叫，紧接着有人喊：“我没有反党。”人们又寻声围上去，被打翻在地的人姓李，是商店经理。这个人四十年代上过大学，后来在国民党军队总务上干活，不久和平起义，一直在商店工作，没换过单位。人长得高大魁梧，一表人才，也住在这个院内。听我妈说过，李经理有本事，双手打算盘飞快，还不带错，店里盘点、清账，出了问题解决不了，只要把他请来，把账本、盘点表拿给他查，三下五除二，准能点出问题所在，让你心服口服。这个人平时待人不冷不热，说不上什么架子，人们服他，但不怎么亲近他。
刚才一声“我没有反党”是李经理喊出来的。批斗会上其他“牛鬼蛇神”低头弯腰，一副认罪温顺的样子，唯独他只低头不弯腰，比同伙高出一大截。主持人见他低头了，也就得过且过。本单位人都知道，此人打死不弯腰。运动初期，曾有人“老转”不信，硬要从他身上试试，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打人刑具全使上了，打得李经理血肉模糊，肋骨连断几根，硬没逼出一句讨饶的话来，临了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反党”，直到昏死过去。
本来批完李经理也就收场了，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在群众堆里冒出一句“李××把腰弯下来！打倒李××的反革命气焰！”这一嗓子就引来一些人起哄，坐在前面看热闹的几个小屁孩子又咋呼又向里面乱扔石子。主持人看乱了套，只好厉声喝斥道：“反革命分子李××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否则没有你好下场！”李经理抬眼瞟了瞟主持人，头一抬，眼一闭，依然如故。台下那个领头吆喝的家伙也不知哪来的邪火，抓过一根棍子，抢上台来，照着李的腰眼上就是一棍。李是多次受过伤的人，大叫一声：“我没有反党”，就扑倒在地。拿棍子的人还不解恨，又顺手给了一下，李身体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主持人也怕出人命，再仔细瞧瞧打人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文革前在商店当出纳，因做假账，曾被李经理处理到纺织厂当搬运工去了。主持人忙让人把这家伙拉出场外。此时人们的注意力全在李经理身上，全场静悄悄的。不一会儿，李扭动了一下身子，慢慢抬起了头，用手撑着地，挣扎着要站起来，起来一点儿，跌倒，再起来，再跌倒，连续数次，人群阵阵嘘声，其状惨不忍睹。什么是宁死不屈，我今天算领教了，只可惜发生在一个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敌人的人上，发生在解放二十多年后的和平时期。李经理是条汉子，可惜是共产党的人在拷打他，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折磨他，再时不时喊上一句“共产党万岁”那多精彩！
批斗会让人看着心颤，没等散场我就回家了。
晚上，前排梁副处长家后窗传来阵阵炖鸡的香味，我妈说：“准是梁副处长老婆为丈夫补身体呢，经常这样。”怨不得人家久经沙场还红光满面，马无夜草不肥啊！正应了古人的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们家的晚饭就简单多了，亏我弟弟们本事大，家里一滴清油都倒不出来了，照样烙出包谷饼子、炒出菜来。一个月每人二两油，百分之九十的杂粮，能填饱肚子都算很不错了，定量根本不够吃，每到月底全靠我妈向单位饭量小的女同志要一些剩余杂粮票来，或者用白面1∶2换回杂粮供我们一窝兄妹充饥。邻居中经济条件差、子女多的家庭，情况也大致和我家差不多。也有过得好的，被斗的梁副处长家就没见怎么吃过杂粮，他家几个孩子经常拿出来吃的是大白馒头，听说人家有个开汽车跑运输的叔叔捣腾来的。
人比人气死人，大家也不怎么眼红，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将来，过去在学校闹革命，整天批啊斗的，总觉得只要紧跟伟大领袖，总有一天会过上好日子。什么是天堂？灌到我们脑子里的天堂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想吃什么有什么。那一代人可能都是这么想的，现在苦一点没什么，只要埋头苦干，好日子就在眼前。父母这辈人绝大多数都是这么想、这么干的。他们把工作和劳动看得异常神圣。记得小时候看到父母吵架哪怕再水深火热，但凡到了上班时间，你放心，多一分钟也不恋战，留下一句话：“你等着，下班再说！”就急匆匆地走了。平时除了日常家务事能絮叨不完，最多还是交流工作信息，谈怎么把某项工作干好的事。那时候，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大人们不管干什么工作，好像不完全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按劳取酬，而是理所当然的一种奉献，是实现美好理想、幸福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或者说是感染大的，原本也该顺着这条路一步步继续走下去——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
下农场实打实地干了几年，别说父辈们离美丽的理想越来越遥远；就是我们自己越想，指望也越不大。
这些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宣传鼓动，就凭我的感受，农场职工的劳动心态、劳动质量，要想提高生产力，那跟做梦差球不多。也不知道是世道改变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世道，嘴上的功夫都有一套，什么大公无私，连队为家，舍己为公，解放全人类，支援亚非拉等等，真要接触到切身利益，说的、想的、干的绝对不是一回事。我自己坦白承认，连队生产好坏，于我和我们大家没有多大关系。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自问：人如果都当和尚不撞钟，是个混混，地里的活谁干？人们都吃什么？
我如果死命干，就像吴大胡子一样，一本正经地干，别人都不干，我们少数人又能起什么作用？最后我们又能吃上什么？
就算我们大伙齐心协力地干，上面的领导瞎球指导，就像前年“革命化战胜机械化”，丰收的战果遭塌完了，我们大伙又能吃什么？
有人说，我们才是土地的主人，甚至是社会的主人。什么是主人？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实际上我们只有干活的份儿，何曾做过土地的主？我们能决定土地种什么吗？我们能决定土地产品的分配权吗？我们没法相信，但是有人相信，像吴大胡子那一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他们相信，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土地的主人。道理很简单，土地是国家的，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顺理自己就是土地的主人。如此单纯的信念，让他们虔诚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了大半辈子。我记得文革前有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长年奔波的老人，看着挂在眼前的一条鱼，加快脚步地去追，骑在老人脖子上的一个小人正用杆子挑着这条鱼，老人的眼神中充满了希望……
翻开中国历史，充斥字里行间的农民起义、军阀混战，打来打去都是为了夺取土地，争抢土地的所有权、支配权。
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土地归国家所有，“均田”就是“授田”，分“私田”、“公田”。“私田”五十亩归奴隶使用，产品归己。“公田”五亩无偿耕作，归奴隶主。《诗。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奴隶制末期，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开始瓦解，原因很简单，土地不属于我的，我自然无心恋土，“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诗。齐风。甫田》）地是国家的，我看着它野草茂盛，有一种兴灾乐祸的感觉。制度落后了就要挨饿，挨饿的人多了就会变革。秦王朝的商鞅变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准许土地买卖。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地租形式的改变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至少他们认为总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土地。
《墨子。非命》写道：“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这么怪，原本为了争夺土地而进行的农民造反或其它名目的战争，在建立了政权之后，又自然而然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成了“烧砖的住草房，种地的喝清汤，织布的没衣裳”，于是又造反又革命，此起彼伏，你生我灭。自隋之后，凡举大业者，无不以“耕者有其田”作为一面大旗挥舞。明末农民军领袖李闯王提出比“有其田”更响亮的口号“免粮”。民谣唱：“吃他娘，喝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最彻底当属近百年百万工农齐奋起的中国革命战争，史称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打土壕，分田地，激励了无数的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如果不抬扛的话，我敢说当初大部分革命前辈赴汤蹈火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超不出“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范围。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土地，要过上自己能够支配的生活。
新中国初期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日子普遍好过多了，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能够感觉到这种成果。我们家人口多，属于芸芸众生的普通家庭，大的富裕谈不上，一般情况下大米、白面还是能够吃饱的，记忆中市面上各类生活物品还算丰富多样。可惜好景不长，以后搞什么合作社、人民公社，逐步把分给农民还没等捂热的土地又统统收归国有，特别是一场大跃进运动统购统销，粮食定量，一切凭票后，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日子却越来越差了，能落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了。有资料说：“大跃进后农牧业产品大都退到了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及一九五一年的一半，新中国十年等于白干。而新中国人口增加了1。2亿。”
全民所有的制度、大一统的管理模式都是以人民当家作主说事的。“人民”在这里是个泛泛的概念，“人民”是个集合体，你可能是其中的一分子，但你不能自称人民或代表人民。还有“主人”和“公仆”这之间的关系描述也让人费解。这些政策性很强的理论越琢磨越糊涂，谁要想把它弄清楚或者企图帮助“人民”把“当家作主”的事弄清楚，这些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用铁与血的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好果子等着“好事者”们吃。
样板戏《沙家浜》有一段经典对话，土匪司令胡传魁对刁德一说：“这个军队我当家。”刁德一对答：“这个军队是你当家，但是皇军要当你的家！”胡传魁傻了眼。
大家都想当主人，自古以来穷人最想当主人，大凡最后当成主人的人，就没有一个穷人了。
大家都是主人，都在当家作主，就是小家庭也不可能，国家这么大更别说了，但总有真正当家的人存在，那么这类人应该放在什么阶层，是算主人呢，还是仆人？有如此疑问的人可能不只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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